第2部分

    弗朗科·马里：大学生，埃莱娜大学时期最初几年的男朋友。


    中年


    -1-


    我上一次见到莉拉是五年前，二〇〇五年冬天，我们一大早就沿着大路散步。有很多年，我们在一起都找不到那种自在的感觉。只有我一个人在说话，我记得，她嘴里哼唱着什么，跟别人打招呼，但那些人根本就没有回应，偶尔有几次，她会用简短的感叹句打断我的话，但和我说的并没什么联系。那些年里，发生了很多糟糕的事情，有些事非常可怕，我们要找回之前的那种亲密感，就要说出我们内心的秘密，而我没有心力去讲，她倒是有力气说，但她不想说，可能她觉得说了也没用。


    无论如何，我依然很爱她，每次到那不勒斯，我都会尽量抽时间去看她。尽管，我不得不说，我有点儿害怕她。我们两个人都老了，她变化很大，我不停地发胖，需要不断地和自己的体重做斗争，她则一直都瘦得皮包骨。她留着短发，是她自己剪的，头发已经雪白了，她并非特意要这样，而是不在意这些。她脸上皱纹很多，越来越像她父亲老年时的样子。她笑起来有些神经质，声音有些刺耳，说话时声音太大。她不停地做手势，动作带着一种凶狠的决心，就好像要把眼前的楼房、街道、路人，还有我切成两半。


    我们走到小学门口时，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人气喘吁吁地超过了我们，对她大声喊道：教堂旁边的花坛里有一具女尸。我们加快脚步，走到小花园，莉拉把我拉到了围观的人群边上，很不客气地挤了进去。那女人侧身躺着，非常肥胖，身上穿着一件深绿色、样式过时的风衣。莉拉马上就认出她来，那是我们小时候的朋友——吉耀拉·斯帕纽洛，是米凯莱·索拉拉的前妻，我却没认出来。


    我已经有几十年没有看到过吉耀拉了，她那张漂亮的脸蛋已经毁了，脚踝变得很肥大，以前她的头发是黑色的，现在成了火红色，头发还是当姑娘时的长度，但非常稀疏，在松动的泥土上散开。她只有一只脚上穿着鞋子，是低跟的，很破旧；另一只脚上只穿着一只灰色的羊毛袜子，大脚趾破了一个洞，她的另一只鞋子在一米以外的地方，就好像在她试图踢开痛苦和恐惧时，鞋子从脚上滑落了。我当时忍不住失声痛哭，莉拉很厌烦地看着我。


    我们俩坐在距离花坛不远的一条长椅上，默默地等着有人把吉耀拉抬走。发生了什么事？她是怎么死的？我们当时都不知道。我们去了莉拉家里，也就是莉拉父母以前住的老房子，房子很小，她现在和她儿子里诺生活在那里。吉耀拉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我们谈到了她。莉拉说了吉耀拉的生活、她的心存幻想和阴险的性格，总之，没什么好话。但这时我没法专心听她说话，我想着那张倒在地上的侧脸，还有那稀疏的长发，能看到吉耀拉头颅上的白色头皮。有多少我们儿时的玩伴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他们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有时候是因为疾病，有时候是因为他们的神经承受不住生活的磨炼，或者因为他们被人放了血。我们俩在厨房里待了一会儿了，都有些倦怠，不想收拾桌子，最后我们没有收拾餐具，又出去了。


    那是一个晴朗的冬日，阳光使得周围看起来很清新。这个老城区和我们不一样，我们老了，而它保留了原来的模样。那些低矮的灰色房子依然矗立着，我们小时候做游戏的院子、大路、隧道黑漆漆的入口，以及那里的暴力，一切都没变。但城区周围的风景变了，以前那些发绿的池塘已经没有了，那家罐头厂的老厂房也消失了。在那些地方，修建了一些玻璃外墙熠熠生辉的摩天大楼，象征着过去我们从来没人相信的灿烂未来。在过去那些年里，我记下了这个城区的所有变化，有时候是带着好奇，有时候是漫不经心。小时候，我想象着在我们的城区之外，那不勒斯有一些非常神奇的地方，比如说，火车站的摩天大楼，在几十年之前曾让我觉得很震撼，它一层一层在增高，那时候，在火车站旁边，这个建筑的框架让我们觉得高极了。经过加里波第大街时，我总会惊异地对身边的人说：“你看看，这楼多高啊！”我对莉拉、卡门、帕斯卡莱、艾达和安东尼奥说，当时我和这帮朋友一直走向海边，走在富人区边上。我想，那栋楼上一定住着天使，他们一定能欣赏到整个城市的风景。如果能爬到那栋楼的顶层，我一定会很高兴。尽管它不在我们的城区里，但那是我们的摩天大楼，是我们看着它一天天增高，但后来这栋楼停工了。当我从比萨回到家里，火车站的那栋大楼已经不再是这个城市日新月异的象征，而是成了低效无能的巢窠。


    在那段时间，我觉得我们城区和那不勒斯其他城区没什么差别，罪恶从我们的城区蔓延到整个那不勒斯，没有任何地方得以幸免。每一次我回到那不勒斯，都会觉得这个城市像一潭烂泥，它无法承受季节的变化——寒冷和炎热，尤其是无法应对暴雨：不是加里波第广场被水淹了，就是博物馆前的走廊倒塌了，要么就是某些地方滑坡了，一直停电，那些黑黢黢的、充满风险的街道，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里。交通越来越混乱，路上坑坑洼洼，还有大片很难跨过去的水坑，下水道往外冒脏水，流得到处都是。山上全是新建的房子，非常不结实。脏水、垃圾和病菌都流入海里，腐蚀着地下的世界。人们因为得不到眷顾，因为腐败、欺压而死去，但每一次选举时，他们还是充满热情，支持那些让他们的生活变得难以忍受的政客。我下了火车，回到这个我曾经生活的地方，我一直都在说方言，表现得小心翼翼，就好像在说：我和你们是一起的，不要伤害我。


    大学毕业时，我一气呵成写了一部小说。出人预料的是：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这部小说变成了一本书。我出生的那个世界，让我觉得越来越糟糕了。这时候，在比萨或者米兰，我生活得很好，有时候，甚至会觉得很幸福；而在我的城市，我每次回家时，都会担心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让我无法逃离，我害怕会失去好不容易获取的东西。我担心再也见不到快要和我结婚的彼得罗，害怕被排除在干净整齐的出版社之外，再也接触不到高雅的阿黛尔——我未来的婆婆，她比我母亲更像一个母亲。在过去，那不勒斯已经非常拥挤了，加里波第广场、福尔切拉街、公爵街，还有拉维娜尼奥区、雷蒂费洛区，到处都挤满了人。在六十年代末，我觉得人群越来越拥挤，越来越蛮横失控，让人不堪忍受。有一天早上，我一直走到了迈佐卡农内街上，几年前，我在那条街上的一家书店当过售货员。我去那里，完全是出于好奇，我想看看，我吃过苦头的地方现在怎么样了，尤其是为了看一眼那里的大学，我从来都没有进过那所大学，我想拿那里和比萨高等师范比较一下，我甚至希望能遇到加利亚尼老师的几个孩子——阿尔曼多和娜迪雅，好向他们炫耀一下。但那条街道，还有大学校园都让我很焦虑，那里挤满了那不勒斯本地和来自整个南方的学生，他们都穿得很好，非常自信，吵吵嚷嚷，一方面表现得有些鲁莽，同时也有些羞怯。他们都挤在教室门口或教室里，在秘书处前面经常排着很长一条队，他们之间冲突不断。有三四个学生，在距离我几步的地方，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好像只是相互看着不顺眼就开始了对骂、拳打脚踢，都是脾气暴躁的男生，用一种我很难听懂的方言在对骂。我马上就离开了，我之前想象那儿是一个安全、充满理性的地方，但现在好像成了一个充满威胁的地方。


    总之，我觉得那不勒斯每况愈下，变得越来越糟糕了。进入雨季之后，这个城市又一次崩溃了，有一栋楼从中间倒塌了，就好像一个人靠在一把被虫蛀过的沙发扶手上，扶手塌了，造成了很多死伤。随之而来的是叫喊、斗殴、报纸上的唇枪舌剑。就好像这个城市的内心有一种无处发泄的怒火，她的内部喧腾着，起伏不定，表面有毒疮涌冒出来，内部则布满了毒药。她对所有人都充满仇恨：孩子、成人、老人、其他城市的人、北约的美国人、任何一个国家的游客，还有那不勒斯人。他们怎么能忍受这个混乱、充满风险的地方？在郊外、市中心、小山上，维苏威火山下面，到处都一样。圣约翰·特杜奇奥给我的印象真是太糟糕了，还有去那里的旅途、莉拉工作的工厂、莉拉自己——她儿子和她住的那套破房子，以及她和恩佐生活在一起，但还没有同床共寝——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太糟糕了！莉拉说，恩佐想学习电子计算机操作，她想帮他。她的声音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她想掩盖丑陋的圣约翰·特杜奇奥、香肠、工厂的味道以及她的处境，她装出一副很在行的样子，对我提到了一些机构，还有它们的简称：米兰国家计算机研究中心（CCSM）、计算机应用于社会科学苏维埃研究中心（CSACSS）。她想让我相信，在那不勒斯很快也会有这样的研究中心。我当时想：在米兰也许有可能，在苏联一定会有，但在这里不可能！这只是你脑子里无法控制的狂想，你现在还要把可怜的、忠心耿耿的恩佐也拉下水。


    离开这里！彻底远离这里！永远离开我们自出生以来所过的生活，要在一个一切皆有可能、有秩序的地方扎根，这就是我奋斗的目标，而且，我认为自己已经完胜了。


    但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我发现我错了！这世界上的事情一环套一环，在外面有更大的一环：从城区到整个城市，从城市到整个意大利，从意大利到整个欧洲，从欧洲到整个星球。现在我是这么看的：并不是我们的城区病了，并非只有那不勒斯是这样，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宇宙，或者说所有宇宙都一样，一个人的能力，在于能否隐藏和掩盖事情的真相。


    二〇〇五年冬天，那天下午，我和莉拉谈了这些事情，我带着一种决绝的语气，就好像在进行严厉的抨击。我想告诉她，她其实从小就已经明白这一点了，只是她从来都没有离开过那不勒斯，但我马上就觉得很羞愧，因为我从自己的语气里，听到了一个老女人让人不堪的怨气，我知道她讨厌我的语气。后来，她的确对我笑了一下，露出了老化磨损的牙齿，做了一个神经质的表情，说：


    “你在充当智者，想要揭示真理？你有什么意图？你要写我们？你想写我？”


    “没有。”


    “说实话吧！”


    “那太复杂了。”


    “你已经考虑过了，是不是？你还在考虑？”


    “有点儿。”


    “你要放过我，莱农！你要放过我们所有人。我们不值一提，我们应该消失，吉耀拉和我，所有人都不值一提。”


    “这不是真的。”


    她做了一个不满的表情，很难看，她眯着眼睛，用眼珠子审视着我，嘴唇半闭着。


    “好吧，”她说，“你实在想写，就写吧，你写吉耀拉，想写谁，就写吧，但不要写我，你要答应我，你要是敢写我的话……”


    “我谁都不写，也不写你。”


    “你要小心点儿，我盯着你呢。”


    “是吗？”


    “我会进到你的电脑里，看你的文件，会把文件删除。”


    “算了吧！”


    “你觉得我做不到？”


    “我知道你能做到，但我会保护自己。”


    她还是像之前那样，很邪恶地笑了。


    “但你防不住我。”


    -2-


    我一直无法忘记她最后说的那句话，那是她对我说的最后的话：“但你防不住我。”我已经写了好几个星期了，我没浪费时间去重读自己写的东西，我状态很好。假如莉拉还活着的话——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看着波河的水流冲击着伊莎贝拉公主桥的桥柱——她一定会忍不住来我的电脑里窥探，她会看到我写的东西。那个疯疯癫癫的老太婆，一定会因为我不听话而发火，她一定会介入，会修订，加入一些自己的东西，会忘记她对于“人间蒸发”的狂热。喝完咖啡，我洗了杯子，回到了写字台前，重新开始写作，我从米兰那个寒冷的春天接着写。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一天晚上，在一家图书馆里，那个戴着厚眼镜的男人，当着所有人的面，用讽刺的语气谈论我，还有我的书。我当时浑身发抖，语无伦次地回答了他的话。后来，尼诺·萨拉托雷忽然冒了出来，他一脸黑色的大胡子，我当时几乎没有认出他来，他用非常不客气的语气，抨击了那个对我说三道四的家伙。从那时候开始，我心里一直都在默默呼喊着他的名字——尼诺·萨拉托雷。我已经有多长时间没见到他了，有四五年了吧——我紧张得浑身发冷，但脸却滚烫。


    在尼诺说完了之后，那个男人举手示意要发言。很明显，他有些恼怒，但我过于激动，头脑混乱，没马上明白为什么他会恼怒。但我意识到，尼诺的发言把话题从文学转移到了政治上，而且他用了一种非常霸道，几乎有些失敬的方式。在当时，我没有太留心他们说的什么，因为我陷入自责，我无法原谅自己不能掌控住那种针锋相对的局面，我无法原谅自己在一些非常有文化的人面前语无伦次，虽然我口才不错。高中的时候，我就经历过这种对我不利的局面，那时候，我选择了尽量模仿加利亚尼老师，运用她的语气和语言。但在比萨的时候，面对更加咄咄逼人的对手，加利亚尼老师身为女性的楷模已经行不通了。弗朗科、彼得罗，所有出色的学生，当然还有高等师范那些优秀的老师，他们都用一种非常复杂的表达方式，他们写东西也非常考究，他们有很强的分析能力，有清晰的逻辑，那都是加利亚尼老师所没有的。这时候，我开始训练我自己，我想和他们一样，我感觉自己有时候能做到，我觉得我能运用自己的语言，能克服我面对这个世界时的种种不适，也能控制自己的情感，避免仓促、草率的表达。总之，我已经掌握了一种讲话和写作的方式，通过非常考究的用词，还有稳重、深思熟虑、紧贴主题的句子，以及干净、正式、高雅的文体，常会让我的对手无话可说。但那天晚上，事情并没有向着我所希望的方向发展。首先，阿黛尔和她的朋友们对小说进行解读，但后来那个戴着厚镜片眼镜的先生，让我觉得羞怯，我又被打回原形，又成了那个来自于贫民区的小女人，那个门房的女儿，操着一口的南方腔，很惊异自己能走到这一步，在那儿扮演一个年轻、有文化的女作家形象。最后，我失去了自信，我的表达变得紊乱，语无伦次。尼诺的出现，让我失去了所有控制，他对于我的捍卫，又一次证实了我的溃败，忽然间我失去了表达能力。我们都来自相同的环境，我们都非常努力地掌握了那种高雅的语言，但尼诺能非常从容地使用那种语言，不仅仅能很自如地反驳眼前的这个对手，而且能时不时地，在他觉得有必要时，在那种考究的意大利语里加入其他一些成分，而且是用一种潇洒、带着鄙视的语气，让人觉得，那个戴着厚镜片眼镜的老教授的腔调有些可笑。结果是，我看到那个老教授要发言，我想：他现在肯定非常生气，他之前批评了我的书，现在一定会用更糟糕的话来评判我、羞辱捍卫我的尼诺。


    但那个男人谈的是别的事情：他没有提到我的小说，再也没有提到我的书。他只是针对尼诺提到的一些话，尼诺虽然说了好几遍，但那不是他发言的核心，比如说——贵族般的傲慢、反权威文学。我只知道，让那个男人生气的是那段话里的政治影射，他不喜欢那些说法，他一改低沉的声音，用一种充满讽刺的假声重复了那些表达（因此，现在对于知识的自豪已经被定义傲慢，因此，就连文学也变成反权威的了？）然后他仔细地谈起了“权威”这个词。


    “感谢上帝，”他说，“要提防那些没什么教养的小年轻，他们对任何事情都会信口开河，他们会引用不知道是哪位轻狂大学教授说的蠢话。”他围绕着那个主题又说了很久，他是对着公众说的，都不是针对尼诺或者我。他开始针对坐在我旁边的那位年老的批评家，然后直接针对阿黛尔，那才是他最初的批判目标。“我并不是针对这些年轻人，”他总结说，“而是想指出，那些有学问的成年人，他们出于利益，见风使舵，追随那些愚蠢的时尚。”说到这里，他做出要离开的样子，低声说：“对不起，让一下，谢谢。”


    在场的那些人都站起来让他过去，虽然有些敌意，但都表现得有些漫不经心。这时候我彻底明白了：他是一个大人物，他那么重要，以至于阿黛尔也用一种有些沮丧的手势，很客气地说：“谢谢您，再见，您走好。”也许正因为他是一个大人物，让所有人吃惊的是，就在这时候，尼诺用一种霸道，甚至让人讨厌的方式展示出，他知道在和谁打交道，他称呼这个人为教授，他说：“教授，您去哪儿啊？请不要走。”尼诺腿很长，几步过去就站到了他面前，挡住了教授的路，他用那种新语言对教授说了些什么，在我的位子上，我有点听不清楚，也有些听不明白，但那些话应该像大太阳底下的钢丝一样明确。那位老先生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听，没有马上失去耐心，过了一会儿，他才做了一个手势，意思是：你让开一下。他向门口走去。


    -3-


    离开那张桌子时，我的思绪非常混乱。我很难相信尼诺真的在那里，在米兰的那间大厅里。看吧，他脚步沉稳，微笑着向我走来。我们握了握手，他的手非常热，我的手很冰凉。我们都说，经过那么长时间，能再见面真是开心啊。我知道，那天晚上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了，他现在站在我面前，真真切切，我非常激动，坏心情也逐渐平复。我把尼诺介绍给那个热情赞美了我的小说的评论家，我说，这是我在那不勒斯的朋友，我们是高中同学。这位评论家教授，虽然他刚才也受到了尼诺的影射和抨击，但他表现得很客气。他说，尼诺做得很好，刚才那个人的确应该那么对付，他非常热情地提到了那不勒斯，他对尼诺说话的语气，就好像尼诺是一个非常出色、值得鼓励的学生。尼诺解释说，他在米兰已经生活了多年，他在研究经济地理学，他微笑着说，他属于大学里等级最低的老师，也就是助教。他这话说得风趣，并没有他小时候身上的那种愤世嫉俗。我觉得，现在他像穿上了新盔甲，比我在上中学时迷恋的那层盔甲要轻盈一些，就好像他甩掉了那些不必要的负担，让他可以更优雅、更迅猛地出击。看到他手上没有戴婚戒，我松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阿黛尔的一位女性朋友走过来，让我在一本书上签名，这是一件让我很激动的事，第一次有人要我签名。我犹豫了一下，因为我不想错过尼诺，一小会儿也不想错过，但我也想改变一下我留给他的印象，让他觉得，我不再是那个笨手笨脚的傻姑娘。他在和那位老教授聊天——那位教授名叫塔兰塔诺——我很客气地接待我的那些读者。我想赶快签完名，但那些书很新，散发着油墨香，和我跟莉拉小时候在城区图书馆借的那些破旧难闻的书一点儿也不一样，我觉得不应该用圆珠笔匆忙地破坏这些新书。我炫耀着奥利维耶罗老师教给我的漂亮书法，写了一些精心构思的赠言，这让后面等待的几位太太很不耐烦。我在写赠言时，心跳得很快，我用眼睛瞄着尼诺，我很害怕他会离开。


    尼诺没有离开。现在阿黛尔也走到了他和塔兰塔诺教授跟前，他带着敬意和阿黛尔说话，同时也很潇洒。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高中时，尼诺在学校的走廊里和加利亚尼老师说话的情景，但转眼间，他就从之前那个出色的高中生转换成了眼前这个年轻男人。我满心感慨，当时他真不该走那段弯路，让我们所有人都很痛苦：伊斯基亚岛的大学生，我已婚的朋友的情人；那个迷失的男孩，藏在马尔蒂里广场上商店的厕所里；詹纳罗的父亲，但却从来没有见过那个孩子。当然，莉拉的闯入让他迷失了自己，很明显，在当时的情况下，那段经历只是一个插曲，尽管激动人心，对他的身心产生了很大影响，但那已经结束了，尼诺重新找回了自己，这让我很高兴。我想：我应该告诉莉拉，我见到尼诺了，他现在很好。但我最终还是改了主意：不，我不能告诉她。


    等我写完赠言，大厅里的人几乎都走光了。阿黛尔轻柔地拉着我的一只手，她赞扬了我，说我在介绍小说时讲得很好，在回应糟糕的发言时——她就是这么形容那个戴眼镜的男人的——也表现很好。她看到我否认了这一点（我很清楚，她说的不是真的），便让尼诺和塔兰塔诺作证，他们俩当然都说了我很多好话。尼诺最后甚至很认真地看着我说：“你们不知道，这姑娘在上高中时就非常聪明，读过很多书，而且非常勇敢，也很漂亮。”我觉得脸上发烫，这时候，他用一种温文尔雅的语气，风趣地说起了我早年和宗教老师的冲突。阿黛尔在那里听着，时不时笑一下。她说：“在我们家，大家马上就发现了埃莱娜的品质。”然后她宣布说，她在距离那儿很近的地方定了餐馆，要我们一起去吃晚饭。我有些忧虑，尴尬地嘟哝说，我累了，肚子不饿。我想让他们明白，我和尼诺已经很长时间不见了，我希望回宾馆前能和尼诺出去走走，聊一聊。我知道，那顿晚餐是给我庆祝，为了感谢塔兰塔诺支持这本书，如果我不去的话，实在很不应该，但我无法克制我自己。阿黛尔用一种讥讽的表情看了我一眼，她说，她当然也邀请我的朋友一起去，然后就好像要补偿我做出的牺牲似的，她神秘兮兮地说：“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我不安地看着尼诺：他会接受邀请吗？他说，他不想打扰我们，他看了一下手表，最后接受了。


    -4-


    我们离开了那家书店。阿黛尔非常谨慎，她和塔兰塔诺走在前面，我和尼诺跟在后面。我马上发现，我不知道对他说什么好，我担心一张口就说错话。尼诺打破了僵局，为了不冷场，他又一次赞美了我的书，然后用敬仰的语气提到了艾罗塔家人（他把他们定义为“意大利最重要、最文明的家庭之一”），他说他认识马丽娅罗莎（“她总是占据思想前沿，两个星期前，我们大吵了一架。”），他说他从阿黛尔那里得知，我和彼得罗订婚了，他对我表示恭喜。让我惊异的是，他表现得对彼得罗那本关于酒神崇拜的书很熟悉，尤其是，他带着敬意谈到了艾罗塔家的一家之长——圭多·艾罗塔教授。“他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男人。”他知道我已经订婚了，这让我有些不自在，我意识到，他对我的小说的赞美只是一个引子，让他得以赞美彼得罗全家，还有彼得罗的书，这让我更加不舒服。我打断了他的话，我问他现在怎么样，但他的回答很模糊，只是提到了他正要出版的一本小书，他觉得那本书写得很乏味，但他不得不将之出版。我接着问他刚到米兰时的生活，有没有遇到困难。他泛泛地回答了我，说到了他刚从南方来、口袋里没有一分钱时遇到的问题。他忽然问我：


    “你回那不勒斯生活了？”


    “目前是。”


    “在老城区生活？”


    “是的。”


    “我彻底和我父亲断绝了关系，我和家人也不再见面。”


    “真是遗憾。”


    “这样也好。只是再也没有莉娜的消息，让我觉得很遗憾。”


    我当时想：我错了，莉拉从来都没有从他的生命中消失，他来这个书店并不是因为我，而是为了打听莉拉的消息。我又转念一想：在这些年里，假如他真的想知道莉拉的消息，他一定能找到办法。我一时冲动，用一种不想再谈论此事的干脆语气说：


    “她现在离开了丈夫，和另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


    “她生了一个男孩还是女孩？”


    “一个男孩。”


    他做了一个不高兴的表情，说：


    “莉娜非常勇敢，甚至过于勇敢。但她没有办法接受现实，她没有办法接受别人，也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爱她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是非常痛苦的体验。”


    “什么意思？”


    “她不知道什么是献身。”


    “可能你太夸张了。”


    “不，她的确有很多问题：脑子和身体都有问题，性方面也是。”


    他说的最后那几个字——“性方面也是”，最让我感到惊异。尼诺对于他和莉拉的关系的评价居然是负面的？他刚才对我说的话，还涉及性的方面？这真让我感到不安。我看了看走在前面的阿黛尔和她朋友的黑黢黢的身影，我的不安变成了焦虑。我感觉，他提到性事也是一个引子，他现在一定是想要说得更明了一些。很多年前，斯特凡诺在他婚后也跟我说过类似的事，他对我说了他和莉拉之间的问题，但他说的时候，并没有提到性。我们整个城区的男人，在谈起自己爱的女人时，永远都不可能涉及性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帕斯卡莱给我讲他和艾达之间的性问题，这真是令人难以想象！更进一步说，安东尼奥更不可能和卡门或者吉耀拉，谈论我在性方面的问题。男人之间可以说这些事儿，而且是通过一种非常粗俗的方式，而我们姑娘家不在意这些，但男女之间是绝对不会谈论这些问题的。我感觉，尼诺——这个全新的尼诺，他认为和我谈论他和我的朋友莉拉之间的性关系，这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我觉得非常尴尬，马上就绕开了话题。我想，他提到的这些，我也不会告诉莉拉。这时候，我装出一副很潇洒的样子说：“都是过去的事儿，我们也不要太难过。说说你吧，你在研究什么课题？你在大学里的前景怎么样？你住在哪里？一个人住吗？”但我在说这些时，肯定是过于热烈了，他应该能感觉到，我回避了他的话题。他带着戏谑的表情，微笑了一下，正要回答，这时候我们到了餐馆，我们走了进去。


    -5-


    阿黛尔给大家分配了座位：我坐在尼诺旁边，在塔兰塔诺对面，她坐在塔兰塔诺旁边，尼诺对面。我们点了餐，这时候，我们的话题转到了那个戴眼镜的男人身上，他是一位意大利文学教授——我现在明白了——他长期给《晚邮报》撰稿，他是天主教民主党的人。无论是阿黛尔还是她的朋友，他们现在都彻底放开了，不像在书店里那样克制自己，他们畅所欲言。他们说了那个人的很多坏话，然后大力赞扬了尼诺，说他做得好，就是应该挤兑那个老头。尤其让他们觉得愉快的是那老头离开大厅时，尼诺对他说的话，那是他们都听到，但我没听到的话。他们每个字都记得，尼诺笑着说他不记得了。但后来那些话被复述出来了，也可能是当场改编的，大概是这么说的：您呢？为了捍卫权威，还有权威的言论，您甚至可以把民主搁置到一边。从那时候起，只有他们三个人在说话，谈得非常热闹。他们说到了间谍、希腊问题、秘密审判和酷刑、越南问题，还有意大利、欧洲甚至是全世界的学生运动的不成熟性，还提到艾罗塔教授在《桥报》上面发表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谈论的是大学里的教学和研究条件。尼诺说，他认同艾罗塔教授说的每个字。


    “我会告诉我女儿马丽娅罗莎，说您喜欢那篇文章，”阿黛尔说，“她觉得那篇文章写得很糟糕。”


    “马丽娅罗莎只热衷于这个世界不能给予她的东西。”


    “说得太对了，她就是这样。”


    我一点儿也不了解我未来公公的那篇文章，这让我很不自在，我在一旁默默地听着。在这之前，我先是要应付考试，然后是毕业论文，最后是那本匆忙出版的书，这些让我投入了大部分时间。对于这个世界在发生的事情，我只是了解了表面，我基本没有关注过学生运动、游行、冲突、受伤的人、被捕的人，还有流血事件。我已经离开大学了，关于大学里的情况，我只能通过彼得罗的抱怨得以了解，他在信中是这样描述学生运动的：“比萨发生的蠢事儿”。结果是，周围发生了很多事情，和我共餐的这些人对这些事都非常了解，尤其是尼诺，而我却不是很清楚。我坐在他旁边，听他说话，我们胳膊碰着胳膊，虽然只是隔着衣服的接触，但仍然让我很激动。他还是保留了对数字的热爱，他列举出了学校里注册的学生人数——简直太多了，还有学校校舍的真实容量，以及那些“权贵”的工作时间，那些人不是致力于教书、做研究，而是坐在议会里，要么给管理机构当顾问，要么是给私人企业当顾问。阿黛尔在那里听着，她的朋友也听着，时不时会插句话，他们提到一些我从来没听说过的人名。我感觉自己被排除在外。庆祝我的书出版，已经不是他们考虑的事儿了，我未来的婆婆似乎已经忘记了她提到的惊喜。我小声说，我离开一下，阿黛尔漫不经心地做了一个手势，尼诺还是热情洋溢地在说话。塔兰塔诺应该觉察到我有些烦了，他很小声地激励我说：


    “那您赶紧回来，我想知道您的看法。”


    “我没有什么看法。”我带着一个苍白的微笑说。


    这次他微笑了，说：


    “作家总能想出来一个。”


    “也许，我不是作家。”


    “是的，您是作家。”


    我去了洗手间。尼诺总是有能力向我展示，他一张嘴，就会显现出我的落伍。我应该接着学习了，我想，我怎么能这么放任自流呢？当然，假如我愿意的话，我也能带着一点儿热情，不懂装懂地迎合一下。我不能这样继续下去，我学了太多不重要的东西，而那些关键的知识，我却没掌握。我和弗朗科的故事结束之后，我逐渐失去了他传递给我的，对于世界的好奇心。和彼得罗订婚，对我也没有什么帮助，对他不感兴趣的东西，我也失去了兴趣。彼得罗和他父亲、母亲还有姐姐是多么不同啊！尤其是，他和尼诺是多么不同啊！也许对于他来说，我的小说都不应该写出来，他几乎是很不耐烦地接受了这本书，就好像它背叛了学术世界。哦，可能是我太夸张了，这都是我的错。我是一个很局限的女孩，我只能专注于一件事情，从而忽略其他事情，现在我要改变现状。在这场令人厌烦的晚饭之后，我会开始改变自己，我会把尼诺拉走，强迫他整个晚上都和我散步，我会问他，我应该看什么书，看什么电影，听什么音乐。我会拉着他的胳膊说：“我很冷……”这不完整的句子是含糊的暗示，我会隐藏自己的焦虑。我想，这可能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明天我会离开，再也见不到他。


    这时候，我带着怒火看着镜中的自己：满脸疲惫，下巴上有很多小痘，眼圈发青，这预示着我的月经快要来了。我又矮又丑，胸太大。我从开始就应该明白，他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我，他选择了莉拉，而不是我，这并非偶然。但结果呢？她在性方面有问题，尼诺是这么说的。我当时真不应该改变话题，我应该展示出我的好奇，让他继续说下去。下次假如他再提起这事儿，我应该更开明一点，我会对他说：“我想问一下，一个女孩子性方面有问题是什么表现？”我会解释说，假如有必要的话，我会纠正自己，不知道这是不是可以纠正。我带着一丝恶心，想到了我和他父亲在玛隆蒂海滩上发生的事情，也想到了我和弗朗科在比萨大学宿舍的小床上的性爱。在那些时候，我是不是也做了一些错误的举动，他们也觉察到了，但他们没有告诉我？假如那天晚上我和尼诺上床，我还是会犯一样的错误。他也会想，我跟莉拉一样也有问题。他会不会背着我，和我在比萨高等师范的朋友谈论这个问题，甚至是和马丽娅罗莎谈论这个问题？


    我意识到，他的那些话太冒犯人了，我不得不指责他。我应该告诉他，从那场他评价很差的性关系里，产生了一个孩子，那就是小詹纳罗，他非常聪明。我应该说，你这样说是不对的，问题不能简化为谁在性方面有问题，莉拉为了你，已经毁掉了自己。我决定，当我摆脱了阿黛尔和她的朋友，尼诺陪我到宾馆时，我会跟他说这些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