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部分

    出发去比萨的前一天，我才对我的家人说我要去比萨参加考试。“假如他们录取我的话，”我宣布说，“那我就去上学，不用花家里一分钱。”我是用意大利语说的，说得很坚定，就好像说方言会让这些话变得没有分量，就好像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弟弟妹妹不应该也不能明白我正在做什么。实际上他们听我说这些，显得很不自在，我觉得在他们眼里，我已经不是我了，是一个在不合适的时候来家里做客的外人。最后我父亲说：“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但是你要记住，我们没办法帮助你。”然后，他就去睡觉了。我的小妹妹问能不能和我一起去。我母亲什么都没有说，但在离开前，她在桌子上给我放了五千里拉。我盯着那些钱，看了很长时间，我没有碰那些钱，就好像我要拿着这些钱去挥霍，做一些任性的事情。最后，我还是突破了自己的心理屏障，我想：这是我挣的钱！我把钱收下了。


    我是第一次离开那不勒斯，离开坎帕尼亚大区。我发现我害怕所有东西：我害怕坐错火车；害怕尿急但找不到厕所；担心如果天黑了，我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会迷路，担心会被偷。和我母亲一样，我把所有钱都放在文胸里了，有好几个小时，我都在惴惴不安中度过，同时我又莫名其妙地感觉到自由。


    我觉得一切都好起来了——除了考试，那位染着天蓝色头发的老师没告诉我，这次考试要比高中毕业考试难，尤其是拉丁语，对于我来说简直太难了，但那只是冰山一角：每一场考试对于我的才能都是一种残酷的考验。我开始拖泥带水、结结巴巴，我常常假装我知道答案，但就是说不出来。语文老师对我的态度很糟糕，就好像我的声音也会让他厌烦，他说：“这位小姐，您在写议论文的时候，根本不是在议论，而是在信口开河；我看到您非常大胆地谈及了一些问题，但根本无视文章该有的结构。”我觉得很沮丧，信心尽失，那位老师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满脸讥讽地看着我，他让我谈一谈最近我读的书。我想象他当时说的是某个意大利作家的作品，但我当时没有明白，我紧紧抓住了掠过我脑子的东西——只有在琪塔拉海滩上读的塞缪尔·贝克特的丹·鲁尼，我开始谈了起来，那个盲人丹·鲁尼尽管已经瞎了，但他还想成为聋子和哑巴……老师嘲讽的表情，渐渐变得不安和惶惑起来，他很快就打断了我，把我交给了历史老师。情况并没有好转。历史老师问了我一系列问题，都非常详尽。到最后，我从来都没有感觉到自己像那时候那样无知，甚至在我学习最差、考试成绩最糟糕的那些年，我的处境也没有那么窘迫。我能回答所有问题，但都是用一种非常笼统的方式。一旦他问我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我就会回答不上来。最后他满脸嫌弃地问我：“除了简单的学校课本之外，你从来都没有读过别的书吗？”


    我回答说：


    “我研究了民族国家的概念。”


    “你记不记得书的作者？”


    “费德里克·查波德。”


    “我们听听你看懂了多少。”


    他仔细地听我讲了几分钟，忽然间就让我停了下来，让我感觉到自己说了很多蠢话。


    我哭了很长时间，觉得因为轻率，我亲手丢掉了自己的前途。然后我想：我这么绝望是很愚蠢的，我知道自己从来都不是真的出色。莉拉才是真的出色，尼诺也是真的出色。我只是虚荣而已，现在好了，我受到了惩罚。


    但实际上，后来我通过了考试。我将会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一张自己的床，不用晚上搭起来，早上又拆掉，还有一张写字台和所有我需要的书籍。我——埃莱娜·格雷科，一个门房的女儿，在十九岁的时候，终于要摆脱这个城区了，我要离开那不勒斯了，一个人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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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离开前的几天，我才开始了匆忙的准备，带上了几件破衣服，很少的几本书。我母亲满怀怨气地说了一通：“假如你赚到钱，就通过邮局给我们汇回来。唉——！现在谁帮你几个弟弟做作业啊？你走了，他们学习会退步的。你走吧！赶紧走，谁在乎呢。我一直都知道，你老觉得你要比我强，比所有人强。”接着是我父亲夸大其词、充满愁苦的话：“我这里疼，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你到爸爸跟前来，莱农！等你回来的时候，不知道爸爸我是不是还活着。”我的弟弟妹妹们一个劲儿地问我：“假如我们去找你，我们能不能住在你那里，能不能和你一起吃饭？”最后帕斯卡莱跟我说：“你要小心一点儿，不要只顾学习，都忘了自己的身份，莱农！你要记住自己的出身和立场。”还有卡门，她精神很脆弱，她还没有从她母亲的死讯中缓过来，她和我打了个招呼，忽然就哭了起来。阿方索也来了，他很震惊地低声说：“我就知道你会继续学习。”然后是安东尼奥，他根本不听我说什么，要去哪里，要去做什么，而是重复了好几次：“现在我感觉很好，莱农！一切都过去了，都是当兵害的，我现在好了。”然后是恩佐，他只是抓起我的手用力地握了一下，让我痛了好几天。最后是艾达，她只是问我：“你有没有告诉莉拉？你有没有告诉她？”我微笑了一下，她又说：“你跟她说说吧，否则她一定会气死的。”


    我想象着，阿方索已经告诉了莉拉我要去比萨上大学的事，或者是卡门，或者是她丈夫会告诉她，因为艾达一定会跟斯特凡诺说这事儿。假如她没有主动来祝贺我，我想那一定是因为这则消息让她很不安。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就算她什么也不知道，已经有一年多了，我们见面了也只是稍微打个招呼，我现在专门为这件事去找她，肯定显得不合时宜。我不想当面告诉她我的好运。因此我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致力于完成出发前要做的最后几件事。我给内拉写了一封信，跟她讲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问她要了奥利维耶罗老师的地址，我想告诉老师这个好消息。我去拜访了我父亲的一个表弟，他答应我要给我一个旧行李箱，然后在我当过家教的几家走了一圈，把最后的一些课时费收了回来。


    我觉得这也是我告别那不勒斯的一个机会。我穿过了加里波第大街，走上了法院路，来到了但丁广场，然后坐了一辆公共汽车。我去了伍美罗，先是在斯卡拉蒂街上走了一圈，又去了桑塔雷拉，最后，我坐缆车到了阿梅德奥广场。我那些学生的母亲们都觉得很遗憾，对我有些恋恋不舍，除了给我上课的钱，她们还请我喝咖啡，几乎都送了一份礼物给我。那一天的行程结束时，我发现自己距离马尔蒂里广场很近。


    我走上了费兰杰里路，我不确信自己要做什么。我想起鞋店开张时的情景：莉拉穿得非常阔气，但她内心还是非常不安，她担心自己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还是和那个富人区的姑娘们不一样，没有她们精致。我想，现在我真的发生了改变，虽然我一直穿着那些破破烂烂的衣服，但我有了高中毕业证，我正要去比萨上大学。我不是表面发生了变化，而是根本上发生了变化，自然，很快表面也会发生变化，而且不仅仅是表面的变化。


    那样的想法让我觉得非常高兴。我在眼镜店橱窗门口停了下来，研究了陈列的镜架。是的，我应该换一副眼镜，我现在戴的这副眼镜挡住了我的脸，我需要一副更加轻便的镜框。我看到了一副圆形镜架，比较纤细，镜片很大。我会把头发盘上去，我会学着化妆。我离开眼镜店的橱窗，来到了马尔蒂里广场。


    那时候，很多家商店的卷帘门都放下来了，索拉拉鞋店的卷帘门落下来了四分之三。我看了看四周。我根本不知道莉拉现在的习惯，一点儿也不知道。她在新肉食店上班的时候，尽管她家离店铺就几步路，但她不会回家吃饭，她会待在店里和卡门吃点儿东西，或者我有时候放学后会去找她，她和我聊几句。现在她在马尔蒂里广场上班，就更不可能回家吃午饭了，太麻烦了，而且时间也不够。也许她现在在某个餐吧里，也许由鞋店的售货员陪伴着，正在海上散步，或者她正在店里休息。我抬起手，拍了拍卷帘门，没有人回答，我又敲了敲门，还是没有人回应。我叫了几声，听见里面有脚步声。莉拉的声音问：


    “谁啊？”


    “埃莱娜。”


    “莱农！”我听见她喊了一声。


    她把卷帘门拉了上去，出现在我面前，我已经有很长时间都没有看到过她了，即便连远远望见她的影子也没有，我觉得她变了。她身上穿着一件白衬衣，一条蓝色的紧身裙子，她的发型和妆容都像往常一样精致。但她的脸好像变宽变平了，我觉得她的整个身体也变宽变平了。她把我拉了进去，然后放下了卷帘门。商店里灯火通明，富丽堂皇，里面的陈设都变了，真的不再像一家鞋店，而更像一个沙龙。她说了一句发自肺腑的话：“莱农，你遇到了一件大好事呀，我真高兴你过来跟我告别。”她当然是知道比萨学院的事情了，我觉得她是真诚的。她紧紧拥抱了我，在我脸颊上亲了两下，眼睛里全是泪水，她不停地说：“我真是太高兴了。”然后，她对着厕所门喊了一句：


    “出来吧！尼诺，你可以出来了，是莱农。”


    我感觉自己喘不过气来：洗手间的门开了，尼诺真的出现了，还是他通常的样子，低着头，手放在口袋里。他的表情很紧张。“你好。”他低声说。我不知道对他说些什么，就伸出了手，他有气无力地握了一下。莉拉这时候用短短几句话，简明扼要地跟我说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们偷偷见面，几乎有一年了，为了我好，她决定不再把我卷入这场混乱的欺骗之中，因为假如他们被发现了，那我也要倒霉。现在她已经怀孕两个月了，她要把所有的事情跟斯特凡诺坦白，她想离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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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拉用一种我熟悉的语气在说话，就是那种非常决绝的语气，排除了感情色彩，她只是很快地陈述了事实，几乎是带着一种鄙夷的语气，就好像她很担心：假如她的声音有一丝颤抖，或者下嘴唇按捺不住地抖动，每件事情都会决堤泛滥，会让她失措崩溃。尼诺低着头坐在沙发上，他最多只是点点头，表示认可。他们一直手拉着手。


    她说他们心惊胆战地在这鞋店里会面，最后的结果是，她做了尿检，发现自己怀孕了，现在他们要做一个决断，不能再像这样下去了。她和尼诺需要自己的房子，自己的生活。她想和他一起分享友谊、书籍、讲座、电影、剧院和音乐。“我再也受不了了，”她说，“我们要生活在一起。”她已经攒了一笔钱，正在打算在弗莱格雷区租一套房子，每个月租金两万里拉，他们会在那里住下来，等着孩子出世。


    怎么能这样？没有工作？尼诺还得学习？我忍不住说了一句：


    “离开斯特凡诺有什么必要呢？你很擅长说谎，你已经对他说了那么多谎，你可以继续的。”


    她眯着眼睛看着我，她明显地感觉到，在我作为朋友的好心的建议之下掩藏的讽刺、敌意和鄙视。她也看到尼诺忽然抬起了头，他的嘴唇半闭，欲言又止，好像要说什么，但为了避免争执，没有说出来。她回答说：


    “说谎是为了避免挨打，但是现在我宁可被杀死，也不愿意这样下去了。”


    和他们告别时，我祝愿他们一切都好，为了自己好，我希望再不要见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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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萨高等师范的那些年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但对于我和莉拉之间的友谊毫无助益。我满怀羞怯、缩头缩尾地来到了大学。我意识到我所说的意大利语是一种书面意大利语，听起来简直正式得有些可笑，尤其是在我说出一长串精心构思的复句，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汇的时候，我会在句子里夹杂那不勒斯方言，我开始非常努力地纠正自己。我根本不了解，或者说对于言谈举止的教养了解得太少：我说话声音太大，吃饭时会吧唧嘴。看到别人不自在的反应，我不得不控制我自己。我急切地想要表现出我的热情和友好，但我有时候会打断别人的谈话，说一些和自己无关的事情，说一些过于隐秘的事情，我需要学会客气，但要保持距离。有一次，我问了一位罗马姑娘一个问题，她模仿我的语气来回答，后来大家都笑了。我觉得很受伤，但我也假装笑了，用那不勒斯方言腔调回应了一下，就好像是在自嘲。


    在最初几个星期，我一直都想离开那里，想回家去，回到我习惯的那种朴素平凡的生活中去，我一直在做思想斗争，内心很挣扎。但很快，我的谦卑慢慢让我变得突出，那些女生、男生、校工和老师都开始喜欢我。表面上看来，这事轻而易举、自然而然，但我花费了多少心思我自己最清楚。我学会了控制自己的声音和动作，我学会了遵循那些写在书上或者约定俗成的行为规则，我尽量掩盖了我的那不勒斯口音。而且，我让每一个人都看到我很出色、值得尊敬，但我从来都不会用高傲的语气说话，我对自己的无知进行自嘲，考试成绩优异时，我自己还假装很惊异。我尽量避免树敌，当女生中有人对我表示出敌意，我就会把目标对准她，我会对她非常客气殷勤，同时也很老练得体，直到让她改变了态度，很友好地来找我，但我也不会改变态度。我在老师面前也是一样，当然在他们面前，我更加小心翼翼，目的还是一样：我要获取他们的欣赏和喜爱。于是，我总是神情专注、微笑甜美地出现在那些最严厉、最棘手的老师面前。


    我按时参加考试，学习时还是采用那种严格的自我要求和自我约束。我太害怕考试成绩不好，让我失去我费尽心机得到的“人间天堂”——我自己的空间、我自己的床、我自己的写字台、我自己的椅子、我自己的书，书——很多书。在这个和那不勒斯的破败城区截然相反的城市，周围那些学习的人，会很乐意和我谈论他们学习的东西。我一直都极端努力地学习，这使得老师从来都没给过我低于满分三十分的分数。在短短一年里，我成了这所大学里最有前途的学生之一，就是走在路上，有人会友好地和你打招呼的那种学生，我会很客气地和他们打招呼。


    在我的大学生涯中，有两个非常艰难的时刻，都发生在刚开始的几个月里。那个罗马来的女生嘲笑了我的口音，有一天早上她污蔑了我，她当着很多其他女生的面，说她包里的钱没有了，让我要么马上还给她，要么她就去校长那里告发我。我明白，这种时候我不能一笑了之，我狠狠地甩给她一个耳光，然后用方言破口大骂。所有人都吓傻了，我被认为是那种好脾气的人，我的反应让她们感觉很突然。那个罗马的女生没有说话，她堵住流血的鼻子，她的一个朋友陪她去了洗手间。过了几个小时，她们两个一起来找我，那个说我偷了钱的女生向我道歉，说钱找到了。我拥抱了她，我说她的道歉很诚恳，我接受了，我当时真是那么想的。在我生长的那个环境里，我学到的是，如果真做错什么事情，也不要道歉。


    另一次是参加圣诞节前的联欢晚会。那是一场新生舞会，大家都要去。女生们一直在谈论这个问题。到时候，骑士广场上的所有男生都会来，那将是一个近乎伟大的时刻，会让大学里男生和女生相识。让我郁闷的是，我没有什么像样的衣服可穿。那年秋天很冷，雪下得很早。我觉得雪很迷人，但我很快发现，路上结冰是一件非常烦人的事情，如果没有戴手套双手会被冻得发麻，脚上会长冻疮。我的衣柜里有两件冬天穿的衣服，一件是我母亲两年前给我做的，一件是我从姑姑那里继承过来的旧大衣，还有我自己编织的一条蓝色披肩。我只有一双鞋子，是中跟的，已经换过好几次底了。我很烦恼，像那样的晚会，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要不要向我的同学借一件衣服？为了那场晚会，她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定做衣服，假如我穿上日常的衣服，很可能会很没有面子。但在和莉拉经历了那些事之后，我无法忍受自己穿上其他人的衣服却发现根本不合适我。


    我可以假装生病吗？我想逃避，但又觉得如果那样我一定会很痛苦，我身体好好的，非常渴望参加那场舞会，就像娜塔西亚要去和安德烈王子或者库拉金王子跳舞，但是我却不得不一个人待在宿舍里，盯着天花板，听着外面传来的音乐，还有人们聊天和欢笑的声音。最后我做出了一个选择，一个可能会让我丢脸的选择，但我确信自己不会后悔。我洗了洗头发，把头发扎起来，涂了口红，穿上了我仅有的两件衣服中的一件，带上唯一一件起眼的东西——我的蓝披肩。


    我去参加舞会了，刚开始我很不自在。我的着装并非没有一点好处，起码这样不会激起别人的嫉妒，反而会让别人有愧疚感，给了我更多的照顾。有好几个我认识的女生都好心地给我作伴，男孩子也经常请我跳舞，让我忘记了自己的窘迫。除此之外，那天晚上我还认识了弗朗科·马里，他长得不怎么样，但非常风趣，也很聪明，他比我大一岁，是个厚脸皮的家伙，花钱如流水。他是雷焦艾米利亚省有钱人家的儿子，是一个活跃的共产党，但对于自己党派的社会民主倾向持有批评态度。后来，我和他度过了大部分的空闲时间。他给我买各种各样的东西：衣服、鞋子、新大衣还有新镜框，让我的眼睛还有脸都露出来了，还有很多政治文化方面的书，那是他最关注的问题。从他那里，我知道到了斯大林时期的可怕历史，他促使我阅读了托洛茨基的作品，因为那些书籍，我建立了一种反斯大林的态度，我相信在苏联——革命被中断了，需要重新开始。


    他掏钱让我第一次出国旅行，我们去了巴黎，那里召开了一次全欧洲青年共产党大会。但我没有机会好好看看巴黎城，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烟熏火燎的地方度过。对于巴黎，我的印象是：街道要比那不勒斯和比萨的绚丽，还有非常刺耳的警笛声。让我惊异的是，巴黎不但街上有很多黑人，而且在弗朗科发表讲话的地方，也有很多用法语发表长篇大论的黑人，他们发言之后，很多人都为他们鼓掌。当我把我的经历告诉帕斯卡莱时，他根本无法相信，他说，想不到是我，的确是我，经历了这些事情。随后他陷入很尴尬的沉默，我告诉他我读的书，我已经是个托洛茨基主义者了。


    和弗朗科在一起，我也养成了一些习惯。这些习惯后来一些老师也谈过，也指出来过，这些习惯在我身上根深蒂固：即使是在读科幻小说，也要用“研究”这个动词；对于每一种研究过的资料，都要做一些资料详细小卡片。每次当我读到那些讲述社会不平等的文章或者片段时，我都很激动，然后收集下来。他很重视对我进行“再教育”——他用的就是这个说法，我很乐意接受他的教育，但最大的遗憾就是，我没办法爱上他。我很喜欢他，我喜欢他不安的身体，但我从来都没有觉得他是在我生命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我对他仅有的一点喜欢，也在他被大学开除之后消失了：他有一门考试得了十九分，后来被学校开除了。有那么几个月我们一直在通信，他还想再考进来，他说他这么做是为了和我在一起。我鼓励他再次参加考试，但是他失败了。我们又通了几次信，后来就很长时间都没有再联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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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三年末到一九六五年末发生的事情差不多就是这些。绕过莉拉，单纯地讲述我自己的事情是多么容易啊。时间沉寂下来，那些年发生的重要事件就像飞机场传送带上的行李匆忙滑过，你只要把它们拿下来，写在纸上就好了。


    但要讲述这些年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就要复杂得多，就像传送带会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有一些急转弯，那些行李会脱离轨道，会掉下来，会打开，里面的东西会散落出来，她的东西会和我的东西搅和在一起，我不得不捡起来。回到和我相关的讲述（尽管我觉得没有什么困难），有些话在我现在听起来，会觉得有些太泛泛。比如说，假如莉拉取代我去上了比萨师范学院，她会不会也像我一样逆来顺受，强颜欢笑？那次我扇了那个罗马女生一个耳光，是不是也是她对我的影响？她又是如何——尽管距离很远——荡除我故作的柔顺，给我那些必要的决心和勇气，甚至告诉我那些骂人的话？还有我的轻率，怀着无数的顾忌和担忧，我跑到了弗朗科的房间里，我如果不是学她，那我是学谁？她过去和现在展现出的那种爱的能力都让我感到不悦，当我察觉在他身上我感觉不到爱情时，和她对比，我证实了自己情感上的脆弱。真相难道不是这样吗？


    是的，是莉拉让我的讲述变得艰难。我的生活推动着我，我总是想象着假如她在我的位置上，假如她有这份幸运，她会怎么做。她的生活不停出现在我的对面，出现在我说的话里，出现在我的那些决绝的动作里。我的话里常常有她影响的痕迹，是她在暗地里左右着我，有时候多一点，有时候少一些。我还没有考虑过那些她从来没说过的话，那些我可以推测到的话，那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后来我在她的笔记里读到的事情，都是经过过滤的，有些是真的，有很多隐含的事情，还有的是谎言。所有的这些事情，都带着对逝去的时光的艰难衡量，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不可靠的语言的基础之上。


    我必须承认，很多事情我都没有看到，比如说莉拉遭受的那些痛苦。她选择了尼诺，因为和尼诺的幽会，她怀了尼诺的孩子，而不是斯特凡诺的孩子。由于爱情，她做了一件在我们生活的那个环境中不可理喻的事情：离开丈夫，放弃了自己刚刚获得的富裕生活，冒着自己和情人，还有肚子里的孩子被杀死的危险离开了。我觉得她是幸福的，就像小说、电影或者漫画书里的那种惊心动魄的幸福。那段时间里，我唯一真正感兴趣的是并不是夫妻生活的幸福，而是激情的幸福，那种善恶交织的混乱，这一切都发生在她的身上，而不是我身上。


    我错了。现在，让我们回到斯特凡诺带着我们离开伊斯基亚岛的那个时刻，我从那时候开始讲。


    汽艇离开海岸，莉拉意识到从那天开始，她再也不会看到尼诺在海滩上等她，他们不会再讨论、交谈，喃喃低语，他们再也不能一起游泳，再也不会接吻、拥抱和相爱。她感觉到一种尖锐的痛苦。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卡拉奇太太的生活——平衡，失衡，策略，战争，战斗和联盟，供货商还有客户，在秤上短斤缺两，抽屉里的营业额——所有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变得虚假，只有尼诺是具体真实的。那是非常糟糕的一段时间。她想得到他，她日日夜夜都渴望他，她在黑暗的房间里，在床上紧紧抱着自己的丈夫，就是为了短暂地忘记她的情人几分钟。在那短短的几分钟里，她的感觉那么清晰，那么具体，那么细致入微，这让她推开斯特凡诺，就好像他是一个陌生人，她就会躲到床脚去哭，开始破口大骂，或者逃到卫生间里，把门反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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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刚回到那不勒斯的那段时间里，她想过晚上溜走，回到弗里奥去，但她明白，她丈夫很快就会找到她；她想向阿方索打听一下，让他问玛丽莎知不知道她哥哥什么时候从伊斯基亚岛回来，但是她担心小叔子会把这件事情告诉她丈夫，所以就没问；她在电话目录上找到了萨拉托雷家的号码，她打了电话，是多纳托接的，她说她是尼诺的朋友，他没说几句就挂了，声音有些恼怒；她很绝望，甚至想坐船去伊斯基亚岛。九月初的一个下午，就在她打算下决心启程的时候，尼诺出现在了挤满人的肉食店门口，胡子拉碴，而且已经彻底喝醉了。


    卡门正要把这个流浪汉一样的小伙子赶走，莉拉拦住了她。“我去吧。”她对卡门说，然后把尼诺拉开了，动作很坚定，声音很冰冷。卡门·佩卢索当然没认出那是萨拉托雷的儿子，因为在她的眼里这时的尼诺完全是一个发疯了的陌生人，和当时那个和她们一起上小学的男孩全然不同。


    莉拉马上就采取了行动，她看起来还是老样子，是一个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女人。但实际上，那时的她甚至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那些堆满货物的墙壁消失了，街道也变得陌生，有苍白外墙的新楼房也不见了，尤其是她感觉不到自己所面临的风险。尼诺！尼诺！尼诺！她只感觉到快乐和欲望。他出现在她的面前，终于又一次出现了她的面前，他身上的每个特征都很清楚地显示出，他遭受了巨大的痛苦，而且，痛苦还在继续着，他在寻找莉拉，他同样渴望她。还在街上，他就想不顾一切地抓住她，亲吻她。


    莉拉把他拉到了自己家里，她觉得那里是最安全的地方。路人？她已经看不到他们了。邻居呢？她也完全无视。她刚把房门关上，他们就开始做爱，没有任何顾忌。她只想马上得到尼诺，刻不容缓和他融为一体。直到一切都平息下来了，那种需求还是很强烈。这个城区、邻居们、肉食店、街上、铁路传来的声音，以及斯特凡诺和卡门可能正在焦虑地等着她，所有这些开始慢慢回到她的脑海里，她清楚地知道，这些事情就像需要尽快理清的物品一样，会让他们遇到麻烦，他们一不小心，这些杂乱无章的事情就会顷刻倒塌。


    尼诺责备她说，她走的时候连个招呼都没打，然后就紧紧地抱住她，还想要她。他想马上带她远走高飞，但却不知道应该去哪儿。她说她愿意，她愿意。他们俩都疯了。和尼诺不同，莉拉此刻感觉到时间在溜走，分分秒秒都在飞快过去，他们被人发现的风险在增大。她和尼诺躺在地板上，看着天花板上垂下来的吊灯，那吊灯在他们的上面就像一种威胁。起初，她只想马上拥有尼诺，无论发生什么，她开始盘算，怎样才能继续紧紧拥抱着他，而不用担心吊灯会从天花板上砸下来，不用担心地板会裂开，她倒向一边，尼诺倒向另一边，让他们永远分开。


    “你走吧。”


    “不走。”


    “你疯了吗？”


    “是的。”


    “求你了，走吧。”


    她说服他走了。她等着卡门责备她，等着那些邻居们说闲话，等着斯特凡诺从另一个肉食店过来打她。但什么事儿都没发生，她松了一口气。后来，她给卡门涨了工资，对她丈夫更加殷勤，她想出一切借口和尼诺偷偷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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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的时候，最大的问题不是流言蜚语，而是那个她深爱的男孩。他不顾一切抓住她，吻她，撕咬她，进入她，好像他渴望一辈子都这样，嘴唇吻着她，进入她的身体。他无法忍受分开的时候，他觉得很害怕，害怕她又一次消失，因此他靠酒精麻醉自己，他不再学习，不停地抽烟。好像对于他来说，除了他们俩，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存在其他任何问题，假如他要说话，也是些充满醋意的话，他说他无法容忍她继续和丈夫生活在一起。


    “我已经放弃了一切。”他精疲力尽地嘀咕说，“你呢？什么都不想放弃吗。”


    “你打算做什么？”她问。


    尼诺一言不发，好像不知道她问的什么意思，或者他会发火，就好像这个问题让他很生气。他绝望地说：


    “你不想要我了！”


    但是莉拉想要他，她想要，要了之后还想要。但她希望他继续学习，她希望他依然能点燃她的思想，就像在伊斯基亚岛时那样。小学时那个天分满满的女童，那个让奥利维耶罗老师着迷的小姑娘，那个写了《蓝色仙女》的女孩，又一次表现出新的活力。是尼诺，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找到了那个小姑娘，并且把她拽了出来。那个小姑娘现在希望他能振作起来，恢复到之前的样子——一个年轻的学者，帮助她成长，让她甩掉卡拉奇太太的身份。渐渐地，她做到了。


    我不知道事情是怎样发生转变的，但尼诺一定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不失去莉拉，他不能只做一个疯狂的恋人。或者，事情并非如此，也许他只是意识到激情已经掏空了他的脑子。但无论因为什么，他又开始学习了。莉拉对此感到很满意：他慢慢恢复了正常，他又成了她在伊斯基亚岛认识的那个男孩，这对于尼诺来说也很重要。她不仅又一次拥有了尼诺，还再度拥有了尼诺的话语、思想。但他们难得见面。尼诺买了很多书看，他读亚当·斯密斯，读乔伊斯，但都觉得兴味索然，他想让莉拉一起读，见面的时候他想谈论那些书，但一直都没办法实现。


    卡门现在越来越迷惑了，她不明白莉拉到底有什么急事，她总是找这样或者那样的借口，消失几个小时。此刻，她正皱着眉头看着莉拉。即便在肉食店最忙碌时，莉拉也总是让她一个人去接待顾客，自己似乎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书里，全神贯注地在笔记本上写东西。只有你叫她：莉娜！拜托了，帮我一下吧，她的目光才会从书上移开，一只手指尖掠过嘴唇，说，好的！


    至于斯特凡诺，他一直处于非常恼火和默默忍受的状态之间。每次他的大舅子、丈人还有索拉拉兄弟询问他时，他都觉得心里很苦——海水浴也泡了，可孩子还是没有怀上。另外，他的妻子还常拿鞋子的事情刺激他，她阅读的爱好也回来了，总是大半个晚上都沉浸在小说、杂志和报纸里，好像对真实生活已经失去了兴趣。对斯特凡诺，莉拉有时候是拒绝，有时候是心平气和，但完全心不在焉。斯特凡诺审视着莉拉，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或者他没时间，也没愿望去了解她。离开伊斯基亚岛之后，他的一部分——最暴力的那部分，总是推动他要大吵一场，做出最后的了断；但他的另一面——那个慎重或者说怯懦的自我，又在克制着那个暴力的自我，假装什么事儿也没有。他想：这总比她不断找茬儿好。至于莉拉呢，她似乎对斯特凡诺了如指掌，她尽量让丈夫保持这种状态。晚上，他们俩都下班回到家里，她对丈夫很温和，但在晚饭和聊天之后，她就会专心进入到阅读的世界，那是一个丈夫无法进入，只属于她和尼诺的世界。


    在那个阶段，对于她来说，尼诺代表什么呢？一种性的狂热？让她处于一种长时间的性幻想之中。一种思想的迸发？她想和他一样，达到他思想的高度。这使得他们就像是一种比较抽象的秘密伴侣——他们处于一个封闭的空间，那里既是他们的心灵寓所，又是他们思想的熔炉，他们思考这个世界的复杂性。他是在场的、活跃的，而她是一个影子，紧紧跟随着他，是一个慎重的建议者，一个忠心耿耿的合作者。


    仅有的几次，他们见面不是短短的几分钟，而是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就成了他们滔滔不绝的言语和性的交流，他们在各个方面都那么投契，那么激昂，这使得分开后的时刻，使得她回到肉食店，回到斯特凡诺的床上变得难以忍受。


    “我受不了了。”


    “我也受不了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


    “我想一直和你在一起。”


    “或者至少每天可以在一起几个小时。”她接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