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部分

    我立即冲了过去，一下就看到了前面的悬崖，钟胡子已经躺在了上面，裴青正在悬崖上开枪通知后面的“我们”。我远远地看着，钟胡子一动不动地躺在瀑布下，显然已经遇难了。


    我让袁喜乐先等在瀑布下面，自己顺着一边小心翼翼地爬上去，此时我知道“我”正听到枪声赶过来。


    我潜伏在黑暗中，慢慢绕过裴青，他正在万分焦急的状态里，根本不可能注意到我。绕开他一段距离之后，我开始在乱石中一路狂爬，在黑暗中看着副班长和几个战士先跑过去，然后是“我”和王四川。我躲在石头后面，等他们过去，之后回到了宿营地。


    我拿着纸条，就看到“我”的外套放在篝火边烤，我把“小心裴青”的纸条塞到了“我”的口袋里，刚想立即离开，就听到有人问道：“出了什么事情？”


    我回头一看，发现是陈落户，他捂着手也爬了回来，显然刚才追我们追了一半就放弃回来了。这家伙力气不小，但是不够灵活，在这种地方跑是要了他的命了。


    我一下有点不知所措，但他并没有发现我有什么不妥，又问了我一遍：“出了什么事了？老裴干吗打枪？”


    我看着他，又听了听远处的枪声，忽然脑子里一闪。


    我对他道：“好像有人掉下去了，我跟不上他们，没看到你，就先回来看看。”


    他指了指腿：“我扭了一下，你别管我，我没事。”


    我装出担心的样子：“那行，我再去看看，你待在这里。”说完再次跳入到黑暗之中。


    跑了一段时间，我再往回看，就看到陈落户坐下了，没有任何的异样。


    ——他分辨不出来。


    我摸了摸自己的下巴，在这里的黑暗下，他认不出我来。看来这一年时间并没有让我变化多少。


    我想着就意识到我能做什么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做的事情，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


    我重新一路小心翼翼地等他们背上尸体离开，爬回到瀑布下，带着袁喜乐爬了上来，再次回到营地。


    当我们在黑暗里，看到“我”和王四川他们在篝火下休息的时候，袁喜乐一下抓住了我的手臂，指甲都掐到了我的肉里。


    我仔细看着“我”自己的样子，感觉十分奇妙，当时的“我”怎么会想到，在远处的黑暗中，凝视他的人有如此奇妙的遭遇。


    我回头看了袁喜乐一眼，关键的时刻终于到了。


    我推了袁喜乐一把，对她做了手势，让她一定要记住我的话，她第一次坚定地点头，我相信她终于完全相信了。


    我们对视着，她深吸了一口气，转身想走，这个时候，我终于忍不住拉住了她，在她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吻了她一下。


    出奇地，她只推了我几下，没有拒绝，分开后，在远处篝火的淡光中，我发现她的眼神非常复杂。


    我对她做了一个保重的手势，她盯着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我靠在一块大石头后面，听着那边我以前亲身经历过的动静，内心平静得自己都害怕。


    接下来的事情，可以迅速说完，我在“我们”过水牢的时候，估算着把裴青拉进了水里，等我下水之后，把一具尸体推向了“我”自己，在“我”惊恐莫名的时候，把第二张纸条塞进了“我”的口袋里。


    接着我跟着“我”到了大坝，在所有人进入沉箱之后，启动了开关，把他们降入了冰窖里。


    之后，就是“我”的事了。


    六十五、煎熬


    我完成了该做的事情，回到了地面上。


    外面有很多人，汽车开的临时栈道出现在木屋的周围。


    我小心翼翼地绕过那些人，走上了临时的栈道，在中段，我遇上了王四川，他竟然在半路等我。


    我初看到他吃了一惊，但并不感动，因为如果是我，我也一定会在半路上等他，不仅是情谊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两个是同类了。


    对视中，他问我道：“成功了？”我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我们走了两个星期，在大雪中看到了伐木林场的小火车，偷偷爬上火车，等到在一个木站下了车，已经冻得连话也说不清。


    我们又在木站冒充其他林场迷路的建设兵团，拿了大衣和一些干粮，坐火车回到了佳木斯。


    那时候还没有全国联网，我们的身份证和军官证通行无阻，可以去任何大食堂吃饭。


    后来王四川问我有什么打算。


    我说想回山西老家去，但这不太现实，以后我爹妈问起为什么要回去，事情会很难办。


    只有先找一个偏远的地方待着，我想到了大庆附近的一些山村，那里还在做地质普查，我们可以冒充地质队待上一段时间。


    王四川觉得可行，我们查了地图，找了一个不通火车只能步行进去的山村，把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兑换成粮票。


    我们到了那里以后，发现那是一个很安静的小村子，这个村子里的人甚至对抗日战争的事情也不熟悉，因为没人愿意走这么远来抓几个壮丁，四周又全是山。


    我们在村公所用全国粮票换了一间屋子和一些生活用品，在村里挨过了整个冬天。


    快到夏天的时候，我们的粮票已经用完了，有一拨供销社的人来做普查，我们朝他买了一个收音机，播放当时的广播故事，来换取粮食。一直挨到立夏，我们才走上了回途。


    不能去单位报到，我先回了老家，编了一个故事告诉爹娘，说自己做了逃兵，差点死在苏联人手里，大部队以为我牺牲了，先藏了起来——在那个消息闭塞年代的乡下，这样说是不会露出破绽的。


    老爸对于我的事情非常意外，但我毕竟是他的亲生儿子，我得以暂时躲在了家里。


    当时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打仗打完以后找不到部队，只好回老家，在部队里是作为烈士，以后重新登记户口的时候，就要找其他身份顶替。


    我父亲托他部队里的朋友，尝试帮我找个空户口顶上，但一直没有什么结果。另一边，袁喜乐也没有任何的消息，我没有收到任何信件，不知道她是什么情况。


    在老家待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受不了这种煎熬，决定去找她，又找了借口离开了家乡。


    那段时间我蓄了胡子，一眼很难认出来，倒也不是很担心，身上的证件齐全，如果不被人特地去查，吃饭坐车什么还都是免费的。


    七二三工程是如此绝密的一个项目，我知道一切都绝不可能在表面上被查到，但是，袁喜乐还活着，我一定可以在某个地方找到她。


    她是东北人，我走遍了东三省几乎所有的医院，一路上，经过了不少地方，除了东走西看，空下来的时间，就是想着和她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那些日日夜夜，说实话时间真的不长，但闭上眼睛，一切却仿佛都在眼前。


    然而，袁喜乐却好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样，无论怎么寻找，都没有一丝线索。


    我从坚持，一直找到绝望，再找到麻木，一直到我再次见到王四川，我的心里，已经认定我再也不会见到她了。


    王四川重新回到了矿上工作，他的父亲权力很大，他顶了一个身份，也不求发展，只求能在那个小地方安稳地待下去。他看到我的样子，说会想办法让他父亲也帮我顶个身份，被我谢绝了。


    “文革”的苗头当时已经逐渐展现，各种运动风潮涌动，这个国家的未来越来越难以预测，在这个时候，还是小心一点好。


    后来说起了袁喜乐，他听了我的遭遇，提醒道，她是跟着大部队出去的，当时最合理的情况，很可能是到部队医院，然后被家里人领回了家。


    袁喜乐是孤儿，会由单位负责，安顿在单位所在城市的精神病院里。所以，很可能不在东北，而在南方。


    于是我又辗转到了南方寻找，她的名字很奇特，重名的情况会很少，所以我连错误的希望都不曾有过，只是害怕命运和我开玩笑，对于每一个医院都是亲自问过和看过很多遍。


    一路麻木又不敢放松地找过来，却还是没有消息，一直到了第二年的冬天。我来到了成都市郊区的双流精神病院。


    那是我在四川的最后一站，成都的冬天，少有地下着冰雨，十分的寒冷。


    我刚找到医生，拿着王四川父亲开给我的介绍信，想去病房看看，走过走廊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女人的背影。


    那个女人正看着窗外的冰雨，玻璃上倒映出她模糊的容颜。


    我走了过去，拍了拍她的肩膀。


    她转过身来，我们四目相对。


    我想说话，但是那一刻，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尾声


    这是我的故事。


    说得准确点，是我年轻时的故事。


    在风云飘摇的几十年里，这些记忆，这些恐惧，这些爱情，一直深埋在我的脑海里，我以为它们迟早会被消磨、忘记，没有想到，这么多年后，重新拿出来，吹掉上面的灰尘，却还能看出当年的那些纹理。


    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很难让人信服的故事，这个故事以一个务必真实的模样开始，又以如此一个真实的模样结束。但是，其中的过程，却完全找不到一点现实中可能的依据。


    很多人问我，这个故事是真是假，是否真的有七二三工程，是否在蒙古的地下，真的有那么大的一个空腔。


    我很想简单地回答一个是或者否，但我无法回答，因为无论是真实的，或者是虚构的，对于看完故事的你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


    我在故事的开篇，一直告诫着，这一切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当一些无法被流传、无法被写入史料的事情被写了下来，那么它只能作为故事存在。任何的探究，都没有意义，甚至是危险的。


    当然，这并不是这一类“故事”中唯一的一个，但我只想把这个故事讲出来。因为，那对于我，不仅仅是个故事而已。它承载了我最好的一段岁月和最好的一些人儿。


    也许还会有人问，我和袁喜乐以后的故事。


    我觉得，那也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