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成书始末及其编者


    奉使行程录和青宫译语</a></a>


    汴京之陷和开封府状</a>


    靖康余绪——呻吟语</a>和宋俘记</a>


    本书的流传及其版本


    余论


    笺证凡例及其它


    [一]成书始末及其编者


    靖康稗史</a>共包括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a>、瓮中人语</a>、开封府状、南征录汇</a>、青宫译语、呻吟语、宋俘记七种，故习惯上又称其为靖康稗史七种。其中除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又见于三朝北盟会编</a>和大金国志</a>外，其它六种皆所仅见。


    本来，开封府状、南征录汇、宋俘记、青宫译语和呻吟语各一卷，是确庵于南宋孝宗隆兴二年(公元一一六四年)编订的同愤录下帙，但过了一百多年，到耐庵于度宗咸淳三年(公元一二六七年)于临安顾氏家发现这个稿本时，该书上帙已经散佚无存。由于耐庵从下帙的内容，推知「上帙当是靖康闰月前事」(见本书序)，也就是汴京陷落以前的事，故他在下帙的基础上，又补了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和瓮中人语各一卷，以使「靖康祸乱始末备已」(同上)，于是便成了我们见到的这部靖康稗史。这就是说，靖康稗史是耐庵在确庵同愤录下帙的基础上增订而成的。


    关于两位编者的情况，早在耐庵发现同愤录下帙这个稿本时，就已经说过：「确庵姓氏亦无考。」(同上)而我们今天关于耐庵的情况也一无所知。七十五年前，也就是一九一０年，丁秉衡在钞完这部书之后，曾疑心这位耐庵「或即为水浒传</a>之施耐庵</a>乎？」(见本书附跋)但因缺乏左证，他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只是怀疑而已。然而我倒以为，这个怀疑不无道理。首先，水浒传正是以徽、钦二朝为背景的，因此，施耐庵留心并收辑这方面的材料自属顺理成章。其次，为宋江等三十六人作画赞的龚圣与也是宋末元初人，这不仅说明当时水浒故事已很盛行，而且也说明其影响还颇大。焉能知道南宋末年流行的这些雏型水浒故事与这位耐庵没有关系？后人认定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与这有没有一定联系？凡此等等，我以为，编次这部靖康稗史的耐庵，极有可能就是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过去，关于施耐庵的生平事迹，只有一些后人伪造的东西和一些迷离扑朔的传说，我以为，如果不错的话，倒是这部靖康稗史的编次，倾注了他的劳动，并留下了他写的一篇不长的序言。


    靖康稗史从不同角度，记载了北宋都城陷落始末及宋宫室宗族北迁和北迁后的情况。本书最大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作者大都是亲历、亲见其事的人，它为研究靖康祸乱始末，不啻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本书所涉作者，既有宋人，又有金人，他们对同一件事的记载，不论是相同还是不同，都有助于我们考订历史的真实。可贵的是，本书编者显然十分注意这一点，故记同一史实，往往兼收出自宋、金不同作者的两种同类著作，如记汴京失陷和宋帝出降，就既有宋人编着的瓮中人语，又有金人编录的南征录汇；再如记宋帝等北迁和北迁以后的情况，亦既有宋人编着的呻吟语，又有金人编着的宋俘记。这些，都极为清楚地体现了编者尊重历史的求实精神，而这也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需要强调，赖本书所保存的金人史着，如南征录汇、宋俘记等，除对研究北宋灭亡这一历史事件有极大价值外，对研究史着多所散佚的金代史学，亦有同样的价值。


    [二]奉使行程录和青宫译语


    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是靖康事件之前，也就是宣和七年(公元一一二五年)，许亢宗</a>为贺金太宗吴乞买登位使金而留下的出使纪录。这种出使纪录又叫语录，是宋廷每个出使要员回朝后必作的一种上之朝廷的例行「公文」，叙述出使见闻和应对情况。宋代留下了不少这样的语录，如路振乘轺录</a>、王曾</a>上契丹事、张舜民</a>使辽录、范成大</a>揽辔录</a>、楼钥</a>北行日录</a>等，就都是他们使辽或使金后写下的这类语录。严格地说，这类语录或行程录还称不上是「史」，但由于它们都是作者奉命出使异邦的产物，其间亦必涉国家大事，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语录又显然具有「史」的性质。许亢宗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出使的，他既在金国招待使臣的宴会上遇到了大肆夸耀金人「控弦百万，无敌于天下」的押拌，又在「回程见虏中已转粮发兵，接迹而来，移驻南边，而汉儿亦累累详言其将入寇」。可惜，由于「前此御笔指挥，敢妄言边事者流三千里，罚钱三千贯，不以赦荫减，由是无敢言者」罢了。(以上引文皆见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因此，作为靖康事件的前奏，编者把这个行程录放在本书的首卷是颇有深意的，因为它较真实地揭示了导致靖康失败的重要原因。


    不过从今天看，这个行程录的最大价值还在于交通和地理以及民俗方面。许亢宗从汴京出发，「本朝界内一千一百五十里二十二程</a>更不详叙」，详叙的是「起自白沟契丹旧界，止于虏廷冒离纳钵三千一百二十里，计三十九程」的情况，每程皆记里程和见闻。这些记载，尤其是对女真本土所行里程及民俗、见闻的记载，对我们今天研究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地理方位等极有参考价值。如：「第三十三程，自黄龙府六十里至托撤孛堇寨。府为契丹东寨。当契丹强盛时，虏获异国人则迁徙杂处于此。南有渤海，北有铁离、吐浑，东南有高丽、韎鞨，东有女真、室韦，东北有乌舍，西北有契丹、回纥、党项，西南有奚，故此地杂诸国风俗，凡聚会处，诸国人语言不能相通晓，则各为汉语以证方能辨之。」这说明，在不同程度上，汉语已成了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共同语言，充分反映了汉族对北方边陲少数民族的巨大影响。这一记载，不仅把托撤孛堇寨的地理方位交待的十分清楚，而且还把这里的民风特点作了简要说明，这无论对历史地理学还是民俗学，都具有重要价值。再如「第二十四程，自托撤九十里至漫七离孛堇寨，道旁有契丹旧益州、宾州空城」。而后人正是根据这一线索，找到了这两座空城的遗址，并从而确定了今农安城(又称隆安城)就是金初的黄龙府(后改名隆州)。这些，都足以说明这个行程录的价值。


    值得强调的是，如此详细记载女真本土地理里程的著作并不多，就笔者所见，仅有洪皓</a>的松漠纪闻</a>、张棣的金图经、赵彦卫</a>云麓漫钞</a>中的御寨行程，和我们下文将要谈到的青宫译语。但对比起来，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记载最为详赡，价值亦当首屈一指。


    关于这个行程录的作者，传统的看法都认为是许亢宗，但三十年代，经过陈乐素先生的考证，认为此录的作者并非许氏，而是这次奉使的押礼物官钟邦直。理由如次：(1)录中第二十八程有云：「使长许亢宗，饶之乐平人，以才被选。为人酝藉似不能言者，临事敢发如此。」非自述而是他述语。(2)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七引有「钟邦直行程录」一段，当是这个行程录中的文字。(3)同书卷二０在引这个行程录的开篇云：「宣和七年正月二十日壬辰，诏奉议郎、尚书</a>司封员外郎许亢宗充贺大金皇帝登宝位国信使，武义大夫、广南西路廉访使童绪副之，管押礼物官钟邦直。」接着便另外提行云：「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曰」云云。陈乐素先生认为，这里当是「管押礼物官钟邦直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曰」，手民提行有误，遂使这个行程录失去了作者之名。(4)本行程录开篇详叙礼物，正因为作者是押礼物官所致。我以为，陈乐素先生的考证是有道理的，是可以定论的陈文见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册、第二分册，题目是三朝北盟会编考。


    这个行程录有多种名称：三朝北盟会编卷首书目作奉使金国行程录，该书卷二０作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而大金国志卷四０则叫许奉使行程录。陈乐素先生以为，「要当以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为最正确」。但笔者不能不遗憾的指出，陈先生在考证时，显然并没有看到靖康稗史七种之第一种就是这个行程录，而它的名称则为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这似比陈氏所谓「最正确」的名称还要准确。但是，我终疑心，既然这个行程录的作者是钟邦直，那么，这个行程录的标题似必当有「许亢宗」三字方妥。因为钟邦直不过是个区区押礼物官，是个随员而已，他自己焉能称「奉使」？能称奉使的，只能是许亢宗。大金国志称此录为许奉使行程录可为此说一旁证；而后人多谓此录的作者为许亢宗，又可为此说一反证。由于这个行程录的题名较长，故后人引用或刊刻多有省改，以致出现了上述多种不同的标题，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如果说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在研究女真早期史地方面有重大价值的话，那么，作为本书的另一种青宫译语，在这方面则与之有同工之妙。青宫译语是作者王成棣</a>作为翻译人员，于天会五年(公元一一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受粘罕之命，从汴京出发，跟随珍珠大王设野马押送高宗母韦后等经燕京到上京的行程闻见录。因为韦后等大都监押在青城斋宫，故名「青宫」云云。收在本书的青宫译语虽是节本，文字也不长，但所记皆亲历、亲见，极为真切。如天会五年四月六日，次丰乐一村，记云：「屋已毁，院中倒埋男妇二十余人，未尽腐。」真实地反映了中原「初经兵火，屋庐俱烬，尸骸腐朽，白骨累累」的凄残景象(引文见青宫译语)。特别有意义的是，这个译语每日都记了从某地到某地的行程，并记录了见闻，它与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互为发明和补充，对照起来，大有相得益彰之妙。如天会五年四月三十日「抵海云寺。五月一日入寺驻马，王及妃姬皆洗手焚香。妃姬辈倩成棣书疏，发愿期得还乡……初二日，王令</a>驻屯一日，共浴温泉。」许亢宗出使金国，也曾经过海云寺，奉使行程录第十八程云：「自来州八十里至海云寺……寺去海半里许，有温泉二池……」两相对照，简直像互为注释。再如天会五年五月「初七日过兔儿涡，初八日渡梁鱼涡。此两日如在水中行，妃姬辈虽卧兜子中，驼马背亦湿透重裳，地狱之苦，无过于此。」而奉使行程录亦云：「第二十三程，自显州九十里至兔儿涡。第二十四程，自兔儿涡六十里至梁鱼务(按即梁鱼涡，同名异译)。离兔儿涡东行，即地势卑下，尽皆萑苻沮洳积水，是日凡三十八次渡水，多被溺……」与青宫译语的「如在水中行」亦可互相印证。特别是将到金初都城上京的几程，由于驿站的变动，青宫译语所记已与奉使行程录不同，但却和稍后的洪皓松漠纪闻所记无不切合。如译语云：「二十日渡混同江，宿报打孛堇寨。二十一日渡来流河，宿阿萨铺。二十二日抵会宁头铺，上京在望，众情忻然。」而洪氏云：上京「三十里至会宁头铺，四十五里至第二铺，三十五里至阿萨铺，四十里至来流河，四十里至报打孛堇铺……」反方向一看，与译语所记无不吻合。这些，都极有助于对当时地理情况的考察。青宫译语还记录了女真族的纳妾仪式，这对研究女真民俗亦颇有裨益。


    译语的作者王成棣，又名王昌远。呻吟语云：「纯福帝姬归真珠大王[设]野马，后嫁王昌远，一名成棣。」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八所引靖康皇族陷虏记在纯福帝姬下亦注云：「尚医官王宗沔男昌远。」这样，我们除了知道他的别名和其父亲的名字外，其它便毫无所知了。


    [三]汴京之陷和开封府状


    靖康稗史收录了两种详记汴京陷落始末的著作，这就是宋人韦承</a>编的瓮中人语和金人李天民辑的南征录汇，同时，还收录了一个靖康耻辱的见证——开封府状。


    瓮中人语起政和元年冬赵良嗣献约金灭辽取燕之策，迄靖康二年四月一日宋二帝北迁。是书靖康之前所记极简，只粗具梗概，靖康之后则按日系事，记载加详。但总的看来，本书与当时的同类著作如靖康要录</a>、靖康纪闻</a>等相比，仍显得简略得多。不过，应该强调，本书虽简略，但绝不翦陋，其记载自有自己的特点。如靖康元年正月初十日，本书作了下列记载：


    使李梲、郑望之</a>、高世则至金军议和，斡离不索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绢缎各一万端，牛马各一万匹；尊金主为伯父；归燕云之人；割太原、中山、河间地归金；以亲王、宰相为质。


    而靖康要录在这一日却先记了钦宗几道催括金银以犒金军的圣旨和敕，最后，纔作下面这段记载：


    上御崇政殿，引使入对，出斡离不之书进呈，道所以举师犯中国之意，大抵指陈道君之失。闻上内禅，愿复讲和，乞遣大臣赴军前议所以和者。诏李梲奉使，郑望之、高世则副之。是日，梲至金人军中，斡离不者南向坐，梲、望之等北面再拜。斡离不遣燕人王汭等传道语言，谓都城破在顷刻，所以敛兵不攻者，徒以上故，存赵氏宗社，恩莫大也。今议和，须犒师之物：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绢彩各一百万疋，駞、骡、驴之属各以万计；尊其国主为伯父；凡燕云之人在汉者悉归之；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之地；又以亲王、宰相为质乃退师……


    对比一下就会看得很清楚，瓮中人语的记载，显然只是略去了事情的一些细枝末节，但却突出了影响事态发展的重要因素。更值得注意的是，自「十一日诏割三镇，以康王、张邦昌出质金军」，并说明「十四日行」之后，作者略去了八九天的记事，直到二十日，纔记云：「共津运金军金三十余万两、银一千二百余万两。」对照一下靖康要录也很清楚，这八九天，不过是宋廷筹措金银罢了。这就是说，作为「瓮中人」的作者，所最关注的主要是宋廷和金军的关系，尤其是金军的动向。具体到当时，宋廷能否满足金军的物质要求，直接关系到金军的下一步行动，从而也直接关系到每个「瓮中人」的命运，故作者略去了其它，而独记宋廷津送金银的情况，是颇能抓住问题的关节的。但是，这并不是说，作者甘愿受人宰割，不，作者的态度还是十分明确的，他虽然在书中没有议论，但他对宋廷的无能，尤其是对金军的掠夺和烧杀，则一宗也没有漏记，例如靖康元年十二月钦宗入青城投降以后的全部记事如下：


    初五日，虏索马七千余匹出城。


    初六日，虏索兵器出城。


    初九日，虏索河北、河东守臣家属……出城。


    十三日，虏索绢一千万匹……


    十四日，尚书省吏部、刑部火。


    二十四日，开宝寺火。


    二十五日，虏索国子监书出城。


    二十八日，虏索秘书录所载古器出城。


    这些记载虽然简单，但一笔一笔十分清楚，「虏索」的罪行十分突出，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敌忾心情。可以说，本书正是重点通过揭示金军的罪行，记载了这次围城始末。故其文字虽简，但内容并不贫乏。


    如果说瓮中人语是作者作为被包围者的「瓮中人」，主要从金军的活动上，记载这次历史事件的话，那么，南征录汇则是作者作为包围者的「南征」人，主要从宋廷的活动上来记载这次事件。两相结合，正可使我们比较客观、比较全面地了解这次事件的真像。


    南征录汇虽然也是以日系事，但在写法上却与瓮中人语颇不相同。录汇没有作者的话，全部文字都是从刘同寿圣院札记、克锡青城秘录、高有恭行营随笔、赵士先毳幕闲谈、阿懒大金武功记、李东贤辛斋随笔，以及无名氏雏凤清声、宋遗民愤谈和屯翁日录共九种私人著述中辑录而来。这些辑录，除个别是编者杂采以上诸书，我们已很难辨别某究竟出自某书外，其它皆每条单引一书，并都注明了出处，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本书起天会四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即金军攻陷汴京之日，迄次年四月一日宋二帝北迁，比较详细的记载了金军兵临城下，逼迫宋帝投降的整个过程。


    在录汇所辑录的九种史着中，大金武功记的作者叫阿懒。考金史</a>纪传，共记有三人叫阿懒，其中除海陵昭妃时序不合可排除外，另两人，一为宗翰即粘罕弟，汉名完颜宗宪；一为邓王完颜奭子，又叫阿楞。然阿楞未曾参</a>加这次对宋之战，无由记其武功。惟粘罕弟完颜宗宪，金史卷七０本传说：


    宗宪本名阿懒。颁行女直字书，年十六，选入学。太宗幸学，宗宪与诸生俱谒，宗宪进止恂雅，太宗召至前，令诵所习，语音清亮，善应对。侍臣奏曰：「此左副元帅宗翰弟也。」上嗟赏久之。兼通契丹、汉字。未冠，从宗翰伐宋，汴京破，众人争趋府库取财物，宗宪独载图书以归。朝廷议制度礼乐，往往因仍辽旧，宗宪曰：「方今奄有辽、宋，当远引前古，因时制宜，成一代之法，何乃近取辽人制度哉！」希尹曰：「而思甚与我合。」由是器重之……


    录汇所引大金武功记亦云：天会五年三月「初四日，阿懒监押书籍、礼器千五十车北渡阳武，诡立宋帝后帜，觇康王动静。」完全与本传的记载相吻合。这不仅可以坐实大金武功记的作者就是完颜宗宪，而且还可以推定，其所记皆为亲身所经历，又加之他是征宋首领之一的粘罕弟，身分特殊，故其书中多有不见于它书的「内幕」，如上文提及的「诡立宋帝后帜，觇康王动静」，就属此类。特别是武功记的某些记载，与宋人所记不尽相同，甚至相反，则更足资考证。如武功记于天会五年三月十二日记云：「又败康王之兵于南华，摧其将宗泽</a>、权邦彦车阵……」对于此事，宋史</a>高宗纪不载，宗泽传亦无，靖康要录、靖康纪闻皆不记其事。惟李心传</a>建炎以来系年要录</a>卷三记云：「是日，兵马副元帅宗泽与金人战于韦城县……人人争奋，敌大败，众首千级，遂得韦城县。敌欲夜袭泽，泽知之，日暮，移军南华。敌果夜至，得空壁，大惊，自是不复出……」与阿懒所记正南辕北辙，格格不入。然考三朝北盟会编卷八五所引赵甡之遗史，又可证阿懒所记确有其事，遗史云：


    初，刘浩在相州得战车法，创造五两，试之不可运。业已造成，浩谓磁州宗泽好作为，轻听信，乃告假往磁，以战车绐曰……泽喜……壬寅(按即十二日)，领兵推战车追袭，欲径入京城下解围。至卫南之北，逢金人伏兵，接战，金人佯败，向东趋南华县。泽追至南华，遇金人，两头掩击，官军大败。战车大而难运，推驾者苦之，一旦仓卒，皆委而去。泽变易衣服，随败兵队中，夜奔走得脱……


    值得注意的是，李心传在我们前引的那段记载之后，亦曾引汪伯彦中兴日历和耿延禧中兴记作「考异」，汪、耿二着竟与赵甡之遗史所记完全吻合。虽然，李心传亦承认有所谓战车之事，但他终以为，「伯彦、延禧与泽议论不同，词多毁泽……恐未足信」，不予采录。这种情况充分说明，一般看来，宋、金双方的史着都难免有偏颇，但两相结合，则大大有助于考清史实。因此，金人这些史着，尽管只存片断，但其价值仍是显而易见的。


    录汇所引其它几种史着，情况和大金武功记大抵相同。如刘同寿圣院札记，作者事迹虽不可考，但寿圣院是金军在青城关押徽宗及帝姬、妃嫔之处，其时作者必预事其中，故所记亦堪称独步。如天会五年二月「初九、初十，又解到王妃、帝姬九人」，独一妇不从，札记有此妇和二太子宗望(即斡离不)的下列对话：


    二太子曰：「汝是千锭金买来，敢不从？」


    妇曰：「谁所卖？谁得金？」


    曰：「汝家太上有手敕，皇帝有手约，准犒军金。」


    妇曰：「谁须犒军，谁令抵准，我身岂能受辱？」


    二太子曰：「汝家太上宫女数千，取诸民间，尚非抵准，今既失国，汝即民妇，循例入贡，亦是本分，况属抵准，不愈汝家徒取？」


    妇语塞气恧……


    这些话，如不是作者当时在场，是不可能作出如此有声有色的纪录的。须知出卖帝姬、嫔妃等并非子虚乌有，而是确有其事。录汇在此事之前，也就是天会五年正月二十二日引青城秘录和行营随笔已记载了这一事实，即钦宗手押同意：「原定犒军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锭，须于十日内输解无缺。如不敷数，以帝姬、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宗姬一人准金五百锭，族姬一人准金二百锭，宗妇一人准银五百锭，族妇一人准银二百锭，贵戚女一人准银一百锭，任听帅府选择。」同时，这一骯脏交易又明文写入了开封府状，足证上述对话绝非虚构，也足证录汇的确保存了不少它书罕见的史料。


    需要说明，录汇所辑录的九种史着，皆早已亡佚，仅赖此书的征引，才保存了部份文字。勿论其它，单从这一点来看，录汇的价值已不可小■〈目虚〉了。


    综上所述，瓮中人语和南征录汇虽然在写法上不尽相同，在时限和侧重点上亦有差异，但旨在纪录金军兵临城下，逼迫宋帝投降这段历史则是一致的。然而开封府状则不同，从「史」的角度看，开封府状只纪录了金军逼索开封府交纳宋皇室、宗族等情况。但开封府状实际上是当时宋金间的往来公文，它既有开封府奴颜婢膝的白札事目，又有金军元帅府盛气凌人的「下开封府」和「乖误致有悔吝」的威逼。无可否认，无论从史学，还是从文献学的角度看，这一文件都具有极高的价值。


    开封府状最主要部份，就是开封府为金军元帅府开列的皇子、近支亲郡王、帝姬、皇孙、皇孙女、道宗妃嫔、少帝妃嫔、皇子妃、亲王妃、王女、驸马等详细名单，这个名单除各具姓名、年龄外，还要「详封号，以免混淆」，并对已经死亡的作出说明。金军元帅府便是根据这一名单，诸个点索，除了赵构</a>，几乎全部被虏而北迁。上文已经谈及，宋帝已经同意，把包括自己亲生女儿在内的女眷，卖给金人，以充数目庞大的犒军之金，并规定了「任听帅府选择」的苛薄条件。如果我们总以为私人著述或有某种程度传闻乃至靠不住的话，那么，开封府状则无情地留下了铁证，其别幅云：


    契勘庶人手允事目，帝姬、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以下略去人准金数，其数与上文所引同)，照对先续申状遣解人数，左司申验名册，汰除不入寨者，未应计数，自余见在及汰还名口，用情统计：


    选纳妃嫔八十三人、王妃二十四人、帝姬二十二人，人准金一千锭，得金一十三万四千锭；内帝妃五人，倍益；嫔御九十八人、王妾二十八人、宗姬五十二人、御女七十八人、近支宗姬一百九十五人，人准金五百锭，得金二十万五千五百锭；族姬一千二百四十一人，人准金二百锭，得金二十四万八千二百锭；宫女四百七十九人、采女六百单四人、宗妇二千单九十一人，人准银五百锭，得银一百五十八万七千锭；族妇二千单七人、歌女一千三百十四人，人准银二百锭，得银六十六万四千二百锭；贵戚官民女三千三百十九人，人准银一百锭，得银三十三万一千九百锭。


    都准金六十万单七千七百锭、银二百五十八万三千一百锭。


    这个别幅用铁的事实纪录了靖康之耻，所谓「汰除不入寨者」、「汰还」者，不就是「任听帅府选择」的实施吗？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被卖帝姬不过二十二人，帝妃才五人，而被卖贵戚官民女却有三千三百十九人之多，充分反映了地位越低下，受害越深重、越普遍的事实。


    写到这里，需要说明，开封府状毕竟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仓促奉命而写成的公文，除了人数，因为金人检核甚严，不会有误外，其它如年龄等未必皆准确。例如粘罕曾造秽书，诬蔑韦后等，宋人即驳之曰：「韦后北狩，年近五十，再嫁虏酋，宁有此理……」(见呻吟语)我在这里不想为韦后辩护，只想指出，某些人(如丁国钧，见己卯丛编本呻吟语按语)正是根据开封府状载韦后于靖康元年为「年三十八，而断定宋人说「年近五十」者误，并推而广之，说：「史言乔贵妃与韦后结为姊妹，呼后为姊」，而「乔妃北行时年四十二」，因而「疑无以姊呼后自称妹之理」。(以上引文见己卯丛编本靖康稗史跋)这都是过于相信开封府状而造成的错误。其实，关于韦后的年龄并不难考，宋史卷二四三后妃传即明云：绍兴「十九年，太后年七十……二十九年，太后寿登八十……」由此上推到靖康元年，其时韦后已年四十七、八是很清楚的，这不仅与宋人所说「年近五十」合，而且与史言其为乔贵妃之义姊亦合，而开封府状所记显然并不准确。虽然如此，但这并无损这一珍贵文献的价值，很明白，开封府状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是宋宫室、宗族的年谱，而在于它是靖康亡国的见证。我以为，指出这一点来还是必要的。


    [四]靖康余绪——呻吟语和宋俘记


    作为靖康稗史的最后两种，是呻吟语和宋俘记，专记宋二帝及宫室、宗族北迁及北迁后的情况。这些内容，绝大部份都是正史所没有的。虽然，有些著作，如三朝北盟会编所引靖康皇族陷虏记、燕云录等，亦是同类内容，但这些书现已仅存部份佚文，而像呻吟语和宋俘记这样完整和集中的实属罕见。


    呻吟语的作者没有留下姓名，但他在书后留了个跋语，对我们了解这本书颇有用处，其跋曰：


    呻吟语二十页，先君子北狩时就亲见确闻之事，征诸某公上京札记、钝者燕山笔记、虏酋萧庆杂录，编年纪事，屡笔屡删，以期传信。未及定本，遽而厌世。不肖又就燕人麈所载可相发明者，伴系于下，亦以承先志云。


    从这个跋语，我们可以知道，本书所记不仅是作者「亲见确闻」之事，而且还参核了三本有关著述。这三本有关著述，其它两种无考，但萧庆则在整个靖康事件中是个关键人物。他得信于粘罕，不仅为其出谋划策，而且代表金军元帅府在前台活动的主要就是他。仅据南征录汇载：


    (靖康元年十二月)初四日，二帅遣萧庆入城，封府库、驻都堂，承宣号令。


    (靖康二年正月)初十日，帝……至青城寨，金使萧庆令郓王及何■……十一人侍帝，余居寨外……


    又，宋主谒二帅，拒不见，萧庆授意索贡人物……


    十三日，二帅令萧庆语少帝云，道宗须出质，和亲须自择。


    ……


    这些都足以表明，萧庆在靖康事件中确是个重要角色。他显然处于女真军事领导集团的核心，至少，他也很接近这个核心，故他的杂记，毫无疑问，自然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呻吟语的作者参酌了它，这就更加强了本书记事的准确性。更可贵的是，作者「以期传信」的写作态度，至「屡笔屡删」，使这个只有二十页的小书，竟经历了父子两代人才得以完成，其认真精神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了。除外，作者的儿子虽只增录了燕人麈的有关记载，以与其父的记载相印证，但燕人麈今已不传，仅赖此书，纔保存了部份佚文，亦无疑增强了本书的价值。


    由于本书所记大都是作者「亲见确闻」，又加之考核严谨、撰述认真，故不少记载较为准确、详赡，为它书所不及。如记燕王俣死，宋史本传只云：靖康「二年……北行至庆源境上，俣乏食而薨。」这里既没有准确的死亡时间，又缺乏确切的死亡地点，与呻吟语所记相比颇为见绌。呻吟语的记载如下：


    十六日，次都城店，燕王俣薨。太上哭之恸，殓以马槽。王夫人、王子同在一军，视含殓，请归丧，斡酋不许，令火化囊骨行。王妻别在一军，不准哭临。


    这里的记载十分具体，正唯其具体，我们又能透过这一事例，清楚地看到金军对宋俘的严厉待遇。再如关于顺德帝姬之死的记载也是如此，呻吟语云：绍兴七年「九月，顺德帝姬至五国城，东路都统习古国王孛堇按打曷以其未奏虏廷，遽离粘没喝寨，指为私逃，要留寨中，未几，死。」这一记载，不仅补充了史传的不足，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透过这一事件，看到了作为俘虏而北去的宋宫室宗族，一直处在金人的严密监视之下。这些情况，无论宋史还是金史，都是讳莫如深的。


    呻吟语虽然以记载北迁的宋皇室宗族为主，但也兼及流落北方的其它人。如靖康二年五月「十九日……闻贡女三千人，吏役工作三千家、器物二千五十车是日始至，点验后，半解上京，半充分赏，内侍、内人均归酋长，百工诸色各自谋生。妇女多卖娼寮，器物收储三库，车辂皆留延寿</a>寺。」接着，便引燕人麈补充说：


    天会时，掠致宋国男妇不下二十万，能执工艺自食[其]力者颇足自存，富戚子弟降为奴隶，执炊牧马，皆非所长，无日不撄鞭挞。不及五年，十不存一。妇女分入大家，不顾名节，犹有生理，分给谋克以下，十人九娼，名节既丧，身命亦亡。邻居铁工以八金买倡妇，实为亲王女孙、相国侄妇、进士夫人。甫出乐户、即登鬼录，余都相若。


    上面所引该书之跋已经明确，燕人麈是作者的儿子为了印证其父的记载而在整理遗稿时增入的，它的确起到了「可相发明」的作用，所作确是一件有益的工作。


    本书还有不少可资考史的地方。例如宋史卷四四七忠义传中的陈遘传有下列记载：


    京城既陷，割两河求和。遘弟光禄卿适至中山，临城谕旨，遘遥语之曰：「主辱臣死，吾兄弟平居以名义自处，宁当卖国家为囚孥乎……遘呼总管使尽括城中兵击贼，总管辞，遂斩以徇。又呼步将沙振往。振素有勇名，亦固辞，遘固遣之。振怒且惧，潜衷刃入府……遂害遘于堂，及其子锡并仆妾十七人……振出，帐下卒噪而前曰：「大敌临城，汝安得杀吾父？执而捽裂之，身首无余。城中无主，乃开门降。金人入见其尸曰：「南朝忠臣也。」敛而葬诸铁柱寺。建炎初，赠特进。


    三朝北盟会编卷九五亦记此事云：


    金人以太上皇北狩，至中山府，其帅陈遘登城，金人以太上皇至城下谕令开门降，太上呼遘曰：「道君皇帝也。」遘恸哭曰：「陛下安得至此？」提辖沙贞(按即沙振)曰：「此中岂有道君皇帝？必金人之诡计也。」以箭射之，遂鼓众喧闹而杀遘……于是贞自守中山，金人逼太上皇以归。


    这两段记载颇有点矛盾：(一)城下谕旨令降的究竟是谁？是陈遘之弟陈适，还是徽宗本人？(二)众所杀的为谁？是陈遘还是沙振？(三)沙振杀主将，「自守」还是投降？凡此种种，两段记载互相抵牾之处甚多。我以为，关于这一事件，呻吟语所记最为明确。呻吟语曰：


    二十八日，太上抵中山，呼守将曰：「我道君皇帝，今往朝金帝，汝可出降。」守将痛哭不奉诏，提辖沙贞(按即沙振)杀之，以城降。


    显然，宋史为了回避，而略去了徽宗亲临城下谕降的事实。其实，当时的徽宗，不过是金人的俘虏而已，金人焉肯不利用「大宋皇帝」这块招牌来使宋将投降？且只有沙振欲降，纔会杀死「不奉诏」的主将，否则，断无别的解释。宋史陈遘传谓城降在沙振死后，似「降」与其无关；而三朝北盟会编不谓其杀主将为「降」，反谓其「自守」，皆于理难通。似只有呻吟语所记，当得其实。


    呻吟语起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徽宗北迁关于徽宗北迁之日期，一为三月二十九或三十日，一为四月一日。盖前者从徽宗离开斋宫，集中到刘家寺计，后者盖从车驾离开刘家寺计。，迄绍兴十二年梓宫南返，较全面地记载了这一段悲残历史，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我们在本文开篇时已经说明，呻吟语是宋人著作。金人也有这方面的著作，这就是宋俘记。宋俘记共分宫眷、宗室、戚里、臣民四部份，现只存宫眷全部和宗室一小部份，其它都已亡佚了。作者可恭</a>，事迹不详。本书开篇说：「天会四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既平赵宋，俘其妻孥三千余人，宗室男妇四千余人，贵戚男妇五千余人，诸色目三千余人，教坊三千余人，都由开封府列册津送，诸可考索。入寨后，丧逸二千人，遣释二千人，廑行万四千人。北行之际，分道分期，逮至燕云，男十存四，妇十存七。孰存孰亡，瞢莫复知。追溯临憘，贯分六道，阇母、谷神两道记载犹缺，余虽详略不同，要有笔札可推。删繁记要，以存其人……」这就是说，这本宋俘记是根据开封府「列册津送」的名单和诸路监押宋俘的「笔札」撰写而成，但阇母、谷神两道之笔札缺略。考宋俘记开篇，知阇母所监押的为「首起：宗室贵戚男丁二千二百余人，妇女三千四百余人；濮王，晋康、平原、和义、永宁四王皆预焉。」而谷神监押的为「六起：贡女三千一百八十人，诸色目三千四百十二人。」这就是说，本书必详于宫眷、宗室，而略于戚里、臣民。


    宫眷共有徽宗(称昏德公)、钦宗(称重昏侯)两部份，每部份都包括本人、妻、妾、婢、子、女、媳、孙、孙女等数项，逐人纪录，略叙其北迁及北迁后之梗概，大多极为简单。如上文我们征引的呻吟语关于燕王俣之死的记载，较为具体，本书则不然，本书只云：「赵俣即燕王，四起北行，四月十六日殁于都城店。」比呻吟语所记简单了许多。再如呻吟语于绍兴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记云：「沂王■〈木咢〉、驸马刘文彦首告太上左右及信王谋叛，千户孛堇按打曷即习古国王接其词。七月，遣使诘问，太上遣莘王植</a>、驸马宋邦光渡河往辩……沂王、刘文彦承诬……宣命赐死。」而宋俘记只云：「■〈木咢〉十年七月控昏德左右叛，坐诬，伏诛于五国。」足见宋俘记所记旨在存其事迹大略，而不及细节及其它。


    本书大部份可补宋史宗室传有关传记之缺，同时，亦有不少地方可资考史。如宋史卷二四八公主传云：「荣德帝姬至燕京，驸马曹晟卒，改适习古国王。」据开封府状：「荣德帝姬二十五岁，即金奴。」而本书则明云：「金奴入达赉寨，天眷二年没入宫。」并注云：「皇统二年封夫人。」考呻吟语：「绍兴十二年(即金皇统二年)三月，虏封华福帝姬，玉嫱、飞燕宗姬，并次妃，荣德帝姬夫人……」可证本书所记正确，而宋史所云则没有根据。我们由此例，已不难看出本书价值之一斑。


    [五]本书的流传及其版本


    本书自南宋咸淳丁卯(即咸淳三年、公元一二六七年)编定之后，似没有刻本、流传甚少，至自宋以后诸家书目皆未着录。但本书却很快传到了高丽。辛巳三月(即明惠帝建文三年、公元一四０一年)朝鲜李朝国王遗德在本书上写有一个题跋，跋云：


    中土祸患，至宋徽、钦而极，子息蕃衍，耻辱亦大，前史未有也。是编久存大藏，朕微时见转钞本于同年家，差脱不可句读。践祚后，检诸故府，得此，有先「忠烈王」图印，是百年前传写来。披览事变，终始咸悉。宋金所为，皆有国者金鉴。正史隔越两朝，卷帙繁博，无此融会贯通。暇当考征芟补，命儒臣泐为一书，为万世子孙戒。辛巳三月上巳，遗德笔。


    考高丽史</a>卷二八忠烈王世家：「忠烈王讳昛，古讳谌(按元史</a>作「愖」)、又賰，元宗长子，母曰顺敬太后金氏。高宗二十三年丙午二月癸丑生。四十六年，高宗薨，元宗以太子入觐于元，王时为太孙，受遗诏，权监国事。元宗元年八月，册为太子。十三年入元，十五年，尚元世祖女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六月癸亥，元宗薨。甲子，百官会于本阙，遥尊为王。秋七月，元遣同知上都留守事张焕册为王。」元史卷八世祖纪亦云：至元十一年秋七月「癸巳，高丽国王王植薨，遣使以遗表来上，且言世子愖孝谨，可付后事。敕同知上京留守司事张焕册愖为高丽国王。」与高丽史</a>所记完全吻合。这就是说，忠烈王于至元十一年(即宋咸淳十年、公元一二七四年)即位。又据高丽史卷三二忠烈王世家，其人死于戊申三十四年秋七月己巳，即元武宗至大元年(公元一三０八年)。即然朝鲜李朝内府所藏靖康稗史有「忠烈王」图印，那么就可以肯定，这本书至晚在公元一三０八年之前，就已传到了高丽。又考东藩记事，遗德即芳远，于明惠帝建文二年(公元一四００年)嗣位，第二年，他便写了这个书跋，其云「当是百年前传写来」，亦与史完全吻合。由于朝鲜国王如此重视这本书，把它视为「有国者金鉴」，故其书在朝鲜一直保存并流传。


    我国最先得到这个朝鲜传钞本的是苏州学人谢家福(绥之)，时间是在清光绪十八年(公元一八九二年)。随即，他又请人过录了个副本，送给他的朋友——著名藏书家丁丙，现在藏在南京图书馆的钞本靖康稗史，就是这个本子。


    靖康稗史最通行的本子是民国二十八年(公元一九三九年)王大隆刊印的己卯丛编本，这个本子是丁秉衡在江南图书馆(按即后来的南京图书馆)据丁丙藏本钞出的。可惜，丁秉衡先生的钞本除一两篇外，大多数都有不同程度的脱漏，而王大隆在刊印时，又没有去复校一次，致使这个低劣的本子一直流传至今。由于原钞本不易见，今为读者方便，特将该书重要脱漏校录如下：


    (一)瓮中人语：靖康二年二月初二日记事之后，脱「初三日，虏索男女乐工、医人出城。」凡十三字。(按，字数不计标点，下同)且将初四日事，误作了初三日事。


    (二)开封府状：道宗妃嫔一百四十三人名单中，「罗才人二十岁，名醉杨妃，即罗夫人」之后，脱「程才人十八岁，名云仙，即程夫人。」凡十三字。


    (三)南征录汇：天会五年二月初五日「令内侍指认点验后」，脱「太上后妃、诸王、帝姬皆乘车轿前进。后」凡十五字。末一「后」字，接下文「宫以下」三字。缘上文「点验后」末一字亦为「后」字，故误接下文，致脱。


    又同年三月初七日记事之后，脱「保福帝姬薨刘家寺【见日录。】」凡正文八字、注文三字。


    (四)呻吟语：建安二年正月至三月，叙钦宗、徽宗生子、生女，各列新生子女之名后，脱「均殇」二字。


    又绍兴元年引燕人麈云：「醒而悔之」下，脱「悉以分赐」四字。


    又绍兴十一年「广平郡王薨」之前，脱「荣德、宁福两帝姬封良家子。」凡十一字。


    (五)宋俘记：昏德长女条，「玉盘入蒲鲁虎寨，天眷二年没入宫」后，脱「三年十二月殁。金奴入达赉寨，天眷二年没入宫」，凡十九字。


    又昏德媳九人条，「孔令则入宝山大王寨」后，脱「八年，敕配伪建安郡王赵梃。自刘家寨」凡十五字，下接「五起北行」句。


    又昏德「孙女二十九人……益一即虎头」下，脱「均五起北行，玉嫱入宫，封夫人，晋帝姬。含玉嫁韩昉子，虎头」凡二十三字，下接「嫁克锡子」句。因「益一即虎头」，与「嫁韩昉子」后亦「虎头」二字，误接下文致脱。


    己卯丛编本靖康稗史不仅脱漏严重，而且错字也很多，如「广漠」误作「广汉」，「屯驻」误作「尖驻」，甚至人名「希尹」误作「希尸」、「阇母」误作「闹母」、「辛香」误作「卒香」、「佛逃」误作「佛迷」等等，不胜枚举。


    最后，顺便提及，丁丙本来在原书上有两个很有价值的跋语，不仅说明了他这个钞本的来龙去脉，还考证了遗德其人，足资参考。而己卯丛编本却摒而不录。不录丁跋也罢，却外加了不少杂七杂八的跋语，实在是丢了西瓜而捡芝麻，甚不足取。更有甚者，王大隆的某些校语也莫明其妙，如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其中有些话，如「第二十八程，自习州九十里至来州。无古迹可云。」凡十八字，钞本具在，只是将「程」误作了「城」，而王大隆却硬说：「以上十八字，据会编校补。」这类情况，我以为倒不是王大隆故弄玄虚，而是他上了丁秉衡钞本的当。很显然，这是丁秉衡钞漏了，王大隆用三朝北盟会编校补了这个缺漏。由于他过份相信丁秉衡钞本的准确性，而未去复核原钞本，故留下了上述「丈二和尚」式的校语。这说明，刊印或整理古籍，必须得下点真功夫，来不得半点投机与取巧，否则，是不会有好效果的。我以为，己卯丛编本靖康稗史，就正是这样一个取巧省事，效果不佳的典型。


    说到这里，需要回过头来回答，靖康稗史这部书为什么在我国反而这样罕见不传呢？我以为，这需要看南宋，特别是高宗朝禁野史私着的目的。有人说，这是朝廷怕勾起昔日的党争而采取的措施。我不排除这种因素，但我们从靖康稗史的内容不难看到，宋廷所以搜禁私家史着，恐怕更在于掩其家丑。很明显，宋廷是不可能容忍像靖康稗史中所收的那样的史着流行的，试看三朝北盟会编所征引的上百种私家史着，有几部留传下来了？它们所以遭厄运，其原因正在这里。那么，宋廷既不能容忍这些私着流行，何以徐梦莘</a>编成三朝北盟会编后，「帝闻而嘉之」呢？我以为，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徐氏的会编，并不是将这些私家史着整部钞入，而是作了较大选择，同时，书中也不能不有所回避。应该说，这种作法，正合宋廷的口胃，宋帝又焉得不「闻而嘉之」呢？需要说明，宋廷虽然明禁这些私家著述，但并不是所有这类书都禁，没有违碍，或违碍不大者是不在其内的，司马光</a>的涑水记闻</a>，不就是朝廷令其曾孙司马伋上奏的吗？明乎此，我们就更加确信，大凡不得流传的野史私着，必涉皇家之丑或当权者之隐私，而靖康稗史正属此类，其不流传也便不难理解了。


    [六]余论


    所谓稗史，通俗地、准确地说就是小史，正是从「小」这个意义上说，它既不同于正史，又有别于一般含意上的野史。谈到「小」，首先是篇幅小。即以靖康稗史所收的七种而论，除宋俘记已残，我们不得知其全貌外，其它六种，皆各为一卷。这一卷，充其量不过相当于正史的一篇而已。其次是时间跨度小。稗史大多只记一时一事，所包时限，多则数年，少则数月，一事结束，即告终篇。这比起隔朝跨代的史书来，亦不过是其九牛之一毛耳。


    除小之外，稗史和正史、野史的最重要、最突出的区别，还在于书中所记，大抵都是作者自己亲身经历或眼见确闻之事。因此，稗史提供的内容，大都具有第一手材料的性质，具有较高的价值。例如李纲</a>靖康传信录</a>，由于他当时是汴京保卫战的主要人物，故其所记，当然最为可靠。那么，稗史和具有史料价值的笔记是否一回事呢？回答是否定的，即二者不能划等号。因为正如上面所说，稗史大抵只记一时一事，且叙事皆循史法，时经事纬，本末清楚，首尾完具，已具史书的基本特点。而笔记则不同，笔记内容庞杂，遗闻佚事居多。偶有记事，亦多凭记忆，记其片断，首尾不一定完整。这类笔记，写法较为随便，显然只有史料价值，还不具备史书的基本特点，尚不能入稗史之林。


    稗史起于何时，笔者想另作探讨。但是，两宋之交确是涌现了大量的稗史则是勿庸置疑的，不要说三朝北盟会编所涉已有上百种，只看这小小的靖康稗史，表面是七种，外加南征录汇的九种和呻吟语所引之燕人麈，亦涉十七种之多，足证当时这类稗史的数量确实可观。我以为，正是这专记一时一事的稗史的大规模出现，才为纪事本末体史书在南宋创立创造了条件。换言之，正是因为两宋之际大量稗史的出现，纪事本末体史书在南宋创立才有了可能性和必然性。我以为，这在史学史上是应该予以足够重视的。


    [七]笺证凡例及其它


    (一)这次笺证，以南京图书馆藏丁丙八千卷楼钞本为底本，其中除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校以三朝北盟会编、大金国志、陈乐素校补本；青宫译语略参傅乐焕青宫译语笺证(见辽史</a>丛考)外，其余皆校以己卯丛编本。凡重要校改，皆在有关笺证中予以说明。


    (二)本笺证主要引正史及时人或后人有关著作，以与本书之记载相印证。引书皆录原文，如有删节，必用删节号标出。凡引书皆先列书名，次列卷数；除较为罕见的书外，一般引书时不列作者之名。


    (三)这次笺证，主要引用下列诸书：


    辽史　[元]脱脱</a>等撰　中华书局点校本


    金史　同上


    宋史　同上


    元史　[明]宋濂</a>等撰　中华书局点校本


    新五代史</a>　[宋]欧阳修</a>撰、徐无党注　中华书局点校本


    旧五代史</a>　[宋]薛居正</a>等撰　中华书局点校本


    新唐书</a>　[宋]宋祁</a>、欧阳修等撰　中华书局点校本


    旧唐书</a>　[后晋]刘昫</a>等撰　中华书局点校本


    辽史拾遗</a>　[清]厉鹗</a>撰　振绮堂刊本


    辽史索隐　陈汉章撰　史籍丛刊本


    金史详校　[清]施国祁撰　会稽章氏刊本


    契丹国志</a>　[宋]叶隆礼</a>撰　扫叶山</a>房本


    大金国志　[宋]宇文懋昭</a>撰　扫叶山房本


    靖康要录　[宋]汪藻</a>撰　十万卷楼丛书本


    靖康纪闻　[宋]丁特起</a>撰　学海类编本


    靖康传信录　[宋]李纲撰　四部备要本


    松漠纪闻　[宋]洪皓撰　丛书集成本


    云麓漫钞　[宋]赵彦卫撰　涉闻梓旧本


    安禄山事迹</a>　[唐]姚汝能</a>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


    归潜志</a>　[金]刘祁</a>撰　中华书局点校本


    大金吊伐录</a>　佚名编　神州国光社内乱外祸丛书本


    三朝北盟会编　[宋]徐梦莘编　清武英殿本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宋]李心传撰　国学基本丛书本


    宋会要辑稿　中华书局影印本


    宋大诏令集</a>　中华书局排印本


    读史方舆纪要</a>　[明]顾祖禹</a>撰　国学基本丛书本


    舆地广记</a>　[宋]欧阳吝撰　国学基本丛书本


    嘉庆重修一统志</a>　四部丛刊影印本


    日下旧闻考</a>　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


    东三省舆地图说</a>　[清]曹廷杰</a>撰　辽海丛书</a>本


    熙宁使契丹图钞　[宋]沉括撰　贾敬彦疏证　油印本


    三朝北盟会编考　陈乐素撰　前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册


    (四)本笺证在前言中一一介绍各稗史的作者，正文中一般不再涉及。


    (五)朝鲜国王遗德之跋，向冠于书前，称为后序(耐庵为原序或前序)，今仍其旧。但前言中则仍称其为跋。


    笔者在南京校书期间，多承南京大学</a>历史系蔡少卿先生为联系住宿；同时，本书校勘，又多承南京图书馆沈燮元先生惠予方便；著名书法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先生在百忙中为本书题写了书签，赵仲兰同志详细审读了本稿，多所指正，在此并致谢忱。


    崔文印


    一九八五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