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荆公之政术（四）教育及选举

    民政财政军政，荆公之新法，殆尽于是矣。此外尚有一二，请括而论之。


    第一教育


    教育行政，荆公平昔所最重也，其上仁宗书言之最切。及执政，首注意于学校。熙宁元年，增太学生员。四年，以锡庆院朝集院为大学</a>讲舍，厘学生员为三等，初入学为外舍，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上舍员百，内百二百，外舍不限员。其后内舍生增至三百人，外舍生限二千人。其年，置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五路学，以陆佃等为诸州学官。其后诸路州府皆悉立学，而学官共五十三人。马氏端临谓是时大兴学校，而教官只有此数者，盖重师儒之官，不肯轻授滥设故也。


    其所教者，以经为主，人专一经。至熙宁八年，以荆公所编着三经新义颁于学官焉。三经者，周官及诗、书也。


    按三经新义，亦为当时及后世攻击荆公之一大口实。史称苏嘉在太学颜复尝策问王莽后周变法事，嘉极论其非在优等。荆公怒，遂逐诸学官，以李定常秩同判监事，选用学官，非执政所喜者不与，其后遂颁三经新义云。考荆公平日言论，多以一学术为正人心之本，则史所云云，谅非诬辞，此实荆公政术之最陋者也。盖欲社会之进化，在先保其思想之自由，故今世言政治者，无一不以整齐画一为贵，而独于学术则反是，任其并起齐茁，而信仰各从乎人之所好，则理以辨而愈明，人心之灵，浚之而不竭矣。强束而归于一，则是敝之也。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而中国学术史上，光耀顿减。以荆公之贤，而犹蹈斯故智，悲夫！


    考荆公当时，亦非于新义之外，悉禁异说，不过大学以此为教耳。夫既设学校，则必有教者，教者必有其所主张之说。学校既为一国学术所从出，则此说遂若占特别势力于社会，此亦事势所必至，无可逃避者。即如今之日本，其帝国大学二三老辈之学说，颇为新进诸颜所抨击。然举国学者，大率仍诵习之，此亦无可如何也。然则是亦不足深为荆公罪矣。盖使荆公而禁异说，则为戕贼思想之自由，然公固未尝禁之，不过提倡己之所主张而已。夫学者有其所主张之说，则必欲发挥光大之以易天下，非徒于理不悖，抑责任亦应尔也，于公乎何尤？若夫学者不求自立，而惟揣摩执政之所好尚，欲以干禄，此则学者之罪，而非倡新说者之罪也。三经新义，自元?废黜以后，南宋学者，更抨击不遗余力，自是数百年来承学之士羞称之。诗书义出荆公子及其门人之手，已佚。惟周官义乃荆公所手着，本朝乾隆</a></a>间修四库书，从永乐大典掇拾重编，尚可得而见焉。吾尝窃取读之，其精要之处盖甚多，实为吾中国经学辟一新蹊径，自汉以迄今日，未有能过之者也。此当于第二十章别论之，今不先赘。而学者不察，随声附和肆为诋排，昌黎所谓蜉蝣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者非耶？荆公未尝禁人习王氏以外之学说，而反对荆公者，则禁人习王氏学说。然则束缚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者，为荆公耶？为反对荆公者耶？是又不可以不察也。哲宗元?元年，国子司业黄隐焚三经义之版，禁诸生诵习矣。大学诸生闻荆公之薨，欲设斋致奠，且禁之矣。二年，下诏禁科举用王氏经义字说矣。钦宗靖康间，祭酒杨时</a>奏言王安石</a>着为邪说以涂学者耳目，请追夺王爵，使邪说**不能为学者惑矣。高宗绍兴六年，张浚为相，又申临川学禁矣。由此观之，以荆公视诸贤何如哉？当杨时之诋王学也，御史中丞王过庭劾之云：


    五经义微，诸家因而异见，所不能免也。以所是者为正，所否者为邪，此乃一偏之大失也。顷者指苏轼</a>为邪学而加禁切，已弛其禁，许采其长而用之，实为通论。祭酒杨时矫枉太过，复诋王氏以为邪说，此又非也。诸生习用王学，率众见时而诋詈之，时引避不出，乃得散退，此亦足以见时之不能服众矣。


    此言可为笃论。杨时何入？即程门高弟，依附蔡京以干进，而学者尊之为龟山先生从祀孔子</a>庙庭至今未废者也。而诸儒所以尊之者，盖又以其排斥王学之功独高也。当时程氏之徒，自以其学为孔子之正统，凡异己者，皆攘斥之。夫着书讲学，辟他人之说以申己说，此固学者本分所当然，独奈何欲挟帝者之力以箝天下之口也！有宋之党争，前此不过在政见之异同耳。及程氏之徒得志，始焉禁锢苏氏之蜀学，继焉荼锢王学，自是学党之争日烈。而政界又益相水火。以至终宋之世，谁生厉阶，君子不能不深恶痛绝于杨时辈也。后此庆元伪学之禁，读史者咸能斥之。夫韩胄之禁伪学则诚非矣，然亦曾思作俑者谁乎？胄所为，亦请君入瓮而已。夫吾于程朱之学，虽非所愿学者，然固敬仰之，岂敢妄诋！然于诸君子之妄自尊大排斥异己，非直不敢附和，且以为中国近数百年来学术之不发达，厥由程朱之徒务束缚人思想自由，实尸其咎，故今因论荆公经义而及之。


    熙宁五年，又建武学于武成王庙，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教以诸家兵法，纂次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足以训者解释之，生员以百人为额。


    熙宁六年，又于大学置律学教授四员，凡命官学人，皆得自占入学。同年，又诏进士诸科及选人任子，并令试断案律令大义。又于大学置医学教授，以翰林医官以下与上等学生及在外良医为之，学生常以春试，取三百人为额。有方脉科、针科、疡科，考察升补，略如诸学之法。其选用最高者，为尚药医师以次医职，余各以等补官，为本学博士正录及外州医学教授云。（此事宋史</a>失载,今据《文献通考</a>》。但通考不言何年设立，但云神宗时耳。）


    此荆公教育行政之大概也。观其所设施，大率注重于京师大学，而各州县之学，规模似未大完。不知史失载耶，抑当时之力，尚有所不暇给也。至其大学，以校诸今日欧美各国，虽未可云备，然观其有律学医学等科，与经学并重，则是分科大学之制，实滥觞于是，其起原视英之阿士弗大学为尤古矣。使非中道废弃，能继续其业以至今日，则岂不足以自豪于世界耶！然即此昙花一现，已足为我国学术史之光矣。当荆公之初置法科也，司马光</a>奏言：“律令敕式，皆当官者所必须，何必置为一科？使为士者预习之，夫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为士者果能知道义，自与法律冥合，若其不知，则习法徒成刻薄，为政岂有循良，非所以长育人材敦厚风俗也。”呜呼！温公此论，在今日法治论大昌之时，稍有识者当知其非，无俟深辩。果如其言，则今世诸文明国，非曾治法学者不得任官，宜其无一循吏矣。吾壹不解温公之于荆公一举一措，无论大小，而必反抗之不遗余力，其用心果何在也！吾又不解后世读史者，于当时一举一措，无论大小，而必袒温公以抑荆公，其用心果又何在也！


    第二选举


    科举取士，非荆公意也，其上仁宗书论其弊详矣。乃及其执政，而犹不革之者何也？则公自言之矣。其请改科条制札子云：“今欲追复古制以革其弊，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对偶声病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以俟朝廷兴建学校，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由此观之，则仅罢诗赋而试经义，不过荆公权宜之制，而非其心之所以为安也，然当时攻之者已云起矣。


    熙宁二年，议更贡举法，罢诗赋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直史馆苏轼上议，略云：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用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无知人之明，朝廷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矣。夫时有可否，物有兴废，使三代圣人复生于今，其选举亦必有道，何必由学乎？且庆历间尝立学矣，天下以为太平可待，至于今惟空名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艺之士，责九年大成之业，则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养游士。置官立师，而又时简不帅教者屏之远方，徒为纷纷，其与庆历之际何异？至于贡举，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故事，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变经生朴学，不用帖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夫欲兴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敝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无所不至。德行之弊，一至于此。自文章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论策均为无用矣。虽知其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近世文章华丽，无如杨亿，使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通经学古，无如孙复石介，使复介尚在，则迂阔诞谩之士也。矧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


    上读轼疏，疑焉，以问荆公。公曰：“若谓此科尝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也。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于是上意决，乃罢明经及诸科进士，罢诗赋，各占治诗、书、易、周礼</a>、礼记</a>一经，兼以论语</a>、孟子</a>，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次论一首，次策三道，礼部试即增二道，中书撰大义式颁行。此当时科举制之大略，而此沿之数百年以至于今者也。呜呼！荆公之良法美意何限，皆废绝无一遗，独此权宜不得已之制，为荆公所欲废而及身未能废之者，则沿袭数百年以毒天下，悲夫！


    能悉废科举而代以学校，善之善矣！而当学校未成，而国家又不可以一日不取士也，则科举固不能骤废矣。既不能骤废，则与其诗诗赋又不如试经义，彼善于此，又至易见者也。乃东坡之言，一则曰三代圣人复生于今，其选举亦不由学。再则曰诗赋虽无用，然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三则曰诗赋何负于天下，而又痛诋兴学之政为徒为纷纷劳民伤财。此真所谓莠言乱政，宜荆公斥彼辈为流俗也。今科举已废，稍有识者皆知其说之非，不俟深辩。然犹着之者，凡以见当时反对新法之人，其所言皆持之不能有故，言之不能成理，率类此也。以上三章，荆公当时所设施者，大端备矣。自作小节亦所在多有，非关一代兴亡大计，则不着也。


    （考异七）世传荆公当国，设宫观祠录之官以处异己者，万口相传，莫知其所自来。王渔洋池北偶谈</a>乃更确指为熙宁二年所增置，非祖宗故事。且引邱文庄世史正纲以为证，而御批通鉴辑览亦沿之。吾不知邱氏所据者果又为何书，但考诸宋史职官志云：祠禄之官，以佚老优贤，先时员数绝少，熙宁以后增置焉。又曰：在京宫观旧制以宰相执政充使，前宰执留京师者，多除宫观以示优礼。然则此制不创于荆公甚明。宋史诸传中前大臣罢政领宫观者不可悉数，即以见于临川集者论之，王德用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除会灵观使，在庆历八年。贾文元以检校太师充景灵宫使，在嘉?二年。凡此皆远在熙宁以前者也。熙宁初朝廷议废宫观使副都监，荆公曰：宫观置使提举都监，诚为冗散，然今所置，但为兼职，其有特置，则朝廷礼当尊宠，不以职事责之者也。废与置其为利害亦不多，若议冗费，则宫观之类，自有可议，非但置使提举都监为可省也。据此则荆公当国，安有增置员数之事？听官志殆亦缘谤者之言而采入之耳，而琼山渔洋之徒，于祠禄所由来载于诸书者若全未入目，亦何足与语史事哉！因论荆公新法而附辨之如此。


    【译文】


    教育及选举


    民政、财政、军政，王安石的新法，大概就是这些了。此外还有一两点，在这里概括说一下。


    第一教育


    教育行政，是王安石平时所最重视的，他在《上仁宗书》中说</a>的最迫切。他执政后，首先注意的就是学校。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增加太学生员。四年，把锡庆院、朝集院作为太学的讲舍，把生员分为三等：才入学的为外舍，外舍升为内舍，内舍升为上舍。上舍一百人，内舍二百人，外舍不限人数。后来内舍增加到三百人，外舍生限制在二千人。那一年，设置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五路学，让陆佃等人为各路学官。之后各路的州府都建立学校，学官共五十三人。马端临</a>说这时大兴学校，而教官只有这些人，是因为重视学官，不肯轻易授予随便设置的缘故。


    他们所教的，以经为主，每人专治一经。到熙宁八年，将王安石所编着的《三经新义》颁布于学校。“三经”，指《周官》和《诗》、《书》。


    按《三经新义》，也是当时和后世攻击王安石的一大口实。史称苏嘉在太学，颜复曾策问王莽后周变法的事，苏嘉极力论说它的错误，得了优等。王安石发怒，于是逐走这些学官，以李定、常秩同判监事。选学官，不是执政者所喜好的不用，之后就颁布《三经新义》等说法。考察王安石平时的言论，大多将学术作为正人心的根本，那幺史书上所说的，估计不是诬辞。这确实是王安石政术中最丑陋的事了。要想保持社会的进化，首先要保证思想的自由，因此现代讨论政治，没有不以整齐划一为宝贵，而只有学术不是这样，任凭它一起成长，信仰也根据人自己的所好，那样道理就越辩越明了。人的心灵，疏通而不会枯竭。强行束缚归于统一，就会产生弊病。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而中国学术史上，光耀顿时减少，凭王安石的贤能，而仍旧走那条老路，悲哀啊！


    考察王安石当时，也并不是在新义之外，全都禁止异说，只不过是在大学以此为教育罢了。既然设立了学校，就必定有教的人；教的人肯定有他们的主张。学校既然是一国学术的源头，那它的学说就会在社会中占有特别的地位。这也是事实必然，是无法避免的。就像如今的日本，它的帝国大学二三老辈的学说，很是被新上来的贤才所抨击，而全国的学习者，大都仍然学习他们，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而这也不足成为王安石的罪过。王安石禁止异说，就算是损害了思想自由，然而王安石并没有禁止，只不过是提倡自己所主张的罢了。学者有自己所主张的学说，必定会想让它发扬光大而行于天下，这不仅不悖常理，也是责任使他这样，王安石有什幺过失呢？如果学者不求自立，而只是揣摩执政的喜好和崇尚，目的是求取爵位，这就是学者的罪过，而不是倡导新说人的罪过了。《三经新义》自从元祐年间（公元1086年~1093年）废除以后，南宋学者对它的抨击更加不遗余力，从此数百年来做学问的人差不多都这样。《诗书义》出自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和他门人的手，已经失传。只有《周官义》是王安石亲手所写，本朝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拾取重编，还可以看到。我曾私下读过，它精要的地方很多，实在是为我国经学开辟的一条新蹊径，从汉代到今天，没有能超过他的。这将在第二十章 另外论述，这里不再赘述。而学者们不细看，随声附和恣意诋毁，不正像韩愈</a>所说的“蜉蝣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吗？王安石并没有禁止人学习王氏以外的学说，而反对王安石的人，禁止人们学习王安石的学说，那幺束缚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是王安石呢，还是反对王安石的人呢？这又是不能不说清楚的。哲宗元祐元年，国子司业黄隐烧毁《三经义》的版，禁止学</a>生们诵习。大学的学生们听说王安石死了，想设斋祭奠，也被禁止。二年，下诏禁止科举用王氏经义学说。钦宗靖康年间（公元1126年），祭酒杨时上奏说王安石着的邪说污染了学习者的耳目，请求追夺王安石的爵名，使**邪说不再迷惑学习者。高宗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张浚为丞相，又申请禁止王安石的学说。由此看来，以王安石对比来看这些贤人，该是怎样的呢？在杨时诋毁王安石的学说时，御史中丞王过在朝廷上弹劾他说：


    《五经》含义精微，各家看法不同，把自己认为正确的当做正宗，所否定的当做邪说，这是一种偏见，严重失误。不久前指斥苏轼为邪说，因而加以非常严格的禁止；现在这一禁令已经放宽，允许采用其中的长处，确实是通达的见解。而祭酒杨时矫枉过正，又诋毁王氏之学是邪说，这又是不对的。学生习惯于使用王氏学说，听到杨时的建议，群起指责他，杨时退避不敢出门，学生这才散去。这足以看出杨时的说法是不能服众的。


    此言可以说是确切的评论。杨时是什幺人呢？是程颐</a>的高徒，依附蔡京以求仕进，而学者尊称他为“龟山先生”，在孔庙中成为从祀至今没有被废。儒者们之所以尊敬他，大概是因为他在排斥王安石的学说中功绩最高。当时程颐的门徒，自认为他们的学问是孔子的正统，凡与自己不同的，都加以排斥。他们着书立说，排斥别人的学说而宣传自己的学说，学者的本分就是这样，而为什幺要挟持皇帝的力量来堵住天下人的口呢？宋代的党争，在这之前不过是政见的不同罢了。等到程氏的门徒们得志，就开始禁锢苏氏的蜀学，然后禁锢王安石的学说，从此开始学党的争论日益激烈，而政界更加水火不容，以至到宋代末，问是谁造成的这祸端，君子们不能不对杨时这些人深恶痛绝。后来庆元年间（公元1195年~1200年）禁止伪学，读史的人都能排斥。韩侂胄禁伪学确实是错误的，然而能想到那始作俑者是谁吗？韩侂胄的所作所为，也不过是请君入瓮罢了。我对于程朱的学说，虽说不愿学，然而也敬仰，怎幺敢于妄加诋毁？然而对于诸君子的妄自尊大，排斥异己，非但不敢附和，并且认为数百年来中国学术的不发达，都是由程朱这些人极力束缚思想的自由而受牵连，所以今天因为论说王安石的经义而提到它。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又建武学于武成王庙，选取文武官员懂军事的为教授，教授诸家的兵法，编撰历代用兵的成败、前世忠义的节操，对足以成为典范的加以解释，生员名额为百人。


    熙宁六年，又在大学设置律学教授四人。凡是官吏学人，都能自己估量着入学。同年，又下诏进士各科以及选官员子孙入官，都要加试断案、律令、大义。


    又在大学设置医学教授，以翰林医官以下与上等学生以及在外的良医来做，学生常进行春试，录取名额为三百人。有方脉科、针科、疡科。考察、升职、补职，和其他各学的方法一样。选用时，最高的是尚药医师，其次是医职，其他都根据等级补官，为本学博士正录及外州医学教授等（此事《宋史》没有记载，今根据《文献通考》，但《通考》没有说是哪一年设立，只是说神宗时罢了）。


    这是王安石教育行政的大概。观察他采取的措施，大都注重京师大学，而各州县的学校，规模好像没有形成，不知道是史书上没有记载，还是限于当时的力量无暇顾及。至于大学，和今天欧美各国相比较，虽不能说完备，然而看他有律学、医学等科，与经学并重，分科大学的制度可能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它的起源比英国的阿士弗大学还要古老。假如不是中途废止，能继续它的事业并延续到今天，难道不足以在世界上自豪吗？然而即使是这样的昙花一现，已经足为我国学术史的光荣了。在王安石最初设置法科时，司马光上奏说：“律令敕式，都是做官的人所必须掌握的，何必设置为一科，让做士的人预习。礼所指的方向，就是刑法所取的，作为士果然能知晓道义，自然会与法律暗合，如果士不知晓道义，学习了法律也只能成为刻薄的人，为政哪里会有奉公守法，也就不能教育人才，使风俗敦厚了。”唉！司马光这种说法，在今天法制论盛行的时候，不用深入辨析，稍有见识的人都会明白他的错误，如果真如他所说，那幺今天的这些文明国，不曾研究法学的不能担任官职，那他们应该没有一个奉公守法的人了。我一直不理解司马光对于王安石每项措施，无论大小，而必定反对，并不遗余力，他的用心何在？我也不理解后世读史的人，对于当时的所有措施，无论大小，而必定袒护司马光而贬低王安石，这用心又何在呢？


    第二选举


    科举取士，并不是王安石的本意。在他给仁宗的上书中论</a>科举弊端很详细，等到他执政，却仍然不改革，这是为什幺呢？王安石自己说过原因，在他的《请改科条制札子》中说：“现在想根据古代的制度来改革它的弊端，只是担心没有下手之处，应当先去除对偶声病这样的文章 ，使学习的人能专心研究经义，等朝廷兴建了学校，讲求三代教育选举的方法，施行于天下。”由此看来，只是不考诗赋而考经义，不过是王安石的权宜之策，并不是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了，可当时攻击他的人已经很多了。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议改变贡举法，去除诗赋、明经等科的考试，以经义、论策考试进士，直史苏轼上议，其中说：


    求得人才之路，在于了解人；了解人的办法，在于求其实际。假使君主和宰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求实之政，那幺就是小吏衙役中也未尝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科举？即使沿用现在的办法，我以为人才还有余。假使君主和宰相没有知人之明，朝廷不求实，即使在公卿和侍从之臣中也会常常忧虑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科举呢？即使恢复古代的制度，我以为还是不够。至于时代有可行和不可行，政事有随时废兴的不同，假使三代圣人重生在今天，他们选举也要遵循一定的途径，何必非要从学校中选出呢？庆历年间（公元1041年~1048年）开始设学校，人们以为天下的太平指日可待了，到了今天，仅存空名。现在陛下一定要寻求有道德品行有学问的人才，追求九年大成的业绩，就要改变今世的礼仪，变革今世的习俗。又得征发民夫来营建房舍，聚敛民财来供养游学之人，设学校安排教师；把不服教育的，贬斥到远方，白白造成纷扰，这与庆历之时有什幺不同呢？至于科举，有的说乡举应该重德行而轻文章 ，有的说专取策论而取消诗赋；有的想要采用唐朝旧例，参考声望而取消封弥；有的要改变帖经、墨义而考试大义，这几项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想要提高道德品行，在于管理百姓使其修身来改正不正之风，以好恶作为习俗的表率，如果想要设科举建立名目来选取这样的人才，就是教导天下的人共同弄虚作假。在上者以孝取人，就会使勇敢的人割股，怯懦的人庐墓；在上者以廉取人，在下者就会用残破车子、骑病弱马匹、穿劣质衣服、吃普通食物，凡可以符合在上者心意的做法无所不至。就文章 来说，则策论是有用的，诗赋是无益的；就政事来说，那幺诗赋、策论都没有用处。然而从立国以来从未废弃过的原因，在于认为设定法规选拔人才，从来都是这样。近世文章 写得华丽的，没有人比得上杨亿。如果杨亿还在，他就是忠诚清廉耿直公正的人；通晓经典研习古制，没有人比得上孙复、石介，如果他们还在，就是迂阔荒诞的人了。从唐朝到现在，凭诗赋成为名臣的，不可胜数，对天下有什幺坏影响，而一定要废止呢？


    皇上读了苏轼的上书，很是疑惑，问王安石，王安石说：“如果说这一科曾大量得到人才，自然是因为仕进没有其他途径，其中不可能没有贤能的人。如果说科举法规已经完善，那是还没有啊。现在是少壮之时，正应当讲求天下正理，却闭门学作诗赋，等到入仕为官，世事完全不了解，这是科举败坏人才，完全不如古代。”于是皇上主意打定，去除明经及诸科进士，去除诗赋，各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种经典，兼学《论语》、《孟子》，每试四场，第一场大经，第二场兼经、大义共十道。第三场论一首，第四场策三道，礼部考试就再增二道，中书撰大义式颁行，这是当时科举的大概情况。而且这种情况沿袭数百年而到现在了。唉，王安石的良法美意有那幺多，都被废除，没有一个留下来的，只有这权宜不得已的制度，是王安石所想废除而最终没有废除的，却沿袭数百年而流毒天下，悲哀啊！


    能将科举全部废除而用学校代替，这是最好的事了，而当时学校没有建成，而国家又一天不可以不选拔人才。因此科举是不能迅速废除的，既然不能马上废除，那幺与其试诗赋，就不如试经义，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很容易看得出的。苏东坡</a>所说的，一是说三代圣人再生于今天，他们选举贤能也不会由学校出；二是说诗赋虽然无用，然而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三是说诗赋有什幺对不起天下的，又狠狠地诋毁兴学的政策只是劳民伤财，这真是所谓的莠言乱政，王安石斥责他们这些人是流俗是恰当的。现在科举已经废除，稍有见识的人都知道他说法的错误，不用去深辨，然而仍然写在这里，是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反对新法的人，他们的说法没有根据，所说都不成理，大概和这些类似。


    以上三章 ，王安石当时施行的措施大体齐备，其余的小节还有许多，不关乎一代兴亡大计，就不再写了。


    （考异七）世传王安石当国，设宫观祠禄这样的官来安置异己者，万口相传，不知这种说法是从什幺地方来的。王渔洋《池北偶谈》更确定地指出那是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所增设，不是祖宗原来有的，并且引用邱文庄《世史正纲》作为证据，而御批《通鉴辑览》也沿袭这种说法，我不知道邱氏所根据的是什幺书？但考证《宋史-职官志》中说，祠禄这一官职，是用来让贤者养老的，开始人数很少，熙宁以后增加了。又说：“在京的宫观一职，旧制是宰相执政充当，前任宰相留在京师的，多授以宫观以表示优待和礼遇。”然而这种制度并不是王安石所创立的，这是很明确的。宋史诸传中，前大臣罢政后被授宫观这一职衔的不可胜数，就见于《临川集》中的来说，王德用以同中书门下平章 事被授以会灵观使，在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贾文元以检校太师任景灵宫使，在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这些都远在熙宁以前。熙宁初年朝廷议论废除宫观使副都监，王安石说：“宫观置使提举都监，确实是冗散，但现在所设置，都是兼职，有特别安置的，朝廷礼当尊宠，不能以职事来要求。废与置的利害也不多，如果议冗费，那幺宫观之类，自然有可议的，就不只是置使提取都监是可裁减的了。”根据这些来看，则王安石当国，怎幺会有增加员数的事？《职官志》大概也是根据诽谤者的话采用的。而琼山、渔洋这些人，对写在书上的祠禄来历全看不到，怎幺和他们来论说历史？因为论述王安石的新法而附辩词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