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荆公之时代（下）

    荆公所处之时势，虽极艰钜，然以其不世出之才，遭遇大有为之主，其于拨乱世反诸正也，宜若反手然。顾其成就不能如其所期者，何也？则朋党累之也。宋之党祸，盛于荆公以后，而实远滥觞于荆公以前，是不可不追论之。政党之为物，产于政治进化之后，国之有政党，非其可吊者，而其可庆者也。虽然，有界说焉。一曰，政党惟能生存于立宪政体之下，而与**政体不相容。二曰，为政党者，既宜具结党之实，而尤不宜讳结党之名。三曰，其所辩争者，当专在政治问题，而宫廷问题及个人私德问题学术异同问题等，皆不容杂入其间。（此不过略举其概，未能备列，因非作政党论故也。）若宋之所谓党，举未足以语于是也，吾故不能许以政党，仍其旧名曰朋党而已。中国前此之党祸，若汉之党锢，唐之牛李；后此之党祸，若明之东林复社，皆可谓之以小人陷君子。惟宋不然，其性质复杂而极不分明，无智愚贤不肖而悉自投于蜩唐沸羹之中。一言以蔽之，曰：士大夫以意气相竞而已。推原宋代朋党所以特盛之故，一由于右文而贱武，二由中央集权太过其度。宋祖之政策，既务摧抑其臣，使不得以武功自见，怀才抱能之士，势不得尽趋于从政之一途。而兵权财权，悉集中央，牧民之司，方面之寄，以为左迁贬谪。或耆臣优养之地，非如汉之郡国守相，得行其志以有所树立，且严其考成黜陟，使人知所濯磨也。是故秀异之士，欲立功名者，群走集于京师。而彼其京师，又非如今世立宪国之有国会，容多士以驰骋之余地也，所得与于国政者，二三宰执而已。其次则少数之馆职台谏，为宰执升进之阶者也，夫以一国之大，人才之众，而惟此极少极狭之位置，可以为树立功名之凭藉，则其相率而争之，亦固其所。故有宋一代之历史，谓之争夺政权之历史可也。不肖者固争焉以营其私，即贤者亦争焉以行其志，争之既急，意气自出乎其间，彼此相诋，而以朋党之名加入，于是党祸遂与宋相终始矣。


    宋朋党之祸，虽极于元?绍圣以后，而实滥觞于仁英二朝。其开之者，则仁宗时范吕之争，其张之者，则英宗时之濮议也。初范仲淹以忤吕夷简放逐，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为朋党。及夷简去，仲淹相，石介作诗曰：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而孙沔读介诗曰：祸自此始矣。仲淹相数月，史称其裁削幸滥，考核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更张无渐，规模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于上。


    （以上皆录宋史</a>范传语。）反对党乘之，尽力攻击，而仲淹与杜衍、韩琦、富弼同时罢。王拱辰昌言</a>曰：吾一网打尽矣。其气焰与石介之诗，若出一吻。后世论史者，莫不右仲淹而抑夷简。夫仲淹之规模宏远，以天下为己任，诚非夷简辈所能望。然夷简亦不过一庸材贪恋大位者耳，若指为奸邪，则宋百年来之宰相，若夷简者比比皆是，宁得尽曰奸邪乎。况当时党夷简以攻仲淹之人，亦多有后世所目为君子者，则又何也？要之宋之朋党，无所谓君子小人，纯是士大夫各争意气以相倾轧。自庆历时而已然矣，此风既开，至英宗治平间而有濮议之一大公案。


    濮议者何？仁宗崩，无子，以兄濮安懿王之子为后，是为英宗。英宗治平二年，议追尊濮王典礼，廷臣分党相哄，汹汹若待大敌，朋党之祸，于兹极烈。台谏至相率请斩韩琦、欧阳以谢先帝，驯至因公事以诋及私德，遂有诬欧阳修</a>以帷薄隐匿之事。而当时以濮议被攻者，如韩欧之徒，固后世所称君子人者也。其以濮议攻人者，如吕诲、范纯仁之徒，又后世所称君子人者也。宋世朋党之真相，于兹毕见。此事虽若与荆公新法之哄争无与，然其现象极相类。且前此首攻濮议之人，即为此首攻新法之人，吾故不避枝蔓之诮，取欧阳公濮议原文全录之，以见当时所谓士大夫者，其风气若是。而知后此荆公之地位，一如韩欧，而新法之公案，亦一濮议而已。


    （附）欧阳修濮议


    英宗皇帝初即位，既覃大庆于天下，群臣并进爵秩，恩泽遍及存亡，而宗室故诸王，亦已加封赠。惟濮安懿王，上所生父也，中书以为不可与诸王一例，乃奏请下有司议合行典礼，有旨宜俟服除，其议遂格。治平二年四月，上既释服，乃下其奏两制，杂学士待制礼官详议。翰林学士王冕等议濮安懿王高官大爵极其尊荣而以，中书以为赠官及改封大国，当降制行册命，而制册有式，制则当曰某亲具官某可赠某官追封某国王，其册则当曰皇帝若曰咨尔某亲某官某今册命尔为某官某王。而濮王于上父子也，未审制册称何亲及名与不名，乃再下其议。而冕等请称皇伯而不名。中书据仪礼</a>丧服记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又据开元开宝礼皆云：为人后者为其所生父齐衰不杖期，为所后父斩衰三年。是所后所生皆称父母，而古今典礼，皆无改称皇伯之文。又历捡前世以藩侯入继大统之君，不幸多当衰乱之世，不可以为法，唯汉宣帝及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称其父为皇考。而皇伯之称，既**礼，出于无稽，故未敢施行。乃略具古今典礼及汉孝宣光武故事，并录皇伯之议，别下三省集官与台官共加详议。未及集议，而皇太后以手书责中书不当称皇考。中书具对所以然，而上见皇太后手书，惊骇，遽降手诏罢议，而追崇之礼亦寝。后数日，礼官范镇</a>等坚请必行皇伯之议。其奏留中，已而台官各有论列。上既以皇太后之故，决意罢议，故凡言者一切留中。上圣性聪睿英果，烛理至明，待遇臣下，礼极谦恭，然而不为姑息。台官所论濮圆事既悉已留中，其言他事不可从者又多寝而不行，台官由此积忿出怨言，并怒中书不为施行。中书亦尝奏云：近日台官忿朝廷不用其言，谓臣等壅塞言路，致陛下为拒谏之主，乞略与施行一二事。上曰：朝廷当以至公待天下，若台官所言可行，当即尽理施行，何止略行一二？若所言难行，岂当应副人情？以不可行之事勉强行之，岂不害事耶？中书以上语切中事理，不敢更有所请。上仍问曰：所言莫有可行而未行者否？韩琦已下相顾曰：实无之。因曰：如此则未有。是时杂端御史数人，皆新被擢用，锐于进取，务求速誉，见事辄言，不复更思职分。故事多乖缪，不可施行。是时京师大雨水，官私屋宇倒塌无数，而军营尤甚。上以军士暴露，圣心焦劳。而两府之臣，相与忧畏，夙夜劳心竭虑，部分处置，各有条目矣。是时范纯仁新除御史，初上殿，中外竦听所言何事。而第一札子催修营房，责中书何不速了，因请每一营差监官一员中书勘会。在京倒塌军营五百二十座，如纯仁所请，当差监官五百二十员，每员当直兵士四人。是于国家仓卒多事阙人之际，虚破役兵二千人当直，五百员监官，而未有瓦木笆箔，一并兴修未得。其狂率疏缪如此。故于中书聚议时，臣修不觉笑之，而台中亦自觉其非。后数日吕大防再言，乞两营共差一官。其所言烦碎不识事体不可施行多类此，而台官不自知其言不可施行，但怨朝廷沮而不行。故吕大防又言：今后台官言事不行者，乞令中书具因何不行，报台。其忿戾如此。而怨怒之言，渐传于士大夫间，台官亲旧，有戏而激之曰：近日台官言事，中书尽批进呈讫，外人谓御史台为进呈院矣。此语甚着，朝士相传以为戏笑。而台官益怏怏惭愤，遂为决去就之计。以谓因言得罪，犹足取美名。是时人主圣德恭俭，举动无差失，两府大臣，亦各无大过，未有事可决去就者。惟濮议未定，乃曰此好题目，所谓奇货不可失也，于是相与力言。然是时手诏既已罢议，皇伯皇考之说俱未有适从，其他追崇礼数，又未尝议及，朝廷于濮议，未有过失，故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议而已。中书以谓前世议礼连年不决者甚多，此事体大，况人主谦抑，已罢不议，有何过举可以论列，于是置而不问。台官群至中书扬言曰：相公宜早了此事，无使他人作奇货。上亦已决意罢议，故言者虽多，一切不听。由是台官愈益愧耻，既势不能止，又其本欲以言得罪而买名，故其言惟务激怒朝廷，无所忌惮，而肆为诬罔，多引董宏、朱博等事，借指臣某为首议之人，恣其丑诋。初，两制以朝廷不用其议，意已有不平，及台宪有言，遂翕然相与为表里。而庸俗中下之人，不识礼义者，不知圣人重绝人嗣，凡无子者明许立后，是大公之道，但习见闾阎俚俗养过房子及异姓乞养义男之类，畏人知者，皆讳其所生父母，以为当然，遂以皇伯之议为是。台官既挟两制之助，而外论又如此，因以言惑众，云朝廷背弃仁宗恩德，崇奖濮王。而庸俗俚巷之人，至相语云：待将濮王入太庙，换了仁宗木主。中外汹汹，莫可晓谕。而有识之士知皇伯之议为非者，微有一言佑朝廷，便指为奸邪。太常博士孙固，尝有议请称亲，议未及上，而台官交章弹之。由是有识之士，皆钳口畏祸矣。久之，中书商量欲共定一酌中礼数行之以息群论，乃略草一事目呈进，乞依此降诏云：濮安懿王是朕本生亲也，群臣咸请封崇，而子无爵父之义，宜令中书门下，以茔为园，即园立庙，令王子孙岁时奉祠，其礼止于如此而已。乃是岁九月也。上览之，略无难色，曰：只如此极好，然须白过太后乃可行，且少待之。是时渐近南郊，朝廷事多，台议亦稍中息，上又未暇白太后，中书亦更不议及。郊礼既罢，明年正月，台议复作。中书再将前所草事目进呈，乞降诏。上曰：待三两日间白过太后，便可施行矣。不期是夕忽遣高居简就曾公亮</a>宅降出皇太后手谕云：濮王许皇帝称亲。又云：濮王宜称皇，三夫人宜称后。与中书所进诏草中事绝异，而称皇称后二事，上亦不曾先有宣谕，从初中书进呈诏草时，但乞上直降诏施行，初无一语及慈寿宫。而上但云：欲白过太后，然后施行。亦不云请太后降手书。此数事皆非上本意，亦非中书本意。是日韩琦以祠祭致斋，惟曾公亮、赵概与臣修在垂拱殿门阁子内，相顾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为，因请就致斋处召韩琦同取旨。少顷琦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琦前奏曰：臣有一愚见，未知可否。上曰：何如。琦曰：今太后手书三事，其称亲一事，可以奉行。而称皇称后，乞陛下辞免。别降手诏，止称帝，而却以臣等前日进呈诏草以茔为园即园立庙令王子孙奉祠等事，便载于手诏施行。上欣然曰：甚好。遂依此降手诏施行。初，中外之人，为台官眩惑，云朝廷尊崇濮王欲夺仁宗正统，故人情汹汹，及见手诏所行礼数，止于如此，皆以为朝廷处置合宜，遂更无异论。惟建皇伯之议者，犹以称亲为不然。而吕诲等已纳告敕，杜门不出，其势亦难中止。遂专指称亲为非，益肆其诬罔，言琦交结中官苏利涉高居简，惑乱皇太后，致降手书。又专指臣修为首议之人，乞行诛戮以谢祖宗。其奏章正本进入，副本便与进奏官令传布。诲等既欲得罪以去，故每对见，所言悖慢，惟恐上不怒也。上亦数谕中书云：诲等遇人主，无复君臣之礼。然上圣性仁厚，不欲因濮王事逐言事官，故屈意含容，久之。至此，知其必不可留，犹数遣中使，还其告敕，就家宣召。既决不出，遂各止以本官除外任。盖濮园之议，自中书始初建请，以至称亲立庙，上未尝有一言欲如何追崇，但虚怀恭己，一付大臣与有司，而惟典礼是从尔。其不称皇伯欲称皇考，自是中书执议，上亦无所偏执。及诲等累论，久而不决者，盖以上性严重，不可轻回，谓已降手诏罢议，故称白称考，一切置而不议尔，非意有所偏执也。上尝谕韩琦等云：昔汉宣帝即位八年，始议追尊皇考，昨中书所议，何太速也。以此见上意慎重，不敢轻议耳，岂欲过当追崇也。至于中书惟称号不敢用皇伯无稽之说，欲一遵典故耳。其他追崇礼数，皆未尝议及者，盖皇伯皇考称呼犹未决而遽罢议，故未暇及追崇之礼也。其后所议，止于即园立庙而已，如诲等广引哀桓之事为厚诬者，皆未尝议及也。初，诲等既决必去之意，上屈意留之不可得，赵瞻者，在数人中尤为庸下，殊不识事体，遂扬言于人云：昨来官家但不曾下拜留我耳。以此自夸有德色。而吕诲亦谓人曰：向若朝廷于台官所言事，十行得三四，使我辈遮羞，亦不至决去。由是言之，朝廷于濮议，岂有过举？逐台官岂是上本意？而诲等决去，岂专为濮议耶？士大夫但见诲等所诬之言，而不知濮事本末，不究诲等用心者，但谓以言被黜，便是忠臣，而争为之誉。果如诲等所料，诲等既果以此得虚名，而荐诲等者又欲因以取名。夫扬君之恶而彰己善，犹不可，况诬君以恶而买虚名哉？呜呼，使诲等心迹不露，而诬罔不明，先帝之志，不谕于后世，臣等之罪也。故直书其实以备史官之采。


    读欧公此文，则当时所谓清议者，其价值可以想见矣。彼建言者之意，不过欲借此以立名，但求因言得罪，则名愈高，其唯一之目的在是。而国家之利害，一切未尝介其胸也。故惟日日搜求好题目，居之以为奇货，稍有可乘，则摇唇鼓舌，盈廷不得志之徒，相与为表里；愚民无识，从而和之，势益汹汹。有抗之者，即指为奸邪，务箝人之口而后已。争之不得，则发愤而诬人私德，至谓韩魏公交结中官，谓欧阳公盗甥女，夷考当时攻韩欧之言。曰：乱大伦，灭人理。曰：含生之类发愤痛心。曰：奸邪之人，希恩固宠，自为身谋，害义伤孝。曰：百计搜求，务为巧饰，欺罔圣听，支吾言者。夫韩欧二公之立身事君，其大节昭昭在人耳目，曷尝有如言者所云云。使如所云云，则此二人之罪，不在施政之失宜，而在设心之不肖，是则真不可以立于天地间矣。而岂其然哉？若其不然，则攻之者之设心，又居何等也。夫濮议不过皇室私事耳，曾无与天下大计，即在皇室私事中，抑其细已甚。而当时所谓士大夫者，以沽名泄愤之故，推波助澜，无风作浪，不惜挠天下之耳目以集矢于一二任事之人。而况乎荆公之变法，其事业之重大而不适于庸众之耳目，有过此万万者乎，其一人狂吠而举国从而和之，固其所也。濮议之役，韩欧所为，无丝毫悖于义理，既已若是，而言者犹指为**灭理，希恩固宠，巧饰欺罔。则夫后此之以此等种种恶名加诸荆公者，其又可信耶？以琦之耿介，而得诬为交结宦寺；以修之高尚，而得诬为盗污孤甥。则凡后此所以诋荆公私德者，其又可信耶？区区之濮议，其是非可一言而决者，而有一孙固欲与彼等立异，章未上已群指为奸邪。则后此凡有为新法讼直者，一切指为奸邪，不当作如是观耶？濮议一案，以有欧公此文，其是非曲直，尚得略传于后。而熙丰新法，以荆公熙宁日录被毁，后世惟见一面之辞，于是乃千古如长夜矣，哀哉！


    且尤有一事极当注意者，则治平间攻濮议之人，即熙宁间攻新法之人也。荆公初参政，而首以十事劾之者，实为吕诲。吕诲即于濮议时主持最坚，首纳告敕者也。攻新法最力者，范镇、范纯仁。元?初为执政以破坏新法者，司马光</a>、吕大防。而镇、纯仁、光、大防，皆与诲为一气者也。（欧公濮议未及司马光，然当时首倡异议者实光，盈廷因而附和之耳。及诲等被黜，光抗疏乞留之不许，遂请与俱贬，亦不许。此皆明见史册之事实也。）彼等后此之攻新法，自以为有大不得已者存也。而后世读史者，亦以其为有大不已者存也。夫濮议之役，在彼辈岂不亦自以为有大不得已者存耶。然按诸实际，则何如矣？


    夫以当时朋党之见，如此其重；士大夫之竞于意气，如此其烈，为执政者，惟有实行乡愿主义，一事不办，阉然媚世，则庶可以自存。苟有所举措，无论为善为恶，皆足以供给彼辈题目，而使居之为奇货，如欧公濮议所云云者。而荆公乃毅然以一身负荷，取百年苟且相沿之法度而更张之，其丛天下之谤于一身，固其宜耳。夫范文正所改革者，不过裁恩荫之陋，严察吏之典，补苴时弊之一二事耳，然已盈廷讧之，仅三月而不安其位，亦幸而仁宗委任不专耳。使仁宗而能以神宗之待荆公者待范文正，则荆公之恶名，文正早尸之矣。故虽谓范文正为未成之荆公，荆公为已成之范文正可也。夫以当时之形势，其万不能不变法也既若彼，而以当时之风气，其万不能变法也又若此，吾于荆公，不得不敬其志而悲其遇也。


    【译文】


    王安石</a>所处的时势，虽说非常艰难，而凭借他非凡的才能，又遇到了大有作为的皇帝，来做拨乱反正的事，应该是很容易的。只是他的成就不如所期望的那样，是什幺原因呢？是因为朋党拖累了他。宋代朋党造成的祸患，在王安石之后尤其严重，而事实上发端于王安石之前，这是不能不追述议论一下的。政党的出现，产生于政治进化之后，国家有政党，并不是坏事，而是应当庆贺的。虽然是这样，有定义说：一种说法是，政党只能生存在立宪政体之下，与**政体是不相容的。另一种说法是，作为政党，既然有结党的事实，就不能避讳结党之名。还有一种说法是，政党所争辩的，应当只在政治问题，而宫廷问题和个人私德、学术异同等问题，都不应列入争论的范围（这里只不过略取它的大概，不能全列出，因为这里不是专论政党的）。宋代所谓的党，还不足以看做后来所说政党，所以我不把他们看做政党，仍旧用它的旧名，称为朋党罢了。中国在宋之前的党祸，如汉代的党锢，唐代的牛李。宋代之后的党祸，如明代的东林、复社，都可以说是用小人害君子。只有宋代不是这样，它的性质复杂而且极不分明，不管是聪明的、愚笨的、贤能的和无才的全都卷入其中。一言以蔽之，是士大夫们因志趣而结在一起相互竞争罢了。追寻宋代朋党之所以兴盛的原因，一是由于那时重文而轻武，二是因为中央集权过度。宋太祖的政策，是必须压抑臣下，使他们不能以武功而显露自己，有才能的人，不得不都走从政这一条路。而兵权财权，都集中到中央，管理百姓的官职、各地方的官署，都是用来接收被贬官员的，或者是大臣们养老的地方，不像汉代的郡国，在那里可以实现抱负有所建树，并且考核他的政绩而有升降，使人能在那里得到锻炼。因此那些优异突出的人才，想获取功名的人，都涌向京师。而那时的京师，不像现在那些立宪国的国会，能容纳许多人在里面发挥才能，能够参与国政的，两三个宰相罢了。其次是少数的馆职、台谏之类的官，也是升迁到宰相的官阶。这幺大一个国家，有这幺多的人才，而只有这极少极窄的位置作为立功名的凭借，那幺大家相继来争抢，也就很自然了。看整个宋朝的历史，称它是争夺政权的历史也是可以的， 无能的人来争目的是营私，贤能的人也来争为的是实现志向。争急了，就免不了意气用事，彼此相互诋毁，又把朋党的名声加到对方的头上，于是党祸和宋朝就始终相随了。


    宋代朋党之祸，虽说在元祐、绍圣以后最严重，其实它发端于仁宗和英宗两朝。它的源头是仁宗时的范仲淹和吕夷简两人之间的争斗，发展成党争则是英宗时的濮议事件。最初范仲淹触犯了吕夷简而被逐出朝廷，士大夫们争论两个人的曲直，相互指责对方为朋党。等吕夷简罢官离去，范仲淹做了丞相，石介做诗说：“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孙沔读了孙介的诗后说：“祸患将从此开始了。”范仲淹做了几个月的宰相后，史书上称他裁减宠信滥用之官，考察官吏政绩，日夜谋划怎样使天下太平。但改革没有步骤，规模广大，论事者认为不可行。直至按察使出任，多人被弹劾，人心不满。自从恩荫子弟范围减小，磨勘制度严密，对侥幸投机者不利，于是对他的毁谤开始多起来，关于朋党的言论也被皇上听说了。（以上都是录《宋史》范仲淹传中的话）反对党乘机攻击他，于是范仲淹与杜衍、韩琦、富弼同时被罢官。王拱辰、张昌言说：“我们一网打尽了。”他们的气焰和石介的诗句像出于一样的口吻。后世论史的人，没有不倾向范仲淹而贬低吕夷简的。范仲淹的志向远大，以天下为己任，是吕夷简等人所不能达到的。吕夷简不过是一个贪恋高位的庸才，如果认为他是奸邪，那幺宋代百年来的宰相，像吕夷简这样的比比皆是，怎幺能都说成是奸邪之臣呢？况且当时与吕夷简结党攻击范仲淹的人，许多也是后世认为的君子，这是为什幺呢？重要的是，宋代的朋党，无所谓君子和小人，纯粹是士大夫们为争意气而相互倾轧，自庆历年间（公元1041年~1048年）就已经是这样了。这种风气既然开了头，到宋英宗治平年间（公元1064年~1067年）就遇到了濮议这一大公案。


    濮议是什幺呢？仁宋驾崩，他没有儿子，让他哥哥濮安懿王的儿子继承皇位，就是宋英宗。英宗治平二年，有人提出要办追尊濮王的典礼，朝廷的大臣们意见不同而引起争论，一个个气势汹汹如临大敌。朋党的祸患，从此开始发展得激烈起来。言官们甚至纷纷上书要求斩了韩琦、欧阳修以谢先帝，逐渐演变成因公事而诋毁对方个人生活上的品德，随即就有人诬陷欧阳修有男女之间见不得人的事。而当时因濮议被攻击的人，有像韩琦、欧阳修这样被后世所称为君子的人；因濮议来攻击人的人中，像吕诲、范纯仁这些人，也是后世称之为君子的人。宋代朋党的真相，由此就完全可以看清。此事虽然与针对王安石新法的争论无关，但表现很相似，况且那些首先站出来攻击濮议的人，就是后来最早攻击新法的人，所以我就不怕人说我啰唆，将欧阳修濮议的全文录过来，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所谓的士大夫们，是怎样的一种风气，然后就知道王安石的处境，就像当时的韩琦和欧阳修。有关新法的公案，不过是另一个濮议而已。


    （附）欧阳修濮议


    英宗皇帝才即位，普天同庆，群臣都加官进爵，不管死者生者都得到皇帝的恩泽，宗室中原来的那些王，也都给予封赏，只有濮安懿王，是皇上的生父，中书认为不能和其他的王一样，于是上奏请求让有关的部门商议进行典礼一事，皇上下旨说要等到服丧期满后再说，这个提议就被搁置起来了。治平二年四月，服丧期满，皇上就把那个奏章 下发给两制，让学士待制礼官详细研究。翰林大学</a>士王圭等主张给濮安懿王特别尊贵荣耀的高官大爵也就行了，中书认为要给官职并改封大的王号，应当下旨进行册封，册封的诏令应该有特定的规格，诏令中应写：“某亲具官某，可赠某官，追封某国王”，封册上应当写“皇帝若曰咨尔某亲某官，某今册命尔为某官某王”。而濮王与皇帝是父子，并不是按封册上称他为什幺亲，还有就是写不写他的名字，于是又将这个奏章 下发让再考虑，王圭等人提出称“皇伯”而不写名。中书根据《仪礼-丧服记》中所记载“做儿子的要为他的父母服丧”。又据开元开宝礼中都有：“做儿子的要为生父披麻戴孝不过一年，为后父披麻戴孝三年。”这里后父生父都是父母。而古今的典礼中都没有称为“皇伯”的记载，又查证前代藩侯继皇位的君主，不幸都处在衰败的乱世，不能效法他们，只有汉宣帝和光武帝，是有德的君主，称他们的父亲为“皇考”，而“皇伯”这样的称呼，既然没有记载，也就没有根据了，所以没敢这样施行。于是将有关古今典礼以及汉宣帝、光武帝的有关材料，再加上“皇伯”的提议，送给三省的官员和言官们一起详细讨论。讨论还没等开始，皇太后就亲手写了诏书责令中书不应该称“皇考”，中书问为什幺。皇上见到太后的手书后大惊，马上手写诏书不让再讨论这事，而追封的事也就停下来。过了许多天，礼官范镇等人坚决请求一定要讨论有关皇伯的事。他们的奏章 留在皇帝那里没有再发下来，不久言官们也对这事都提出了看法。皇帝既然因为太后的缘故决意不再提这事，所以凡是上来的奏章 都留了下来不下发。皇上聪明果断，很通达事理，对待臣下，非常谦虚恭敬，但却不姑息。言官们所说有关濮王的事既然都不再下发，他们提出的其他不可做的事也大多被搁置下来不施行。言官们由此而开始愤恨并发出怨言，对中书的不施行很是愤怒。中书也曾上奏说，现在言官们因为朝廷不听他们的而愤怒，说我们阻塞了言路，导致陛下成了拒谏的皇帝，乞求能大略施行一两件事。皇上说：“朝廷应当以公平的心对待天下事，如果言官们说的对，就应该立即施行，何止 略行一二 。如果他们说的不可行，难道为了应付人情，将不能做的事勉强施行，那样不碍事吗？”中书因为皇上所说的话切中事理，就不敢再说。皇帝问：“所提出能施行而没有施行的有吗？”韩琦以下的官员们相互看了看说：“确实没有。”皇帝说：“既然如此就没有什幺了。”当时有多名杂端御史是刚被提拔上来的，锐意进取，希望快些取得成绩，见到什幺都直说，也不顾忌是不是自己职责内的事，所以经常把事办砸。


    这时京城中下大雨，公私的房屋倒塌了无数，军营的房屋倒塌得尤其厉害。皇帝因为士卒都露天住着而心中焦虑，文武大臣们也很担忧害怕，日夜费尽心思，安排处置已经有了一些结果。当时范纯仁新当上御史，才上殿，内外都恭听他要说什幺。而他的第一个折子就是催修营房，责怪中书为什幺还没有完成。请求每一营派一名监管的官员，中书省审核议定。在京的军营共倒塌军营五百二十座，如果按范纯仁所请求的，就应该派五百二十名监官，每个监官要有四名随从士兵，这时正是国家的非常时期，缺少人手，却派了二千士卒和五百名监官，而没有瓦木等建筑材料，一样不能完成工程，他轻率错误到如此程度。于是在中书省议论这事时，我就忍不住笑了，言官们也觉得这事不妥当。过了一些天吕大防又上书，请求两营派一名监官，他所提的事大多都一样琐碎不符实际无法施行。而言官不知道他们所讲的话无法办，只怨朝廷阻止不去施行，因而吕大防又说，今后言官再提出建议不施行的，要求中书省说出原因为什幺不去办，要报过去，他蛮横无理到如此地步。他们怨恨愤怒的言辞，渐渐在士大夫中传开，言官们的亲友故旧，有人戏弄并激怒他们说：“近日御史官员所提的事，中书省都批为进呈后就算完事，外人都说御史台应该称为进呈院了。”这话很有名，朝中的官员相互拿这来开玩笑。


    而御史官员更不满意并愤怒，于是就想着参劾一些人，他们认为如果因弹劾人而得了罪，仍可以留下美名。这时皇上品德恭敬节俭，行为没有失当之处，文武大臣，也都没有什幺大的过错，没有什幺可以让他们弹劾的，只有濮议这件事没有定论，就说这是个好题目，是个好机会不能错过，于是共同极力申说。然而这时皇上的手诏已经不许再议这事，“皇伯皇考”的说法，都没有定下来，其他追封的礼数，都还没有讨论到，朝廷对濮议，并没有过失，所以御史们只请求早施行“皇伯”的办法而已。中书省说前代有关礼仪的论争多年定不下来的很多，这事关系很大，况且皇上谦逊，自己中止不让再提，有什幺过错值得弹劾呢？于是放在一边不再搭理。御史们一起到中书省扬言说：“宰相应该早了结这事，不要被别人钻了空子！”皇上已经不让议这件事了，所以提出的人虽多，全都不听，因而御史们更加感到耻辱。既然这情形已经不能停止，再加上他们的本意是想因弹劾人获罪而博取声名，所以他们所说的话只求激怒朝廷，什幺都不顾忌，大肆诬陷诽谤，多次提出董宏、朱博的事，借此指出某大臣是首先提出的，并毫无顾忌地丑化和诋毁。当初，两制因为朝廷不用他们提的建议，心里已经不平，等御史台那里有了说法，也就和他们相互呼应。而一些庸俗的人，不知礼义，不知圣人很重视无子的事，凡没有儿子的允许让同宗的子弟承继家业，这是大公之道，只是常见的百姓中过继儿子和异姓领养义子这些做法，怕别人知道，都避讳他们的亲生父母，把这当自然的事，于是就认为“皇伯”这种提法正确。御史们既然已经有了两制的协助，而外面的议论又是这样，于是以言惑众，说朝廷背弃了仁宗的恩德，推崇加封濮王；而庸俗的下层人众，还传言说，等将来还要让濮王入太庙，用来换了仁宗的位置。朝廷内外议论纷纷，说也说不清，而有识之士都知道“皇伯”的说法是不对的，只要有人稍倾向朝廷说话，就被指为奸邪。太常博士孙固，曾提出请求让皇上称亲，奏章 还没有递上去，御史们就相继弹劾他，从此这些有识之士，都怕惹祸而闭口不谈了。时间一长，中书省就商量想一起定一个合适的礼数施行来平息舆论，于是起草了一个方案报上去，请求下诏说：濮安懿王是我的亲生父亲，群臣都请求加封，而儿子没有给父亲封爵的道理，应该让中书省和门下省，将原来的坟茔建为园，在园中立庙，让王的子孙按时祭拜。 礼节止于这些而已。那一年九月，皇上看了，一点也没有感到为难，说：“只这样做极好。但需要禀告太后后才可行。暂且等一等。”


    这时离到南郊祭天的日子近了，朝廷的事多，御史们的言论也稍平息了些，皇上也没有时间告诉太后，中书省就更不提这事。祭天大礼之后，第二年的正月，御史的奏章 又来了。中书省又将原来写的东西呈上去，请求降诏。皇上说：“等三两天禀过太后就可以施行了。”没有想到，这天晚上忽然派高居简到曾公亮的家中，颁布皇太后的手谕说：“允许皇帝认濮王为亲。”又说：“濮王应当称皇，三个夫人应当称后。”和中书省所呈上的诏草中所写大不一样，而称皇称后这两件事，皇上也事先也没有说过。当初中书进呈诏草时，只求皇上直接降诏施行，并没有涉及皇太后。而皇上也只是说，要“禀过皇太后，然后再施行”，也没有说请皇太后降手书。这几件事都不是皇上的本意，也不是中书的本意。这天韩琦因祭祠斋戒，只有曾公亮、赵概和我欧阳修在垂拱殿门的阁子中，听了后互相看着都很惊愕，因事出意外，不知该做什幺。于是就到致斋处找韩琦一起取来旨意，不一会儿韩琦来了，不等细说，就来到殿上，韩琦上奏说：“臣有一愚见，不知是否可以？”皇上说“怎幺呢”？韩琦说：“今天太后手书中的三件事，称亲这一事，可以奉行。而称皇称后，请求陛下推辞免去，再降道诏书，只称亲。把臣等前些日子进呈的起草的诏书，将坟茔改为园，在园中立庙，让濮王的子孙祭祀等这几项写到诏书中施行。”皇上很高兴，说：“很好。”于是依此降手诏施行。开始的时候，朝廷内外的人，被御史台的言论所迷惑，称朝廷想尊崇濮王想要夺仁宗的正统，所以人们都喧嚷不停，等见到手诏上所施行的礼数，不过是如此，都认为朝廷处置合理，就再没有什幺异议了，只有那些提议称“皇伯”的，仍然认为称亲不对。


    这时吕诲已经被贬，闭门不出，他们知道形势不能阻止，就只针对称亲一项说不合适，更加放肆地诬蔑和诽谤，说韩琦串通宦官苏利涉、高居简，迷乱皇太后，这样才下了手诏；又针对我说我是首先提议的人，请求杀了我以谢祖宗。他们的奏章 正本传到宫中，副本便和进奏的官令一起传布。吕诲等人既然想领得罪名而离开，所以每次见皇上，言语都违逆不敬，只恐皇上不怒。皇上也多次下谕对中书省说，吕诲等人遇到皇上，不讲君臣之礼。然而皇上性情仁厚，不想因为濮王的事处置言官，所以就曲意包容，时间一长到了这一地步。知道他们不能再留，还多次派宦官，授给他们官职，到他们家召他们，而他们都不来，于是就让他们以原官职去到外地做官。濮议这件事，从中书最初提出，到最后称亲立庙，皇上没有说一句如何加封的话，只是虚心地把这事交给大臣和有关部门，只是听他们的而进行了典礼。不称“皇伯”而称“皇考”，自然是中书提出的决议，皇上也没有偏执的意见。而吕诲等人多次上书很长时间没有解决的原因，大概是因为皇上认为这事重大，不能轻易答复，既然已经降手诏不再议论这事，那称“伯”称“考”，一切置之一边不再讨论了，也并不是非要偏执于哪一个。皇上曾经对韩琦等人说，当年汉宣帝即位八年，才开始议论追尊皇考，近来中书省所奏的，为什幺这幺急呢？由此可以看出皇上是慎重的，不敢轻易去讨论，怎幺能说是过分地追封呢？说到中书省不敢用“皇伯”的称号那更是无稽之谈，只是遵从典故罢了，其他追封的礼数，都没有被议论，大概是“皇伯”“皇考”的称呼还没有定下来就已经结束了讨论，所以就没有工夫谈到追封的礼数。之后所讨论的，只是在园中立庙罢了。如吕诲等人大力引用哀帝、桓帝的事而加蒙蔽的事，都没有提到。开始时，吕诲等人既然决意要离开，皇上屈意挽留他们也不肯。赵瞻这个人，在几个人中尤其平庸低下，特别不知体统，在人前扬言说：“官家只不曾下拜留我罢了。”用此来自夸有德。而吕诲也对人说：“过去如果朝廷对于御史所提出的事，十件中能有三四件施行，让我们这些人遮羞，也不至于离去。”由此可以看出，朝廷对于濮议，难道有错吗？放逐那些御史难道是皇上的本意？而吕诲等人决意要走，难道只针对濮议吗？士大夫们只看到吕诲等人诬蔑的言论，而不知濮议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不深究吕诲等人的用心，只说他们因为进言而被贬就是忠臣，而争相赞誉他们，果然像吕诲等人所预料的那样。吕诲等人果然因此得了虚名，而荐举吕诲的人也想靠这个博取名声。宣扬皇上的恶而彰显自己的善，尚且不应当，更何况是诬蔑皇上来买自己的虚名呢？唉！假使吕诲等人的心迹不败露，诬蔑和诽谤得不到澄清，先帝的心志，不被后世所知，是臣等的罪过。因此公正地写出事实以备史官采用。


    读欧阳修此文，当时所谓公正的议论者的价值就可以想见了。那些建言者的本意，不过是想借此来立名，寻求因言得罪，那样名声会更加高，他们唯一的目的就在于此，而国家的利害，都不被他们放在心上。所以他们只是一天天搜求好的题目，拿来当做有利可图的奇货，稍有可乘之机，就卖弄口才，进行煽动。朝廷中那些不得志的人，互相勾结配合，百姓无知，也来附和，来势汹汹。有反对他们的，就被指为奸邪，必定要把人的嘴都堵上才算罢休。争论不过时，就发泄愤怒去诬蔑其个人品德，说韩琦勾结宦官，说欧阳修盗氵?甥女。考察当时攻击韩琦、欧阳修的言论，说：“乱大伦，灭人理。”说：“令人愤恨痛心。”说：“奸邪的人，希望并巩固自己所得的恩宠，处处为自己谋划，损害正义和孝道。”说：“千方百计地寻找，努力为自己辩解，欺骗蒙蔽皇上，敷衍谏官。”韩琦、欧阳修二人无论做人和辅佐皇上，他们的大节在人们面前非常坦荡，何尝有谏官们所说的这些呢。假使有像他们所说的，则这两人的罪，就不在施政是否得当，而在居心不良，那样他们就真的不能立于天地之间了。而难道真是那样吗？如果不是这样，那攻击他们的人，又居心何在？濮议不过是皇室的私事罢了，与天下的大计并没有关系，就是在皇室的私事中，也算非常小的事。而当时所说的士大夫们，因为沽名和泄私愤的缘故，推波助澜，无风作浪，不惜蒙蔽天下人而将矛头指向一两个担任大事的人。更何况王安石的变法，他事业的重大不能被平庸的人所容纳，比这又超过万万倍了。一个人狂吠而全国的人都来附和，本来就是这样，并没有不符合情理的，既然已经是这样，而谏官将**灭理，取悦皇上并固宠，粉饰自己欺骗蒙蔽的这种种的罪名加到王安石身上，难道可信吗？凭韩琦的耿直，而被诬蔑为结交宦官；凭欧阳修的高尚，而被诬蔑为盗污孤甥，那幺后面那些用来诋毁王安石的人格品德的，难道可信吗？区区一个濮议，是非是一句话就可以确定的，而有一个孙固与那些人不同的意见，奏章 还没有递上就已经被指责为奸邪了，那后面凡是为新法申辩的，都被指责为奸邪，能不当做类似的事来看吗？濮议一案，因为有欧阳修的这篇文章 ，它的是非曲直，才能够大略让后人知道，而熙宁、元丰年间的新法，因为王安石的《熙宁日录》被毁，后世只能看到一面之词，于是千古如长夜了，真是悲哀啊！


    而且还有一事需要注意的，就是治平年间（公元1064年~1068年）攻击濮议的人，就是熙宁年间攻击新法的人。王安石才参政，首先列出十件事弹劾王安石的，实际上是吕诲。吕诲在濮议时是主持最坚定而被贬职的。攻击新法最用力的是范镇、范纯仁。元祐时才执政而破坏新法的，是司马光、吕大防。而范镇、吕纯仁、司马光、吕大防，都是与吕诲一气的（欧阳修濮议没有提到司马光，而当时首先提出异议的实际上是他，满朝文武也因此而附和他。等吕诲等人被贬，司马光上书要求留下他们而皇上不许，于是就请求和他们一起被贬，皇上也不许。这都是明确记录在史书中的事实）。他们这些人后来攻击新法，自以为自己的大志向没有丧失。而后世读史的人，也认为他们有大的志向而不丧失。濮议这一段公案，在他们这些人看来不也自以为不丧失自己的志向吗？而考察实际情况，又怎样呢？


    凭当时朋党之间的成见如此严重，士大夫们争于意气如此激烈，掌权的人，只有不顾原则而进行调和，什幺也不做，只有曲意逢迎，取悦于当世，才有可能保存自己。如果有所举措，无论做的是善事还是恶事，都足以提供给对方题目，使他们找到借口，就如欧阳修濮议中所说的那样。而王安石毅然凭自己的力量，取消百年来苟且相沿的法度而进行改革，汇集天下的诽谤于一身，本来就该是这样。范仲俺所改革的不过是去除父辈做官子辈继承的陋习，完善了官吏考核的条文，缝补时弊中的一两件事罢了，然而已经惹得满朝攻击，仅三个月就已经不能在职位上坚持了。也幸亏仁宗任人不专，假如仁宗能像神宗对待王安石那样对待范仲淹，那幺王安石的恶名，范仲淹早就也有了，因而说范仲淹是没有完成的王安石，也可以说王安石是完成了的范仲淹。凭当时的形势，那万万不能不变法的就如同那般，而凭当时的风气，万万不能变法也是这样，我对王安石，不得不敬重他的志向而为他的遭遇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