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禄与袁世凯四则

    荣禄为慈禧太后之侄，早岁即受慈禧之宠用，为步军统领，旋犯嫌疑，褫职。未几，为西安将军，崇文门监督，洊升大学士，充军机处练兵处大臣。刚毅与同列，乃言：“外患可除，富强易致。”慈禧深信之。盖荣禄虽不足称胆识，而心地尚明白，与端、刚等迥不相侔。当拳匪之乱，荣禄颇依违其间，然于暗中周全者不少，俾和议可成，未始非其功也。当刚毅请攻使馆时，荣禄授董福祥、张怀芝等以意，使勿力攻，而外承慈禧谕助刚毅，以智术全身，此其所长也。刚性傲狠，日督兵攻使馆，每午十二句钟往，互击枪数排而退，若符契然，刚粗莽勿察也。一日，酷热，战兵退，刚乘骑急遁。骑遁，坐草间，气喘欲绝。某司员道经，见而讶之。刚遽摇手曰：“勿道！勿道！”时乘骑奔逸，已数里矣，其呆如此。荣禄知之，亦勿劝也。及两宫驻西安，粤人某献石屏，绝新异，慈禧拟赏知县。


    荣禄持不可，曰：“惟名与器，勿可假人，矧官乎？今进石屏赏知县，倘更重于石屏者，朝廷将何以赏之？”遂反其献。荣禄之识，于此可见一斑矣。当拳乱盛时，端、庄二王屡矫旨，荣禄则电李鸿章及东南各督抚，谓：“五月二十四日后矫旨不可信。”鸿章欲入都，禄电江、鄂二督，嘱缓行，俟后命，盖知端、庄特欲害之也。又禄以谋阻废立，因与刘坤一、瞿鸿机、张百熙、魏光焘等益相亲，其能知人、持大体又如此，论者或以太后党而深斥之，不知当日其所补直者，未可厚非也。


    戊戌政变时，新旧胜负之枢纽，实操于荣禄之手，而拨其机捩者，则袁世凯也，然此中亦有天运焉。假使袁竟杀荣，除太后，满洲可以不亡，中国时局，又不知成何一种景象；或者非复今日之数次革命，重建共和亦未可知。但当时慈禧太后之运命尚未告终，则荣禄之人才，当然不致归于失败。故袁之以密谕驰示荣禄，乃天诱其衷也。时荣禄握新军之全权，踞天津要区，袁世凯不过受其卵翼之一人，安能与之相抗？光绪帝自不明形势，轻听新进之狂言，而欲令人操同室之戈，岂非颠耶？事实上论之，固为袁奉密谕，驰往天津告荣禄，而不知蛛丝马迹之黑幕中，太后与荣禄早有布置。袁世凯何人，乃肯为幼稚皇帝所卖耶？相传光绪帝与康密谋于正大光明殿中时，早有一莲英腹心之太监，微闻其语，报与太后，特外面佯示镇定，以观其变耳。此非理想之词，荣禄亦将新军一切布置周备。太后盖与其党深思熟虑已久，即非康谋，亦将借阅操之举废立矣。


    特其后又深入一层，酝酿以成康谋，则更有所藉口以倾帝。袁世凯早入彀中，幼稚之帝不知，乃以矛攻盾，安得而不失败？


    八月初五日，荣禄在天津督署中，方摄衣冠，拟出拜客。忽报袁世凯至，荣即知有非常举动，立命由密室接见，此非彼等先有同谋而然耶？先是，八月初一日，光绪帝召袁世凯入见，时袁为直隶按察使，明系荣之僚属，帝乃误认为忠于己党者。召见时突问：“苟付汝以统领军队之任，能矢忠于朕否？”此问可谓奇特，袁岂肯答以“臣不能矢忠于陛下”乎？袁曰：“臣当竭力以答皇上之恩，一息尚存，必思效忱。”云云。帝以为其忠恳之色溢于眉宇，确系可信，乃下谕云：“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著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著随时具奏。当此时局艰难，修明武备，实为第一要务。袁世凯当勉益加勉，切实讲求训练，俾成劲旅，用副朝廷整饬戎行之意。”此谕注重练兵，明明道着意旨所在，以太后之精明老练，岂有不知？相传当袁被召，退下仁寿殿时，太后即召入，详询帝召对时语。太后谓袁曰：“整顿陆军，本是应办之事。此谕甚为通达，但皇帝行之，太觉勿忙。予疑其别有深意，尔俟皇帝第二次召见，再请予之训令可也。”此数语实已洞见症结，于幼稚皇帝之阴谋，明若观火。袁世凯何人，乃肯自寻死路耶？袁退，太后即命人请帝至，谓之曰：“康有为在外昌言无忌，诋毁太后，乃大不法。”命帝即拿办。又以平日责帝之言责之，谓帝近日对己，愈觉改变，于孝道有亏。帝唯唯听命，且陈自愿改悔。太后之于康谋，不啻已明言之。且帝自顾，绝无权力可以抵抗太后，而乃欲雄飞突举，宁非弄巧反拙之事？观此则不待袁之乘车告荣，已可知事之必不成矣。其后荣禄反以曾保荐新党，交吏部议处。太后之作用，可谓十分周密。自是即调荣禄入京，而以裕禄代之，皆太后死党也。荣禄直至临终，常自呼为康党，以为戏谑。太后亦戏之曰：“尔曾得尔友之若何新闻？彼实奸臣，负尔好意，竟致反噬。”荣禄亦失笑。是太后之党直视康等与帝之举动为儿戏，成败之数，宁待事后论定哉！


    政变后，荣禄入都，授军机大臣、兵部尚书，节制北洋军队，兼握全国政治兵队之权。此等重权，实为清代绝无仅有之事。盖太后之信任达于极点，亦以报其忠诚拥护之意也。是时，荣禄颇恶新党，钩治极酷，乃反动之力使然。一日，或言于荣，康党在外造清议，专骂中堂。荣笑曰：“彼等既逋亡海外，何事不可为，即微清议，吾亦知其骂我。”其后拳乱之始，即语人曰：“近支王公无意识之举动，一至如此，得毋为康党庆幸乎？”然端、刚等亦终疑荣禄有媚外心。设非太后信任，早为所倾轧矣。某西字报或论荣之生平，其言绝公允，略谓：荣之为人，据中国士夫之见，实能尽人臣之职分，且颇有大臣风度，通达治理，可任大事。当拳匪乱时，中外皆集矢于荣禄之一身，此实康党之谣言。当时无为之辨白者，亦因使馆中人之偏见，又不能得真实之报告故也。彼实以全力阻止举国若狂之拳匪，用尽方法以劝阻皇族，免铸大错，不可为无功。


    综慈禧听政五十余年以观，有治世之能，而又赤心报国者，仅曾国藩一人。自此以往，则不得不推荣禄。当满洲皇族盲于大计，倒行逆施，既暴且弱之时，荣禄之先见及勇毅，实大有补救于国家也。由其柄国之日，以至辞世之年（１９０３），吾等观其所为，实乃慈禧最忠之臣，亦为最有识解之参谋。而慈禧之能知人，亦藉以见也。当光绪二十六年拳匪乱时，太后惑于声势之盛及亲贵之附和，复由一己之迷信及希望，漫允端、刚诸人之请，侵夺荣之职权，殆使之无发展之余地。然太后以一时蒙懂，铸此大错，其后仍听荣禄之言，以拘救危局。当国事大败之日，朝廷已陷于危难之境，太后此时所倚恃者，惟荣禄一人。荣亦能尽忠以事太后，不怀贰心。太后初虽未信其言，至后乃服其先见，故中国事势现虽无定，而有一事则毫无疑义者，即吾人当永远记念此明决勇敢之荣禄。其言行可法，无论中外之人，皆当一致。以前所待遇之感情，尚嫌过薄，不足称其功也。当两宫西巡时，众集矢于荣禄之一身；回銮后，使馆中人颇冷视之。彼不知外间之误会，甚以为怒，曾语其近亲曰：“余当日竭全力以抵压拳匪，余毫不悔恨。但不解使馆人仇视冷遇之故，此事余不能无忿忿也。”有人曾记载其言曰：“吾庚子年之所为，非出于爱西人之故，实尽忠于太后及朝廷之故。”言虽如此，然其所为，既大有益于西人，则吾人称誉之亦不为过也。太后与荣禄商议处置维新党之事既久，荣禄主严办，谓非如此，则不足以保存满洲之国运及名誉。于是谭嗣同等六人，遂由刑部审问，荣禄亦承审。凡康党预谋太后之事，审问极详。在康有为寓中抄出文件甚多，凡其党之所谋，皆详载无遗。军机处乃据以定党人之死罪。彼等将谋害太后，已无疑义，群主速办。盖当时满、汉意见极深，若不速办，则其事愈引愈坏也。太后准军机之请，遂斩六人于市。彼等从容就死，观者甚众。复于杨锐处抄出皇帝与彼之信件，皆攻讦太后之语。


    又有杨锐一摺，参太后罪恶数端，并及太后私事，罗列多人，荣禄亦与焉，余皆显要之人。摺后有帝朱批。此事南方广州等处人编为歌谣，以为嘲笑。太后见帝朱批，知帝参预隐谋，遂决计断绝帝与新党之关系。据太后之人所言如此，其事亦可异也。杀六人之旨，乃太后亲笔，荣禄助之，但其名仍出于皇帝。


    此谕以朱笔书之，以示重要，谕云：近因时事多艰，朝廷孜孜图治，力求变法自强。凡所设施，无非为宗社生民之计。朕忧勤宵旰，每切兢兢，乃不意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朕恭奉慈闱，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所共知。康有为学术乖僻，其平日著述，无非离经畔道、非圣无法之言。前因讲求时务，令在总理各国事务门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办理官报局，乃竟逗遛辇下，构煽阴谋。若非赖祖宗默佑，洞烛几先，其事何堪设想！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著各省督抚，一体严拿惩办。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实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杨锐等每于召见时，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前经将各该犯革职，拿交刑部讯究。旋有人奏：若稽时日，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倘语多牵涉，恐致株累，是以未俟覆奏，即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速行正法。此事为非常之变，附和奸党，均已明正典刑。康有为首创逆谋，罪恶贯盈，谅亦难逃显戮。现在罪案已定，允宜宣示天下，俾众咸知。我朝以礼教立国，如康有为之大逆不道，人神所共愤，即为覆载所不容。


    鹰鹯之逐，人有同心。至被其诱惑，甘心附从者，党类尚繁，朝廷亦皆察悉。朕心存宽大，业经明降谕旨，概不深究株连。


    嗣后大小臣工，务当以康有为为炯戒，力扶名教，共济时艰，所有一切自强新政，胥关国计民生，不特已有者，亟应实力举行。即尚未兴办者，亦当次第推广，于以挽回积习，渐臻上理，朕实有厚望焉。将此通谕知之。


    此谕实后党所拟，而名义则由帝出者。太后既惩办新党后，拟行幸天津，视察租界情形，兼事游览。荣禄力谏，言党事初定，不宜轻动，恐有危险。太后允之，下谕收回前旨，并颁赏于北洋军队。盖当时直隶正竭力整顿陆军，训练颇勤也。荣禄入京后，直督以裕禄补授。其人极顽固，太后甚信任之。昏庸乖戾，不明事理。其后天津拳匪之乱，实所酿成，其去荣禄甚远矣。西人之论如此，尚不失荣禄之实际。盖荣禄固不得不谓之有用人物也。


    袁世凯既背帝求荣，帝一生之命运，即由于彼之掌中。故帝崩时，遗诏嘱其弟醇王复仇。醇王子既立为宣统帝，己为摄政王，复仇之权大足施展。于是立罢袁世凯职，以足疾令其家居，卒未能明正其罪而翦除之也。不三年，革命军起，仍起袁为内阁总理。于是得乘时际运，由临时总统而正式总统。又至妄希非分，背叛共和，而洪宪帝制发生矣，然卒以是身死名裂。


    迹袁之一生，盛蓄野心，而手术足以济之。其深谋积虑，宠辱不惊之态度，实师荣禄，而野心勃勃，则又过之。予别撰《袁氏外纪》及《洪宪小史》二书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