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三）

    上论述河东君与李存我宋辕文之关系既竟，茲请言河东君与陈大樽之关系。杨陈两人关系之史料，今日通常流布者乃违反真相，绝不可信，究其所以致此之故，恐因有人故意撰造虚伪之材料以扰真实，而卧子又以殉明死节之故，稽考胜国之遗闻颇为新朝所忌恶也。今先略引通行以讹传讹之伪史料，名后详征杨陈关系之真史料，以纠正旧日虚伪之传说，并附论杨陈二人情好始终不渝之事实。但移录原文稍繁，亦有所不得已也。


    虞阳说苑</a>本牧斋遗事“柳尝之松江，以剌投陈卧子”条云：


    柳尝之松江，以剌投陈卧子。陈性严厉，且视其名帖自称女弟，意滋不悦，竟不之答。柳恚，登门詈陈曰：风尘中不辨物色，何足为天下名士？


    寅恪案：钮玉樵琇觚叁吴觚“河东君”条当是取材牧斋遗事此条，但删节河东君登卧子门相詈之语而稍加润色。玉樵之文较佳，世人喜观之，故卧子严拒河东君之物语遂流传于今日，莫有悟其与事实相违反者也。读者若检后列卧子所作诗词自可知其虚伪，茲暂不辨证。又古学汇刊本牧斋遗事及香艳丛书</a>中绛云楼隽语（即牧斋遗事一书之改名），其校者将此条“女弟”二字易作“女弟子”三字，殆由浅人习闻袁枚</a>陈文述广收女弟子之事，因认陈大樽为随园碧城仙馆主一流人物。此端颇为可笑，而又不能不为之辨明。盖师弟尊卑殊等，旧日礼教不能有婚姻之关系，是以简齐云伯搜罗当日闺阁才媛列诸门墙，不以为嫌。观河东君于崇祯十三年冬自常熟致汪然明书尚自称为“弟”，（柳如是尺牍逆数第二札。考其时河东君年二十三，汪然明年六十四，据有学集叁二“新安汪然明合葬墓志铭”，然明生于万历丁丑即万历五年，至崇祯十三年庚辰其年为六十四岁。）两人年龄相差逾四十岁，而河东君乃以兄弟平辈为称谓者，以歌筵酒坐，酬酢往还，若尊卑殊等则于礼数不便，更无论男女情好或至发生婚姻之关系也。


    茲先录卧子集中明显为河东君而作之诗略加释证，然后再就其他最有可能为河东君而作之诗词择录少数，稍为引申。若诗词中可疑为河东君作而不能确定者，则择其重要者列具篇目以供参考，不复详论焉。


    前已引“秋潭曲”及“集杨姬馆中”诗句，今再录全文于下，以其明著河东君之姓，无复至辨之余地者也。


    陈忠裕全集拾陈李倡和集“秋潭曲”（原注：“偕燕又让木杨姬集西潮舟中作”）云：


    鳞鳞西潭吹素波，明云识夜红纹多。凉雨牵丝向空录，湖光颓澹寒青蛾。瞑香泾度楼船暮，拟入圆蟾泛烟雾。银灯照水龙欲愁，倾盆不洒人间路。美人娇对参差风，斜抱秋心江影中。一幅五铢弄平碧，赤鲤拨剌芙蓉东。摘取霞文裁凤纸，春蚕小字投秋水。瑶瑟湘娥镜里声，同心夜夜巢莲子。


    同书壹伍“秋夕沉雨，偕燕又让木集杨姬馆中。是夜姬自言愁病殊甚，而余三人皆有微病，不能饮也”七律二首云：


    一夜凄风到绮疏，孤灯滟滟帐还虚。冷蛩啼雨停声后，寒蕊浮香见影初。有药未能仙弄玉，无情何得病相如。人间愁绪知多少，偏入秋来遣示余。


    两处伤心一种怜，满城风雨妒婵娟。已惊妖梦疑鹦鹉，莫遣离魂近杜鹃。琥珀佩寒秋楚楚，芙蓉枕泪玉田田。无愁情尽陈王赋，曾到西陵泣翠钿。


    寅恪案：此两题皆卧子在崇祯六年秋为河东君而作者，前已略论之矣。但检陈忠裕全集壹伍几社稿，崇祯庚午辛未壬申三年之间所作七律中有“中秋风雨怀人”一题，其辞旨与“集杨姬馆中”二律颇相类似，诗中后复包含“怜”“影”“云”“婵娟”等河东君之名字，尤为可疑。初见此诗后第肆题为卧子六月一日廿五岁“生日偶成”诗，以为此中秋乃崇祯四年之中秋，细绎之，此“中秋风雨怀人”诗之前第陸题为“伤春”，中有“海滨烽迫鲁王宫”之句，据所附考证为“指同东孔有德事”。依明史</a>贰叁庄烈帝本纪所云：“崇祯四年十一月丁卯孔有德率师援辽，次午桥反。五年春正月辛丑孔有德陷登州。”则伤春一题明是崇祯五年春季之作，故“中秋风雨怀人”一诗亦不必定为崇祯五年所赋，盖诸诗排列先后未可拘泥也。或者此“中秋”乃五年中秋甚至六年中秋，殊不可知。卧子全集中尚多类是者，详后所论。茲姑录此诗于后，以俟更考。


    “中秋风雨怀人”七律云：


    谁将幽怨度华年，河汉濛濛月可怜。落叶黄飞妖梦后，轻绡红冷恨情边。青鸾泾路萧声歇，白蝶迷魂帯影妍。惆怅卢家人定后，九秋云雨泣婵娟。


    复次，据李雯蓼斋集叁伍“与卧子书”云：


    孟冬分手，弟羁武林，兄便北上，已作骊歌，无由追送。弟薄岁除始返舍，即询知老年伯母尊体日佳。开春以来，见子服兄弟，益沉动定。我兄可从心场屋，了此区区，以慰弟辈之凉落矣。辕文言兄出门时意气谐常，滑稽为乐。张三作侠，中间乃大有合离。某某在云雾之中，怅怅不休。何物篱落间人，乃尔颠倒人意。弟辈正坐无聊，借此一鼓掌耳。今里弄之间又盛传我兄意盼阿云，（寅恪案：李雯蓼斋集贰贰“除夕咏怀兼寄卧子”诗云：“闻君念窈娘。”舒章此诗作于崇祯六年癸酉除夕，正卧子在北京留待会试时。考窈娘事见孟棨</a>本事诗</a>情感类。窈娘为乔知之家婢，艺色为当时第壹，固适切河东君身份。又据河东君戊寅草“〔崇祯六年〕寒食雨夜十绝句”其五云“想到窈娘能舞处”及陈忠裕全集壹玖陈李唱和集“清明”七绝四首之三云“雨中独上窈娘坟”等语，故知舒章所言之“窈娘”即是阿云无疑矣。）不根之论，每使人妇家勃豀。兄正木强人，何意得尔馨颓荡。乃知才士易为口实，天下讹言若此，正复不恶。故弟为兄道之，千里之外，与让木燕又一笑。若彝仲，不可闻此语也。


    舒章书中所谓“孟冬分手”者当是崇祯六年孟冬，卧子自撰年谱崇祯六年癸酉条略云“文史之暇，流连声酒，多与舒章倡和，今陈李唱和集是也。季秋偕尚木诸子游京师。是岁纳妾蔡氏于家”、陈忠裕全集壹伍陈李唱和集“留别舒章并酬见赠之作二首”其第壹首结句云“秋深碣石有飞鸿”、附录李雯“送卧子计偕北上”诗原作其第壹首云“北极云平秋气屯”、其第贰首云“翻然仗剑历秋城”等可证卧子此次别舒章为深秋初冬之时。若卧子崇祯九年由松江赴北京会试，据卧子自撰年谱崇祯九年丙子条略云：“复当计偕，以先妣唐宜人久疾，予意不欲往，先妣以义勉之，冬尽始克行。”则卧子崇祯九年北行在年杪，必非所言之“孟冬”明矣。然则卧子与河东君相遇岂即在崇祯六年耶？鄙意在此年之前亦有可能。何以言之？


    据陈忠裕全集拾属玉堂集“癸酉长安除夕”诗云：


    岁云徂矣心内伤，我将击鼓君鼓簧。日月不知落何处，令人引领道路长。去年此夕旧乡县，红妆绮袖灯前见。（可参同书壹叁几社稿“除夕”五律。此“除夕”即崇祯五年壬申除夕也。）梅花彻夜香云开，柳条欲系青丝缠。曾随侠少以城阿，半拥寒星蔽春院。今年此夕长安中，拔剑起舞意难雄。汉家宫阙暖如雾，独有客子知凄风。椒盘兽炭皆异物，梦魂不来万里空。吾家江东倍惆怅，天下干戈日南向。鹤驭曾无缑领游，虎头不见云台上。且酌旨洒银筝前，汝曹富贵无愚贤。明朝曈曈报日出，我与公等俱壮年。


    此诗题即是“癸酉长安除夕”，而诗中又有“去年此夕旧乡县”及“今年此夕长安中”等句，则此“红妆绮袖灯前见”之人必于崇祯五年壬申除夕与卧子相遇。此人虽未明著其为谁，但检卧子集中与此诗前后时间距离不甚久所作绮怀诸篇观之，则此人非河东君莫属。故卧子于崇祯五年壬申冬季即遇见河东君殊为可能。


    更据陈眉公集首载其子梦莲所撰年谱天启七年七十岁条云：


    是冬，（寅恪案：眉公生辰十一月初七日。）远近介觞者纨绮映帯，竹肉韵生，此亦凤皇山未有之事也。


    及陈忠裕全集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四年辛未条略云：


    试春官罢归，四月抵里门，即从事古文词，间以诗酒自娱。是时意气甚盛，作书数万言，极论时政，拟上之。陈徵君怪其切直，深以居下之交相戒而止。


    于此两年谱可得结论：一为陈眉公生日之时，祝寿客中料必不少当日名姝如王修徵辈。观前引宋让木秋塘序所述河东君寿眉公生日诗句，可为例证也。二为卧子会试不中式，牢骚愤慨，弃置八股时文从事古文词，又作书数万言极论时政。但同时后以诗酒自娱。此“诗酒”即放情声色之义。前代相传俗语云：“秀才家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正卧子此时之谓也。


    检陈忠裕全集壹叁几社即崇祯五年壬申所作五律，其“除夕”诗之前载“偕万年少李舒章宿陈眉公先生山房二首”，其第贰首有“冰霜月起时”之句，是卧子于崇祯五年眉公生日相近之时曾谒眉公且宿于其山房，并同集壹玖几社稿有“吴阊口号”七绝十首亦为崇祯五年冬季所作，依下文寅恪所考证，其中三首乃为河东君而赋者。由此言之，卧子至迟于崇祯五年眉公生日不久以前在苏州已得见河东君，或又返松江追踪河东君至佘山，于眉公生日时复相遇于祝寿客之中也。更取几社稿中其他绮怀诸作如崇祯五年春季所作“柳枝词”之类参之，则河东君卧子两人初次相遇在崇祯五年春季，或竟早在四年冬季，亦未可知也。


    至于“国随侠少凤城阿，半拥寒星蔽春院”之句，“凤城”依通常解释自指京师而言。据卧子自撰年谱崇祯三年庚午条略云：“予幸登贤书，冬月偕计吏如京师。”及崇祯四年辛未条云：“试春官，罢归。”似亦可指崇祯三年庚午冬卧子第壹次会试在京时事。然依诗中文气语意，此两句明是述崇祯五年除夕在松江情况。据嘉庆修松江府志柒山川志有“凤凰山”，前引陈梦莲撰其父继儒年谱亦有“凤凰山”之语，似松江府城亦可称“凤城”。若不然者，则卧子乃用典故，如文选</a>贰捌所载陆士衡“长安有狭邪行”之类。（可参陈忠裕全集肆陈李唱和集“长安有狭邪行。”惟易“长安”为“凤凰”耳。可参陈忠裕壹叁几社稿“行乐词”十首。此词即崇祯五年所作也。）


    舒章书中所言之“子服兄弟”，当即指卧子妻张孺人之五弟中张子服宽及子退密。（参陈忠裕全集王沄续卧子年谱下及后附胜时撰“三世苦节传”与“越游记”。并同书捌平露堂集“送子服之维阳，兼讯子退，期以八月会淮南。”诗题下案语，又光绪修金山县志壹玖张履端传及弟轨端附子宽传等。）若张孺人之幼弟子函，则在顺治</a>四年子龙被逮时清吏见其年稚，诱以利害，使之尽言子龙亲知，遂以此被释。（见卧子年谱下后王沄附录。）以此点推之，则其在崇祯七年舒章作书时即使已生，当亦不过数岁，（张孺人之弟思端卒于崇祯十一年戊寅二月。见陈忠裕全集贰玖张邵阳诔。）舒章所指必非此人无疑。又张孺人别有弟处中，其名为宫，明代贡生。（可参陈忠裕全集玖焚余草“同惠郞处中胜时分赋高士传</a>”诗所附案语并年谱下顺治三年丙戌条及松江府志肆陸选举表。）张氏兄弟既为子龙至亲，故舒章得从其探悉子龙家中动定。又书中所述宋辕文之言可与陈忠裕全集拾陈李唱和集“予偕让木北行矣。离情壮怀，百端杂出，诗以志慨”诗参证，俟后论之。


    至所言“张三作狭”之“张三”未敢确定其为何人，然必非张孺人之诸弟张宽张密等。因子服兄弟向畏惮其姊之尊严，自不敢参预张门快婿陈孝廉纳宠之事也。或疑此“张三”即张昂之，斯说殊有理由。据陈忠裕全集壹伍属玉堂集“送张冷石太守之任阆中”七律下附案语云：“张昂之号冷石。”又据光绪修金山县志壹玖张昂之传略云：“张昂之字匪激，天启二年进士。令庐陵时魏珰禁伪学，檄毁天下书院。附阉者欲就建珰祠，昂之力持不可，卒坐夺职。崇祯初起知保宁府，以功进川东道。寻行归，寄居郡并之息庵。又尝筑圃佘山，自称六头头陀云。”及王沄续卧子年谱下顺治年丙戌条略云：“是岁所与往来者，故人惟张冷石先生〔等〕而已。”又顺治四年丁亥条略云：“五月十六日往载〔先生〕死。十七日到张冷石先生斋，于其邻贳得一棺。张冷石先生，则先生之挚友且姻也。”故从社会气类亲友情谊言之，舒章书中作狭之“张三”已有为张昂之之可能。又冷石此时以闲居好事之身筑圃佘山，此山适为河东君卜居之地，其可能性更复增大也。但昂之是否行三尚未发现有何证据，姑识所疑于此，以俟详考。


    至河东君所以卜居佘山之故，要与陈眉公继儒、施子野绍莘诸名士直接或间接不无关系。其直接关系于眉公者，前已论及之矣。至于子野则亦有间接之关系，茲请略言之。或疑前所此李雯蓼斋集叁伍“与卧子书”中“张三作狭”之张三即施子野。所谓“张三”者，非排行次第之义，而是“张三影”（宋张子野先）之简称，实指施绍莘而言也。检施绍莘花影集</a>肆乐府南商调二郞神及春云卷“舟次赠云儿”、同书同卷乐府小令南商调玉胞（抱）肚“赠杨姬和彥容作三首”、同书伍诗余菩萨蛮“和蛮容留别云姬”及“代云答”，然则此“云儿”“杨姬”“云姬”岂即河东君耶？


    又考青浦诗传壹贰施绍莘小传略云：


    施绍莘字子野，少为华亭县学生。负隽才，跌宕不羁。初筑丙舍于西佘之北，复构虽业于南泖之西，自号峰泖浪仙。好声伎，与华亭沈友夔龙善，世称施沈。时陈继儒</a>居东佘，诗场酒座常与招邀来往。工乐府，著花影集行世。早夭，无子。时共惜之。


    及王昶明词综伍施绍莘小传引青浦诗传略云：


    子野作别业于泖上，又营精舍于西佘。时陈眉公居东佘，管弦书画，兼以名童妙妓，来往嬉游。故自号浪仙。亦慕宋张三影所作乐府，著花影集行世。（可参花影集首颜彥容乃大序云：“冉冉月来云破，不负张郞中之后身。”及顾石萍胤光序云：“云破月来之句，不负自许张三影后身。”又同书壹“泖上新居”，后附彥容跋云：“斋曰三影。”同书叁“西佘山居记”云：“有斋两楹曰三影。予字子野，好为小词，故眉公先生以此名之。”）


    则以施子野之为人及其所居之地言之，更似与河东君直接有关系者。但东海黄公所辑瑶台片玉甲种下载子野“舟次赠云儿”“决绝词”“有怀”等套曲，其“决绝词”自跋云：“庚年月夕秋水庵重题。”“庚申”为万历四十八年，又花影集伍菩萨蛮“代云答”词后第伍首同调“雨中忆张冲如”词序中有“天启改元正月五日得冲如靖州家报”之语，可知子野词中之“云”时代太早，与河东君居佘山之年月不合，而舒章书中所言崇祯六年癸酉之“张三”其非施子野亦甚明矣。


    然据陈眉公集所载年谱万历三十五年丁未条略云：


    府君五十岁得新壤于东佘。二月开土筑寿域，随告成。四月章工部公觐先生，割童山上亩相赠，遂构高斋，广植松杉。屋右移古梅百株，皆名种。后若徐若董，园圃相续。向有施公祠，亦一时效灵，而郡邑之礼香祭赛，并士女之游冶者，不之诸峰，而之东佘矣。


    并子野花影集壹乐府“山园自述”自跋云：


    余别业在西佘之阴，迩来倩女如云，绣弓窄窄。冶游儿乌帽黄衫，担花负酒，每至达旦酣歌，并日而醉。


    及同书叁“西佘山居记”云：


    每值春时为名姬闺秀斗草拾翠之地，是佘山一隅乃文士名姝游赏之盛地。后来河东君又卜居其处，要非无因也。


    总之，舒章书中之“张三”甚难确指为施子野。但以子野与佘山有关，即间接与河东君卜居其地亦有关，故略论及之，以备一重公案云尔。


    又舒章此书所言诸点今难详知，然至少与卧子纳妾蔡氏一事必有关系。因卧子于自撰年谱此年言“文史之暇，流连声酒”，观其此年绮怀诸作可以证其不虚。李舒章蓼斋集贰伍有“卧子纳宠于家，身自北上，复阅女广陵，而不遇也。寓书于余道其事，因作此嘲之”七律一首，此诗后又载“怀卧子”诗一首，有句云“可怜一别青霜后”，则知蔡氏非卧子满意之人，故“纳宠于家，身自北上，复阅女广陵”也。卧子既不满意蔡氏，则纳以为妾必出其妻张孺人之意，盖所以欲借此杜绝其夫在外“流连声酒”之行动，用心虽苦，终不生效，虽甚可笑，亦颇可怜。舒章所谓“使人妇家勃蹊”乃事理所必至，自无足怪。“阿云”乃指河东君，详见第贰章所考证。由此言，凡陈李唱和集之大半及属玉堂集之一部份，所有绮怀诸诗皆可认与河东君有关，虽不中，亦不远也。


    秋潭曲结句“同心夜夜巢莲子”之语盖出古今乐录“杨叛儿”第伍首云：“欢欲见莲时，移湖安屋里。芙蓉绕床生，眠卧抱莲子。”卧子取河东君之姓氏与此歌名相结合，盖“杨叛儿”本亦作“杨伴儿”，歌之词意亦更相关联，颇为适切。“同心”二字尤情见乎辞矣。（参乐府诗集</a>肆玖“杨叛儿”题。）王胜时有“和董含</a>拂水山庄吊河东君二绝句”（见董含三冈识略</a>陸“拂水山庄”条。）其二云：“河畔青青尚几枝，迎风弄影参差。叛儿一去啼乌散，贏得诗人绝妙辞。”亦用此歌第贰首“斩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而胜时诗意复与此歌第六首云“杨叛西随曲，柳花经东阴。风流随远近，飘扬闷侬心”相关，殊为轻薄刻毒，大异于其师也。


    复次，分类补注李太白</a>诗四乐府杨叛儿云：


    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何许最关人，乌啼白门柳。乌啼隐杨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淩紫霞。


    寅恪案：河东君后来易“杨”姓为“柳”，“影怜”名为“隐”，或即受太白诗之影响耶？据沈虬河东君传所云：“余于舟中见之（指杨爱），听其音，禾中人也。”然则河东君之乡音固是“疑”“泥”两字难辨者，其以音近之固易“影怜”之“影”为隐遁者之隐亦无足怪矣。至若隐遁之义，则当日名媛颇喜取以为别号，如黄皆令之“离隐”，张宛仙之“香隐”，皆是例证，盖其时社会风气所致。故治史者，即于名字别号一端亦可窥见社会习兴时代地域人之关系，不可以其琐屑而忽视之也。


    详绎卧子“集杨姬馆中”诗题之意，似陈彭宋三人之集于河东君寓所，本欲置酒痛饮以遣其愁恨，三人皆以微病不能饮酒，而河东君亦然。据此河东君平日之善饮可以推见也。程嘉燧耦耕堂存稿诗中“朝云诗”七律八首——此诗亦为河东君而作者，其第贰首云：“拣得露芽牵手沦，悬知爱酒不嫌茶。”则河东君之善饮足以为证。


    又有学集九红豆诗初集“采花酿酒歌示河东君”诗并序略云：


    戊戌中秋日酒告成，戏作采花酿酒歌一首，以诗代谱。其文烦，其辞错，将以贻世之有仙才、具天福者。非其人也，则莫与知而好，好而解为。


    长干盛生贻片纸，上请仙客枕膝传。（遵王注本“请”作“清”。）老夫捧持窬拱璧，快如渇羌得酒泉。归来夜发枕中秘，山妻按谱重注笔。却从古方出新意，溲和齐量频节宣。东风泛溢十指下，得其甘露非人间。（“得其甘露”遵王注本作“得某露灭”。）


    有学集八长干塔光集“金陵杂题绝句二十五首，继乙未（丙申？）春留题之作”其第二十首云：


    面似桃花盛茂开，隐囊画笥日徘徊。郞君会造逡巡酒，数笔云山酒一杯。（自注云：“盛叟字茂开，子丹亦善画。常酿百花仙酒以养叟。”）


    同书贰拾“小山堂诗引”云：


    比游钟山，遇异人，授百花仙酒方。采百花之精英以酿酒，不用曲蘖，自然盎溢。


    陈伯雨作霖金陵通传一四盛传附宗人盛胤昌传云：


    宗人胤昌字茂开，工画。持身高洁，年几九十，行步如少壮时。胤昌子丹，字伯含，山水法黄筌，尝作秋山萧山图，与弟琳空山冒雨图称二妙。琳字玉林，每当春日酿花酒以养亲。胤昌顾而乐之。


    有学集一九“归玄恭恒轩集”序略云：


    丙申闰五月，余与朱子长孺屏居田舍。余翻般若经，长孺笺杜诗，各有能事。归子玄恭俨造焉。余好佛，玄恭不好佛。余不好酒，而玄恭好酒。两人若不相为谋者。玄恭作普头陀传，高自称许。把其本向长孺曰：杜二衰晚腐儒，流落剑外，每过武祠屋，叹卧龙无首，用耿邓自比。归玄恭央长七尺，面白如月，作普头陀传，胸中逼塞未吐一二，遂惊倒世上人耶？（寅恪案：同书伍绛云余烬集下冬夜假我堂文宴诗“和归玄恭”七律一首，后四句云：“何处青蛾俱乞食，几多红袖解怜才。来堂丝竹知无分，绛帐还应为尔开。”附自注云：“是日女郞欲至，戏以玄恭道学辞之。来诗以腐儒自解，故有斯称。”牧斋此诗作于顺治十一年甲午旭月二十八日，恒轩集序作于顺治十三年丙申闰五月，故序有“杜二腐儒”之语，乃指甲午冬假我堂文宴时事也。）


    牧斋外集二五“题邓肯堂劝酒歌”（寅恪案：邓林梓字肯堂，常熟人。事迹见王应奎柳南随笔一及六有关邓肯堂等条。）云：


    东坡自言饮酒终日，不过五合，而谓天下之好饮，无在予上者。（可参初学集四田诗集下“谢于润甫送酒”诗：“我饮不五合，颇知酒中味”之句。）后人掇拾东坡全集</a>，以王无功醉乡记掺入其中，岂非以东坡慨慕东皋，庶几友其为于千载，其妙于酒德有相似者欤？予酒户略似东坡，顷又以病耳戒酒，读肯堂诗，浩浩然，落落然，如与刘伶毕卓辈执持耳，拍浮酒池中也。他时在编余诗者将此首编入集中，余方醉眼模糊，仰天一笑，安知其非余作也。


    牧斋尺牍上“与侯月鹭〔性〕”四通之二（寅恪案：侯性事迹见小腆纪传</a>叁本传及牧斋尺牍上“与侯月鹭”诸札。）云：


    秋间欲得洞庭葡萄酿酒，苦不能得其熟候。彼时得多饷，以酬润笔。知不厌其贪也。内子辱深念，并此驰谢。


    然则河东君不仅善饮，更复善酿。河东君之“有仙才”自不待言，至于“具天福”则殊难言。据上引题邓肯堂劝酒歌、恒轩集序及后侯月鹭札，是牧斋不善饮，而河东君善饮。河东君之“具天福”或可言具此善饮之“天福”耶？若牧斋者虽不具此善饮之“天福”，但能与具此善饮之“天福”者相对终老，殆亦可谓具艳福之人矣。


    复次，全谢山祖望鲒埼亭外集叁叁“钱尚书</a>牧斋手迹跋”略云：


    尚书手迹共十幅，在冯研祥家，皆与冯氏群彥往还者。第十幅云：“春宵一刻，先细君满引一杯，以助千金之兴。”细君指柳氏也。予闻之周鄮山谓牧斋年六十四，（寅恪案：当作“六十”。此误。）柳氏年二十四归之。客有访之者，柳氏出侑酒，依然旧日风流。观此笺并前索酒札，知柳氏固酒徒。黄忠烈公见诸弟子有与女校书诗者，辄戒之。牧斋跌荡乃至于此，宜其有“浪子燕青”之诮。


    寅恪案：冯研祥者，冯开之梦祯孙文昌之子。冯氏一家与牧斋交谊深厚，研祥又为牧斋弟子，故其关系最为密切。（见初学集伍壹“南京国子监冯公墓志铭，并可参牧斋壹与冯伙水札云：“西浙俊毛，无如冯文昌范骧。研祥落落竹箭，文白亭明玕。”又葛万里牧斋先生年谱顺治七年庚寅条云：“同行有冯范研祥。”误以“冯范”为一人，殊不知“冯”固为文昌之姓，“范”则指浙江海宁范骧字文白号黙庵之人而言也。文白事迹见光绪修杭州府志壹肆伍范骧传、杜登春社事本末、吴修昭代名人尺牍小传及震钧国朝书人辑略壹等。）


    有学集肆陸“跋酒经”云：


    酒经一册，乃绛云楼未焚之书。五车四部书为六丁下取，独留此经，天殆纵余终老醉乡，故以此转受遵王，令勿远求罗浮罗桥下耶？余已得修罗采花法，酿仙家烛夜酒，将以法传之遵王。此经又似余杭老媼家油囊俗谱矣。


    有学集拾红豆二集“酒逢知己歌赠冯生研祥”云：


    老夫老大嗟龙钟，（遵王注本“大”作“夫”。）绿章促数笺天公。天公怜我扶我老，酒经一吊捜取修罗宫。山妻按谱自溲和，甁盎泛溢回东风。世人酺糟啜醨百不解，南邻酒伴谁与同。昔年尝酒别劲止，南薫独数松圆翁。（“薫”误。注本作“董”是。）此翁骑鲸捉月去我久，懵瞢四顾折简呼小冯。（下略）


    此跋作于顺治七年庚寅十月初二夜以后，此诗作于顺治十六年己亥，可与上引前一年即顺治十五年戊戌所赋之“采花酿酒歌示河东君”诗相参证。据此，颇疑冯研祥家牧斋手迹索酒札即此第拾幅，乃顺治十六年己亥所作也。周鄮山即周容</a>，事迹见鲒埼亭外集陸“周徵君墓志铭”。其人与牧斋往来颇密，可参有学集肆肆“叹与赠俞次寅”（寅恪案：牧斋此文作“周茂山”）及鄮山所著春酒堂诗话</a>关涉牧斋诸条。


    夫河东君之善饮不独其天性使然，其环境实有以致之，盖歌筵绮席酬酢周旋，若不善饮岂能成欢？此乃事非得已，情尤可伤，而谢山转执闺门礼法之条以相绳责，殆未免失之过泥矣。黄忠烈化即黄道周，“忠烈”者，明唐王所予谥也。（见黄漳浦集卷首洪思撰黄子传及文明夫人行状。清乾隆</a></a>四十一年追谥道周为“忠端”，陈子龙</a>则追谥“忠裕”，皆是专谥。若李待问则谥为通谥之“忠节”。谢山卒于乾隆二十年，自不及知“忠端”之谥。然揆以明代殉国诸人之心理，岂能甘受清廷之谥号？谢山称之为忠烈甚合漳浦平生志业。至王兰泉编卧子个集，其取今名者，盖所以避忌讳，免嫌疑，亦有不得已也。）卧子会试中式实出石斋之门，（见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十年丁五丑条。）卧子平生之诗为女校书如河东君而作者亦甚不少，安能不为其师所戒乎？由此言之，卧子应与牧斋同科，谢山举此以讥牧斋，又未免失之过偏矣。


    今日吾人幸得窥见河东君戊寅草，因取他种材料参证，遂得约略推定其中篇什作成之年月并相与有关之人。复更取陈忠裕全集中几社稿陈李唱和集、属玉堂集、平露堂集、白云草、湘真阁稿及诗余等综合推计之，则论陈杨两人之关系，其同在苏州及松江者最早至崇祯八年乙亥秋深止，约可分为三时期。第壹期自崇祯五年至崇祯七年冬。此期卧子与河东君情感虽甚挚，似尚未达到成熟程度。第贰期为崇祯八年春季并首夏一部分之时，此期两人实已同居。第叁期自崇祯八年首夏河东君不与卧子同居后仍寓松江之时，至是年秋深离去松江移居盛泽止。盖陈杨两人在此时期内虽不同居，关系依旧密切。凡卧子在崇祯八年首夏后秋深前所作诸篇，皆是与河东君同在松江往还训和之作。若在此年秋深以后所作可别视为一时期，虽皆眷恋旧情，丝连藕断，但今不复计入此三期之内也。茲选录陈杨两人此三时期中最有关之作品原文，互相证发，其他最有关诸作则仅录其题，以供参考。至秋潭曲、集杨姬馆中二首，霜月行第三首及癸酉长安除夕等篇，前已载其全文，不复移录焉。


    复次，王氏编辑陈忠裕全集凡例第贰则略云：


    诗文次序先后关乎生平梗概。如采山堂风社稿之作于庚午辛未壬申，陈李唱和集之作于癸酉甲戌，平露堂集之作于乙亥丙子，白云草湘真阁稿之作于丑寅卯辰，焚余草即丙戌遗草之作于乙酉丁亥。按之年谱，了如指掌。至各集原本古今体诗，或分或不分。今汇为全集，概行分体，而仍标各集之名，以存其旧。虽其中次序，间有淆乱，然亦不甚悬隔也。


    及第肆则云：


    公词有湘真阁江篱槛两种。国朝王阮亭士祯邹程祇谟诸先生极为推许。又曾选入棣蕚香词幽兰草四家词，俱未之见。今录公高弟王胜时沄所辑焚余草，益以散见别本者数阕，汇成一卷，并略采前人评语附之，俾读者知公乐府亦为填词家正宗，如宋广平赋梅花，不碍铁石心肠也。


    寅恪案：王氏虽明知“诗文次序先后，关乎平生梗概”，但其“汇为全集，概行分体”，则不免“其中次序，间有淆乱”，故今据每篇题目及篇中词旨以推计时日，则王氏所云某集作于某年者虽“不甚悬隔”，然今日欲考河东君与大樽之关系，于此区区时日间隔实为重要。茲录下列诸诗，大体固依王氏原编次序，若发现题目或词旨有未安者，亦以鄙意改定，不尽同于王氏原编次序也。


    详绎王氏所编全集中诗文，其次序先后实如其所言“不甚悬隔”，独诗余一头，则兰泉因未见原本，仅从王沄所辑焚余草略附散见别本之数阕编成一卷。焚余草中之词虽是乙酉至丁亥（即顺治二年乙酉至四年丁亥）三年中所作，其间当无与河东君有关者，但散见他本之词则必应有涉及河东君之作。盖大樽诗余摹拟花间集淮海词</a>，缘情托意，绮丽缠绵，观兰泉辑本，其中故国故君之思见于语句者不计外，尚有不少艳情绮怀之作。然则此类诗余似不止兰泉所言“散见别本者数阕”而已，岂胜时所辑之焚余草其中亦羼入其师乙酉以前之旧作，而稍稍窜改，使人不觉其为河东君而作者耶？今日大樽词原作本不得窥见，若仅就兰泉裒集残余之本以考卧子与河东君之关系，实为不易也。


    又绎兰泉所编卧子诗余，其先后次序之排列悉依字数多少而定，与作成时代绝无关系。如二郞神唐多令为卧子绝笔，（据王沄续卧子年谱顺治四年丁亥条云：“三月会葬夏考功，赋诗二章。又作寒食清明二词，先生绝笔也。”）今王氏辑本二郞神其次序为倒数第贰首，至唐多令则为倒数第贰肆首，即是例证。职此之故，茲所选录卧子诗余，其篇列先后乃依据河东君戊寅草所载诸篇什作成时间参以鄙意考定，不若所录卧子之诗其排列时代之先后尚是约略依据王氏辑本也。


    周铭林下词选柳隐小传云：


    柳隐字如是。归虞山钱宗伯牧斋。所著有戊寅草，云间陈大樽为之序。


    徐树敏钱岳众香词书集云队柳是小传略云：


    初为云间陈大樽赏识，序其词问世。虞山（钱牧斋）百计纳为小星，称河东夫人。遗有我闻堂（室）鸳鸯楼词。


    寅恪案：周氏谓陈大樽为河东君戊寅草作序，徐钱两氏谓大樽序河东君词，当即指鸳鸯楼词。今日得见河东君戊寅草钞本，其中有诗词赋三类，首载陈子龙序，序中所言者为诗而不及词。不知是否别有鸳鸯楼词刊本，而大樽为之序，未敢断定，尚待详考。然取林下词选与众香词对勘，则徐钱两氏所选六首，较选多“垂杨碧”一阕，其排列次序亦有不同，而文字更有差异。今取河东君戊寅草参校，则周选排列次序及文字皆与戊寅草符合，而戊寅草亦无垂阳碧一阕，可证周氏实选自戊寅草。徐钱两氏之选本不同于戊寅草及周选者，其所依据或即鸳鸯楼之单刊本耶？至“垂阳碧”一阕其出处尚待考索，不能确言。其词云：“空回首，筠管榴选用笺依旧。裂却紫箫愁最陡，颠倒鸾钗久。羡杀枝头豆蔻，闷杀风前杨柳。一夜金沟催叶足，细腰空自守。”今绎其词意，与金明池“咏寒柳”词略同，恐是河东君离去卧子以后所赋，似非鸳鸯楼词中原有之作，殆为徐钱两氏从他本补入者。


    总而言之，无论鸳鸯楼词是否别有刊本，茲可推定者，戊寅草中所收之词必包括鸳鸯楼词全部或绝大部分在内，因戊寅草中诸词皆是与卧子关系密切时所作。卧子于崇祯八年所赋诸诗，目为属玉堂集，河东君之以鸳鸯楼名其词，正是两人此时情景之反映也。


    复次，考卧子平生文学本属李王一派，故深鄙宋诗，但于词则宗尚五代北宋。茲不欲辨其是非，仅择录其有关论词之文，略见梗概：


    诗余始于唐宋，而婉畅秾逸极于北宋。然斯时出，并律诗亦亡。是则诗余者，非独庄之所当疾，抑亦风人之所宜戒也。然亦有不可废者。夫风骚旨，皆本言情。言情之作，必托手闺襜之际，代有新声，而想穷拟议，于是以温厚之篇，含蓄之旨，未足以写哀而宣志也。思极于追琢，而牵刻之辞来。情深于柔靡，而婉鸾之趣合。志溺于燕�粒�而妍绮之境出。态趋于荡逸，而流畅之调生。是以镂裁至巧，而若出自然。警露已深，而意含未尽。虽曰小道，工之实难。不然，何以世之才人，毎濡首而不辞也。


    同书同卷“王介人诗余序”（寅恪案：王翃字介人。见明诗综贰及明词综玖小传。此序可参沈雄江尚质编辑古今词话词品上原起门所引陈大樽语。）云：


    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终宋之世无诗焉。然宋人亦不免于有情也，故几其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非后世可及。盖以沉至之思而出之必浅近，使读之者聚遇如在耳目之表，久诵而得沉永之趣，则用意难也。以嬛利之词而制之实工炼，使篇无累句，句无累字，圆润明密，言如贯珠，则铸调难也。其为体也纤弱，所谓明珠翠羽尚嫌其重，何况龙鸾。必有鲜妍之姿而不藉粉泽，则设色难也。惟宋人专力事之，篇什既多，独景皆会，天机所启，若出自然。虽高谈大雅，而亦觉春不可废。何则？物有独至，小道可观也。


    同书叁“幽兰草词序”云：


    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秾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澹逸，穷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词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伧武，谐俗者鄙浅而入于优伶。以视周李诸君，即有彼都人士之叹。元滥填辞，茲无论已。


    寅恪案：卧子言“北宋律诗亦亡”及“终宋之世无诗焉”，可见其鄙薄北宋之诗至于此极。幽兰草乃集录李舒章宋辕文及卧子三人唱和之词，颇疑几社诸名士为河东君而作之小令即载是集中，惜今日未得见也。


    又今检陈忠裕全集及陈卧子安雅堂稿不见有“戊寅草序”或“鸳鸯楼词序”，此殆为收集卧子著作之人如王沄辈早已删弃不录，遂使此两书皆未载。若今日吾人不得见戊寅草者，则卧子此序壤间竟致失传矣。故全录之。


    卧子草“戊寅草序”云：


    余览诗上自汉魏，放乎六季，下猎三唐，其间铭烟萝士之奇，湖雁芙蓉之藻，固已人人殊，而其翼丘以造景，缘情以趋质，则未尝不叹神明之均也。故读石城京岘采菱秋散之篇，与宁墅麻源富春之咏，是致莫长于鲍谢矣。观白马浮萍调怨歌之作，是情莫深于陈思</a>矣。至巉岩骏发，波动云委，有君父之思，具黯怨之志，是文莫盛于杜矣。后之作者，或短于言情之绮靡，或浅于咏物之窅昧，惟其惑于形似也。故外易而内伤，惟其务于侈靡也。故貌丽而神竭，此无论唐山班蔡之所不逮，即河朔汉南之才，雕思而多蒙密之失，深谋而益拟议之病，亦罕有兼者焉。故有媛远之略，而失在于整慄，此其流逸之患矣。有割曳之姿，而失在于壮溟，此其轻脱之患矣。夫言必诡以肆，气必傲以骋，文必奔腾而涌流，义必澄泓而取寂，此皆非其至也。然可语于学士大夫之作，不可论于闺禁之什焉。乃今柳子之诗，（寅恪案：影宋本白氏文集叁伍及全唐诗</a>第柒函白居易</a>叁伍“春尽日宴罢感事独吟”云：“春随樊子一时归。”卧子称河东君为“柳子”，盖本于此。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叁捌“朝云诗引”亦作“樊子”。其他白集或他书所引有作“樊素”者，误也。）抑何其凌清而涧远，宏达而微恣欤？夫柳子非有雄妙窅丽之观，修灵浩荡之事，可以发其超旷冥搜之好者也。其所见不过草木之华，眺望亦不出百里之内，若鱼鸟之冲照，驳霞之明瑟，严花肃月之绣染，与夫凌波盘涡，轻岚画日，蒹葭菰米，冻浦岩庵烟火之袅袅，此则柳子居山之所得者耳。然余读其诸诗，远而恻荣枯之变，悼萧壮之势，则有旻（曼）衍漓槭之思，细而饰情于潴者蜿者，林木之芜荡，山雪之修组，则有寒澹高凉之趣，大都备沉雄之致，进乎华骋之作者焉。盖余自髫年即好作诗，其所见于天下之变亦多矣，要皆屑屑，未必有远旨也。至若北地创其室，济南诸君子入其奧，温雅之义盛，而入神之制始作，然未有放情暄妍，即房帷亦能之矣。迨至我地，人不逾数家，而作者或取要眇，柳子遂一起青琐之中，（寅恪案：世说新语</a>“惑溺”篇“韩寿美姿容”条云：“贾女于青楼中看见寿。”卧子以“青琐”代“青楼”，借以掩饰河东君之社会地位。遣辞巧妙，用心良苦，特标出之以告读者。余详第四章论有美诗节引戊寅草序文中鄙注。）不谋而与我辈之诗竟深有合者，是岂非难哉？是岂非难哉？因是而欲以水竹之渺濛，庭阶之荟阴，遂可以伏匿其声援，而震怵其义气，此实非矣。庶几石林淙舍之寂，桂栋药房之艳，天姥玉女，海上诸神山之侈以巨，使柳子游而不出焉者可也。夫灵骄绝世之人，非有以束之，固不可。苟天下有以束之，亦非处子最高之致也。则意者挟沧溟之奇，而坚孤凄之气乎？夫道之不兼，斯遇之不两得者也。故飙驰而就淡漠，亦取其善者而已。使由是焉，寰中之趣，其亦可眇然而不也夫。陈子龙题。


    寅恪案：卧子推重河东君之时举北地济南诸家为说，引之以为同调，可知河东君之诗其初本属明代前后七子之宗派，应亦同于卧子深鄙宋代之诗者，后来赋“寒柳”词实用东坡七律之语，至其与汪然明尺牍亦引用苏诗，皆属北宋之范围，更无论矣。据此推之，足证河东君虽先深受卧子之影响，后来亦渐能脱离其宗派教条主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