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焦芳既入阁后，以许进为吏部尚书，刘宇为兵部尚书，皆河南人。宇素暴横，先任左都御史，恃与瑾厚，责打御史。又与保国公家人朱瀛交通刘瑾，无日不来兵部说话。郎中杨廷仪每伺瀛出，必邀入司署，留坐款语。四司官不附宇者，必令瀛言于瑾，传旨外补。廷仪独谄宇，尽妾妇之态，宇大悦。廷仪能文，凡有奏章，皆其属草。后焦芳致仕，即以宇代之。又有布政曹元与刘瑾亲旧，骤升至兵部尚书，后又代宇入阁。皆其党也。


    给事中安奎、御史张彧因查盘钱粮还，瑾索赂不足，以为参官不当，辄发怒，用一百五十斤枷，枷于东西公生门。时暑雨昼夜不辍，莫敢少移。都御史刘孟到任迟延，亦逮至京，枷于吏部门外。御史王时中枷于三法司牌楼下，远近聚观垂泪。文臣垂首丧气，莫敢近觑。给事中许天锡、郗夔皆因事自杀。兵部主事王守仁抗章论瑾等专权乱政，瑾矫旨挞于朝堂不死，降谪贵州驿丞。守仁犹恐不免其死，遂诡秘其踪迹以远害。大理评事罗侨亦劾瑾，杖之不死，亦远谪。


    许进初以户部侍郎致仕家居，正德初，起用为兵部侍郎，寻升本部尚书，与瑾同提督团营。焦芳入阁，进遂代芳为吏部。许外若不附瑾，而内实不与抗。初，进致仕时，马尚书文升在吏部，陕西张彩为文选郎中。进子许诰为给事中，屡劾彩过，马以彩有才，力救之不得，彩以病乞归。及瑾用事，京官养病久者，悉革为民，未久者令赴京听用，彩不得已赴京。彩前在文选时，焦芳为侍郎，令其子焦黄中荐于瑾，以为彩乃公之乡里，极有可用。会文选郎中刘永升通政，进已议调验封郎中石确，疏已具，而复以彩易之。进虽用彩，而心内又甚衔之。进素与陕西雍泰相善，泰已致仕，进欲起用，屡荐于瑾，改南京操江都御史，寻升南京户部尚书。朱瀛每欲谋倾进而转刘宇，乘间言于瑾曰：“许尚书佯为恭谨，而外示抗直。如雍泰平昔刚暴，为山西按察使，辱打知府，为都御史巡抚宣府，辱打参将，朝廷屡贬谪不用。今欺公举用，却又扬言于外，曰公因泰同乡用之，非吏部本意。”瑾大怒，立召彩入内，诘问：“雍泰贬谪来历，如何不备入奏内？”彩曰：“奏稿备载，许尚书涂之。”瑾索原奏稿视之，果然。于是以进为诈直，票旨屡以欺罔斥之。进惧，遂乞归。


    刘瑾欲专权，尽除轧己者。一日伺隙言于上，调张永南京，奏既可，即日逐永出就道，榜诸禁门不许放入。永知觉，直趋至御前诉己无罪，为瑾所害。召瑾至，语不合，永即挥拳殴之。谷大用等解之，令诸近臣具蔬酒和解。由是永得不去，遂深憾之。


    戊辰春，天下诸司赴京朝觐。逆瑾令每布政司送银二万两，方放回，瑾等分用。各官皆贷于京师巨家，及回任，括敛民财倍价之。上下交征，莫有纪极。又有荆州知府王绶、武昌知府陈晦俱在黜列，乃广赂瑾，复留。绶、晦皆升参政，仍掌府事。如此者尚多，此其尤甚者也。


    是年春殿试，赐吕柟为状元，景旸第二，戴大宾第三。大宾莆田人，少有文名，甫二十登第。初聘高氏，未娶，瑾欲纳为侄婿，于是仆从鞍马衣服之类，极其侈靡。大宾偃然自居，意气扬扬，复纵酒不检。瑾薄之，常笑曰：“我不可做牛丞相。”大宾知之，遂请假归，卒于途。吕柟亦陕西人，内阁不无迎合之意，然吕实无预耳。又传奉取焦黄中、刘仁并黄芳等数十人为庶吉士，不由馆试，人皆以为愧。然黄芳数人实由焦黄中等贻累，后亦不免谪降焉。


    逆瑾擅政，禁臣民不许用“天”等字为名。如郎中方天雨但令名雨，参议倪天民为倪民，御史刘天和为刘和。中外纷纷，尤为可异。尝记北朝周宣帝自称天元皇帝，不许人有“天、高、上、元之称。宋宣和中，丞相蔡京用给事中赵野等奏，凡世俗有以“天”等字为名称者，悉皆禁革。共禁人字犯天者，方天任改大任，方天若改元若，甚至承天寺亦改仁能寺。当时有识者忧之。正统十年进士登科录，“元”、“天”字皆作■〈艹曳〉，云出内阁意。景泰中幸大学士，谢表内阁自为之。中“管窥霄，蠡测海”句，盖亦避“天”字也。识者尝讶其事。瑾目不知书，故事岂有所袭？明年，瑾以逆诛，无天之罪，其兆如是乎？瑾诛而禁废，人皆复其旧名矣。


    殿试毕，焦黄中、刘仁等自以不得及第，嗾瑾云：“乡试解额，南方太多，北方太少，乃昔杨士奇私其乡里。”盖其宿愤已多，待此而发。给事中任姓者承风旨，上疏请厘正，乃命诸司集议东阁。焦芳盛怒数前人罪恶，且言陕西地几半天下，当增之，和者一口。李阁老东阳从容问曰：“且谓今当如何，往事不必论已。”礼部不得已，因言陕西可增作九十五名，与江西等。焦忽大声曰：“尚少，可增作一百名。河南、山东、山西、四川以次而增。”次曰：“湖广亦地阔，当增。”李不肯从。后不二年，悉改正。


    逆瑾用事，贿赂公行，凡有干谒者，云馈一干，即一千之谓；云一方，即一万之谓。后渐增至几干几方，世道益颓矣。


    四川镇守太监罗龠请便宜行事，瑾实主之。由是各处镇守，皆比例奏要，如巡抚都御史之任，干预刑名诸政。刘瑾捏旨批出，皆许便宜而行。河南太监廖堂亦奏兼管修河，剥取民财，遍于乡野，辇送数千余万于京师。太监毕真初差天津取海鲜，敛财数万，请换敕，起自天津历山东沿海，达于苏、松、福建。所至括取民财，凌辱官吏，莫敢声言。先朝故事：奏准，六部差官则该部请敕，必具事由送内阁写敕，未有不由六部，而内阁自出敕者也。毕真辈之敕并近日内官赐祠额护敕，皆瑾与内阁李、焦辈创为之。时李公为首相，若肯执奏请敕必由六部具由，此祖宗故事，我辈不敢违，况《大明律》有结党乱政之法甚重。如此，纵使不从，亦不过如刘、谢等去位而已。乃不能然，谁之过欤？


    边方召商贾纳粮草情弊，瑾素知其故。一日，因户部奏差给事中三年一次查盘，奏内有“粮粗秕，草浥烂”者，瑾遂票旨逮系各年巡抚都御史、管粮郎中数人下狱。既而锁杻差人押至所任地方，加倍赔偿。又商人纳过粮草，拖欠价银，亦皆没官不给。由是商贾重困，边储渐乏。


    刘瑾因户部奏送各边年例银两，瑾以为先朝无此例，令户部查天顺以前年例银数。顾尚书佐以天顺年前无银例回报。瑾大怒曰：“此户部官通同边方巡抚都御史共盗内帑银两之明验也。”悉追问致罪，革罢送银之例，边储至是缺甚。盖自成化八年间设榆林镇，巡抚余都御史子俊增置城寨，陕西民供馈不继，奏送江南折粮银，以补不足。然初亦依江南原折银例，每米一石，折银二钱五分放支军士。其后大同等边缺乏，亦暂送银补足，数皆不多，未有以万计送者。弘治间户部叶尚书淇，淮安人，盐商皆淇亲识，因与淇议：“商人赴边纳银，价少而有远涉之虞；在运司纳银，价多而得易办之便。”时内阁徐溥与淇同年交好，遂从其议，奏准两淮运司盐课，于运司开中纳银解户部，送太仓银库收贮。分送各边盐价，积至一百余万，人为利便，而不知坏旧法也。盖洪武、永乐以来，天下盐课俱开中各边，上纳本色米豆，商人欲求盐利，预于近边转运本色，以待开盐报中，故边方粟豆无甚贵之时。今废商人赴边报中之法，虽曰得价多，而近边米豆无人买运，遂致腾涌。正德五年，侍郎丛兰整理陕西边储，遂令百姓每石征银二钱五分，准米一石。盖六部政本，少有差错，胎弊如此。使顾尚书当刘瑾查例之时，答曰：“昔盐课在各边上纳，故无年例银之送。后改盐课纳银解京，故不得不分送各边。”如此，瑾必不怒而反正盐法，淇其不免矣。


    逆瑾以富国为名，每欲巧取横敛，且因以窘迫文臣。凡有公错诖误者，辄捏旨以姑免提问为名，各罚米粟以实边储。士大夫畏其凌虐，亦甘心从罚。初自一二百石，后渐增至千五百石。坐此破家者甚众。


    自逆瑾用事，文臣裁抑至甚，内官、武弁纵横而行。瑾等数人，皆赠父祖为都督、都指挥，母为夫人，造坟祭葬。该部不敢执，科道不敢言。其诰命、祭文，皆内阁所撰。议者以当时内阁诸公，结党乱政之罪不可掩也。至文臣三品以上祭葬，却沮格不与。如侍郎郝志义故，其子援例乞祭葬，瑾以为洪武礼制，文臣无祭葬之例，皆后来文臣专权擅加。传旨，遂下锦衣卫狱，问发充军。学士武卫病故，其子乞恩，亦下狱。其弄权裁抑文臣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