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户口

    汉桓帝、永寿三年（一五七），中国户口数达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户，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口。


    晋书</a>地理志：「至桓帝永寿三年，户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斯亦户口之滋殖者也。」


    续汉书</a>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至於孝桓，颇增於前，永寿二年，二千六百七万九百六，口五千六万六千八百五十六人。」（侯康後汉书补注续以下「二」字为「户」字之误，是也。）


    案：通典</a>食货典及通志</a>食货略所载永寿三年户口数，均与晋书地理志相符，文献通考</a>户口考则据续汉书郡国志注，马端临</a>自注谓与通典未知孰是。余意晋书所载数字较近情理，续汉书郡国志往所载数字，平均每户仅三口略强，当有讹误，永寿二年亦当系三年之譌，兹从晋书。（晋书当亦据帝王世纪，帝王世纪本文当与晋书相符，续汉书郡国志注之「六百七万」，当系「六十七万」之譌，「九百六」、「九」上当脱「七千」二字、「八」下当脱「十」字，「五千六万」、「六」下当脱「百四十八」四字，吾人不能以续汉志注时代较晋书为早遂笃信之也。）


    至晋武帝太康元年（二八○），则降至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户，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口，


    晋书地理志：「太康元年平吴，大凡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八百四十」、通典食货典无「十」字。）


    其间中国户口之锐减，可以概见。此次之户口减耗，盖在三国初期，即汉献帝时，


    後汉书仲长统</a>传载昌言</a>理乱篇：「汉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乱，计其残夷灭亡之数，又复倍乎秦项矣，吕及今曰，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此则又甚於亡新之时也。」


    魏志张绣传「从破袁谭於南皮，复增邑，凡二千户。是时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诸将封有未满千户者，而锈特多。」


    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是以兴平建安之际，海内凶荒，天子奔流，白骨盈野，……遂有寇戎，雄雌未定，割剥庶民，三十馀年，及魏武皇帝克平天下，文帝受禅，人众之损，万有一存。」


    晋书山涛传载涛子前所上疏有云：「自初平之元，讫於建安之末，三十年中，万姓流散，死亡略尽，斯乱之极也。」


    其时人口减少之原因，语其要者，厥有数端。


    1、杀戮


    魏志董卓传：「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贼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


    魏志荀彧传注引曹瞒传：「自京师遭董卓之乱，人民流移东出，多依彭城间，遇太祖至，坑杀男女数万口於泗水，水为不流。陶谦帅其众军武原，太祖不得进，引泗南，攻取虑睢陵夏丘诸县，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


    魏志武帝纪建安五年注引献帝起居注：「公上言……：辄勒兵马与战官渡，乘圣朝之威，得斩级大将淳于琼等八人首，遂大破溃，绍与子谭轻身迸走，凡斩首七万馀级，辎重财物巨亿。」


    2、饥饿


    魏志王和传注：「（任）昭先名嘏，别传曰……父旌字子屿，以至行称，汉末黄巾贼起，天下饥荒，人民相食。……」


    魏志司马朗传：「久之，关东兵散，太祖与吕布相持於濮阳，朗乃将家还温，时岁大饥，人相食。」


    魏志董卓传：「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机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


    魏志袁术传：「术……遂僭号，……荒侈滋甚，後宫数百，皆服绮縠，馀梁肉，而士卒冻馁，江准间空尽，人民相食。」


    魏志卢毓传：「毓十岁而孤，遇本州乱，二兄死难，当袁绍公孙瓒交兵，幽冀饥荒，养寡嫂孤兄子，以学行见称。」


    魏志夏侯渊传注引魏略：「时兖豫大乱，渊以饥乏，弃其幼子而活亡弟孤女。」


    魏志武帝纪建安四年注引魏略：「王忠扶风人，少为亭长，三辅乱，忠饥乏啖人。……五官将知忠尝啖人，因从驾出行，令俳取冢间髑髅系著忠马鞍以为欢笑。」


    魏志阎温传注引魏略勇侠传：「鲍出字文才，京兆新丰人也，少游侠。兴平中，三辅乱，出与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县，以饥饿留其母守舍，相将行采莲实，合得数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归为母作食，独与小弟在後采蓬，初等到家，而啖人贼数十人已略其母以绳贯其手掌驱去。……」


    3、疾疫


    魏志司马朗传：「建安二十二年，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土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牢，时年四十七。遗命布衣幅巾，敛以时服。」


    魏志王粲</a>传：「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时年四十一。」


    魏志王粲传：「（阮）瑀以（建安）十七年卒，（徐）干（陈）琳（刘）桢二十二年卒，文帝书与元城令吴质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


    案：建安二十二年（二一七）染疫死者必甚众，魏志管宁传注引魏略调建安十六年关中乱，焦先窜居河渚间，大阳长注其籍，给廪日五升，後有疫病，人多死者，县常使埋藏。魏略所谓後有疫病，当即记建安二十二年之大疫。


    及三国本期，大乱略定，户口数较三国初期锐减之後，渐有增加，惟其增加率仍不甚高，故魏明帝时翻诸臣尚竞以人少为言，


    魏志陈群传：「青龙中，营治官室，百姓失农时。群上疏曰，……况今丧乱之後，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


    魏志蒋济</a>传：「景初中，外勤征役，内务官室，怨旷者多，而年谷饥俭，济上疏日，……今虽有十二州，至於民数，不过汉时一大郡。……」


    魏志畿传载畿子恕疏有云：「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


    魏元帝时，魏蜀之户数合计，尚仅九十馀万，口数合计，尚不过五百数十万。


    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景元四年，与蜀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人。」（「九十一」通典作「八十一」）


    通典食货典：「除平蜀所得，当时魏氏唯有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有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


    迨至三国末期，则户口大增，遂有晋初之盛，


    通典食货典：「蜀刘禅炎兴元年，则魏常道乡公景元四年，岁次癸未，是岁魏灭蜀，至晋武帝太康元年，岁次庚子，凡一十八年，户增九十八万六千三百八十一，口增八百四十九万九百八十二，则当三国鼎峙之时，天下通计「户」百四十七万三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以奉三主，斯以勤矣！」


    然较诸汉桓帝时，固远有逊色矣。此三国时代户口消长之大略也。


    三国初期中国之户口虽一般的趋於减少，而各地减少之程度则至不一致，


    晋书庾峻传载苏林谓峻语有云：「邓陵落五六万户，间今裁有数百。」


    案：苏林此语约言於魏齐王芳时（峻为博士前），其时颖川鄢陵县之户尚仅数百，则三国初期鄢陵户口之锐减可知，故苏林以峻伯父及父之孩抱经乱幸获保全为峻祖积德所致，此可云极端之例矣。


    魏志崔林传注：「魏名臣奏戴安定太守孟达荐（王）雄曰，……今涿郡领户三千，孤寡之家，参居其半。……」


    案：孟达此表上於魏文帝</a>时，其时涿郡领户尚仅三千，仅当永和五年涿郡户数之三十四分之一强，则三国初期涿郡户口减耗之惊人，不待言已。


    魏志苏则传注：「魏名臣奏载文帝令问雍州刺史张既日，试守金城太守苏则……之功效为可加爵邑未邪？既答曰，金城郡苦为韩遂所见屠剥，死丧流亡，或窜戎狄，或阻寇乱，户不满五百。则到官，内抚雕残，外鸠离散，今见户千馀。……」


    案：续汉书郡国志金城郡永和五年户数为三千八百五十八，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谓曹操</a>析金城地置西平郡，假定西平郡分去金城郡户数之半，则析去西平郡之金城郡之户数，盖仅当永和五年金城郡户数之半之三分之一也。


    魏志杜畿传：「畿曰，河东有三万户，非皆欲为乱也。……」


    案：杜畿此语言於高干反时，约在建安十年十一年之间，时河东尚未分置平阳郡，据续汉书郡国志永和五年河东郡有户九万三千五百四十三，则至建安十年顷，实减去三分之二矣，此三分之二户数当大部减耗於初平元年以後也。


    晋书地理志：「丹阳郡，汉置，统县十一，户五万一千五百。」又「宣城郡……户二万三千五百。」又「新安郡．……户五千。」


    案：上三郡略等於汉丹阳郡之旧壤，太康元年户数之和为八万户，据续汉书郡国志永和五年丹阳郡户数为十三万六千五百一十八，两者相较，仅减去七分之三弱。丹阳户口之减耗，自在三国初期，丹阳旧壤之户数，在三国初期减耗後当较太康元年时为少，惟与永和五年较，其减耗率必不如前述涿郡金城河东鄢陵诸郡县之惊人。後举诸地三国初期之减耗率，均可由太康元年户数推计，不再阐释。


    晋书地理志：「吴郡……户二万五千。」又「吴兴郡……户二万四千。」又「毗陵郡……户一万二千。」续汉书郡国志：「吴郡……户十六万四千一百六十四。」


    案：前举晋吴郡吴兴毗陵三郡，略等於汉吴郡之旧壤。


    晋书地理志：「会稽郡……户三万。」又「东阳郡……户一万二千。」又「临海郡……户一万八千。」又「建安郡……户四千三百。」又「建安郡……户四千三百。」


    续汉书郡国志：「会稽郡……户十二万三千九十。」


    案：前举晋书地理志之会稽东阳临海建安晋安五郡，略等於续汉书郡国志之会稽郡地。


    晋书地理志：「蜀郡……户五万。」又「汶山郡……户一万六千。」


    续汉书郡国志：「蜀郡……户三十万四百五十二。」


    案：前举晋书地理志之蜀郡汶山二郡，等於续汉书郡国志之蜀郡地。魏志三少帝纪陈留王奂成熙元年：「劝募蜀人能内移者，给廪二年，复除二十岁。」晋书地理志：「或云魏平蜀徙其豪将家於济河北，故改为济岷郡，而太康地理志无此郡名。」华阳国志</a>大同志谓魏咸熙元年「内移蜀之大臣宗预廖化及诸葛显等并三万家於河东及关中，复二十年田租。」蜀人北移者当大部为蜀郡人，吾人不能据太康元年户数断言三国初期蜀郡户口之减耗率甚高。


    盖各地所受乱事之损害，轻重不一，受乱事损害较轻之地，死亡率自较低，而又有他地之人避乱移入，足资弥补，受乱事损害较重之地，死亡率自较高，而避乱移至他地者复多，故三国初期各地户口之减少率极不一致也。大体言之，中国北部（略等於曹氏所据之地）之减少率较高，而南部（略等於孙氏及刘氏所据之地）及东北部（公孙氏所据之地）之减少率则较低，


    吴志朱治传注：「江表传载治说贲曰，……今曹公阻兵，倾覆汉室，幼帝流离，百姓元元，未知所归，而中国箫条，或百里无烟，城邑空虚，道殣相望。……」


    案：朱治此语言於建安十三年曹操破荆州後，「中国」犹「中原」之谓。


    翻志辛毗传：「（文）帝欲大兴军征吴，毗谏日，……方今天下新定，土广民稀。……」


    案：辛毗所谓天下，亦不过指魏之领域而已。


    魏志武文世王公传注引袁子「魏兴，承大乱之後，民人损减，不可则以古始，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


    蜀志诸葛亮</a>传载亮对刘备语有云：「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a>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


    蜀志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a>「统说备曰，……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


    吴志鲁肃传注引吴书载肃语有云：「吾闻江东沃野万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


    全三国文</a>卷五十六载刘镇南碑碑文谓刘表「即迁州牧，又迁安南将军，领州如故，于时诸州，或失土流播，或水潦没害，人民死丧，百遣二三，而君保完万里，至於沧海。」碑文又日：「劝穑务农，以田以渔，稌粟红腐，年谷丰夥，江湖之中，无劫掠之寇，沅湘之间，无攘窃之民。」


    案：蜀志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a>：「统说备曰，荆州荒残，人物殚尽，……」是荆州在赤壁战後，富庶远不如前，然较诸北土，恐仍为乐国也。（江夏及南郡之北部当较荒残）


    续汉书郡国志：「南海郡七城，户七万一千四百七十七。……苍梧郡十一城，户十一万一千三百九十五。……合浦郡五城，户二万三千一百二十。……九真郡五城，户四万六千五百一十三。……日南郡五城，户万八千二百六十三。……」


    晋书地理志：「合浦郡……户二千。……九真郡……户三千。……日南郡……户六百。……南海郡……户九千五百。……临贺郡……户二千五百。……苍梧郡……户七千七百。……高凉郡……户二千。……高兴郡……户一千二百。」


    案：前举晋书地理志中诸郡，略等从前举续汉书郡国志中诸郡地，太康元年户数仅当永和五年户数之十分之一略强，其实减少程度并不若是之甚，盖岭南之地异族多而汉族少，此等异族之昔为编户者，多匿处深山，故户籍上之数字遂形减少耳。吴志陆凯弟胤传日：「贼帅百馀人，民五万馀家，深幽不羁，莫不稽颡，交城清泰。」此可证三国时交州异族放逸山险者之众也。交州之苍梧郁林二郡於建安十六年即为孙权所得，其割据交趾等四郡之士氏兄弟，亦於同年归附孙氏。（吴志步骘传）．


    续汉书郡国志：「辽东郡十一城，户六万四千一百五十八，口八万一千七百一十四。」又「玄菟郡六城，户一千五百九十，口四万三千一百六十三」又「乐浪郡十八城，户六万一千四百九十二，口二十五万七千五十。」（辽东属国户口不详）


    晋书宣帝纪谓司马懿於景初二年平远东，「收户四万，口三十馀万。」


    案：公孙氏所据之地，为前举之三郡及辽东属国，（东莱诸县乃暂时的）辽东属国户口数续汉书虽未载，其数当不甚多，景初二年公孙氏尚有户四万口三十馀万，可知三国初期东北部人口之减耗甚微，盖永和五年东北部之口数亦不过四十万左右也。


    故司马懿甫平辽即东创下令听北部人之流寓辽东者还其故乡，


    晋书宣帝纪调宣帝平辽东後下令曰：「……中国人欲还旧乡恣听之。」


    魏甫灭蜀即以重利募蜀人内移，


    魏志三少帝纪陈留王奂咸熙元年：「劝募蜀人能内移者，给廪二年，复除二十岁。」


    晋甫灭吴亦即奖请吴人渡江北徙，


    晋书武帝纪太康元年：「吴之旧望，随才擢叙，孙氏大将战亡之家，徙於寿阳，将吏渡江复十年，百姓及百工复二十年。」


    皆足证北部人少之恐慌多年尚未纾也。


    案：北部人口之锐减，固由遭乱死亡者多，亦由迁入南部及东北部者众，东汉末（三国初期）北部人之南迁之事实，别详於拙作东汉末中国北部汉族南迁考，东汉末北部人之东北迁之事实，读者可参看缪凤林氏评东北史</a>纲卷首（中央大学</a>文艺丛刊创刊号）兹不赘述。


    三国初期各地户口减耗程度之不同，使固有之人口分布状况大为变更。景元四年魏蜀通计有九十四万馀户，而蜀有二十八万户，其年吴之户数，史无记载，至少当有三十馀万户。吴蜀户数之和竟约略与魏之户数相等，或竟超过之，换言之，即当时南部之户数与北部之户数几不相上下，诚所谓空前之状况矣。


    案：景元四年魏平均每户六口强，蜀平均每户不满四口，蜀之口数比较不近情理，故专以户数作比较之标准，户难隐藏，口易逃匿，户数或反较口数为确实也。


    北部诸地以冀州之户口为最多，


    魏志崔琰传：「太祖破袁氏，领冀州牧，辟琰为别驾从事，谓琰曰，昨按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


    魏志辛毗传：「（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时连蝗，民饥，群司以为不可，而帝意甚盛，毗与朝臣俱求见，……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无以食也，帝遂徙其半。」


    魏志社畿传载畿子恕疏有云：「冀州户口最多。」


    案：社恕此疏上於魏明帝时。


    南部蜀之领域内当以蜀郡之户口为最多。


    蜀志吕乂传：「蜀郡一都之会，户口众多。」


    吴之领域内当以丹阳郡之户口为最多。


    案：就晋书地理志所载丹阳宣城二郡户数可以概见。


    三国时户口之减耗情形，及其分布状况，大略具於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