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
3个月前 作者： 佚名
郑介夫
上奏一纲二十目 【篇名系编者所加。】
钦惟圣朝布威敷德，临简御宽，极地际天，罔不臣服，混一之盛，旷古所无。三代以降，自周至今二千年间，得大一统者，惟秦、汉、晋、隋、唐而已。秦、晋、隋以贻谋不远，旋踵败亡；汉、唐虽传数十世，其间又乱日常多，治日常少。古今一统其难如此；而能保于长且久者，又难如此。毋谓四海已合，民生已泰，可以安意肆志，而不思否泰相因，离合相仍，大有可忧可虑者存也。
昔贾谊当汉文宴安之时，犹为之痛哭，为之流涕，为之长太息。方今之势，恐更甚焉。安得如谊者复生，为朝廷画久安长治之策？今观朝廷之上，大臣则悠悠然，持禄而顾望；小臣则惴惴然，畏惧而偷生。含糊苟且，以求自全之计；玩岁愒月，以希迁转之阶。谁肯奋不顾身，出为百姓分忧者？然或有之，又招疑速谤，不能自容于时矣。
都堂总朝廷之枢柄，谓宜立经陈纪，为万世法程，进贤退不肖，殖邦家根本。制礼作乐，以黼黻皇猷；崇文兴义，以变移风俗，当今之急务也。卯聚酉散，因循度日，案牍纷填，剖不暇，间或举行一二，下侵有司，又皆不急之细事，殊欠经远之宏规。台察乃朝廷之耳目，振刷风采，修立纪纲，错举枉直，扶弱抑强，职分之宜然也。民冤载路，十词九退，贿赂充斥，掩耳不闻，纵豺狼之肆暴，取狐鼠以塞责，谩膺搏击之名，殊乏风宪之体。六部乃朝廷之手足，宜思官尽其职，职尽其事可也。言乎吏，则铨衡之无法；言乎礼，则文逊之不兴；言乎刑，则奸慝之滋甚；言乎户，则赋役之未均；言乎兵，则运掉之无方；言乎工，则规画之不一。使贾生身今之时，目今之事，不知何如其痛哭流涕，又何如其长太息也！高见远识之士，虽以斧钺在前，刀锯在后，其能自已于言乎？数年以来，固有指陈事实，倾吐忠蕴者矣，虽措辞不无纯疵，言事各有锐钝，中间岂无一事可行，一语可采者？往往堆案盈几，略不省察，类皆送部，置架阁库而已。闻者扼腕，谁肯为言？于是忠直退，谀佞兴，或陈说田土以要利，或进献珍奇以希赏，或赋述大都，颂称一统，而得官升职，是皆无益于理乱，所当类入架阁者也，而反获嘉宾优容之厚□。□张齐贤以洛阳布衣，太祖引见赐食，谓不如是，则上无以推纳谏之诚，下无以作敢言之气也。今朝廷合奏之事，委积满前，动是浃旬半载不得闻奏，而得奏事者，又仅止二三大臣及近幸数人而已。言官诤士，莫得一，清光所陈，无问可否，若抑而不奏，则终为废纸。或事有紧切合从便宜者，必待送拟完议，宛转迟误，久而不，则遂至干休。上意不得下达，下情不得上通，万机之来，何由尽知？此古今之通患，有国之大戒也。
介夫幼勤于学，长习于吏，备员儒泮，偃蹇无成，侍直禁垣，有年于此。田野之艰难，朝廷之利害，尝历既久，靡不悉知。胸中抱负，颇异凡庸。虽近权门，不善造请，故碌碌无闻，少有知者。欲缄默无言，则上负明时，下负所学。纵瞋目张胆，罗缕自陈，则不免束之高阁，否为刀笔吏覆酱瓿而已。古语有曰：「樵夫之言，圣人择焉。」又曰：「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或冀一言见听，可为涓涘之助云尔。如言而足取，则施之时政，必有所裨；言无可采，亦宜恕其狂僭，以来谏诤之路。辄以所见，列为一纲二十目，条陈于后。谨投中书省御史台以闻，仰干宸听，臣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
一、储嗣
储嗣一事，最为当今急务。自三代殷周以来，人君即位之初，必先定储嗣，所以示根本之固，杜觊觎之心也。昔汉高帝欲易太子，叔孙通谏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震动。」汉文帝即位三月，他事未暇议，有司请早建太子，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唐太宗尝谓侍臣曰：「方今国家何事最急？」褚遂良进曰：「今四海无虞，太子诸王宜有定分，最急。」可谓明治乱之原，知国家之体矣。
钦惟皇帝陛下春秋鼎盛，德业方隆，亿万斯年，正当发轫之初。而拳拳愚忠，首陈储建，则似乎不急不切。然揆古度今，未有如兹事之急且切也。朝廷之上，不知为古今常行之故实，往往视为希世之旷典，虽心知其事之必不可缓，相与钳口结舌，莫敢发言，此爱君忧国者重为之寒心也。今皇太子天性聪明，嫡而居长，神人协赞，朝野归心，宜早建储宫，正名定号，所以尊崇宗社，所以培埴国本，所以镇安天下，圣朝万世不拔之基，实系于此。昔齐桓五子争立，而霸业遂微；晋献谗废申生，至国随机数十年；始皇以扶苏不定，致使灭宗；惠帝以继子不明，几至易姓。自后由此而败亡者，不可胜计。草茅之士，犹不能忘情，而秉钧当轴之臣，略不及此，何邪？贾谊曰：「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皇太子嗜欲未开，心术未定，宜选择端人正士以傅翼之，与之居处出入，教以汉儿文书，使通古今治乱之成，明君子小人之情伪，所谓教得而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今民家有十产之资，便欲延师训子，为持盈守成之计，孰谓善谋国家者，不如一家之谋邪？古者建东宫，立太子，将以表异示尊，定民志，非泛然之美称也。今诸王公子例呼太子，嫡庶亲疏，略无差别。昔晋申胤曰：「太子统天下之重，而与诸王齐冠远游，非所以辨贵贱也。」同衣冠犹以为不宜，可同名号哉！杜渐防微，尤宜禁绝。上下二三千年，国家之兴废安危，未有不因储嗣一事。鉴前代已然之失，为今日庶政之先，速定大谋，使天下晓然知之，所谓先立乎其大者。大纲既求，其余事务次第举行，则宗社幸甚！
一、任官
古者任官之法，由儒而吏，自外而内，循次而进，无有僭踰。今中外百官，悉出于吏。观其进身之初，不辨贤愚，不问齿德，夤缘势援，互相梯引。有力者趋前，无力者居后。口方脱乳，已入公门；目不识丁，即亲案牍。区区簿书期会之末尚不通习，其视内圣外王之学为何物，治国平天下之道为何事？苟图俸考，争先品级，以致临政懵无所知。《传》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不知为学，岂知为仕，心术既差，气节何在？今随朝吏员通儒明吏者，十无二三。天下好官尽使此辈为之，甚可为朝廷名器惜也。夫吏之与儒，可相有而不可相无，儒不通吏，则为腐儒；吏不通儒，则为俗吏，必儒吏兼通，而后可以莅政临民。《汉书》称儒术饰吏治，正谓此也。今吟一篇诗，习半行字，即名为儒，何尝造学业之深奥？检举式例，会计出入，即名为吏，何尝知经国之大体？吏则指儒为不识时务之书生，儒则指吏为不通古今之俗子。儒自儒，吏自吏，本出一途，析为二事，遂致人物之冗，莫甚于此时也。
今随朝自部典吏，转为省典吏，又转而部令史，部升之院，院升之省，通理俸月，不十年已受六品之官。而各处州县以吏进者，年二十即从仕，十年得补路吏，又十年得吏目，又十年可得从九，中间往复，给由待阙，四十余年才登仕版，计其年已逾六十矣。或有病患事故，旷废月日，七十之翁未可得一官也。以儒进者，自县教谕升为路学录，又升为学正，为山长，非二十年不得到部。既入部选，陷在选坑之中，又非二十余年不得铨注。往往待选至于老死不获一命者有之；幸而不死，得除一教授，耄且及之矣。望为少年相、黑头公，必不可得也。今内任以三十个月为一考满，即升一等，又多是内任迁转。外任以三周为一考，三考得一等，又有给由入选待注守阙之岁月，六年纔历一任，十八年得升一等，淹滞莫此为甚也。且即所见言之。如前德兴县邢主簿，竭职奉公，政声颇着，去官之日，不办舡资，亦可谓能吏矣。无力求升，止淹常调，且累任困于钱谷官。今天下之公勤廉干过于邢者，甚不为少，当路荐章未尝及之。如前礼部高显卿，乃侯司卿根前提胡床小厮，既无学识，又乏德行，不知稼穑，不习刑名，仅十五六年，已致身于四品。今鹓行间出于役夫贱隶若高之辈者，不堪缕数，虽知之莫有指斥之者。怀能抱德，沉没下僚；驽才妄子，遽登枢要，似此不公，可为一慨。
昔宣帝以太守为吏民之本，尝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声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惟良二千石乎？」太宗谓养民惟在都督、刺史，县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如路、府、州、县之官，实百姓安危之所系，若以内为重，以外为轻，是不知为政之根本也。久任于内者，但求速化，不历田野之艰难；久任于外者，惟务苟禄，不谙中朝之体面。今朝廷既未定取人之科，当思所以救弊之策，在朝宜少加裁抑，在外宜量与优迁可也。今后州县吏员，当尽取之儒学子弟，每岁令风宪官选其行止无过，廉能可称者，贡补省、部典吏。县则补于部，州则补于省，满考，则部典吏发充外路司吏，省典吏发充宣慰司令史。又每岁择其上名贡补六部寺监令史，满考，则发充各省令史，并令依例入流。其台院令史，从外任八品官选取，其省掾从外任七品官选取，通理内外俸月以定陛黜。县教谕与路司吏同资，路学正与宣慰司令史同资，各从所长而委用之。百官自三品以下，九品以上，并内外互相注授。历外一任，则升之朝；随朝一任，则补之外。凡任于外者，必由内发；任于内者，必从外取。庶几使儒通于吏，吏出于儒，儒吏不致扞格，内外无分于重轻，虽不能尽选举之规，亦足以救一时之弊也。
一、选法
选曹乃治化之原，人材所自出之地，至甚不轻选者，选择之义也。古之选法，选其能者取之，不能者去之。今之选法，但考俸月之多寡，定品给之高下，如是而已。有虞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成周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不闻三年必转一官，三考必升一级也。选法弊坏，莫甚于此时矣。
夫贪污无行者，皆行险侥幸之小人也，同流合污，而誉每归之；廉介自守者，多与俗寡谐之烈士也，疾恶过甚，而怨每归之，惟在上之人有以辨明白之耳。今必待被告经断方指为贪污，则人之实贪污而能委曲周旋以幸免于告讦者，比比皆是，如路总管李朵儿赤、刘斡勒之徒，历任之初，家无儋石之储，身有斡脱之债，今皆田连阡陌，解库铺席，随处有之，非取于民，何从而得？凡此者皆实贪污而未尝经告者也。及其满替，贪廉无别，一体给由求仕。彼贪污者，家计既富，行囊亦充，赴都纵贿，无所不至，每每先得美除。彼廉介者，衣食所窘，日不暇给，至二三年闲废于家，虽已给由，无力投放；及文书到部，复吹毛求疵，百端刁蹬；幸而入选，在都待除，淹困逾年，饥寒不免。则急进者可以速化，恬退者反有体覆保勘之挠，是朝廷诱人以奔竞也。今大小官正七以上者省除，从七以下者部注。然解由到省，例从部拟，吏部由此得开贿门。如散官职事，互有高低，有力有援，则拟从其高；力孤援寡，则拟从其低。虽以土木偶人，及考亦得升阶，更不问为人之贤愚，居官之能否何如也。既以入选，公然卖阙，以阙之美恶，为贿之高下。各官该吏，相为通融，私门投下，分拟名阙。无力之士，甘心于遐远钱谷之除。遂致勾阑倡优，以有才为有财，以前资为钱赀之戏。每于注选时，莫不争求其地之近、阙之美，而边远接连钞库去处，有十余年不得代之官。民间有云：「使钱不悭，便得好官；无钱可干，空做好汉。」因此各思苟利肥家，以为荣进之计，谁肯忍苦吞饥，自贻疏远之斥，未免相胥为不廉矣，是朝廷导人以贪污也。
选法不公，难以条举，且即所见言之。如丘恢，丘总管之子，父存日已授崇安县尹，因奸囚妇断罢不叙，闲居八年。父殁之后，改名丘魁，自称白身承荫，再授宁都州同知，闻者莫不骇笑。如孔文升，系浙西廉访司书吏，巡按常州，改作文声，虚称历任学正，满考自行体覆，捏合入府州选；又以宣圣子孙即升太平路教授。除命已下，犹在宪司勾当。如此诈伪，而省部更不究问，实为孔门之玷，风宪之羞。又如牟应复，轻薄无行，傲狠不才，初历下州学正，厚赂阎承旨，保称亡宋故官之子，便得搀升路选。自是援例者，但夤缘翰林集贤院求一保关，不问人物根，即加虚奖过褒，关节既到，随准所拟，小有不完，必遭疏驳。非才者升选，负能者淹屈，欲望选法之清，人材之盛，不可得也。
古者自州县官以上，皆天子自选，故铨曹每拟一官，必先命于天子。天子欲用一人，亦询其可否于执政。今乃以省部除授之官指为常选，以天子委用之人指为别里哥选。夫天下之官，孰非天子之臣，安得以一朝省而自分为两途耶？缘常选所除，非出天子之意，而别里哥所用，又非中外推许之人，所以不能归一。若尽以别里哥不得预常选之列，则是天子之言，得制于省部之手，太阿之柄几于倒持矣。汉宣帝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唐太宗尝列刺史之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注于名下，以备黜陟。古者选官如此其精且严，犹不能尽得其人。今之所谓守选法者，常选少一月一日，必不许升，历任虽多而根浅者，通理必降；别里哥尽指为无体例，难以定夺。殊不知常选中太半非才，俱可沙汰，而别里哥选中岂无一二可用之人才耶？不严其选而严其格，不清其源而澄其流，是不识古人选法之意也。
今宜先择风宪官，委令常加体察，除赃滥正犯之外，有罢软不胜任者，行止不廉者，帷簿不修者，依阿取容而无所成立者，并许弹罢。有德行可以廉顽立懦，才干足以剸繁治剧，但一事可称、一行可取者，并许摘实荐举。依古法分为上中下三考，书上考者升，中考者平迁，下考者降，不入考者黜，从宪司上下，半年或每季终，造册开呈都省。如各官根、年甲、籍贯、三代，已载元除，在任实迹，已见考书，解由之内，不必赘写，止称历过俸月足矣，并令还家听除，不许亲赍赴都。各省逐月类咨差官，驰驿入选，令选曹自计考书之上中下，以定黜陟诛赏，然后照阙铨注，将合授宣敕，发付各省，于元籍标散。贤能者不待致力而自升，谁不知劝？愚不肖无所容私而被降，谁不知惧？赏罚既公，心自服矣。如民生休戚，官吏贤否，既已责任宪司，又有监察御史不时差出问事，何须重复遣使巡行郡邑？但每岁委清干官巡按各道，专一体问风宪僚属，有政事无取，举劾不公者，比之有司，罪加二等。如此行之一年，选曹不得而卖阙，仕人不得而计置，台察不得而徇私灭公，此绝弊幸之要道也。
一、钞法
自汉以来，止用铜钱，亦用铁钱。至前宋祥符年，始置交子。续蔡京又请创会子。今之钞法，乃袭前宋交子、会子之旧耳，非古法也。不必究其法始何代，但可以利国济民者通古今可行也。前宋铜钱与交会并行，以母权子，而母益贵。是时民间贫无置锥者，亦有铜钱官会之储，无他，子母相权而行也。今国家造钞虽广，而散在民间者甚少，小民得之者亦甚难，无他，重失相权之宜也。夫法立一时，而弊出他日，非法之不善也，乃久而自不能无弊耳。事极则变，变极则反。能因弊更新，然后可传之不朽。
钞法之弊已云甚矣。天下之物，重者为母，轻者为子，前出者为母，后出者为子。若前后倒置，轻重失常，则法不可行矣。汉以铜钱而权皮币之重，皮币为母，铜钱为子。宋以铜钱而权交会之重，交会为母，铜钱为子。国初以中统钞五十两为一锭者，盖则乎银锭也，以银为母，中统为子。既而银已不行，所用者惟钞而已，遂至大钞为母，小钞为子。今以至元一贯，准中统五贯，是以子胜母，以轻加重，以后踰前，非止于大坏极弊，亦非吉兆美谶也。
今物价日贵，钞价日贱，往年物值中统一钱者，今值中统一贯。如至元钞五厘与一分，买不成物，街市之间，无所用焉。久而不革，则至元一贯仅值中统一钱，物值钱而钞不值钱，将见日贱一日，而钞法愈见滞。此弊之一，所宜急救也。
每岁发出钞本，倒换昏钞，止收三分工墨，可谓巧于利国，廉于取民矣。殊不知一贯出，一贯入，钞行民间，仅有三分，而民间之钞反损三分也。且钞在天下，昏烂则已，何必倒换？于古亦无倒换之法。兼倒钞之便，止是城市间一簇人得济。若各县百姓散居村落僻远之地，去城数百里，得倒换者绝少，未尝便于小民也。且所倒昏钞既付之丙丁，则钞本尽成虚舍矣。外路倒换到合烧之钞，贯佰分明，沿角无缺，京都之下，称为料钞，一归煨烬，诚为可惜。今但知可得工墨三分之利，不悟虚舍本钞九钱七分之害，于国于民，两有所损。将见日少一日，而民间愈无钞可用。此弊之二，所宜急救也。
古者藏富于民，民富则国自富。唐太宗曰：「民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此之谓也。当今救弊之策，宜增造大德新钞，与至元钞兼行。大德五贯或二贯，准作至元一贯，明以大德易中统，不过扶至元之轻，以整一时之弊，钞母既起，则物价自平矣。每岁发出各省，勿令倒换，就支作官吏俸钱和买丝料等用；以民间所出夏税折粮、课程赃罚诸名项钱，起解大都，以供支持赏赐及随朝俸给，庶国家钞本俱为实用，而钞散天下，民亦无损，行之数年，民间之钞不可胜用矣。钞法既正，更议铸铜钱法，使辅钞而行，则国家日富，百姓日殷，隆古至治，将复见之。若造新钞而不行铜钱，则钞易坏烂，损之多而益之少，难经久。造铜钱而不行新钞，则至元太过，恐一旦行之，轻重相悬，不以为便，二者不可偏废也。
夫铸铜为钱，乃古今不易之法，盗贼难以将，水火不能销灭，世世因之，以为通宝。使法不可行，则上下二三千年间，灭弃不用久矣，何待今日始知之？言者谓铸一钱费一钱，无利于国，殊不知费一钱可得一钱，利在天下，即国家无穷之利也。先贤尝曰铸钱无利，所以能久，正谓费本之多，故民间盗铸者少。然国课自有见铜，以铜价计之，亦不至于大费工本。惟钞用本之轻，故伪造者纷然，立法虽严，终莫能戢。今天下真伪之钞，几若相半。如不之信，但以中统钞通而计之，自初造至住造若干，倒换已烧该若干，便可知矣。若以铸钱不偿所费，则造钞所得工墨三分，必不了钞局俸给一切物料之费也。言者又谓钱重不可致远，尤为愚昧。夫国家输运则钞为轻费，百姓贸易则钱为利便，二者相因而未尝相背，即子母相权之说，此理甚明，无足疑者。今究其异议之原，皆由内外官吏以利国为重，利民为轻，以至于误天下国家也。今有陈言谓何地产玉出金，何处人家有奇珍异宝，则朝廷忻然从之，立见施行，谓其有以利吾国也。有陈言谓损朝廷一分之钞，可为民间十分之利，或无损于国而有益于民之事，则一切视同故纸，抑而不行，谓其无以利吾国也。上下相蒙，已成膏肓，民生日蹙，害日臻，国家虽富，将焉用之？
愚今请造铜钱，以翼钞法，虽于国未见近利，将以大利于民耳。如一岁造钞一百万锭，五岁该五百万锭。纸之为物，安能长久，五年之间，昏烂无余，逐年倒换，尽皆烧毁，则五百万锭举为乌有，所存者仅工墨钞十五万锭而已。如一岁造铜钱一百万，散在天下，并无消折，岁累一岁，布流益广，虽亿千万年，犹同一日，所谓钞为一时之权宜，钱为万世之长计也。今钞中明具钱贯，即是铜钱之形。古者怀十文铜而出，可以醉饱而归，民安得而不富？今之怀十文钞而出，虽买水救渴，亦不能敷，民安得而不贫？即此已为明验，不必旁引曲喻以论其利害也。但比来言事者，非指陈厚利不足以耸动朝廷之听。昔右丞叶李请造至元钞，谓中统一张，仅可一张之用，若以至元一张抵中统五张，一岁造钞之费，无所增益，自可获五倍之利。以此啖国，遂行其说。岂知遗弊至于今日，钞价既贱，而伪造更广，数年之后，至元一张，止可当中统一张，国家未见其利，民间不胜其害，实为误国之谋。而当时遽以为信，迄今不觉其非，亦可怪也已。闻言者请以大德钞一贯，准至元钞十贯，即叶李之策也，若如所言，则他日至元之弊尤甚于中统矣。亡宋自十六界加至十八界，又加为官会，以至于国亡不救，此覆辙可鉴也。彼知造至元之利可以五倍，不知铸铜钱之利又可以百倍！夫钞云一佰文，乃百铜钱，今民间称为一钱；一贯文乃千铜钱，今民间称为一两，是一钱准为百钱，十钱准为千钱也。若以铜钱一钱自作一钱之用，则物值钞一佰文者，可以一铜钱买之。各处月申时估云物一斤该钞二钱者，今律以本色铜钱二钱，则二佰文钞可得物一百斤。以原价计之，省钞十九贯八佰文。是钱有百倍之利矣，既利于国，又便于民，犹复议拟久而不，甚可为国乏谋臣之叹也。如准所陈，造新钞以扶至元之轻，罢倒换以全国家之利，铸铜钱以通钞法之滞，富国惠民之道，无以加此。
介夫前任湖湘司征，猥役下僚，区区忠爱，无由自达。钦累朝诏书，节该诸人陈言，在内者呈省闻奏，在外者经由有司投进。遂于前陈已准太平策内，言有不能尽者，摘出钞法、抑强、户计、僧道四事，罄竭底蕴，赴湖南廉访司及宣慰司投进。虽蒙称善，靳于转达，言剧明切，竟沦故纸。今附录于各项之后，纵不获遇于一时，必将见知于异日。有居枢要达官大臣，能以致君泽民为心者，当有取于所言。窃谓国之与民，实同一体，民富则国自富，国富则天下自平。用铜钱虽未近利，且以富民为先。钦先皇帝立尚书省诏文内一款节该：「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颁行交钞，以权民用，已有钱币兼行之意。盖钱以权物，钞以权钱，子母相资，信而有证。钦此。」铜钱初行，民间得便，欢谣之声，溢于闾里。仅得逾年，遽行改法。又钦诏旨罢用铜钱节该：「虽畸零使用，便于细民，然壅害钞法，深妨国计。钦此。」窃详诏意，未尝不以用钱为便，何为于国有妨？只此一语，可见奸臣之误国矣。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若便于民，即利于国。国与民相依而立，安有便民而反妨国耶？为今之计，不必取民之资以富其国，但因国之资以富其民足矣。
所谓富民之术，无他道也，当思古者民何为而富，今者民何为而贫？贫富相悬，系乎铜钱之兴废耳。农家终岁勤动，仅食其力。所出者谷粟、丝绵、布帛、油漆、麻薴、豚、畜产等物，所值几何？若得铜钱通行，则所出物产可以畸零交易，不致物价消折。得钱在手，随意所用，入多而出少，民安得而不富？今穷山僻壤，钞既艰得，或得十贯一张，扯拽不开，若肯物还钞，则零不肯贴，欲尽钞买物，则多无所用，展转较量，生受百端。或婚丧之家，急切使用，只得以家藏货物贱价求售，货不值钱，而利尽归于商贾之辈，民安得而不贫？
详今用钱之便有三：一则历代旧钱散在民间，如江浙一省，官库山积，取资国用，可抵天下周年之税，非为小补。二则市廛交易，不烦贴换，虽三尺孩童，亦可入市，免有挑伪昏烂疑认之忧。三则国之所出者钞也，民之所出者货也，钞以巨万计，国不可以得民货；货以畸零计，民不可以得国钞。若使畸零之货可易铜钱，则巨万之钞自然流通，此国与民之两便也。
禁钱之不便亦有三：一则见有废钱日渐消毁，随处变卖，镕化为器，灭弃有用之宝，沦为无用之铜，深为可惜。二则市井懋迁，难以碎贴，店铺多用盐包纸摽，酒库则用油漆木牌，所在风俗皆然，阻滞钞法，莫此为甚。三则商贾往来，途旅宿食，无得小钞，或留质当，或以准折；村落细民出市买物，或背负谷粟，或袖携土货，十钱之货，不得五钱之物，或应买一钱之物，只得尽货对换，此则农商工贾之通不便者也。
以三者之便兼以三者之不便，固知铜钱诚不可废也。即今民间所在私用旧钱，准作废铜行使，几于半江南矣。福建八路纯使废钱交易，如江东之饶、信，浙东之衢、处，江西之抚、建，湖南之潭、衡，街市通行，颇是利便。
愚尝参酌古今，若以铜钱一佰文，准中统钞一贯，一分一钱，极为酌中，亦与钞文内贯形相符。今铜价一斤，该中统钞一贯五佰。每一斤铜可铸钱一百六十个，则钱与铜价亦相等，自无伪铸之弊矣。兼各处炉冶器具已有规，可复鼓铸。除见管外，仍设官旋造，严禁民间擅铸铜器，见存之铜，足可尽用。铜坑所出，更无尽藏。将见国家日富，百姓日殷，太平盛观，何以加此，此特言用钱之利而已。
钞法之弊，其害有不可胜言者。钞，国课也，朝廷之柄用也，而与民间共之，可为长太息，可为痛哭。今民间之钞，十分中九皆伪钞耳。伪钞遍满天下，而朝廷略不动念，不知谋国之臣何如其用心也。且如一年造钞二百万锭，发出各省倒换，举化为灰，止存工墨钞三十万锭而已。今民间富家巨室，庸僧缪道，豪商巨商，一家所藏，有不啻三十万锭者。合而言之，箱箧畜藏，何止百千万亿计，非伪钞而何？善为伪者，与真无异，虽识者莫能辨。或有败露到官，乃造之未善，不堪使用者耳。愚尝留杭，见买卖者就库倒出料钞于店户使用，反复观之曰，此伪钞也。试代以伪，反忻然而受之。杭人习于市易，尚不能辨，乎乡落小民哉！昔在仕途，尝推问伪钞公事，犯者谓一锭工本可以造钞数百锭，获利如此，人安得不乐为之？虽赴蹈汤火，亦所不顾。如不以为然，但更改钞法，悉令旧钞赴官倒换新钞，必数百万倍透出于原发钞本矣。又尝考之，自周汉以来，皆用钱币，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武帝用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后汉光武货币杂用布帛金粟。章帝时令天下悉以布帛为租，市买皆用之。至唐则全用铜钱，或间以缣素，不闻用钞也。至宋朝寇瑊刺蜀，创置交子，以权一时之宜，因而行于中国。识者谓纸钱乃鬼神所用，非人世所宜，以人用鬼，固知宋祚之不长矣。不谓圣朝立法不求乎古，而循袭亡宋之旧，诚为可惜。
愚于读书之暇，反复紬绎，颇得其说，既乏权位，虽有其策，志不得伸，言不得达，惟有怀能抱恨而已。以纸为钞，难久长。如欲用钞，必须改法，宜仿古用币之意，以绢为之。国家立局，置匠起机，依钞样织成方幅，每贯自为一张，约以尺二长、七寸阔，四围边幅俱全。其贯文就机织成，以五方印色关防之，取青于极东，取红于极南，取白于极西，取黑于极北，取黄于中土，五色备具，非民间可得之物，虽欲伪为，将焉用之？然织者可作大张，难制小幅，零用自有铜钱，不必小钞，若朝廷出纳，则代以轻赍。此即子母相权之说，一则可以数十年不坏，二则伪造者不得为之，三则免倒换烧毁之烦。行之数年，成多损少，其钞自不可胜用矣。立法之善，无出于此。故曰钱不可用，钞不可改，此事有关国计，非泛泛杂律常例之比。可以富民，可以强国，可以解岁饥，可以弭外患，可以万世开太平，真久治长安之策也。虽是群言噂沓，谁适为谋？筑舍道旁，岁不我与，因循苟且，唯唯悠悠，最为政之大患也。
深虑废钱日销，伪钞日广，国计日削，大柄日移，其流祸岂浅之哉？伏愿贤相名卿其疾图之，天下幸甚。
一、盐法
富国惠民，无出于铸山煮海二事而已。铸铜为钱，固乃国家之大务；煮为盐，虽知为重，而未得规画之方。今随处立运司，各场置令丞，实以课程浩大，必须另设衙门，以专管领，不知为蠹民间甚不小也。致弊百端，何可胜言。其于国家，实无所益。且如福建一道，仅抵淮浙一场，周岁办盐七万引，亦设运司正官首领官吏人等，所辖一十场，批引入所盐仓二处，官攒人吏游食之徒，不计其数，惟蚕食盐户而已。
今各处运司官吏，每岁轮番分司，给散工本，虽曰唱名，其实阳散阴收。纔并开煎，即以守催监装、开、起火、住火，比附考较封埕，巧立名色，百计科扰，场官因而倍取，盐户必须应付。又有总司差人催办取数，什伍为群，不时下场追扰，若不取之盐户，从何而出？上下交征，通同隐蔽。户之富者，尚堪少延，贫者无措，必致私煎私卖之弊。官司追搜，如捕重寇，只得举家逃窜。即目逃户已多，不敢申明，止令同盐丁代办，数年以后，必尽逃矣。此盐司之设，不便于盐户也。
商旅贩卖，所以流通。盐法，助办官课，令运司卖引。盐仓支盐，则有照引散帖，百种需求，方得支发。纂节去处又设批引官，索瘢求瑕，恣行刁蹬。至地头行卖，又差拘收引官，检校多余，无非渔猎客人而已。若盐价高，运司官吏诡名先行搀买；或盐价低，则勾盐商聘卖。及有上司官与权要之家挟势夺买，必须先尽数足，而盐商有守半年一年不能得者。又计其自变量，需要答头钱。以客旅与官府交易，本自疑忌，岂可更加挟持？此盐司之设，不便于商旅也。
运司关防私盐，并远场，毁远，立团煎煮，外立团军巡绰，为法可谓严矣。但团军岁一更易，何所顾藉？附团数十里，犬不得宁，甚至掠人杀牛，桩配居民，无所不为，其能保私盐之不漏乎？又有盐司差人及管军头目巡盐，络绎乡村，间遇见有盐，不审虚实，便指为私。从其诈骗，则免公庭；少不依随，遂成实祸。及有正犯到官者，设无贿赂，监禁经年，转指平民，连逮无已。溪壑既厌，尽皆撒放。或至遭断者，无非穷民。断没家财一半，多不过五七贯而已。有援者咸得清脱，无力者必至于罪。此盐司之设，不便于百姓也。
运司立法，凡有私盐生发，罪及县州正官。盐出于仓场，而罪归于州县，似此无辜，何异池鱼之殃？兼盐户不属有司，无相统摄，致有一等惯卖私盐无赖之徒，结构盐司，上下容情，纵令不轨，无所畏惮。及与附场民户交参住坐，便作户、柴户等名色，同影占。又有民税诡奇，规避差役，凡遇有司进会词讼，庇称盐户，沮挠官府不得施行。有必合约问之事，即以办课推辞，动经岁月，不得杜绝。此盐司之设，不便于官府也。
煮盐榷课，所以资助国用。今言者但知为国兴利，不知为国省力。总其所入，为数虽多，扣其所出，已费不少，何异以羊易牛，犹谓之得策耶？且以一引盐论之，岁给工本及柴草等物，又有盐司官吏月支俸给、般运水之费，通以价钱准除折算，而官司月过本钱将及一半矣，此则大不便于国家者也。夫畜猫防鼠，不知馋猫窃食之害愈甚；养犬御盗，不知恶犬伤人之害尤急。今盐司官吏犹馋猫恶犬之为害也，宜先去之，则鼠自穴藏，盗亦屏矣。
唐刘晏专用榷盐以充军国之用，观其行事，一时莫及，后世亦无有以继其轨者。其言曰：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理财常以养民为先。又谓官多则民扰，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余州县不复置官。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谓之常平盐。其始江淮盐利四十万缗，季年乃六百余万缗，由是国用充足，民不困弊。此已验良法，古今不能易也。为今之计，不必立奇求异，但祖述刘晏之遗规，则尽善矣。宜将盐运司衙门及各场所设官吏团军巡卒，尽行革罢，并入有司管领。选省部内才干官一员充榷盐使；于各州县摘佐贰官一员提调盐事；于出盐去处设乡官一员专掌支发。但签取本处有抵业富家，应当亭户，分认周岁盐额，令亭户自行收拾，户任便煎煮，随处立仓交纳，亭户不致于逃亡，户可息于追剥，民户亦免团巡诬逮之挠，既无所扰，自皆乐于应办矣。
若非亭户户而自煎者，方为私盐，许令盐户告发，依条治罪。事既归一，谁肯轻犯？如工本实为盐司所有，而盐户虚受其名，得免额外苛虐，已云幸矣，虽不支工本，亦无怨也。终岁额办盐引，预于春季作一次发下诸路，给散各乡官收管，令客人径于收盐去处支买，依时价两平交易，听从他处发卖，随所至缴盐引，自可革去买引、揽引、支盐、分例、批引、过关一应之弊。商人获利既厚，则贩者必多，而民间亦可得贱盐食用也。
古今盐法，不过为办课耳，使课而无亏，何必广布衙门，自取多事？今盐有定额，户有定数，私煎有定罪，若一委之有司，取办于亭户，既省俸给工本，自可全收课程，官享其利，而民安其业矣。至于户日蕃而赋益广，盐日多而利益博，他日之增羡，未可以限量计也。富国惠民之道，已尽于此。
一、厚俗
切自三代汉唐以来，历数延长，虽中经变乱，至于临危而获安，垂绝而复续者，皆由风俗淳厚、人心固结，有以维持扶植之也。贾谊曰：「化行俗定，则皆顾行而忘利，守节而仗义。」至哉言乎！礼义不立，廉不兴，风俗日薄，人心日漓，如人之一身，已无元气，安能长久？风俗乃国之元气，国祚修短，系乎风俗之厚薄，所关甚不轻也。知为政之要者，当以移风易俗为第一义。夫移风易俗，莫大于礼乐教化。昔鲁两生曰：「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自开国以来，今且百年矣。《周书》曰：「既历三纪，世变风移。」自混一以来，今将三纪矣。以时考之，则可兴礼乐，崇教化，变风俗，不可谓之太早计。而朝廷上下略不及此，苟且一时之谋，不思万世之策，甚可为长太息也。
夫治国犹治身，既未能补养元气，使之壮实，宜先去其蟊贼，不致于损身则可矣。且即数端大坏风俗者言之：
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王化之基也。今街市之间，设肆卖酒，纵妻求淫，暗为娼妓，明收钞物，名曰「嫁汉」。又有良家私置其夫，与之对饮食，同寝处，略无主客内外之别，名曰「把手合活」。又有典买良妇，养为义女，三四群聚，扇诱客官，日饮夜宿，自异娼户，名曰「坐子人家」。都城之下，十室而九，各路郡邑，争相仿效，此风甚为不美。且抑良为贱者，待告而禁，终不能绝。若令有司觉察，或许诸人陈首，但有此等，尽遣从良。有夫纵其妻者，盖因奸从夫捕之条，所以为之无忌。若许四邻举察，俾同奸断，或因事发露，则罪均四邻，自然知畏，不敢轻犯，此可以厚风俗之一也。
古者叔嫂不通问，所以别嫌疑，辨同异。今有兄死未寒，弟即收嫂，或弟死而小弟复收，甚而四十之妇而归未冠之儿。一家骨肉，有同聚麀。兄方娶妻，而弟已有垂涎其嫂之想，嫂亦有顾盼乃叔之意。妻则以死期其夫，弟则以死期其兄，闺门之丑，所不忍言。旧例止许军站续，又令汉儿不得收，今天下尽化为俗矣。若弟可收嫂，则侄可收婶，甥可收妗，子可收母，伯可收弟妇，但有男女之具者，皆可为种嗣之地，纵意所为，何所不至？此风甚为不美，除蒙古人外，所宜截日禁断。有兄亡而嫂愿改志及守志者，并听。如收以为妻，则比同奸罪更加一等。此可以厚风俗之二也。
夫纪纲名分，礼之大经。贱以承贵，下以事上，明君子小人尊卑之分限也。今有人家年深奴婢，或需求不获，或索去不能，欺蔑傲慢，不听驱使。纔加捶挞，便成雠恨。未免巧撰非违，以诬其主。官府未明其虚实，主奴必须同跪于庭。或攀指闺门妇女，贵贱不分，污言无忌，纵得解释，何面同处？南北之风俗不同，北方以买来者谓之躯口，南方以受役者即为奴婢，各因其俗之旧，则化易行也。故唐法奴告主者皆勿受。若纵奴告主，名分不立，此风甚为不美。除谋反、大逆、谋故杀人，许令陈首，其余一切事务并不得告，有司亦不得受，此可以厚俗之三也。
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故自天子达于庶人，莫之能易。今有父母俱存，而诸子便已分居析爨，又有职官历任，弃父母而携妻子。昔人三釜之禄为养亲也，不顾其亲之养，大行已亏，安能治民？又有父母、祖父母讣音入耳，略无哀容，或驰价奔丧，而居官自若。又有亲方垂绝，不事津送，且娶妇聘女，恣为酣歌。又有鹤发之亲在堂，而牵于求名营利，至十数年于外，而喜惧罔知，略不动劬劳之念。此皆绝灭大伦，去禽兽者几希。夫三年之丧，天下通丧也。古人云：「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未有不孝其亲而能忠于君者。」又云：「于所厚者薄，无所不薄，未有薄待其亲而能厚于他人者。」此风甚为不美。古者明王以孝理天下，由身先之也。又闻古者宗庙，四时之祭祀烝尝皆天子亲享，不敢使有司摄也。伏望检讨旧典，亲行享庙之仪，此谓追远，而民德归厚矣。仍令天下无论官庶之家，有亲在而诸子忍于分析，及居官客外，而违于生事死葬者，并坐以不孝之罪。凡遇父母、祖父母之丧，并令守制终服。如有告闲养亲或弃官庐墓者，各从所性，俟其孝行显然则优加褒奖，此可以厚俗之四也。
父子夫妇，乃三纲五常之大者，百世不能以损益也。今鬻子休妻，视同犬豕，贱卖贵买，略无恻忍。虽有抑良买休之条例，而转卖者则易其名曰「过房」，实为躯口；受财者则易其名曰「聘礼」，实为价钱。今大都、上都有马市、羊市、牛市，亦有人市，使人畜平等，极为可怜。是朝廷虚视其禁，而明开其门也。夫民之安于田里而不好作乱者，以妻子可恋生理足惜耳。若父不以子为子，夫不以妻为妻，朝为骨肉，暮即岐路，六亲不保，恩情已绝，推是心以往，则子弃其父，妻弃其夫，弟弃其兄，为下者疾视其长上，纲常之道，荡然不存。此风甚为不美。所宜严行禁绝，无分买者、卖者、引至者，并一体断治；并坐本贯官吏以亏失户口之罪，使各相保守，无弃天伦，此可以厚俗之五也。
古者定服色，所以明贵贱，陈卑高。今衣冠一体，贵贱不分，服色混殽，尊卑无别。如绣金龙凤，帝服也，而百官庶人皆得服之；明珠碧钿，后饰也，而闾阎下贱皆能效之。若驺从厮役，囊有一金者，便可以乘肥衣轻。虽德行道艺缾无储粟者，亦甘于徒步敝缊。如主奴同出，先与后之分耳，或联行并辔，不辨谁主谁奴；官吏杂处，坐与立之殊耳，或闲居促席，不知孰官孰吏。上下无差，冠履倒置，此风甚为不美。宜以九品之官，定为九等；士、农、工、商、僧、道，定为六等，下而臧获，定为一等，使服饰各安于分限，贫富不得而僭踰，此可以厚俗之六也。
凡此数者，皆时政之急先务，邦国基本，实系于斯，顾在朝廷力行何如耳。德风所加，靡如草偃，令行禁止，谁敢不从？所谓道以政，齐以刑，民知远罪而未至□，革心化行，俗变之余；所谓道以德，齐以礼，民日迁善而不自知。风俗既淳，人心自固。各遵德义，视法如雠，欲挽回唐虞三代之风不难矣。
一、备荒
凶年饥岁，古不能免，每每乱亡，由此召之。是以牧民之官，常切究心备荒之策，至甚详密。古者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余一年食，九年耕余三年食，故尧有九年水，汤有七年旱，天下不至于乱，民生不至于乏者，以备之有素也。
国家混一以来，年谷屡登，民无菜色。间有不稔，未见深害。所以上下偷安，不为经久之思。万一遇大水旱、大凶歉，饥馑相因，骨肉不保，户口星散，盗贼云起，将何策以救之？今民间一年耕仅了一年食，虽有余粮，亦不爱惜。如近年河南小荒，江淮一水，便已荡析流离，无所依归。今山东八路被阙食，朝廷拨降钞三万锭，委官计户见数，大口二斗，小口一斗。赈济两月，续据报到阙食户四十六万四百余户，大小口一百九十万四千有零，该米六十七万三千九百八十石，折支钞三十三万四千八百余锭，亦可谓善政矣。
然民生不可一日无食，七日不食则死，安能忍饥以需赈济？若待所在官司申明闻奏，徐议拯救之术，展转迟误，往往流亡过半，此不可一也。荒之地，自冬而春，春而夏，直至秋成，方可再生。纵得两月之粮，岂能延逾年之命，此不可二也。天虽雨玉，不可为粟；家累千金，非食不饱。若给以见粮，犹能济急。今散以钞物，非可充饥，纵有钞满怀，而无米可籴，亦惟拱手就死而已。官虽多费，而惠不及民，此不可三也。无预备之先谋，至临危以立策，虽有上智，无如之何。今京都之下，达官大家亦无储蓄，百工庶民皆是旋籴给爨，朝不谋夕。只今米多价平，尚且不给，设使价起，更值凶荒，尽为填壑之饥殍矣。此皆可为甚虑者，而执政恬然不以加意，识者为之寒心。
伏《至元新格》，诸义仓本使百姓丰年储蓄，俭年食用，此已验良法，其社长照依原行，当复修举。文非不明也，意非不嘉也，越十三载未见举行。朝廷泛然言之，百官亦泛然听之，不过虚文而已。汉立常平仓，谷贱增价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价而粜，民以为便，二千年间皆则而效之。朱文公尝行于浙东，最为得法。每岁秋成，官司给钱，依时价收籴入仓。次年饥时，依原价出粜，钱复归官。官无所损，而民有所济。备荒之策，无出此者。
然此法不可行于今矣，何也？贪官污吏，并缘为奸。若官入官出，民间未沾赈济之利，且先被打算计点之扰，及出入之时，又有减百端之弊，适以重困百姓也。宜于各处验户多寡，或一乡一都，于官地内设立义仓一所，令百姓各输己粟，自掌出入之数，不费官钱，可免考较。民入一石之粟，自得一石之价，不费于公，亦无损于私。虽不若官支价钱之为便，然为仿古酌今之良法也。犹虑风俗不古，急义者少，豪家巨室，为富不仁，惟想望饥年，可以闭籴要价，谁肯以阴德济人为心？若令自愿，必无应者。亦须官为立式，有地百亩之家，限以一岁出粟一石，如有好义愿自多出者听，悉令出等。甲户执其纲领，择乡里能干者效其驱驰。岁添新粟，则旋广仓廪。每遇阙乏，如取诸寄而已。夫收支出入，既无预于有司，若其规画未至，必须助以官府之力。或掌事任劳之人自有侵欺，宜令司县官依窃盗例科断追理；或司县官因而挟势借贷，宜令巡按官依枉法赃例定罪，征还本色。若所在官司有能劝率成效，令合属上司开具保举，优加升赏，诚为安民定业之长策，经邦贻谋之要道。虽言近迂缓，而事实急切。如今年之荒，特其靡耳，所可忧者，正在他日。毋谓不及于目前，而藐然置之度外也。然此事非二三年未能有成，而目前之急，必思先有以救之。庙堂之上，皆知为今日急务，不过坐待其毙，未闻处置之方略。虽官司贱价赈粜，以有限之米，应未已之荒，长计将安出？若勒令随处富家平粜，则流害滋甚。大户纵贿而求免，小户力贫以奉行，徒资官吏之买卖，初无济闾里之危急。言者请给盐引和中客米。往年发珠子引，盐商失陷，至今怨黩，岂堪再虚以米引耶！纵令优利数倍，亦所不欲也。今被之处虽多，而江淮、湖广亦皆稔熟。及此收成之余，急为立法，收米四百余万石，半运赴都，半留随省，以备明年之荒可也。
宜仿汉时输粟为郎之例，发下从七品、正从八品虚名牒四千道，实拟散官遥授职事，分给行省，填名类报。从七一千道，每名米六百石；正八一千道，每名米四百石；从八二千道，每名米三百石，可得米一百六十万石。天下之富而好名者皆争趋之，既非常调，亦无碍于选法也。又仿宋时官卖度牒之例，除西番僧外，发下度牒三十万张，散之各路。凡为僧道，悉令例给，自至元十四年始截日终，出家者每名入米十石，可得米三百万石。归附以来，僧道兼无凭据，粮不输官，储积最厚，使少出所余以济饥歉，亦无损于教门也。二者但费朝廷之一纸，不动声色而数百万粮可立而致矣。舍此不行，他未见其策也。
夫鬻爵济时，虽非令典，稽之古史，亦匪创行，然可暂不可常也。度牒之法，今后出家者，每人纳米四十石，永着为令，宽以二三年，义仓既成，储蓄自富，可高枕而无忧矣。
一、定律
律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陶作士，明于五刑；穆王训画，罚属三千。纲举目张，井然不紊。故百官奉法，各知所守而不敢踰；百姓视法，各知所避而不敢犯。自三代而下，国家立政，必以刑书为先。历观古今，未有无法而能一朝居也。
今天下所奉以行者，有例可援，无法可守，官吏因得以并缘为欺。如甲乙互讼，甲有力则援此之例，乙有力则援彼之例，甲乙之力俱到，则无所可否。迁调岁月，名曰「撒放」，使天下黔首蚩蚩然，狼顾鹿骇，无所持循。始之所犯，不知终之所断，是陷之以刑也，欲强其无犯得乎？内而省部，外而郡府，抄写格例至数十册，遇事有难，则检寻旧例，或中无所载，则旋行议拟，是百官莫知所守也。民间自以耳目所得之敕旨条令，杂采类编，刊行成帙，曰《断例条章》，曰《仕民要览》，各家收置一本，以为准绳。试阅二十年间之例，校之三十年前，半不可用矣。更以十年间之例，校之二十年前，又半不可用矣。是百姓莫知所避也。
孔子曰：「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今者号令不常，有同儿戏。或一年二年前后不同；或纶音初降，随即泯没，遂致民间有一紧二慢三休之谣。上无道揆，下无法守，不闻如是可以立国者。京都为四方取则之地，法且不行，四方之外乎？如往年禁酒，而私酝者比屋有之。酒益薄，价益高，而民益困。又如禁牛，而私宰者愈多，辇毂之下，十家而八。又如奸盗杀人，必不可赦，而每岁放图鲁木，以此人心轻于犯法。又如婚姻聘财，明有官庶高下折钞之例，而今之嫁女者，重要财钱，品官富人或索七十锭、一百锭，市庶之家不下二三十锭，更要表里、头面、羊酒等物，与估卖躯口无异。又如买卖田宅，旧有先亲后邻之例，而今民业多归势要，虽亲与邻，不得占执。告到官府，无力与竞，业在豪家，终为所有，推此数端，天下概可知矣。
今有司每视刑名为重，而婚、田、钱、债略不加意。殊不知民间争竞之端，无不始于婚、田、钱、债，而因之以至于奸盗杀人者也。宪司巡按每以赃罚为重，而一切民讼，略不省察。殊不知百姓负冤，上无所诉，是开官吏受赃之路也。审囚狱官每临郡邑，惟具成案行故事，出断一二，便为尽职。不知大辟以下，刑名公事甚不少也。路县官吏，未饱其欲，每闻上司官至，则将囚徒保候，审录既毕，仍复收禁，此皆无法之弊也。
又兼衙门纷杂，事不归一，十羊九牧，莫知适从，普天率土，皆为王民，岂可家自为政，人自为国？今正宫位下自立中政院，匠人自隶金玉府，校尉自归拱卫司，军人自属枢密院，诸王位下自有宗正府、内史府，僧则宣政院，道则道教所。又有宣徽院、徽政院、都护府、白云宗，所管户计诸司头目，布满天下，各自管领，不相统摄。凡有公讼，并须约会，或事涉三四衙门，动是半年，虚调文移，不得一会。或指日对问，则各私所管，互相隐庇，至一年二年事无杜绝，遂至于强凌弱，暴寡，贵抑贱，无法之弊，莫此为甚也。
昔先帝时，尝命修律，未及成书。近议大德律所任非人，讹舛甚多。今宜于台阁省部内，选择通经术、明治体、练达时宜者，酌以古今之律文，参以先帝建元以来制敕命令，采以南北风土之宜，修为一代令典，使有司有所遵守，生民知所畏避，国有常科，吏无敢侮，永为定制，子孙万世之利也。诸色衙门投下头目，除管领钱粮造作外，无问大小词讼俱涉约会者，并令有司归问，以望政归一体，狱无久淹，可谓成物之简能，太平之要道矣。
一、刑赏
夫赏庆刑威，国之大柄。刑威不加，则人无所畏；赏庆不明，则人无所慕，二者不可偏废也。古者立刑，必先施于赃吏。盖赃吏为患，甚于酷吏之肆虐，酷吏虽为少德，人犹得而避之；赃吏徇私灭公，人之受害尤甚。国法之不得行，民冤之不得伸，上情之不得下达，善政之不得及民，皆由赃吏有以蠹之。先去赃吏，犹除草必先去其根也。赃既不行，则刑自平矣。
昔国家定为枉法不枉法之例，今则枉法者除名不叙，不枉法者并殿三年。制法虽明，而犯者未已，终莫能禁其万一也。贾谊曰：「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既不能革其心，使自无所犯，又未能使之畏法而不敢犯，是为两失之矣。且如司县官困于正从七品八品间，终老无受宣之望；吏员困于路县，终老无受敕之期。凡人之自爱其身，而重于犯法者，以清议之可畏，前程之尚远也。既无所畏，又无所慕，则仕而为贫耳，复何所惜，欲责以无贪，不可得也。若其家业已成，资蓄已富，虽除名，虽殿三年，不足介意。近见江西有路司吏，因贼情事受钞五百锭、金银一箱，一夕挈家而去，不知所之，意谓累路吏月日老死不得一官，不若多得钞物，可为富家翁也。又见各处有州、县官，不顾名节，纵意侵渔，大小民讼，商贾纳贿，不幸而因小赃告发，虽行定罪停罢，今在闲居，已成巨室。纵不再仕，亦可了终身之计也。似此之类，何可胜数。
在昔有刺配籍没之法，文其面则终身不齿于乡里，籍其资则全家不免于饥寒，治赃吏无出此法之善也。然朝廷未尝无刺籍之法，如累朝宰执近臣，多已被罪籍没。岂此法独行之随朝，而不可行之外任？又兼有强盗刺额、窃盗刺臂之法矣；其赃吏之害及百姓，尤甚于强窃盗之害止于一家一人而已，岂此法独施之强窃盗，而不可施之赃吏？彼之受赃不顾者，将以肥其身，利其家，养其妻子耳。若使身陷刑戮，田宅为空，妻子不保，虽不除名，不殿三年，亦不敢轻于干禁也。今后无分内外大小官吏，但是赃状明白者，吏则刺面配役，官则免刺流徙，所有家财、田宅、奴婢，并令尽数没官，庶赃吏知惮而犯者鲜矣。
夫法为小人而设，非为君子也。君子之人，必不自同于赃吏；而赃吏之法，必不及于君子。立法非过于严也，治小人之法，当如是耳。然今日之政，不患罚之不至，而弊于赏罚之不公；不患贪者之难制，而病于贪廉之无别。赃吏固严其罪矣，而廉吏则未见其赏也。今省部置立过名簿，不闻有功绩簿；宪司岁报赃罚册，不闻有廉能册。夫人性不大相远，利欲人之所易动，苦节人之所难能，岂以功绩廉能为不美哉？谓暴无伤，谓善不足为也。若为善而无以劝，则皆相习为不善矣。舜去四凶举十六相，而天下大治，非罚之少而赏之多，使善者并进而恶者自化也。明王施政，犹天地之于万物，雨露以滋养之，而后雪霜以肃杀之。有雪霜而无雨露，非所以化育；有刑罚而无恩赏，亦非所以为政也。
朝廷昔有封赠之条，该具虽明，而举行未见。今后无分内外大小官员，有一廉如水无扰于民者，令风宪官从公保举，申台呈省，俾同实迹，优升一等，历一考则封赠其父母；再历一考则封赠其妻妾。但才德公勤有一可称者亦如之。不过费朝廷一纸之虚名，而可以收激励人材之实效，使居官报役者，明见赃吏之被祸，及其身，及其父母妻孥，尽不免于戮辱；又见廉吏之蒙福，及其身，及其父母妻妾，俱得享于荣华，谁不愿趋荣而避辱，舍贪而从廉？不待畏法而不敢犯，举皆革心而自无所犯矣。
一、俸禄
孟子曰：「禄足以代其耕也。」在官者不耕而食，故制禄以代之。禄有不及，何以养廉？汉宣帝诏曰：「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臣皆勤事而俸禄薄，欲无侵渔百姓，难矣。
近来贪官污吏习以成风，禄之有余者，则视为傥来，略无撙节之心；禄之不足者，则借曰无可养廉，恣为侵渔之地。上下交征，相承为例，廉道丧，不觉其然，宜思所以整救之可也。
时务所急，虽未专在此，而禄之不均，自是朝廷一大缺政。今亲民之官该俸十两者，给职田二顷，独江南半之。南地非肥，北土非瘠也，江北少嚣讼之风，江南多豪猾之俗，而给田乃有重轻，此禄之不均一也。顾兹中外管军管民务站各色官，均为任君事也，均为食天禄也，而职田独与路、府、州县及廉访司官，而余弗之及，于此何薄，于彼何厚！此禄之不均二也。今各处职田，原有官田则有之，原无官田则无之。又虽有官田而不给为职田者。有职田处，除丝、麻、豆、麦外，所收子粒，路之正官不下八百石，微如巡检，亦收一百余石。无职田处，浪得职官之名，不沾颗粒之惠。而外任俸钞从五品止三十两，从六品不满二十两，如九品止十二两，以俸钞买物，能得几何？十口之家，除岁衣外，日费饮膳非钞二两不可。九品一月之俸，仅了六日之食，而合得俸钞，又多为公用掯除，若更无职田，老何以仰给？又如小吏，俱已添俸添米，旧请俸钞六两者，增作八两，每钞一两，月加米一斗。以此比之，则六品以下之无职田者，反不如一小吏也。饥寒相迫，欲律以廉得乎？此禄之不均三也。今内任俸钞倍于外任，而京城之间，寻常米价亦是半锭一石，饮食衣帛，件件穷贵，以钞数计之，虽多一倍，以日用计之，实无外任一半所得，无职田可以供赡！如外任三品官，月得俸钞八十两，职田米八百石，一月该米六十余石。至如九品亦收职田米一百石以上，一月得米近九石之数。随朝三品官，月请俸钞三锭一十五两，既原无职田，又不添俸米，而四品官除俸钞外，月增米一石九斗五升。由此言之，则随朝三品四品之官，反不如外任九品簿尉之俸，此禄之不均四也。
制禄不均则人心不一，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其流弊可胜言哉！且俸禄一事，自归附以来，言者不知其几矣，而所言俱不得其要；朝廷举行亦不知其几矣，而所行皆未底于平，一番更变，又是一番行，终无补于缺政之万一也。中朝冗职，固难枚举，如各处巡检，各路提控案牍，岁收职米尤为虚费。随县置尉司签弓手，以专巡警，又有分镇军官以助之，何须赘设巡检司？甚而一县之内，有设三四处者，徒蠹民间，无济官府。随路既有经历、知事，足任案牍，又令行省赘差一员，徒蠹官府，无益民间。兹类颇多，皆合汰去，既可省俸，又可以清选法也。如处州、徽州等路总管，无职田可收，纵令每月增米一石五斗五升，而省札人员一月反得米八石有零，似此不平，朝廷何尝知之？当今之弊，不在俸禄之薄，而在俸禄之未均；不患俸禄之不敷，而患设官之太滥，均有余以周不足，取滥设之米以给合设之官，则国无所损，而官有所利矣。
议事之臣，日夜讲求俸米之说，谩尔纷纷，莫穷要领。其有俸钞，有职田，则过于厚；无俸钞，又无职田，则过于薄。尸位素餐者空负縻廪粟之讥；服勤输力者，乃有饭不足之叹。若能裒多益寡，截长补短，职田所收，自可敷用。今有额外多费二十八万余石粮，徒于国储大有所损，实于官吏未见其益。且丞相职居人臣之右，每月得俸八锭有零，一日之俸不满十四两，若仿晋之何曾日食万钱无下箸处，虽罄竭私帑，亦不能自给矣。
天子立相，必须厚禄以优崇，大臣律身，自宜戒奢而从俭，岂可先处以约而薄其所养哉？今俸自三锭以上者，不得添米，官益高而俸益薄，甚非尊尊贵贵之道也。又如随朝大小官及各处行省、宣慰司，皆是枢要重臣，既无所取于民，又无职田可收，纵添些少俸米，何足为养廉计？君子犹良骥也，欲责之日行千里，又不饱以刍菽，世无是理也。宜尽取原拨职田，合收子粒钱粮，官为收贮，将中外合设人员，分别差等而普及之。随朝官吏俸给虽厚，米价则穷，凡俸五两，月给米一石。外任官吏俸给既薄，米不值钱，凡俸五两，月给米二石。五两以上，随俸加之。不愿支米者，则随时价准之以钞。内外台察院、廉访司，事烦而形神劳，官清而交往绝，比之有司，量加优添，所以重风宪也。和林、上都、山后、河西诸州城，不系出米去处，照依本处时估折价，不当拘以二十五两，所以重边鄙也。无分军民各色官吏，但请俸钱者，随所给钞数，按月支米。原无俸钱者，随所授品从，依例增支。将官收职田钱粮，先尽外任数足，其余剩者，尽令起运赴都，以给随朝官吏。计其所得，倍多于前，又可无过费太仓之粟，此所谓利国利官之要道也。其禄既均，其政自平，免致饥寒之忧，自存廉之节，然后律之以赃贪之法，彼亦不得而有辞矣。
一、求贤
治天下无他道，得人而已矣。《诗》曰：「得贤则能为邦家立太平之基。」《书》曰：「野无遗贤，万邦咸宁。」自古及今，国家之兴废，世祚之长短，系乎君子小人之分。用君子必治，用小人必乱，不待缕数详陈，虽三尺之童，亦知此语也。
钦明诏，有德行才能不求闻达者，具以名闻。上意非不勤也，未有一山泽之贤，布韦之士，得进于朝廷者，岂四海之广尽无其人耶？天之生才，代不乏绝，何尝借才于异代？不患无才，所患求之之道未至耳。待其自求而后用之，求进者必非佳士。其有异才者，必不肯自鬻其身也。混一以来，中外荐举，纷奏迭章。而取好人之使，接踵交驿，类皆猥琐龌龊之辈，次则庸医缪卜及行符水、售妖术之流耳，未见得一真好人也。古语云：「达视其所举。」又云：「惟贤知贤。」荐引者己非好人，安能识一真好人耶？贤才之生，散在四方。古今大贤，多产于遐陬僻壤之地，出于闾阎寒素之家，虽明君哲辅不能周知，岂廊之内，跬步之间，所能尽天下之贤？今朝廷选人，省部台院互相推举，见任者既罢，前废者复起。往来除授，不出眼前数辈而已。使皆贤也，尚不足以举政，未必皆贤耶！既不取人于寒微，又不历试其能否，数年之后，旧人已死，来者又皆不经事之少年，无仁贤则国空虚，识者之所甚忧也。
唐太宗征高丽，得薛仁贵。谓曰：「诸将皆老，思得新进用之，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盖天下之才犹水焉，浚导其源而疏通其滞，则取之不竭，未见其穷也。三代汉唐以来，有乡举、里选，有孝廉科、贤良方正科、进士科、武士科，又有任子军功之例，进取之途，非一端也。广以取之，而后精以择之，则贤否判然矣。故贤者于此时不求而自至，非乐于求进也，乃于明时不见用也。当今既无广取之科，又无精选之法，取人于吏，他无进身之阶。海宇之中，山林之下，怀瑾握瑜，韫自珍者，甚不少也。如郡县之吏，或以市井小辈，或以仆御贱夫，皆顽顿亡之徒，技止于刀笔，力困于期程。彼磊落之才，必不肯屑就明矣。如朝中小吏，若非达官之瓜葛，即是见役之梯引，争附炎门，自同舆皂，皆游惰无知之子耳。或有生而至者，以文学结交，难投合；非礼物贽见，何足动人？又岂贫者之所能办？彼有志之士，必不肯苟合亦明矣。
昔田千秋一言寤主，即登侯相；郑然明一言见知，便获赏识。古今际遇，往往皆然。若必待肥羊美酒以为先容，币帛筐篚以将其厚意，则千秋老死于郎官，然明终役于堂下而已耳。仲弓问政，孔子答以举贤才。又问：「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盖四方之贤，有得于所见，有得于所闻，有得于人之所见所闻。其所知者有限，所不知者无穷。取在取人之知以为已知，非为平生欢半面雅，而后谓之所知也。
今朝廷上下，不问何人为贤，不知贤为何物，但以巧令迎合，即为精细；以勤奔走，善枝梧，即为了得；以久出门下包苴追往，即为知识好人。所知者止此，所举者亦止此。而使此流皆得以居官治民，祇见人才日少，政事日乖，纪纲日坏，不可得而复整矣。使一路一县一衙门之内，止得一真贤委而用之，何政不举，何事不办？不浚其源而澄其流，不端其表而正其影，虽日夜纷更，徒劳无益也。宜令各道廉访司、随路文资官采访遗逸，无问已仕未仕、见仕在闲，但德行可取，才能足称，卓然为乡里所敬及郡邑有声者，不限员数，具以名闻，待以不次之擢，任以繁要之职；兼内外台设监察御史五十余员，各令岁举一人，重责执结，如大失举，甘当罢职不叙，必然不肯徇情容私，以自贻身祸也。贤者遭时，喜于自效；朝廷得人，足以分忧。古者明良相逢之盛，复见于今日矣。
一、养士
自唐、虞、三代、春秋、战国以来，王宫国都，下及闾巷，莫不有学。由闾塾而升之党庠遂序乡校国学，自月书季考以至三年大比，兴贤能而爵之禄之。汉唐以后，崇尚益加，建太学赡生徒，至亿万计。如六朝之纷扰，南北之战争，亦未尝一日废学。而公卿大夫，有不出于学校中者，虽处尊荣，终身为。是以古今用人，必从学校，舍此他无取焉。
钦睹明诏，学校之设，所以作成人才，仰各处正官教官，主领敦劝，严加训诲，务要成材，以备擢用。仰中书省议行贡举之法。今内而京都，外而郡邑，非无学也，不过具虚名耳。京都立国子监，设生员，无非贵游子弟，群居终日，句读未通，已登仕版，欲冀成材，实不可得。若真欲取材于监中，岂二三十辈乳臭无知之子所能尽之耶？在学诸生，既无出身之定例，宜乎来者之不多。所设伴读，又不择人，重赂监官，剩出陪堂，便得入名。更不知所伴所读者何事，惟想望部领史儒学教授而已。朝廷养士为国家深长计，乃令每月梯已出陪堂钞一十五两，势家官族，视此为轻，贫儒寒生，何所从出？今朝廷每岁竭内府太仓以赡怯薛，以锡僧道，岂少十五两钞而靳于乐育人材耶？朔望奠谒，已为简慢，春秋二丁，但揭碑刻，宣圣一本，破官钱，办祭物，略无礼仪之可观。以杯酒腐肉为德色，卤莽灭裂，莫此为甚。随路立学，例设教授，凡隶文庙钱粮，独不考较计点之目。朝廷待士亦云厚矣，何乃不体上意，务为苟且，以偷盗侵欺为能事，以积日满考为尽职？书单作支，破食甚，坐斋习读，不见一人。每岁租入，仅以供给教授、正录、直学、吏胥数家而已，生员子弟，并不沾升合之惠。学校已为虚设，又立一儒学提举司，上不能承流宣化，下不足仪表后进，尤为冗滥者也。且今之为教授者，失于遴选，熏莸并进，有犯赃十恶之徒，有市井无赖之辈，亦有江湖间说相谈命技术之流，及有新进少年，假儒之名，全不通文理者。主领不得其人，安能责成其效？
夫学官与有司官不同。儒者以行为先，若于士行稍亏，声不美，便难居以师儒之职，何待被告取招，然后明其非儒也？台宪上司，特以儒官之故，每加优容，诚为过矣。如邵文龙，乃黄班塘之贼党，起身微贱，两遭杖，不轨之行，乡里不容。因奸易妻，蓄女为妾，闺闱之丑，路人皆知。初任建康，再任平江，皆多士之区，为诸郡之甲，而使此辈居之，岂不为明教之玷，士流之辱？又如方平，因为人奴，久留都下，夤缘诈冒，两除教授，并不到任。在都以结揽公事为活，每日宿饮于生子人家，群优嘲戏，呼之曰「方大头」。弃父母妻子于不顾，俱以冻馁而死，讣音到都，正饮娼门，略不举哀，亦不奔赴，至今父、母、妻三丧不举。闾党有诗讥盈满墙壁，传播都下，言之可丑。他郡学官，似此盖不少也。
又有待选未除五百余名，谁为才学明敏，谁为教养精勤？出于选用，必合相应人数，其有虚伪捏合滥名选中者，又且十居四五。望其作成人材，岂可得哉？作成者固不用心，而人材亦不肯就学。今之隶名儒籍者，不知壮行本于幼学，而谓借径可以得官，皆曰何必读书然后富贵。既仕路非出于儒，不须虚费日力，但厚赂翰林集贤院，求一保文，或称茂异，或称故官，或称先贤子孙，白身人即保教授。才入州选，便求升路，才历一任，便干提举，但求升迁之速，何问教养之事！因此，学校遂成废弛。言者皆归咎于差役所致，不思唐宋盛时，儒人未尝免差，而士风甚盛，人材甚广，无他，声名诱之于前，利禄引之于后也。使前数年不当差役，亦未见有一人成材者。若业儒而获用，则人自慕尚，虽当役不足以抑之。使业儒而无用，则人皆厌弃，虽免役亦不足以励之。
夫士列四民之一，为国效役，乃分之宜。而治国平天下，必须取才于士，非工、农、商之比，在朝廷自当有以优异之，故除徭以逸其身，存恤以养其心，好爵以縻其材，信任以行其志。必如是，可以尽乐育之道也。尽优异之虚文，无激劝之良法，终何补于世用？近朝廷举擢二三孔氏，谓尊崇圣道不 【[必]】 出于此。比年派谱不明，但姓孔者，俱称圣裔，蠢然无学，即充路教。甫历初阶，即陛八品。有实能继圣学明圣道者，反不得援例。夫子之道，垂宪万世。凡天下之蹈仁履义者，皆夫子之徒也，岂萃在一家一姓之中耶？若朝廷广延儒士，孔道大行，则生民蒙其福矣，非谓私其子孙以示尊崇之至也。
今后宜以教养实效责之教授，常令风宪官及随路文资官严行体访，但素行有亏无足师范者，即便弹罢。精选德行文学所推敬者，补授见阙，勤加勉励。每岁于朝廷优给衣粮以赡养之，限二百员或三百员，校其能否，次第录用，庶使学校不为虚设，人人各知自奋，数年之间，诵济济多士之诗矣。
一、奔竞
奔竞之风，尤不可长。古之人惟患德之不修，学之不讲，不患人之不己知。故用行舍藏，一安于命，仕止久速，各随其时，何尝识有奔竞之事？国朝混一之初，力革虚伪，选任实才。此时求进者少，人心犹有古意。近年以来，幸门大开，庸妄纷进，士行浇薄，廉道丧，虽执鞭拂须舐痔尝粪之事，靡所不为。其有攀附营救即获升迁者，则口称之羡之以为能；若安分自守羞于干谒者，则口讥之笑之以为不了事。习已成风，几不可解矣。
昔桓玄以前世皆有隐士，于己时独无，求得皇甫希之使隐山林，号曰「高士」，时人谓之「充隐」。岂有当今盛际，更无一人高尚耶？朝廷既不为，则天下亦不以妄进为矣。且即近事明之。如前年赵著作依附梁平章门下，希望恩赏，再求钞写《大元一统志》，选用能书者二十名，语人云：「旧例，已历任陛职一资，白身人即入流品，日支食钱，公给笔札。」闻者鼓舞，莫不争趋。于是，赵著作之户外饩馈交驰，愿求一保，如登天府，飞沈出其顾指，予夺定其一言，至今谈者，莫不为笑。又如去岁，上命写《金字经》，从礼部与翰林院官选择字样，一时奔竞，喧哄京师，各投门下，百计经营。侍郎高显卿、学士张师道，至下如应奉邓善之、奏差张士开数家之门，贿赂公行，各出抹子，分占名数，不以字样定去取，有计置即中程序，论价买名，如同商贾。有不由礼部发者，则就经局投门下，动至数千百人。礼部经局，互相诋毁。即此二事而观，可为风俗一概。奔竞日滋，气习日下，自兹以往，尤恐日甚一日。且编《一统志》，前后两现。其初也，监中求人，而人不屑就；今则人争求之，而惟恐不得。写《金字经》前后三现：其初也，各省取人，莫不力辞求免，官府以势迫其来；次则人虽乐从，犹于求也；今则趋者如市，竞进争先，惟恐居后。是人心士习，一日不如一日，亦可见矣。此事所关甚非细故，执风化之枢者，略不虑及，何耶？管子曰：礼义廉，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凡此者，皆不知礼义廉之所致也。惟在上之人，有以绝侥幸之门，则此风自息耳！
夫尺寸之名，求则得，不求则不得，人安得而不争？锥刀之利，趋前则有，居后则无，人安得而不逐？俗流相因，恬不知怪。而能不求不趋，卓然自立于名利之外者，千万中无一人也。风宪之官，尤为礼义廉之所自出，往往亦可求而得之，又何怪世俗之皆然耶？昔人云：「天下有道，公论在朝；天下无道，公论在野。」甚矣天下不可一日无公论也。公论所在，如鉴空衡平，纤毫不能以容其伪，虽无事于奔竞可也。自公论不明之后，美恶妍丑，略无定价，爱憎取舍，一出私情。人非乐于奔竞也，其势不得不然耳。如抄录志书，描写金字，非有追章琢句之巧，考古证今之难，虽以愚夫下流，但能缮书者，皆可与选，给食赏钞，足酬其劳。又与之陛职减资，是朝廷开天下以奔竞之路也。
当今中外穷达之士，有皓首穷经，赤心报国，而未获一阶半级之升者，何可胜计？仅能点缀字画，便可以拾取朝廷之官爵，岂不贻笑于天下后世耶？市井之间，莫不忻慕得写者之迁擢有期，又怨咎不得写者之求干不早；而得写者皆志高意满，不得写者亦深自悔恨。民习淳漓之判，正在此日。失今不救，则流祸未知所终也。若遽欲反其浇风，易其心术，夫岂一朝一夕之故？且先自志书、金经二事始，宜将前次之已升已注者，追理前资，尽行改正；今次之求升未升者，截日停革，杜其妄想。使天下之人明知上意之所向，自然各识进退去就之宜，出处行藏之正，虽未能尽化天下之俗，而奔竞之风，亦能十去七八矣。其于世教，实非小补。
一、核实
虚文无实，坏政尤甚。汉宣帝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其时犹有王成虚增户口，黄霸妄指神雀，议者以有名无实讥之，下此者，不言可知。今朝廷布政颁令，出于一时漫浪之言，百司不知所守，百姓不以为信，习为文具，徒美外观，虽庶人不能以理其家，可以治天下乎？
且即所见而言之：明诏德行文学高出时辈者，有司保举；肃政廉访司体覆相同，以备擢用。年来中外所举，不为少矣，未见擢一才，拔一士，岂非虚文求人乎？若荐状明白，必须录用；如人不当任，则必与保官同黜，斯为用人之实也。明诏政事之未便，人情之未达，朝廷得失，军民利害，有上书陈言者，皆得实封呈献。年来官庶所陈，不为少矣，未闻纳一谏，从一事，岂非虚文求言乎？宜选省台中曾历外任文资官，专一披详，择其可取者，不必议拟，即见施行，斯为用言之实也。格例该诸县尹，以五事备者为上选，三事成者为中选，五事俱不举者必黜。今各官解由之内，无有不备五事者，皆是满替之后，巧装饰词，私家填写。上司更不推问，但办凭无伪，俸月无差，便给半印，依本抄连。到选之日，真伪无别。实备五事而无力者，止于常调。虚称五事而有力者，则引例升等，岂非虚文考绩之弊乎？宜从各官所属上司，考察其在任有无五事实，另行开申付部，以定升黜，斯为责效之实也。
国家立御史台，立肃政廉访司，不拣甚么勾当，并令纠弹，凡有取问公事，诸人无得沮坏。今所纠劾者，仅可施之小官下吏，若据要津凭城社者，莫敢谁何。纵令言之，亦不听之。所荐举者，呈省到部，俾同故纸，虽有异才，终不见用。言既不行，因以为欺。而外任巡按书吏人等，反有借风宪之威，徇私纳贿，无所畏忌，其为民患，过于有司。今台选中所用人物，冗杂逾甚，岂非虚文重台察之弊乎？责任既专，则言无可否，必合信从；若所言不公，则严加诛罚，斯为任风宪之实也。
《至元新格》该常事五日程，中事七日程，大事十日程，并要限内发遣。违者量事大小，计日远近，随时罚。今小事动是半年，大事动是数岁。婚田钱债，有十年十五年不之事。讼婚则先娶者且为夫妇，至儿女满前而终无结绝；讼田宅则先成交者且主业，至财力俱弊，而两词自息；讼钱债则负钱者求而迁延，而索欠者困于听候。刑名之事，疑狱固难立，其对词明白者，可折以片言也。有司徒以人命为重，牵连岁月，干犯人等，大半禁死。但知一已死者当重，不知囚禁以至死者十倍其数，尤为不轻也。更无一事依程发遣，而违者亦无一人依格罚，岂非虚文议狱乎？若事有踰限不归结者，坐以不称职之罪，比同赃滥，以定责罚，斯为听讼之实也。
诏书累降，停罢劳民不急之役，存恤鳏寡孤独之人，爱民之念可谓至矣。孟子曰：「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者……不行先王之政也。」古者发政施仁，必先于四者，非谓官司专养之也，但化行政成，四者不至于失所足矣。今与之衣，给之食，赐之钞，而曰爱民之道止此，是犹舆梁徙杠以济人也。且鳏寡孤独多在村落万山之间，无持瓢乞食之所，深为可怜。今之隶名官籍者，皆坊正巷长，略举市间所知，以应故事而已，实为穷民无告者，未尝登籍沾惠也。闻吉州有王清甫一户，家富百金，势凌官府，而每岁亦请衣粮，获赏赐，似此甚不少也。縻费廪粟，于民间实无纤毫之补，岂非虚文爱民乎？使上下相安，家给人足，则鳏寡孤独，自有所依，斯为仁爱之实也。
国家立司农司，以敦农政。路县正官衙内，加以兼劝农事。每岁仲春，令亲行劭农，重农之意可谓尽矣。夫农桑之事，民所恃以为命者，一日不作，则终岁饥寒，谁肯惰农自安，以贻伊戚？惟在上之人养之爱之，使之无失其时，自然各安生理，不废农业。若使亲民官吏纵其侵渔，日夜叫嚣，犬不得宁焉，虽家置一劝农之官，何益于事？如每岁出郊劝农，各官借此为游宴之地，带行不下数十百人，里正社长科敛供给，有典衣举债以应命者。一番扰民，诚为不小，所谓以无益害有益，岂非虚文务农乎？若严禁游手之徒，罢绝妨农之事，则力耕者，田野自辟，斯为重农之实也。
国家仿古立翰林院、集贤院、秘书监、太常寺，可谓彬彬文物之盛矣。今翰林多不识字之鄙夫，集贤为群不肖之渊薮，编修检阅，皆归于门馆富儿；秘监丞着，太半是庸医缪卜。职奉常者，谁明乎五礼六律？居成均者，谁通乎诗书六艺？且为公家分任一日事，则酬以一日俸。今十日之间，仅聚三日，一月二十一日闲居私家，虚给俸禄，受若直而怠若事，可乎？九日完坐，又不过行故事同杯酌而已。若云无事可举，不必滥此职名以示美观也。如医学、儒学、蒙古学，各置提举司，尤为无益于国政。若此者，不可枚举，岂非虚文设官乎？无问内外衙门，凡新所添设，尽行沙汰，旧有冗员，严加减并，则官无旷职，人无废事，斯为命官之实也。
国家设立太史司天，以明占测；崇奉国师宗师，以严祈祷，可谓尽事天之诚矣。今日月薄蚀，则期集鼓奏，以彰信推历，未尝定其应验；星象失躔，但托辞禳度，以分受官物，未尝指称其变故。罄竭公帑，以供西番好事，徒资妄僧之酒色；盛陈金帛，以副黄冠醮筵，但充贫道之口体。比来仰观俯察，异迭兴，其示儆戒，亦云至矣。而恬无畏惧之心，藐尔修禳之实，岂非虚文对越乎？苍苍在上，临鉴不远，岂具文缪敬所能感通？反躬修德，则妖沴自消；悔过作善，而休祥自降，斯为昭事上帝之实也。凡此数端，特其甚者。其余事务，往往皆然。
近朝廷庶政更新，整除前弊，如裁减官吏，分拣怯薛歹，禁绝别里哥，一时号令雷厉风飞，听群心为之惊耸，谓德化之成，指日可待。侧耳数月，皆已寂然无闻。是朝廷虚言以戏人耳，欲民之无骇，不可得也。凡布一政，颁一令，务在必行；设一官，分一职，责以必效。上无苟且之谋，下无慢易之心，上下一意，以实相与。所谓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将何事之不可成哉！
一、户计
国家设立诸色户计，最为得法，古今不能易也。然法久弊生，若能因弊修理，使久而不坏，即是良法。如军站乃法之尤善者，而弊在乎消乏。且军户虽困于供给军期，站户虽疲于造船买马，亦多是人家子弟不肖，自行破荡，未可全归咎于军站之难当也。然当站必须见钞，可无丁不可无产；当军必须亲身，可无产不可无丁。实则丁产相资，皆不可无也。如站九户当一马；四户当一船。消乏者虽多，而兴进者亦不少。但验户税新收实数，使各相纠核，有一户消乏，则以他户余剩者补之。如军有贴户同当，亦有独户当者，多因单丁无人当官，以致逃亡。其户虽绝，而遗产尚存也。丁有消乏，则别签贴户助之；产有消乏，则以逃亡遗产补之，自然俱不至于消乏矣。然军站二户，出力最多，每岁支持，至甚生受。若又令与民一体和雇和买，则消乏愈甚矣。
今议者纷纭，一则以为当差便，一则以为不便，殊不知南北不同，似难一律。北方站户多贫，终岁营生，仅了应办。南方站户皆巨富，有输粮百石之家，止以四石当水站，其余则安享其利，靠损贫难。北方军户，皆元签有丁产大户，一家亲躯至四五十口，限地之外，余剩亦多。南方止是新附军人，间有一二等大户，乃军官之家，余皆亡宋时无赖之徒，投雇当军，归附后籍为军户，仅有妻子而无抵业。以此北站南军，再当差发，直是贫不聊生；北军南站，虽重复当之，未为大损也。如照依元签顷亩粮石以定则额，仍旧除免，外有余剩者，令与民一体当差，庶南北无偏负之失，繇役免重并之忧矣。
如金户一项，所签户计散在诸路，而淘金之地聚在数场。虽令各户自行淘采，其实用钞买金，以办官课耳。既与之免税免役，以税役之费，为买金之资，亦无损于民也。在先立淘金漕运司，金户不能自存。革罢之后，皆得稍安，然犹不免金场各官头目之扰。今金有定额，户有定数，不必设官计户点名，亦不必拘以正月下场、十月闭场之程限，但责任有司官用心提调，依各处里正例，立排子头催办，依每岁征粮例，照元额征纳，则自安生计，不致失所矣。
如匠户一项，随朝所取匠人，与外路当工者不同。在京都者，月给家口衣粮盐菜等钱，又就开铺席买卖，应役之暇，自可还家工作。皆是本色匠人，供应本役，虽无事产可也。外路所签匠户，尽是贫民，俱无抵业。元居城市者，与局院附近，依靠家生，尚堪存活，然不多户也。其散在各县村落间者，十中八九与局院相隔数十百里，前迫工程，后顾妻子，往来奔驰，实为狼狈。所得衣粮，又多为官司掯除。随处滥设局官三员，典史、司吏、库子祇候人等，各官吏又有老小及带行人，一局之内，不下一二百人，并无俸给，止是捕风捉影，蚕食匠户，以供衣。人匠既无寸田尺土，全藉工作营生。亲身当役之后，老幼何所仰给？
如抄纸、梳头、作木杂色匠人，何尝知会络丝、打等事，非系本色，只得顾工。每月顾钱之外，又有支持追往之费，合得口粮，已准公用。工作所获，不了当官。计无所出，必至逃亡。今已十亡二三，延之数年，逃亡殆尽矣。今后除随朝匠户外，各路局院宜悉令有司管领，量设局官一员，支给俸禄，其余职名尽行革去。照依水马站例，于有税户内签取人匠，除其税徭，令顾匠当工。如本户自能当匠，或顾匠愿入局受顾者，听。庶贫难下户，可免顾工，又得顾钱，以赡其家，自然人匠不至逃亡，工程易以办集。
凡此所言，皆在民间得之目，田野利害，无因上达，而朝廷清问，不及下民，似此弊端，何由知之？所宜早加整救，使民得安心而奉公，官不劳力而办事，于国于民，两得其便云尔。
绩在湖南，再以户计未尽底蕴，赴有司投进，附录于此。圣朝定夺诸色户计，实为得法。或有未尽善处，非朝廷之失也，不得周知民间之疾苦故耳。若使知之，安得不从而改之？圣朝以仁慈为政，何尝一毫损民之事！如水马站户，与之除粮免差，粮资足以补办，祇应可抵里役。如金户办金，则就推本户合纳之税。如匠户当工，则官资口粮以赡养之。如户烧盐，则给以工本。银场炼锻，既给工本，又与口粮，计所入之课程，正与买价无异。朝廷不以屑较者，将以优恤百姓耳，宁过费于公储，不以重困于民力，爱民之厚，于此可见。
今各处巡尉司设弓手，少不下三十名，多者至百名。各路县狱司设禁子、牧民官，各衙设祇候、曳剌。率土皆为王民，差使特分内事，既免粮以优之，而有司不与开除，乃令税户分任包纳，于合输粮额之外，别立名项曰「包米」，考古证今，所未尝见。若以别色户计推之，朝廷岂独靳此数百石之米？但承流宣化者，不得其人，尸餐苟禄，不以转达耳。若朝省知有此弊，不肯作此害民之举也。移该免之粮，而加于庶姓之家，何分厚薄于砖瓦，而受此池鱼之殃邪？且弓手、祇候、曳剌、禁子，与水马站、匠、金、等户，又有劳逸之相悬。站有消乏，金须本色，欲办课，匠不离局，设有不及，诃责踵至。所准税粮，岂了供给？而弓手、祇候、曳剌、禁子等户役甚优闲，无费于己，又可肥家，不知何名而与之免粮哉？当今四方无虞，盗贼潜销，巡尉之名，有若虚设。遇有烟火、逃亡、诈伪等项公事，巡尉司一番买卖，弓手遍扰乡落，排门受摊指之害，毁突叫嚣，犬不得宁焉。闾阎吞声，无所告诉。如祇候、曳剌，分入各官门下，视同私人，任以腹心，公行关节，倚借气势，骗吏民。凡有公讼，必先达于祇候，而后得通于官长。每日跟随到公廨，侍立问事，有衙番钱、就唤钱、行杖钱，多立名色，所获不少。禁子在狱圉中，则有直监钱、烧纸钱、好看钱、递饭钱，百端需求，囚人俯首听命，莫敢谁何。
此数者，少出倍入，利多害寡，更得免粮，诚为过矣。既与免粮，乃令税户与之包纳。以诗礼阀阅之家，而与小夫贱隶代输户粮，出于无辜，甚抱不平。如蒙垂听，将包纳之米，仍令各户自认输官，正供使令之末，初无重难，虽不免粮亦可也。如或不然，照各色户计，依例开除，庶不致偏负累及于税家。更或不然，径令包粮税家自行应当前役，虽不除粮，亦所甘心。此事甚易改正，惜乎未有言之者，惟明良采纳焉！
一、怯薛
古称侍卫禁直左右前后之人，今谓之怯薛歹。以今仿古，而古者为数甚多，立名甚繁。今之名数，视古颇简。《周礼天官冢宰》曰膳夫，曰庖人，曰内饔，曰外饔，曰浆人，曰亨人，曰笾人，今之博儿赤也；曰幕人，曰司服，曰司裘，曰内宰，今之速古儿赤也；曰掌舍，曰掌次，今之阿儿赤也；曰阍人，今之哈勒哈赤也；曰缝人，曰屦人，曰典妇功，今之玉勒赤也；曰宫人，今之烛剌赤也。古者分以职役，定以等差，用当其人，人当其任，是以人无觊觎，各守分义。今则不然，不限以员，不责以职，但挟重赀有梯援投门下，便可报名字，请粮草，获赏赐，皆名曰怯薛歹。以此纷至沓来，争先竞进，不问贤愚，不分阶级，不择人品，如屠沽、下隶、市井小人，及商贾之流，军卒之末，甚而倡优、奴贱之辈，皆得以涉宫禁。又有一等流官胥吏，经断不叙，无所容身，则夤缘投入，以图陛转。趋者既多，岁增一岁，久而不戢，何有穷已？
夫怯薛之名，将以侍君侧，直禁庭也。今乃出入私门，效奔走于车尘马足之下，实当怯薛者，十无二三。是各官门下之怯薛，非天子根前之怯薛也。冒奉上之名，以供私家之役，此为欺罔之甚者，安而行之，不以为意。今各色怯薛，除近行人外，其余投入者，但知怯薛官排子头为使长，岁时馈遗，朝夕跟随，给假还家，去来厚赂，所请粮草，分要过半。四怯薛轮当三日，例闲九日。而三日之内未尝执役，但早晚诣各门下见面呈身而已。富者财力一到，便可干别里哥，早得名分；贫者苟焉栖身，以叨窃恩赏。诳上慢下，莫甚于此。今一人岁支粮十石，表里段疋，双马草料，或三年四年，散钞一百三十锭。以有用之财，养此无用之人，实于朝廷有损无益。诸王公子，例皆如此。进身既易，为弊滋多。
愚臣不肖，隶名正宫位下奥剌赤，身役三年于兹，稔知其弊，常窃自笑。每岁朝廷支粮给衣，以养我辈，何补于国哉？今江北江南，富家巨室夤缘而至者不计其数，纵贿挥金，略不爱惜，鞍马骑从，有似贵游，或以坐子为家，或取乐人为妾，似此之流，大伤风化。究其所因，自韩光甫以说谎出入于脱火伯之门，不及半年，便除杭州府判，人争羡慕，谓投当怯薛者，即可得六品管民官。扇惑富豪之民，妄生奔竞之心，皆有以召之也。
近朝省有严行分拣之令，私窃自喜，遭遇圣朝行此善政，虽被斥逐，实所甘心。岂谓各官头目顾为私谋，不恤大体，其势必不可行矣。若去一人，虽国家得省一名之虚实，而各官未免失一户之供给。取办于公而归利于私，宜其百端阻当也。今遽改前令，停罢分拣，固见圣德之宽容。然以为不当分拣，则宜拒绝于闻奏之初。如以为必合分拣，岂宜变易于已准之后？王言如丝，涣号犹汗，使既出而可以复反，百姓观瞻不可掩也。万世青史，谓之何哉？如速古儿赤、博儿赤、赤愠都赤、烛都赤、昔保赤、玉勒赤、阿儿赤、火儿赤、秃赤等职员，皆君侧必用之人所不可少者。今后宜限以名数，择其人品，又以所职贵贱高下，定其出身之例，遇有名阙，方许选补，则人心自无过望，而国家不至滥恩矣。如必阇赤一项，今省部台院诸司庶府所用椽史吏贴，无非天子之必阇赤。各执所役，已有定员，不必又赘此虚名也。如怯怜口，除蒙古人外，若汉儿皆是有户百姓，就令民间当差足矣。普天率土，尽是皇帝之怯怜口，何为更分彼我？今正宫位下怯怜口，有总管府所管户计，又有四怯薛官所管身役。殊不知在怯薛中者，乃百姓避役投充，以希望粮草赏赐耳。若将见在数目收作投下户计，各令还家办课，通隶位下总管府管领，既免朝廷供给之虚费，又可为正宫增办之实利也。如奥剌赤一项，各库钱帛已设库官六员，又有库子司吏人等，即是奥剌赤之名，足可任出入收支之责，何须重复滥设。更有皇太后位下各色怯薛，今已终丧，犹拥虚语，循例供给，费破不资，稽之古典，实出无名。所宜尽行放散，使之各务本业。如准所陈行之，自可免分拣之多事也。每岁国家省粮数十万石，缎子数千万疋，岁收草料三中之一，足了支持。而百姓亦免盐折草之料，官省其劳，民受其利，诚为两得矣。既有职役定员，则挟赀投入者无所容力；既有出身定例，则别里哥选不禁自无。此国家无疆之休，子孙万世之利也。
一、僧道
窃自唐虞、三代以来，国祚延长，群生康泰，不闻有释老也。三国、六朝以后，僧尼道士始布满天下。求福田利益者，不之老则之释。人君好尚，往往过之。夫福，非如粟帛金宝可求而取之物也。上好俭则民财丰，节力役则民不困，养生送死无憾，则四海皆跻于仁寿之域。民生安乐，便是好事，狱讼无冤，便是布施，何必张浮费，事繁文，泥金检玉，而谒之于虚无也？一僧一道之祝延，不若百姓群黎之同愿；一寺一观之祈祷，不若千门万户之齐声。古谚云：「福从赞叹生。」正此谓也。
西方乃佛生之地。佛，圣人也，安肯作威福以要人之敬奉？佛教人以不贪不妒不伤生、不害物为好事，故云即心是佛也，何尝以陈玉帛，严香灯，晨夜诵经礼拜，至于杀人致祭，纵囚示恩，而名曰做好事哉？今国家财赋半入西番，红帽禅衣者便公然出入宫禁，举朝相尚，莫不倾赀以奉之。此皆庸僧作此妖妄，非佛之真心本性也。道家以老子为宗，惟在清凈无为。祖师系赤松子的孙，惟求辟谷弃人间事。今张天师纵情姬爱，广置田庄，招揽权势，凌烁官府，乃江南一大豪霸也。其祖风法门，正不如此。诸佛三清在天之灵不可诬也。往往嗣法者，失其初意耳。愚氓俗子，不知所以为佛所以为天师者云何，但见赭其头即指为佛，黄其冠即指为天师，虽百喙不能解其惑，其可为世道一慨！朝廷特加宠异，另立宣政院道教所，以其弃俗出家，非有司所可统摄也。而乃持宠作威，贿赂公行，以曲为直，以是为非。僧道词讼，数倍民间，如奸盗、杀人诸般不法之事，彼皆有之矣。学释老者，离嗜欲，去贪嗔，异乎尘俗可也。可艳妻秾妾，汗秽不羞，夺利争名，奔竞无已，虽俗人所不屑为，甚非僧道之宜然也。僧道之盛，莫盛今日；而僧道之弊，亦莫甚今日。朝廷若不稍加裁抑，适所以重其它日之烈祸也。能律以礼法，制以分义，使不至于骄奢无度，败坏宗风，乃为敬奉之至矣。
今各寺既有讲主长老，各观既有知观提举，足任管领之责。随路又滥设僧录司、道录司，各县皆置僧纲威仪，反为僧道之蠹，所宜革去也。且僧道另设衙门，三代以下，前所未闻。亡金弃人尚鬼，故立二司，与民官鼎立而三。岂谓巍巍圣朝，不师古圣王之常法，而踵残金之弊政耶？为僧录、道录者，皆无赖之徒，立谈遭遇，遽授此职，便与三品正官平牒往来。以白身之人，一旦居此荣贵，得之既易，视之亦轻，宜乎逞私妄作而无复顾藉也。
近令宪司纠刷文卷，僧官局蹐知惧，而僧人皆喜得安，此明验也。所欠道家犹未一体刷卷耳。若僧道中有栖心寂灭、息念尘寰者，必不自絓宪纲，虽无假官府可也。若行止不检，身陷刑戮，亦佛法、道教之所不容，宜令有司管领，严行究治，罪状明白，比之常人，更加一等。断遣还俗，彼亦甘心。今僧道不蚕而衣，不耕而食，皆得全免繇税。而愚民多以财产托名诡寄，或全舍入常住，以求隐蔽差役，驱国家之实利，归无用之空门。视民间输税之外，又当里正主首，又当和顾和买，非惟弃本逐末，实是劳逸不均。今后寺观常住税粮，宜准古法，尽令输官，俟其有佛法高妙道行绝伦者，从推举，然后蠲其繇役，除其税粮，庶可养成清凈之风，亦足激励浇薄之俗也。外有白云宗一派，尤为妖妄。其初未尝有法门，止是在家念佛，不茹荤，不饮酒，不废耕桑，不缺赋税。前宋时，谓其夜聚晓散，恐生不虞，犹加禁绝，然亦不过数家而已。今皆不守戒律，狼藉荤酒，但假名以规避差役，动至万计，均为诵经礼拜也。既自别于俗人，又自异于僧道，朝廷不察其伪，特为另立衙门。今宗摄钱如镜，恣行不法，甚于僧司道所，宜革去，以除国蠹，以宽民力可也。(录自《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七)
请去佛道疏 【篇名系编者所加。】
窃谓释、道之教与夫子之道，并立为三，不知释、道之所谓教者何事？背弃君亲，毁灭纲常，舍本逐末，以此教人，可乎？明知其非而趋从愈广，盖辟之者不针其病，彼得以有辞，谓世间无佛无仙不可也。诚有之，一言以蔽之，曰无用耳。于国无益，于人无济，虽宗而事之，将焉用之？夫圣人之道，不可一日无；三纲五常之理，不可一日缺。百姓恃此以自存，无此则不能以一朝居。虽无佛可也，无仙亦可也，彼二者之说，不过窃圣道之绪余耳。夫子之所不屑为，彼方挟此以自高。夫子岂不知佛之为佛，仙之为仙？以其不切于日用常行，故未始言之。昧者反谓佛能超世，夫子不能免于世；佛为上一截事，夫子为下一截事，故夫子之不及佛也。噫！为是说者，愚亦甚矣。殊不知夫子正是上截事，佛乃下截事耳。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此一章乃三教是非之所由分也。谓佛超世者，以其入圣而不沦于鬼，趣长生而不与俗同腐也。谓圣人不免于世者，以其犹未能脱然于鬼与死也。其言固高矣，不思天下百万亿苍生，岂能尽为佛，尽为仙乎？能超世者，宁几何人？泝古及今，或得一于千百中，或阅数世而不得一焉，正自不能免于世也。三纲沦而九法斁，礼乐崩而阴阳隔，人之类灭久矣，安得有所谓佛与仙耶？夫子所以不言者，盖为世道深长思也。
君臣父子夫妇，人之大伦。人天地之灵以生，幼学壮行，期为世用，于人之道未能了，何暇问鬼？于生之理未能知，何暇问死？能无忝于为人，能无负于此生，然后反而求之，可以免轮回致不死耳，非佛与仙为下一截事乎？今之奉佛求仙者，逐风吠影，懵不知佛与仙谓何，祖风法门云何。如达摩面壁九年，维摩不二法门，止为身计，何尝施祸福于人，亦未尝要人之敬奉。后人为之庄严忏诵，扇惑愚民，非佛之真性也。张道陵远处深山，萨真人一瓢自随，厌与俗接，何尝妄有希求于人？人亦不敢轻有所与，后来设立符箓醮禳，诳取钱物，非祖之初意也。今见披禅衣者便拜为佛，见戴黄冠者即稽为仙，彼于自身尚不克保，何能及人？乃欲赖之以祝圣躬之寿考，祈国祚之延长，黎庶之安乐，非大愚而何？
往年留都下，见帝师之死，驰驿取小帝师来代，不过一寻常庸厮耳。举朝上下，倾城老弱郊迎，望风顶礼，罗拜道旁，不知所敬者何，所慕者何，其愚一至于此哉！力排其非，反招怪怒，指为毁佛谤道，几若漆沫不可解者。今以出于祖师之口者解之，则可释然矣。
昔达摩自南天竺来，梁武帝诏至金陵，问曰：「朕造寺舍经度生，不可胜纪，有何功德？」师曰：「并无功德，此但天人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此语足以解求福田利益者之惑。陈抟隐华山，宋太宗召至阙下，延入宫中与语，使宰相宋琪等问曰：「先生得玄默修养之道，可以授人乎？」对曰：「练养有术，纵使白日升天，何益于治？今圣上洞达古今，深究治乱，正是君臣合德致治之时，勤行修练，无以加此。」琪等表上其语，上喜甚，斯言可为求神仙者之鉴。愚冥之徒，不知取法于此，辄取其无稽之论，公卿士庶，合情勤奉，稍有怠慢，惧祸目前，随所爱欲，无不听从。胡不思此辈妖妄，上不足以裨国政，下不足以熙群生，中不足以润身屋。竭有用之财，事此无用之物，吾不知其何心尚论其祖风法门？数椽以庇风雨，榻外视犹传舍，何假乎广厦千间，琉璃万瓦？一以供晨夕，身外皆为长物，何资乎千仓万箱，前驺后从？今天下大寺观，租入巨万，徒千百，飨用过于宫御，积蓄侔于邦赋。为长老观主者，营求而得之，榱题华丽，珍具毕陈，拥妓宴饮，连宵浃旦，佃客火工，男女杂袭，蠹政侵民，无所不至，经理营运，结纳官府，不异于庶姓人家。教门至此，扫地尽矣。若不少抑，为祸滋深，殆有不可胜言者。
唐会昌间，为僧尼耗蠹天下，命并省佛寺。上都、东都各留二寺，上州留一寺，中下州并废。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十人，下等五人，余僧及尼皆勒归俗。通毁招提兰若四万余区，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真是快活条贯。宜体此意，先将西番大师留京都者，以礼敦遣，悉令还国；外而天下寺观钱粮，拘使输官；其游手惰农之夫，蚕食常住，无异俗人，各令归农务本。如果有德行真修、茹枯绝欲之士，虽无补于世用，然息念离尘，亦有可取，但官给日米二升，料钱二贯，岁绢五疋。许置从二名以供使令，每日米二升，岁布二 【北京图书馆藏明永乐内府本作「三」。】 疋。如此待之，亦云足矣。设或果有真佛出现，当如韩文公所云，容而接之，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也。若夫神仙潜形遁，不轻于降临尘间，人亦不得而见之，使可见可接，则非仙矣。然举此甚难，悟此甚寡，和之者，牢不可破，非有高明特达之见，洞察其理，深明其妄，不足以语此，惟圣朝其采择焉。(录自《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八)
论边远状 【篇名系编者所加。】
边远之任，至甚不轻。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寡人制之，阃以外将军制之。」故边将咸得以便宜从事，朝廷不得而专之，无他，谓其谙于风土，习于形势，久知其人之可用与否，以之临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顺意。若待朝廷选官分任，无非纨膏粱之子，刀笔筐箧之吏，不习兵事，不历艰难，到彼无所用焉。故昔者边鄙用人，每岁给降空头宣敕，令帅臣就便补拟类名申奏而已，以其所用之人，出乎常调之外，非持文墨议论者所可制其短长之命也。且就安避危，人之常情。万里之远，烟瘴之区，在常选中者，必不肯往。《黄石公军势》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使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急趋其利；愚者，不计其死。若非至贪与至愚，谁肯离妻子，去坟墓，置身于必死之地？其有轻生好名之人，激节赴义之士，不顾父母之遗躯，求升数级之资品，朝廷亦何吝一纸虚名以勉励之？然今日未尝无边远选，固有准保定夺者矣。但保举之初，欠于立法防奸；区用之后，失于计功核实耳。如云南、甘肃、八番、两江等处统帅藩臣，一赴阙下，便行保人，就于京都旋捏前资，以所保之品级，定价例之重轻，多者百锭，少者亦三之二。或尽数纳足，或先与一半，或立利钱文书，呈解到省，官可立得。以此淹困仕人、街市富子，每闻一帅臣至，则争先求之，并未尝涉历塞庭，练习边事也。处于豢养者，不吝资财，苟图根，又为改仕之谋。出于微贱者，侥幸荣名，欣然勇往，何济缓急之用？近两江元帅黄昔剌不花，累保得除者几及百数。续明里马合麻元帅蹈其故辙，公然卖保，声迹颇张，甚为不雅。今有刘八都儿平章在都，而投门下求保举者，又将纷然而至矣。遂致边鄙失得才之实，朝廷负滥爵之名，皆诸帅不忠误国之过也。更有甚于此者。今八方安堵，烽燧不惊，正无事于穷征远讨，但务安集故地足可矣。往者，刘、郑二帅妄开边衅，以致云南小有不安。尺地皆祖宗之遗业，一民皆祖宗之赤子，不宜置之度外。如八百媳妇之国，素不沾化，纵令尽有其土地人民，初无益于圣朝之万一。生事之臣，但知可以要功希赏，不知有损于国家甚大也。且外夷小丑，何足芥蒂？服不能为国之荣，叛不能为国之辱；得之不足以加国之富，失之不足以致国之贫。故古圣人以不治治之，不计其去就也。昔傅介子以偏使斩楼兰王；郑吉以骑都尉发诸国兵，破车师，降日逐，威振西域；冯奉世因使大宛，矫制击莎车，平诸国，凡此者，皆未尝出于朝廷之命也。不假乎遣将调兵，无烦于运输供给，用得其人，则自能集事。若待命而行，整堂堂之阵，出师数万里之远，驱不安水土之弱兵羸卒，而投之不毛之地，虎狼之口，宜其将亡兵丧，外损国体，内伤国用，盖必致之理也。
今后远方之事，一切委任边将，借以予夺黜陟之权，责以内守外攻之效，听其择人而使，伺隙而动，可以进则取，不可以进则守。其有赴阙朝见者，乃臣子之彝礼，慰谕勤渠，赐宴增级足矣，不许在都以白呈滥保。凡有合用之人，并从本处公举完签，转申移咨都省，随其所拟职名，即与准给宣敕。若不由各省咨来者，别无定夺，则帅臣不得以容其奸矣。既除之后，考核真伪。有已受不任而借径他求，或已在不职而耽误官事，并须罪及本人，罚及保官。则求仕者揆己无能，自不妄求；保举者量才无取，必不轻保，而边境获真才之用矣。果能如傅介子辈卓有所立，不资朝廷毫发之费，而远拓疆土之广，则优加旌赏，以示激劝。此用人之微机，安边之要道，善谋国者之长策也。(录自《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八)
论抑强状
《汉书》所称游侠，即今之豪霸也。其时贵臣如窦婴、田蚡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如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连党类，权行州域，力折公卿。凡此者，皆乱之所由生也。
豪侠之辈，代不能绝，世降俗末，流弊滋甚。古之豪霸，犹能赈穷周急，谦退不伐，色取仁以合时，好立虚誉，以要权利。今之豪霸，所谓御人于国门之外者，真生民之蠹，国家之贼也。然有席祖父之势者，有挟富强之资者。其下则有经断官吏，闲废于家，务为泼皮无赖者。虽不等，均之为蠹为贼耳。凭震主之威，执予夺之柄，死可使活，生可使杀，富可使贫，贱可使贵，此在朝之豪霸也。气烁同寅，吞声莫校，威凌胥吏，奉令惟谨，借公道以纵贿赇，营私财以夺民利，此在官之豪霸也。布置爪牙，把握官府，小民畏奉，馈遗填门，其孳产视为己物，其妻子俾同奴婢，此在乡之豪霸也。地虽不同，亦均之为蠹为贼耳。然在乡者，虽为豪霸之么么，而祸及于百姓则甚大也。且即在下而小者言之，凡有词讼，必须经手，若不白而径陈之有司者，则设寻隙，陷之于刑。既已归命于己，而官吏有不顺从者，则别生事端，累赃诬告，其齑粉可立而待也。威势既成，动皆如意，村落居民，事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郡县守宰，颐指气使，俯首听命而已。间有一二刚方自立，奋然出为冤民施一援手，仅能抑之一时，被罪还家之后，故态依然，真是法制所不能及，礼义所不能移。朝廷便民之事亦甚不少，微有一利，举入豪家，而细民何尝得沾濡沫之惠？使美政不能下逮者，尽此辈有以阻之也。由此推其大者，为患何可胜言？如朱、张二家，一赊死之盗贼耳。以言豪霸，则渠魁也。皆向来朝廷宠遇之太过，所以养成今日之余殃。原其始然，抑之不早，遂至身遭显戮，祸及宰臣，此眼前之辙迹也。
昔汉主父偃说武帝曰：「天下豪杰兼并之家，乱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所谓不诛而害除。」武帝从之，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诚抑强扶弱之良法也。今后若有丑恶闻于乡邑，声迹播于中外，不必加以刑辟，但限以訾财若干，即迁之他郡，或徙之荒壤，视所犯之重轻，以定地之近远。有訾不及者，则移于附近，以五百里为限。根蒂既摇，枝党自散，使善良咸获安存，官府亦易振立。彼得以全躯保家，朝廷亦不至于多戮少恩。去豪霸之策，无以加此矣。又曰：「隆古无豪霸之名，自秦废井田而兼并起。于是强者日富，弱者日贫，豪霸日兴，殆不可遏，盖强必凌弱，富必欺贫。贫弱不能与竞，遂归心服命于富强之家，理势然耳。」圣朝开国以来，轸恤民忧，禁治豪霸，制令甚严，终莫能少戢其风。今上而府县，下而乡都，随处有之，小大不侔，而蠹民则一，蜂起水涌，诛之不可胜诛，虽有智者，莫如之何。愚尝日夜思之，不究其源，徒窒其流，未易以制也。制之之道，惟有井田一法，今不可得而行矣。盖自古天下之田，无不属官，民不得而私有之。但强者力多，能兼人之利以为富。而无力者，不能自耕其所有之田，至于转徙流荡。先王授田，使贫富强弱无以相过，各有其田，得以自耕，故天下无甚富甚贫之民。至成周时，其法大备，画地为井，八鸠五规，二牧九夫，以等其高下；沟洫畎浍，川涂畛径，以立其堤防。疆井既定，无得侵夺，虽欲贪并，不可得也。商鞅用秦，规则寖弛，已不复有井田之旧，于是开阡陌。阡陌既开，乃有豪强兼并之患，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置锥之地。然犹不明说田在民也，官不得治，而民得自占为业耳！迄于汉亡，三国并立，兵火之余，人稀土旷。当时天下之田，既不在官，亦终不在民。以为在官，则官无人收管；以为在民，则又无簿籍契券，但随其力之所能至而耕之。元魏行均田，稍亦近古。唐因元魏而损益之。为法虽善，然令民得卖其口分永业，始有契约文券。日渐一日，公田尽变为私田，先王之法，由是大坏，天下纷纷互相吞并，而井田永不可复矣。民得自有其田而公卖之，官安得而禁制之？田既属民，乃欲夺富者之田，以与无田之民，祸乱群兴，必然之理也。董仲舒在武帝朝，此时去古未远，井田之法尚可追也，乃曰：「井田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言甚善而未克行。至哀帝时，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无过三十顷。期尽三年，而犯者没官。」时丁傅用事，董贤隆贵，不便于己，遂寝其行。夫三十顷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以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过矣。而期之三年，似太迫蹙。
为今之计，豪强卒难禁止，惟有限田之法可以制之。酌古准今，宜为定制。每一家无论门阀贵贱，人口多寡，并以田十顷为则。有十顷以上至于千顷者，听令分析，或与兄弟子侄姻党，或立契典卖外人，但存十顷而止。或败亡而所存不及十顷者，亦听。十顷以下至于一亩者，许令增买，亦至十顷而止。宽以五年为限。如过限不依制而田富如故者，除十顷外，并没入官。然官不归于公，仍将没官田召卖与贫民，所得田价，一半输官，一半给主，彼富者亦甘心而无辞。不出十数年，而豪强不治而自无矣。此法不惊民，不动，不用井田之制，而获井田之利，使周公复生，亦何以易此哉？然寺观布满天下，田业过于巨室，卒未能如会昌之并省废毁。而僧道恃无差发，因而广置田宅，侵夺民役，为祸不小。亦宜立限，分为三等：大寺观不得过十顷，中止五顷，下存二顷。有过制者，依上没官，亦足以少抑僧道之僭踰也。良法美意，无加于此。以数千年未全之规，一旦复见于今日，岂非超古之事业，太平之盛观欤？惟左右之臣如丁傅等，恐妨于己，百端阻挡，有不得行焉！必须断以之，不间于谗，执而守之，克底于终，而后有所成也。惟圣朝其嘉纳焉！(录自《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八)
论阅武状
取兵于民，最为近古，计户签军，乃国家之良法。亡宋弛于军政，用钱雇军，以有限之国储，供无穷之战役，遂至兵尽国亡而不可救，此可鉴之覆辙也。
国家自车书大同之后，诚偃武修文之时，既未尚文，又不事武，文武两失，非计之得也。夫治不可持，安不可偷，天命靡常，难保其长如一日。庙堂之上，习于安娱。辕门之中，恬于豢养。兵不知律，将不知兵，国不知将。一旦走檄传警，以弱将冗兵投之敌前，小出则小挫，大举则大北，何异驱市人而置之死地耶？
昔之为元帅，为万户，为千户镇抚者，皆是披荆棘，冒矢石，身经百战，万死一生，然后报之以此职名也。今子弟承荫，不为降资，是不忘其父而惠及其子，固见朝廷之厚德。然承荫者，例皆弱冠乳臭之子，着衣吃饭之外，他无能焉。忝赖世资，骤膺异擢，若再有军功，则以何爵赏之？夫兵，凶器也；夫战，危地也，岂可使不历事之小儿以当一面之重任哉？兼向出于海放者，今皆无军可管，虚担宣敕牌面，子弟亦复承袭，尤为冗滥，可尽减并也。军人自混一以来，久不知兵。昔之善战者，壮而老，老而死，所余今无几矣。都城之下，禁卫军卒，每岁雇替应役，来往，互换代名，甫谙兵事，又复还家，尽皆游惰之夫，岂识战为何事？外路镇守者，不闻兵革，不习骑射，升斗之粮，不了供应，汲汲焉买卖为生，为糊口赡家之计。各处军官头目，不思分镇军户及国家之士卒，而以该管军人为梯己之丁夫，或令报役私门，或遣营运远方，上失备御之谋，下夺农商之利，虽名为军，实与百姓等耳。似此之徒，使之临敌制胜，惟有束手就擒，虽千百不足以当一二也。
昔唐太宗引诸卫将卒习射于庭，谕之曰：「边境少安则逸游忘战，是以寇来莫之能御。今不使汝等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闲则为汝师，寇来则为汝将。」于是人思自励，数年之间，悉为精锐。夫穿筑之事，自有民役。唐立租庸调法，每丁岁役二旬者，谓此耳。今后军官子孙宜择有器识才力者，比民官承荫之例稍优一等，待其久习战事，显立军功，然后复之以祖父之职。军户宜点其丁壮强悍者，永当官身，勿令交换，朝夕训习骑射，优其衣粮，更立赏格，以激励之。夫将不在多，兵不在。若训练之精，搜阅之勤，将为勇将，兵皆胜兵，孰有当其锋者？此事似缓而实急，长计远虑者所宜究心也。(录自《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八)
论马政状
古今立国，未尝怠于马政，盖以边庭守战之备，马不可缺，而车辇出入，百官拥从，及檄书交驰，邮传迭发，尤不可一日无也。
国朝开基以来，以牧放为俗，羊马之群，遍满谷野，生长草地，不假喂饲之劳，随意所用，如取中，是以出兵行师，所向无前，皆资马之力也。近年偃武之余，用马日少，故于马政不复介心。古者给价换马，已非长策，今乃刷马民间，尤为弊政。且南北之风土不同，生长于南者，则不禁其冷；生长于北者，则不禁其热，随其土产之宜而用之可也。若刷东南之马，以供西北之用，则立见其死亡耳。又兼牧于野者，安于水草，习于驰骤，以之临敌，易于鞭策。蓄于私家者，饱以刍豆，勤于剪拂，一旦置之荒郊，便已瘦弱无力，当矢石之冲，何济于用？朝廷失于计划，苟且目前，不循广马之成规，而行刷马之下策，虽曰和买，何异白夺？且刷马之政，出于亡金。其时邻敌交攻，疆土滋削，未免刷之民间，以应一时之急耳。堂堂天朝，不宜蹈袭亡国之遗辙也。兼刷至之马，实无所用，而民间之怨，皆归于国，甚非经久之计。今民间皆畏惮，不敢养马，延以岁月，民马已稀。万一国家急欲用马，何从而得？宜及闲暇，早为之谋可也。
唐初得牝马三千匹，徙之陇右，命张万岁掌之，蕃息至七十万匹，分为八坊四十八监，各置使以领之。是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及玄宗以王毛仲为内外闲使，东封之日，有马四十三万匹，牛羊称是，此已然之明效也。今国家之地，数倍于唐，水草美处，尽在版图之中。择宜牧之地，各设牧马监官，给牝马，选用能吏，使专牧马之权，重之以职任，优之以俸禄，责之以成效，不十数年，马不可胜用矣。
向来家自为牧，衣食之资皆仰于此，取其余而用之，犹且不竭。今以全盛之国，又助之以官府之力，因其旧俗而行之，亦甚易事。何必以刷马为政，徒结怨于民间也。(录自《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八)
因地震论治道疏 【篇名系编者所加。】
近睹朝廷庶政更新，广开言路，愚尝采摭二十余事，陈之省台，自谓言当乎理，事当乎情，可以少裨圣政之万一。而乃视为迂疏不切之论，为泛常虚调之行，外示容纳，内怀猜疑，展转数月，竟成文具。古人谓忠言逆耳，夜光按剑，良有以也。苟禄素餐，固可蒙蔽，皇天后土，岂堪厚诬？未几，八月初六之夕，京师地震者三，市庶恟恟，莫知所为。越信宿，而卫辉、太原、平阳等处，驰驿报闻者接踵，虽震有轻重，而同出一时。人民房舍十损八九，震而且陷，前所罕闻，迄今动摇，势犹未止，亦可谓大异矣。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变迭出，而地震者纔五。国家自十数年来，凡三见之。以今考古，未有若此之数数也。汉哀帝初，水出地震，李寻对曰：「四方中央，连国历州俱动者，其异最大。关东数震，未为大逆。近者之震，连西北数千百里，而东南亦皆摇撼。以古证今，未见若此之广且甚也，安得不谓之大异乎？」庙堂之上，谓宜朝不暇食，夕不安寝，思所以更弦易辙，为修禳息变之策，方且恬然自安，不以经意，何异乎依危幕而不知惧，履春冰而不自觉，世无是理也。必明其致震之因，而求其安震之道，则庶乎其可矣。
夫地道柔而静，无故而动，以为地之变，殊不知地无附丽，实依天之中，地亦气中之一物耳。先贤谓天形如子，天其壳也，地其黄也，日月星辰，黄外之白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故天圆而独运于两间，一气周流，循环无已，则地得以遂其资生之性。若天运有一息之间断，而地不能自存矣。故其变也，为震，为裂，为崩陷，为水潦，为草木枯伤，皆由此也。如人之一身，一日一万三千五百息，周而复始，若一息不顺，则肉月闰肤蠕，壅而为痈疽，逆而为症瘕。故曰：阳用其精，阴用其形。精损则形伤，盖必然之理。天为干为阳，君道也。地为阴为坤，臣道也。天运愆忒，故地道失常。验之于人，则知臣职之不举，亦由乎君德运量之未至也。《传》曰：「天气下降，地气上腾，二气交而成泰，一有不交，则变而为否。」
窃闻古者人君每日视朝，不遑宁处，故欲上意下达，下情上通，故能致天下于泰和之域。又闻古者凡遇异，必诏求直言极谏，冀有以补时政之不逮，达民隐之未知，故能感格天地，转祸为祥。今得奏之臣有限，而奏事之日甚稀。忧爱之忠虽至，而九重之邃不闻，君臣隔塞，情愫莫抒，是犹天地之气不交，安得不反泰而否乎？然则胡为天不示变，而独见之地震者？良由群臣不能顺承天地，下遂万物之情，故变见乎地，以深儆之，固已明矣。何以言之？尝观《汉史》，翼奉之言曰：「地变为阴气太盛，宜疏后党，亲同姓，出后宫，损阴气。」李寻之言曰：「地震有上中下。上位应妃后，中位应大臣，下位应庶民，宜弱外戚，强本朝，崇阳抑阴，以救其咎。」或以言游畋土木，或以言宦臣嬖幸，或以言小人党盛，各因其时弊而指斥之耳。
以今日之人事观之，阃仪严肃，女谒不行。如吕、韦之专，赵、杨之宠，无有也。后宫列陈，名不盈数，如三千一万之充满，无有也。秉国钧者皆色目、汉儿，未尝一官任舅后之族，如吕、霍、上官之僭奢，无有也。敷奏出纳，非省台不得与闻，未尝一事出阉官之口，如恭、显、鱼、程之专擅，无有也。春秋出畋，循行故典，宫墙殿宇，一安旧规，如阿房复阁之兴，楼船锦缆之侈，无有也。然则致是变也，既皆非此之故，则当归之执政大臣矣。
今大小政事，总于都省。有奏皆准，无言不行。意欲若此，君亦从其若此；意欲如彼，君亦从其如彼。不闻天子以己意强用一官，夺行一事，则官之不职，事之不举，是谁之过欤？不闻天子以私欲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则仁心之未被，德政之未敷，是谁之过欤？为执政大臣者，乌得以辞其咎哉？既得君，又得时，又得可为之权，亦可以有为矣。使不可为，则诿曰非我之过；使得为之，而安于不肯为，愚不知其何心？且近来朝廷所行，其忤天意咈人心者，殆非一端。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使能取弊政一整而新之，民心既顺，安知天意之不回乎？如：
直言所当求也。近虽容受陈言，可即行之，否即舍之，而乃反复议拟，动经旬月。议以为非，已同故纸；议以为是，亦成虚文；非时政之弊乎？
贤才所当进也。未闻朝廷因一言而知一人，由一能而擢一职，若非书尺转送，必须势援梯引，次则贽礼先容，贿赂取悦。舍此之外，不能无因而至前也。近闻廉察交章以荐者不少，使果贤也，既不任之风宪，亦宜陛之民职。省资台呈而至者亦多，使果有治效也，既不加以资品，亦宜赐之褒奖。今保在台者已成子虚，呈到省者亦化为乌有，非时政之弊乎？
选法所当清也。近吏曹铨拟，纵私逾甚；集贤翰林，乱保滋多。待除求进之人，接袂摩肩。不平之鸣，溢于闾巷。选法紊坏，日甚一日，非时政之弊乎？
官冗吏繁，所当减并也。近闻置局商度当否，犹豫半岁，竟已寂然。夫添一官，则为民增一害；省一职，则为民去一蠹。此理甚明，其事甚易，合存则存，合革则革，立谈可，正不用如此狐疑也，非近事之失乎？
刑赏所当明也。近闻采访使巡行各道，所断官吏，皆绝知识、失计置之徒。若稍有智力者，已望风先为逸罪之谋矣。潜形掩寇，必无逃理，建鼓求亡，谁不趋避？中以私情，纵放侥幸，脱免者何可胜数？大奸巨蠹，未尝少惩，兼巡历之广，阅人之多，岂非出类拔萃者，亦不闻荐一贤，为国家深长计。以言乎刑则未公，以言乎赏则未见，非近事之失乎？
俸禄所当均也。近增官吏俸米，通支粮二十八万余石。外任分给公田，多归于具员冗职；实勤王事，则不免乎号寒啼饥。内任虽曳紫悬金，立可企斯，而买桂炊玉，居甚不易。纵益之以升斗之粮，莫能禁其寻尺之枉，徒多费太仓之粟，实未得均禄之道，非近事之失乎？
怯薛所当裁减也。近奏准分拣，中外忻快，而各官掩护，力寝其行。良家有才无力之士，反不见取，军站杂色无赖之流，则当直自若，非近事之失乎？
奔竞所当息也。今求仕必须亲身，陛等必待营干，若朝市之近，山林之远，有闭户读书绝迹权门者，无得官之理，又非时政之弊乎？
法律所当定也。窃闻都城内外，近闻亦有强盗夜劫之风。且闻临清以东，河西以北，私酝私牛，狼籍官道，藐视官府，若无所禁，虽都下正自不少，外路概亦可知，是人心全无忌惮也，又非时政之弊乎？
风俗所当正也。京阙之地，教化所先，淫风大行，灭弃廉。南北之民，相习为薄，鬻妇贩子，绝恩离情。今天下皆急私而慢公，先利而后义，所关甚不小也，又非时政之弊乎？
物价所当平也。近来钞价贱，物价踊，昔值一钱者，今值一贯，物值钱而钞不值钱。若不改易钞法，增造铜钱，则民生之危蹙殆未已也，又非时政之弊乎？
学校所当崇也，而视为不急之务。往往求进者因朝廷不以为重，多不揆己而妄求，而朝廷亦以为轻，故不择人而准保。非惟主领失人，学校虚设，而选法之坏，士风之薄，亦职此之故，又非时政之弊乎？
备荒所当急也。近省部议行赈济，标散户帖，每石六贯五佰，放籴官米，每石一十六贯。百姓均为皇帝之子，而限以有无户帖之分；米粮均为皇家之公储，而自为高下价钞之异。如今年阙食，止数处耳，未足以言荒也。或有甚于此，更值连岁之歉，出有限之见管，应未已之长饥，将何以救之？每年海道运粮，幸赖洪休，安然得济。或遇不测之风涛，一岁所仰，没为泥沙，将何以继之？修举储蓄之条，置立义仓之策，执政者何不究心乎？
僧道当所抑也。而红帽黄冠，骈阗巷陌，二司头目，分布郡县。朝廷上下，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而官府士民，嫉之如仇雠，恶之如蟊贼。使能祈请而获福，禳度而免祸，必无地震之变矣。其为虚妄，显然可知。今一番异，则一番好事，异愈甚，而好事愈广。岂天地示儆之至，专为僧道布施之阶，执政者何不深省乎？贡举所当行也。虽尝形于诏书，终然付之埋没。今合朝官职，尽属吏员，其进身也，既不出于文学，亦不由于选举。问其吏，则不知民间疾苦；问其儒，则不通文理句读。十数年后，儒之类灭，欲求识一丁字者，亦无之矣。虽未至焚书坑儒，而不焚之焚，不坑之坑，其祸尤烈于昔。此事大有关于理乱之故，执政者何不垂鉴乎？
武备所当修也。今将帅重臣，皆承荫子弟，不经兵事之少年。军卒战士，乃互换替名，不习骑射之惰夫。一旦警生意外，驱弱将冗兵投之敌前，其为国家大计甚可忧也，执政者何无远虑乎？
赋役所当平也。如军站，既已出力当官，每岁租入，仅了支持。而匠户之贫窭尤甚，岂堪重并当差，饮恨吞声，有言莫诉。如儒户，虽无效劳，实关国体。《传》曰：「土之美者善养禾；君之明者善养士。」今儒人之二税既输，初无损于公上，但与除免杂泛差役，少安其心，庶见朝廷乐育人材之意可也。如僧道户计，隐占过半，仍复全免，深为不均。此事尤切于民，执政者何不动念乎？
民瘼所当瘳也。近年以来，存恤之诏屡颁，而举目乏雍熙之和；苛虐之政罕有，而比屋交愁怨之声，亦当思其所以然之故矣。今闾阎之下，田里之中，冤民抑事，丛如猬毛，虽罄南山之竹，莫能枚举而条陈。然疏远琐碎之务，安得一一上烦朝廷？而朝廷亦无以尽知之。故汉相平、勃于狱钱谷几何之问，而谢曰不知。蜀相亮罚二十以上皆身亲之，失于太察，盖谓其各有司存也。使路府州县牧民之官，任得其人，各尽所职，则凡可便益于民间者，自能尽举。若任非其人，纵其残暴，虽日严禁治之章，家至而户晓，亦无救于百姓也。故曰安民无他道，在乎知人而已。任贤去邪一事，尤为庙堂之急先务，执政者岂可尚付之悠悠乎？
凡此者皆致变之因也。究其所因而求其安变之道，亦无出于此。朝廷一举一动之间，神明在上，昭不可欺。能尽目前当行之事，则无远不通，无幽不格矣。昔陶侃谓禹惜寸阴，常人当惜分阴。今观大臣群僚，皆持禄顾望，相与依违。堂食既升，一日又了，务为浅者近者，不求其远者大者。暖衣饱食，乐以忘忧，不思在下之穷人饥寒所迫，度日如年，甚非易过也。近朝廷完议一事，至数月不得施行。终岁之间，宁堪几议？虽以司县不能为理，而谓负天下之寄可如是乎？万机之辐凑，如水之趋海焉。巨川三百，支流三千。奔忙杂沓，莫之能御。日夜泄之以尾闾，犹惧不蔇，乃欲持瓢抱瓮，区区以升斗计之，其不泛滥于中土者几希。休运难逢，良辰岂再？异至不应，将随之。失今不图，则后祸未可知也。常人之言曰：「地变因于天运，天子宜减膳撤乐。」今吾君之服御供馔，务从俭朴，虽大禹之恶衣菲食不是过；乐人如林，非大朝觐，而音律不入于耳。愚以为膳不必减也，乐不必撤也，但使通下情，责实效，内修己德，上应天心，则天地之气交，而万物咸通矣。常人之言曰：「地变应乎中位，大臣宜避位辞禄。」今都堂一新，隆膺委任，正是协赞扶危、鞠躬致命之时，当思体坤以承干，灭凶而致吉。愚以为位不必避也，禄不必辞也。但使庶事毕张，群贤咸集，百司尽职，万姓全生，凡可以竭臣道之当为者，无所不至，则妖沴自消，休祥自降，德合无疆，乃终有庆矣。
常人之言又曰：「凡变异之来，宜布新颁赦，减税放租，以安人心，以答天谴。」斯言无稽，必不可信。《传》曰：「无赦之国，其刑必平。」故诸葛孔明之治蜀，绝口不言赦，而国以大治。若肆赦之频，徒以长奸贪，资盗贼，初无利于君子也。奸贪盗贼，乃覆载之所不容，因变而复赦之，宁不重神人之怒乎？《书》曰：「怀保小民。」又曰：「以小民受天永命。」盖天意所属，惟在小民。若减放之多，徒以继富，初无利于小民也。彼终岁勤动，仅食其力，户无税而官无租，纵除免天下十年之粮，而小民亦不沾分毫之赐。富豪乱，乃幽明之所同忿，因变而附益之，又非以重神人之怒乎？为此谋者，实无补于时政之阙失，是犹田舍翁适遭患难横逆，不知自返，遽修因果，以为禳徼福之计，亦愚甚矣。伏惟圣君贤相其拒之绝之。
介夫久随禁值，愧乏才资，厕名学官，粗偿书债，而拳拳愚忠，不忍目中之无人，遂吐平生之耿耿者。既揆情无所觊望，故出辞不避掁触。比见陈言不为少矣，立奇者则不切时务，希赏者则专尚贡谀，取合者则兴利以啖国，欲求其议论正大，识见高明，达变通时之士，盖十无一二也。昔人有言：「忠臣不顺时而取宠，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愚虽未能自附于忠臣烈士之目，而夙昔所期，不肯多让。自度所言，诚有足采，不惧斧钺，再干天听。如以为可，则见之施行。国家幸甚，生民幸甚。(录自《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