弢园随笔

    《弢园随笔》一册，史念祖撰。其门人周肇祥为之梓行，跋云：“右《弢园随笔》一卷，先师江都史绳之先生遗著也。先生所为诗词，骈散文已先后刊行，独《随笔》不轻示人，先生昔语肇祥身后为刊之。今先生殁将十年，惧久而散失，函其家，因索得所存各条，皆先生手自删定，莫不言精而旨粹。先生之立身守道，与夫战功治行，略见于此。犹记清光绪甲辰、乙巳间，先生以老成硕望，奉旨帮办奉天赈抚，兼督办财政局，肇祥居补庵（按：赵尔巽</a>别号）制府幕，并任财政局税务主稿。僚属中肇祥年最少，秩最卑，气最盛，于兴革利病，辄多所指陈，甚或与先生抗争不少让，先生虚怀听纳，或竟舍己见以从。尝与涕泣论天下事，而痛清之必亡，自恨年老无能为，以远大相期许。先生学赅内外，笃信空宗，每谓生死事大，无常迅速，人身难得，不过可错过。导以读楞严持净土，屡有所开示。肇祥之得发三藐三菩提心者，实先生之赐。悲夫，士生斯世，感恩易而知己难，先生于肇祥，诚可谓知己。至于指迷途出火宅，恩义深重，等于出生，则迥非世俗所谓感恩云者。其种因不知在几千万劫以前，而结果又不知在几千万劫以后，遇合之数非偶然也。先生于《清史》例得立传。补庵馆长以为知先生莫肇祥若，命撰传，凡三千言。今践夙诺，将《随笔》付梓，以广其传。肇祥时命不偶，无足以副先生之期许，然先生身后事，则已了然无复挂漏，肇祥亦可无憾矣。谨薰沐稽首而为之跋，中华建国之六年丁巳十有二月，弟子周肇祥。 ”其笃于师门，可以概见，而此书饶意致，富史料，亦甚有可传之价值。


    史氏咸同间佐英翰治军，以功擢任司道，洊跻封疆，书中所记关于军事者颇多。如记军律云：“余擢统领，年才二十一，诸将皆长于余。时适出师豫鄂，首集诸将戒之曰：‘军营恶习莫过扣饷，恶孽莫过淫掳。余自营哨官以来，曾誓神不扣一空名，久为诸军所共知，亦所窃笑。今与众约，统领断不提一名空饷。各营有缺数，统领执法，亦毋怨。又余历观皖中军律，掳虽不敢，淫则未尽绝也。欲除此孽，须自贵者始。今与众约，我最少且未娶，请誓神明：凡攻克城寨，余于妇女少一流盼动念，神请殛之。营官将弁，倘有沾染，或藉词收幼女作婢等等，犯则立参。平时作狎邪游，察出立撤。兵丁平时犯淫插耳箭，行军时无论和强皆立斩。’至是余每攻破营寨，遇妇女麇聚处，辄闭目坐马上，竟无一卒敢有所干犯。嗣兼统方宇新军卓胜等军，英果敏奏派营务处，凡皖将之素称难驭及资深爵高者，亦罔不就范，甚矣正身之效百倍于语言条告也。犹忆果敏有亲军千人，皆死士。果敏素善抚士卒，以其善战尤溺遇之，而骄悍犯科，日益横暴。果敏每怒极，辄扬言曰：‘行将以若等归史六兼统矣。 ’得是一言必敛迹十余日，然亦终不忍真有是举也。黑石渡之役，受降粤匪男女十四万，以僧王疑其数过众不实，必欲按名过点，于是沿山遍谷数十处分发护照，凡同籍者或百余一照，或千余人一照，事既极琐，弹压尤难。余时奉僧王饬都护各降军，凡乘机淫掳者日有斩戮，势犹不止。一日，果敏将之三十里外朗斋（按：张曜字也）营议事，约晨往晡返，勉将亲军交余兼统，且面饬营哨官今日务安静，其意亦知此军素不安静也。日落果敏返，军事略叙，亟问曰：‘我亲军安静否？’余从容对曰：‘尚未大扰，仅小有强夺，斩八人耳。首级在阶下，公可令营官认辨除名，余未暇细诘姓氏也。’果敏色变，下阶流泪，痛责营官不约束，致我死士干法。至是亲军气夺，不敢大肆。”其自道如是，固可反映其时军纪情状，亦史料之一。


    盖咸同军兴，卒能戡定大乱，有清有中兴之目，将帅之功，固属甚伟，而官军纪律因仍夙弊，实亦未能尽肃，统军者之贤否所关自甚巨也。


    《雉河集解围纪略》一篇，写得最为有声有色。据云：“同治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僧王战殁曹州。……六月初，侦贼将回雉河集老巢。雉河集者，蒙亳之交一市镇，约四五百户耳，后改县治，其即今涡阳县也。捻贼渠魁悉产颍寿蒙亳，以故沿涡淮数百里皆贼窟。雉河集又为其盟主张乐行故里，贼尤视为必争之地。时英果敏以皖藩奉旨总统山、英、强、方四军及马队千人，驻镇雉河集。……探贼已入界，前后三路，号称百万，实约三十余万。……（按：中叙战状，互有胜负，而损失颇多，众寡不敌。）大势已去，不可复战矣。明日（按：六月十九日也），贼进河西，遥立一百二十余垒，恃其众，不欲迫我也。又一日上下游分造浮桥，进窥河东，连营亦百余座，而围将合。是时盐犹可入，文书可出。不一日而长城筑，长城三匝成，而偃月营又加矣。偃月者，古有其名，莫知其式，自苗沛霖用以围蒙城，咸诧其巧，余视之乃知为偃月。其法就长城作一面如弓之弦，再筑弓背以合之，乃成月形，每营相距以二十步为准，用兵可省方营什之七，而长城不守自守也。至是而围真合矣，文报断矣，城中人心益惶惶矣。果敏日夕忧叹，誓必死，先遣勇士持家书、玉玦颍州别父母，又思击其浮桥，使东西隔绝，然后与之背城决死战。祷雨乞长河水，果大雨，而河水日涸，舟师胶焉，大骇，莫测其故。后此十一年晤朗斋始悟，盖彼时屯军亳州，壅水便粮运，岂知雉河默受其祸哉。


    贼围既密，日出数十骑营外嬉骂，略谓围合援绝，城中旦暮皆饿殍，我不与死人斗，但预备禽老英耳。果敏愤恚极，日思仰药伏剑，幸防之严，刻不令独处，然余心颇惴惴焉。一日方午，张敬云部郎与果敏小院闲话，余适至，果敏叹曰：‘僧王萃东豫皖三省之精，一旦摧之。


    今日各省援绝，固由诸军震于王之阵殁，亦本无强援可望矣。雉河虽非名城，顾我既以重兵守，一朝失之，淮南北大局尚堪设想耶？虽然，稗官说部遇奇难往往获奇策，今岂竟束手耶？’语至此，张忽大言曰：‘史六饶有解围策，公不能用，但日觅死奚益？’果敏大惊曰：‘弟于我如一人，军中巨细罔不由弟，何至大计不我告？’余曰：‘知必不能用耳。’果敏急起，自闭门，且曰：‘弟计必奇，速言之。’余曰：‘贼以三十万众围孤营，不分兵取寿颍徇淮南，独蹈苗围蒙城故辙，直下策也。如雉河者，只用二万人围三面，留粮道，以驻守之，使走则不敢，战则不奋，乃真坐毙矣。今贼贪逸，以为可卧而虏我，倘得一旅自外来，军不必精，惟用作线，内以八千死士夹击，此笨贼破之必矣。今日可独当战守者，惟我与公耳。两虎困一穴，毋怪猎人之瞰，户以外援绝，可分我以自援。自援之法，公出而我守，公出则宿蒙之民团可集，康锦文之军不敢不会；我守则贼无所挟而气夺，兵知有援而气壮。自古行大计者贵勇断，一疑豫非英雄矣。’果敏默听久之，叹曰：‘我朝行夕溃耳，诚知弟不畏死，弟与兄谁守？’余曰：‘无论营务权久属我，公谓诸将有梗，我能尽歼之乎？’果敏曰：‘能。’曰：‘然则余平时抚循诸军，士卒几各忘其将，公所知也。今日实言，虽公之尊，士卒亲公不如亲我，兵心属，他何足言。公此时岂犹有所爱虑死于我耶？’果敏笑，顾张曰：‘我纵欲出，奈长围三匝何？’余曰：‘有路。苟无路，半日呓语也。’因低声曰：‘公晨登台，不见西山下小箭沟乎？再迟加小垒，则生机绝矣。’果敏凝想，拍几大悟曰：‘弟诚奇才也！’初，城中建三层台，果敏时登以料〔瞭〕敌，诸将咸指挥议论。余见山下有深涧可绕通山后，下流涓涓，计水不深，长城筑至此中断。余默识之不敢声，至是始言之。张亦豁然，叹曰：‘甚矣用兵之难也，贼徒三十万败此一罅矣。’余曰：‘虽然，部署正繁也。公先留一手札，略言自出调援兵，饬诸军归营务处总统，违者死。再一札以张为</a>亲军统领，不可使丁吏知，用图章印泥倒醮于印可也。公乘何马？’果敏曰：‘我亦思之，今当穿沟跳涧，非弟之小黄马不可，特何以对弟？’张曰：‘马小如驴，公体重而多所挟，能任乎？’余曰：‘惟其小，故战阵不招枪不属目，而又善超越，是以足奇，否则公厩良骥宁少耶？公宜一更出令巡营，随从不宜多，只小童江春儿戈什六七人，余预令马军挑八十精骑河西营畔听调。公三更至，可率之即行。公马上应怀印，携洋枪，握短刀，带碎银四百两。’张问此何为，余曰：‘四更计可出险，然度高炉、西阳等集，天当大明，仍在贼境，倘追兵迫，急抛碎锭以饵之，数骑必可脱也。今夜口号已传西林二字，毋使呼帅。 ’果敏曰：‘弟为我虑极周。天明不知弟将若何？’余曰：‘我无事，惟院中伏死士四十，门外枪队四十，天明集诸将宣公遗札而已。惟私计山军我自将，方军属我，马军我旧部，亲军新将为张兄，所不可知者强字一军耳。程素机警，且其兵多营于外，似当无烦戈矛也。’日晡部署备，坐以待时，果敏曰：‘我甚恐。四月朔日之梦，弟忆之乎？’余曰：‘妖梦难凭。’张问所以，果敏告之曰：‘初梦独立于大屋三间，东间先倾，西间继之，即走出院，回顾中间亦倾，惊而醒。今山军败，英军溃，强军为吾旧统应中间，非一出即倾耶？’余曰：‘就以梦论，既回顾，是公出无害矣。公苟出，大局之幸，他何必顾。 ’果敏默然，起携余手，偕张入卧室，再拜而泣曰：‘弟以计出我，天日上鉴，弟死我决不独生。城中粮尚支几日？’余曰：‘军粮七八日，以法均之，军民勉可二十日。 ’曰：‘即请以二十日为约，约内溃，弟之过；二十日兄不到，兄之罪。 ’余遂送其上马，嘱曰：‘苟得军，战勿激。’于是余与张亦分道巡城，五更不闻贼营有声，知已济。黎明以八十人守门，集诸将于果敏寓，程文炳先问：‘帅未起耶？’余笑曰：‘毋问帅，帅且抵蒙城。’程大惊起立曰：‘公竟擅使帅出耶？‘余曰：‘毋多言，现有札在，吾为公等宣之。’宣讫，四座无言。少间，程曰：‘帅出亦好，特长围不易越，须出万全</a>，且何不谋我？’余曰：‘万全我不知，惟帅竟安然越矣。至不谋公者，正恐顷之大惊误事耳。’张乃扬言曰：‘大军在围，不可一日无主，公等有言速赐教。’于是诸将皆拜，余答拜。因发令均粮，凡城中民粮举纳公仓，计人授五合，与兵同，小口半之，造户丁册，一日一领，军中二十日内毋得杀马。令河东西诸军，日必出数百人列营外，候余亲至，伺便挑战，战不必大，期日必一胜。盖军气挫久矣，非逐渐振之不可大用。自是日日获小胜即止，贼知果敏出，亦加营深垒，不值一哂矣。果敏之出也，一日夜抵宿州境，宿人受恩深，素为用，闻其突围，不约而至者万馀人。


    筹军粮，调蒙城军火，延八日始克进攻西阳集。康锦文军亦来会，攻七日不能下。果敏几二日不食，亲督战，大哭于阵曰：‘前途尚有高炉，今一集不得下，何生为？’万众为之感动。


    康故受果敏知，又虑其自尽，遂亲率诸将，各持一束稭当先，顷刻攻破，果敏为之进餐。留宿团二千人守之，又别营十二垒于沿河通蒙城，自以康军进攻高炉。贼知我利急战，三日不出，我军迫而攻之，每一进一退，所伤实多。果敏谓康曰：‘事至此，成败间不容发，惟昼夜攻之，勿退勿息。’就濠外筑二台，高与城等，临以火器，俾下得尽力掘其墙。是时雉河城中亦昼夜闻枪炮声。余恐贼掣重兵往援，遂逐日四出攻其长城。又二日，瞭望高炉一带火起，知集已破。又一日，枪声近，知与援贼战矣，下令城中居民尽登埤，抽城营各精军四千人，备门扉椽板等物以待，明日巳正，果见援军旗。余急督诸将，分两路夹击填濠，军心困激久，各舍死进。长城既破，犹大战一时许。午刻河东西贼尽走奔太和，于是围解。未刻果敏入城，执余手，遽拜于地曰：‘迟二日期，苦吾弟矣。’余亦悲喜交集，莫知所对。知余粗粝不饱，亟制酒馔，痛饮不啖。果敏谓余曰：‘贼走甚迫且乱，明早宜疾追之，可逼出皖境，勿令得喘息，又难制已，弟能以五千人追之乎？’余曰：‘痢疾四年未愈，近因二十二日身不著床寐，痢更剧，守埤本可轮卧，以公出之次夜，有伏女墙睡者，余怒手斩之，嗣甚悔，誓不床眠，每乏极，略闭目一二刻即自惊矣。此乌可再纵巨寇？’果敏凝想曰：‘弟再苦一日，抵太和则大事定，务勉一行。我恐其反斗不易当也’。于是议发禀报捷。初，果敏出围，有禀上曾相，得批大惊，因加诮让，谓自古无大将潜逃偏裨能守者，拟劾之。盖雉河如失，乔帅议弃寿州并曾相军守淮南矣。未几见围解且逐贼，全省肃清，转叹果敏知人，亟檄余往见，故有临淮之行，此后事也。次日黎明余整队将行，果敏送余，又拜于地。余大惊问故，乃索其家书。先是，果敏出围之次日，有壮士二人，为果敏封翁福公隆阿募递书。书至，余与张同观，大略言：‘启儿平时信史六如神，谓在皖鄂多奇功，我久疑之。尝闻黄秉忠、边小园等言其人狠鸷，现当生死危急，务宜防范，恐其自谋弃吾儿也。’余阅毕，纳诸袋中，久忘之矣。至是还果敏，果敏终惭怍曰：‘弟数数与我共险，今挺身代我死，乃谗者谮父反言之，令我立无地。’余笑曰：‘论大伯之疑我非一日，公忘攻麻城时两书耶？弟虽不肖，然此益征公之专且明耳，何足为惭？’后余到颍，福翁见而自挝，极道惭悔，且曰：‘足下无怪，老夫向以启儿誉佩过甚、信用过专，实先疑诧，非尽坐谗人。今举家拜生全德，直老耄瞎眼，愿视吾儿勿介怀。’此亦后事也。余追贼二日，即抵太和之界首集，仓卒莫克裹粮，沿途或拾贼遗，或食田中倭瓜，幸未令贼喘息，三日出境，于是全省肃清。按：雉河之役，在围者有朱观察一峰，乔鹤帅委办城工者，其果敏幕府，则同知张敬堂，营务处委员，则新投效同知任畹香典史、乔子峰县丞金少甫也，合并及焉。又雉河解围，始终不见外军，乃近阅《平捻纪略》，谓有淮军周盛波。噫，是役也，不佞忝主其事，虽在围昏瞀，亦何致有军不知哉？周盛波者，后三月余与之同入豫境，因攻圩同获谴，始识面，或雉河解围余追贼行后即到耶？不得而知矣。总之，解围攻在康军，不敢不辨。”写来兴会淋漓，不特史迹攸资，且可作小说读，以其绚烂动人也。


    《生擒李允安徽肃清纪略》云：“同治丁卯冬，捻匪李允等窜渡淮安六塘河，骤入皖境。


    初，英西林中丞以皖师驻江苏宿迁县，会东豫诸帅，分认地段，困贼于山东境。七月贼势益促，中丞以部署既定，留诸军扼守，偕念祖回颍州。旋丁封翁忧，得旨藩司护印，一切军务仍责成督办，缺固未开也。十二月中旬得报，贼于漕督界内六塘河溃围，直奔安徽凤庐一带。


    中丞时在苫块，急谋念祖曰：‘皖军尽暴于外，千里无一卒，今贼斜刺入，必趋凤庐，诸军返救，尽在后矣。’时念已久卸兵柄，但充当〔营〕务处，因曰：‘公宜急据寿州，念愿星夜趋凤阳。公即奏请，凡诸军回皖者，无后先均归念总统，当必有一二旅先回可调拨者。’议定，索契箭一，立率十余骑行。是夜度颍上，明日过寿州，沿途无闻见。二更抵凤阳，时郡守为李捷峰，城不开，示以契箭，仍不开，心急如火，绕城走。天明入五河境，不见烽火，心稍定。忽睹路旁行人中有肩刀而上担号衣者，行甚驶，呼问谁军，以凯字营张得胜对，余曰：‘贼在何处？’曰：‘李允昨日已至五河投李世忠家，其众或散或降无能为，淮军同追而至者且数十营矣。’余思我军势孤，李世忠必以李允予淮军，若然，非皖空受其扰而彼擒渠乎？急下马，于树下出纸笔，先拟一片奏稿，又作西帅致李书，略云：‘当贼入境，已驰奏派史君总统诸军。顷知李允投足下，当又飞章入告，派史君持契箭提取，翰亲到寿州来迎。


    并陈足下忠诚素著，必能不烦兵力缚献渠魁也。一切不及公牍，史君面述，前后两折稿抄呈。’云云。一面将权宜办理及非震之以入告世忠不为我用大略，飞书寿州。诸事毕，日已午。驰抵五河，直入世忠家。世忠见余来，惊愕，邀入别室，将契箭及书面致与阅。世忠踌躇曰：‘公来稍晚，奈何？淮军到者不下四十营。昨其营务处余观察紫垣又至，坐我家逼索李允。


    皖军继张凯臣至者惟程从周第一二军，奈何！’余曰：‘此非战阵，何论多寡哉！贼入皖境，足下为皖人，与皖帅素厚，公谊私情，均当交皖。且足下独不自谋乎？昨日以李允交淮军则可，今日我至，见手书奏稿不交，是于淮未必见功，而于皖必先受祸矣。试思淮军受李允，何人出奏？而西帅咫尺寿州，倘别有所陈，足下恃谁为辨之？’世忠色动，曰：‘我固计未决，故一日来以妓酒款余紫垣及淮将于西屋。我初疑帅未必如是知之速。今思倘非事急，岂值遣公递书哉。今夜必交人。但我亦不可留，当同公之寿州。其何以备淮军，则在公之善其后矣。’余曰：‘毋忧，足下但以眷属及李允等先水道行可也。’议定，出会淮军诸将。余紫垣首问何事来？对以迎统皖军耳。少顷，皖军诸将佐程从周、张凯臣、牛慕琦、任畹芗、程希禹等亦集。余密告以帅到寿州，特奏遣余来提李允，今夜饬五河水师二更以二十艘出口听调，诸军四更尽拔，分南北岸，辎重在先，各用精卒列阵行。事虽不至用武，宜戒备也。独留凯臣一军勿动，与余紫垣烟床夜话。明旦事发，即出奏稿示之，若辈震于出奏，且帅在咫尺，必不敢擅动。且凯臣资最老，刘省三曾为其帐不卒，于淮军为有恩，再缚之以情，但得排宕两时，我去远矣。诸将喜诺，主人开筵宴客，觥筹甚乐。一更各散，余托入营先赴河干，食顷，世忠三大艘驶过，余亦登舟，顺风扬帆。黎明接帅复书，谓‘申刻抵寿，三更接途中信，当集幕僚议，五弟以为太险，翰则料其必济’云云。辰刻入城，帅迎呼曰：‘良臣解李允先到，居西院矣。’余笑曰：‘此时计凯臣当吃苦耳。’帅曰：‘此番肃清、擒渠不遗一失，弟以伪奏立奇功，我必以真奏奉酬。’明日诸军皆至，降众二千余人，分别遣留，贼首除李允请旨正法，余如牛遂等均赦之。知天明余紫垣果大惭怒，得凯臣多方喻解之，始怏怏拔队去。帅曰：‘我不忘凯臣功，当附片保之。’是役旨回，西帅得二等轻车都尉世职，念祖加恩以按察使记名，凯臣得云骑尉世职，诸将准择尤汇保，李世忠则赏荷包等件并传谕嘉奖也。


    初，世忠先入城，与帅谈已久，余不知也。次日，帅戏谓余曰：‘弟计诚奇，然只合欺武夫耳。’余干笑曰：‘兄处之当若何？独不思兵柄在我，彼有富名，而为中朝所畏。今留贼首住其家，我若猝发，淮军岂得而救哉。’帅大笑曰：‘良臣不愚，彼早窥其几矣。我顷问彼当史六到时，胡竟慷慨不再谋。彼叹曰，此事甚险，初固迟回。后见史六言婉而目光射，转念此人非余紫垣比，勿因功而获奇祸，一旦玉石俱焚，我从何辩哉。良臣不愚也。 ’”此役淮军以重兵临皖，李允若已在掌握，而史氏出奇制胜，以诈术诱胁李世忠而得之，使淮军向隅，而皖军擅其功，以得优奖，运思之巧，赴机之敏，写来极有兴趣，殆亦所谓兵不厌诈耶。当时诸军争功之状，于斯亦可略睹，淮、皖二军盖几于相哄矣。此等史料，实颇可珍。至谓李世忠皖人，稍未谛。李籍河南固始，特家于皖耳。


    咸同间之内乱，“发”（太平天国）“捻”并称，二者若即若离，未能合作。清军虽受牵制，卒先后戡平之。盖一则建号称尊，略具规模；一则纯为流寇，难就范围，性质既异，不克有统一之步调也。惟同治三年，清军已下金陵，军势方盛，捻匪独当其冲，宜以势孤而不振，乃忽甚炽。剿捻大帅威声夙著之僧格林沁，阵亡于曹州，大乱数年，震动京畿。萃诸路将帅，用百战劲旅，惨淡经营，多方苦战，至同治七年而始定，其事颇出清廷意外。故当时统兵者，自钦差大臣以次，屡奉严旨诘责。推其由来，洪氏覆灭，众无所归，乃合于捻，势遂大张，成燎原难遏之象。而据史氏所记，其间僧格林沁实尸其咎也。《受降中变纪略》云：“马永和之来降也，其时粤捻合股，众逾百万，回援伪都。其首入皖境，其尾犹在汉襄。及中途闻南京已克，大势瓦解，故其降甚迫也。僧王拟拔队出黄陂、孝感截其腰，以马降稽留三四日。适马以各股乞降书夜投果敏营，且告曰：‘我之后为某王倪矮子，倪之后为扶王陈得才，陈之后为某王蓝长春，蓝之后为某王赖文光，众各数万、十数万不等，再后则为任住〔柱〕、为张宗禹（按：张宗禹盖其本名，官书作张总愚也），皆捻党矣。公开诚受降，徐收徐遣，不六七旬可散百万豹虎而定两省之地，此岂非天数哉。’果敏大喜，置来书于怀，独以僧王多疑为虑，问：‘能缓十日乎？’马笑曰：‘彼以人心已涣，各求生路，故降。倘可缓，彼有众如此，独不能他窜乎？’念曰：‘王行</a>甚急，愿少秘，犹可为。’天明，王促果敏往议拔队，至则恩鹿圃翼长已微闻其事，觊受降可邀功获赂，于王前迫果敏出降书，王曰：‘彼众太巨，我宜亲降之。’遂不行，令果敏复书令次第来谒。自倪矮子始，倪给都司衔，予五百人。陈得才未至三十里仰药死，尽散其众。至蓝长春而局变矣。蓝广西人，固道光末初起事之党也。王一见怒曰：‘粤匪叛恶久，他省胁从姑挠法以宥之，至籍隶粤西者势在必诛，械蓝于营讯供。’斯言一出，凡广西贼一夜散走千余人。明日蓝供上，慷慨自言与洪杨同党，即斩首榜示，果敏力谏不听，于是蓝众半散半回窜，而数百里贼氛一旦复然矣。嗟乎，攻败垂成，更酿中原大劫，以致任住〔柱〕一炽于皖东豫，张宗禹、赖文光再肆于东直，波及于苏，而僧王则首受其毒于曹州，谁实使之哉！夫僧王之愎，犹不失忠，彼怀私者不几于一言丧邦乎。”


    《降马永和纪略》一篇，亦颇有致，缀录之。据云：“马永和乞降，果敏初欲少缓。俟僧王行，马单骑来，言人心已涣，迟且溃。不得已偕余与郭黄诸将至其军，宣谕准降，令各自剃发，各省同府人分集一处，候给照。午刻携马回营，遂即日受降。晚饮马于营，马欲得统领，将万人。意甫露，偶问余曰：‘阁下自杨柳湾回乎？’余曰：‘然。’曰：‘孤营陷重地，终侥幸也。’余曰：‘我自巡探，遇大敌出不意，岂好为孤注哉？特不解若等以十余万众，不战不走，率然请降，为何说耳？’马骇然曰：‘此地名黑石渡者，两山夹一沙冲，有水则狂流巨浪，无水则两岸壁削，有崤函之固，阁下不知耶？’余笑曰：‘愿闻其固。’曰：‘官军已分扼对岸矣。有紧则以马队顺沙冲直下，虽铁阵必腰截。况我师太众，非两昼夜不得尽渡，倘中崩则首尾立溃。’余顾果敏曰：‘何如？我固知彼中无人也，彼狃于流沙不能成垒，未见我后山竹营之法耳。霍六〔丘？〕无山无竹，若以竹编篱两层，中离五六尺，实以沙，其御枪炮捍铁骑与土垒何异，如是连屯五六垒，作诸军之传舍，分起开拔，无虑数十万众可从容渡也。两岸有战事，官军或迎截我前，或迫追我尾，得此沙营作中权，前后接战，都为有根。


    今已秋深，无山水，崤函之固安在哉。’马变色瞠视，击案称奇计。果敏急乱以他语，夜谓余曰：‘何与此辈谈兵？’余曰：‘彼军分心涣不虑有他，惟降将半伪王侯，马尤志大，使知才如区区，官不逾四品，众不满三千，其奢望可稍遏耳。’嗣遣降众，留千人，予马游击衔，为两营分统，帖然无言。”


    又《追降黄文诰纪略》云：“……僧王之马军自正路追至，余使迎告之曰：‘贼已降皖军矣，吾且引之谒王，他军丝毫不能凌犯。’寻晤其将都统恒龄，且告曰：‘贼尽于此，毋事再进。’众骑兵素知余军，惟目送而已。申刻同英果敏谒王于村外，跪黄于下，略询数语，顾谓余：‘彼众屯何处？’余指前山对，王立而视曰：‘不止万人。’余急曰：‘妇弱居半。’王含怒曰：‘反十余年，一朝势败投降，太便宜。’少间又曰：‘嗣后汝等勿得擅受降。’余唯而退，果敏亦携黄出。余私谓果敏曰：‘适言公闻之乎？’果敏曰：‘王虑人骄功冀赏，故作是语耳。’余曰：‘不然，我有隐忧也。王素吝保举，慎名器，每曰，臣子报国分内事，故各省客军佥畏而不爱。又尝曰，反叛罪重，不以一日乞怜赦其滔天大恶。凡此等论似正大，而实则偾国之兆也。奈何？’果敏曰：‘日内王且入鄂矣，彼绕截其腰，我厄其项，贼虽百万，可坐而降之矣。’越二日，忽有驻军不行之议，大局为之一变。噫，数矣哉。”此为关于捻乱之重要史料，深资征考者也。他书记僧格林沁事者，如薛福成</a>《庸庵文编》卷四《科尔沁忠亲王死事略》云：“……科尔沁忠亲王视师……威声赫然震中原，既而追捻寇于光黄汝邓之间。……一日王先其大军，自率亲兵数千，与贼十余万夹水而军。贼久怖追军，无所掠食，步贼足皆肿裂不能行。会薄暮，未测我军虚实，愿就抚。总兵陈国瑞为之关说，已有成言矣。


    贼先遣二渠来谒王，王见贼渠怒甚，语未半，趣命斫之。贼众大惊，皆散走，迸入山东境，王益疾追。当是时，官军与贼皆重趼羸饿，环寒暑不能休息，势助俱踣。……”盖于其致败而死之由，似亦颇咎其戮降渠。事可合看。


    至僧格林沁以洪杨起广西深憾敌之籍隶广西者，按李秀成供状有云：“自翼王出京之后，杀东北王之后，至蒙得恩手上办事，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主上信任不专，因东、北、翼三王弄怕，故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重。那时各有散意，而心各有不敢自散，因闻清朝将兵，凡拿是广西之人，斩之不赦，是以各结为团，未敢散也。若清朝早肯赦宥广西之人，解散久矣。 ”曾国藩</a>同治三年七月初七日所上贼酋分别处置粗筹善后事宜折有云：“李秀成……又力劝官兵不宜专杀两广之人，恐粤贼愈孤，逆党愈固，军事仍无了日，其言颇有可采。”一时情状，并足同览。


    史氏谓僧格林沁吝保举、慎名器，其《记军营保举》一则又有云：“咸丰中年军营保举甚重，而文员尤难，至不在事而列名者殊罕见焉。自同治甲子南京保案逾万人，风气一开，后遂不可究诘，不忍置论矣。其时惟僧王最惜名器，寻常逐北，仅予奖谕，非擒渠肃清如张乐行，苗沛霖诸役，莫克膺赏。念随征三省，宁于奏调折中极切褒誉类明保，而卒未予进一阶，营官以下可知矣。” 僧格林沁之督师，以藩王握钦符，贵倨，与共事之帅臣疆臣等（貌敬而意不然之）多不睦，观史氏所记，英翰即深以对待僧格林沁为苦也。赵国华代阎敬铭撰《丁文诚公墓志铭》有云：“有述其轶事者曰：公始至东，忠亲王方蹙淄川贼，王向见督抚两司不设坐，公至门，谓同役国家事，坐则见，不然勿通，左右大惊。王闻之，遽加礼焉。闻者称公并贤王也，其实微公无以成王之贤也。 ”（丁之官山东，由按察使始，后历布政使而至巡抚。）如所云，邸帅尊严，竟至不为督抚藩臬设座，其骄倨亦甚矣，宜和衷之难也。邓辅纶《刘武慎公年谱》卷二同治六年丁卯追叙同治二年癸亥以直隶总督临军时事云：“初，公之甫抵大沽也，即遵敕赴营接任视事。……僧邸以马队蹙贼，攻破山东冠县老巢，而各逆匪首反驱之入直，尽为直步队生得。朱登峰者，宋景诗逆党中匪目也，为直军擒获，僧军佐领持亲王令</a>汹汹来索，日三四至，直军不欲与。公曰：‘弗与则两军从此隙矣，与之便。’及解至，僧邸喜甚，问登峰孰汝获，以实对。僧邸亟遣骑校数辈速公，倾身引接，延之上座，自以手指其耳，谓公苦军事，老夫几为此物所误。公逊谢外，惟深自引咎，无他言。僧邸趣传侍郎恩承速具疏草，因坚留公会衔同拜发。有顷，送稿至，侍郎平立旁侍读，公亦离座立。良处，僧邸乃命为侍郎于榻侧设一坐。卒读，侍郎仍持草呈，公敬书奏字。临拜疏，僧邸命平设垫，掖公同行礼，再辞不获，公乃自移其垫稍后。毕，乃辞出。僧邸因自解所佩火镰小刀以赠，并遗所蓄良马四匹，然由是益畏忌公，二年十月十四日，遂有专倚南方勇丁，恐一经示弱，日久轻视北方之奏。……”僧格林沁盖待刘长佑有加礼，然其体势之尊，犹迥非并时他帅之比。（恩承时以内阁学士在僧军。曰侍郎者，或以兼礼部侍郎衔而称。）对刘虽一时似颇心折，而忮心不泯焉。其以误信人言自责，王闿运</a>《湘军志</a>》卷十四《平捻篇》言僧王左右横恣，亦可参阅。


    至当归诸军争功之状，谱中此节，与史氏所记，均足略见。


    史氏曾官甘肃安肃道及按察使，左宗棠西征，实与其事，对于粮运，尤致力焉。书中《肃州粮运始末》、《关外粮运始末》、《收复肃州随营大略》三篇，言之颇详，足资史家要删，文繁不具引，其间深不满于左，多有讥斥之词。


    其迕左被劾而罢甘臬，据其自述，盖以力争俞应钧、孔才一案。书中有《俞应钧擅杀回匪十八人一案》一篇，详其颠末，附录关于审讯此案致左原禀一件，警策可诵，如“至若玛瑙斯之役，阻挠抚局，几误厥功。窃维中堂旄钺专征，不难即时斩以徇军。现时案归法司，但合就事论事，难因既往，中以危法。伏愿中堂前已宽徇军之令，令更发求生之慈，俾司中拟详得以持平，犯官虽死亦可无憾。且俞应钧一员，身杀多命，为祸之魁，将来无论若何拟办，均有应得之罪。若孔才，则平心论断，几于无罪。夫有罪而争死生，君子且不敢将顺，况无罪而致之死地，即小人亦未必忍为。本司今日不剀切直陈，迁就遵批办理，纵刑部不敢驳诘，犯官不敢京控，一旦中堂怒霁悔来，必鄙本司以杀人媚人而陷中堂于不义也”等语，笔致犀利而深警，公牍中之佳作也。


    《云南裁夫马钱纪略》云：“滇黔赋轻徭重，有名夫马钱者，创于吴藩，再定于鄂文端，二百年来甚相安。同治间大乱后，州县瘠苦，官绅藉夫马苛派，往往加至十余倍，折价饱私囊，扰累甚苦。光绪甲申春，鄂生（按：唐炯字）中丞抚滇，首奏请裁革，檄通省永禁，功至伟也。惜未暇远谋，几难善后，当时识者佥谓滇中赋薄，辅以差徭，良以路旷山崎，动赖力役，一旦尽去，恐官中转输从此掣肘，且各土司边僻野处，率与汉官声气隔绝，古人定此，守堠举烽之丁，导路肩舆之卒，必出于土民者，不专为惜费，藉以通汉夷之情，使知威化耳。


    害去已甚，因噎废食，大非持久之道。未几司农果以夫马已历久远，既议尽裁，从此通省转输，有无巨款可筹，来诘。维时各州县示已出矣，石已勒矣，前敌军装饷鞘，虽价雇夫马，果居奇矣。各州县纷纷上禀，或公出，或办差，俱无处觅夫马矣。反汗既难，径行又不可。


    乙酉春，余适权藩篆，月卿（按：张凯嵩字）中丞首高此事，极不以唐为然，思有以反之。


    余曰：‘天道恶极，唐举诚过，然亦天心人事有以激之，逼成此快举耳。今承司农旨，固一疏可复，在公以为酌中定法，可上下无损，独不思牧令贤否不齐，不十年仍蹈其旧，非唐为通省拔祸根而公种之耶。无已，斡旋一策，当可补苴。’于是乘秋闱士绅之集，聚而告之曰：‘今夫马之裁，已一年矣，牧令窘迫于外，司农有言于内，吾恐大吏只费一疏，则规复在指顾矣，奈何！’众惶惧求计，余曰：‘闻通省夫马岁约摊五十万串，有诸？’众曰：‘承平时数诚不逾此，若近年之明增暗长，奚止倍蓰？’余曰：‘今按升粮输费三四文，岁约四五万串，名曰夫马经费。官中得此，凡主试学使诸差，以及转运饷械诸役，皆有资于民，则昔十而今一，于官则不患后来者翻此铁案，民情愿乎？’佥云：‘若此，则通省之福矣。’书报，岑襄勤大喜，特以三四文较多，恐民不从为虑，余驰椷略曰：‘苟无益于民，虽一文之微无殊加赋，民亦不愿。兹一举而永获大利，虽稍多奚患，应以三文立案。且滇省赋则，粮外有条，今先舍条摊粮，岁约得四万之数，后此倘遇军兴变故，尚有摊条一法，犹足补苴也。 ’议定，遂以丙戌为始。于是通省始欢然曰：‘滇省二百余年夫马之累，今日始为真裁矣。 ’”


    此为滇省赋役史上一大事，丁宝桢先以川督裁夫马局于川，为其著名政绩之一。（唐炯曾官川省监司，由丁荐起。）


    其记珠玉宝石者，如《五珠记》云：“同治甲子夏</a>，英果敏公以皖臬统军，檄余率兵之霍丘，掩捕李、谭二贼。李为差，谭为书，皆内应苗逆陷城者也，获后经阜阳。闻有诈称武职滋扰者，立擒斩其渠刘姓，胁从悉纵。搜护伪印文札累累，得赤金叶四十余两，大珠五，皆金匣。一大如龙眼，四稍小，皆巨万物也。当思此珠非寻常所得有，非掠巨族，则圆明园之遗散人间者也。余虽不知有此而斩之，既斩则誓不取，因驰雉河集，即今涡阳县，以金檄粮台程希禹充饷，以珠呈果敏。果敏一见而骇曰：‘此奇宝也，弟不取而遗我，待弟娶妇必转馈其二。’余笑曰：‘五且不欲，何二为哉？’是年冬果敏旋阜阳。时果敏具庆，与诸将家属同在颍郡，诸将嫉余之战功最多，军最强，且综文案秉笔，更统辖诸军营务，与果敏固无异手足，驭其左右将校仆役又过严，因内外诪张，倾轧者数矣。一日，果敏封翁福凌阿公语之曰：‘若尝谓史六不欺，闻曾得二大珠，自藏而宝之，何不与若一睹耶？’果敏惊且叹曰：‘几忘之，珠久在儿所，实有五，奚仅二哉。’亟取而献，于是阖家传观，福公为之默然久之曰：‘天下竟有如是之人哉。’明年余娶妇，彼此已相忘。已巳余以直臬开缺滞保定，寓莲花池。果敏出都抚皖经此，犹告余曰：‘兄在京阅珠多矣，曩物实奇宝，誓不轻示人矣。余亦以勿炫相规。庚午书来，谓迎江寺吴竹庄方伯建塔，塔顶例得一珠，遣员走粤东，三千金犹不能当意。兄一时之豪，以震儿冠上珠施之，盖四中之一，讵珠去塔成而震儿殇，痛且悔。 ’余答曰：‘兄舍珠不足悔，兄中年得独子，宜思调护久长，以惜物力杜祸患。此何物，而可为孺子饰观乎？兄当悔冠珠，奚悔舍珠哉。 ’因之二十余年常语家人曰：‘古云尤物损人，非迂论。此珠不知掠自谁氏，旋祸刘，几祸余，卒祸果敏，吾始终未见其可宝也。’”


    记白玉班指云：“余在甘肃十载，所见白玉无虑千百，尝作《记玉》一首，然卒未睹古所谓羊脂者，大抵能至九色已称绝品，盖玉之为物，非相形不自耀其美，聚十玉而较之，等第各各自现，古所以比君子也。每有独视似已极皎极润，及遇加一色者，则白中或忽带青或带黄，润而光则过澈而嫌空，润而浑则过实而觉不活。每加一色，顷刻变态，初以为无可上者，转瞬又彰彰不若也。以故余虽极力物色，终无所遇。惟旧蓄一班指，在兰州出示玉工王喜，喜年八十余，一见即诧曰：‘此已九八色，去羊脂一间矣。遇极美玉，白若不能胜，必吐红光矣。幼时曾见长相国征张噶尔班师得一班指，饬我父上光，与此正同。小人琢玉数十年，未再见也。 ’余曰：‘信然。尝于同治已巳入觐，英果敏素知余蓄此，必欲购一物与之抗，遍索京华，竟无与比。嗣六百金得一班指，终逊二色而止。’喜因问此宝得价几何，余叹曰：‘余力安足致此，无心遇之耳。尝随英果敏驻兵宿迁，时大疫，日死数百人，凡贫无以殓者往往给赀以助，遂有以此求售者，索四十金买棺。余哀之，予以五十一两一宝，比时同僚窃笑余年稚受绐。嗣入郡，始群惊为至宝。至今思之，有无心之施，必有无心之报，虽一物之微，岂偶然哉，无怪今日百索不一遇也。’”


    《宝石》云：“宝石出缅甸，五色俱备，绿者为祖母绿，奇珍也。其亚为玫瑰紫，为天蓝。盖紫色者古名玫瑰，即火齐。天蓝宝石重至七八钱，矿人得之，必献于王。王用鼓乐迎于宫，以为国瑞。其色暗而不明澈者弗贵，大红宝石等次甚多，极鲜明者滇人呼为祖母红，又名硬红，重至逾两者亦不数见。宝石而含白光，闪灿如珠贝，或成片，或成线，随人转动者，为虏子。虏子缅之土称，滇俗呼为六路分心，盖宝石之极精者也。亦备五色，黄者淡青者即世所谓猫儿眼，为其与猫睛同色耳，实则玫瑰紫、天蓝二色中，虏子尤可宝。至碧霞洗，虽五色亦具，不得伦于宝石，坚脆之性既悬殊，轻重之资亦迥异，惟虏子又稍稍重于寻常宝石矣。余居滇久，自揣无力物色，顾往往于无意中获异珍，故略记之。”均有味乎其言之，录供讲求者汇阅。碧霞洗或作碧霞玺、碧 {王亚}{王厶}等，盖从音无定字也。昔人记载，又有言碧霞髓者，当亦此类。清凉道人（徐承烈）《听雨轩笔记》卷三（《余记》）云：“陶岳</a>，字集山，绍兴世家子也。其父曰晓峦，雍正</a>间官滇南别驾，以诖误罢任，贫不能归，遂留滇省。办刑名有声，大位争延致之。后在永昌府幕，见书室前花盆中有拳石焉，色深紫而光莹射。异而询之，其从者为本处人，答言此石不仅紫色一种，尚有大红、银红、淡紫、黄、白诸色，其佳者置诸盆盎间，以为玩具，府属各县山中皆有之，非贵重物也。晓峦爱之甚，遂致书交好令罗致之，共得二巨箧，然杂色多，而大红则仅十之二三，归时驮以两骡，自永昌以致镇远，计旱路四千余里，所费不赀。至绍兴，举以赠人，人视之与宣石等，亦无有见重者。后晓峦卒，集山困于诸生，家贫甚，训蒙以糊口。绍兴珠宝店在城中千秋巷，乾降甲戌冬，集山偶过其地，见店中有以碧霞髓交易者，集山向闻其名而未之见也，因入视之。其物大于酒碗，色浅红，光华自内出，闪烁照人，与其父滇省携归之石绝相类，遂坐其旁以观之。


    店主还价增至八十金，卖者始肯成交而去。集山徐问</a>之，店主言：‘此石锯开可得带版四块，然人工宝砂之值，须加三四十金，始得成器。目下此物价重，买者甚稀，售完当以一年计，工本月利逐项算入，则所获无几。本地货本难销，且无工匠，将来当携至苏扬囫囵售之，羡余不过一分钱而止耳。’问其物以何者为贵，答以大红为上，银红次之，杂色又次之。集山亟归，取其所存者验之，与店中所见者无别。因检点故箧，其一犹未开动，其一则所剩无几。


    于是遍索室中，复得大小十数块。集山大喜，检大红色小如钱者一枚，售于千秋巷别一珠宝店内，得银百余金，作舟车之费，陆续至苏、杭、扬州、南京、汉口、广东售之。集山善于经营，即于彼处买货而返。时碧霞髓价日增一日，箧中物去未及半，而所获已万余金。以之买房屋置田产，颇称温饱，后渐售完，遂成绍兴巨室云。集山之业师曹仰尧，余旧识也，丙戌冬日相遇于梧州，坐间有谈及碧霞髓者，曹因述集山之事以告诸客。”并附缀之。


    《孟获印》云：“滇藩库存古铜印一颗，形如半月，篆文似梵字，相传明时此印在永昌府库。按：永昌本孟获之都，不知何时提入省城藩库。据老吏云，省库旧存珍怪甚伙，如极大翡翠、琥珀、象牙、古铜器，昔皆逐一列册报部，自同治间元宵之变，散佚替换殆尽，报销亦遂停止。至此印列册大书孟获印，究何所本，则无可考矣。余物色旧册数本，阅之果然。


    嗣偶查库，见翠石象牙尚在，特皆经换易，石仅尺余，牙仅四尺耳。因告库官，嗣凡珍物，咸注明尺寸斤重，待明年复制列报册，此印废铜耳，可注明余任内携去，以备质诸博学之士，考其源流焉。”此印颇奇，未知考古印者有所著录否，藩库储存各物，每有珍贵之品，历时寖久，或经变故，遂多不可究诘耳。


    《顺口》云：“余幼时爱作人物巧对，如金乌珠，梁红玉，狗名宋鹊鸟，号商羊之类极夥，一时不能记忆矣。癸酉冬在庆伯（按：杨重雅字）甘臬署中小饮，促膝谈，乐甚，董研樵云：‘君王后三字一义，王字上下可属，久未得对。 ’余应声曰：‘婴儿子。’旋以平仄不洽，复曰：‘孺子婴。何如？’众皆欣赞。庆伯偶翻阅案上《宋书</a>》诛太子劭逆党王鹦鹉、严道育等，因谓余曰：‘君善作对，王鹦鹉有对乎？’余顺口曰：‘易耳’继思鹦鹉二字一鸟名，若二字两鸟名而不连，非善对也，久之竟不能应命，深惭失言。越数日，偶读《日知录</a>谥法》一则，引季孙问于荣架鹅曰：‘吾欲为君谥，使子孙知之。’大喜，走告庆伯曰：‘荣架鹅可作对矣。东飞架鹅西飞鸧，亦一鸟也。’庆伯因叹曰：‘对固佳，吾更多君之能补过也。 ’ 癸未春，以忧乡居，一日黄叔符、王翕亭诸君论天下有极难对之句，而偏有偶，有似易对之句，而竟绝不得工者，如‘新燕衔泥营旧垒’是也。余有鉴于前，未敢即应，细思难处在新旧二字天然无迹，讵冥索刻许即得，曰：‘沉鱼出水戏浮萍’如何？于是诸君皆叹赏，顾因之有感矣。天下事宁先为而后言，毋先言而后为，后言者虽不为，人或谅之，先言者虽果为，人终轻之。况徒言而卒不为者耶。古人耻躬之逮，有以夫。”巧思颇有趣致，可资谈助，先为后言之说亦允。


    《□子弟谈兵》云：“……偶阅纪文达公笔记，试指一事，亦足见谈兵之难。如是我闻载伊犁城临山麓，参将海起云请筑小堡其上，为犄角之势。将军巴彦弼曰：‘汝但能野战，殊不知兵。北山虽俯瞰城中，然敌结栅，可筑炮台仰击，火性炎上势便，地势逼近易取准，彼决不能屯聚。如筑小堡，兵多则地狭不能容，少则力弱不能守，为敌据，资以保障矣。 ’诸将尽叹服。念按：是说真不知兵矣，诸将叹服不足论。海参将能为前谋，而不诘难之，岂震于尊卑耶？请逐驳其谬：巴曰，敌结栅可以炮击之，此以枪炮，彼且于枪炮外加以火弹药包，孰凶猛哉。火性炎上，奚如下掷包弹之便；地近易取准，岂如包弹不必准而亦无不准；且枪炮一准而后伤一人，又岂如包弹数掷足以毁焚全城。至谓山麓地狭不容多人，惟其不容多人，是彼可以百人搏我通城之人，彼昼败而夜可来，夜败而昼可来，人数少而进退捷也，我则百战不可一败，一败则瓦解矣，尽殁矣。谓彼决不能屯聚，彼正无庸屯聚耳。巴武人，但知炎上之经，独不思建瓴之传乎？自古凭高者得势，虽沸汤巨石与夫毒灰针砂粪烟等微物，无不足以制下也。以仰攻为便，未之前闻；至谓兵少而不能守，尤堪嗢噱。有一堡而不能守，彼结栅其上，我反能攻之，有是理耶？且既有炎上之火器，何不即用以助此守堡之兵，岂军中尽系手足，只能仰面瞪视，不敢绕截〔城〕以护，竟亦不得旁助一枪一炮耶？炮台筑于城，何不即筑于堡，用以击远，不使近山麓耶？纪公本自言不知兵，徒以虚怀奖善而录此，殊不知兵事非细，一言颠倒，大恐贻误后人。”盖阅历之谈，自较纪氏之言为足据也。


    周跋谓于清史馆为史氏撰传凡三千言，按印就之《清史稿</a>》，史传六百余言耳，盖又经他手删改，非周稿之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