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 拾遗壬

    三，小说与读书 我学国文的经验，在十八九年前（即一九二六年）曾经写了一文，约略说过。中有云，经可以算读得也不少了，虽然也不能算多，但是我总不会写，也看不懂书，至于礼教的精义尤其茫然，干脆一句话，以前所读的书于我无甚益处，后来的能够写文字，及养成一种道德观念，乃是全从别方面来的。关于道德思想将来再说，现在只说读书，即是看了纸上的文字懂得所表现的意思，这种本领是怎么学来的呢。简单的说，这是从小说看来的。大概在十三至十五岁，读了不少的小说，好的坏的都有，这样便学会了看书。由《镜花缘》，《儒林外史》，《西游记》，《水浒传》等渐至《三国演义》，转到《聊斋志异》，这是从白话转入文言的径路。教我懂文言，略知文言的趣味者，实在是这《聊斋》，并非什么经书或是《古文析义》之流。《聊斋志异》之后，自然是那些《夜谈随录》等的假《聊斋》，一转而入《阅微草堂笔记》，这样旧派文言小说的传奇志怪两派都已经入门，便自然更进一步跑到唐代丛书里边去了。这种经验大约也颇普通，嘉庆时人郑守庭的《燕窗闲话》中，也有一段相似的记录。不过我自己的经验不但使我了解文义，而且还指引我读书的方向，所以这关系就更大了。


    唐代丛书因为板子都欠佳，所以至今未曾买好一部，我对于它却颇有好感，里边有几种书还是记得，我的杂览可以说是从那里起头的。小时候看见过的书，虽然本是偶然的事，往往留下很深的印象，发生很大的影响。《尔雅音图》，《毛诗品物图考》，《毛诗草木疏》，《花镜》，《笃素堂外集》，《金石存》，《剡录》，这些书大抵并非精本，有的还是石印，但是至今记得，后来都搜得收存，兴味也仍存在。说是幼年所见的书全有如此力量么，那也并不见得，可知这里有些别择的。《聊斋》与《阅微草堂》是引导我去读古文的书，可是后来对于前者我不大喜欢他的词章，对于后者很讨厌他的义理，大有得鱼忘筌之意。唐代丛书是杂学入门的课本，现在却亦不能举出若干心喜的书名，或者上边所说《尔雅音图》各书可以充数，这些本来不在丛书之内，但如说是以从唐代丛书养成的读书兴味，在丛书之外别择出来的中意的书，这说法也是可以的吧。


    这个非正宗的别择法一直维持下来，成为我搜书看书的准则。这大要有八大类。一是关于《诗经》《论语》疏注之类。二是小学书，即《说文解字》《尔雅》《方言》之类。三是文化史料类，非志书的地志，特别是关于岁时风土物产者，如《梦忆》《清嘉录》，又关于乱事如《思痛记》，关于倡优如《板桥杂记》等。四是年谱日记游记家训尺牍类，最著的例如《颜氏家训》《入蜀记》等。五是博物书类，即《农书》《本草》《诗疏》《尔雅》各本亦与此有关系。六是笔记类，范围甚广，子部杂家大部分在内。七是佛经之一部，特别是旧译《譬喻》《因缘》《本生》各经，大小乘戒律，代表的语录。八是乡贤著作。我以前常说看闲书代纸烟，这是一句半真半假的话，我说闲书，是对于新旧各式的八股文而言，世间尊重八股是正经文章，那么我这些当然是闲书罢了，我顺应世人这样客气的说，其实在我看来原都是很重要极严肃的东西。重复的说一句，我的读书是非正统的，因此常为世人所嫌憎，但是自己相信其所以有意义处亦在于此。


    四，古典文学 古典文学中我很喜欢《诗经》，但老实说也只以国风为主，小雅但有一部分耳。说诗不一定固守《小序》或《集传》，平常适用的好本子却难得，有早印的扫叶山庄陈氏本《诗毛氏传疏》，觉得很可喜，时常拿出来翻看。陶渊明诗向来喜欢，文不多而均绝佳，安化陶氏本最适用，虽然两种刊板都欠精善。此外的诗以及词曲，也常翻读，但是我知道不懂得诗，所以不大敢多看，多说。骈文也颇爱好，虽然能否比诗多懂得一点这原是疑问，阅孙隘庵的《六朝丽指》却很多同意，仍不敢贪多，《六朝文絮》及黎氏笺注常在座右而已。伍绍棠跋《南北朝文钞》云，南北朝人所著书多以骈俪行之，亦均质雅可诵。此语真实，唯诸书中我所喜者为《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此他虽皆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如《文心雕龙》与《水经注》，终苦其太专门，不宜于闲看也。以上就唐以前书举几个例，表明个人的偏好，大抵于文字之外看重所表现的气象与性情，自从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以后，便没有这种文字，加以科举的影响，后来即使有佳作，也总是质地薄，分量轻，显得是病后的体质了。


    至于思想方面，我所受的影响又是别有来源的。笼统的说一句，我自己承认是属于儒家思想的，不过这儒家的名称是我所自定，内容的解说恐怕与一般的意见很有些不同的地方。我想中国人的思想是重在适当的做人，在儒家讲仁与中庸正与之相同，用这名称似没有什么不合，其实正因为孔子是中国人，所以如此，并不是孔子说教传道，中国人乃始变为儒教徒也。儒家最重的是仁，但是智与勇二者也很重要，特别是在后世儒生成为道士化，禅和子化，差役化，思想混乱的时候，须要智以辨别，勇以决断，才能截断众流，站立得住。这一种人在中国却是不易找到，因为这与君师的正统思想往往不合，立于很不利的地位，虽然对于国家与民族的前途有极大的关系与价值。上下古今自汉至于清代，我找到了三个人，这便是王充，李贽，俞正燮，是也。王仲任的疾虚妄的精神，最显著的表现在《论衡》上面，其实别的两人也是一样，李卓吾在《焚书》与《初潭集》，俞理初在《癸巳类稿》《存稿》上的所表示的正是同一的精神。他们未尝不知道多说真话的危险，只因通达人情物理，对于世间许多事情的错误不实看得太清楚，忍不住要说，结果是不讨好，却也不在乎，这种爱真理的态度是最可宝贵，学术思想的前进就靠此力量，只可惜在中国历史上不大多见耳。我尝称他们为中国思想界之三盏灯火，虽然很是辽远微弱，在后人却是贵重的引路的标识。太史公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对于这几位先贤我也正是如此，学是学不到，但疾虚妄，重情理，总作为我们的理想目标，随时注意，不敢不勉。古今笔记所见不少，披沙拣金，千不得一，不足言劳，但苦寂寞。民国以来号称思想革命，而实亦殊少成绩，所知者唯蔡孑民钱玄同二君可当其选，但多未著之笔墨，清言既绝，亦复无可征考，所可痛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