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五、日本之游

    我初次到日本，约在辛亥以后，民国之初，何年何月，早已不记得了。这时的发源，乃在日本一个通讯社，是一位日本人波多博所创办的，名曰“东方通讯社”，波多博原来是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毕业生，在上海多年，能说上海话。后来又到北京的“顺天时报”（日本人在前清时代在北京所设立的华文报）任事有年，所以也能说北京话。并且他对于中国南北两方面的风土人情，揣摩极熟，结交了许多中国朋友。他从北京回到上海来，便设立了这个东方通讯社。


    本来上海的外国通讯社，早已有的了，最早的自然是英国路透社，传说，在一八七二年，已经从伦敦到上海来设分社了。


    他们设立的初意，原是要搜罗中国的情报，寄给总社，由总社再分发到本国和各国。当初在上海只发给西文报，不发给华文报，如果华文报要登载外国消息，只能到西文报上去转译过来。后来也发给华文报了，却取资甚贵，照英镑计算。但当时中国读者对于国际新闻是很少感到兴味的。虽然继之而起的各国通讯社多起来了，如美国的合众社、法国哈瓦斯社、以及德国、俄国也都有了通讯社，而一般读报人对之还是冷淡。只有那个东方通讯社，日文既容易看得懂（当时的新闻记者，大多数是不识西文的），后来索性翻译了送华文报馆了。而且东方通讯社在北京、广州、汉口、辽宁都有分社，消息灵通，各报都乐用了它。


    波多博与神州日报的余大雄很友善（按，神州日报是好出身，最初是于右任等所创，后经火刦，屡易其主，到了余大雄手中，只销数百份，还靠三日刊的“晶报”支持，至“晶报”独立后，神州日报便关门大吉了），余大雄是日本老留学生，日本话说得很为流利。他在日本进的什么学校，我似未有详细问过他，不过他说和黄远庸同学过的。那时候，去日本的留学生，实在太多了，有的到日本去，不曾进学校，就这么逛了两三年，对于日本的社会状态，却是很为熟悉，像平江不肖生的向恺然，便是这样。余大雄和波多博认识，还是在东方通讯社开办以后呢。（东方通讯社后归日本政府官办，波多博又办了个日丈“上海日报”，自任社长，此是后话。）


    有一天，余大雄特地到时报馆来访我，说，日本愿意招待上海各报馆记者到日本访问游历一下，但不是日本政府的招待，而是日本的各新闻社所招待，那只是一种私人社交，一种游宴性质，别无政治关系的。这是由波多博与他向各报馆分头接洽的，每报馆派一人。他问我：“你老兄高兴去吧？”我笑说：“我不是自由身体呀！要问我的馆主人。”大雄便说：“如此请你一问楚青先生，最好是你去，因你与波多亦认识呢。”我商之楚青，楚青道：“谁去呢？”他窥知我有欲去之意，便说：“你如果高兴去，你就去吧，发稿有倚虹，夜里我叫南士来看大样好了。”


    我想：我有许多朋友和同学，都去过日本，而我却至今仍未曾去过，不禁心向往之，于是我就答应了，算是代表了时报。


    这时上海各报所派的人，我还有些记得，申报馆是张竹平；新闻报馆是他们营业部里的一位老先生，我已忘却他的姓名了；时事新报馆是冯心支，他是苏州人，是我吴著有“校邠庐抗议”一书冯桂芬先生的孙子；神州日报当然是余大雄；中华新报是张岳军（群），他也曾留学过日本，当时还是一位新闻记者，尚未身入政界咧；新申报馆是沈泊尘，是一位漫画家，沈能毅的老兄；民国日报馆所派何人，现已想不起，或者是未有派人。此外除波多博陪了同去外，还有两位他们通讯社记者是日本先生，也陪了同往，照料一切，所有舟车旅费，都由日方所担任，那时还没有飞机，从上海乘轮船到长崎登岸，恐不过两天路程吧？


    时隔五十多年了，我在记忆上，早已模糊一片。我们当时所到的地方，由长崎而,东京、西京、以及大阪,这个商业区，还有许多风景名胜的好地方，有如走马看花，过而不留。到今日如果有人问我：游踪所至，可资描述否？则早已瞠目不知所对了。而况这数十年间，日本经过了一次大地震，又不自度德量力，钲入第二世界大战中，第一个尝到了原子炸弹的味道，把这个岛国好像翻了一个身，已经从新妆点起来的了。我现在只好了无头绪，杂乱无章的，想到那里，就零星琐屑的写一点出来。


    船到长崎，便有许多人在岸上迎接，我们一上岸，即蠭拥而来，深深地向你一鞠躬（鞠躬也有规则，须两手按在膝上），口中念念有词，便取出一张似云片糕一般的名片，塞在你手里后，又顾而之他。但这个方去，那个又来，也和前人一样，似是刻版文章。我手中握了一大把名片，也无暇观看，究竟也不知那是谁的名片，而我又措手不及，无从回他一张名片，茫然若失。好在他们自鞠躬送名片后，即飘然远去，不知所踪了（按，后来到别一个都市，到火车站来迎接的，也是如此）。我看了他们的名片，当然都是各报的外勤记者，也有商业界各大公司（株式社会）的人，以迎送宾客为职业的。


    那天长崎地方人士，在一个唤做徂诹山（这个山名，我或记错，我国是有个徂徕山的，但我记得是有个诹字的）地方，开了一全会。这个会很为别致，算是欢迎会，又不像园游会，仅是一片旷场，周围却罗列了各种的小摊头，有饼糕（日语称“果子”），有熟食、有廉价的小品玩意儿。来宾如喜欢这些品物，尽吃尽拿，不须付钱。这个会是什么名称，我可不记得，询诸东游诸友辈，亦未能举其名也。


    这时便有许多花枝招展的艺妓列席。任招待之职。日本凡有宴会，必召艺妓，每有大宴会，甚至满室尽是裙钗，跌坐于来寅身旁，侑觞劝酒，似乎非有艺妓，举座为之不欢者。那一天的欢迎会，亦有艺妓十余人，并摄一巨型照片，前排坐着我们一班东游者，而在足畔则各趺坐一艺妓。张岳军膝畔趺坐的一艺妓甚美丽，及其后来任上海市市长时，上海的晶报，乃单独剪取此摄影上岳军先生与艺妓的照片登在报上。张市长见之亦不忤，但笑曰：“这又是余大雄开人家玩笑的故技耳。”


    到东京，又是宴会无虚夕，有时还分昼夜两次，粉白脂红，艺妓满堂。原来每一大餐馆，每一大酒家，都有他们的基本艺妓，如果今日有宴会，应需多少人，一呼而至，群妍毕集。即如上海的“月廼家”，“花之间”这些料理店，也都是这样，我曾数度与宴，故并不陌生。日本的宴会必招艺妓，与上海的吃花酒不同，这是招她们来侍应宾客的，是共同的而非单独的，是公诸同好而非据为私有的。只是她们载歌载舞，而我们却莫名其妙，在座的有拍手赞美，我们也只好盲从而已。此辈艺妓，酒量颇宏，譬如她来敬酒，请你乾杯，你亦必洗杯回敬她，她也一吸而尽，如果量窄，客未醉而她先醉，岂非要失礼呢？


    凡是日本式的宴会，都是席地而坐，这是我们最不习惯的。照他们的坐法，便是双膝着地，脚底向天，屁股压在小腿上，我们这样的坐半小时，简直要不能起立，我们只能照我们的席地坐法。若是在上海的那些料理店，他们对于中国人，备有一种小兀子，以供年老、或肥胖、与实在不能席地坐的人，此间大宴会是没有此例的。每人前面设一几，所进的餐是各客的，餐具颇多漆器、或碗或碟，形式不一。


    日本所著名的生鱼，中国人往往不食，或厌其有腥味，或谓其不卫生，我却觉其颇腴美，生鱼有两种，一红一白，红的艳如玫瑰，白的皎若玉雪，日本人视之为珍品云。


    但是如果以西餐饷客，则艺妓均不列席。记得有一次，是大阪朝日新闻靖客，那全是欧化型式，就在他们报社大食堂中，这一回甚为张扬隆重，似欲炫其日本新闻事业的伟大者，周围扎以纸制的樱花，（日本纸扎花著名，颇能乱真），满室生春。所有餐具，都有该报社的徽章与名称，即小小一火柴匣也印有他报社之名。我们这一次到日本，也算是一个上海新闻记者团，但没有什么团长团员的名义，惟以余大雄能说日本话（其实张岳军也能说，但他谦抑不肯说），每宴会，必有主人一番演说，我方亦须有答谢之词，只好让余大雄去担任，也无非互相祝颂之词，万岁万岁之声，不绝于耳，高呼乾杯而已。


    这一回，我们这个记者团，除余大雄、张岳军外，无人能说日本话的，真是一个“哑旅行”（日本有一小说名“哑旅行”，说一个日本人到欧洲去旅行，不懂外国语文，闹出种种笑话，我曾译此书在“小说林”出版），不但此也，到日本来，有许多交际仪式，也都有末谙的，于是先行大家解释叙述一番。尤其在宴会中，西洋人更有许多繁文缛节，吃日本菜还松动的多，我们不要有什么失态，以致遗笑邻邦。幸而那天“大阪朝日新闻”的宴客，还算过得去，但也发生一件不大愉快的事。这天“朝日新闻”的社长（已忘其姓名）、年已七十，长髯垂胸，仪表甚好，他是主席，我坐在他的斜对面，而我右首便是代表新申报的这位漫画家沈泊尘。酒半，沈忽技痒，取纸伸笔，速写那位社长的容貌。我急拽其袖，令其勿写，彼不听，以为描写很神似，且以示之邻座。社长有所觉，于是邻座的日本记者即以呈社长。社长付之一笑，说：“这是我哥哥像吗？”意谓画得他太老，其实心中很不悦，语毕，即以此像压在碟子下，这使我们很尴尬，又不能向他道歉。余大雄后来怪之，沈还得意，以为画得很像。所以社长不还他也。沈泊尘神经早有问题，不久病卒。


    有一天，我在东京一家日本旅馆里（我们所住的旅馆是日本招待所指定的，群聚在一处），因为体有不适，谢绝了他们一次宴会。但是我一个人留在旅馆里，言语不通，很为不便，于是临时向余大雄学了一套，譬如要茶要水，要饭要菜，如何呼唤下女等等。他们去了，我觉得枯寂无聊，便实习大雄所教的日语了。唤下女，他们的习惯是拍手，一拍手，下女闻声即至。如果下女不在近处，则可呼唤。我先拍手，无以应，便呼“乃生”（按，此是译音，若译意，即曰“姐样”，日本人这个“样”字，乃尊敬的称呼，男女兼用之），果然下女姗姗其来了。


    这些大旅馆的下女，都选取年青而貌美的，也大都是高小女学毕业的。我想我虽然学得几句日语，怕发音不正确，格格不吐，不如和她笔谈为妙。那个下女颇甜净，善笑。我先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芳子”。这两个汉字，就写得很工整，于是便一路笔谈下去：什么地方人？几岁了？读过几年书？好似查她的履历一般。她也问我：姓什么？中国什么地方人？从前到过日本吗？又问：有没有太太？则掩口吃吃而笑，似以为这是对旅客不应当问的。我们只管笔谈，却忘了唤她进来是什么事了。她也不问是有什么使唤，我猛想起，便也觉得不好意思，便即说要一壶茶，她便即出去匆匆地泡了一壶茶来。


    我那时确是腹中有些饿了，但是不知道可以吃些什么东西，日本有许多怪食物，而这些怪食物，又有许多怪名词，常使人莫名其妙。我们在上海时，常和几位在日留学回国的朋友，到虹口去吃司盖阿盖（牛肉烧），也由下女坐在榻榻米上，为之料理，但这可不适宜，也嫌麻烦。忽然想起在中国最流行而普通的一种食物蛋炒饭。因用笔写出给芳子看道：“是甩鸡卵与米饭同煮的。”芳子摇首，笑了一笑，既而又写出了“亲子井”三字，意思是说与我所要的蛋炒饭相类。但这个井字，引起我的好奇心，为什么在井字当中加一点呢？我问芳子，是否井字？她说：“不是，读音则如冻。”原来亲子井者，乃是用鸡与鸡蛋，加以粉类同煮。“亲”者，指鸡而言；“子”者，即是鸡蛋；“井”字，乃日本容器。但中国字书无此字，意者日本别有一仓颉吧。


    在我没有到日本以前，早听说日本是男女同浴，初不避忌的。又说是我乡江建霞太史（标）年少美风仪，在日本洗浴时，日本女郎围观而笑，使他不好意思起来，因此有“东邻巧笑图”之作。其实也过甚其词，开他的玩笑而已，我到了日本，没有看见到什么男女同浴。据他们说：“那是在浴池中，但男女也是分开的，在泳池中间隔以一栏，那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不过我在这日本式的旅馆中，他们自有浴室的。那一天，我到浴室中去就浴，推门进去，先有一个四十岁的中年妇女在内，我即忙退出，她即向我笑颜迎入，原来这是旅馆中的佣妇，他们呼之“阿妈生”的，她只是在清理浴室而已。她作手势，似乎可以帮助我洗浴似的，我急谢辞之。


    日本那时的浴室，即使在他们号称为大旅馆者，也是简陋得很的。里面是一个大浴桶，贮满了水，足有半身高，底下烧火。就浴的人，另以木桶取水，向全身浇之；或擦以肥皂，用毛巾拭之；所谓淋浴，也没有莲蓬头。但上海那时的各大新式旅馆，却早已有西式瓷浴缸，冷热自来水龙头了。可是日本人勤于浴，到处有公共洗澡的地方，每日必去，无间寒暑，他们是讲实用，不事奢华的，而且对于那个传统性很为坚固，教他到这些新式浴室里去，反面觉得周身不自在咧。


    我那时也坐过日本的火车，那也远不及中国的火车，但他们那时是自己办的铁路呀，不是像中国那时的借助于外力。他们的卧室车，没有专房，只是一个统间，上下两层，仅仅障以一幕，因此常常有误揭别人之幕而以为自己的卧榻的。倘在中国，脾气暴燥的人，便要怒吼争吵，日本人即使误揭妇女卧榻之幕，也不甚以为忤，只是鞠躬谢罪而已。


    那时日本火车上，也没有餐车，但一路的车站上，都有出售“辨当”的。（按：“辨当”两字，中国人有译之为“便当”者），“辨当”是何物呢？用木片制成的一长方匣子，中贮以白米饭（冷的，日本人吃惯冷饭，惟米粒较中国者佳），其中或有半个鸡蛋、两片鱼、一块酱萝卜（日本呼萝卜为“大根”，他们的酱萝卜极佳），附有筷子（竹制相连的，食时始分开）牙签之类，其价是日圆两角（那时日圆与中国银圆相差无多）。吃完以后，这辨当匣子和筷子等一古脑儿向车窗外一丢就完事了。


    荼也是由车站上供应的，一把青花粗瓷茶壶，普通的茶叶，那是热的，其价不过数分而已，喝完了撩在火车里，到下几个火车站，自有人来收取空茶壶去。那是当时的情形，到现在当然不同了。


    在日本最使人不惯的，便是那脱鞋子的风俗。虽然这还是他们从中国古代学去的，但是我们中国早已改变了，而他们还是固守旧习，不能改变。这也是所谓“万世一系”吗？无论公共场所，无论私人家庭，入门便要脱鞋子。在日本大家都穿木屐的时候，较为便利，现在已普通都穿了皮鞋了，皮鞋上还有带子，解带去履，就要破费不少功夫，何必一定要如此呢？还有，在未去日本之前，我就说笑话：“诸位先生有习惯穿破袜子的吗？假使有那些空前绝后的袜子露出来，是不雅观的。”因为我在上海虹口到日本料理店吃司盖阿盖时，有位王老五，正是袜破无人补，急来抱佛脚，只得临时就近购了一双新袜子穿上，才得傲然进门。


    那时日本的各大都市，像西洋式那些大百货公司，也早已有了。他们不称为百货公司，而称之曰“吴服店”吴服店中百货杂陈，舶来品应有尽有，本国的新出品，也广为罗列。不似中国上海南京路有些百货公司，是外国人来倾销外国货的；似乎中国货都不值得一顾的了。这些吴服店，每天就有数千人进出，也要教每人脱了鞋子方能进门，那门前鞋子堆积如山了。而且那些吴服店的地板，光漆如镜，走廊又有地毡，不耐你泥鞋的践踏。于是他们想出法子来了，制成了无数的白布软底套鞋，用下女们守在门口（这个地方，日本人称之为“玄关”），每一客走进吴服店，必套上这白布套鞋，购买东西，或进来巡游的人，从后门出来，也有人守在那里，脱去你的套鞋，这样就方便得多了。


    总之，我觉得日本在明冶维新以后，百废具举，勇于进取。有人谈起：他们那时到欧美考察的人，最注重于理化机械之学，而中国人到欧美去的，大都研究文学、哲理，以及音乐、美术；他们没有中国人的聪明，而有他们的勤恳。中国人自诩为“形而上者”之学，以为高明，其如不切当代的时势，所以当时日本就比中国早熟了。


    我们这一次也经过日本的名胜古迹地方不少，但我至今都已忘怀，事隔数十年，在日本也有沧桑之感。只记得在西京的游览金阁寺，在岚山的看红叶，有口占句云：“金阁寺前夕照斜，岚山红叶艳于花。……”下句已不复记得，什么风景，亦只是过眼一瞥而已。


    我们这个记者团，在将欲回国的时候，各人有两日的自由行动。在这两日自由行动里，我做了一次荒唐的事，和余大雄两人作了一次狄斜游，这是应当忏悔的。谁说艺妓不肯以色身娱人者，我不是想吃冷猪肉，本可不删风怀，然亦不过浪费纤佻的楮墨，暂且搁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