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完成北伐

    帝国主义者，尤其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一贯政策，就是竭尽智谋，用尽手段，阻碍中国的统一。把中国造成割据的局面，在中国掀起长期的内乱，它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地攫取利益，实现其侵略与吞并的野心。它们仇视革命政权，必设法压迫之、打击之、破坏之，使其永远不能抬头，永远不能成功。一部中华民国史，写满耻辱，涂满血迹，无论翻开哪一页，都可以看见它们的幢幢鬼影。在这里，中国的军阀，被其挑拨离间，受其指使与操纵，做了它们最忠实的鹰犬。它们最初是愿意躲在它们背后的，借给款项，供给军火，支持他们的政治生命，使中国一步步入于其彀中。但一旦军阀统治地位发生动摇，军阀本身的力量不足以自存自卫的时候，它们就不惜把狰狞丑恶的面目完全揭露出来，亲自出马，给对方以破坏与打击，而使之消灭。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在中国演出多次，郭松龄反戈讨奉之役，功败垂成，就是一个现成的实例。这次革命军</a>北伐，全国振奋，节节胜利，眼看着军阀们已经一个个入于溃败灭亡之境。当革命军重新团结力量，继续北进的时候，于是田中内阁下令出兵，阻革命军北上。这回索性公然挑衅，不像破坏郭松龄那次的躲躲闪闪了，结果仍有十七年五月三日济南惨案的发生。


    津浦沿线经过几次歼灭战，我方追奔逐北，使敌兵不能自足，都向黄河北岸败退。蒋先生到了山东，一连拍给我两三个电报，邀我到济南会见，商谈各项军政要事。我在动身前，把队伍略加调度，命石友三驻防洛阳，孙连仲、韩德元共驻潼关，其余各部仍旧。处置妥当，即乘火车赴约，到了徐州，忽然又接蒋先生一电，说：“济南有事，请暂中止前来。”我不知道什么事，很是纳闷。车子停了，我细细想，若是发生兵变，蒋先生不致还有给我电报的余暇，若另有什么危险之事，则患难生死必当相共，我更无半途而返之理，乃令车子继续前行。到了泰安，打电话探问，方得到济南被日军占领的消息，又知道蒋先生和外交部长黄膺白先生此刻都在党家庄。既已明白这一确实情形，我益发觉得非去不可。我的左右都劝我听从蒋先生的电告，暂不前去。蒋先生那边接连打电话阻我前行，以为党家庄距济南太近，恐遭日本人不测之祸。我都没有听从，令车子一直开到党家庄。在党家庄车站一所清真寺里，我和蒋先生、黄膺白先生见面。这礼拜寺很高大，很洁净，平常日子无人进去，这天特意开了门，让我们入内坐谈。想不到这小地方有如此规模的建筑。当时蒙蒋先生、黄先生给我详谈这次事变的情形，知道我方各部已连得胜利，不觉心满意足，有点懈怠疏忽。他们一进济南城，便忙着各去找乐儿，大官儿上大馆子请客，小官儿下小馆子喝酒，有的洗澡，有的买东西，有的各去闲逛。这些部队本很复杂，如此一来，弄得满街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秩序紊乱。这时日本兵已经陆续开到济南，就在街上向我们挑衅，两下发生了冲突。贺耀祖与方振武部拼死与日兵对战，一时战况很是激烈。


    结果我们有一部分部队被日兵缴械，城中建筑有多处被毁，军政人员及百姓受害者颇多。最惨的是我们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先生，被日本兵捕去，百般污辱，终于被凌迟而死。日本军阀的兽性，可谓发挥无余。蒋先生和黄膺白先生幸亏防范得周密</a>，不然亦难免受险。


    当下蒋先生问及我处置此事的意见。我说：


    “对于这事，各人有各人的身份立场。以我一个革命军人的身份立场说，我主张不顾一切，拼命和日本鬼子干一干，马上给他一个反击，先把济南日兵消灭，让他认识认识中国的革命力量，不是可以随便欺侮的！我们革命，是为民族求自由，是为国家求独立，绝不能因为他的压迫，我们便放弃了革命。我说的是一个革命军人的本色话，至于为免军事冲突，从外交方面与他交涉的办法，也许较为妥稳；但这应该是策士或外交家的主张，我不应该提出来说。”


    黄膺白先生接着说：“从实际着想，我们现在是不是有这个力量对日本开战呢？这是要考虑的。”


    商量的结果，决定这回事件从外交方面着手办理。蒋先生暂回南京去主持一切；军事方面，各部队全交由我指挥，撇开济南的路线，继续北伐。


    这天夜间，我和蒋先生、黄膺白先生同在车站旁露营。我们躺在地上，满怀悲愤的情绪，久久不得入梦。仰面观着天空，蓝如静海，上面缀满着闪闪的繁星。看见天空之大，宇宙之不可思议，觉得自身渺小，简直不如一只虫豸。我们谈了一会儿应付日寇的办法，又讨论一会儿北伐的战略，直至夜深，方始睡去。第二天一早，我就转回河南了。


    我从开封到了新乡，接着又由新乡转到道口，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到各地都集合官兵，详谈济案经过，并作《五·三国耻歌》，印发各部习唱。随即在道口住下，与朱培德、陈调元、方振武、孙良诚各部接头，当即下令各部向前挺进。他们接奉命令，有的立刻前进，有的却迟迟不前，好像让日本兵在济南闹了这一阵，就不免有点心灰意沮，以前那种勇猛无前的精神已经丧失了似的。在平汉路上，自鹿钟麒攻破张学良以后，此刻韩复榘已经一直打到石家庄。想到阎百川先生曾关照我，彰德以北的事我不须管的话，我怕韩复榘继续前进，会引起误会，即致电令其停止待命，但须随时准备，以便于必要时可以迅速地进援山西部队。


    我到道口不久，蒋先生在南京会议毕事，来电要来看我。我出道口相迎，乃在柳河晤面。他以人员更替的事征问我的意见，我说一切都请你主张；又商谈了一些军事问题，临走时他很诚恳地对我说：


    “目前外交正在紧张的时候，我还得回南京去主持，所有队伍仍都归你指挥，我已经电令各部关照了。”


    这时津浦线上张宗昌部队尚在德州附近，我方陈调元部正向此方前进，唯动作颇嫌迟缓。平汉线上，张学良部退到保定、正定之间。又第二次进攻晋阎，当初山西方面若早出兵，奉军绝不能到石家庄，将省却许多麻烦。可惜错过机会，致石家庄为奉军所据，及至韩复榘拿下石家庄，又关照我们不许过彰德，韩乃遵从命令，停兵不进。可是奉军二次进攻，势仍猛锐，山西方面虞有不支，又派人来请我出兵。我说遵守你们的约言，所以不敢出兵相助。来人说，这次是求援，以前的话不提了。我觉得与人相处，真不容易，只得令韩复榘前进，与奉军接触。张学良部队经不住左右夹击，遂即溃退。鹿、韩两部进驻南宫，津浦线也攻下沧州，直鲁各部溃不成军。张作霖看着大势已去，于六月二日夜间乘车逃出关外。张的行踪，沿路都有天津的无线电台报告。先说张作霖离开北平了，继说到了天津了，又说已经出关，接着就接到消息，说他到皇姑屯附近被炸而死，是日本人埋的炸弹。


    张作霖分明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多年的鹰犬。这次为什么对他下此毒手？据说是日本要求张作霖履行二十一条，而张作霖没有践约之故。本来二十一条的提请履行，是那次日本代奉张攻击郭松龄的交换条件。及郭松龄既被乔装的日本兵消灭，日本即要张实践诺言。张当时含糊其辞，只说待到了北京而后实行；及至到了北京，张又借故推诱，迟延不肯践约。日本帝国主义虽不如愿，但还怀着希望。这次见奉张兵败出关，一蹶已难再振，看透他不但没有履行二十一条的诚信，事实上也没有履行的力量了。愤恨之余，便决心把他炸死。卖国媚外、甘为日本帝国主义鹰犬，到头落得如此下场，恐怕张作霖到死都没料想到吧？


    我得到张作霖炸死、奉军退出关外的信息后，忽然病倒了。浑身发烧，咳嗽头痛，上吐下泻，四肢无力，眼睛看东西一片模糊，两手麻木，连执笔写字也不能够，终天什么东西也吃不下肚，只是吃药发汗。热没退清，又忽受风，于是又得发汗，后来躺在床上，沉睡不醒，就连用手推大声喊我也不知道。有时偶尔一醒，眼睛总睁不开，随即又沉睡如故，宛如完全失了知觉一般。我想到我这次卧病的原因，实在就在张作霖和奉军身上。这长时期以来，我是不分日夜，无时无刻不在紧张与繁忙之中。生活又过于没有秩序，有时整日不吃饭，有时一顿吃八九个馒头，身体精神，早已到了疲惫不堪的地步。但因责任在身，大事来了，精神有所灌注，我仍然能够一天天照常工作，而不觉其疲殆。现在张作霖一死，奉军溃退，关内宣告统一，我这方面的任务已大半达成，千头万绪的心愿都化为乌有，于是紧张的身心立刻松弛，长时期日积月累下来的疲劳病因一时全部发作起来了。我这一病，整整地躺了六天不曾起床。后来多亏一位杨大夫懋代我诊治，才慢慢痊复。


    病好之后，我接到孙二哥禹行去世的讣告，使我非常震惊。我整整哭了一天，而后开了一个追悼会，以表我的悲悼之忱。孙二哥一生致力革命，尤其在天津、在南口，直到随军西退，以至五原誓师，都与军阀殊死拼战，不稍妥协。现在张作霖已倒，革命大业刚刚见了曙光，他便溘然长逝了，连收复华北后的情形，他也不能亲见。他为人慷慨好义，有胆有识，爱国爱民的热忱，尤其叫人敬服。这样一位大有作为的人物，竟于此时逝世，真是令人伤痛！想着我们半生厚谊，想着多年同患难的经过，不由我越想越是难过。当开会之日，我一面讲话，一面哭泣，至三四个钟头之久，终于不支，晕倒了过去，抬入室中躺下，又复沉睡多日。


    奉军既倒，关内军阀都已缩首敛翼，无所作为。为了处理这个新出现的统一之局，蒋先生特来北方，找我们商谈一切。我原准备到开封和他见面，不想正从郑州上车，车站附近忽然失火，弹药房亦被波及，爆炸声不绝，建筑被毁甚多，亦颇有死伤。军民忙着救火，刚刚把火扑灭，蒋先生即到郑州，同来的还有邵力子先生和宋美龄夫人。邵先生我们是旧识，蒋夫人那时还是第一次见面。


    那次见面，我们谈话很多。记得蒋先生曾问及我对于军区问题的意见。我对这个问题本没有特别研究，当时只根据直感所及，说了几句，以为我国幅员广大，最好还划作几个军区，较为适合；但每个军区亦不可太大。满清沿袭明制，多以两省为一军区单位，如两广、闽浙、陕甘、两江等。民国以来每个军区亦不过五省，此事可按实际情形斟酌定夺。我当时说话，毫无成见，只不过把个人意见随口谈出来，给他做个参考罢了。


    从这里蒋先生前去石家庄与阎先生会见，我派马云亭与刘子</a>云等二位陪着同行。回来，我们又在新乡与道口之间的一个车站上见面，谈及拟将河北省并北平，交给阎先生，征询我的意见，我回谈：


    “只要军阀国贼铲除净尽了，我便已经十分满足。别的事怎么办都可以，还是请你酌夺吧。”


    蒋先生因又请我驻军天津，因天津实为北方唯一重镇。我的意思以为革命告一段落，政治应使之真正统一，此时大家都当解除兵权，交归中央，同在政府中办点大事或小事，不可仍旧各霸一方，形成割据之局。且山西军驻河北，我们驻津，部属之间恐亦不易处得好，因此觉得不合适。这回商谈二三小时，所谈大致如此。


    当时我从道口移到新乡，借住道清路段长的屋子，那房子有一个宽大的院落，养着不少的花草。我往常和外国朋友闲谈，他们总说中国只有村庄，不见花草，我告诉他们说，中国不是没有花草，中国的花草都是养在私人家里，不会种在公共的地方。他们对这种习俗，很觉奇怪。我也觉得这是自私的办法，实不合理，因此我有意要在各处添设公共花园，以为社会倡导。这回我令手枪队将院外的大坑填平，将院中花草移植过去，在中间设一小型图书馆。又置办木马杠子等运动器具，以为平民游览憩息之所。后来邓哲熙亦在开封办设几处，只是数目还嫌太少。


    从新乡我又移住百泉，其地在卫辉北门外，泉水甚多，故有此名。附近山有“啸台”，为晋代孙登读书讲学之址。又有邵康节先生的“安乐窝”，本地姓邵的很多，据说都是康节后人。西边有个邵公祠，现在还保存着。从邵公祠南行，有孙夏峰先生的祠堂。孙夏峰先生原是直隶容城人，因明末清初时曾在此间讲学，故立祠以为纪念。离祠堂不远的半山腰里，有个大坟，石碑上写着“饿夫墓”三字，我不知道来头，觉得奇怪，就向本地人探问原委。后来查阅志书，才知道，这所谓饿夫，名彭了凡，明末直隶黎县人。当满清入关之初，他与孙夏峰先生等几位志士结合，到处倡导反清复明的运动，曾发动几次义兵，都未成功。当最后一次失败后，彭先生便跑到此地来，找夏峰先生商议再度举义的大计，不知为了一个什么问题，彼此意见不能一致，斗起口来，彭先生便负气走了。夏峰先生以为一定是往他处活动去了。哪知过了几天，听说有人在半山腰里发现一具饿死的尸体，夏峰先生赶紧前去探看，原来便是那次负气出走的他的挚友彭了凡先生。当时抚尸痛哭，又不敢声张，即就尸体所在，掘土掩埋，并经立碑题字，以垂久远。我看了这段民族英雄的故事，心里不胜感动，曾作了一篇三百多字的墓序记其始末，即于墓旁崖石上勘刻，使这段可悲可泣的英雄志士的事迹不致泯灭。


    百泉地方有一池子，周围约百步。池子东西各有一所祠堂：一是共姜祠，一是元相耶律楚材</a>祠。耶律楚材是一个投降蒙古的汉奸，只因他为元相，力阻元兵虐杀，人民感激，乃立此祠纪念。我以为他虽然是个好汉奸，但毕竟是个汉奸，实在不配后世的奉祀，因此把他的牌位移到旁边去。这池子中心还有一个清辉阁，为乾隆</a></a>时所建，阁前面有乾隆行宫，那阁子曾经徐世昌</a>修葺，仍然完整（徐在此地有别墅）。距这里不远，有端方的坟墓。我写了一首纪念国耻的诗刻在亭内石柱上面。


    百泉地方有几个特点：一是蝎子出奇的多，长达二三寸，俗名大青蝎，可作良药，每晚可捕到二三百头；二是池中产鱼甚丰，味道特别鲜美，想是水质好的缘故；三是每逢庙会，出卖药材的最多，都是在别处少见的。我在这里闲住着，每日游览读书，又办些零碎杂事。我在那乾隆行宫的废址，建筑了几所屋子，作为军政人员夏令会聚之所。后来韩复榘又用这屋子举办村治学院。袁世凯在这一带有不少的田产，我都把它充公，交给一位魏某负责改办苗圃，后来颇有成绩。地方随处都有泉源，掘地数尺，即得泉水，但百姓不知利用这种泉水来灌溉土地。我乃和梁式堂先生带着一团弟兄，查看地势，着手掘泉开渠，以为百姓讲求水利之倡导。


    我在百泉正忙着督队掘渠，蒋先生来电报约我到郑州会晤。我到郑州的这天，蒋先生也到了，同来的还有吴稚晖先生等数位。下车后大家到候车室谈话，吴稚晖先生很高兴，说了许多妙趣横生的的话，他为革命两个字下一种通俗定义，说是：


    “因为张作霖这些军阀的办法不好，所以我们起来打倒他们，我们来干。这可用八个字来说明，就是：你不好，打倒你，我来！”


    我笑道：“这还不够，我给你补充一下好不好？”


    “好的！好的！请你补充！”


    我说：“你不好，打到你，我来。只是‘我来’不行，必须是‘我来干’，加一个干字；加了干字还不行，必须再加一个好字：‘我来干好。’我来了，不干不行，干不好也不行


    我说完了，大家都哄堂大笑。


    蒋先生这回是经过郑州、保定到北平去，当时他们约我同行，我因有事料理，须稍迟几天再去。这时韩复榘部队已到达北平，缴奉军鲍旅之械后已奉命由南苑退到望都（当时各路革命军云集北平，秩序颇乱，故令其退回待命）。同时又电阻鹿瑞伯军继续北进，鹿部也就暂驻正定、望都一带。


    过了几天，我从郑州到保定，先到我的父母的坟上扫墓。坟上的树木都被砍伐，所立碑碣，都被挖倒，坟头也被挖了个大窟窿。这都是张作霖、吴佩孚干的事。他们于溃败之余，无由泄恨，竟迁怒于我父母的坟墓，真是心劳日拙，愚妄卑鄙之至了。听说他们当时本要把坟完全掘发的，幸亏本地思罗医院几位美籍朋友，看见他们的举动过于荒谬，激于义愤，一直跑到墓地对挖坟的人力争，末后说：“你们若定要扒这个坟，你们就先把我们打死！”经几位朋友这样的极力阻止，他们无可奈何，只好罢手。


    从前唐朝郭子</a>仪奉命转战边疆，立功回朝，家里祖坟亦被人掘坏。皇上和朝臣以及地方官吏都觉得对他抱疚，郭子仪道：“我带兵多年，转战各地，对部众定有约束不到、注意不周的时候，尤其挖沟筑垒，恐亦不免有损及人家坟墓之事，现在我家祖坟被掘，正是不足为奇的。”我想到这故事，以为自己连年对军阀作殊死战，此时父母之坟被人掘坏，亦正是应当的事。


    我在坟上铺了点草，略加整理修葺，整整地在那儿住了三天。此时细思民国以来军阀官僚政治的主要弊病，就是秉政者尽力排除异己，不能开诚布公。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都是这个作风，结果贻误国家，祸害人民，造成数十年争权夺利的内乱之局。这一次北伐革命告一段落，我们万万不能再蹈此覆辙，必须真正地天下为公，真正地精诚团结，才有希望建造真正的三民主义的新国家。我把这番意思发出一个通电，吁请大家都交出兵权，使成真正直属国家的人民的武力，不可再有私人的军队存在。政府对于各军，须粮是粮，饷是饷，通盘筹划，一视同仁云云。


    我在保定发出这个电报，因为病未复元，本想再住十天半月，藉稍养息；只因蒋先生以及许多朋友都先后到达北平，一再来电促行，说已定好日期，在西山谒祭孙总理灵寝，我在保定即未久留，提前赶赴北平。我在北平西直门下车，许多朋友和军队都来欢迎。我自从民国十四年一月间离开北平，不觉三四年的光阴已经过去，这回转了一个大大的圈子，重又来到此地，眼看着卖国军阀已经打倒了，国民革命告一段落了。可是这个疮痍满目、积重难返的国家，是不是能够从此就走上轨道，循着三民主义的国策一天天向前发展迈进呢？……我一路走出车站，许多感想都涌上心来。


    那天在西山碧云寺祭灵，蒋先生见总理遗容，哭得不能抬头。大家都不免百感交集，空气又是悲壮，又是严肃。蒋先生哭了很久，还不停止。我走上去如劝孝子一般，劝了多时，他始休泪。接着，我就到南口举行国民军联军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军政各界朋友多来致祭，一时人山人海。这时我仍呕吐腹泻，浑身发烧，早前的病都没有脱体。


    当追悼会进行的时候，看见被收编的张作霖、孙传芳和张宗昌的部队，三里、五里，潮水似的向张家口宣化一直开去。我想如此粗心大意，假若他们有何动作，我们都会成为俘虏。那时大局方定，秩序甚乱，纪律亦弛，情形多如此类，把一种庄严肃穆的革命气氛也破坏了。


    这时候我深感军人读书的重要，当北平攻下以后，我曾通令各级官长，重新努力读书，重新改造自己，乃购置新书</a>数十大箱，其中史地书籍最多，分送各部，令以打仗精神来读书。有些人颇能接受此意；亦有人以为革命成功了，为何还要读书？我自己亦深感学识不足之苦，心心念念只想找个地方埋头读书。希望国内有个大学</a>允许我做一个旁听学生，我的兴趣是在历史和文学方面，以为唯有读书是重要的事。要读书，必须入学校方才得益。可是许多朋友却说出种种理由，劝我不要作此打算。我的入校读书的计划既然不能实行，于是又想到欧美各国去看看、学学。当时立下决心，拟在美国和德国各住两年，俾可增长些见识，学些东西。可是朋友们又三番四次地劝阻，把我的计划完全打消。我想我当初若能径行其志，则今日必有一些长进，或有小助于国家。至今思之，尚觉悔恨。


    接着便开汤山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