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元史·太祖本纪》云：“帝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灭国四十，遂平西夏，其奇勋伟迹甚众，惜乎当时史官不备，或多失于纪载。”具见修《元史》者对于成吉思汗之事迹遗漏甚多，于是后人改纂有若干名称不同之《元史》，或根据中国载籍改修，如《元史类编》等类是；或根据译文补辑，如《元史译文证补》之类是；迄今不下七八种。史事固较旧史增多，然支离则较旧史更甚。


    我以为改订《元史》鸠辑史事固重，而考订年代画一名称尤重。新修诸本在年代方面固有比对西书而为改订者，然于地名人名，歧互更较旧史为难读，其故则在修史者未备俱若干条件。盖修《元史》者必须（一）了解北方西方若干语言；（二）明了汉字古读，尤应知元人读法；（三）名从主人；此三条件缺一不可。前之整理《元史》者三者并缺，所以愈整理而愈支离。诸改订本中之较差强人意者，要推《蒙兀儿史记》；缘其尽量采纳《元史译文证补》、《成吉思汗实录》等书之文，复赖译人为之翻译若干西籍。惟其最大缺点，则在不可以数计之汉语外的人名地名考订；其穿凿附会，竟使任何声韵皆可相通；假使其仅限于附注，误人尚浅，然且并著之于本文。兹略举数事以明之：


    阿剌壁或阿剌毕之称，明人行记早见著录，而屠氏一概改作阿滥谧。案《唐书》卷二二一下，安国治阿滥谧城；唐之安国即元之不花剌；阿滥谧即昔之Aryamithan今之Ramitan；牵强附会如此，未免太缺史地常识。


    蒙古语对于头一发声之A-韵母，有时省略者。若Abu-Said之作不赛因，Abu-Bakr之作不别。此类省称不仅见之于《元史》，并见之于波斯蒙古汗致密昔儿算端之国书中。明人译同名之人亦省略其发声之韵母，而作卜撒因。（《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


    蒙古语对于发音之r-，常叠用其后之韵母。如Ros之作斡罗思，又如Rininpal之作懿磷质班，Ratnat之作阿剌忒纳荅剌。皆其例也。


    蒙古语以及西域语常将b变作m。若乞卜察黑之作钦察。又若Tabga


    蒙古语中采用之突厥语，常将y变作j。若突厥语驿站作yam，蒙古语变作jam，由是汉语之站字又增一新义。突厥语部名押剌伊（Yir），蒙古语则作札剌亦儿（Jir）。


    蒙古语中之一n，可有可无。若Alci亦作按陈，河西亦作合申，Yuhunan之作月合乃，（此人在《元史》卷一三四中皆误作月乃合），Urganj之作玉龙杰赤，可以为证。


    蒙古昔用畏吾儿字母，故常夺其原有之g，g，声母。若克烈部之别部秃别干（Tubagan见《元秘史》卷五），又作秃别延（Tubaan见《元秘史》卷七），土别燕（《元史》完泽传），Bulgar《元史》作不里阿耳（Bul’ar），《元秘史》作孛剌儿（Bol’ar）。Tangut作唐兀。皆其例也。


    此段注释可谓尽牵强附会之能事，不特将近在一处之Atrak与Gurgan两水混而为一，且将此二水与Euphrates牵合为一水。案：“亚俱罗”一名首见《通典》引杜环《经行记》，乃黑衣大食之古都Aq，阿剌壁语名曰Kufa，即《元史》西北地附录之“苦法”也。则屠氏所谓亚俱罗海口、亚俱罗海、亚俱罗城等称，并是毫无郢书可据之燕说。所谓亚什勒特，应指Ashurada湾，所谓阿什咧佛，应指距海岸尚远之Ashraf。至若朱里章远在Gurgan河中流之北岸，更风马牛之不相及。又考《蒙兀儿史记》此处所谓“亚俱罗”者，西域书多作牙疾儿，亦作牙思吉儿，此城后名都伦，处今里海铁道Beharden车站附近，在Askhabad及Kizil-Arvat两城之间，此乃花剌子模可敦自玉龙杰赤赴祃桚荅而必经之路，所以留牙疾儿酋子作乡导，并未远至苦法或亚俱罗也。


    成吉思汗时代诸部族，中西学者尚鲜研究。《元史译文证补》部族考有目无书。《新元史》仍是抄缀钱大听之氏族表，别无发明。兹取剌失德丁书之《部族志》，与中国载籍共比对，可考者录之，稍涉疑义者不录。例如《元史》卷一三二“麦里传”谓麦里彻兀台氏，比对剌失德丁所著录之部族名中有札剌亦儿部之别部Gat。案阿剌壁字不著韵母，上名译写容有脱误，因疑其作Ca’ut。但《元史》同传又云麦里领彻里台部。此“兀”“里”二字不知孰误。检洪武本“元史”，歧互之点相同，则未便武断其必为西域书中之“察惕”。如是未能比附者，第一章中概不著录。


    屠氏从汉字音译蒙文《元秘史》中识得若干蒙文名词，乃不明蒙古语之变化，所以错误丛出。若乞颜单数也，变为复数必须作乞牙惕，乃竟有作乞颜惕者。又如秃马惕在蒙古语中似仅有复数之称，大典本《元秘史》有作秃马敦者，盖连同语尾表示属格之-un而言，在用作名词之汉语中，并无须作敦，乃屠氏亦沿其误。又如主儿勤有时连同属格而作主儿乞讷，大典本有时省作主儿乞，屠氏亦因之。如斯之类，皆足证其不明蒙古语之变化。既不知之，则不应处处以蒙古通自命。乃有时且将蒙古语表示复数之-t加之于其他语名之后，若Ganga之变作殑伽惕，而开梵文从来未有之先例。此外沿袭《元史译文证补》及田中萃一郎所译多桑（D’Ohsson应作朵松）译文之误者亦夥。屠氏固亦曾延人节译多桑书，惜译人于此学非专门，译文未免有所误会。屠氏未能订正，遂仍其误。综合其种种缺点，《蒙兀儿史记》抄掇比附元代载籍之文，固可说是空前。然其汉语外名称之考订，十之八九皆可删除也。


    对于译名务求画一，原有译名者，采用其一，不仿《元史译文证补》之例，妄用新翻。盖元人译名亦知根据汉字音读，若林之对lim，寻之对sim，三之对sam，蓝之m。其汉语原无之b，t，r，m，等类收声，则以卜惕木儿等字代之。此例存《元秘史》中颇常见也。《亲征录》《元史》中之译名固有时适用变例，然亦有例可寻，兹略举数条以明之。


    右一名称尚可谓牙亚二字同韵，而后之声韵稍涉影响也。然竟有无中生有者，《蒙兀儿史记》（卷三第十八页）采录《圣武亲征录》木华黎将五部及女真契丹之兵经略中原之文，其中有一火朱勒部，屠氏不识此名，硬断其为火鲁剌之讹，而改为豁罗剌思，并臆断其统将即是名见《元秘史》卷四之薛赤兀儿。案：别勒津本之剌失德丁《史集》相对之称作火失忽勒，突厥语qos犹言双，乃由各队中调发二人所组成之一军，当时并无此火朱勒部；《亲征录》之火朱勒疑是火失勒之讹也。


    古译常将l读作n，在元代几成通例。若Altan之作按滩，Sultan之作算端，Jl之作札阑。其例举不胜举。


    变作Tamgac（此名在西游记中作桃花石），致使近人将此最晚始于隋代之名称臆断作唐家。


    前者我拟为《蒙兀儿史记》之“太祖本纪”、“西域列传”作一纠误，嗣以纠不胜纠，乃纂辑中西史文撰此成吉思汗事辑一卷，与《蒙兀儿史记》之“太祖本纪”比对读之，其误自见。所采史料，在中国载籍一方面，以《元秘史》、《亲征录》、《元史》三书为最多。西方撰述则取多桑书第一卷，巴儿脱德撰《蒙古侵略时代之突厥斯单》（第二版英译本），伯希和考订诸文（散见《通报》《亚洲学报》之中者），尤于部族及译名两方面用力为最勤。


    前一名称尚可谓其中有若干声韵相近者，然更有相远者。其《西域列传》（卷中第一页）云：“花剌子模母可敦弃花剌子模而出走时，尽投诸部落故酋于阿梅河中，惟亚俱罗故酋之子得免。”注云：“亚俱罗种族名，唐书谓大食一名亚俱罗是也。有亚俱罗水源出亦薛不儿西北山，西流入里海，其入海之口即名亚俱罗海口，故里海一名亚俱罗海，有亚俱罗城。今图作亚什勒特，或作阿什咧佛，在里海东南弯上，东距阿士特剌阿卜秃百数十里，西距撒里不足百里，疑即西北地附录之朱里章。”


    准是以观，元人译法为例虽不纯，尚不难考求得之。至若《元秘史》译例虽云谨严，然亦不无小疵，若泰亦赤兀惕偶亦作泰亦赤额惕（见卷二）；克烈通作客列亦惕，有时亦作格列亦惕（见卷四）；唐兀惕有时亦作唐忽惕（见卷五）；乞卜察兀惕有时亦作钦察兀惕，（见卷八）；撒速惕后又作薛速惕（卷十二），多半疑是传抄之误。《元秘史》卷十二列于马鲁康邻（康里）之间者，有马荅撒里部落，疑是马撒荅里之误，似是Mazandari=Mazandaran之对音。盖蒙古语亦有读z如s之例也。除此而外，《元秘史》不辨q，g，二声，有时t亦读作d，凡s在-i前概写作s，是皆《元秘史》之变例也。


    本书为画一译名，特将所有人名地名用罗马字著其对音。所用译写方法，仍取前在“西域地名”中之译写方法，惟少变其例耳。前用之ch皆省作c；前用之sh皆省作s；前用之kh皆省作q；前用之gh皆省作g；新用之韵母若a读若法语之é；新用之o读若法语之eu；新用之ü与德语a之读法同。译写务求简单。顾还原名称之多，而其中有若干名称因上述之种，种变例，颇难保其不误；然所敢自信者，虽误亦不远也。


    二十三年一月三日命儿子先恕笔受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