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纪

    高祖初封唐王，其后遂以为有天下之号。这书记唐家一代的事，故称唐纪。


    高祖


    高祖神尧皇帝，姓李氏，名渊，陇西成纪人。其父李昞，以功封唐国公，渊袭封为太原留守，乘隋之乱，举兵进克关中，遂代隋而有天下，在位九年。谥为神尧，庙号高祖。


    原文


    唐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上表，以为：“隋以恶闻其过亡天下，陛下龙飞晋阳，远近响应，未期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不难也。臣谓宜易其覆辙，务尽下情。”上省表大悦，下诏褒称，擢为治书侍御史，赐帛三百匹。


    直解


    万年县，即今陕西西安府成宁县。法曹，是县尉之官。唐高祖初即位，颇有失政，万年县法曹孙伏伽首先上表，进谏说道：“人君得天下易，保天下难，试观隋家天下，何等全盛，只因炀帝骄矜刚愎，遂非文过，恶闻直言，遂致积恶日深，丛怨日甚，所以把天下失了。陛下应兴王之运，龙飞晋阳，义师一举，远近归心，其应如响，攻下汾霍，进克长安，未及一年，遂登帝位，只见得取天下这等容易，却不知隋之失天下亦不难也。若知隋所以失天下，又复效其所为，这便是蹈其覆辙，同归于乱而已。以臣之愚，谓宜鉴于亡隋之弊，改途易辙，凡君德有愆违，朝政有阙失，务广开言路，使人人得以自尽，事事得以上闻，庶下情上通，上泽下究，而保天下不难矣。”表中指陈高</a>祖失政三事：一件不宜受民间私献，一件不宜陈百戏散乐于玄武门游戏，一件太子诸王左右不宜滥用匪人。高祖览表大悦，乃下诏褒奖，称道他至诚慷慨，据义直言，因不次超拔，擢为治书侍御史，着他专掌法令，仍赏以绢帛三百匹，以旌其直焉。夫自隋以来，言事者轻则斥，重则诛，以致忠臣结舌而不敢尽直，士丧气而不获伸久矣。高祖即位之初，首纳伏伽之谏，至不吝高爵厚赏以宠异之，盖不惟有受善之诚，而因有以作敢言之气，士怀忠抱义者，孰不感激而思奋哉！此所以能延揽贤杰，而开有唐三百年之基也。


    原文


    有犯法不至死者，唐主特命杀之。监察御史李素立谏曰：“三尺法，王者所与天下共之也。法一动摇，人无所措手足。陛下甫创鸿业，奈何弃法！臣忝法司，不敢奉诏。”唐主从之。自是特承恩遇，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拟雍州司户，唐主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拟秘书郎，唐主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直解


    古时用三尺竹简，写法律于其上，叫做三尺法。唐高祖初年，有一人犯法，以律论之，罪不该死。高祖心里恼他，不依律断，特命戮之于市。那时有个监察御史李素立进谏说：“这三尺律书，乃王者所与天下公共的法，下自庶民，上及朝廷官府，都该遵守，虽天子至尊，也不容以一人之喜怒，而自为轻重。若是可轻可重，无一定之规，这法便可动摇了。法一动摇，那用法的都得任意以行其私，小民举手投足，便犯法禁，复何所措其手足哉！况陛下初创大业，将垂法于后人，岂可先自废弃了这法，使后嗣何所遵守？臣忝为法司，分当执法，此人法不该死，虽有特诏，不敢奉行。”高祖听从其言。自是素立特承恩遇，眷顾非常。唐朝监察御史是从八品，高祖命该衙门升授他做七品清高又有事权的官。该衙门拟升他做雍州司户，是京兆府官，掌户籍驿传等事。高祖说：“这官虽当要路，有事权，却繁冗而不清。”又拟做秘书郎，是秘书省官，掌四库图籍。高祖说：“这官虽是清高，却闲散而不要。”遂升授他为侍御史。侍御史，从七品台官，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官秩既清高，又有事权，故特授此官以宠异之。夫素立之执法，高祖之听言，以定国家之法典，以开朝廷之言路，高祖君臣两得之矣。


    原文


    唐主考第群臣，以李纲</a>、孙伏伽为第一，因置酒高会，谓裴寂等曰：“隋氏以主骄臣谄亡天下，朕即位以来，每虚心求谏，然唯李纲差尽忠款，孙伏伽可谓诚直，余人犹踵弊风，俯眉而已，岂朕所望哉！”


    直解


    唐高祖欲激劝臣下，使之进谏，尝考校群臣的优劣，分别等第，以太子詹事李纲、治书侍御史孙伏伽为第一。一日置酒殿上，大会群臣，与尚书</a>右仆射裴寂说道：“隋家天下，只因为君者志意骄盈，不肯听谏，为臣者甘心卑谄，不肯尽忠，所以上下相蒙，养成祸乱，遂致灭亡。朕自即位以来，惩隋之弊，凡百举动，不敢自以为是，每虚心求谏，冀闻直言。然群臣之中，止是李纲能随事箴规，颇尽忠款，孙伏伽论事慷慨，可谓诚直。除此二人之外，其余诸臣谄谀顾忌，犹踵习亡隋之弊风，凡遇事有当言者，都只低头缄默，俯眉而已，无有吐一词、建一议者，岂朕所以虚心求谏之意哉！尔等自今必须以李纲、孙伏伽为法，斯为不负朕之所望也。”夫人君听谏为难，知人为尤难。盖切直之谏，虽庸主犹或勉从，而人品邪正之分，非至明者不能洞察也。唐高祖虚心尽下，不惟有听谏之诚，而某也忠直，某也依可，又能因迹考心，甄别不爽，则君子既得以目见，小人又无以自容，听言之道，莫善于此，人主所宜取法也。


    原文


    刘武周降将寻相等多叛去。诸将疑尉迟敬德，囚之军中，屈突通、殷开山言于世民曰：“敬德骁勇绝伦，今既囚之，心必怨望，留之恐为后患，不如遂杀之。”世民曰：“不然，敬德若叛，岂在寻相之后邪！”遽命释之，引入卧内，赐之金，曰：“丈夫意气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终不信谗言以害忠良，公宜体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资，表一时共事之情也。”已而世民以五百骑行战地，登魏宣武陵。王世充帅步骑万余猝至，围之。单雄信引槊直趋世民。敬德跃马大呼，横刺雄信坠马。世充兵稍却，敬德翼世民出围。世民、敬德更帅骑兵还战，出入世充陈，往返无所碍，屈突通引大兵继至，世充兵大败，仅以身免，斩首千余级。世民谓敬德曰：“公何相报之速也！”赐敬德金银一箧，自是宠遇日隆。


    直解


    唐太宗</a>既破刘武周，他部下的大将尉迟敬德与寻相等都来降，其后寻相等又逃叛去了，只有敬德未去。诸将恐他也要逃叛，把他拿了囚系在军中，于是屈突通、殷开山二人向太宗谗谮他说：“敬德为人骁勇绝伦，今既被囚系，心里必然怨望，留着他在此，恐生歹意，将来为祸不小，不如杀了他，永绝后患。”太宗说：“诸将差矣，敬德若有叛意，便当与寻相一同去了，岂肯留到今日，坐待擒缚？我看他决无此意。”即时传令，释放了敬德，引他到卧房内，取些金银赏他，说：“丈夫处世，当磊磊落落，以意气相期许，莫把小小嫌隙，放在意下。我素知你是个忠良之臣，无有二心，纵是众人要谗害你，我终不听信而加害也。你当体谅我的心，相与戮力匡时，共成大业，不可自生疑虑。你若必要去，我也不敢强留，就把这金银资助你做路费，以表一时共事之情也。”繇是敬德感激，誓死相从。一日太宗征郑主王世充于洛阳，领五百马军出去观看交战地方，适登北魏宣武帝陵上，远览形势。不期王世充帅领步卒马军一万多人，忽然奔到，把太宗围住了。世充有一骁将，姓单名雄信，手持丈八长枪，径奔太宗。事势危急，敬德策马大呼，从旁一枪，刺雄信落马。世充兵见雄信被刺，稍稍引退。敬德以身遮蔽太宗，杀透重围。既出之后，又复与太宗领着马军杀入世充阵中，如此往来数次，并无敢有阻挡之者。少顷之间，大将屈突通统领大军继至，把世充的军马，杀的大败奔溃，世充仅得单身脱走，斩获首级一千余颗，得胜而回，这是敬德单身救主的第一功。于是太宗对敬德说：“公之报恩何其速也！”遂赏敬德金银一箱，以酬其劳，自此恩礼眷顾，日盛一日，而敬德因得展尽才略，以树功名，后来遂为佐命功臣，封鄂国公，以此见太宗之善用人也。大抵人君御下，莫善于推诚，莫不善于蓄疑。推诚者，虽其寇仇，亦将归心；蓄疑者，虽其亲信，亦将解体。陈平楚之降将，汉高祖一日得之，遂以为护军，捐金四万斤，不问其出入；光武推赤心置人腹中，铜马群盗来降，单骑按行诸部，示以不疑，故能驾驭豪雄，兴建大业；项籍以盖世之才，拔山之力，乃意忌信谗，虽其骨骾之臣，如钟离昧、范增之伦，皆以谗见疏，故终以取败。观高祖、光武、唐太宗之所以兴，项籍之所以亡，则推诚之与蓄疑，其得失之效，相去远矣。


    原文


    唐主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不足以称之，特置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冬十月，以世民为天策上将，开天策府，置官属。世民以海内浸平，乃开馆于宫西，延四方文学之士，出教以王府属杜如晦、记室房玄龄</a>、虞世南</a>、文学褚亮、姚思廉</a>、主簿李玄道、参军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咨议典签苏勗、天策府从事中郎于志宁、军咨祭酒苏世长、记室薛收、仓曹李守素、国子助教陆德明</a>、孔颖达</a>、信都盖文达、宋州总管府户曹许敬宗，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分为三番，更日直宿，供给珍膳，恩礼优厚。世民朝谒公事之暇，辄至馆中，引诸学士讨论文籍，或夜分乃寝。乃使库直阎立本图像，褚亮为赞，号十八学士。士大夫得预其选者，时人谓之“登瀛州”。


    直解


    唐武德四年，此时太宗尚为秦王，高祖以太宗首建大谋，削平海内，其功勋甚大，前代官爵都不足以称其功，特为他置一官，叫做天策上将，其位加于诸王公一等。乃于冬十月，拜太宗为天策上将，开天策府，于府中设置官属。太宗既受此官，见得海内渐次平定，当亲近儒臣，乃开馆于宫西，延引四方有文学之士，使居其中，亲出教令，以王府属官杜如晦、记室官房玄龄、虞世南、文学官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参军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咨议典签苏勗、天策府从事中郎于志宁、军咨祭酒苏世长、记室薛收、仓曹李守素、国子助教陆德明、孔颖达及信都县人盖文达、宋州总管府户曹许敬宗，共十八人，皆以各人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分为三番，每日六人，更日直宿，供给珍馐饮膳，恩礼极其优厚。太宗每日朝谒了毕，公事闲暇，辄至馆中，引见诸学士，相与讨论文籍，讲明义理，或至夜分方才就寝，其亲密如此。又使库直官阎立本图画诸学士的像貌，使褚亮题写像赞，号称十八学士。士大夫得预此选者，时人谓之“登瀛州”。瀛州，是海外山名，道家说，是神仙所居，以比诸学士荣遇，就如登仙也。夫太宗当天下甫定之初，即开馆延贤，讲论经籍，真可谓右文之令主矣！是以当代夸之以为盛事，后世传之以为美谈焉。


    原文


    八月己未，突厥颉利可汗寇并州，遣兵寇原州。唐主谓群臣曰：“突厥入寇而复求和，和与战孰利？”太常卿郑元曰：“战则怨深，不如和利。”中书令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众，有轻中国之意，若不战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将复来。臣愚以为不如击之，既胜而后与和，则恩威兼著矣。”唐主从之。


    直解


    突厥，是北虏。可汗，是虏中酋长之号。并州，即今山西太原府。原州，即今陕西固原州。唐高祖武德五年，八月己未日，突厥酋长号颉利可汗者，引十五万骑，繇雁门入犯并州地方，又分兵往掠原州地方。高祖与群臣计议说：“今突厥入寇，本该与他战，乃又遣使来讲和，又似该与他和，和与战二者，那件便益？”太常卿郑元说：“战未免伤损人马，纵使得胜，彼亦仇恨，结怨愈深，不如休兵，与他讲和为便。”中书令封德彝说：“讲和固好，然必须先战而后可和。盖突厥贪悍喜斗，如犬羊一般，彼自恃其众多，轻视我中国，所以敢来为寇。若不与一战，就听讲和，显是中国怯弱，不敢与他厮杀，他越发无忌惮了，今虽讲解而去，明年又将复来，边患何时而息？臣愚以为不如因其入寇，出兵击之，彼骄我奋，其势必胜，战既得胜，彼必惧怕我中国，不敢轻视，然后却与他讲和，既畏战胜之威，又感和好之恩，恩威兼著，和乃可久。”高祖听从封德彝之言，其后边将连破突厥，然后遣郑元责颉利以负约，说之讲和，可谓得制御夷狄之术矣。大抵不战而和，则制和在彼，战而后和，则制和在我，致人而不致于人，要使中国常操其柄，且因我之战，可以益固其和心，因彼之和，可以益修吾战备，御虏之策，莫善于此，筹边者所当知也。


    原文


    上引诸卫将卒习射于显德殿庭，谕之曰：“戎狄侵盗，自古有之，患在边境小安，则人主逸游忘战，是以寇来莫之能御。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闲无事，则为汝师，突厥入寇，则为汝将，庶几中国之民可以少安乎！”于是日引数百人教射于殿庭，上亲临试，中多者赏以弓、刀、帛，其将帅亦加上考。群臣多谏，上皆不听，曰：“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常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卫之士亦加猜忌乎！”繇是人思自励，数年之间，悉为精锐。


    直解


    武德九年，此时天下已平，兵革不用，太宗引诸宿卫将士，在于显德殿前，演习射艺，因省谕之说道：“有中国则有夷狄，夷狄侵盗，自古为然，不足为患。所患者，只在夷狄不来侵扰，边境稍宁，此时为君的恃其治平，安逸游乐，忘却战伐之事，不复堤备，一旦虏寇乘间而来，那时措手不及，无以御之，深足为患。今海内宁靖，汝辈安闲，朕不用汝辈之力，穿池筑苑，以供役使，专教汝辈演习弓矢。平居闲暇无事，则操练教习，为汝之师，万一突厥入寇则统领出征，为汝之将，庶乎有备无患，中国之民可以稍安。”于是每日引领卫士数百人教射于殿庭之前，太宗亲临比试，有那中箭多的，即便赏以弓矢、刀剑、绢帛等物，其所部将帅，亦考列上等，论功优处。此时文武群臣见得殿庭之间，操弓挟矢，甚非体面，又恐万一狂夫窃发，所系非轻，多上章谏止者。太宗皆不之听，说道：“王者父母天下，看着四海就如一家，凡在封疆之内的，都是朕之赤子一般，朕常推这一片实心，置在人之腹中，更无一毫猜忌，奈何守卫士卒常在禁地的，也加猜嫌疑忌乎！”繇是将士闻之，都感激太宗诚信，思自奋励，不出数年，个个武艺精熟，意气敢勇，尽为锐卒，皆太宗教训鼓舞之功也。夫天下虽安，忘战则危，人君之武备，诚有不可一日而不讲者。但朝堂非教射之地，人主非教射之师，古者蒐苗狝狩，各以其时，未闻日事简练以为威，泽宫洛水，各以其地，未闻引集殿庭以为便，广厦细旃，以近有德，未闻狎卫士以为不疑。况舞干可以格有苗，橐弓可以靖时夏，人主之所当务，尤在增加其文德，有不必专意于武功者，审治体者，当辨于兹。


    原文


    房玄龄尝言：“秦府旧人未迁官者，皆嗟怨曰：‘吾属奉事左右，几何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宫、齐府人之后。’”上曰：“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必也新而贤，旧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旧乎！今不论其贤不肖而直言嗟怨，岂为政之体乎！”


    直解


    太宗初封秦王，故称秦府。其兄建成先为太子，称前宫。弟元吉封齐王，称齐府。至是太宗从秦王立为天子，那旧时在秦府中服事的人，都指望从龙之后，超升官职，却久不得升，心中不无觖望。于是中书令房玄龄奏说：“这秦府旧人未得升迁的，都是背后嗟怨说道：‘我等幸在藩邸中奉事主上，日侍左右，经今多少年岁了，枉自受了许多辛苦，不曾沾一些恩典，今除授官职，反居前太子宫中及齐王府中人之后，我等旧人，倒不如那新来的，何也？’”太宗说：“为人君的，凡事须一秉至公，无一毫偏私，方才服得天下的心。况朕与卿等每日穿的、吃的，都是民间赋税，件件取给于百姓。今日设官分职，正是为着百姓，要使他得所，必须选择那有德有才的去做，天下始受其福。用之先后，乃在贤不肖，不在新旧，岂以新旧为先后哉！若必新的果贤，有益于百姓，就是前宫、齐府人，也该用，旧的不肖，无益于百姓，就是我秦府人，也不该用，又何可只论新旧，舍贤而取不肖乎！今你不论其贤与不肖，只说旧的嗟怨，要加意于他，以满其望，便是任情轻重，偏私不公，为政之体，岂宜如是？此我所以不敢把朝廷的官职私厚我秦府旧人也。”太宗此言，真可谓知治体者矣！盖朝廷为官择人，不为人择官，故能称其职，虽仇不可弃，不能称其职，虽亲不可私。如魏徵</a>、王珪，都是太子府中人，苟弃而不用，何以成贞观之治哉！至于房玄龄，实秦府旧人，乃首擢以为相，天下不得议其私，可见王道至公，有意任旧而不择贤人，固不可，有意避嫌而故弃旧人，亦不可。诸葛亮</a>曰：“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此可为用人之法。


    原文


    上于弘文殿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置弘文馆于殿侧，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a>、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故故字当作政字。事，或至夜分乃罢。又取三品已上子孙充弘文馆学生。


    直解


    这一段是纪太宗重道右文的事。四部书，是经、史、子、集，分作甲、乙、丙、丁四类，故为四部。太宗见得帝王修身治天下的道理，无一件不载之于书，乃于弘文殿中，聚集四部书，约有二十余万卷，以备观览，因开馆于弘文殿旁，叫做弘文馆。妙选天下能文有学之士，使居其中，选得记室官虞世南、文学官褚亮、姚思廉、给事中欧阳询、参军蔡允恭、著作郎萧德言等六人，皆各以本官兼弘文馆学士，分为两班，使之轮日直宿，每日听朝毕，遇有间隙之时，即延引诸学士入至内殿，将古昔帝王嘉</a>言善行载在经籍者，与诸学士一一讲论，务考究其成法，朝廷见行的政事，有疑难不决者，与诸学士件件商确，务参酌以时宜，或讲论未明，商确不的，便坐至夜分，方才停止，也不以为劳，其延访之勤如此。又以秘书藏在内殿，外人得见者少，乃取朝官三品已上的子孙，充弘文馆学生，着他习读秘书，讲究今古，因以储养人才，而为他日之用焉。大抵人君以武功定天下者，多不事诗书，而国事草创之初，亦或未遑教化。太宗当在秦府时，已尝开馆延贤，即位未几，乃又广收图籍，专精讨论，下至大臣子孙，并使肄习，其于诗书教化之际，惓惓如此，君德岂有不盛，治道岂有不隆者哉！


    原文


    上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繇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直解


    太宗一日与群臣计议说：“盗贼为患何术以禁止之。”有一臣议说：“盗贼肆行而无忌者，繇法轻故也。今请益严其法，凡为盗的俱从重论，使人不敢犯，盗将自止。”太宗乃微笑他说：“民虽至愚，指之为盗，未有不羞耻者，今乃甘心为此，岂得已哉！良繇在上的，用度不肯节省，往往加派于民，赋税繁多，徭役重大，那不才官吏，贪赃需索，又侵渔其间，以致百姓每废弃生理，变卖产业，衣食不给，一时迫于饥寒，遂不暇顾廉耻，相率而为盗耳。今朕只该反身节欲，自宫中以至于官府，去其奢侈，省其费用，本源既清，自可无暴征横敛，繇是轻徭役，不尽民之力，薄赋税，不夺民之财。又选用清廉官吏，分理郡县，爱养百姓，使其安生乐业，衣食有余，则自然知有廉耻，不肯为盗，又何用重法以禁之乎！”太宗只如此行去，才数年后，四海之内，渐跻太平，道路上或有遗失物件，也无人拾取，人家外面门户，晚间都不用关闭，那做商贾与行路的，或投不得店家，就在野地里歇宿，亦绝无盗贼之警，可谓升平之极矣。此可见人君欲止盗，不在重法，只在轻徭薄赋而已。然非朝廷之上，费用减省，郡县之间，官吏清廉，虽欲轻徭薄赋，岂可得乎？彼贪官污吏，每假朝廷催科之急，以自恣其囊槖之私，故国赋日增，则国用日侈，而民生日蹙，至于民穷盗起，而后救之，则晚矣。然则太宗选用廉吏一言，尤弭盗者所当留意。


    原文


    上又尝谓侍臣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繇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


    直解


    太宗深鉴前代昏主纵欲败度，不恤小民，以致丧身亡国之祸，尝与侍臣说道：“君之与民，本同一体，君之安危系于国，国之安危系于民，民安而后国安，国安而后天位可以常保。故君虽贫不可以剥民而求富，若刻剥乎民，以奉养乎君，就如割自己之肉，以充自己之腹。腹虽因啖肉而饱，却不知肉尽而身亦随以亡；君虽因剥民而富，却不知民贫而国亦随以乱。故人君之祸患，不在夷狄盗贼自外而来，常繇纵耳目，快心志，自身而出。夫耳目心志其欲无穷，欲心既盛，则将穷奢极侈，无所不为，其费用必广。费用既广，则常赋不足以供，必将额外科求，其赋敛必重。赋重，则民不堪命，而有愁苦之心。民愁，则国本以摇而有危殆之势。国既危，则君不能以独安，而丧亡无日矣。原其初，只繇纵欲一念所致，其祸真可畏也。朕常以此内自思省，惟恐侈心一萌，贻祸不小，故宁樽节以省费，不敢纵欲以病民，庶几保民以保国，保国以保身焉。”大抵人君纵欲而不恤民，只缘不见得有亡国之祸耳。若夏桀知亡，必不尚琼宫之华；商纣知亡，必不贪鹿台之富。唯蔽于欲而不悟，故陷于祸而不知。人主诚能清心明理，见祸于未形，则一切肆情纵意之事，自然知所警惕，而不肯为矣。《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此在居安思危者所当知也。


    原文


    上谓裴寂曰：“比多上书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览，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寝。公辈亦当恪勤职业，副朕此意。”


    直解


    太宗即位之初，日夜留心治理，一日对司空裴寂说：“近来群臣多有进上章奏，陈说政事的，其条件甚多，朕恐一时览过，未得其详，无益于治，所以凡有章奏，都将来粘在屋壁上，使出入之际，常在目前，得以思省观览，反复详审。但有切于身心的，便自家体察，有关于政治的，便随事施行，未尝轻忽过了。朕又每每思量平治天下的道理，或至夜深，方去歇息。卿等为朕的辅佐，亦当各效忠诚，恪勤职业，以称朕今日所以孜孜求治的意思，庶几上下同心，而治理可得也。”夫太宗之勤于政理如此，其致贞观之治也宜哉！


    原文


    上励精求治，数引魏徵入卧内，访以得失。徵知无不言，上皆欣然嘉纳。


    直解


    太宗鉴于隋朝以恶闻其过亡天下，于是奋厉精神，勤求治理，兢兢业业，常恐所行或不当于人心，乃时常召引谏议大夫魏徵，进入卧房内，密地里访问他朝廷近日所行，那件停当，那件差失。盖使他进在内殿，可以从容尽言，又有事关机密，不敢显言的，亦得以密切上陈也。魏徵是个忠直的臣，又感激太宗亲信他的意思，于是一切政事但知道的，无不尽言，其行得是的，便说是以将顺其美，或行得不是的，便说不是以匡救其失，无有隐讳，无有避忌，太宗都欣然无忤，一一嘉奖而听纳焉。大抵人君挟崇高之势，虽行有得失，而过每难于上闻；人臣怀畏惧之情，虽意欲箴规，而言每难于自尽。故明圣之主，务开之使言，引之卧内，以示其亲，赐之嘉纳，以行其说，然后忠直之臣，得以自遂，过失日闻，而人主益见其明圣。若太宗者，可以为后世法矣。


    原文


    上患吏多受赇，密使左右试赂之。有司门令史受绢一匹，上欲杀之，民部尚书裴矩谏曰：“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上悦，召文武五品以上告之曰：“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傥每事皆然，何忧不治！”


    直解


    司门令史，是执掌门籍之官。民部尚书，即今户部尚书。此时天下初定，法令疏简，各衙门官吏，多有贪赃坏法者，太宗深以为患，要设法禁止，乃暗地里叫左右的人，假托事故，将钱帛去馈送各衙门官吏，以试验之。有个司门令史官，受了绢一匹，太宗就要拿来杀了，民部尚书裴矩进谏说道：“为吏贪赃坏法，加以死刑，诚当其罪；但置人于法，必须繇他自作自犯，乃服其心。今陛下使人将钱送他，他贪图接受，分明是赚哄他入法网之中，而故陷之于死地也，恐非圣人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者也。盖王者禁人为非，必先正身修德，引导之于前，导之而不从，又有纪纲法度整齐之于后，岂有设计用术，诱人犯法，而加之罪者乎！”太宗嘉纳其言，乃宣召文武五品已上的大臣告之说：“人臣于君上之过，力争者少，面从者多，裴矩因朕要杀受绢的令史，当朝堂之上，能持正据法，尽力谏诤，不肯唯唯诺诺，务为面从，傥朕每事所行，都得人匡正如此，则举措必然合宜，人心必然悦服，何忧天下不太平乎！”按隋文帝患令史赃污，尝私使人以钱帛遗之，得犯立斩，于时谗构横生，枉滥殊甚，太宗亲承其弊而不能变，又从而效之，岂不误哉！然隋文帝不用冯基之言，太宗能听裴矩之谏，而兴亡顿殊如此，论治者宜于此究心焉。


    太宗


    太宗皇帝，名世民，高祖第二子。年十八劝高祖起义晋阳，削平群盗，代隋而有天下。初封为秦王，后高祖以其功大，遂立为太子，因传位焉。在位二十三年，庙号太宗。


    原文


    贞观元年正月，上宴群臣，奏《秦王破阵乐》。上曰：“朕昔受委专征，民间遂有此曲，虽非文德之雍容，然功业繇兹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内，岂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德彝顿首谢。


    直解


    此时高祖自称太上皇，传位太宗。太宗即位，改年号为贞观。贞观元年正月，太宗大宴群臣，乐工承应，奏《秦王破阵之乐》。太宗与群臣说道：“朕往时为秦王，蒙父皇委任，得专征伐，往往以身先士卒，摧破强敌，故民间有秦王破阵的歌曲。今因而润色，以为乐章，用一百二十人，被甲执戟而舞，虽发扬蹈厉，不似文德之雍容，然实用此以取天下，今日功业繇此成就，何敢忘其所自。故制为乐舞，庶使后世观者，知朕创业之艰难也。”那时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进说：“陛下以神武定海内，削平祸乱，弘济苍生，区区文德，岂足比拟。”太宗面折他说：“天下方乱，戡定固须用武，王业既成，持守尤当用文，文武两件，不可偏废，而时变不同，故或用武，或用文，各随其时耳，非有轻重于其间也。卿乃谓文不及武，岂天下独可以武治乎！这话差矣。”于是封德彝自知失言，叩头谢罪。自古说文武并用，长久之术，如天道阴阳一般，春夏虽阳气用事，然未尝无阴，秋冬虽阴气用事，然未尝无阳，二者相济而后不偏。故陆贾</a>对汉高帝说：“马上得之，岂可以马上治之。”夫戡乱之时，固宜用武，亦必济之以文；守成之时，固宜用文，亦必济之以武。昔成康之世，治定功成，而周、召二公，犹惓惓以克之长虑，守成者不可不深思也。


    原文


    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为大理少卿。上以选人多诈冒资荫，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几，有诈冒事觉者，上欲杀之。胄奏：“据法应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对曰：“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而既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执法，朕复何忧！”胄前后犯颜执法，言如涌泉，上皆从之，天下无冤狱。


    直解


    大理少卿，是掌法之官。太宗以刑狱至重，掌法贵于得人，乃选择群臣之中，见兵部郎中戴胄居官忠清公直，堪为法司，遂擢用他为大理寺少卿。此时士人选官者，多诈冒恩荫，滥授爵级，太宗深恶其弊。乃降敕禁革，凡官员诈冒者，准令自首免罪，不首者论死。未及几时，遂有犯诈冒事觉者，太宗就要拿去杀了。戴胄奏言：“诈冒官爵者，据法止该流徙远方，罪不该死。”太宗怒说：“卿所言者虽是法，但朕已有敕旨，信不可失，今卿要守法，岂可使朕失信乎？”戴胄答说：“敕书失信是小事，法令失信是大事。盖敕书之颁，出于一时之喜怒，喜则从轻，怒则从重，不可为常；至于法令一定，喜不可得而减，怒不可得而加，乃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确乎其不可移者也。陛下恶选官诈冒者多，激于一时之怒，故要杀之，既而知非正法，复断之以本等罪名，此乃忍一时之小忿，而存国家之大信，所失者小，所全者大也，岂可任情而废法，乃为不失信乎！”太宗感悟，因褒美之说：“朕所忧者，常恐行法不当，人心不服，卿能执法如此，则轻重不得那移，小民知所遵守，朕复何忧！”戴胄自为大理，凡太宗用刑有不当处，前后犯言谏争，言如涌泉，一无所隐，太宗鉴其忠直，所言都允从之。自是法令画一，天下刑狱悉归平允，无有冤枉之民焉。于此可见戴胄能持正守法，而不挠于人主之威，太宗能虚己受言，而不泥于已成之说，君明臣直，两得之矣。但国法固所当重，而王言亦不可轻，惟详审于制法之初，使法立而可守，慎重于申命之日，使令出而惟行，则有法以为整齐之具，有敕以寓鼓舞之权，固有交相为用，而不相悖者，何至有偏废之患哉！此议法者所当知也。


    原文


    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予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德彝惭而退。


    直解


    太宗以致治在得贤，而贤人或伏于下僚，或遗于草野，朝廷不能尽知，乃诏朝臣各举所知，以备简用。尝命右仆射封德彝着他举荐贤才，他只应承了，终无所举。太宗问其故，德彝对说：“臣非不尽心访求，但一时未有奇才可应诏命者耳。”太宗责他说：“人的才能，各有所长，君子用人，就如用器皿一般，大的大用，小的小用，各取所长，岂可苛求责备？且天之生贤，何代无之，一世之才，自足以供一世之用，古来致治之主，都赖贤臣，岂是从异代假借来用？也只取于当世而已。今正患自家识见浅陋，不能知贤，何可尽诬一世之人，以为无贤可举乎！”于是德彝羞愧而退。尝观贤不肖之相引，各以其类，故惟贤然后能知贤，亦惟贤而后能举贤。德彝本邪佞小人，何可以此望之！盖小人不乐进贤，其情有三：忌其形己之短，是一件；恶其不为己之党，是二件；恐其以正直触忤人主，为己之累，是三件。至于不知而不举，此其罪犹薄也。然则知人之难，又何以责于封德彝哉！可见人主之明尤在辨奸，奸之远而贤者进矣。


    原文


    上谓太子少师萧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始悟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数延见，问以民间疾苦，及政事得失。


    直解


    太宗因评论弓矢，而有感于治道。一日，对太子少师萧瑀说：“朕自少喜好弓矢，尝挑选好弓十数，收藏爱惜，自谓材干坚劲，造作精工，无以复加。近日取出以示弓匠，弓匠看了，乃说这十数张弓都不是美材。朕问其故，弓匠对说：‘弓之好歹，全以木心为主，木心正直，则脉理皆直，而发箭亦直。若木心不直，则根本之地，先已不正，那脉络纹理，都一顺偏邪去了，纵然筋胶缠束，极其坚劲，终是发箭歪邪，难以中的，如何叫做好弓？’朕闻其言，方才觉悟，我向者辨认弓矢徒识其粗，未识其精也。夫朕以弓矢平定天下，弓乃手中常用之物，于其邪正好歹，辨识犹未能尽，况于天下这等广阔，民情世务，这等繁冗，以朕一人之身，耳岂能尽闻，目岂能尽见乎！”乃命京朝五品以上官员，分为班次，在于中书内省，轮日直宿，时常引至御前，问以治道，凡闾阎小民，或衣食不足，或赋役不均，一一问其疾苦，朝廷政事，某件所行者是，某件所行者非，一一问其得失，盖惟恐幽隐细微的去处，识见不到易致过差，故虚心博访如此。夫工人所论者弓矢，而太宗遂有悟于治道，于此见至理可触类而旁通，人君当随事以致察。故周武王因刀剑而作省躬之铭，齐桓公因斫轮而得读书之喻，皆善观物理者也。然以太宗之明敏，能因识弓未尽，悟义理之无穷，而不能因木心不直之言，悟讽谏之有在，则信乎听言察理之难矣。


    原文


    有上书请去佞臣者，上问：“佞臣为谁？”对曰：“臣居草泽，不能灼知其人。愿陛下与群臣言，或阳怒以试之，彼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好以权谲小数接其臣下者，常窃耻之。卿策虽美，朕不取也。”


    直解


    太宗时有一人上书，请斥去朝臣之邪佞者，太宗问说：“今朝臣邪佞的是谁？”其人对说：“臣伏在草泽，岂能明知朝臣中那个是邪佞，只在陛下自察。愿陛下与群臣谈论间，或假做恼怒，试看众人如何。那执守理法，不屈意以狥上之怒的，便是直臣，若畏雷霆之威，不敢执奏，而阿顺旨意的，便是佞臣，这辨之也不难。”太宗说道：“譬之流水，君是源头，臣是流派，水之清浊，都在源头出处，若本源浑浊，乃要末流清澈，不可得矣。今阳怒以试群臣，是君自为诈也，又何以责臣下，使去诈佞而为正直乎！朕方要推赤心置人腹中，以至诚治天下，彼此都无猜疑才好。尝见前代帝王，如魏武帝</a>之流，好用权谋诡诈、小小术数接遇臣下的，以为此非王道，常窃羞耻而不为。今你这试佞的计策，虽是巧妙，朕却自有个荡荡平平的道理，不依此行也。”按太宗此言，深得为君之大体。夫君德贵明不贵察，明生于诚，其效至于不忍欺，察生于疑，其弊至于无所容，盖其相去远矣。是以自古哲王，冕旒蔽目而视不下于带，黈纩塞耳而听不属于垣，凡以养诚心而存大体也。不然，则耳目所及，其能几何？而天下大奸，必有遗于权数之外者矣。太宗至诚一语，实万世御臣之法。


    原文


    上与侍臣论周、秦修短，萧瑀曰：“纣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国无罪，始皇灭之。得天下虽同，失人心则异。”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义；秦得天下，益尚诈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盖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顺故也。”瑀谢不及。


    直解


    修字，解作长字。太宗尝与侍臣评论前代兴亡之繇，说道：“周家享国八百余年，秦传至二世而亡，运祚长短，何不同如此。”太子少师萧瑀答说：“国运之修短，系于人心之得失。周之时，商纣无道，毒痡四海，武王吊民伐罪，为天下除害，故人心归之。秦之时，周命未改，六国相安，本无可灭之罪，始皇恃其强暴，因而殄灭宗周，吞并六国，大失人心。其得天下虽同，安人心则异，所以周享国之长，而秦享国之短也。”太宗说：“公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夫周与秦虽同以征伐得天下，然周得天下之后，却能增修仁义，而德泽有加；秦得天下之后，乃益崇尚诈力，而残刻愈甚。是其得天下虽同，其守天下则异，所以运有修短不同，实繇于此。盖守天下与取天下不同，取天下者时当戡定祸乱，容可兼用智力，稍违事理，及得天下而守之时当整饬太平，则宜纯用仁义。于道理不可不顺，周逆取而顺守之，故其享国也长；秦既以逆取之，又以逆守之，欲享国之长，岂可得乎？”萧瑀闻言大服，顿首称谢，自谓识见不能到此也。按周秦修短之论，萧瑀固为失之，太宗亦未为得也。盖周武顺天应人，固不可谓之逆取，而始皇以不道取天下，亦岂能以顺守之？二说胥失之矣！窃谓周之立国，谟烈之贻，所以佑启者远，世德之求，所以继述者善，四友十乱之臣，所以辅佐者良是以祖孙一德，臣主一心，享国久长，有繇然也。秦尚法律而弃诗书，疏扶苏而宠胡亥，逐拂士而任斯、高，父子君臣，同恶相济如此，岂能久乎？论周、秦者，宜于此合而观之始得。


    原文


    魏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侍陛下，愿使臣为良臣，勿为忠臣。”上曰：“忠、良有以异乎？”对曰：“稷、契、皋陶，君臣协心，俱享尊荣，所谓良臣。龙逄、比干，面折廷争，身诛国亡，所谓忠臣。”上说，赐绢五百匹。


    直解


    良臣，是能称其职，不负委任的。忠臣，是能尽其心，不避诛戮的。魏徵既谏太宗以君臣之间，宜尽诚相与，不当存形迹，太宗悔悟，于是魏徵再拜说道：“臣幸得奉事陛下，遭遇圣明，愿只使臣做个良臣，莫使臣做忠臣。”太宗问说：“忠臣、良臣都是一般，有何分别？”魏徵对说：“这两样臣都好，只是遭遇不同，却关系人主的明暗、国家的治乱。如唐虞之时，稷契、皋陶，遇尧、舜圣明，君臣同心，可否相济，臣安守职业，君坐致治平，四海推戴，万世传颂，共享尊荣之福，这便叫做良臣。夏、商之时，龙逄、比干，遇桀、纣昏暴，不忍坐视，欲行匡正，当面辩折，当廷谏诤，以致忤旨触怒，身受诛戮之惨，而无救于国之败亡，这便叫做忠臣。良臣上下俱受其福，忠臣上下俱受其祸，所以但愿为良臣，不愿为忠臣也。”于是太宗喜悦，赐绢五百匹以褒宠之。观魏徵此言，非不知忠良之一道，盖以意主于警动人君，使省身克己，立于无过之地，虚己受人，不违廷诤之言，则人臣无忠义之名，国家亦何至有危亡之祸乎？若人臣之义，事不避难，为忠为良，随所遇而安之，又何择焉！然观稷契、皋陶，身勤其职，而利在国家，名归主上，龙逄、比干，无补于国之亡，益显其君之过，而身享其名，则知为良臣者，乃其本心，而为忠臣者，非其得已也，又岂可以忠、良过于分别，议魏徵之言哉！


    原文


    上神采英毅，群臣进见者，皆失举措。上知之，每见人奏事，必假以辞色，冀闻规谏。尝谓公卿曰：“人欲自见其形，必资明镜；君欲自知其过，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谏自贤，其臣阿谀顺旨，君既失国，臣岂能独全！如虞世基等谄事炀帝以保富贵，炀帝既弑，世基等亦诛。公辈宜用此为戒，事有得失，无惜尽言！”


    直解


    太宗为人，神采英毅可畏，群臣有事入奏，望见他颜色者，都恐怖仓皇，举止失措。太宗晓的如此，后来每见人奏事，必霁威严，降辞色，屈意假借，以开导引诱，求闻规谏之言，其务尽下情如此。尝与公卿大臣说道：“人之面貌不能自见，必资明镜，乃见其形；君之过失，不能自知，必待忠臣，乃知其过。设使为君者，自矜才智，不纳忠言，为臣者，阿意逢迎，惟知顺旨，将见主骄国乱，为君者必不能保其社稷，君既失国，为臣者岂能独保其身家！就以隋家观之，如内史侍郎虞世基等，因炀帝恶闻直言，曲意奉承，极其卑谄，只图谀悦取容，保全富贵，及宇文化及作乱，炀帝被弑，世基等一并就诛，此时身且不保，富贵安在？公等在今日莫说朝廷清明，可以相安无事，宜以隋之君臣为鉴，凡朕所行的政事，某件停当，某件差错，务要一一尽言，无所吝惜，庶乎在朕得知其过，在公等得尽其忠，君臣始相保，岂不美哉！”夫人臣莫不愿忠，而言每难于自尽者，惟恐犯颜色、触忌讳而已。今既假之以辞色，而导之使谏，又申之以鉴戒，而劝之使忠，则小臣不萌畏罪之心，而大臣不怀持禄之念，国家之福，莫大于此。若太宗者，真可以为万世人君之法矣。


    原文


    上谓公卿曰：“昔禹凿山治水而民无谤讟者，与人同利故也。秦始皇</a>营宫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丽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纵之不已，则危亡立至。朕欲营一殿，财用已具，鉴秦而止。王公以下，宜体朕此意。”繇是二十年间，风俗素朴，衣无锦绣，公私富给。


    直解


    这一段是记太宗以节俭倡率群下的事。太宗尝对公卿大臣说道：“昔日大禹为司空时，用许多人力，凿山通道，以疏治洪水，劳民亦甚矣，然而民皆欢忻趋事，无有毁谤怨讟者，盖知禹不是为自己的事，诚以那时洪水滔天，必须疏凿然后民得安居粒食，要与百姓每同其利，故人都知道劳我乃是利我，所以虽劳而不怨也。秦始皇营造阿房等宫，其用民力，也不过是凿山治水这等劳苦，然而民皆怨愤离叛者，盖秦皇不是为百姓，只为自己要广大宫室，乃至竭民财力，不恤天下之困穷，以侈一人之居处，所以民不堪命而怨叛也。夫宫室、衣服，件件要靡丽珍奇，人情谁不愿欲？但一人之身，居处用度，所需几何，但取适体便了。若纵其情欲而不知止极，为琼宫瑶台，则必为锦衣玉衣。为锦衣玉食，则必极声色玩好。内荡其心志，外竭其财力，民心怨叛，而危亡立至矣，此秦之往事可鉴者也。朕尝欲营造一殿，估计财用，都已完备，便可兴工，因鉴于秦事，不欲启此祸端，即时停止。凡尔王侯公卿以下，各宜体悉朕这防患的意思，务要屏绝靡丽，斥远珍奇，以赞成节俭之治，不可相与骄奢而自纵也。”太宗谕公卿如此，自是以后，君臣上下，悉事俭约，二十年间，海内风俗尽变而为素朴。所穿衣服，惟用布帛，绝无锦绣，民知樽节，物力自然有余，那官府帑藏，与民间私蓄，公私所在，无有不丰富给足者，此节俭倡率之效也。昔汉文帝惜十家之产，基址既成，而一台不筑，今太宗亦鉴秦人之敝，财用既具，而一殿不营，盖樽节于一身者甚小，而功利之及一世者甚大，窒遏一时之欲者甚微，而培养数百年之根本者甚著，愿治之主，宜知所务矣。


    原文


    上谓侍臣曰：“吾闻西域贾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爱珠而不爱其身也。吏受赇抵法，与帝王徇奢欲而亡国者，何以异于彼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鲁哀公谓孔子</a>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纣乃忘其身。’亦犹是也。”上曰：“然。朕与公辈宜戮力相辅，庶免为人所笑也！”


    直解


    西域，即今西番地方。受赇，是贪赃的官吏。太宗一日问于侍臣说道：“吾闻西域国中有贩宝的胡人，得了宝珠，恐怕收藏不密，乃剖开自己的身子，将珠藏在里面，有此事乎？”侍臣答说：“诚有此传闻之言。”太宗说：“今人闻说此事，无不笑其愚者，说他止知爱珠而不知爱惜性命也。以我看来，世之为官吏者，因接受赃私，而触犯刑法，为帝王者，因纵恣奢欲，而丧亡国家，其见小利而不顾大害，比之贾胡剖身藏珠，岂不同一可笑乎！”谏议大夫魏徵答说：“陛下此言，比方最为切当。臣闻昔者鲁哀公曾与孔子说道：‘人有性好遗忘者，一日搬家，将他妻撇下了，也不记得，其好忘一至于此。’孔子答说：‘这还未甚，更有甚于此者，如桀、纣之荒淫暴虐，至于丧身而不悟，是将自家的身子也忘记了。’则那徙宅忘妻者，又何足怪乎！桀、纣之忘身，甚于徙宅忘妻，正如陛下所言帝王徇奢欲而亡国，无异于剖身藏珠者也。”太宗嘉纳其言说：“公所言者良是，朕与公等同有国家之责，当时常照管此身，尽心竭力，交相辅导，务期保身保国，庶免为后人所讥笑焉！”夫人虽至愚，未有不爱其身者，虽至狂惑，未有忘其身者。惟此心一为奢欲所诱，使人贪冒而无忌，流荡而失归，故剖身不足以喻其愚，亡妻不足以比其惑也。惟夫明主研几于未动，窒欲于未萌，远伐性之斧斤，防迷心之鸩毒，是以常敬畏，则常保爱，常警惕，则常不忘，身享尊荣之体，国被太平之福也。君天下者，尚其念之。


    原文


    鸿胪卿郑元使突厥还，言于上曰：“戎狄兴衰，专以羊马为候。今突厥民饥畜瘦，此将亡之兆也，不过三年。”上然之。群臣多劝上乘间击突厥。上曰：“新与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灾，不仁；乘人之危取胜，不武。纵使其种落尽叛，六畜无余，朕终不击，必待有罪，然后讨之。”


    直解


    这一段是记唐太宗以诚信待夷狄的意思。此是北虏突厥衰乱，十五部皆叛，又值饥荒，鸿胪卿郑元出使突厥回返，对太宗说道：“戎狄之俗，不食五谷，专恃羊马为生，故其兴衰，只看那羊马如何。羊马蕃盛，是他兴的时候；羊马消耗，是他衰的时候。今见突厥国中，人民饥馁，羊马瘦损，这正是他衰弱将亡的证验，算来不过三年，必为我擒。”太宗道他说的是。朝中群臣，因此多劝太宗趁这时候，出兵击破突厥。太宗说：“王者之待夷狄，当以至诚，不可见小利而失大信。今我初与突厥盟誓，不相攻击，他既不来犯我，乃无故兴兵，背了盟约，便是不信；他国中人饥畜瘦，这是天灾，所当悯恤，今乃幸其如此，遂因以为利，便是不仁；他有将亡之兆，这等危急，我乃乘其危而击之，纵能取胜，不过欺他衰弱，非我兵力能制其死命也，便是不武。今莫以他羊马一时稍损，便谓可击，就使种类部落都已离叛，羊马等畜，无复存留，朕终不出兵击他。盖王者之师，声罪致讨，今突厥不曾犯边，有何罪恶可指为名，必待其背盟侵犯，自取灭亡，然后兴师以讨其罪，岂不名正言顺，堂堂乎为帝王之义举哉！”太宗此言，深得中国之大体，使外夷闻之，亦当心服，边将知之，不敢邀功，此所以终能雪耻除凶，致颉利之请朝，而贻边境无穷之利也。


    原文


    二年，上问魏徵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鲧、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a>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直解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说道：“自古帝王有明哲者，有昏暗者，却是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答说：“君德之昏明，系于下情之通塞。明君公耳目于天下，而兼听众人之言，所以闻见广博，而日进于聪明；昏君寄耳目于嬖幸，而偏信一人之言，所以聪明壅蔽，而遂流于昏暗。昔者帝尧虚怀访治，下问小民，故当时恃险不服，如有苗那样的叛国，随即上闻，而不能逃征讨之师；舜明四方之目，达四方之聪，故当时蠹国害民，如共工、鲧、兜那样的凶人，随即败露，而不能免放殛之罪。这是兼听则明的证验。秦二世偏信赵高，群臣莫敢言事，遂成望夷宫弑逆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纳了东魏叛臣侯景，自取台城饥死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为盗贼不足忧，后宇文化及引兵犯御，尚自不知，卒死于彭城西阁之下。这是偏信则暗的证验。以此观之，人君之患，全在偏听，若能兼听群言，广纳众善，则耳目众多，那嬖倖之臣，不得专权擅宠，以壅蔽人主之聪明，而凡民情休戚，国事安危，件件得以上闻矣。”太宗以其所言深切治体，遂称美而嘉纳之。大抵君德固以兼听为明，而兼听尤以虚心为本。所谓虚者，高明广大，无一物以遮隔之，如太虚</a>然，乃所谓虚也。间之以嗜欲则非虚，参之以意见则非虚。人君平日，必须讲学穷理，诚意正心，以预养其静虚之体，然后本源澄澈，而视听不淆。不然，中无受善之地，而外饰兼听之名，虽发言盈庭，何益于治哉！此明主所当留意也。


    原文


    上谓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鉴临，下惮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诚致治之要，愿陛下慎终如始，则善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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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是记太宗君臣相警戒的说话。太宗一日对侍从等官说：“常人只说为天子的，以一人居天下之上，极其尊崇，凡事皆得自繇，无所畏惧忌惮。朕的意思却不是这等，盖天子上奉皇天，下临群臣，顶戴的便是皇天，无一处不鉴临，我何敢不畏惧！环列的便是群臣，无一人不瞻仰，我何敢不敬惮！每思君德或未尽修，庶政或未尽举，上莫逃于鉴观，下莫掩于瞻视，兢兢业业，戒谨恐惧，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尚恐怕所行或悖天理，不合皇天之意，或拂人情不副众人之望，获罪于上下而不自知，殊未尝无所畏惮也。”魏徵对说：“人君为治，最患恃其尊贵，上不畏天之谴责，下不惮人之非议，以致骄奢纵逸无所不为。今陛下上畏皇天，下惮群臣，如此敬慎，天下自然太平，诚致治之要也。但人情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臣愿陛下常存兢兢业业的心，日慎一日，到久后时，亦如今日，则天常眷佑，人常爱戴，这等才好。毋使倦心一萌，渐不克终，以负今日之言也。”按太宗这段说话，与大禹告帝舜儆戒之谟相同，不独寻常人主，当置于座右，盖自古聪明圣哲之君，益多儆惧忧危之意。其德愈盛，其心愈下，其业愈广，其意愈谦，其时虽无虞，其自视常若天怒人怨，而危亡之立至者，此二帝三王所以长治久安，而万世称隆也。若桀纣狂愚，谓人莫己若，谓天不足畏，遂以一人纵于民上，自取灭亡，为后世笑。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原文


    颉利表请入朝，上谓侍臣曰：“曏者突厥之强，控弦百万，凭陵中夏，用是骄恣以失其民。今自请入朝，非困穷，肯如是乎？朕闻之，且喜且惧。何则？突厥衰则边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将如突厥，能无惧乎！卿曹宜不惜苦谏，以辅朕之不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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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突厥颉利可汗以部落多叛，要内附中国，乃上表请求入朝。太宗与侍臣说道：“向日突厥强盛的时节，他部下挽弓骑射之卒，约有一百万人，凭恃其众，欺陵我中国，意得志满，因此骄纵，残害十五部落，大失众心。今自求归附，非其众叛亲离，力困势穷，安肯降顺如此。朕闻此事，又且欢喜，又且警惧。所以欢喜为何？盖边境不安，全是此虏为害，今突厥衰弱，不来侵犯，则边境小民，得以安宁矣，岂不可喜！所以警惧为何？盖突厥失民，繇于骄恣无道所致，朕或行政失道，他日民心背叛，国势衰微，也将与突厥今日一般，岂不甚为可惧乎！卿等宜体朕此意，凡朕有识见不周，举动不一的去处，须要苦言极谏，以助朕之不及，不可缄默自全，陷朕于失道之地也。”大抵人主抚有天下，莫不喜盛强而惧衰弱。然衰弱之形，每伏于盛强之日，故人能惧祸于已然，而不能惧祸于未然也。唯圣王忧深而虑远，早见而豫图，当盛即忧其衰，处强即虑其弱，是以兢业常存，而盛强可常保也。《易经</a>》有示危者，保其安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太宗因突厥入朝而惧，其意实本于此。


    原文


    太常少卿祖孝孙，作唐雅乐。上曰：“礼乐者，盖圣人缘物以设教耳，治之隆替，岂繇于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齐之将亡，作《伴侣曲》，陈之将亡，作《玉树后庭花</a>》，其声哀思，行路闻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乐也！”上曰：“不然。夫乐能感人，故乐者闻之则喜，忧者闻之则悲，悲喜在人心，非繇乐也。将亡之政，民必愁苦，故闻乐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为公奏之，公岂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诚在人和，不在声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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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侣曲》、《玉树后庭花》，都是乐曲名。初，唐高祖命太常少卿祖孝孙定乐律，孝孙以为梁、陈之音多吴、楚，周、齐之音多胡、夷，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声，为有唐一代之正乐，叫做雅乐，至是奏之。太宗因与群臣议论说：“自古圣人治定制礼，功成作乐，不过托之仪文器数，以制人之情，宣人之和，设行教化而已，若论政治之隆盛衰替，岂繇于此？”御史大夫杜淹说：“近代齐后主将亡，作《伴侣曲》，陈后主将亡，作《玉树后庭花》，这两般歌曲，其声音凄切，正所谓亡国之声哀以思，那时行路的人听得，也都悲哀流涕，可见乐音有邪正，而人心之哀乐随之，如何说治之隆替不繇于此？”太宗说：“你这话不是。盖乐的声音能感动人，故喜乐的人听得便喜，悲忧的人听得便悲，这悲与喜乃在人心，不在于乐。你说齐、陈二曲，能使行路悲泣，盖以国之将亡，其政暴乱，那百姓每愁苦无聊，心里先自悲切，所以一闻乐声便不觉悲痛耳。如今这两般歌曲都在，朕试取来奏与你每听，看你每悲也不悲？可见哀乐只在人心，不繇于乐也。”尚书右丞魏徵进说：“古人有言：‘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这是说礼乐自有个本原，那玉帛、钟鼓，乃仪文器数之末，未可便叫做礼乐，可见乐只在人心和乐，不在声音，诚如圣谕。”这太宗、魏徵之言，诚为探本之论。自古说：“至乐无声，而天下和。”又云：“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而天地之和应之，此乐之所繇起也。”向使宽政缓刑，轻徭薄赋，四海之内，欢欣鼓舞而颂声作，天下之乐，莫大于此。不然，则虽日奏以咸英韶頀，亦何补于治哉！世儒不达，而拘拘于累黍尺度之间，以求所谓十二律者，陋矣。


    原文


    上谓侍臣曰：“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夫养稂莠者害嘉谷，赦有罪者贼良民。故朕即位以来，不欲数赦，恐小人恃之轻犯宪章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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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是记太宗慎重赦宥的事。喑哑是忿气不得伸说。稂莠，是害苗的草。太宗一日与侍臣说道：“赦宥罪过，固是朝廷旷荡之恩，但刑法之设，本为禁治小人，保安君子，若颁放诏赦，则为恶者得以脱网，良善者不免受害，此乃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也。纵有时而赦，亦只可偶一行之，设使一年之间，两次放赦，则小人得志横行，而良善之人，吞声忍气，就如喑哑的一般，有屈而不得伸矣。岂非君子之人不幸乎？盖君子之有小人，就如嘉谷之有稂莠，治田者必锄去稂莠，那田苗才得茂盛，若留着稂莠，则草盛苗荒，反为嘉谷之害矣。治百姓者，必须除去奸恶，那良民始得安生，若释放有罪，则强欺弱，众暴寡，反为良民之贼矣。所以朕自即位初年大赦之后，至今以来，不欲频数放赦，正恐小人恃有此恩典，以为脱罪之地，遂恣行暴横，轻犯刑章，则赦宥愈频，犯法者愈众，不但君子以为不幸，便是那为恶的，也无所惩创改悔，亦非小人之福也，朕所以不欲数赦者为此。”按《舜典》有云：“眚灾肆赦。”盖言人有过误不幸而犯罪者，则放赦之，其余不概赦也。后世大赦之令，不问罪之大小，情之轻重，一概赦除，甚至著以为令，国有大庆则赦，行大礼则赦，失议赦之本意矣。却不知恩可以矜愚民，不可以惠奸宄，令可以权一时，不可以为常制。执此以议赦，则法既不弛，恩又不滥，自然刑清而民服矣，何至以赦为禁哉！


    原文


    上曰：“比见群臣屡上表贺祥瑞。夫家给人足而无瑞，不害为尧、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为桀、纣。后魏之世，吏焚连理木，煮白雉而食之，岂足为至治乎！”尝有白鹊构巢于寝殿之上，合欢如腰鼓，左右称贺。上曰：“我常笑隋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贺！”命毁其巢，纵鹊于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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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株树其干与枝连合为一，叫做连理木。太宗说：“近见群臣屡上表章，称贺祥瑞，盖见一希有之物，遂以为治世之征也。然治莫如尧舜，乱莫如桀纣。若为君者能寡欲省费，使天下百姓每饱暖安乐，就是那时无一件祥瑞，也不妨为尧舜；若纵欲广费，使天下百姓每忧愁怨恨，就是那时遍天下尽皆祥瑞，也不免为桀纣。且如后魏之世，处处都产连理的木与白色的雉鸡，瑞物极多，当时吏人只把连理木当柴焚烧，烹煮那白雉而食之，其瑞物之多如此。然此时窃据分争，生民涂炭，岂是至治之世？可见世之治乱，不系于祥瑞之有无，则今日纵有祥瑞，何必称贺？”史臣因记那时曾有白鹊结构窝巢在寝殿上，其巢两个合而为一，有合欢之形，又两头大，中间小，恰似那乐器中腰鼓的模样，左右侍臣都说道：“世间少有白鹊，又少有合欢之巢，今在寝殿，实为祥瑞，理当称贺。”太宗说：“我尝笑隋炀帝酷好祥瑞，其时卫尉高德儒遂指野鸟为鸾以欺之，君愚臣谄，卒以亡国。夫国之祥瑞，在于得贤。尧、舜得岳牧、元凯，故成唐虞之治；桀、纣有龙逄、比干而不能用，故丧夏商之业。人君得贤才是可贺的事，若一鹊之奇，一巢之异，何关于国而称贺哉！”遂令撒毁其巢，纵放那鹊于野外，以示不尚祥瑞之意。按太宗瑞在得贤一言，可谓超世之见。盖天之生贤不数，君之求贤甚难。得，则政事理，百姓安，而天下治平；不得，则政事隳，百姓困，而天下扰乱。贤才之得不得，关天下之治乱，这才是真正的祥瑞。然非人主有知人之明，则得者未必贤，贤者未必得，譬之指菌为芝，视麟为怪，其失远矣，此又不可不知。


    原文


    突厥寇边，朝臣或请修古长城，发民乘堡障。上曰：“突厥灾异相仍，颉利不惧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为公扫清沙漠，安用劳民远修边塞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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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宗时，突厥颉利拥兵犯边，朝中群臣，或请修葺古时所筑的长城，发民丁乘守沿边屯堡亭障，以备虏寇。太宗说：“今突厥国中，盛夏降霜，六畜多死，灾异相因。其酋颉利，不务恐惧修省，以德禳灾，乃更为暴虐，日甚一日，又与其亲族突利可汗内相攻伐，此其灭亡近在朝夕，岂能久存？朕方选将厉兵，乘此天亡之时，为你每灭此残虏扫清沙漠之地，使华夷一家永无边患，又何用重劳民力，远修边塞乎！”这是太宗审时度势，自信其兵力足以制之，故其言如此。若论守国御夷之道，则修城垣、乘障塞，乃其先务。故周平狁，城彼朔方，诗人美之；秦筑长城，虽毒民于一时，而使匈奴不敢南向，万世得因以为利。此乃中国之备，不因夷狄之盛衰以为兴废者也，筹边者宜留心焉。


    原文


    十月，上以瀛州刺史卢祖尚才兼文武，征入朝，谕以“交趾久不得人，须卿镇抚”。祖尚拜谢而出，既而悔之，辞以疾。上遣杜如晦等谕旨，祖尚固辞。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为政！”命斩于朝堂，寻悔之。他日，与侍臣论齐文宣帝何如人。魏徵对曰：“文宣狂暴，然人与之争事，理屈则从之。”上曰：“然。曏者卢祖尚虽失人臣之义，朕杀之亦为太暴，繇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复其官荫。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胆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颜苦谏，或逢上怒盛，徵神色不移，上亦为之霁威。


    直解


    贞观二年十月，太宗以交趾边郡兼领诸蛮州，非文武全才，不能镇抚，遍求其人，得瀛州刺史卢祖尚才兼文武，堪任此职，遂征召他入朝，亲谕他说：“交趾地方，久不得人，须卿往彼镇压抚安之。”祖尚领命，拜谢而出，既而自悔，不欲行，推说有疾去不得。太宗必欲他去，遣廷臣杜如晦等宣谕旨意，祖尚再三左辞，终不肯行。太宗大怒说：“君为臣纲，随其所使，无不从命，才是政体。今我要使一人，而人不听命，后将何以治人！”遂斩卢祖尚于朝堂，以警戒百官，少顷又复追悔，已无及矣。一日，与侍臣论北齐文宣帝是何等人主。魏徵答说：“文宣帝贪酒嗜杀，虽是个狂暴之君，然事有不可，臣下或与他争辩，若自己理屈，便肯听从。如青州长史魏恺改光州不行，以其辩说有理，竟不加罪，这一节也可取。”太宗说：“委的是如此，朕因此自反，往时卢祖尚违命不肯行，虽失人臣之义，然其罪不至死，朕遽杀之，未免太暴，繇此言之，朕似不如文宣矣！”遂命复卢祖尚原官与恩荫，以示悔过之义焉，从魏徵之说也。魏徵的容貌，虽不过与寻常人一般，而有胆气才略，善转回人主的意思，每每触犯颜色，苦心谏诤，或遇太宗怒盛，群臣震恐，魏徵神色不变，举止自若，太宗亦往往为之霁止威严以从之。此虽魏徵回天之力，而从谏弗咈，则太宗之明达，尤常情所难也。然人臣事主，贵于有忠爱之实意，积至诚以感动之，则虽刚暴昏暗之主，亦未有不可以理喻者，况明哲如太宗者乎！尝考魏徵本传，言其忠谏恳至，尝劝太宗力行仁义，以君不及尧舜为耻，则其忠爱之诚，孚于上者久矣。岂徒以其有胆略而已乎？故人君以从谏为圣，事君以勿欺为本。


    原文


    上曰：“为朕养民，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县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乃命内外五品以上，各举堪为县令者，以名闻。


    直解


    都督，是唐时各路总管官名，如今之巡抚都御史。刺史，是唐时各州太守官名，如今之知府。太宗说：“国以民为本，为朕惠养斯民，使之得以安生乐业者，唯在各路都督与各州刺史。这两样官，职在宣布朝廷恩德，督察守宰，最为紧要，故朕尝记录其姓名于便殿屏风上，坐卧观览，时加察访，得其在官所行的事迹，或善或恶，都各填注于本官名下以备将来，恶者罢黜之，善者升用之，使有所劝戒。至于县令之职，于百姓尤为亲近，得其人，则一县百姓都受其福，不得其人，则一县百姓都受其害，尤不可不慎加简择。”于是命内外五品以上官，各将平日所知，其才力操守堪为县令的，俱列其名，奏闻朝廷，以备选授。这一段，是记太宗慎重民牧的意思。《书》曰：“德唯善政，政在养民。”又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然天子端居九重之中，爱民虽切，其势不能独治，须要方面守令之官，宣德布化，然后治功可成。太宗深察治本，用心于选贤养民如此，又定为制，凡都督、刺史，皆天子临轩册授，受命之日对便殿，赐衣物，所以宠任责成者，可谓至矣。贞观之治岂偶致哉！


    原文


    三年三月，上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当广求贤，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比闻听受辞讼，日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乎！”因敕尚书细务属左右丞，唯大事应奏者，乃关仆射。


    直解


    仆射，是官名。初唐置尚书省，有尚书令，总理六尚书之事，有左右仆射为之佐，又有左右丞分理其事。其后以太宗曾为尚书令，遂不设此官，但以仆射为省长，即宰相之职也。贞观三年三月，太宗谓房玄龄、杜如晦说道：“宰相之职，莫大于进贤，卿等为仆射，事当急其大者，必广询博访，求得真贤，随其才能，授以职任，乃为称职。近闻卿等身亲细务，听受辞讼，至于每日勤劳，应给不暇，安能从容咨访，助朕求贤乎！”于是敕令六部尚书，凡一应琐细事务，俱属左右丞分理，惟军国大事，应当奏闻的，乃关白仆射，听其处分。太宗之意，盖欲使房、杜二人，事简而心专，庶能求贤以图治也。盖百官之职，在于任事，宰相之职，在于任人，故人君择一相，宰相择庶官，而后天下之事可不劳而举。不然，一人之才力有限，天下之事务无穷，虽日劳心焦思，身亲辞讼而遍听之，何益于治哉！太宗可谓知治体矣。


    原文


    玄龄明达政事，辅以文学，夙夜尽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宽平，闻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与如晦引拔士类，常如不及。至于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上每与玄龄谋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盖玄龄善谋，如晦能断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故唐世称贤相者，推房、杜焉。


    直解


    这一段，是因太宗属任宰相，遂并记房、杜之相业如此。房玄龄之为人，才学兼备，既明达百官庶吏之事，又能以文学济之，蚤夜孜孜，尽心为国，惟恐天下或有一物不得其所。故用法则宽厚而和平，待人又虚心而能恕。闻人有善，便如自己有的一般。不以求备之心取人，而苛责其所不能；不以一己之长拒人，而沮绝其所可用。每与杜如晦引拔士类，使人之同升，其心汲汲然，常如有所不及。至于台阁中政事规模，亦皆二人相与裁定，以为一代之章程焉。是时太宗每与玄龄谋议政事，必说道：“所谋虽善，然非如晦，不能断决。”及如晦到来，相与裁议，又竟用玄龄所谋之策。盖玄龄性资明敏，善于图谋，如晦性资刚果，善于断决故也。二人谋断，彼此相资，契合无间，同心协力，以徇国家，故能举贤任能，弼成贞观之治。唐时称贤相者，必推重于房、杜焉。古语说：中臣以身事君，上臣以人事君。盖以身事君者，所及有限，以人事君者，所及无穷。今观房、杜之所为，庶几乎休休之臣，是以保我子孙黎民者矣。然非太宗亲信之笃，委任之专，何以得行其志哉！故太宗任相，不以躬亲细务为能，而惟以求贤为先。房、杜为相，不以同心徇国为足，而尤以进贤为务。此万世为君、为相者之所当法也。


    原文


    四月，上御太极殿，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也！”房玄龄等皆顿首谢。故事，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上始申明旧制，繇是鲜有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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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书省、门下省都是唐时宰相衙门。舍人，是中书省属官。侍郎，是中书省佐贰官。令，是中书省长官。给事中，是门下省属官。黄门侍郎，是门下省佐贰官。贞观三年四月，太宗御太极殿，谕侍臣说道：“国家建立宰相，设中书省，掌佐天子执大政，凡制册诏敕，皆属其宣署申复。设门下省掌出纳帝命，凡国家之务，皆与中书参总。此两省乃机务紧要之司，诏敕如有不稳便处，都该辩论执奏方为称职。近来两省官，惟见阿旨顺从，不闻一言违异，夫宰相若但奉行诏敕文书而已，则凡人谁不能做，何必选择贤才而任之乎！”于是中书令房玄龄等皆顿首谢罪。两省相传故事，凡遇军国大事，有关系难裁决的，则中书省先令舍人各执所见以判断之，因各佥署其名于所断之后，谓之五花判事，盖以其言之者非一人，参错而不齐也。众舍人判讫，中书侍郎至中书令都省览审察一过，酌其是非以为取舍，犹恐中间还有差失，仍行于门下省，令给事中至黄门侍郎，次第参详驳正，然后施行。这规矩已久废了，太宗始申明之，使一一都照旧行，繇是事皆停当，少有差谬者。盖天下之事，非一人智力所能周，故天子委之宰相，宰相参之僚属，不以往复为烦，不以异同为病，然后众思毕集，而庶政惟和。后世庸暗之主，令惟主于必行，柔佞之臣，心惟在于保位，是以有顺从而无匡弼，讳过失而惮改更，几何而不败天下之事哉！太宗此举，可谓深识治体者矣。


    原文


    茌平马周，客游长安，舍于中郎将常何之家。六月，以旱，诏文武官极言得失。何武人不学，不知所言，周代之陈便宜二十余条。上怪其能，以问何。对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为臣具草耳。”上即召之。未至，遣使督促者数辈。及谒见，与语甚悦，令直门下省，寻除监察御史，奉使称旨。上以常何为知人，赐绢三百匹。


    直解


    茌平，是县名，即今山东东昌府茌平县。太宗时，茌平人马周，有奇才，以贫贱不修细行，为人所轻，乃感激西行，客游于京师，先投见中郎将常何，馆于其家。贞观三年六月，太宗因旱灾，诏令文武百官各上本极言时政的得失，以图修省。常何是个武官，平日未尝学问，不知有何事可说，乃央托马周代笔。马周就替他做个本稿，条陈时政便宜，可以弭灾者凡二十余件，都是当世切务，凿凿可行的。太宗看了这本，疑怪说：“常何怎么会做得这本，必是有人代笔。”乃面问常何，常何从实对说：“这本非臣所能作，乃臣之门客马周替臣具稿耳。”太宗即时宣马周入见，未到间，连差了几起人去催促他，其欲见之急如此。及来到朝见，太宗亲与之谈论，见他应对明敏，甚喜其才，就命他直宿于门下省，以待顾问，不久便除授监察御史之职，差他出去巡行郡县。马周果能激浊扬清，除奸革弊，甚称合上旨。太宗越发喜他，恩眷日厚。以常何能荐马周，为有知人之明，乃赐绢三百匹以赏之。其后竟用马周为宰相，为唐初名臣，其遇合之奇如此。夫贤才之在天下，何代无之，但或阻于疏贱，而无左右之容，或失于跅弛，而乏乡曲之誉，往往困穷湮塞，莫能自见。惟明主旁搜博访，拔之于常格之外。然后可以搜罗遗佚，兴起事功。马周以一布衣，太宗偶览其文，即召见擢用，首置禁近，旋参机密，虽古之求贤于版筑、取士于屠钓者，亦何以远过哉！此所以能得天下之才，而成贞观之治也欤。


    原文


    十二月，突利可汗入朝，上谓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常痛心。今单于稽颡，庶几可雪前耻。”


    直解


    突利可汗，是北虏突厥酋长。太上皇，是太宗之父高祖。单于，即是可汗。贞观三年十二月，突利可汗慕太宗威德，举国内附，亲入京师朝见。太宗因谕侍臣说道：“先年太上皇以隋政暴虐，百姓困苦，起兵救之。那时突厥强盛，欲借他兵马以为助，不得已卑词厚礼，至为之称臣，其屈辱如此，朕常以是痛心。岂知今日我中国强盛，外夷震服，突厥君长，稽首来朝，前日称臣之耻，庶几可以洗雪矣。”


    原文


    壬午，靺鞨遣使入贡，上曰：“靺鞨远来，盖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谓御戎无上策，朕今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岂非上策乎！”


    直解


    靺鞨，是北狄一种，其地与突厥相邻，至是遣人到唐朝，贡献方物。太宗与群臣说道：“靺鞨地方隔远，不通中国，今乃远来朝贡者，盖突厥在四夷中，最为强盛，今已臣服，故靺鞨亦知朝廷威德，从而顺化也。昔人严尤，曾说御戎无上策，盖以夷狄非我族类，叛服不常，攻之则劳费无已，置之则时来侵犯，所以说自周、秦、汉以来，未有得上策者。若我今日，未尝劳民伤财，勤兵于远，惟务修政立事，治安中国，而四夷闻风慕义，自然相继来庭，然则专修内治，岂非御戎之上策乎！”大抵制服夷狄之道，惟在先安中国，譬如人之一身，元气充实则四肢之病自不能入也。若乃穷兵黩武，快心无用之地，斯之谓无策者矣。然推其本原，又在人主之一心。伯益所谓无怠无荒，四夷来王，盖内修外攘之大本也。


    原文


    三月，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


    直解


    贞观四年三月，太宗既破灭突厥，威声远播，于是四夷酋长，都来朝于阙下，请上太宗尊号为天可汗。可汗，是虏王名号，称天可汗者，所以尊太宗也。太宗笑说：“我已做了大唐天子，统御万方，乃又下行可汗之事，为夷狄君长乎！”太宗此言，虽若不屑其请，而实有矜夸自许之意，于是群臣及四夷酋长同呼万岁称贺。自后以诏书颁赐西番北虏的酋长，都加称天可汗之号，以从其请焉。这虽是太宗抚御夷狄之权宜，然以堂堂天子之尊，而甘同虏酋之号，则陋莫甚矣。是以终唐之世，其治杂夷，至于中季，往往借夷兵以平内乱，遣宗女以嫁番虏，驯至五代，而中原之地，悉为戎马之场，皆太宗好大喜功之一念启之。故先王之制，内华外夷，正名辨类，不以夷狄乱我中国，亦不以中国变于夷狄。太宗此举，不足法也。


    原文


    突厥颉利可汗至长安，上御顺天楼，盛张文物引见，诏馆于太仆，厚廪食之。上皇闻擒颉利，叹曰：“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付托得人，复何忧哉！”上皇召上与贵臣十余人及诸王、妃、主置酒凌烟阁。酒酣，上皇自弹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为寿，逮夜而罢。


    直解


    此时突厥的部落，有两个酋长，一个是突利可汗，先已归顺唐朝，一个是颉利可汗，这一种最为强盛，不服中国。太宗命大将李靖</a>往征之，遂擒获颉利，送至长安。太宗御顺天门楼，盛陈威仪文物，引见颉利，赦了他的罪，待以不死，命馆待他在太仆官署中，厚供廪给食用。太上皇高祖闻之擒了颉利，心中甚喜，叹息说道：“昔汉高祖一代英雄之主，被那冒顿单于围困在白登城中，七日方解，其后毕竟不能报复。今吾儿乃能大奋兵威，将突厥擒灭，是汉高祖所不及也。吾以天下付托与他，可谓得人矣，又何忧哉！”于是召太宗及公卿贵臣十余人，并宗室诸王、皇妃、公主，在凌烟阁上，置酒大宴，以庆成功。饮至半醉，上皇自弹琵琶，太宗离席起舞，公卿大臣都以次起来，称觞上寿。君臣欢饮，至夜方罢。盖突厥在唐初时，极其桀骜，高祖借其兵力，奉之以卑辞，太宗患其凭陵，申之以盟誓，其强如此。一旦命将出师，扫平朔漠，擒其酋长，献至阙廷，是诚不世之奇功也。父子君臣，交相庆幸，宜矣！然昔人有言，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则治定功成，正人主忧勤之日。他日虏酋请朝，太宗自谓且喜且惧，盖亦有得于警戒无虞之旨，岂徒以成功为幸哉！


    原文


    六月，发卒修洛阳宫以备巡幸，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谏，以为：“洛阳未有巡幸之期而预修宫室，非今日之急务。陛下初平洛阳，凡隋氏宫室之宏侈者皆令毁之，曾未十年，复加营缮，何前日恶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财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炀帝矣！”上谓玄素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役不息，亦同归于乱耳！”上叹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顾谓房玄龄曰：“朕以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意欲便民，故使营之。今玄素所言诚有理，宜即为之罢役。后日或以事至洛阳，虽露居亦无伤也。”仍赐玄素彩二百匹。魏徵闻之，叹曰：“张公论事，有回天之力，可谓仁人之言哉！”


    直解


    洛阳宫是隋时旧宫。兵戈之后，百姓犹带伤残，故叫做疮痍之人。土中，是天下地土适中的去处。贞观四年六月，太宗命调发徒卒，修治洛阳旧宫，以备他日巡幸。时有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进谏说：“洛阳去京都数百里，圣驾无故必不轻出，今巡幸尚未有日期，乃预先修造此宫，恐非今日要紧的事务。窃见陛下当初平定洛阳时，恶隋氏以奢侈亡国，凡洛阳宫室宏壮侈丽者，都下令拆毁，以垂后人鉴戒。到今曾未有十年之久，乃又重新修理起来，何前日这等恶他，而今日反效其所为也！且今日财用民力，正在困穷，如何比得隋家那样富贵？陛下不思撙节爱养，乃役此疲敝疮痍之民，而踵袭亡隋的弊政，恐怕百姓财力困竭，祸乱将作又甚于炀帝之时矣！”太宗遂问玄素说：“卿说我不如隋炀帝，却比夏桀、商纣二君何如？”玄素对说：“桀、纣也只因不爱百姓，不听忠言，以至于乱，若此工役不肯停息，劳民致怨，亦将与桀、纣同归于乱耳！”太宗闻此言叹说：“我一时思虑不熟，乃至于此，是我之过也。”因回顾宰相房玄龄说：“朕以洛阳居天下之中，四方入朝进贡的人，道路均平，意欲居之，取民方便，故令营造宫室，以备巡幸。今闻玄素的言语，诚为有理，当即为之停罢工役，后日或有事要到洛阳，就在露地暂居，亦无伤也。”仍赐玄素彩帛二百匹，以赏其敢言之忠焉。比时魏徵闻之，叹息说道：“这修造事已有成命了，主上闻张公一言，即为停止，是其论事，实有回天之力，因此省了许多民财，宽了许多民力，天下人谁不受福？真可谓仁人之言哉！”盖魏徵谏主之心，与玄素相同，故不觉其嘉叹而称美之也。夫玄素肯犯颜敢谏，固是忠臣，而太宗能虚己受言，尤见盛德。观其诏令已发，工役已兴，一闻正论，即时停止，且以桀、纣、炀帝比之，不怒其言过直，而复加以厚赏。其纳谏如流，一至于此，则忠言岂有不竭，政令岂有不善者哉！传曰：“兴王赏谏臣。”太宗有焉，其兴也宜矣。


    原文


    上问房玄龄、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文帝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虽性非仁厚，亦励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则照有不通，喜察则多疑于物，事皆自决，不任群臣。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唯取决受成，虽有愆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则不然，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关繇宰相，审熟便安，然后奏闻。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何忧天下之不治乎！”因敕有司：“自今诏敕行下有未便者，皆应执奏，毋得阿从，不尽己意。”


    直解


    餐，是熟食。太宗一日问左仆射房玄龄、御史大夫萧瑀说道：“隋文帝是何等的人主？”二臣对说：“文帝日夜勤劳，留心治道，每临朝听政，直到过午方休，群臣自五品以上，有事奏对，都引上赐坐，与他从容议论，临朝既久，侍卫的军士，不得退散，就在殿陛之间，传递熟食以充饥，其勤如此。虽其天性刻薄，固非仁厚，却也是励精图治之君。”太宗辩说：“卿等所言，只得他好处一边，却不知他那不好处。盖文帝为人本自昏昧不明，却乃喜于间察，不明则于人情物理，既不能兼照，喜察则于群臣百姓又多所猜疑，所以事无大小都要自决，不任群臣。殊不知天下至广，一日万机，人君以一人聪明，纵使内劳精神，外苦形体，亦岂能事事合理，无少差错？群臣窥见人主意思，在于自用，也就大家推避，不肯担当，凡事唯取主上裁决，受其成命而行，虽于事理有过差处，都只推说上面的意思要如此，我辈岂敢有违，也只含糊缄默不敢明言谏争。繇是上下日隔，政事日非，至于大坏极敝，而人主不知，此隋所以二世而亡也。朕意却不如此，唯选择天下贤才，布列在百官之职，使之各尽所长，图思该干的职业。凡事俱经繇宰相，任其精审熟思，区处停当然后奏闻于上，请命而行。若是臣下之中，有任劳任事，而功绩著闻者，朝廷自有恩赏；有阿意曲法，而罪状昭彰者，朝廷自有刑罚。赏罚既明，谁敢不竭尽心力以修职业。百官既尽其任，则政事自无不理，何忧天下之不治，而至于劳心焦思，下代百司之职乎！”因敕有司：“自今诏敕行下有不稳便处，都该明白执奏，另请处分，毋得心知不便，却只阿旨曲从，不尽其意之所欲言也。”大率文帝之意，在于自用，故君骄臣谄而政日乱；太宗之意，在于任人，故君逸臣劳而政日成，此二主得失之辨也。然古之帝王，所谓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机，与夫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者，又岂安享无为、而一无所用其心哉！然则居敬以行简，又审治体者所当知也。


    原文


    上读《明堂针灸书》，云：“人五脏之系，咸附于背。”诏自今毋得笞囚背。


    直解


    《明堂针灸》，是医书，相传是黄帝</a>所著。太宗一日因看此书，见上面说道：“人腹中五脏经络相为连属，其根蒂悬系的去处，都靠在背上。”因想如今有司断囚，有笞背之刑，岂不摇动脏腑，伤人性命，况应笞的人，本是轻罪，若反令致死，尤为可悯。于是诏谕所司，自今以后，一断囚人不许笞背。自太宗此令一行，而笞背之法，至今遂不复用矣。夫笞罪本非重典，似不须人主留心，只缘长民断狱之官，不能仰体德意，往往以严刑峻法，刻剥无辜，故虽鞭朴之刑，亦有极其惨痛者，盖不待丽于大辟，而民命之伤残者众矣。自非人主加意矜怜，而朝廷怀保之仁，何繇而下布乎！太宗节医经一语，而念及有司之笞背，可见刑无大小，皆在其矜恤之中，其仁至矣。厥后一岁断狱，止于二十九人，刑措之风，比隆三代，岂非其不忍人之心所致哉！


    原文


    诸宰相侍宴，上谓王珪曰：“卿识鉴精通，复善谈论，玄龄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谓与数子何如。”对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烦治剧，众务毕举，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诤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微长。”上深以为然，众亦服其确论。


    直解


    太宗一日宴群臣于丹霄殿，众宰相都在侍宴。太宗与侍中王珪说道：“卿平日识见鉴别精明通达，有知人之哲，且又善于谈论曲中人情，如今房玄龄以下诸臣都在此侍宴，你可将他每众人所长，悉加品题藻鉴，并说你自己的才能，比他众人何如。”王珪对说：“臣观今日执政诸臣，各有所长，类非臣愚所能及者。若孜孜汲汲，一心只在奉公报国，凡有所知者，无不竭尽心力而为之，这等样公忠，臣不及左仆射房玄龄。若才兼文武，出可以将三军、定四方，入可以相天子、理天下，这等的才略，臣不及右仆射李靖。若敷陈章奏，详细明白，出纳命令，的确允当，这等样详慎，臣不如尚书令温彦博。处烦难之事，治匆遽之务，料理有方，事事修举，这等的干才，臣不能及民部尚书戴胄。若以道事君，惟耻其君到不得尧舜的地位，献可替否，以直言谏诤为自己的责任，这等责难陈善，臣不能及尚书右丞魏徵。至于推激那污浊之流，扬显那清白之士，嫉恶如仇雠，好善如不及，欲以振纪纲、正风俗，这等的去处，以臣比之诸臣，亦似微有所长，不敢多让也。”太宗见玉珪评品诸臣，个个停当，深以其言为是。一时同列诸臣，亦心服其言，以为至当精确之论也。夫君臣相遇，自古为难，观王珪所论房、魏诸臣，皆极—时妙选，唐之得人，于斯为盛。然诸臣者非隋室遗才，则建成旧党，若非遇太宗英主拔而用之，不过亡虏戮民耳，恶能各尽所长而建不世之功哉！以是知天下不患无才，患不遇主，有太宗之君，则房、魏诸臣，将接踵而至矣。千古称隆贞观政治之美，庶几成康，皆太宗知人善任之效也。


    原文


    上之初即位也，尝与群臣语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乱之后，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对曰：“不然。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譬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还，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岂能之而不欲邪！魏徵书生，未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国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顾所行如何耳。昔黄帝征蚩尤，颛顼诛九黎，汤放桀，武王伐纣，皆能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邪！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从徵言。元年，关中饥，米斗直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抚之，民虽东西就食，未尝嗟怨。是岁，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及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帝谓群臣曰：“此魏徵劝我行仁义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见之。”


    直解


    这一段，是叙太宗致治之繇。蚩尤是黄帝时诸侯。九黎，是黎氏九人，颛顼时诸侯。魅，是精怪。关中，即今陕西西安府地方，乃唐时建都之处。五岭，即今两广地方。太宗初即位时，常与在廷诸臣说道：“如今经隋家大乱，方才宁静，天下之人，渐染于旧俗久矣，一旦施之以仁义教化，恐斯民未易以服从也。”那时魏徵对说：“以臣论之，殊为不然。大凡天下太平，那百姓每久处宴安，未遭患难，便都骄惰放佚，不遵礼法。骄佚，则长恶之机熟，而向善之思少，故其教之也反难。若是天下有事之后，那百姓每曾经离乱，出自水火，方且忧愁困苦，日不聊生。愁苦，则望治之情切，而思善之心起，故其化之也反易。譬如饮食一般，人不甚饥，所食多不适口，若是那饥了的人，但得些饭食，即足以克饥，岂不易为食？人不甚渴，所饮多不适口，若是那渴了的人，但得些水浆，即足以解渴，岂不易为饮？然则大乱之后，教化易兴，亦犹是也。善为治者，正宜乘此有为，岂可反以为难耶！”太宗一闻徵言，深以为是。有封德彝在旁，心中不服，说道：“自三代以来，风气日漓，天下人心，渐以浇薄讹伪，故秦继周以后不以道德化民，而专任法律，汉承秦之弊，不以纯王为治，而参以霸术，本是欲施教化，而势有不能，岂是能施教化而心反不欲耶！可见天下风俗，一日不如一日，所以人君治道，一时难仿一时。今魏徵本是书生，拘泥旧闻，不通当世之务，若信其虚谈，欲任教化，必至粉饰弥文，坏了国家实政，不可从也。”魏徵驳他说道：“治有隆污，人无今古，就是五帝三王，也只是这些百姓，不曾把世上人民都换过一番，方才施化。只是他行帝道以化民，即成帝者之功；行王道以化民，即成王者之功。只看他所行何如耳。试以其事言之，昔神农氏</a>之衰，蚩尤强暴，黄帝举兵征之；少昊氏之衰，九黎乱德，颛顼举兵诛之；夏桀无道，成汤放之于南巢；殷纣不君，武王伐之于牧野。此四君者，皆能移风易俗，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而施以教化耶！若如德彝之言，谓古人淳朴，渐致浇讹，则三代之时，已自不如五帝，秦汉以后，又当远谢三王，至于今日年代愈多，天下之民，都该变成鬼魅，无复人形矣，人主岂得而治之耶！即今日之人心，未必不如古，则古人之教化，未尝不可行也。德彝之言，不亦过乎！”大率德彝之意，欲任威刑，魏徵之意，欲行仁义，太宗折其可否，竟从魏徵之言。于是省刑薄敛，偃武修文，休养生息，与民更始，行之数岁，果能身致太平。史臣因追叙说，比先贞观元年，天下初定，京畿地方，五谷不登，民遭饥饿，米价踊贵，一匹绢才买得一斗米。贞观二年，各处都有蝗虫为灾。贞观三年，又遇大水淹没，连岁饥荒，生民困苦。只因太宗以德化为治，日夜忧勤，加意安抚，百姓每虽东西趁食，展转流离，然感太宗抚恤之仁，无有嗟怨之意，都安分求生，以待丰岁。至是贞观四年，岁时和调，五谷成熟，天下大稔，那先年流移的百姓，都还归乡里，米价之贱，每一斗只值三四文钱，其丰收如此。繇是衣食既足，礼义自兴，百姓皆不犯法，一年之内，通计天下问死罪者，止有二十九人。地方之广，东至于海滨，南及于五岭，处处生民乐业，盗贼不兴，人家门户，夜间都不关闭，就是行路的人，也不必自赍粮食，随处充足，可以取给于道路焉。于是太宗自喜，与群臣说道：“昔魏徵尝劝我躬行仁义以化天下，封德彝却以为非；今民皆乐业安生，礼教成俗，是行仁义有实效矣。恨今封德彝已故，不及见这太平景象，使自知其所言之妄也。”夫唐太宗一行仁义，其效遂足以安民生、兴教化，贞观之治固非偶然者矣。但不本于正心修身之学，而徒求之于政理，是以不能如五帝三王之盛也，图治者可不求其本哉！


    原文


    上谓长孙无忌</a>曰：“贞观之初，上书者皆云：‘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唯魏徵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颉利成擒，其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徵之力也。”徵再拜谢曰：“突厥破灭，海内康宁，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称所任，则其力岂独在朕乎！”


    直解


    这一段，记太宗称赏魏徵的说话。太宗既听魏徵之言，力行仁义而有效矣。一日谓大臣长孙无忌说道：“贞观初年，天下甫定，朕方虚心听纳，以图治理，群臣上疏的，都只说生杀予夺是人主的威权，这威权须繇自己主张运用，不可听信臣下，委之于人，使得干预。又说今中国已定，威武既张，宜乘此时益加震耀，选将出兵，征讨四夷，使之畏服。群臣都要我以威严为治，独有魏徵劝我说：‘戡乱用武，致治用文，如今百姓每方脱干戈，未沾德化，须是偃息了这武事，修起那文德，以仁义教化，惠养斯民，使中国安生乐业，既已治平，则四夷向风慕义，自然归服，何用震之以威武邪！’朕听从其言，不数年间，天下大治。突厥破灭，颉利成擒，胡越一家，更无疑贰。其酋长都心悦诚服，各带刀剑，日侍左右，为我宿卫，亲近不疑；其部落种类，都变夷为华，沿袭衣冠，一如中国。果然应前日所言，这是魏徵劝我偃武修文之功也。”魏徵以太宗归功于己，不敢承当，乃再拜谢曰：“突厥破灭，海内安静，都是陛下神威圣德所致，微臣何功之有！”太宗说：“天下事须是君臣各任其责。臣能自效，不能必君之信任；君能任臣，不能必臣之称职。今朕固能听从公言，信任不疑；至于耻君不若尧舜，以谏诤为己任，则公之能称所任也。然则今日所以致此，岂朕一人之力乎！所赖于公者，亦不少矣。”夫图治之初，君臣各致其力，治成之后，君臣各让其功，虽唐虞之气象，何以如此。然群臣所言，虽未必尽可挣，至谓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在太宗时，固不待言，若继体守成之君，则药石也。


    原文


    房玄龄奏：“阅府库甲兵，远胜隋世。”上曰：“甲兵武备，诚不可阙，然炀帝甲兵岂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尽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直解


    阅，是看验。房玄龄奏说：“臣看验府库中，见所收藏的盔甲兵器，件件都好，远过于隋时所藏的。”太宗说：“坚甲利兵，乃是武备，虽在治世，实不可缺。然人君为治，不专恃此。如隋炀帝时，府库甲兵，岂是缺乏，只因他暴虐无道，朝无良臣，阿谀苟容，不恤百姓，终至于亡失天下，虽有甲兵，何益于用？可见国家所恃，不在甲兵，只在有贤臣耳！若你每诸臣，为朕辅佐，都肯替国家尽力，兴利除害，使百姓治安，则内治修举，外患自除，这就是朕的甲兵了，岂在府库所藏，能胜前代哉！”太宗此言，诚得保天下之道。盖甲兵之盛，用以戡乱，固为国家之利，用以黩武，亦为国家之害，岂若贤臣，有事足以却敌制胜，无事足以致治保邦。故古之人有以良吏当胜兵，惠政为保障者，此其潜消奸宄之心，增重国家之势，过甲兵远矣。然承平既久，武备渐弛，则除戎器以戒不虞，亦不可缓也。


    原文


    上谓侍臣曰：“治国如治病，病虽愈，犹宜将护，傥遽自放纵，病复作，则不可救矣。今中国幸安，四夷俱服，诚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惧不终，故欲数闻卿辈谏争也。”魏徵曰：“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直解


    这一段，是记太宗兢业保治的说话。太宗见天下已平，恐不能保守，故谕侍臣说道：“人君治国，如人之治病一般。凡人有病之时，求医服药，慎起居，节饮食，唯恐病不得好。及至病略好些，便不似有病时谨慎。殊不知病势虽愈，还该将息调护，方得全安。倘或恃其小愈遽自放纵，不肯爱惜性命，保养精神，以致受患益深，元气日损，一旦前病再发，虽有良医，亦不能救治矣。正如治国家者，虽是祸乱已平，天下安定，还该日夜忧勤，以守其治。若自恃已安已治，以为无复可忧，便就骄奢纵逸，不肯谨慎，以致人心瓦解，天命不留，一旦祸乱复作，虽有智者，亦不知所以善其后矣。今中国经隋朝危乱之后，幸得安宁，四夷皆来归顺，一统之盛，真自古以来所不多见。然朕之心，不敢自足，一日谨慎似一日，只怕太平功业，有始无终，所以常要卿等把忠言正论来谏争我，或是政有过差，所当更改，或是心有怠惰，所当警惕，都要极言无隐，使我得以改过从善，庶可以保其始终也。”于是魏徵对说：“方今内外治安，本是可喜，然臣不敢以为喜，正恐恃此而骄，则大有可忧也。唯是陛下处安宁之日，而有危亡之思，只此一念常</a>存，自然不至放肆，这才是久安长治之机，斯则深可喜耳。”大抵治乱无常，只在人主一心。故恃其治安而骄心生，则必至于危乱；忧其危乱而惧心生，则常保其治安。太宗当天下既平而能日加畏慎，且戒勉臣下，以求直言，真可谓安不忘危者矣。后之明主，其尚知所法哉！


    原文


    上尝罢朝，怒曰：“会须杀此田舍翁。”后问为谁，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惊问其故。后曰：“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繇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上乃悦。


    直解


    田舍翁，譬如说庄家老，言其村野直戆，不知礼体也。魏徵在朝，每竭忠尽言，无所忌讳，至有人主所不堪处。一日，太宗罢朝还宫，心里恼怒不已，不觉形于词色说：“这庄家老好生无礼，少顷定须杀了他。”长孙皇后说：“是谁？”太宗说：“是魏徵，他每于大廷朝会众臣僚面前，数说我过失，当面耻辱我，忍受他不过，以此要杀之。”皇后平日也闻得魏徵是个忠直的臣，要申救他，思量太宗这时正恼怒，若说不该杀，便越发激起怒来。于是暂且退去，换了朝服，站立在宫庭下。太宗看见，惊问说：“你何故穿这朝贺的衣服？”皇后答说：“妾闻古语说，人主明圣，能容受直言，然后臣下乃敢直言无忌。今闻魏徵冒犯天威，直戆如此，乃繇陛下明圣，能开之使言，彼知言</a>之无罪故也。人主明圣，天下之福，敢不称贺！”于是太宗方才欢喜，解释了前时恼怒，而于忠直之言，愈加听用矣。当是时外既有魏徵之直，以裨补阙遗，内又有长孙后之贤，以保护忠直，此太宗所以益成其明圣也。然面折廷诤，中主所不堪，太宗既能勉强容受于殿廷，又能克己从善于宫禁，此其不废药石之言，能扩转圜之量，尤后世人主所不能及欤。


    原文


    上宴近臣于丹霄殿，长孙无忌曰：“王珪、魏徵，昔为仇雠，不谓今日得此同宴。”上曰：“徵、珪尽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谏，我不从，我与之言辄不应，何也？”魏徵对曰：“臣以事为不可，故谏；若陛下不从而臣应之，则事遂施行，故不敢应。”上曰：“且应而复谏，庸何伤！”对曰：“昔舜戒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臣心知其非而口应陛下，乃面从也，岂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举止疏慢，我视之更觉妩媚，正为此耳！”徵起，拜谢曰：“陛下开臣使言，故臣得尽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数犯颜色乎！”


    直解


    妩媚，是和柔的意思。太宗一日宴近臣于丹霄殿中，时有开府仪同三司长孙无忌在宴上说道：“侍中王珪、秘书监魏徵，昔日为隐太子宫僚，本是仇雠，不想陛下忘其旧怨，置在左右，使今日得同臣等在此侍宴，这是二臣遭逢之幸也。”太宗说：“魏徵、王珪，当时也是各为其主，尽心事奉，本是忠臣，故我不记其仇，特任用之。但只有一件，魏徵每每直言谏我，固知其为忠，然我或一时未即听从，与他讲说，他再不答应，这是何故？”魏徵对说：“臣原以其事为不可行，所以直言谏诤，若陛下来及依从，而臣漫然应之，则事必施行，再难救正，所以不敢承应，正欲陛下三思而止耳。”太宗又说：“你权且答应，从容又谏何伤！”魏徵对说：“昔舜戒群臣稷、契辈曰：‘汝无面从，退有后言。’盖人臣于君之过宁可当面谏诤，不可背后非毁，若臣心里分明知道不该行，口里却只阿旨承应，图陛下一时欢喜，这就是面从了，岂稷、契所以事舜之意邪！”于是太宗甚喜，乃大笑说：“人只说魏徵在我面前举止疏慢，我看起来，越见他和柔可爱，正为他一念忠爱之心，不忍面欺我耳。”徵乃感激，起而拜谢说：“臣数有献纳，屡犯天颜，皆因陛下开心见诚，引臣使言，故臣得尽其朴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虽心有所见，亦岂敢数犯颜色，而无所忌讳乎！”魏徵归美太宗如此，可谓知所将顺者矣。至于汝无面从一言，真万世事君之法。盖面折廷诤之臣，外虽不肯曲从，而心无欺慢，谗谄面谀之人，心虽知其不可，而口无违言，此忠佞之所以分也。故伊尹告太甲说：“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听言者以此为准可也。


    原文


    秘书少监虞世南上《圣德论》，上赐手诏，称：“卿论太高，朕何敢拟上古，但比近世差胜耳。然卿适睹其始，未知其终。若朕能慎终如始，则此论可传；如或不然，恐徒使后世笑卿也。”


    直解


    太宗为君，英明仁恕，任贤纳谏，节己爱民，以致中国治安，外夷归服。那时秘书省少监官虞世南，日侍左右，亲见圣德，就作论一篇，叙述太宗许多好处，以尧舜为比，叫做《圣德论》，上献御前。太宗览毕，特赐手诏答说：“上古圣君，莫如尧舜，览卿所论，就把今事来比拟，说得太高，朕何敢当。但自量所行，兢兢业业，不敢失道，比近世人主淫暴纵肆的，为稍胜耳。然善始非难，慎终为难，卿适才见我始初如此，尚未知后来如何，若朕果能常持此心，日慎一日，到得后来，也如今日，则卿所论的，都是实事，方可传信后人。设或不然，因此骄纵，有始无终，人但见后来所为不副其言，只说今日所论，都是粉饰，恐无益于朕，徒使后世笑卿为谄谀耳。”夫太宗闻人之誉，不以为喜，而反以为惧如此，其君臣交警，以为保终之图者，意可想矣。大抵人臣事君，将顺其美与匡救其失，二者不可偏废。匡救，譬则药之攻击者也；将顺，譬则药之滋补者也。若一于匡救，而有美不为称扬，固非善则归君之义，亦非人臣之所以爱君者矣。故危言未必皆忠，逊言未必皆佞，亦顾其君听受何如耳。诚能闻匡救而不罪，如太宗之于魏徵，闻将顺而不骄，如太宗之于虞世南，则二者适所以相济，而莫非纳忠之地矣。彼是魏徵而非世南者，此迂儒之见，非确论也。


    原文


    帝与侍臣论安危之本。中书令温彦博曰：“伏愿陛下常如贞观初，则善矣。”帝曰：“朕比来怠于为政乎？”魏徵曰：“贞观之初，陛下志在节俭，求谏不倦。比来营缮微多，谏者颇有忤旨，此其所以异耳。”帝拊掌大笑曰：“诚有是事。”


    直解


    太宗一日与近侍之臣论及天下所以安危的根本。中书令温彦博说道：“天下安危，其本在人君之心，若此心常存敬畏，慎终如始，便是治安之本。一或不能敬畏，有初无终，便是危乱之本。今日之治，不必远有所法，只愿陛下常以贞观初年那等励精图治，即可以永享太平，而为尽善之道矣。”太宗闻温彦博之言，心中警惕，因问说道：“据这等说，想是我近来怠于为政，不如贞观之初乎？”魏徵对说：“陛下今日志意，委与当时不同。盖贞观之初，陛下鉴隋朝之奢侈，志在节俭，惟恐劳民伤财，鉴隋朝之偏听，求言不倦，惟恐臣下不肯尽言。近年以来，营造宫室，稍觉过多，是节俭不如初了；群臣进谏者，颇有违忤旨意，以致得罪，是求谏不如初了。即此两事，皆不似前时，此其所以异耳。彦博所言，盖有见于此也。”太宗见魏徵说得是，遂拊掌大笑说道：“诚有是事。”盖自言得闻其过也。大抵为治之道，只在撙节财用，嘉纳直言。节用，则可以养天下之财力，而不至于虚耗；受言，则可以尽天下之人情，而不至于壅蔽，二者诚安危之所关也。太宗当贞观之初，欲构一殿，财用已具，因鉴秦而止，是何等节用。因孙伏伽直言，以公主田园赏之，是何等纳谏。及其太平逸豫，而戒慎之念稍弛，遂不自觉其骄侈之萌，可以见保治之难矣。然能因二臣之言而自知其非，则改过不吝之风，亦足法也。


    原文


    上谓魏徵曰：“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对曰：“然。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


    直解


    造次，是急遽、苟且的意思。太宗面谕魏徵说道：“朝廷设官，职掌不同，士人待用，才品亦异，或启沃论思，或承流宣化，或钱谷</a>，或甲兵，须是精加选择，必其人之所长，与官之所职相称然后可，不可一时轻易苟且，胡乱便与人做。虽是才与官相称，又必看其人品如何，若所用的是有德行的君子，他所汲引，必然都是君子，故用一君子，则众君子皆至，君子满朝，天下岂有不治者。若所用的是无德行的小人，他所汲引，必然都是小人，故用一小人，则众小人争进，小人满朝，天下岂有不乱者。此用人之际，所以不可不慎也。”魏徵对说：“任官当择君子小人，此言诚是。盖如今太平之时，与当初创业之时不同。彼时天下未定，只求能成功济世，或有勇力的，或有智谋的，便都擢用，更不必看他人品邪正、心术好歹。今丧乱既平，不但要他有才能，又要他心术好，有德行，方可用之。若但有才无行，乃是小人之才，用之适足以蠹国殃民，诚不可不慎择也。”盖天下之治乱，系于人才，人才之邪正，系于心术，若心术不好，虽有才能适足以济其奸恶。人主不察而误用之，必为天下大害。此唐虞官人，必以九德，而后世使贪使诈之说，所以至于误国家也。


    原文


    去岁，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至期来诣京师。至是九月，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直解


    太宗于去岁贞观六年尝亲自审录罪囚，见那该死的囚犯，心里怜悯，不忍便杀他，都放了回家看视父母妻子，限到明年秋间，着他自来就死。因此又敕令法司，将天下死囚也都暂放还家，亦限至明年秋里自来赴京。至是岁贞观七年九月，去年所放的罪囚共三百九十人，都感太宗不杀之恩，不要人催督帅领，个个照依期限，齐到朝堂听候处决，没一个逃亡隐匿下的。太宗见这些囚犯依期就死，是他能守信改过了，乃皆赦其罪而遣之。这是太宗恩德所及，感动人心，能使极恶罪人，视死如归，可谓难矣。然帝王以刑赏治天下，自有个大中至正之道，人而无罪，即不当刑，罪而可杀，奚有于纵？倘或纵而不来，将何以示信？若使来而论死，又至于伤恩。所以后人论纵囚之事，以为可偶一为之，非圣人之法。且罪囚至三百余人，一年之间，宁无物故死亡之事，乃谓绝无一人亡匿，此则史臣欲纪太宗之德政，而不觉其辞之过，观者但法其一念好生之心可也。


    原文


    十一月，以开府仪同三司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固辞，曰：“臣忝预外戚，恐天下谓陛下为私。”上不许，曰：“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虽仇不弃，魏徵等是也。今日之举，非私亲也。”


    直解


    开府仪同三司，是唐时官名。司空，在唐朝为三公。是年十一月，太宗以开府仪同三司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固辞不敢当，说道：“臣是皇后之弟，忝预外戚，若处以三公尊位，恐天下人议论，说陛下私厚亲戚。”太宗不许其辞，说道：“司空大臣，未易称职，我只要替这样官选择个好人，但是有这样大才的，就与他做，不论亲戚。设或不才，纵是亲戚也不用，如襄邑王李神符，本是朕的叔父，只因他无功劳，但封为王，不任他以官职，所谓虽亲不用也。若是有才能的，虽平日所仇恨也不轻弃，如魏徵等诸人，先事隐太子，同谋害朕，本是仇人，只因他有才能，故倾心委任，忘其旧恨，所谓虽仇不弃也。今日举卿为司空，盖因卿有才德，能称此官，故以此位处之，不因为是皇后的亲戚而用之也。”这一段，见得唐太宗用人至公的意思。这长孙无忌随太宗定天下，本是开国功臣，与其他外戚不同，若论国家待亲戚的道理，还是不要他干预政事，才得常保富贵，又不可藉口太宗之言，以私厚其亲而误国家也。


    原文


    十二月，帝从上皇置酒故汉未央宫，上皇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觞上寿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诲，非臣智力所及。昔汉高祖亦从太上皇置酒此宫，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悦，殿上皆呼万岁。


    直解


    上皇，是唐高祖。未央宫，是汉时宫名。下面太上皇，是汉高祖之父。贞观七年十二月，太宗陪侍上皇高祖，在旧时汉家所遗的未央宫中置酒宴会。那时太宗平定天下，四夷君长都为左右宿卫之臣，也随着群臣侍宴，饮酒中间，高祖命突厥酋长颉利可汗在筵前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在席间歌诗，因喜不自胜，笑说：“自古中国之患，不是北虏，便是南越，今日胡越酋长，同堂宴会，歌舞为欢，都做了一家人，这等盛事，自古以来未尝有也。”于是太宗自捧酒觞，为高祖上寿，说：“这四夷君长，皆来臣服，都是奉父皇陛下平日教诲，不是臣之智力所能及也。昔汉高祖微时不事生产，他有一个兄刘仲，却会治产业，他父太上皇只道高祖不如刘仲。后来高祖得了天下，也曾陪太上皇在这未央宫中置酒，自奉玉卮上寿，却说当初父亲以臣为无用，不如我哥会治家业，今日看臣所创的事业，却比我哥何如？其言如此，是在他父母面前自夸其能，妄自矜大，臣平日甚不取他，岂如我今日父子君臣聚会之盛耶！”高祖见太宗这等谦退，越发喜欢。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汉高祖、唐太宗，皆以盖世之雄起自闾巷，削平僭乱，混一华夷，乃至大业已成，太平无事，又皆尽孝养之典以奉其亲，故未央上寿之仪，前后数百年，若合符节，虽其词之工拙，若有不同，而其情之殷勤，则无或异，真旷世之美谈也。况以继体守成之君，而当四海升平之日，则所谓养以天下，而奉亲之欢心者，当不在二主之下矣。


    原文


    帝谓左庶子于志宁、右庶子杜正伦</a>曰：“朕年十八，犹在民间，民之疾苦情伪，无不知之。及居大位，区处事务，犹有差失。况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耳目所未涉，能无骄逸乎！卿等不可不极谏。”太子好嬉戏，颇亏礼法，志宁与右庶子孔颖达数直谏，上闻而嘉之，各赐金一斤，帛五百匹。


    直解


    左庶子、右庶子，俱是东宫官名。太宗面谕左庶子于志宁、右庶子杜正伦说道：“太子乃继体之君，不但要涵养德性，又要通晓世务。然世务甚不易晓也。朕年十八岁时，为将家之子，未有官职，尚在民间，凡民间疾痛困苦的事，与人之诚实的、诈伪的诸般情状，皆耳目所闻见，无不尽知之。及居太子的大位，区处世务，或思虑之所不及，或计画之所未精，一日万机，犹不免于差失。况今太子生长深宫，未尝出外，百姓每的艰难，如饥寒困乏之苦，鳏寡孤独之人，皆耳目见闻所未经涉，但安享富贵，不知忧勤，安能无骄纵放逸乎！卿等为东宫官，各有辅导之责，不可不极言谏正，使动皆繇礼，而无骄逸之过也。”那时太子承乾，性好闲游戏耍，于圣贤礼法，颇有亏损。于志宁与右庶子孔颖达因遵奉太宗责成之意，凡有过差，每每直言谏止，太宗闻之，嘉此二人忠谠，各赐金一斤，帛五百匹，以褒赏之。这一段是纪唐太宗勉东宫官预教太子的事。盖太子天下之本，四方之人心系焉，教训之功，不可不预，辅导之人，不可不择，是以古之帝王，最慎乎此。自襁褓之中，以至于成人之日，左右前后，罔非正人，出入起居，皆有法度，养成元良之德，而立太平之基，此三代所以有道之长也。有天下者，当知所法矣。


    原文


    上问魏徵曰：“群臣上书可采，及召对多失次，何也？”对曰：“臣观百司奏事，常数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谏者拂意触忌，非陛下借之辞色，岂敢尽其情哉！”上繇是接群臣辞色愈温，尝曰：“炀帝多猜忌，临朝对群臣多不语。朕则不然，与群臣相亲如一体耳。”


    直解


    太宗问魏徵说道：“朕近观群臣上本奏事，其本内说的话，多有可采取的。及至召他面问，听其奏对，便多仓皇错乱，失其次第，此何故也？”魏徵对说：“臣观百司之中，惟有御前奏对实为至难。每欲奏一事，常在数日之前，昼夜寻思，要到上前，如何敷陈，如何议论，莫不预先想下，记忆在心。及到御前，仰见天威严重，把那要说的话，三分之中，说不得一分，已自忘失错乱，不成次第了。况因朝廷过失，直言进谏者多是违怫意旨、触犯忌讳的说话，若非陛下假借他些温和的辞色，而直以天威临之，彼将恐惧畏怕，愈觉仓皇，虽有恳款忠爱之情，亦何繇得尽于君上之前哉！”太宗闻魏徵之言，自此以后，接待群臣，辞气颜色，越发温和，惟恐不尽其情，尝说：“隋炀帝当时性多猜忌，每临朝接待群臣，不出一语，所以上下不交，君臣间隔。我却不然，看那大小群臣，都是股肱耳目，相亲相信，真如一体，政事得失，只管虚心访问，他每有所欲言，也都着他说尽，唯欲通上下之情而已。”夫人主尊如天地，威如雷霆，堂陛分严，君臣礼隔，若不使臣下尽言，则天下之利病，何繇得知？若不降辞色延访，则臣下之忠悃，岂敢自尽？所以唐虞君臣，都俞吁咈一堂之上，而为千古明良之会也。后世谀佞之臣，欲壅蔽人主聪明，以为天子之尊，不可与臣下接谈，故有临朝渊默，不发一语，如隋炀帝之所为者，真覆亡之轨辙也，宜太宗以之为鉴也与。


    原文


    八年正月，上欲分遣大臣为诸道黜陟大使，未得其人，李靖荐魏徵。上曰：“徵箴规朕失，不可一日离左右。”乃命：靖与太常卿萧瑀等凡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长吏贤不肖，问民间疾苦，礼高年，赈穷乏，褒善良，起淹滞，俾使者所至，如朕亲睹。


    直解


    箴规，是谏正的意思。长吏是郡守县令。贞观八年正月，太宗念天下至大，郡邑至众，朝廷上耳目或有不及，思虑或有不到处，要分遣有才望的大臣，为诸道黜陟大使，一时难得其人。李靖荐魏徵可充此差，太宗说：“魏徵能直言无隐，朕有过失，全赖他谏正，得以省改，岂可一日离朕左右，舍根本之地，而任出使之事乎？”于是遂命：李靖同太常寺卿萧瑀等一十三人，分投出去，巡行天下，访察天下有司官员，那个贤良该褒升，那个不才该罢斥。又询问民间所疾痛困苦的事，为他处置。民有高年的，优加礼敬，有穷乏的，厚为赈恤，善良的，褒扬而录用之，贤能而淹滞于下位的，荐拔而疏通之，凡远方小吏，下民隐情，朝廷不能遍历而周知者，都看他每所到地方一一经理，就如朕亲看见的一般，庶几朝廷之政教，无远不举，朝廷之恩泽，无微不被，以称朕爱民求治的意思。这黜陟大使，就是如今巡抚官一般。夫常置魏徵于内，以匡辅君德，间遣李靖等于外，以勤求民瘼，太宗可谓明于治体而善于任人者矣。


    原文


    中牟丞皇甫德参上言：“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俗好高髻，盖宫中所化。”上怒，谓房玄龄等曰：“德参欲国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宫人皆无发，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谤讪之罪。魏徵谏曰：“贾谊</a>当汉文帝时上书，云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自古上书不激切，不能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a>，圣人择焉，惟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斯人，则谁敢复言？”乃赐绢二十匹。


    直解


    太宗时，有个中牟县丞，叫做皇甫德参，上本条陈时政，说道：“朝廷修盖洛阳宫殿，用许多丁夫，劳了人力；有司收地亩租粮，起科太重，厚敛百姓；又民间风俗，妇人好梳高髻，盖因宫女髻高而仿效之也。”其大意如此，不过欲朝廷轻徭薄赋，表正风俗而已。太宗看了震怒，谓宰相房玄龄等说道：“我才修一宫，便说是劳民，才收些地租，便说道厚敛，至于民间髻高，也说是宫中所致。凭他说起来，必欲使朝廷不役民间一夫，不收百姓斗粟，宫人都无发可梳，方才可其意邪！这等妄言谤讪，宜加以罪。”魏徵劝说：“人臣进谏之言，容有过当。如贾谊当汉文帝时，是何等治平，他上《治安策》，还说当时事势，可为痛哭者一件，可为流涕者二件。可见自古以来，上书建言者，若词不激切，则不能耸动人主之心，所以宁为过甚之言，而不敢忌讳也。古人曾说：‘狂夫之言，本无足采，圣人恐其或有一得，犹加选择。’今德参固是狂愚，未必有心谤讪，望陛下裁度鉴察，未可深罪也。”太宗一闻徵言，当时省悟，说道：“朕方虚怀下问，嘉纳谠言，若因此人之言，遽加罪责，以后大小群臣，谁敢再谏？”即赦德参之罪，仍赏绢二十匹以旌其直焉。夫德参一郡邑小臣，乃能抗疏阙廷，规切时政，虽其言语识见，未必能知大体，而其一念为国之心，不以卑贱而自诿，诚亦有足谅者。太宗始因其辞之已甚，而欲以罪加之。一闻魏徵之言，而洞然开悟，不惟不罪，又从而赏之。虽谤木谏鼓之设，不是过也，岂非万世之所当法者哉！


    原文


    九年，上谓魏徵曰：“齐后主、周天元皆重敛百姓，厚自奉养，力竭而亡。譬如馋人自噉其肉，肉尽而毙，何其愚也！然二主孰为优劣？”对曰：“齐后主懦弱，政出多门；周天元骄暴，威福在己。虽同为亡国，齐主尤劣也。”


    直解


    馋是穷饿、贪食的意思。噉是吃。毙是死。北朝齐后主，叫做高纬，为周宇文邕所灭。周天元帝，叫做宇文赟，为隋杨坚所篡。太宗一日谓魏徵说道：“近时齐后主、周天元都穷奢极欲，不恤其民，寻常用度，恣意征取，重敛于百姓，以厚自奉养，竭万民之脂膏，以供一己之逸乐，至于民穷财尽，遂以亡国。就如那穷饿口馋的人，只要他腹饱，乃割自身上的肉，食之以充饥，不知肉既噉尽，身亦随亡，如此昏愚，岂不可笑！然就这两人较论，孰为稍优？孰为最劣？”魏徵对说：“齐后主性资懦弱，凡事都无主张，只听那左右的拨置，那左右的人，都得以窃弄权柄，朝政出于多门；周天元性资骄暴，虽是奢侈残虐，却自家能主张国柄，不至下移，威福之权，尚繇己出。故虽同为亡国，然周天元在时，杨坚尚不敢篡位。若齐后主遂为敌国所擒，把祖宗的基业，徒供群小的愚弄，尤下愚最劣者也，有天下者，可不戒哉！然二主之事，虽优劣稍殊，而亡国则一。盖‘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自古圣帝明王，莫不倦倦然以约己厚下、节用爱民为务，故深仁厚泽，结于民心，而享国长久。若竭天下之力，以奉一人，而不顾百姓之困穷，至于人心怨叛，瓦解土崩，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究观二主之事，咸以重敛百姓，厚自奉养，力竭而亡，后先一辙，其刚暴之与懦弱，不过五十步之笑百步耳，何足为优劣哉！然则人主欲为宗社万年长久之计，惟在保民而已。


    原文


    长孙皇后性仁孝俭素，好读书，常与上从容商略古事，因而献替，裨益弘多。上或以非罪谴怒宫人，后亦阳怒，请自推鞫，因命系囚，俟上怒息，徐为申理。繇是宫壶之中，刑无枉滥。及疾笃，与上诀，时房玄龄以谴归第，后言于上曰：“玄龄事陛下久，小心慎密，奇谋秘计，未尝宣泄，苟无大故，愿勿弃之。仍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慝，省徭役，止游畋，妾虽没于九泉，诚无所恨。”崩于立政殿。后尝采自古妇人得失事为《女则》三十卷。及崩，宫司奏之，上览之悲恸，以示近臣曰：“皇后此书，足以为范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为无益之悲，但入宫不复闻规谏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怀耳！”乃召房玄龄，使复其位。


    直解


    这一段，是记长孙皇后的女德之美。说皇后天性仁慈孝顺，无所违忤，俭约朴素，不喜纷华，平日宫中无事，只好读书。闲常与太宗从容议论古人行过的事，于凡善恶是非、兴亡理乱，皆能一一评品，就中献可替否，以为劝戒，所以补助治道甚为不少。太宗有时将无罪的宫人偶加谴怒，后心知其枉，待要当时分解，又恐违忤上意，也就阳为恼怒，奏请亲自问理，因命左右将这得罪的宫人，囚系在掖庭狱中，待太宗怒气已消，却慢慢的与他申理。以此宫壶之中，刑责所加，再没有冤枉滥及者，其内政之善如此。到后来得病沉重，与太宗永诀，那时正遇宰相房玄龄偶被太宗谴怒，罢归私宅，后因与太宗说道：“房玄龄奉事陛下为日最久，平时极是小心，谨慎周密</a>，凡与主上商量的奇谋秘计，不可使人闻者，他出到外边，再不肯泄露，其慎密如此。近日谴归私第，不知为何？若是原无大事，愿陛下照旧任用，不可轻弃之也。仍望陛下自此以后，亲近有德之君子，斥远邪佞之小人，嘉纳忠直之言，屏弃谗慝之语，减省不急之征徭，罢止无益之田猎。如此，则圣德日新，太平可保，妾虽没在九泉，亦无遗恨矣。”说罢，遂崩于立政殿。史臣又记皇后在日，曾将自古妇人，上自后妃，下逮士庶，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事，采辑成一部书，叫做《女则》，其目有三十卷。太宗一向不曾看见，至是女官方将此书进与太宗。太宗览之，不胜悲恸，将出与侍臣看，说道：“皇后此书，劝戒详明，有关风化，真可以垂法百世矣。人之生死，本有大数，朕非不知天命，而为无益之悲，但往时朕有过失，多赖皇后规正，自他没后，入到宫中，再没人把好言语来规谏我，恰似失了一个贤相一般，所以不能忘情耳！”因想皇后的遗言，即召回房玄龄，复其官职，任之如旧。盖闺门之际，实为万化之原，故自古圣贤之君，未有不以内助而成者，三代以来，皆可考而知也。太宗躬行仁义，为一代之贤君，而长孙后宣教宫闱，为一代之贤后，太平之业，固相须而成者矣。然推其令德之所自，则本于性好读书，是以能涵养德性，多识古今，而不流于燕昵之私也。此又不可不知。


    原文


    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缗。”上曰：“朕贵为天子，所乏者非财也，但恨无嘉言可以利民耳。与其多得数百万缗，何如得一贤才。卿未尝进一贤，退不肖，而专言税银之利。昔尧舜抵璧于山，投珠于谷，汉之桓、灵乃聚钱为私藏，卿欲以桓、灵俟我邪！”是日，黜万纪，使还家。


    直解


    宣州，即今南直隶宁国府地方。饶州，即今江西饶州府地方。缗，是穿钱的绳，每钱一千为一缗。俟字，解作待字。太宗时有个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言说道：“近时宣州、饶州两处山中矿银大发，若差人收采，一岁所得，可以值钱数百万缗，亦足以济国家之用。”太宗说：“朕贵为天子，纳四海九州的贡赋，所缺之者，不在钱财，但恨无贤臣，不得闻好言语可以利益生民者耳。与其多得钱数百万缗，其利有限，岂如得一贤才，为国尽心，为民造福，其利无穷。卿为侍御史，不能荐举一个贤人，退去不肖的人，而专言税银之利，是诚何心？古时圣君如唐尧、虞舜，不以珠玉为宝，抵璧于山岩，投珠于渊谷，弃掷不用，万世称颂其美。惟是汉朝桓帝、灵帝昏乱之君，听信小人欺诳，别于府库之外，积聚钱财为自己的私藏，万世鄙笑他。卿不劝我学尧、舜，却要我做桓、灵，把这等昏乱之君来待我，将谓朕为何等主邪！”即日黜退权万纪，罢职还家，以示朝廷不用言利之臣也。夫自古小人献谄，常说替国家生利，故人主容易信之，如权万纪所言，若非太宗聪明英断，未有不受其欺者矣。今既拒绝其言，又黜退其人，则天下人皆知太宗重贤才，轻货利，虽有怀奸献佞，欲引诱以非礼者，谁敢妄言哉！此贞观之治所以为盛也。


    原文


    魏徵上疏，以为：“人主善始者多，克终者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盖以殷忧则竭诚以尽下，安逸则骄恣而轻物。尽下则胡越同心，轻物则六亲离德，虽震之以威怒，亦皆貌从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壅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赏爵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兼是十思，而选贤任能，固可以无为而治，又何必劳神苦体以代百司之任哉！”


    直解


    殷，是盛。挹，是酌。僭，是过。魏徵上疏于太宗说道：“人主取天下本难，守天下本易，然自今观之，创业垂统，善其始者恒多，而治定功成，保其终者恒少，岂取天下反易，而守天下反难乎？盖繇缔造之初，有敌国外患，常怀莫大之忧，故能竭其诚心，以尽下情，当此之时，虽匹夫之言，有重于泰山者矣。及祸乱平定，而身居安逸，则骄泰放恣，而轻忽物情，慢不加意，当此之时，虽公卿之言，有轻于鸿毛者矣。夫能尽下情，则人人乐为效力，虽远而胡越之人，亦与我同心，而况于英雄豪杰乎！故取天下本不易而反易也。待人轻忽，则人人不肯用情，虽近而六亲之人，亦与我离德，而况于四方之远乎！虽震之以威，劫之以势，也只是外貌从顺，心中其实不服，亦终于背叛而已，故守天下本不难而反难也。人主诚能留意于此，事事致思，不敢怠忽，凡声色货利之交，虽若可欲，必思知足而不贪；凡宫室土木之工，虽欲经营，必思知止而不费。托侯王士庶之上，虽高而实危，则思谦虚以自降；处丰享豫大之时，既满而且盈，则思挹损以自保。遇逸游快乐之事，则思乐不可极，而撙节其放荡之情；居宴安无事之日，则思治不可常，而预防乎后来之患。虑左右壅蔽，则思招贤纳善，以广吾之聪明；恶谗邪之害正，则思正己率下，以杜人之欺罔。爵赏因喜而过，则人无所劝，务思赏当其功，而不使有非分之获；刑罚因怒而滥，则人必自危，务思罚当其罪，而不使有无辜之枉。夫人君能慎思此十事，而兢兢不怠，则内立保业之本，又能选任贤能，共图化理，则外有保业之具，如是固可以端拱无为，而天下自治矣，又何必劳神苦体以代百司之任为哉！”魏徵此疏不过数十语，而人君为治之大法，已尽于此，真可谓嘉谋嘉言矣。要之十思虽多，总只是一个敬字，随事而见，《书》所谓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机，予临兆民，若朽索之御六马，皆此意也。然非有读书穷理之功，亦何以持养此心，而不流于慢易哉！此又徵之所未发也。


    原文


    五月，魏徵上疏，以为：“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谴罚积多，威怒微厉。乃知贵不期骄，富不期侈，非虚言也。昔隋之未乱也，自谓必无乱；其未亡也，自谓必无亡。故赋役无穷，征伐不息，以至祸将及身而尚未之悟也。夫鉴形莫如止水，鉴败莫如亡国。伏愿取鉴于隋，去奢从约，亲忠远佞，以当今之无事，行畴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固无得而称焉。夫取之实难，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难，岂不能保其所易乎！”


    直解


    贞观十一年五月，此时太宗幸洛阳，以供献不齐备，谴责有司，魏徵既当面谏正，退又上疏说道：“陛下初年，欲善无厌，改过不吝，存心仁恕，待下温和。如今孜孜为善的意思，似不如昔时，闻过必改的勇决，稍亏于往日，谴罚渐积太多，威怒微觉峻厉。这等看来，乃知古人说：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盖既贵，则尊崇无比，必至于骄矜。富不与侈期，而侈自至。盖既富，则用度有余，必至于奢侈。今以陛下行事观之，岂非富贵已极，自不觉其骄侈乎！古人之言，信非虚语矣。且陛下代隋而有天下，昔隋恃其府藏之富，甲兵之强，户口之多，其未乱也，自谓必无乱，其未亡也，自谓必无亡，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虽妄用些财力，以开拓边境，有何不可？故赋敛差役，无有了期，东西征伐，不得休息，以至民心怨叛，天下土崩，危亡之祸，将及其身，尚不觉悟，隋事之可鉴如此。夫鉴形容之妍媸者，莫如止水；鉴政事之得失者，莫如亡国。隋既以骄侈而致败亡，则今日岂可复蹈其覆辙乎！伏愿陛下取鉴于隋，屏去奢侈，从事俭约，亲近忠直，斥远谀佞，务反隋之所为，毋蹈隋之所败。况当今天下太平无事，而礼贤节用，又陛下初年所已行者，以今之无事，行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无一毫疵议，就如尧舜之荡荡难名，又何得而称焉。夫天下未定，亲与群雄斗智角力以次收取，其实艰难；天下既定，席已成之业，谨守勿失，甚是容易。陛下昔日既能取天下，得其所难，则在今日岂不能守天下，保其所易乎！”惟不忘昔日之恭俭，便可以贻子孙而垂万世。不然，得之艰难，而失之容易，甚可惜也。魏徵此疏，大要劝太宗以力行恭俭，保守鸿业，可谓忠爱激切之至者矣，不独太宗，万世有天下者所当深思也。


    原文


    魏徵上疏，以为：“《文子</a>》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余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繇待下之情未尽诚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访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慧！然才非经国，虑不及远，虽竭力尽诚，犹未免有败，况内怀奸宄，其祸岂不深乎！夫虽君子不能无小过，苟不害于正道，斯可略矣。既谓之君子而复疑其不信，何异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诚能慎选君子，以礼信用之，何忧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赐手诏褒美曰：“昔晋武帝平吴之后，志意骄怠，何曾位极台司，不能直谏，乃私语子孙，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得公之谏，朕知过矣，当置之几案以比弦韦。”


    直解


    魏徵见太宗推诚任下，渐不如初，遂上疏说道：“昔《文子》书中曾说：‘上下之间，贵以诚信相与，比如一般样的言语，而独能取信于人者，以其有不欺之信，孚于未言之前也，不然，则虽言不信矣。一般样的法令，而独可行于下者，以其有无伪之诚，格于法令之外也，不然，则虽令不行矣。’繇此观之，可见为国之道，固必以诚信为本也。自陛下即位以来，励精图治，中外成宁，王道体美章明，已十有余年于此矣。然而朝廷之德化，犹未浃洽于天下者，盖繇待下之情，未尽出于诚信，而多以疑贰参之故也。臣每见朝廷欲修立政事，图致化理，则必委托于君子，而责其成功，至于所行之事，或有得失，则又咨访于小人，而唯其可否。是使智者谋之，而与愚者论之，使贤者虑之，而与不肖者疑之也。其待君子也，非不敬而重之，然实惮其正直，而与之疏远；其遇小人也，固亦轻而贱之，然实乐其柔佞，而与之狎昵。狎昵，则形迹相忘，而其言无所不尽；疏远，则君臣间隔，而其情不得上通。夫使小人之言得尽，而君子之情不通，委任之不诚也，无足怪矣！然小人之所以见听者，不过以其捷给之材，或足以中人主之心而已。殊不知中智庸常之人，岂无些小辩慧！然其才不足以经国，识不足以虑远，纵使竭力尽诚，实心为国，尚不免于倾败。况心藏奸宄，谲诈多端，而唯承颜顺旨，以为容悦者，乃欲倚而信之，则其坏法乱纪，蠹国殃民也必矣，其为祸患岂不深乎！此小人之所以不可任也。君子之所以见疑者，或以其偶有小过，遂不察其平生。殊不知所谓君子者，只是大节过人，才德出众，至于心思之所不及，智虑之所不周，亦岂能全无小过。但其无心之失，不害于正道，即当略而不论矣。今既谓之君子，则已知其正，而复疑其不信，则又以为邪，何异立直木于日中，而又疑其影之邪曲者乎！盖既曰直木，则其影未有不正者也；既曰君子，则其心未有不诚者也。又何疑之有哉！此君子之所以不可不任也。陛下诚能慎选于群臣之中，察其立心行己，光明正大，而确然为君子者，因而接之以礼，驭之以恩，诚心任用，如手足腹心，相为一体，而不使邪曲小人，得以媒糵其间，则彼方能殚竭忠猷，展尽底蕴，君臣同志，上下一心，庶事自无不康，万几自无不理，何忧天下之不治哉！不然，诚信之道一亏，即阻忠良之志，疑贰之心一起，即开群枉之门，天下之事，将日趋于倾败，而危亡之期，不可保也，可不戒哉！”太宗览魏徵之疏，心甚嘉悦，即降手诏褒美说道：“昔晋武帝既平定东吴，天下一统，志意骄怠，不复留心政治。那时有太傅何曾退朝，私谓其子何劭说：‘吾每见主上，不论经国远图，只说平生常语，此非贻厥孙谋者。一、二世之间，定要大乱，尔辈犹可以免。’因指着诸孙说：‘此等必遇乱而死。’后来晋室大乱，其孙何绥，仕至尚书，果为东海王越所杀。前史美之，以为明于先见。朕常以为曾位极三公，责任至重，明知其主骄奢，不能直词正谏，却乃私语子孙，自夸明智，此人臣不忠之甚者也。若使曾能直言匡救，武帝因而改悔，岂至于一传而乱乎！朕今溺于宴安，不自觉其怠忽，兹得闻公之言，方知从前所行，多有不是，所当省改。昔西门豹性急，常佩韦皮以自缓；董安于性缓，常佩弓弦以自急。今朕亦将此疏，置在几案，朝夕省览，以为警戒，就如古人佩韦、佩弦以自矫其过一般，庶可以保其有终也。”尝观自古人君，未有不欲任贤以图治；自古人臣，未有不思竭忠以报主。然上每苦下之不忠，下每苦上之不任者，则以推诚之道，有所未尽也。若必上之任下，无一毫疑贰之心，而后臣之事君，无一念顾忌之意，圣帝明王所以无为而治者，唯以是道而已。魏徵推而言之，深切明著，太宗即能引咎受规，比以韦弦，真可谓能纳忠言者矣。至其论何曾数语，尤中后世人主之病，人主即此而推之，则臣下之忠佞，可不察而知矣。


    原文


    侍御史马周上疏，以为：“三代及汉，历年多者八百，少者不减四百，良以恩结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才二十余年，皆无恩于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当隆禹、汤、文、武之业，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得但恃当年而已！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给役者兄去弟还，道路相继。陛下虽加恩诏，使之裁损，然营缮不休，民安得息！臣观自古以来，百姓愁怨，聚为盗贼，其国未有不亡者。盖幽、厉尝笑桀、纣矣，炀帝亦笑周、齐矣。不可使后之笑今，如今之笑炀帝也。贞观之初，天下饥歉，斗米直匹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今比年丰穰，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以畜积多少，在于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世充资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夫畜积固不可无，要当人有余力，然后收之，不可强敛以资寇敌也。夫俭以息人，陛下已于贞观之初亲所履行，在于今日为之，固不难也。陛下必欲为长久之计，不必远求上古，但如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县令，苟选用得人，则陛下可以端拱无为。今朝廷唯重内官而轻州县之选，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称职始补外任，边远之处，用人更轻。所以百姓未安，殆繇于此。”疏奏，上称善久之，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选；县令宜诏京官五品以上，各举一人。”


    直解


    茌平人马周，以布衣遭遇太宗，不次超擢为侍御史，感激恩遇，知无不言，尝上疏说道：“自夏、商、周三代，以及两汉，子孙相承，所历年数多的至八百年，少的也不减四五百年。这等长久，盖因他祖宗开创之初，躬行节俭，以为家法，不劳民之力，不费民之财，深仁厚泽，固结民心，虽其后嗣未必皆贤，赖有先德维持，人心思慕，不忘故也。自魏、晋以降，至于周、隋，多的只五六十年，少的才二十余年。这等短促，盖因他祖宗开创之初，不为子孙远虑，残虐其民，厚敛重役，以致人心怨叛，本根不固故也。今陛下承隋之后，鉴隋之亡，当以三代圣王为法，隆夏禹、商汤、周文、武的德业，繇一世以至万世，传之无穷，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可但恃当年，只顾目前安享富贵便了。若不恃当年，必为子孙万世之计，则所以厚施恩泽、固结民心者，何可不加之意哉！隋家开皇年间，户口最盛，几至九百万，如今的户口，不及隋家十分中之一，而百姓每供给力役的，终岁不息，户中丁口，更替上班，兄去替役，弟才得还，道路往返，累累相继。陛下虽有恩诏，命有司裁减夫役名数，然朝廷土木繁兴，工作不息，须要人丁充役，如何得裁减。所以有司视恩诏为虚文，必至民穷盗起而后已。臣观自古以来，征役不息，百姓愁怨，至于相聚而为盗贼，所在蜂起，则其国家未有不丧亡者。但衰世昏主，多不自知，千古一律，为后世所笑。盖周家幽王、厉王，尝笑夏桀、商纣，以无道亡其国家，而不悟己之所为亦如桀、纣。近时隋炀帝，尝笑周天元、齐后主，以无道亡其国家，而不悟己之所为亦如周、齐。今日正当以此为戒，不可又蹈其覆辙，使后之笑今，亦犹今之笑炀帝也。且人君之心，其为民与否，动于一念，即彰闻于百姓。如贞观初年，天下饥荒，一斗米价值一匹绢，米贵如此，宜乎民不聊生，然而不怨者，知陛下志在养民，忧念不忘，今日虽困苦，终必安乐故也。如今连年丰熟，一匹绢可换米十余斛，米贱如此，宜乎民皆乐生，然而怨嗟者，知陛下志骄意怠，不复忧念百姓，而妄兴土木，其所营缮的，都是没紧要的工作，以此烦民，虽年谷丰登，终必转死沟壑故也。然则陛下可不察百姓之心，而停不急之务哉！自古以来，国家有兴有亡，然其所以兴者，不是为钱粮蓄积得多，其所以亡者，不是因钱粮蓄积得少，只在百姓苦乐而已。若是暴征横敛，腹削民财，使百姓愁苦思乱，则民穷盗起，其亡无日矣，蓄积虽多何益？若是轻徭薄赋，培养休息，使百姓都安生乐业，则本固邦宁，大业可长保矣，蓄积虽少何伤？只以近日所共见之事证之，隋家父子，壅利行私，将民间财物，尽皆搜索，以为私藏，于洛口仓中，贮下许多粮米，后来被反贼李密占据，开仓散施，道路米厚数寸，洛水两岸，望如白沙。又于东都洛阳城中，积下许多布帛，后来贼臣王世充篡位，资以固守，至以帛汲井，用布为爨。又于长安西京府库，积下许多金宝，后来我国家平定关中，就因其所遗，以为军国之需，至今二十余年，用之未尽，其多可知。繇此观之，隋之积蓄，岂不丰富，只因失了人心，所以社稷不保，积下多少财物，适足为敌人之资而已，这便是蓄积的明验。夫国以食为命，蓄积故不可无。然民以食为天，征敛尤不可过，必须家给人足，财力有余，然后以正额收之，彼方不怨，不可将贫敝之民，强行搜括以为寇敌之资也。夫敦行俭约，以休息小民，陛下在贞观初年，亲自行过，年来海内治平，皆其明效。在于今日，若肯将已试之政，加意施行，固不难也。然则陛下必欲为长治久安之计，亦不必远求上古，取法前王，只是照依贞观初年所行，以清心省事、节用爱民为主，则天下苍生自然受福，为幸多矣。又一件最紧要的，欲要王业长久，须是百姓得安。然百姓所以治安，其机只在刺史、县令，这两样官，最为近民，关系甚重。若是刺史选用得人，则一州之民皆受其福；县令选用得人，则一县之民皆受其福。官得其人，则百姓自然乐业，陛下即可以端拱穆清，无为而治矣。乃今日朝廷用人，只是崇重京官，把那州县官看得太轻了，如刺史乃一州之主，却多以武将为之，那武官只能用兵，不晓民事，如何为有司表率？又或京官不能称职，方调补外任，夫州县之事，更难于京官，彼既不称京职，如何能临民蒞众？至于边方远处，动系安危，却乃以其荒僻险远，越不经心，只将庸才冗流充之而已。夫设官分职，本以为民，而于亲民之官，乃轻忽之如此。朝廷既轻其选，则其人必不自重，繇是迁延岁月，以苟升斗之禄，则视其官如传舍，甚或恣肆贪渔，以充溪壑之欲，则以其民为寇仇，所以百姓不得安生，为此故也。今欲培植国本，为久长之计，则守令之选，其可不加之意哉！”马周疏上，太宗览毕，道他说得好，称赞不已，谕侍臣说：“守令之官，委的当重，今后刺史有缺，朕当自选于群臣，择其可者。至于县令，当令京官五品以上，访有才力操守、可任治民者，各举一人，以备选择，庶不至失人耳。”详观马周一疏，大意欲太宗轻徭薄赋，固结人心，以为子孙万世之业，而其要归在于重守令，诚为致治之急务。至谓朝廷重内轻外，以京官不称职者补外任，以迁谪之人守远方，则又古今通患。古之圣王，详内而略外者，但指法制政令之类而言，若夫亿兆之众，则一般样都是朝廷赤子，岂可以远近视之乎！官不得人，则民不乐业，外郡骚动，则近地亦为之不宁，其所系非浅浅也。愿治之主，宜加意焉。


    原文


    三月，著作佐郎邓世隆表请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辞令，有益于民者，史皆书之，足为不朽。若其无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皆有文集行于世，何救于亡！为人主患无德政，文章何为！”遂不许。


    直解


    著作佐郎，是秘书省属官，以撰集文章为职。贞观十二年三月，著作佐郎邓世隆见太宗万几之暇，曾有制作，恐其散逸，请将平日御制的文章，集成一部，传示天下后世。太宗说：“文章不贵虚词，在裨实用。朕平日所撰的辞令诏敕等类，其关系国体，有益民生的，史臣都已采而书之，载于国史，不至磨灭，何须更集！若其他一时感触，因事漫言，诗文等类，非关国体，无益民生的，即使集成，将何所用！若近代梁武帝，与其太子萧统</a>最好文章，他如陈后主、隋炀帝这三君，都有文集刊行于世，然武帝身遭侯景之乱，陈、隋二主，同为亡国之君，虽有文集，何救于乱亡！可见为人主的，只怕无大德实政，足以覆被生民流传后世者耳。区区文章，乃雕虫小技，何足为轻重哉！”遂不准所奏。按太宗此言，可谓识其大者矣。盖人主留意文章，虽贤于声色逸游之好，但所以仰承天地祖宗，永保子孙黎民，固自有其大者，不在章绘句间也。自古帝王以经天纬地为文，以法祖安民为务，岂与文人学士，争一字一句之长。如唐太宗虽无文集，而其善政善言，至今炳炳尚在史册，万世称圣明焉。有天下者，可不知所务哉！


    原文


    皇孙生，宴五品以上于东宫。上曰：“贞观之前，从朕经营天下，玄龄之功也。贞观以来，绳愆纠缪，魏徵之功也。”皆赐之佩刀。


    直解


    绳，是木匠的墨线。愆，是过。绳愆，是攻其过失如木理之不直者，匠人以墨线弹之而加以裁削也。纠，是矫之使正的意思。太宗因皇孙新生，临幸东宫，宴朝官五品以上，因与诸臣说道：“人君以武功定祸乱，必有佐命之元勋；以文治开太平，必有辅理之贤相。昔在贞观以前，天下未定，那时从朕东征西讨，经营四方，奇谋秘计，日陈于帷幄之中，使朕克有成功者，都是房玄龄之功。及是贞观以来，宴安日久，朝廷之上，肯面折廷诤，以绳朕之过失，纠朕之差缪，使动无过举者，却是魏徵之功。当时若不得玄龄，则一统之大业，何繇而成！后来若不得魏徵，则一代之治功，何繇而定！二臣之功，均可为一时之冠矣。”因各赐之佩刀以宠异之。尝考太宗之定天下，外则有二十四功臣，为之宣力军旅，乃独称一玄龄者，盖以运筹决胜，其功大也；内则有十八学士之流，论思左右，乃独称一魏徵者，盖以献可替否，其益宏也。然玄龄任于危难，魏徵出自仇雠，若非太宗倾心委任，则二臣亦无以自效矣。然则二臣之功，繇太宗知人善任成之也。


    原文


    上谓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对曰：“威德所加，比贞观之初则远矣，人悦服则不逮也。”上曰：“远方畏威慕德，故来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对曰：“陛下往以未治为忧，故德义日新；今以治为安，故不逮。”上曰：“今所为，犹往年也，何以异？”对曰：“陛下贞观之初，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中间悦而从之。今则不然，虽勉从之，犹有难色。所以异也。”上曰：“其事可闻欤？”对曰：“陛下昔欲杀元律师，孙伏伽以为法不当死，陛下赐以兰陵公主园，直百万。或云：‘赏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来，未有谏者，故赏之。’此导之使言也。司户柳雄妄诉隋资，陛下欲诛之，纳戴胄之谏而止。是悦而从之也。近皇甫德参上书谏修洛阳宫，陛下恚之，虽以臣言而罢，勉从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直解


    这一段，是魏徵劝太宗慎终如始的意思。太宗宴五品以上官于东宫，因从容问魏徵说道：“朕近日的政事，比之往年何如？”魏徵对说：“近日吐谷浑既破，突厥来降，吐蕃、朱俱波、甘棠等国，都遣使入贡，陛下神威圣德，不但平定海内，又且加于四夷，比之贞观初年，所及更远。若论天下的人，心悦诚服，则不及贞观之初。”太宗说：“远方蛮夷不可以力制，惟是畏惧我之威，悦慕我之德，故来输服，若人心悦服，不逮初年，何以能致远人畏慕如此？”魏徵对说：“臣所谓不逮者，正为陛下之心恃此而骄，比前不同。盖贞观初年，天下甫定，四夷未服，陛下方以未治为忧，兢兢业业，惟恐失坠，故一举动不敢纵逸，一施措不敢苟且，而德义日新，天下改观易听，自然心服。到如今天下太平，四夷宾服，陛下遂以既治为安，志得意满，侈然自足，无复意外之虑，天下的人，口虽不敢言而心实不满，故虽勉强服从，终不及初年之悦服也。”太宗因问说：“朕自家省察，如今所为也与往时一般，何故不同？”魏徵对说：“陛下在贞观初，惟恐己有过差，人不肯谏正，故常委曲开导使之尽言，群臣谏诤，中间有可采者每欢喜听受，无所勉强。今则不然，外面虽勉强听受，中心实不喜，尚有苦难之意见于颜色，是陛下虚心受善不及往时，所以不同。”太宗说：“此非谩言，必有事实可指，愿闻其详。”魏徵对说：“往时元律师犯法，陛下要杀他，孙伏伽执奏说：‘此人所犯，论以律法，罪不至死。’陛下即听从其言，又重赏之，就将兰陵公主的园地价值百万者，给赐与他。或云一言而赐百万，恐过于厚，陛下说：‘朕自即位以来，每事岂能尽善，未闻臣下有敢谏正者，今伏伽独能直谏，是以赏之。’这是明示臣下以虚心纳谏之意，开导之，使人人得以尽言无隐也。又如司户柳雄，妄诉隋时出仕的资级，以冒迁转。那时方有明诏，令诈冒者自首，不首者罪死。柳雄既犯此令，陛下欲诛之以示众，戴胄执法谏诤，言雄罪只应流，陛下嘉纳，遂止不诛。这是悦而从之，非勉强也。近日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疏谏修洛阳宫，言不当劳民。陛下赫然震怒，欲加之罪，虽因臣言得免，其实出于勉强，非是悦从。盖此时治功已成，故陛下志骄意满，不复虚心受善，以此人心悦服不及往时。”太宗感悟说：“非卿忠谠，不能为此言。人情常苦不自知，须时时得人规谏，庶几得省改耳！”按魏徵这段说话，乃万世人主之药石。盖致治非难，保治为难，立志非难，持志为难。人主之志，每能励精于多难之时，而不免忽意于功成之后。故忧其未治，乃所以成治，而恃其已治，此所以隳治也。譬之御骏马者，历九折之坂，执辔甚谨，曾无失足，及骋乎康庄，自以为无患，稍弛其衔勒，忽不觉其纵逸而失坠矣。图治者其戒之哉！


    原文


    上问侍臣：“帝王创业与守成孰难？”房玄龄曰：“草昧之初，与群雄并起，角力而后臣之，创业难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上曰：“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魏徵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玄龄等拜曰：“陛下之言及此，四海之福也。”


    直解


    太宗问侍臣说道：“帝王开创基业与保守成业，这两件何者为难？”房玄龄说：“开创之始，英雄并起各以材力斗争，战胜攻取，费尽心力，然后得之，可见创业为难。”魏徵说：“天下之事，每成于勤苦，而坏于怠荒，而人之常情，每谨于有初，而忽于成事。观自古帝王得天下，都从艰难勤苦，即成大业，后来失天下，只因安逸骄肆遂至乱亡，可见守成为难。”太宗说：“玄龄与我共取天下，亲见我出百死得一生，故晓得创业之难。魏徵与我共安天下，常恐我安享富贵，或至骄纵奢侈，一时一事，忽略不留心，祸乱必从此生，故晓得守成之难。二人之言，皆有所见。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固不必言；守成之难，正是今日君臣该警戒的事，方当与诸公谨慎而保守之。”玄龄等拜说：“陛下肯念守成之难，命臣等同加谨慎，言及于此，必不肯恃富贵而起骄奢，必不肯因安逸而忘祸乱，庶乎太平可以常保，苍生有所利赖，真四海之福也。”这是记太宗与群臣相警戒谨守成业的意思。古来帝王保自己新创的基业，谨守者多；惟是享祖宗见成的基业，谨守者少。盖因不曾见前人开创之艰难，故不信天命人心之可畏，既无深远之虑，又无劝戒之人，所以祖宗得之甚难，后人失之甚易，有繇然也。太宗身兼创守，君臣相警如此，其垂戒后世，亦深切矣！使唐之子孙，能留心谨守，常如太宗之治，则乱亡之祸，何从而起哉！有天下者，当知所监戒也。


    原文


    十五年正月，上指殿屋谓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营构既成，勿数改移。苟易一榱，整一瓦，践履动摇，必有所损。若慕奇功，变法度，不恒其德，劳扰实多。”


    直解


    榱是屋上的椽子。贞观十五年正月，太宗在便殿，指着殿屋对左右侍臣说道：“人君治天下，就如建造这殿屋一般。初时须聚集工匠，经营结构以成之，及营构既成，只宜安处其中，谨守勿动，不可数数改移。若轻易抽换一椽，整理一瓦，虽是小小动作，然更变之际，攀援践踏，屋宇皆为动摇，必有所伤损处，终不若初时结构之牢固也。人君初有天下，为子孙黎民万世之虑，创制立法，以贻后人，必须熟思审处，一成而不可变。法制既定，只宜与天下遵守，慎勿轻易纷更。若慕非常可喜之功，而变一定不易之法，今日如此，明日如彼，便是不恒其德了。这非但无益于治，将见官无定守，民无定志，朝廷之上，议论纷纭，方以为可行，而又复止，方以为可罢，而又复兴，其为劳扰，不亦多乎！”这一段，是说法度不可轻变的意思，喻以建屋，其理甚明。法祖图治者，可以深省矣。


    原文


    上谓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惧。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虞，二喜也。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此一惧也。”


    直解


    太宗一日与侍臣说道：“朕今为天下主，当太平之日，有两件可喜，有一件可惧。盖自古国家，只怕年岁饥荒，民生不遂，今连年以来，天下丰登稔熟，长安城中，每一斗米只直三、四文钱，百姓富足如此，则国家根本坚固，这是第一件可喜；自古国家，最怕四夷侵扰，边境不宁，今北虏突厥，久已服属，边鄙安静，无有意外之虞，疆宇宁谧如此，则国家基业益隆，这是第二件可喜。然自古以来，人君处艰难多事之时，皆知谨慎，唯是天下治安，无可忧虞，则骄慢奢侈之心，不觉自生，骄侈一生，民受其害，则危亡倾覆之祸，不期而至矣，这一件深可惧也。看来可惧之事，正伏于可喜之中，故当可喜之时，常不忘可惧之念，朕之保治如此。”大抵宴安酖毒，实人主之通患，而骄侈二字，则其膏肓之病也。骄则一人临天下，而不见其可忧，繇是怠荒毒虐，而过不自闻矣；侈则以天下奉一人，而犹以为未足，繇是穷奢极欲，而民不堪命矣。如秦始皇、隋炀帝，威命灵爽，振耀华夷，只因骄侈心生，遂至于败亡而不可救，人主可不鉴哉！


    原文


    并州大都督长史李世，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怀服。上曰：“隋炀帝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朕唯置李世于晋阳而边尘不惊，其为长城，岂不壮哉！”乃以世为兵部尚书。


    直解


    并州，即今山西太原府地方。唐时每州置一大都督府，佐以长史，镇守其地。贞观中，以功臣李世为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在任一十六年，世有才能，又居官久，百姓都信服他，所下的政令，无有不奉行者，凡有所禁约，无有不即止者，内而吏民，外而夷狄，皆悦慕其德，畏服其威。太宗闻而嘉之，谓侍臣说：“昔隋炀帝怕突厥犯边，乃抽丁起役，劳动中国的百姓，往筑一带长城以备御之，然终不能限隔虏骑，使不得入，虽劳无益。今朕不然，惟以李世置于并州督府，着他保守晋阳地方。今一十六年，民夷怀服，虏骑不侵，至令塞上烟尘不动，百姓宴然，只用这一员良将，就足以折冲御侮，比之长城，岂不更为雄壮哉！”乃召李世，入为兵部尚书，虽以赏功，亦平内外、均劳逸之意也。按太宗称世之言，实万世守边之要。盖御虏固以守险为急，尤以得人为本。苟得其人，则整练军马，修葺城堡，皆其职任事耳。不然，或假借修边之名，以糜费财力，或虚饰修边之功，以冒滥升赏，或奏报方行，而旋见倾坏或堵堞空存，而乏人防守，虽长城万里，只益边民之困耳。守边者不可不知。


    原文


    上尝临朝谓侍臣曰：“朕为人主，常兼行将相之事。”给事中张行成</a>退而上书，以为：“禹不矜伐而天下莫与之争，陛下拨乱反正，群臣诚不足望清光，然不必临朝言之。以万乘之尊，乃与群臣校功争能，臣窃为陛下不取。”上甚善之。


    直解


    太宗一日临朝，与侍臣说道：“朕虽贵为天子，深居九重，然内而裁决庶政，巨细必亲，外而统驭三军，所向无敌，是常兼行将相之事也。”太宗此言，盖自夸其才，以为群臣莫能及耳。时有给事中张行成，与闻此言，退朝之后，即上一疏谏说：“自古帝王功德，莫盛于禹，观其地平天成，万世永赖，是何等事业！然禹未尝自矜其功，而天下莫与之争功；禹未尝自伐其能，而天下莫与之争能。使禹而自矜自伐，与臣下校量，则禹亦小人矣。今陛下拨转乱世，反之于正，雄才大略，振古无前，一时群臣诚不足以仰望清光。然帝王之体，与臣下不同，纵使功烈过人，皆其分内之事，亦不必临朝对众，自言所长。至以万乘之尊，而与将相群臣校一日之功，争一艺之能，似非圣人不矜不伐之道也。臣之私心，窃所不取。”太宗览奏，深以为善。盖自觉其非矣。尝谓人君之道如天，天不自有其功，而四时五行之序，皆天之功也。君不自以为能，而群臣百官之事，皆君之能也。尧舜之治天下，垂衣拱手，恭己南面，而皋、夔、稷、契之流，为之寅亮天工，共成雍熙之化，万世之下，何尝不以为尧舜之功哉！太宗乃以将相之才自负，而喋喋言之，盖亦昧于大体者矣。


    原文


    十六年，上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乎？”对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上曰：“朕行有三：一，监前代以为元龟；二，进善人共成政道；三，斥远群小，不受谗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书吾恶也。”


    直解


    谏议大夫、黄门侍郎，都是门下省官。起居注，是史官所记天子言动，其以他官兼者，叫做知起居注。贞观十六年，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说：“卿还兼知起居注之事，所纪录的史书，我可得见乎？”遂良对说：“史官之职，凡人君一言一动皆当书之，或善或恶，都要备细记载，庶几为君者，有所警惧，恐后人讥笑，不敢为非。若是人主自家要看，则史官不敢从实直书，何以取信后世？从前未闻人主自观史书者也。”太宗问说：“朕所行或有不善，卿也纪录之邪？”遂良对说：“臣之职掌，在秉笔以记事，若隐讳不书，便是废职，臣岂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奏说：“人君的举动，天下人所观望，或善或恶，远近传布，决不能掩。纵使遂良要隐讳那不善的事，不肯记载，天下人既皆知之，亦皆私记之，岂能都使他隐讳不书哉！”太宗说：“朕平日所行有三件：一件是看前代古人的行事，以为元龟，取其善者为法，鉴其恶者为戒；二件是进用善人君子，与他共成治道；三件是斥远谗邪小人，不听他巧言，被其欺蔽。朕能谨守这三件，不敢差失，正要史官从实记载，我无有不好的事，他自然不能书吾恶也。”按太宗这三件事，真是万世为君之法。盖欲监观前代，必然日亲经史，日接儒臣，古人的善恶才能通晓；欲进用善人，必然亲信委任，谏行言听，治道才能共存；欲斥远群小，必然察之极真，断之极决，邪党才能销灭。果能如此，则君德日进，治道日隆，史官书之以为美谈，万代仰之以为准则矣。有天下者，岂可一日不留心于此哉！


    原文


    特进魏徵有疾，上手诏问之，且言：“不见数日，朕过多矣。今欲自往，恐益为劳。若有闻见，可封状进来。”徵上言：“陛下临朝，尝以至公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横加威怒，欲盖弥彰，竟有何益！”徵宅无堂，上命辍小殿之材以构之，五日而成，仍赐以素屏风、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


    直解


    特进，是唐时宰相加官。史臣记特进魏徵有疾，于私宅调理，不能朝参，太宗心甚想念，即降手敕，差人往问其疾，因说：“自卿给假，已数日不见，朕之所行，无人规正，过失必多。今欲亲自临幸，与卿一言，只恐越增劳扰。故特遣官往问，卿若有闻见朕行的不是处，可封本进来，以便省改。”魏徵回奏说：“陛下临朝与群臣议论，常说为政要至公无私，及退朝之后，行出来的事，未免有偏私颇僻的去处。或有时自觉其非怕人窥见，却又横加威怒，以震慑其心，殊不知人心至愚而神，上之意向所在，无有不知，欲要遮盖，越发彰显，竟有何益！总不如无偏无党，以大公至正之心行之，方是人君之体也。”其疏中大意如此。此时魏徵寝疾已笃，所住的私宅中，尚未有厅堂，太宗知之，那时方欲构一小殿，材用已具，即命撤去，与魏徵起盖厅堂，只五日就完成了。又知徵素性俭朴，室中所须器物，都赐以素屏风、素褥，及几、杖等物，以遂其所好，正以彰其贤也。夫太宗之待徵，数日不见，则想闻其言，其信之专如此；私第无堂，至辍殿以营之，其遇之厚如此，真可谓恩礼兼尽者矣！为之臣者，安得不鞠躬尽瘁，忘身报主，而天下之治，又安有不成者乎！


    原文


    上曰：“朕为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贵。若教以礼义，使之少敬长、妇敬夫，则皆贵矣。轻徭薄赋，使之各治生业，则皆富矣。若家给人足，朕虽不听管弦，乐在其中矣。”


    直解


    百万叫做兆。太宗谓侍臣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朕荷上天眷命，为兆民之主，以天下养一人，可谓富矣，以天下事一人，可谓贵矣。天既与朕以富贵，而朕独不思所以安养兆民，岂上天之意哉！故朕已富，要使百姓每都富；朕已贵，要使百姓每都贵，只在教养之而已。诚能教以礼义，使知尊卑内外之理，上下事使之宜，年少的都尊敬那年长的，为妇的都尊敬那为夫的，则父兄役使子弟，男子役使女人，虽无爵位，也如官府一般，这就是贵了。轻徭役，不尽其力，薄赋敛，不尽其财，使百姓每都有余闲，各去治理生业，为长的得以怀其少，为夫的得以育其妇，渐有蓄积，不至匮乏，这就是富了。既然如此，那百姓每家家饱暖，无有不给的；人人优裕，无有不足的。这等安乐，朕为民父母，也自安乐，不须听那丝竹管弦之声，自然快活，天下极乐的事，也就在这里面了。”此与民同乐之道，而不徒以九重之贵、四海之富，自奉其身者也。夫前代中主，莫不挟其贵以侮百姓，而太宗欲教以礼义，使之皆贵；莫不恃其富以夺百姓，而太宗欲导以生养，使之皆富；莫不溺于声色以为娱乐，而不恤其民，太宗乃以家给人足为乐，胜于听丝竹管弦。为人君者，能常存此心，天下岂有不治者哉！


    原文


    二月，上问谏议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谏者十余人。此何足谏？”对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将以金玉为之。忠臣爱君，必防其渐，若祸乱已成，无所复谏矣。”上曰：“然。朕有过，卿亦当谏其渐。朕见前世帝王拒谏者，多云业已为之，或云业已许之，终不为改。如此，欲无危亡，得乎！”


    直解


    业，是已成的意思。贞观十七年二月，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说：“昔帝舜始造漆器，其臣谏者十余人。一器之微，何关得失，而纷纷论谏如此？”遂良对说：“人君好尚，所系甚大。惟崇尚节俭，乃是治安之本；若崇尚奢侈，便是危亡之本。以漆为器，虽未至奢侈，然为漆器不已，必将以金玉为之，是乃奢侈之渐也。大凡忠臣爱君，惟恐德业不成，故不待其过失昭彰，方去救正，只从那微细的去处，预先提防。如费用稍有不节，便恐渐入于奢侈；起居稍有不敬，便恐渐流于怠荒；闻直言稍不乐从，便恐渐至于拒谏；任君子稍有疑贰，便恐渐惑于谗邪。是以朝夕图惟，必防其渐。若使见之不早，防之不豫，至于大坏极蔽，祸乱已成，则虽有爱君之心，无所复用其谏矣。”于是太宗说道：“卿之言，说的极是。朕一日万几，岂能无过，卿亦当谏其渐。每见前世帝王，拒阻谏诤者，多以成心为主。或是政事有当改行的，只说业已做就了，诏旨有当改正的，只说业已许他了，文过遂非，终不为改。如此，则君德必然日损，政事必然日非，欲无危亡，其可得乎！”这一段说话，于人臣忠君爱国之心，人君防微杜渐之道，最为明切，不可不深体也。


    原文


    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辏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


    直解


    辐，是车轮中木。辏，是集。太宗谕群臣说：“人主居万民百官之上，应接事务，只有一个心，下面小人，欲希图富贵，千方百计，只要引诱君心，把那许多不好的事，来攻之者甚众。故人主或好武功，他便以勇力来动之；或好谈论，他便以口辩来动之；或喜人赞扬，便献其谄谀，称颂功德，以迎合之；或略可欺瞒，便行其奸诈，颠倒是非，以蛊惑之；或意向有所偏好，便以各样嗜欲，如声色、器玩、宫室、游幸等事来奉承之。以众人之巧计，攻人主之一心，就如那车轮众辐，都攒凑做一处，各人都要求售其计，以图得上心，而规取宠禄。人主少有懈怠，一时不堤防他，这几件中，但只有一件引动，则君心迷惑，政事废弛，危亡之祸，随之而至矣，此君道之所以为难也。”这一段，是论人君当持守此心的意思。太宗天性英明，又历练世故，下人的情状，都看得透彻，然犹虑攻之者众，自觉其难，不敢少有懈怠，此其所以成贞观之治也。有天下者，能以此言常自警省，则众欲之攻，何足以动之哉！


    原文


    李世尝得暴疾，方云须灰可疗，上自剪须，为之和药。世顿首出血泣谢。上曰：“为社稷，非为卿也，何谢之有！”世尝侍宴，上从容谓曰：“朕求群臣可托幼孤者，无以逾公。公往不负李密，岂负朕哉！”世流涕辞谢，啮指出血，因饮沉醉，上解御服以覆之。


    直解


    这一段，是记太宗信任功臣的意思。那时李世忽然得个病症，甚是危急，医方上说用人须烧灰，可治此病。太宗只要世的病好，就将自己的须剪与他和药。世病愈，感太宗这等恩眷，叩头出血，涕泣谢恩。太宗说：“朕赖卿以安社稷，卿安则社稷安，今剪须以治卿病，乃是为着社稷，非是为卿一身也，何用叩谢！”一日世侍太宗饮宴，情意欢洽，太宗从容向世说：“朕在位久，太子幼弱，朕为社稷远虑，遍求群臣中，可付托以幼孤的，莫过于卿。记卿往时在李密部下，那时李密败降，卿据守其地，尚念这土地人民，原是李密的，虽决计来降，然不欲邀功，必启李密自献，不负他一时恩德。况今朕之待卿，忘形迹，披腹心，义虽君臣，恩同父子，卿岂不尽忠于朕所托之幼孤，而负朕恩德哉！”世见太宗这等信任他，不胜感激，既荷知遇，又怕不能胜任，遂流涕辞谢，乃自啮其手指，至于出血，以见此身可捐，此恩不可负的意思。因忘分尽欢，无复疑忌，饮至沉醉，昏卧殿上，太宗就解脱自己所御的袍服，以覆盖之。一时君臣之遇，真不啻家人父子之亲也。夫君之待臣如此，人臣有不感戴上恩，而誓死图报者，此岂有人心者哉！


    原文


    上谓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则诲之。见其饭，则曰：‘汝知稼穑之艰难，则常有斯饭矣。’见其乘马，则曰：‘汝知其劳，不竭其力，则常得乘之矣。’见其乘舟，则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见其息于木下，则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


    直解


    太宗既立晋王为太子，一日谕侍臣说：“朕自立太子之后，凡遇一物一事，必委曲诲谕之以启发他的志意。如见太子进膳，就教之说：‘农夫终岁勤苦，耕耘收获，种得谷成，方有此饭。汝若用饭之时，即念稼穑艰难，此饭不容易得，推此心去体恤农夫，节省用度，则天禄可以永保，而常得用此饭矣。’如见太子乘马，就教之说：‘马虽畜类，亦是生命，所当爱惜。汝若乘马之时，即念此马之劳，驱驰有节，不尽其力，则马不至于困敝，而常得乘之矣。’如见太子乘舟，就教之说：‘水本以载舟，故舟藉水以运，然而水亦能覆舟，则舟不可倚水为安。那百姓每就譬之水一般，为君上的，譬之舟一般，君有恩德及民，则民莫不戴之为君，若是暴虐不恤百姓，则人亦将视之为寇仇而怨叛之。譬之于水，虽能载舟，亦能覆舟，不可不慎也。’如见太子息阴于树下，就教之说：‘木生来多有枉曲，惟匠氏以绳墨正之，则斫削的端正，可为宫室器物之用。人君生长深宫，未能周知天下之务，行事岂无差错，惟虚心听从那辅弼谏诤之臣，则智虑日明，历练日熟，自能遍知广览而成圣人矣。’这是《书经</a>》上的说话，不可不知也。”太宗教诲太子，其用心谆切如此，惟以太子将有君人之责，故欲成就其德而诲之，不得不详耳。况于人主之身，正天下安危所系，岂豫养者所可比。诚能因物自警，如太宗之所指，则其为进德讲学之助，岂浅浅哉！


    原文


    十八年，上曰：“盖苏文杀其君，残虐其民，今又违诏命，不可不讨。”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则中原清晏，顾盻则四夷詟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海远征小夷，万一蹉跌，伤威损望，更兴忿兵，则安危难测矣。”李世劝上伐之。上欲自征高丽，褚遂良上疏谏，上不听。


    直解


    高丽国，即今朝鲜。贞观十八年，太宗将征高丽，先与群臣商议说：“今高丽乱臣盖苏文，弑其君高武，残虐其国中百姓，又无故兴兵，侵扰新罗的疆界。朕特遣使谕使罢兵，盖苏文抗违诏命，不肯听从。这等凶暴梗化之人，法不可容，朕为华夷之主，岂可不声罪致讨。”褚遂良谏说：“陛下初起晋阳，平定海内，但一举手指麾，中原便清肃晏安，一举目顾盻，四夷便恐惧畏服，这是何等威望，震古耀今，盛大无比。今区区东夷，限隔辽海，乃劳王师渡海远征，冒风涛之险，以问罪于小夷，若能指期克捷，似无不可，设或不虞，万分之中，一有挫折，彼小夷得以藉口，说大唐天子也无奈我何，岂不伤损了威望。到那时节，甘休不得，更起忿兵，夫兵忿者败，臣恐胜负安危，难以逆料，非万全</a>之计也。”彼时朝臣皆以征辽为不可，独李世劝太宗发兵讨之。盖世武人，识见不足，太宗以其意与己合，遂决计亲征。褚遂良退而上疏说：“天下譬如一身，四夷乃身外之物，高丽诚有罪，必要征他，只消发四五万兵，遣一二员将帅便了，何至劳车驾亲行。”然此时太宗之意已决，终不能听从也。盖太宗平生，百战百胜，当时群雄如李密、王世充等，与我角力者，今皆削平，四夷如突厥、吐蕃等，为我借资者，今皆臣服。独高丽僻处东隅，隋炀帝竭天下之力以从事于此，而不能克，今幸当其危乱之时，又恃我富强之力，以为取之若振槁，可以震动四方，夸耀千古也。故虽在位既久，而雄心未忘，至于劳万乘而不辞，违群议而自用，卒之辽左无功，竟以天下之众，困于小夷，终其身悒郁追悔，皆一念好大喜功之心为之也。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原文


    上好文学而辩敏，群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对。刘洎上书谏曰：“帝王之与凡庶，圣哲之与庸愚，上下悬绝。是知以至愚而对至圣，以极卑而对极尊，徒思自强，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颜，凝旒以听其言，虚襟以纳其说，犹恐群下未敢对扬。况动神机，纵天辩，饰辞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议，欲令凡庶何阶应答！且多记则损心，多语则损气，心气内损，形神外劳，初虽不觉，后必为累。”上飞白答之曰：“非虑无以临下，非言无以述虑，比有谈论，遂致烦多，轻物骄人，恐繇兹道，形神心气，非此为劳，今闻谠言，虚怀以改。”


    直解


    飞白，是字体。史臣记太宗天性嗜好文学，辩论敏给，遇群臣奏事，必援引古今，与之折辩，群臣多不能对。侍中刘洎上疏谏说：“凡人名分相同，智识相若，方好彼此往复辩论。若乃帝王之与凡庶，圣哲之与庸愚，势位智识，上下相去，悬绝甚矣。故群臣奏事于明主之前，乃是以至愚而对至圣，以极卑而对极尊，堂陛既已森严，才识又复短浅，往往慑于天威，仓惶失措，徒欲勉强自效，不可得也。陛下于群臣论奏，虽明降恩旨，假借慈颜，凝旒静听，使之得尽其词，虚襟广纳，使之得行其说，犹恐群下不能对扬休命。况复内动神机，外纵天辩，文饰词说</a>以屈其理，旁引古事以排其论，却教那凡庶之流何繇应答，而尽其所言哉！然此不但失待下之体，亦非自养之道。盖记闲事太多，则心必为所损，言语太多，则气必为所损，心气既内损，又且外敝形神，虽今日春秋</a>鼎盛，不觉其劳，然日积月引，久后必受其累矣。”太宗见刘洎所言，剀切忠爱，乃自写飞白字答之说：“人君居上临下，若于所陈章奏，不加思虑审究，中间取舍，岂能无失。然思虑在心，若非言语，又无以发之，所以近来每有谈论，遂致烦多。繇此不改，将至于矜己傲物，恃才陵人，诚有如卿之言者，若形神心气，则不以此为劳也。今既闻忠谠之言，即当虚怀以改。”夫天下事重，万几至繁，若非君臣相与当面商确，岂得事事停当。但或以才辩高人，而果于自用，则臣下反不得尽言，此刘洎之所为惓惓于太宗也。


    原文


    上以辽左不能成功，深悔之，叹曰：“魏徵若在，不使朕有是行也！”乃驰驿祀徵以少牢，复立所制碑。


    直解


    高丽国在辽水之东，故称辽左。少牢，是羊。魏徵平生能直言极谏，面折廷争，太宗甚重之，但有举动过差处，常怕他知道，或未行而止，或因谏而罢，就是太宗决意要做的，若于事理未当，他也能极力挽回。魏徵没后，太宗眷念不忘，亲制碑文，立于墓所，表扬他平生好处，后乃被人谗谮，把这碑仆了。及车驾亲征高丽，无功而还，止取得盖州、辽州二城，反折了许多人马，大损威望，太宗深自追悔，却思量起魏徵来，叹息说道：“朕此一行，轻举妄动，若魏徵尚在，必能谏阻，不使朕有是行也！”于是遣人驰驿到魏徵墓所，祭以少牢，仍将前时御制的碑文，立于墓上，以见追思魏徵之意。大抵忠鲠之臣，人主所畏惮，当其时为苦口之言，逆耳之听，若龃龉而难入，然徐而思之，裨益甚大。盖惟心有畏惮，则事无过差，一举一动，必然斟酌停当，而可免于后悔。然非明圣英断之君，能省身克己，改过不吝，从善如流，亦未有不后事而追悔者也。如唐太宗造次征辽，功隳而后思魏徵；唐玄宗</a>仓皇幸蜀，乱成而后思张九龄，亦无及矣。故为人主者，必持志养心，惩忿窒欲，不以强盛而骄，不以治平而怠，常若法家拂士之在侧，师保箴规之在耳，则何至有后事之悔哉！


    原文


    萧瑀性狷介，与同僚多不合，尝言于上曰：“房玄龄与中书门下众臣，朋党不忠，执权胶固，陛下不详知，但未反耳。”上曰：“卿言得无太甚！人君选贤才以为股肱心膂，当推诚任之。人不可以求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朕虽不能聪明，何至顿迷臧否乃至如是！”


    直解


    史臣记特进萧瑀天性狷洁孤介，独行己意，不能谐俗，与同僚共处，多不相合。一日奏太宗说：“陛下以房玄龄为勋旧，信任不疑，却不知他与中书门下诸臣结成朋党，不肯尽忠朝廷，执掌大权，私意胶固，其所行的事，陛下不得详知。看他专擅之状，已甚明著，但未至于反耳。”太宗闻萧瑀之言，心甚不悦，面斥之说道：“卿之所言，岂不太过！人君选择贤才，置之辅弼，托以为股肱心膂，当推一片诚心去委任他，方肯尽忠为国，无所顾忌。若一心以用之，又一心以疑之，人臣谁不解体。且人之才行，本不能全，有所长，必有所短，用人者岂可求全责备，只宜略其所短，取其所长，然后人人得以自效。若将那好处不说，只就其一事之短，以概人之平生，则天下无可用之人矣。朕因玄龄忠谨，所以倾心委任，你却说他朋党不忠，是朕之用人贤否混淆、邪正颠倒矣。朕虽不能聪明，无帝王知人之哲，亦岂应顿迷贤否，至于如是！卿之所言不亦过乎！”按玄龄奉公体国，知无不为，诚一代之贤相，萧瑀乃以素不相合而极力攻之，使非太宗之明哲，鲜不为所惑矣。夫自古以来，攻任事之臣者，大率有二：非诬之以专擅，以动人主之心，则指摘其一言一行之失，以掩其所长。故任人之道，莫善于推诚，莫不善于求备，能推诚而器使，则二者之言，无繇而入矣。太宗数语，真可为万世法也。


    原文


    齐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请上致政于皇太子。太子闻之，忧形于色，发言流涕。长孙无忌等请诛志冲，上手诏曰：“五岳陵霄，四海亘地，纳污藏疾，无损高深。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其无罪，是其狂也。譬如尺雾障天，不亏于大；寸云点日，何损于明。”


    直解


    齐州，即今山东济南府。封事，是奏章。亘字，解做遍字。疾，是毒害之物。太宗在三代以后，可谓希世贤君，但其末年，征伐并兴，土木继作，以此稍失人心。那时齐州有个狂人，叫做段志冲，无故上本，说太宗在位日久，厌倦政事，莫若自家退闲，及早把这天下传与皇太子罢。太子闻得这话，甚不自安，心切忧惧，形于颜色，每一发言，辄为流涕。国舅长孙无忌等，请太宗诛戮此人以正典刑，太宗不听，手诏答说：“五岳为群山之宗，陵逼霄汉，何等高峻；四海为众水之会，横亘地脉，何等深广。这五岳四海，也容纳那污浊的，也包藏那疾恶的，然岳常自高，海常自深，何曾有纤毫亏损。今志冲乃一匹夫耳，就要朕解去大位，使天子退闲，此不必论其言之是非，但当自省朕之罪过。若朕果有罪，天心弃之，民心厌之，要是他正直敢言也，直的固不当诛；使朕果无罪，上不负天，下不负民，便是他颠狂妄言也，狂的亦不必诛。天下后世，自有公论，区区狂言，岂足为轻重。譬如天被尺雾障蔽，依旧是这等广大，不因此而少亏；日被寸云点缀，依旧是这等光明，不因此而少损。今只当置之不问便了，何用诛戮！”然志冲狂言，不但不足以累太宗，天下后世，因此益见太宗度量之大，识见之明，能容人所不能容，忍人所不能忍，出于寻常世主万万也。


    原文


    二十二年正月，上作《帝范</a>》十二篇以赐太子，曰《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国，备在其中。一旦不讳，更无所言矣。”又曰：“汝当更求古之哲王以为师，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不免为下。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美尽善，固多愧矣。汝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且成迟败速者，国也；失易得难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直解


    这一段，是记太宗教诲太子的事。贞观二十二年正月，太宗自作一书，叫做《帝范》，凡十有二篇。赐与太子。第一曰君体，言人君当正身修德，以端万化之原；其次曰建亲，言人君当敦睦宗藩，以固本支之祚；其次曰求贤，盖得贤者昌，故必广求人才，以资理道；其次曰审官，盖知人则哲，故必甄别贤否，以正官常；其次曰纳谏，盖从谏则圣，故言路不可不开；其次曰去谗，盖偏信生奸，故谗佞不可不远；其次曰戒盈，言满则必覆，当持之以戒慎；其次曰崇俭，言富不期侈，必守之以撙节；其次曰赏罚，盖赏罚人主之大权，故必当其功罪，而后人心服；其次曰务农，盖农桑天下之大本，故必使之力本，而后百姓足；其次曰阅武，言肄兵讲武，以备非常，帝王之武功也；其次曰崇文，言重道隆儒，以施教化，帝王之文德也。其书中篇目如此。因教太子说：“这十二篇书，帝王修身治国的道理备在其中。我若一旦不讳，临终之时也更无别言嘱咐，只是这一部书就尽了。”又命太子说：“汝当更求古之贤哲帝王以为师，如我为君，不足法也。盖取法那上等的人，仅能成中等，若取法那中等的人，将不免为下等矣，岂可不求法乎上哉！我自居位以来，所为不善的事多矣：如古人不贵异物，贱用物，而我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古人不作无益害有益，而我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田猎本非美事，我则犬马鹰隼无远不致；巡幸民之所苦，我则行游四方，供顿烦劳。这都是我之深过，汝不可当做好事去仿效。然我所以不败者，盖隋政不纲，天下大乱，我能翦除暴乱以拯济苍生，其有益于民甚多，混一土宇以创造华夏，其有功于世甚大。后来虽有这些过失，却以益人处多，损人处少，故人心不怨；有功处大，有过处微，故基业不堕。若比那古帝王尽善尽美，无一事之可议者，则羞愧多矣。汝不曾有我之功勤，而承受我之富贵，从此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可少安；若再骄惰奢侈，则一身恐不自保。且成之甚迟、败之甚速者，国家之业也；失之甚易、得之甚难者，天子之位也。岂可不自爱惜哉！岂可不自慎重哉！”太宗之教太子，恳切如此。盖开创之君，以百战得天下，故知大业难成，天位难保，是宜其言之谆谆也，使继体守成者，能一一遵而行之，则何至于颠覆哉！伊尹之告大甲曰：“率乃祖攸行。”傅说之告高宗曰：“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有天下者，不可不深长思矣。


    原文


    上营玉华宫，务令俭约，惟所居殿覆以瓦，余皆茅茨。徐惠以上东征高丽，西讨龟兹，翠微玉华，营缮相继，又服玩颇华靡，上疏谏，其略曰：“以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昔秦并吞六国，返速危亡之基；晋武奄有三方，翻成覆败之业。岂非矜功自大，弃德轻邦，图利忘危，肆情纵欲之所致乎！”又曰：“珍玩伎巧，乃丧国之斧斤；珠玉锦绣，实迷心之酖毒。”又曰：“作法于俭，犹恐其奢，何以制后！”上善其言，甚礼重之。


    直解


    徐惠，是贤妃徐氏，名惠。龟兹，音丘慈。是西域国名。翠微宫、玉华宫，都是京师游幸的去处。鸩鸟的羽有毒，入酒中能杀人，叫做酖毒。太宗晚年颇兴土木，尝选胜地，营造玉华宫一所，戒饬督工诸臣，务从俭约，惟是临御的正殿覆盖用瓦，其余的皆用茅草苫盖，虽极节省，然所费亦不少矣。那时宫中有个贤妃徐氏名惠者，甚有贤德，读书能文，见太宗东征高丽，西讨龟兹，外面征伐不息，又作翠微宫、玉华宫，内里营缮相继，又御前服饰器玩，俱尚华靡，渐见奢侈成风，乃上疏规谏，其大略说道：“农夫终岁劳动，所得几何？今征辽之役，乃裹粮渡海，轻冒不测，往往漂没，把这有限的农功，填委在那无涯巨浪之中，岂不可惜！我军几年训练方才成就，今即用以东征西伐，要四夷臣服，然他方之众，未必便来臣服，而我训练已成之军，反先自丧失了，岂不可悯！昔日秦始皇并吞了韩、赵、魏、楚、齐、燕六国，天下一统，似可无虞，乃仅二世而亡，曾不旋踵，其速如此；晋武帝奄有了魏、蜀、吴三方，天下一统，似可无虞，乃仅数传而灭，覆败之祸，若在朝夕。这是何故？盖秦始皇既灭六国，矜其功高，恃其势大，不务修德保邦而轻弃之，心以强盛而骄，故方兴而忽亡；晋武帝既平吴蜀，止顾目前利便，遂忘意外之变，不悟危亡所伏，而快意荡情，纵肆无极，武备弛于外，女谒盛于内，心以治平而怠，故方成而遽败。此前事之明鉴也，可不戒哉！”疏中又说：“人知斧斤之能伤物，不知珍玩之器、技巧之工，非但耗蠹财力，亦且妨废农桑，也能断丧人国，如斧斤一般。人主好此，是怀斧斤以自戕也。人知酖毒之能害生，不知珠玉之宝、锦绣之华，非但诱引耳目，亦且蛊惑志意，也能迷乱人心，如酖毒一般。人主好此，是饮酖毒以自害也。”又说：“人主创业垂统，乃后世子孙所观望，顾其作法者何如，诚使躬行节俭，以为后世表率，尚恐子孙每生长富贵，渐忘艰难，日盛一日，以至于奢；若作法于前者，先自奢侈，则后来骄溢，何所不至，动以祖宗藉口，谁能裁制之，诚不可不慎也。”其言词剀切如此。太宗道他说得好，甚加礼重焉。按徐妃虽一妇人，乃其告太宗者，类皆格言，有裨于君德治道，人主所当朝夕体念者也。


    原文


    房玄龄疾笃，谓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无事，惟东征未已，群臣莫敢谏，吾知而不言，死有余责。”乃上表谏，以为：“陛下每决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进素膳，止音乐者，重人命也。今驱无罪之士卒，委之锋刃之下，使肝脑涂地，独不足愍乎！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他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愿陛下许高丽自新，倘蒙录此，死且不朽！”上自临视，握手与诀，悲不自胜。薨。


    直解


    太宗晚年，征讨高丽，不能成功，又选将练兵，欲图再举，海内为之骚然。那时宰相房玄龄得病沉重，因与诸子说：“吾奉事主上，三十余年，荷蒙厚恩，不能图报。如今天下已定，无事可言，只是东征辽左，不肯休兵，在廷群臣，惟恐违拂意旨，不敢进谏。我既知其不可，若是终于无言，虽死亦有余责矣。”因上一表谏说：“陛下盛德宽仁，每决一重囚定要三覆五奏，始命行刑，且为之进素膳，止音乐，无非怜悯人性命的意思。今辽左之役，兴师不已，驱迫那无罪的士卒，委弃在锋刃之下，任他身死草野，肝脑涂地，这许多性命，独不可怜悯乎！夫不忍一囚之死，而忍三军之命，陛下之心，必有不能安者矣。然天下之事，亦有出于不得已者。向使高丽违失臣节，不肯奉顺朝廷，诛其罪可也；或是侵犯边境，扰害百姓，灭其国可也；或是他兵势强盛，他日能为中国之害，及早除之亦可也。今高丽既不曾失了臣节，又不曾侵扰百姓，蕞尔小夷，又不能为我患害，三者无一于此，而坐烦中国之民，以事无用之地，内则因隋朝不能平定，而为之雪耻，外则因新罗被其侵伐，而为之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愿陛下因高丽服罪，计其自新，休兵息民，以固根本，自然华夷庆赖，远迩得安。臣临终之言，倘蒙录用，虽死亦不朽矣！”表上，太宗闻知玄龄病重，遂幸其所居，亲握其手，与之为别，悲痛之怀，不能自胜。玄龄遂薨。然辽左之师，自是亦不复出矣。夫玄龄以济世之才，遭不世出之主，佐成帝业，遂致升平。三十余年，帷幄密勿之中，所以弥纶匡赞者，世皆不得而闻，所以号为贤相，而无迹可寻。至于一息尚存，而犹忧念国家，冀以垂绝之言，动人主之听，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矣，岂非万世人臣之轨范哉！


    高宗


    高宗皇帝，名治，太宗第九子，在位三十四年。


    原文


    永徽元年正月，上召朝集使，谓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阁，问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有洛阳人李弘泰诬告长孙无忌谋反，上立命斩之。无忌与褚遂良同心辅政，上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


    直解


    朝集使，是各处朝觐官。刺史，即今之知府。高宗永徽元年正月，召天下朝觐官面谕之说道：“朕今初即位，要为天下兴利除害，作新化理，以永保我皇考洪业。但朕生长深宫，外面的事，未能周知，尔等分职四方，于凡民情苦乐、政令得失，必能知其详细，除事体停当，百姓称便的，都照旧执行。外若事有不便于百姓，或建置非宜，所当更革；或措理未善，所当改定；或行之已久，而时势不同；或法意本良，而条理未备，尔等须一一为朕据实陈奏。若地方事多，奏对之间，一时仓卒不能尽陈者，更须具疏实封奏闻，庶乎朕虽不出户庭，得以尽知天下之事。”高宗既宣谕众朝觐官，从此后遂每日引诸州刺史十人，使繇阁门见于便殿，问以百姓每所患苦的情状，及刺史所施行的政治，究观其可否如何，用知他才调短长，人品高下，以为黜陟兴革的张本。其留心吏治，勤求民瘼如此。又用先帝顾命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为相。那时有洛阳人李弘泰，诬告长孙无忌谋反。高宗知无忌忠勤为国，更不推究，即时传命将弘泰处斩，使小人不敢妄生谗谤，摇动朝廷。无忌与遂良同心协力，辅佐新政。高宗亦尊重二臣，优加礼貌，恭己南面，凡朝廷事务，虚心委任，听其裁决，绝无嫌疑，其信任贤臣，不惑谗闻又如此。所以永徽初政清明，百姓每阜盛安乐，有太宗贞观之遗风焉。夫笃信耆旧，以端化理之本原，博访外短，以悉闾阎之利病。高宗初年，励精图治如此。使能持之有常，其盛德可少訾哉！惜乎溺爱衽席，渐不克终，无忌、遂良，竟见疏弃，孽后干政，宗社几危，可为永鉴也。


    原文


    显庆元年，上谓侍臣曰：“朕思养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为朕陈之。”来济对曰：“昔齐桓公出游，见老而饥寒者，命赐之食。老人曰：‘愿赐一国之饥者。’赐之衣，老人曰：‘愿赐一国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廪府安足以周一国之饥寒！’老人曰：‘君不夺农时，则国人皆有余食矣；不夺蚕桑，则国人皆有余衣矣。’故人君养人，在省其征役而已。”


    直解


    显庆元年，高宗谕侍臣说道：“朕为天下之主，常思惠养小民，使之各得其所，但不得其要，卿等宜为我言之。”中书令来济对说：“养民之道无他，惟在不扰而已。昔者齐桓公出游郊外，见一个年老的人，饥寒可悯，桓公命赐之以食。那老人说：‘国中之人，不独我一人受饥，愿赐一国之饥者。’桓公又赐之以衣。那老人说：‘国中之人，亦不独我一人受寒，愿赐一国之寒者。’桓公说：‘寡人仓廪府库，所积有限，安足以遍一国之饥寒！’那老人说：‘所谓赐之以食者，不必分君之粟米，以济人之饥；所谓赐之以衣者，亦不必分君之布帛，以济人之寒也。只想那百姓为何受饥，因不得力农故耳。为民上者，但能不夺其务农之时，使得尽力于畎亩，则粟米丰登，而国人皆有余食，这就是君赐与他食了，何必人人而食之哉！百姓为何受寒？因不得蚕绩故耳。为民上者，但能不夺其蚕桑之时，使得尽力于纺织，则布帛充足，而国人皆有余衣，这就是君赐与他衣了，何必人人而衣之哉！’观老人之言如此，可见人君欲养天下之民，不在于家赐而人给之，只是体恤下民，善立法治，省其征求，使财不竭于暴敛，省其徭役，使力不困于公家，则民皆乐业安生，而衣食自足，所谓养民之道，莫要于此矣。”夫来济以省征役为养民之要，其言固已甚当，然非省费用则不能省征求，非省工作则不能省徭役。必须将用度之过当者，皆为撙节，然后费出有经，而征求可薄；工作之不急者，一切停罢，然后征调有度，而徭役可轻。此又济之所未及也。


    原文


    麟德元年，初，皇后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故上排群议而立之。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预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


    直解


    这一段，是记武后擅权之繇，以著唐家的祸本。高宗麟德元年，此时武后裁决政事，权侔人主。史臣追述其初时，武后以太宗才人废弃为尼，因高宗后王氏与萧淑妃争宠，荐引入宫。武后巧慧有机权，能自甘卑屈，忍受耻辱，委曲奉顺人主的意思，得其欢心。以此高宗被他蛊惑，大见宠幸，拜为昭仪，就要废了王皇后、萧淑妃，立他为皇后。那时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极力谏止，高宗不听，竟排斥众议，册立武氏为皇后。武后既已得志，便肆无忌惮，乘高宗之昏，窃弄权柄，遍置私人，内杀皇后、萧淑妃，外杀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专作威福，但是高宗要做的事，动辄为他所牵制，不得自繇。高宗怒其专恣，尝命近臣上官仪</a>草诏欲废之，竟为武后所胁沮，反诛了上官仪。自此以后，高宗每出临朝视事，武后便随出垂帘坐于其后，外廷政事，不论大小，皆得预闻。高宗昏庸，又都委他裁决，以此天下大权悉归中宫，凡官员之黜陟、刑狱之生杀，都决断于武后之口，天子不能做主，但拱手听命，尸位而已。于是中宫之尊，与天子并，内外臣民称为“二圣”，而威福之柄，不自天子出矣。《易经》上说：“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书经》上说：“牝鸡司晨，惟家之索。”自古妇人不与外事，阴干阳位，鲜有不致祸败者。唐自武后专政之后，遂以女主临朝，革唐为周，实开辟以来所未有之大变，然原其始，则高宗一念之嬖爱为之也。是以人君必清心寡欲，贵德贱色，修身齐家，谨于幽独之中，察于燕私之际，使妇不得乘夫，内不得干外，然后君权无旁落，而宗社可常保也。


    原文


    时承平既久，选人益多。是岁，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始与员外郎张仁祎设长名姓历榜，引铨注之法，又定州县升降、官资高下。其后遂为永制，无能革之者。大略唐之选法，取人以身、言、书、判，计资量劳而拟官。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已铨而注，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众告之。各给以符，谓之告身。


    直解


    这一段，是记唐时选法之详。司列少常伯即吏部侍郎。告身即今之诰敕。唐初承兵革之余，人不乐仕，候选者少。到高宗时，天下承平日久，入仕之途渐广，每年应选的人数，比旧增多。是岁，司列少常伯裴行俭与吏部员外郎张仁祎，见人材壅滞，乃调停斟酌，设为长名姓历榜法，以定其留放，引铨注之法，以为之规格，又将州县大小分为八等，因量官资除授，如资望高者，授以上等州县，资望卑者，授以下等州县。自二人更定，此法甚为便利，以后吏部铨选，遂守以为定制，无有能变之者。大抵唐之选法，其取人有四：一曰身，是观其仪状；二曰言，是听其应对；三曰书，是试其书写；四曰判，是考其批判。合是四者，又计其资俸之浅深，量其效劳之多寡，而后拟官以授之。每年十月以里，天下候选人员，皆集于吏部，选至三月而尽。初集则先考试，所谓观其书、判是也；已试而后铨择，所谓察其身、言是也；已铨而后填注，面问其地方相宜、官资相当与否，以注其阙；已注而后唱名，使选者皆集，各以其官告之，于是上问下省审定，请旨奉行，各给敕文，以为符验，叫做告身。其详节如此。盖辨官论材，是朝廷第一要务，固贵处得其当，犹须任得其人。当时裴行俭有知人之明，其详品士类，必以器识为先，而浮华浅躁之流，虽材不取。故唐初以来，掌铨者以为称首，固不专恃立法之善而已。自此以后，铨总之法益密，而伪滥之途益增，至于糊名易书、假手代进，而所谓身、言、书、判者，亦不过文具而已，则任法之不如任人可见矣。


    原文


    上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岳，监察御史里行李善</a>感谏曰：“数年以来，菽粟不稔，饿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车岁驾，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灾谴，乃更广营宫室，劳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上虽不纳，亦优容之。自褚遂良、韩瑗之死，中外以言为讳，无敢逆意直谏，几二十年。及善感始谏，天下皆喜，谓之“凤鸣朝阳”。


    直解


    监察御史里行，是官名，如今之试御史。菽，是豆。稔，是熟。殍，是饿死的人。此时高宗仿秦汉封禅之仪，既亲幸泰山，加土于山上以祭天，因欲并封嵩山、霍山、华山、恒山遍周五岳，遂于嵩山之南，营造奉天宫，以为驻跸之所。监察御史里行李善感上疏谏说：“封禅之举，本以天下太平告成功也。今数年以来，天下凶荒，五谷不熟，饿死的人，举目皆是，又四夷都来侵犯，我中国兵车岁岁驾行，不得休息，这等景象，岂是太平！意者天降灾谴，以为言戒。陛下正宜深居内省，端拱静默，思量治道，以消禳灾谴，庶乎天变可回，人心可慰。今乃更事巡游，广营宫室，劳役百姓，耗天下之财力，所在骚然，民不堪命，岂不大失天下仰望之意乎！”这疏内所言，高宗虽未听纳，亦宽容而不罪也。盖自高宗初年，褚遂良、韩瑗二人谏立武后，得罪贬死，繇是内外群臣，以言事为忌讳，虽心知其非，未有敢违逆上意而直言极谏者，天下不闻谏疏，几二十年。至是善感始有此疏，天下闻之，莫不喜庆，比于“凤鸣朝阳”。盖凤凰之鸣，旷世而一见，善感之谏，亦数十年而始闻，诚悲其稀阔，幸其仅有，又深叹其难得也。夫言路国家之血脉也。血脉流通，则荣卫调畅；血脉壅塞，则疾病横生。今以言官之常职，比于世所希有之物，此岂盛世之事哉！故惟明主不罪逆耳之言，然后人臣敢陈苦口之说，使言路常通，则政事可无阙失而天下治矣。


    中宗


    中宗皇帝，名显，是高宗第七子。即位之后，太后武氏废为卢陵王，后复正位，前后在位六年，中间武后革命二十一年，今通作中宗年分。


    原文


    有告皇嗣潜有异谋者，太后命来俊臣</a>鞫其左右。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谓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脏皆出，流血被地。太后闻之，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繇是得免。


    直解


    昔武后生四子：长太子弘，次雍王贤，皆为武后所杀；又次中宗，即位之后，亦为武后所废；止有少子豫王旦，因立为皇帝，是为睿宗。已而武后改唐为周，自称帝号，又以睿宗为皇嗣，使之退处东宫。是时，武后任用酷吏来俊臣等，大兴罗织之狱，将唐家宗室、大臣诛灭殆尽，仍欲立其侄武承嗣为太子，皇嗣不能自保。有一人承望风旨，上本告皇嗣暗怀别心，图谋争位，欲假此陷害睿宗，以绝唐家社稷。武后听信其言，就命来俊臣将皇嗣左右的人拿去鞫问。俊臣用酷刑拷讯，那皇嗣左右人受苦不过，都要招认。此时有个太常寺工匠，叫做安金藏，也是东宫人数，独一力保救皇嗣，大声叫呼，向俊臣说道：“皇嗣实无异谋，公既不信金藏之言，情愿将我的心剖出以明皇嗣不反。”即拔所带的刀，自家剖破胸腹，五脏皆出，血流满地。太后闻知，方信皇嗣受诬，为之感叹，即命来俊臣将这东宫左右停止推问。睿宗繇此得免于祸，皆安金藏之力也。按武后以女主当阳，潜移大命，唐室宗支，枝连蔓引，横遭屠戮，虽其子亦不免焉，如线之绪，止有中宗、睿宗二人而已。使当时一有动摇，则高宗、太宗之基业，自此倾矣。金藏一区区贱役，乃能不惜其身，剖心为主，以上感武后之心，而下消觊觎之望，可谓有功于社稷者矣。可见忠义之在人心，不以贵贱而有异，亦可见人心之思唐室，虽以武后之虐焰，而不能加于匹夫，岂非其祖宗德泽入人之深哉！


    原文


    十五年春三月，帝还东都。武承嗣、三思营求为太子，太后意未决。狄仁杰</a>每从容言于太后曰：“文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镝，以定天下，传之子孙。大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无乃非天意乎！且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也。”又劝太后召还卢陵王，太后意稍悟，繇是遣徐彦伯召卢陵王诣行在。九月，立卢陵王为皇太子。


    直解


    武承嗣、武三思，都是武后的侄。初武后既僭帝位，废中宗为卢陵王，徙居房州，至十五年春三月，始召还东都。然中宗所以废而复正，唐家社稷危而复安者，皆狄仁杰之功。史臣叙其始末说道，初武后二侄武承嗣、武三思听信小人拨置，以武后既为天子，改唐为周，岂可复用李姓为嗣，乃百计营求武后立他为皇太子。武后之意，犹豫未决。狄仁杰为宰相，每乘间从容以天理人情切要求处，开悟武后，说道：“今日天下，原是我太宗文皇帝及大帝高宗的天下。昔文皇帝开创之初，历了许多艰难辛苦，昼夜暴露，与群雄战争。头不暇梳，风为之梳，面不暇洗，雨为之洗，亲身冒犯刀刃箭镞，间关行阵，出百死得一生，方才能剪除群雄，平定海内，创造基业，传与子孙。此乃天之所授，岂是容易。大帝高宗，兢兢嗣守，临崩之际，亲把他二子卢陵王及豫王，付托与太后。以太后国母，可以托孤，必不负平生之言也。今乃欲立武氏为嗣，灭绝唐家社稷，其无乃违上天眷顾李氏之意乎！违天者不祥，虽夺之，恐亦不能有也。且武承嗣、武三思是太后之侄，太后乃姑也；卢陵王、豫王是太后之子，太后乃母也。人家姑侄与子母，那个最亲？妇人从夫，以父母家为外家，侄是外人，子母乃天性之爱。太后若立子为嗣，则子有天下，太后千秋万岁后，配食高宗，永享太庙之祭，子子孙孙，永继无穷。若立侄为嗣，则自古以来，未闻有侄为天子，而其姑得以配享太庙者也。为太后远计，亦不当舍子而立姪矣。今卢陵王见在房州，莫若召还以为皇嗣，则人心安，天意得，而太后亦永有所托矣。”因力劝之。太后以仁杰言词剀切，稍稍开悟。繇是遣职方员外郎徐彦伯，宣召卢陵王还东都。是年九月，立卢陵王为皇太子，中宗之位始定。而武承嗣等，不敢复萌侥倖之心。其后张柬之等，因得奉中宗以正大位，反周为唐，皆狄仁杰之力也。大抵人心蔽锢，非以从容开导之，则不入；非以至情感动之，则不从。姑侄子母之说，始发于李昭德，仁杰不过申明其意耳。然武后不悟于昭德，而悟于仁杰，则仁杰之重望至诚，又太后之所深信故也。故人臣谏君，必以积诚养望为本，又能徐伺机会而不骤，切中肯綮而不泛，则天下无不可悟之君，无不可成之事矣。


    原文


    以天官侍郎苏味道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味道前后在相位数岁，依阿取容，尝谓人曰：“处事不欲明白，但摸稜持两端可矣。”时人谓之“苏摸稜”。


    直解


    武后时，改吏部为天官，中书省为凤阁，门下省为鸾台。平章即古百揆之任，言揆度百事，而使之平正章显，乃宰相之职也。摸稜，是含糊两可的意思。武后临朝，擢天官侍郎苏味道为凤阁侍郎，与凤阁鸾台长官，一同平章政事。史臣因记说，味道前后再入相位，共有数年，其任不为不重，却只依附阿私，以取容悦，不能奉公守法，有所匡正。曾与人说道：“大凡处天下事，不要十分明白，恐惹嫌怨，但只摸着边稜，在是非可否之间，两下里都占些分数。使其事行之而有利，我固可以安享其成功；使其事行之而有害，我亦可以苟免于罪责。”味道此言，都是全身远害的意思，其人品心术，因可概见。故当时之人，闻其言者，皆非笑之，因呼他做“苏摸稜”，其鄙之如此。大抵人臣之事君，只当论义理可否，不当顾一身利害。事苟有益于国，虽众人皆以为非，亦断然行之而不疑；事苟有害于国，虽众人皆以为是，亦决然止之而不为。至于成败利钝，又未尝期必于其间，这才是为国为民之心。岂有身为宰相，而以摸稜为计者乎？味道之言，不惟一时之所鄙，亦后世之深戒也。


    原文


    娄师德薨。师德性沉厚宽恕，狄仁杰之入相也，师德实荐之；而仁杰不知，意颇轻师德，数挤之于外。太后觉之，尝问仁杰曰：“师德知人乎？”对曰：“臣常同僚，未闻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师德所荐也，亦可谓知人矣。”仁杰既出，叹曰：“娄公盛德，我为其包容久矣。吾不得窥其际也。”是时罗织纷纭，师德久为将相，独能以功名终，人以是重之。


    直解


    武后僭位之十六年，宰相娄师德薨。史臣叙说，师德之为人，性资沉深厚重，待人宽恕有容，有恩不使人闻知，有仇不与人计较。初武后用狄仁杰为相，实为师德疏荐其贤，而师德未尝自言。仁杰不知，意颇轻忽师德，以为不堪宰辅，屡屡要排挤他出为外任。武后觉得仁杰不能容师德，盖繇不知其荐引之故，因问仁杰说：“宰相以知人为先，师德亦可谓知人乎？”仁杰答说：“知人甚难，臣尝与师德为同僚，相处最熟，未尝闻他有知人之明。”武后说：“我所以知卿之贤，而用为宰相者，实繇师德荐引之故。他能知卿之贤而举之，不可谓不知人矣。”仁杰闻武后之言，才知繇师德汲引，故至宰相。既出，不觉叹服说道：“娄公盛德长者，于我有荐举之恩，我乃薄待之，而娄公终不以为言，是我在其包容之中，非一日矣。其度量宽广，真如沧海一般，吾不得窥其涯涘也。”那时武后开告密之门，任鸷酷之吏周兴、来俊臣等，罗织人罪，纷纭多事，文武大臣动辄为人所告，指为谋反，或下狱，或贬死，虽仁杰不免。而师德在朝最久，出将入相，独保全功名终其身，绝无间隙，则以其盛德长者，上下信之，不为世所疑忌故也，人以此莫不敬重焉。大抵宰相荐贤，本以为国，非为私也，故荐人而人不知，乃谓之公。若一求人知，则不免有市恩之心。有市恩之心，则不免有望报之意，而其弊将至于借公举，以树私人，为害有不可胜言者矣。仁杰若知师德之荐己，宁肯以薄待。乃师德之终身不言，则庶几乎断断无他技，休休如有容者矣。此可为相天下者之法。


    原文


    太后信重内史梁文惠公狄仁杰，群臣莫及，常谓之国老而不名。仁杰好面引廷争，太后每屈意从之。太后尝问仁杰：“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谁可者？”仁杰曰：“未审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为将相。”仁杰对曰：“文学缊藉，则苏味道、李峤固其选矣。必欲取卓荦奇才，则有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柬之为洛州司马。数日，又问，仁杰对曰：“前荐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迁矣。”对曰：“臣所荐者宰相，非司马也。”乃迁秋官侍郎，久之，卒用为相。仁杰又尝荐夏官侍郎姚元崇、监察御史桓彦范、太州刺史敬晖等数十人，率为名臣。或谓仁杰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仁杰曰：“荐贤为国，非为私也。”


    直解


    这一段是记狄仁杰的事。仁杰封梁国公，谥文惠。卓荦，是超绝的意思。长史、司马，都是刺史佐贰官。秋官，是刑部。夏官，是兵部。史臣记武后晚年，以梁文惠公狄仁杰素有德望，因擢为宰相，甚是委信敬重他，在朝群臣，皆莫能及。每见仁杰奏对，只称为国老，而不呼其名，其信重之如此。仁杰亦感激知遇，尽心辅理，遇有所行不当，辄面引廷争，无所顾忌。武后虽天性暴虐，然谅其忠恳，亦每每屈意从之。武后曾问仁杰说：“朕要得一贤士用之，只今群臣中谁为可者？”仁杰说：“不知陛下欲用为何官？”太后说：“要堪为将相者。”仁杰对说：“今群臣之中，若论文章学识，醖藉抱负，则凤阁侍郎苏味道、成均祭酒李峤，一时人望所推，无出其右，只用此二人可矣。若必欲求卓荦出格的奇材，可以担当大事者，目前却不多得，只有荆州长史张柬之，此人年纪虽老，观其器略，却是个宰相之材，不可不及时而用之也。”武后闻仁杰之言，就升柬之做京畿洛州司马，尚未决意大用。数日之后，又问仁杰访求贤士，仁杰对说：“臣前荐张柬之，陛下尚不曾用，何必他求？”武后说：“张柬之因卿之荐，已迁为洛州司马矣。”仁杰说：“臣荐柬之，谓其可为宰相，非司马也。若止以司马处之，岂足尽其才耶？”武后见仁杰之荐，遂升柬之为秋官侍郎，久之，卒用为宰相。仁杰又曾荐夏官侍郎姚元崇、监察御史桓彦范、太州刺史敬晖等，共有数十人，都是当时贤士，武后一一任用，其后皆能建功立业，为唐室名臣。或谓仁杰说：“方今天下贤才，皆为公所引进，一似种了许多桃李在门墙之下，不亦盛乎！”仁杰答说：“引荐人才，只是要同心共济，为国家分猷宣力，岂为树恩于人，以图一己之私乎！若有一毫自私之心，虽汲引无遗，亦非为国之公矣，我之心不如是也。”夫自古以来，名臣贤相，未有不以荐贤为首务者，然心之公私少异，而其孚格顿殊。武后虽猜忌之主，而于仁杰所荐，用之如恐不及，不少致疑者，益谅其心之纯于为国故也。若一有树恩好名，徇情为己之心，则虽以太宗英明之君，不能不疑魏徵之为党，况其他乎！可见为宰相者，不徒贵于能荐贤，尤贵于至公也。


    原文


    是岁苏安恒复上疏曰：“臣闻天下者，神尧、文武之天下也。陛下虽居正统，实因唐氏旧基。当今太子追回，年德俱盛，陛下贪其宝位而忘母子深恩，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庙，将何诰命以谒大帝坟陵？陛下何故日夜积忧，不知钟鸣漏尽！臣愚以为天意人事，还归李家。陛下虽安天位，殊不知物极则反，器满则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万乘之国哉！”太后亦不之罪。


    直解


    前此十八年，武邑人苏安恒上疏请武后禅位东宫，自怡圣体，武后慰谕而遣之矣。既阅岁不行，至是十九年，苏安恒又上疏说：“臣闻今日之天下，非武氏之天下，乃我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武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镝得来的天下。太后今日改唐为周，虽居正统，非偏安窃据之比，其实因唐家旧时开创的基业，还是李氏子孙的故物，岂容久假不归。方今太子幸自房陵追回东宫，年垂五十，阅历既多，孝敬著闻，德亦甚盛，天下人心，朝夕属望。太后以母代子，贪恋大宝之位，遂忘母子天性之爱，孤负高宗大帝之付托，使九庙无依，不知太后将何颜面以见唐家的宗庙，将何词命以谒大帝的坟陵？名不正，言不顺，明有人非，幽有鬼责，反之于心，得无愧乎？且天位至重，机务至烦，太后有子在，可以代劳，何故日夜自积忧勤？譬之天色将明，钟已鸣矣，漏已尽矣，年衰力倦，犹贪恋权势，不肯少休，岂不愚乎？臣愚以为高宗、太宗功德在人，人心如此，天命可知。今日天意人事，不在武氏，还归李家。太后虽欲据之以为安，殊不知安危相倚，无往不复。大凡物理到那极处，其势必反。如热极则寒，荣极则悴；又如虚器注水，至于盈满，必然倾覆，不可不戒。故能传位太子，则安如泰山；若贪位不止，则危如朝露。臣固知触犯忌讳，言出而祸随之，然万一开悟，则国家之福，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以安万乘之国哉！惟太后采纳，臣死且不朽。”是时武后年已衰耄，故安恒之疏，虽词多触犯，亦不加罪也。夫以一布衣而能奋其气于鼎镬之前，即此可以见人心之在唐，天理之不泯，而唐室诸臣，乃俯首听命，唯唯不敢出一言，或反为诸武画策者，视此可以内愧矣。


    原文


    神龙元年，春正月，太后疾甚，张易之、张昌宗居中用事，张柬之、崔玄与中台右丞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恕己谋诛之。谓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曰：“将军今日富贵，谁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为二竖所危，将军不思报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国家，惟相公处分。”遂与定谋。柬之又用彦范、晖及右散骑侍郎李湛皆为左右羽林将军，委以禁兵。


    直解


    神龙，是中宗复位年号。中台右丞，是尚书省佐贰官。司刑少卿，即大理少卿。相王府司马，是王府官僚。右羽林卫大将军，是上直宿卫官。右散骑侍郎，亦是领亲军官名。神龙元年春正月，武后寝疾在宫，病势沉重。此时中宗为皇太子，不得进见，只有两个嬖臣叫做张易之、张昌宗，朝夕在里面用事。这两人自知罪过深重，人心不平，恐武后一旦不讳，为朝臣所诛，因潜谋倾陷太子，势甚危急。宰相张柬之、崔玄与中台右承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恕己五人同心商量，要诛戮二贼，以安社稷，只少一个管领禁兵的人，为之内应。时有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他是高宗的旧臣，柬之等要引他共事，只不知他心事何如，先把一句言语去打动他，说道：“将军，你今日这富贵，是谁与你的？”多祚因想起高宗来，不觉垂泣说：“我今日这富贵，都是先帝的恩。”柬之因说：“如今皇太子是大帝之子，被易之兄弟二竖谋害，旦夕不保，将军既知追感先帝之恩，可不思所以报之乎？如今若能除了二贼竖，保全得皇太子，则先帝之恩报，而将军之富贵，可以长保矣。”多祚遂感奋说道：“当今事体，苟有可以利国家者，随相公如何处置，我无有不从。”柬之见多祚忠义，遂与定谋。又恐他一人不能独济，再用桓彦范、敬晖及右散骑侍郎李湛皆为左右羽林将军，将宿卫禁兵委之管领。已而同谋举兵，诛戮二张，迎中宗于东宫，复正大位。重立唐家社稷，皆五人之功也。按武后改物革命二十余年，虽用狄仁杰之言，立中宗为太子，以系属天下人心，然内而二张之流，盘据禁苑，外而诸武之党，布列朝廷，瞬息之间，事不可测矣。柬之等乃能协力同心，匡复神器，使唐之宗社，绝而复兴，其功可谓大矣。然柬之等皆狄仁杰所荐用，故后世论功者，不称柬之等之定难，而称仁杰之能荐贤也。


    原文


    二张之诛也，洛州长史薛季昶谓张柬之、敬晖曰：“二凶虽除，产、禄犹在，去草不去根，终当复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犹机上肉耳，夫何能为！所诛已多，不可复益也。”季昶叹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刘幽求亦谓桓彦范、敬晖曰：“武三思尚存，公辈终无葬地；若不早图，噬脐无及。”不从。


    直解


    二张，即前张昌宗、张易之。吕产、吕禄，是汉吕太后的侄，吕后称制时，并封为王，及后崩，二人领南北军，欲为乱，为太尉周勃所诛。机，是切肉的案。噬，是啮。麝脐有香，被人追急，乃自啮脐抉出其香，以求脱免。初张柬之与中台右丞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等，既诛张昌宗、易之，而迎中宗复位，那时武氏族人，尚有武三思在。洛州长史薛季昶忧之，对张柬之、敬晖说：“今昌宗、易之二凶虽诛，而武三思尚在，就如汉时吕产、吕禄一般，使其居中用事，为祸不浅。譬如去草不去其根，这根在土，终当复生，至于滋蔓，便难图矣！”张柬之、敬晖二人都无远虑，不着三思在意，不从其言，说道：“今反周为唐，大事已定，区区一三思，其生死在我辈手中，就如案上的肉，要割便割，要切便切，量这竖子干得甚事。且二张之党，一时诛杀已多，岂可又加杀戮！”季昶见计不从，知祸乱且及己，乃叹息说：“留此祸根未能除灭，吾不知此身当死在何处矣！”又有朝邑尉刘幽求，亦知三思必能为祸，也对桓彦范、敬晖说：“武三思尚在，公等必为所害，终无葬身之地；若不及今早图，恐一旦得志，悔之晚矣！虽复噬脐求免，将何及哉！”彦范等亦不能听。后来韦后专权，三思与之私通，依旧如武后时，中宗暗弱不复能制，将柬之等五王，尽都杀了，为武氏报仇，而唐之社稷几于再乱，果如季昶、幽求之言。古语云：“树德务滋，除恶务本。”又云：“焰焰不灭，炎炎若何？涓涓不塞，将成江河。毫末不伐，将寻斧柯。”繇是观之，乱常生于所忽，几常失于不断，祸常伏于不足畏，功常隳于无远图。有天下者鉴诸。


    睿宗


    睿宗皇帝，名旦，高宗第八子。初封相王，中宗末年举兵诛韦后而即位，在位二年。


    原文


    上将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长，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决。成器辞曰：“国家安则先嫡长，国家危则先有功。苟违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请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刘幽求曰：“臣闻除天下之祸者，当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亲之难，论功莫大，语德最贤，无可疑者。”上从之，立平王隆基为太子。


    直解


    宋王成器，是睿宗长子。平王隆基，即玄宗，是睿宗第三子。中宗复位之后，皇后韦氏又乱政，鸩毒中宗，诸韦之党，布列左右，此时唐家社稷，几于再危。睿宗时在潜邸，其子隆基与太平公主同谋，举兵诛韦氏，拥立睿宗。睿宗即位，欲立太子，以宋王成器是嫡长子当立，而平王有匡复社稷之功，因此心下狐疑，不能决断。成器亦知平王功大，内不自安，因向睿宗力辞说：“天下之事，有经有权，假如国家无事，固当先立嫡长以正本宗；若是国家多难，幸有非常之才，出而平定之，当此之时，社稷事重，须要以功为先，不必论长。若平定大难的人，不享其报，却只以长幼之序，使无功享其成，则事违其宜，岂不失四海臣民仰望之心乎！今日之事，必立平王为是。臣宁死决不敢居平王之上。”因涕泣固请，累日不止。那时在朝大臣也都说：“平王有大功，当立为太子。”中书令刘幽求亦奏说：“臣闻天位至重，不可虚享，必是能除得祸乱的人，为天命人心所归，方当享受天下之福。近日女主临朝，国家不造，陛下在危疑之地，亦不能自保，赖平王仗义讨贼，拯济社稷之危，救护君亲之难，其功甚大。且孝友著闻，在诸王又为最贤。功德兼隆如此，正当立为太子，无可疑者。”睿宗见成器谦让，人心有归，因从诸臣之请，立平王为太子。夫古之立后者，嫡均以长，长均以贤，此不易之常道。但或遇有非常之功，如太宗之创业，玄宗之中兴，则不可以例论。高祖不能舍建成而立太宗，故建成不保首领，而太宗亦贻万世之讥；睿宗能舍成器而立玄宗，故成器得享富贵，而玄宗亦全友爱之名。二事相类，而得失之效较然矣。


    玄宗


    玄宗明皇帝，名隆基，是睿宗第三子。平韦后之乱，奉睿宗即位，以功立为皇太子，寻受禅，在位四十三年。


    原文


    以同州刺史姚元之</a>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上初即位，励精为治，每事访于元之，元之应答如响，同僚唯诺而已，故上专委任之。元之请抑权倖，爱爵赏，纳谏诤，却贡献，不与群臣亵狎，上皆纳之。


    直解


    唐制凡朝廷政务，中书省裁决，门下省审验，尚书省施行，这三省长官便是宰相。后以他官作相，或阶秩稍卑，则令同侍中中书令视事，给三品禄秩，叫做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元之，即姚崇，初为武后宰相，再相睿宗，以计黜太平公主得贬。玄宗素知其才，欲相之。此时元之做同州刺史，在畿辅近郡，玄宗猎于渭川，遣中使召至，即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初玄宗即位，承韦武大乱之后，乃励精求治，既任元之为相，凡朝廷政务，事事咨访于他。元之素有干济才略，于天下事无不经心，随问随答，如响应声，更无疑滞，其余同僚在政府者，都只唯诺承顺而已。以此元之独称上意，玄宗专一委任，亲信无间焉。元之初拜相时，亦尝以十事要说玄宗，度上可行，然后受命。其中紧要的在于劝玄宗，裁抑权倖之臣，使不得干犯法禁；爱惜朝廷爵赏，不至于滥及匪人；中外群臣皆得触犯忌讳，以容纳谏诤；罢却戚里贡献，以塞媚悦之门；勿与群臣亵狎，以肃朝廷之礼。皆关系国体，切中时弊，玄宗一一嘉纳焉。尝观玄宗之任姚崇，诚千载一时之遇。君之任相也，拔之投闲置散之余，用之众忌群猜之日，可谓独断</a>于心。臣之为相也，本以识机应变之才，济以量时救弊之略，可谓不负所任。此其君臣相得树立可观，而开元之治庶几贞观之风也。


    原文


    姚元之尝奏请序进郎吏，上仰视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终不应。元之惧，趋出。罢朝，高力士谏曰：“陛下新总万机，宰臣奏事，当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当奏闻共议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烦朕邪！”会力士宣事至省中，为元之道上语，元之乃喜。闻者皆服上识人君之体。左拾遗曲江张九龄以元之有重望，为上所信任，奏记劝其远谄躁，进纯厚。元之嘉纳其言。


    直解


    左拾遗，是门下省官。曲江，是地名，即今广东始兴县。玄宗即位之初，以姚元之为宰相，倾心信任。一日，元之将升转郎官名次，面奏请旨，玄宗不答，只仰面看殿屋。元之又再三奏请，玄宗终不答应。元之只说玄宗怪他，恐有得罪，不敢再奏，疾趋而出。及朝罢，内侍高力士谏说：“陛下新即大位，总理万机，宰相奏事，正宜面定可否，何故只仰看殿屋，通不察省？”玄宗说：“我以元之为相，将国家庶政都付托与他，委任至重，惟有军国大事，不能自决者，方当奏闻，我与他商议。今郎吏小官，只可便宜处补，却也来一一奏请，使朕裁决，岂朕所以任元之之心耶？”这是玄宗专任宰相的意思，元之却不知，心怀疑惧。适遇高力士以传奉旨意到中书省中，因将玄宗的言语备细说与元之。元之心上方安，不胜欣喜。群臣闻知，都说玄宗不亲细事，而委任贤相，得为君之体。此时，左拾遗曲江张九龄以元之负天下重望，为玄宗所信任，正是可以有为之时，只恐他所用非人，无裨治道，乃上一书与元之，劝其屏斥谄谀浮躁之流，奖进纯谨忠厚之士。盖谄躁之人，凡可以阿意求容者，无所不至，必至大坏风俗，为国家之害；若是那纯厚的人，一心惟知奉公守法，必不至纷纷造作，以长事端。元之见他说得是，嘉纳其言。自是一时所用皆贤人君子，而开元之治成矣。夫人主劳于求贤，而逸于任人。玄宗之任元之，真可谓知大体矣。然须是真知宰相之贤，乃可以委任责成，不劳而治；若不择其人，而轻授以用舍之柄，将至于威权下移，奸邪得志，其危害又岂浅浅哉！故以玄宗论之，开元之中专任姚元之、宋璟而治；天宝之中专任杨国忠、李林甫而乱。委任非不同，而治乱之效如此，岂非万世之明鉴哉！


    原文


    上素友爱，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为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于殿中设五幄，与诸王更处其中，谓之五王帐。薛王业有疾，上亲为煮药，回飙吹火，误爇上须，左右惊救之。上曰：“但使王饮此药而愈，须何足惜！”


    直解


    幄，是帷幕。回飙，是旋风。爇是烧。玄宗平日与众兄弟每极相友爱，及即大位，也不改变，近代为帝王的都莫能及他。初登宝位，即制为长枕大被，与众兄弟每一处宿歇。又于便殿中安设五个幄次，与兄宋王成器、申王成义、弟岐王范、薛王业、从兄豳王守礼，每日更递居处其间，饮食行坐，都不相离，就叫做五王帐。一日，薛王业患病，玄宗自己替他煎药，偶被旋风吹起药炉中火来，误烧着玄宗的须，左右侍人惊慌上前扑救。玄宗说：“但愿薛王服了这药，病得痊可，我须虽焚，何足爱惜！”其友爱恳切如此。夫兄弟至亲，本同一气，然常情多以其势分之逼而生猜忌之心，故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一忧一喜，莫不与共，惟舜能之。玄宗之友爱，近世莫及，非虚语矣。考之唐史，叙长枕大被，继以睿宗闻知喜甚。此玄宗不独全兄弟之爱，亦以顺父母之心也。彼以兄弟相残，贻忧父母，而祸延国家，如晋、隋之世者，独何心哉！


    原文


    上以风俗奢靡，秋七月，制：“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织锦绣等物；罢两京织锦坊。”


    直解


    玄宗初年，见当时风俗奢侈华靡，心甚恶之，欲痛革其弊。乃下诏凡上用服御器玩，系是金银妆饰打造的，着有司尽行销毁；却将这些金银就充朝廷军国的费用。其内府所积珠玉锦绣，都取在殿前用火烧了，以示不用。又以后宫不先禁止，外面人未免效尤，乃诏后妃以下，勿得用珠玉锦绣为服饰。又诏天下官民人等，再不许采取珠玉，织造锦绣等物。两京旧日有织锦坊，也命撤去了不复织造。盖珠玉锦绣，徒取观美，其实是无益之物。人君喜好一萌，必至征求四方，劳民伤财，无所不至。又且天下化之，习尚奢侈，渐至民穷财尽，贻害不小。玄宗初年，心志精明，能刻励节俭如此，所以开元之治大有可观。到后来溺于女宠，心志蠹惑，作为奇技淫巧，穷奢极丽，竭天下之财，不足以供之，至于倾覆而后已。可见治乱之机，惟系于人主之一念而已。有天下者尚鉴之。


    原文


    宋王成器等请献兴庆坊宅为离宫，制许之，始作兴庆宫。仍各赐成器等宅，环于宫侧。又于宫西南置楼，题其西曰“花萼相辉之楼”，南曰“勤政务本之楼”。上或登楼，闻王奏乐，则召升楼同宴，或幸其所居尽欢，赏赉优渥。


    直解


    天子所御宫殿外，别有临幸处所，叫做离宫。初玄宗在藩邸与宋王成器等五兄弟同居兴庆宫，号五王宅。及为天子，成器等以潜龙旧邸，不敢复居，请献兴庆坊宅为天子离宫。诏从宋王等所请，始就其处盖造宫殿，名为兴庆宫，仍各赐成器等别宅一区，环列于兴庆宫之旁。又于宫之西南，置楼二座，各题匾额。西边的题做“花萼相辉之楼”，盖取《诗经</a>》上“棠隶之华，鄂不靴靴”二句，以隶花相映比兄弟相好的意思；南边的题做“勤政务本之楼”，盖言于此察民俗，采风谣，观稼穑，劝农功的意思。玄宗暇时登楼眺望，偶闻楼下诸王宅中奏乐，即遣侍臣宣召登楼与之宴饮，兄弟同乐，或车驾亲幸其宅，酌酒赋诗，从容尽欢，赏赐金帛，优裕隆渥，近古以来，未之有也。考之玄宗事势，与太宗同。宋王成器能让，故终身享其荣；太子建成不能让，故不旋踵受其祸。此可见兄弟之际，让则福成，而彼此俱荣；争则祸成，而彼此俱辱。非独其身，且延及国家，不可不察也。


    原文


    山东大蝗，民或于田旁焚香膜拜，设祭而不敢杀。姚崇奏遣御史督州县捕而瘗之。议者以为蝗众多，除不可尽，上亦疑之。崇曰：“今蝗满山东，河南北之人流亡殆尽，岂可坐视食苗，曾不救乎！借使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上乃从之。卢怀慎以为杀蝗太多，恐伤和气。崇曰：“昔楚庄吞蛭而愈疾，孙叔杀蛇而致福。奈何不忍于蝗而忍人之饥死乎！若使杀蝗有祸，崇请当之。”


    直解


    唐时建都关中，自陕以东都叫做山东。膜拜，是长跪而拜。姚崇，即姚元之，因避开元年号，复名为崇。蛭，是水虫，即今之蚂蝗也。开元三年，山东各处地方，有蝗虫食民禾稼，民间以为天灾流行，无计可施，都只在田地之旁焚香设祭，长跪叩首，祈祷于神以为禳解，终不敢捕杀。宰相姚崇因奏请差遣御史，分诣被灾地方，督率州县官民夜间于田旁设火，凿成坑坎，将蝗虫四面驱扑，焚而埋之。议者以为蝗虫众多，恐驱除不尽，枉费人力，玄宗心亦疑之。姚崇说：“今蝗满山东，将田禾食尽，那河南、河北的百姓不能自存，都流离就食，几于尽绝，其为害至于如此，即尽力捕之，犹恐不及，岂可坐视食苗而不为之救乎！借使人力有限，不能除尽，然除得一分，亦救得一分，犹胜养之以遗患也。”玄宗见姚崇如此说，方允所奏。那时宰相卢怀慎私与姚崇商议说，蝗虫都是生命，恐杀得太多，有伤和气，反致为灾。姚崇说：“祸福之来，自有定数，只当以为民除害为主。昔楚庄王因食寒菹中有蛭虫，思量饮膳不洁，监食之臣其罪当死，若露而不罚，则法令有亏，若谴而诛之，则中心不忍，因将那蛭虫吞食，使人不见，以此腹中有疾，不能饮食。适遇令尹问疾，庄王以此告之，令尹说：‘王有如此仁德，疾不为伤。’已而王疾果愈。又楚人孙叔敖为儿时，路上遇见两头蛇，杀而埋之，回家涕泣。母问其故，叔敖说：‘闻见两头蛇者必死，我今遇之，所以涕泣。’母问：‘蛇今安在？’叔敖说：‘恐后来人复见，已杀而埋之矣！’其母说：‘吾闻有阴德者，天必报以福，汝不死矣！’其后官至令尹，享受福禄。可见人之祸福，原不在此。如今日这等拘忌，蛭也不该吞，蛇也不该杀了。今蝗灾已甚，纵而不捕，民将饿死，奈何不忍于蝗，而忍民之饿死乎？若使多杀蝗虫，果有祸报，崇请以一身当之，不以累人也。”夫王者以好生为心，故虽昆虫草木，皆当爱惜，然以大分较之，则民命为重，物命为轻。况物之害于民者，若不驱而除之，岂所以全好生之德乎！自魏以来，世皆溺于佛家杀生之戒，往往不敢伤害物命，而于小民之疾苦，反不相关，熟视其转于沟壑而莫之救，真可谓倒施矣！姚崇之言，因为捕蝗救灾而设，然即此而推之，则凡以其不爱及其所爱者，皆可以反观矣。


    原文


    或言于上曰：“今岁选叙太滥，县令非才。”及入谢，上悉召县令于宣政殿庭，试以理人策。惟鄄城令韦济词理第一，擢为醴泉令。余二百余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归学问。


    直解


    县令，即今知县。鄄城县，在今山东濮州。醴泉县，在今陕西乾州，唐时都关中，醴泉为京师大县。理人，是治民，唐高宗名治、太宗名世民，故唐人讳治为理，讳民为人。玄宗时，有人建言说：“今年吏部铨选叙用官员，大为冒滥，各处县令，皆非其才，全不简择，朝廷宜察之。”及新选官入朝谢恩，玄宗乃尽召那除授县令的都在宣政殿丹墀中，亲自出题考试，问他治理百姓，当如何设施，各对策一篇。那时县令所对的策，惟有鄄城令韦济，词理都好，取居第一，就擢用他做京兆府醴泉县令，量才优处之。其余二百余人，文不中第，考居中等，姑令赴任，以观其政绩何如。又四十五人，考居下等，放回原籍读书学问，以其学问未成，则道理不明，事体不熟，恐不堪作民父母故也。夫县令亲民之官，县令不好，则一方百姓都受其害，故愿治之主，每加意此官。观玄宗初政，励精如此，那为县令的，谁敢不尽职？吏部选官的，谁敢不尽心？此所以成开元之治也。


    原文


    十二月，姚崇、源乾曜罢，以刑部尚书宋璟、苏颋同平章事。璟为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上甚敬惮之，虽不合意，亦曲从之。突厥默啜，自则天世为中国患，朝廷旰食，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灵荃得其首，自谓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竞生侥倖，痛抑其赏，逾年始授郎将。灵荃恸哭而死。


    直解


    默厥，是突厥可汗。开元四年十二月，宰相姚崇、源乾曜罢政，遂以刑部尚书宋璟、紫微侍郎苏颋同平章事。史臣因记宋璟为相，专以选择人才为主，每有铨补，必随其材器所宜，而授以职任，使大小臣工各尽所长，以修职业，无有不称其官者。且有罪必刑，有功必赏，皆秉公道而行，无所私曲。又遇政事有失，敢犯颜色正谏，不肯阿谀顺旨，以取容悦。玄宗见他这等正直，甚敬惮之，虽所言不合意旨，亦常委曲从之，其忠诚感动人主如此。突厥可汗默啜，在北虏中最为雄黜，自武后时即侵扰边境，为国患害且三十年。朝廷设谋备御，常至日晏不食，倾尽天下财力，竟不能制。后于开元三年间，有大武军子将郝灵荃，奉使突厥，因得默啜之首，献于朝廷，自谓建了不世奇功，必有破格升赏。时遇宋璟当事，思量玄宗亲平内乱，本好武功，灵荃之功虽奇，若是骤加重赏，恐有干宠喜事之人，争欲生心侥倖，图立奇功，致开边患，因痛抑灵荃之赏，守候一年，始授右武卫郎将之职。灵荃见功大赏薄，心怀恚愤，恸哭而死。盖宋璟是唐时贤相，故即拜相之日，并记其大略如此。其抑灵荃之赏，盖以防人主未萌之欲，故虽一夫抱愤而有所不恤。后来天宝年间，玄宗果然好尚边功，宠任蕃</a>将，致有安禄山之乱，方知璟之深谋远虑，非人所可及也。然考默啜之死，本为别种胡夷所杀，适遇灵荃奉送，遂传首京师，不过因人成事而已，故虽裁抑其赏亦不为过。向使灵荃果能身履行阵，得虏酋之首，而朝廷曾无以激励之，则赏功之典不信于天下矣，宋璟必不为也。


    原文


    姚、宋相继为相，崇尚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税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进见，上辄为之起，去则临轩送之。及李林甫为相，虽宠任过于姚、宋，然礼遇殊卑薄矣。


    直解


    殿檐下叫做轩。玄宗开元初年，姚崇、宋璟继为宰相。姚崇资性明达，善应事机，于人所难处的，能委曲通变以成国家之务；宋璟资性刚直，善守法度，于所迁就的，能执持坚定，不失事理之正。这二人志向操行，虽各不同，然皆忘私徇国，协力同心，彼此相资，先后共济，辅佐玄宗，经理天下，使赋役宽平，刑戮减省，百姓每都财产饶足，户口蕃多，而天下治安。故唐家三百年贤能宰相，前在太宗时只称房玄龄、杜如晦，后在玄宗时只称姚崇、宋璟。盖玄龄善谋，如晦善断，共成贞观之治；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共成开元之治。他人为相者，皆莫得而比焉。姚崇、宋璟这两人为相，玄宗甚加优礼，每进见时，玄宗在御座上站起来接待，及事毕退去，必出至檐下亲临送之，似宾客一般，其礼遇之隆如此。后来李林甫为相，虽是玄宗爱幸的人，宠眷信任，过于姚、宋，然心里便轻忽他，不加敬重，礼貌接遇甚是卑贱鄙薄，不及姚、宋远矣。此可见人主之心，其于忠佞，未尝不明。但佞臣每顺人主之欲，而人主狎之；忠臣每拂人主之欲，而人主惮之。狎者易亲，惮者易疏，其势然也。然玄宗任姚、宋则成开元之治，任林甫则成天宝之乱，敬贤狎佞，只在一念之间，而治乱遂有霄壤之别。任相者可以鉴矣。


    原文


    十年。初，诸卫府兵自成丁从军，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杂徭，浸以贫弱，逃亡略尽，百姓苦之。张说建议，请召募壮士充宿卫，不问色役，优为之制，逋逃者必争出应募。上从之。旬月得精兵十三万，分隶诸卫，更番上下。兵农之分，从此始矣。


    直解


    这一段是记唐家府兵废坏之繇。成丁是二十岁。开元十年，始募兵充宿卫。初太宗既定天下，内设十二卫，分领诸府，外设六百三十四府，分隶诸卫，凡民六家共出一兵，无事则散耕于野，而以农隙讲习武事，每月量地远近，更番上京，以备宿卫，粮饷资装，六家共备。有事征伐，则以鱼书下府征发，而命一卫将统行；事别则将归于朝，兵散于野。国无养兵之费，兵无失业之患，将无握兵之权，而京师又得居重之意，本是良法。但其定制，民自二十岁成丁，即简选为军，至六十岁衰老才免役回籍，中间四十年在官，而其家隶于有司，庸调之类一概征派，又不免其杂徭，以此府兵渐至贫穷削弱，宿卫之士，逃匿殆尽，百姓被累，甚病苦之。至是宰相张说建议：“请出榜召募壮士，以补宿卫之缺，不必追问他是何色人役，既募为军，一切杂徭，量行优免，著为定制。那府兵逃匿的，必争出应募，不待勾摄佥补而自充矣。”玄宗从其所请，下诏募兵，才及旬月，便得兵十三万，以分隶于十二卫，谓之“骑”，定为六番，更番上下，自是长从宿卫，不免税民以供军，而兵农之分，实自此始矣。此府兵之一变也。夫自古有国家者，其祖宗立法，虽至精至当，然数世之后，亦未有不坏者，要在善守法者，补其偏，救其敝，期不失立法之初意可也。一举而更新之，不可也。唐之府兵，虽为良法，然至于中季，闾阎贫困，宿卫单弱，则其法已敝，亦有不容不变者。但尽改更番之制，而用召募充之，兵不土著，类皆市人，徒有虚名，不胜战斗，其后宿卫之兵渐弱，而方镇之势益强，此不善变之过也。


    原文


    十八年四月，以裴光庭兼吏部尚书。先是，选司注官，惟视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迁，或老于下位，有出身二十余年不得禄者。又，州县亦无等级，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后远，皆无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资格，各以罢官若干选而集，官高者选少，卑者选多。无问能否，选满即注。限年蹑级，毋得逾越，非负谴者，皆有升无降。其庸愚沈滞者皆喜，谓之“圣书”，而才俊之士无不怨叹。宋璟争之不能得。


    直解


    开元十八年四月，以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书，掌管铨选。唐制吏部选司，铨注官员，惟视其人之能否，以为升降。若有才能卓越者，或不拘次序，超拔升迁。至于庸才凡品，或终身不得升转，老于下位，甚至有出身二十余年，尚以铨试黜落，不得食禄者。中材之人，不免淹滞。又且州县大小，亦无等级分别，或繇大州大县反补简僻地方，或初任附近，及至再迁，反得边远，升降高下，皆无一定之制。至是裴光庭为吏部尚书，始奏请用循资铨选之格，大略候选人员，只据他在先考满去任之后，经选凡几，各以多少为次，而集于吏部，原官高者，人数不多，少候几选，原官卑者，人数本众，多候几选，通不问其贤愚优劣，只是候选期满，即挨次铨注。限其年之浅深，以为升转之级，若是资俸尚浅，就有奇才异等，也不得超过前人。应选之人，自非有罪负谴，不得叙用的，都照年限迁转，有升无降。此法一行，那庸愚的人，平日淹滞下僚，一旦得积日累月，历级而升，不至沉废，人人欢喜，把光庭这选法，称为“圣书”。而才能俊杰之士，反为资序所限，不得超拔，以致老于常调，无不怨叹。宰相宋璟以为不便，极力争之，竟不能回。自此以后，升转铨选，皆以资格为准，无能变之者矣。大抵资格之法，如工之治木，规矩准绳，一定而不可易，虽拙匠可守而行。超迁之法，如医之诊疾，聆音察色，洞视五脏，必卢、扁而后可耳。然人固不可常得，而法亦不可纯任，守一定之法，而任通变之人，于资格之中而寓超拔之意，则选法不患其不平矣。


    原文


    二十一年三月甲寅，以韩休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休为人峭直，不干荣利，及为相，甚允时望。始，萧嵩</a>以休恬和，谓其易制，故引之。及与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渐恶之。宋璟叹曰：“不意韩休乃能如是！”上或宫中宴乐及后苑游猎，小有过差，辄谓左右曰：“韩休知否？”言终，谏疏已至。上尝临镜，默然不乐。左右曰：“韩休为相，陛下殊瘦于旧，何不逐之！”上叹曰：“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萧嵩奏事常顺指，既退，吾寝不安。韩休常力争，既退，吾寝乃安。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


    直解


    开元二十一年三月甲寅日，玄宗用尚书右丞韩休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盖宰相之职也。韩休为人，峻峭质直，未尝阿意希宠，以干求荣贵利达，那时人都敬重他，至是拜相，甚协时望。宰相萧嵩，初时只说他恬柔和顺，容易钤制，故引荐他。及与他同在政府议论国事，韩休守正不阿，事有未当，每每坚执，不肯曲意附和，萧嵩渐不能平，意颇憎恶之。夫尽心于国事，而不徇私恩，尽言于官长，而不为私党，这正是韩休的好处。宋璟此时罢相在京，闻知叹说：“不意韩休为相，乃能持正如此！”玄宗有时在宫中宴乐，及后苑游猎，或举动非礼，稍有过差，怕韩休知道，辄问左右说：“韩休曾知道否？”恰才说了，他的谏疏已到御前，其知无不言，为人主所敬惮如此。玄宗一日临镜，照见貌瘦，默然不乐。左右揣知其意，便逢迎说：“自韩休为相，凡事固执，违拂上意，以致陛下圣容，比于往时甚是消瘦，何不逐去他，以自快乐。”玄宗叹说：“韩休乃贤相，每事规正我以礼，我得他为辅佐，百姓每都阴受其福，我容虽是消瘦，天下必然充肥，岂可爱一身而忘天下！他与萧嵩共事，萧嵩每来奏事，事有不可，常顺我的意指，委曲承奉，我心非不欢喜，及退而思省，这等行去，甚有害于百姓，自其终夜睡卧不安。韩休每来奏事，事有不可，却极力谏诤，不肯顺从，我心虽不欢喜，及退而思省，这等行去，甚有益于百姓，自觉终夜睡卧得安，可见韩休是社稷之臣。我用韩休以为社稷，非为一身，岂可忘社稷之安危，而计一身之肥瘠乎！”繇是观之，韩休守己之正，事君之忠；玄宗知人之明，任贤之笃，皆可见矣。至于敬惮韩休一节，尤为盛德。盖自常情言之，人主尊无二上，势莫予违，况外庭临御，既劳心于万机，则宫中行乐，虽稍有过差，似亦无害者。人臣于此，岂宜与闻，就使得闻，何须苦谏。而玄宗乃兢兢然若师保在前，惟恐其见知，使能常持是心，岂有一念之纵肆，一事之过差乎！惜乎韩休去，而李林甫进，玄宗敬贤之心，终不胜其悦佞之意，而开元之治，遂转而为天宝之乱矣。


    原文


    二十四年，张守珪使平卢讨击使安禄山讨奚、契丹叛者，禄山恃勇轻进，为虏所败。夏四月，守珪奏请斩之。禄山临刑呼曰：“大夫不欲灭奚、契丹邪，奈何杀禄山！”守珪亦惜其骁勇，欲活之，乃更执送京师。张九龄批曰：“昔穰苴诛庄贾，孙武</a>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将领。九龄固争曰：“禄山失律丧师，于法不可不诛，且臣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识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直解


    平卢讨击使，是幽州部下军官。穰苴、孙武都是春秋时名将。王夷甫是晋人王衍的字。石勒是胡人，称帝秦陇，国号后赵。先是营州塞上有胡人安禄山，逃入中国，养在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部下，官至平卢讨击使。至开元二十四年，适有奚、契丹二种胡人反叛，守珪遣禄山追讨，禄山恃勇率兵轻进，遂为虏所败。守珪奏闻朝廷请将禄山依军法处斩，有旨允奏。禄山临刑大呼说：“大夫不要平灭奚、契丹二虏耶？若要平灭二虏，如何将禄山杀了，何不留我以责后效！”守珪见他辞壮，惜其骁勇，欲全活之，但已奉有明旨，不敢自专，乃执送京师，听朝廷处断。奏至中书省，宰相张九龄不从所请，遂引古事批说：“昔楚景公以司马穰苴</a>为将，使宠臣庄贾监军，那庄贾素日骄贵，穰苴与他约定日午会于军门，庄贾至日夕方至，穰苴遂对众斩之，以令三军，繇是军威大振。可见君之宠臣，若犯了军法，尚不可赦，况其他乎！又吴王阖庐，曾出宫中美女，令孙武试阵法，以宠姬二人为左右队长，约束已定，鸣鼓进兵，那宠姬大笑，孙武即将这二姬斩了，别用两个妇人为队长，鼓声一振，那妇人每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于是吴王知孙武善用兵，任以为将。可见君之宠姬，即试以军法尚难假借，况其他乎？今守珪为大将，军令若果能行，禄山既犯军法，即当处死，不宜轻免。”玄宗见禄山有才，不忍即杀，有旨革其官职，只着以白衣领兵，立功赎罪。九龄固争说道：“禄山失了纪律，丧败师徒，于法不可不诛。且臣见他状貌有谋反之相，今日若不早杀，后来必为国家之患。”玄宗说：“卿要学王夷甫识石勒乎？当时石勒微时，曾随人行贩洛阳，王夷甫见而异之，说：‘这胡雏有奇志，将来必为天下患。’即遣人追之，不及而返。后果扰乱中原，为晋室之祸，这是王夷甫有识见处。但禄山本是忠良之臣，如何比得石勒。卿乃以是律之，岂不枉害了他？”竟将禄山赦免，仍加宠任。后来禄山果反，玄宗方思九龄之言，虽悔无及矣。按禄山失律丧师，罪本当死，即使其无反相，亦不可赦，况骁雄黠狡之人，必有一段过人之材，足以竦动人主，而其奸猾叵测之情状，亦必有不可掩者，九龄之断，固有所试矣。玄宗不能行法，反从而崇养之，宜其及于祸也。


    原文


    秋八月壬子，千秋节，群臣皆献宝镜。张九龄以为以镜自照见形容，以人自照见吉凶，乃述前世兴废之源，为书五卷，谓之《千秋金镜录》，上之。上赐书褒美。


    直解


    开元二十四年秋八月初五日，壬子乃玄宗生辰，是日受群臣朝贺叫做千秋节。朝中群臣都献宝镜以祝圣寿，寓圆明久照之意，独宰相张九龄说：“古时镜铭上两句道得好，以镜自照见形容，以人自照见吉凶。盖把镜来照面不过见自己的形容而已，若把他人行过的事来反观内照，便知那件合道理是吉祥的事，当以为法；那件悖道理是凶祸的事，当以为戒。岂不尤切于君身，有关于治理。”于是乃备述前代帝王行</a>事，起初兴创必有所以兴创之繇，后来废败必有所以废败之故，如水有源而流之清浊，皆出于此。作事鉴十章，分为五卷，以备法戒，叫做《千秋金鉴录》，献上玄宗，盖于祝颂之中，致规讽之意。玄宗览其书甚喜，特赐御札褒答称美焉。当初太宗尝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这《千秋金鉴录》，便是此意。贤相之嘉谟，即烈祖之成法，所当置之座右，以备观省也。然非人主留心体验，加意推行，则亦徒具虚文，存故事而已，竟何补哉！玄宗徒能赐书褒美于献纳之时，而不能体验推行于政事之实，故天宝以后，渐不克终，质之录中所载前代事迹，往往悖其所以兴，蹈其所以废。当是时九龄虽去，而《金鉴录》犹存，尚能观省否邪？悦而不绎，玄宗之谓矣。


    原文


    初，上欲以李林甫为相，问于中书令张九龄，九龄对曰：“宰相系国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上不从。时九龄方以文学为上所重，林甫虽恨，犹曲意事之。侍中裴耀卿与九龄善，林甫并疾之。是时，上在位岁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而九龄遇事无细大皆力争。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伤之，日夜短九龄于上，上浸疏之。于是耀卿、九龄，并罢政事。以林甫兼中书令；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直解


    先是吏部侍郎李林甫，为人柔佞奸猾，能迎合上意，玄宗甚宠爱之，要用为宰相。访问于中书令张九龄，九龄知林甫是奸臣，即对说：“宰相之职，辅佐人主，统率百官，关系国家安危。若用得其人，则政事清明，而天下安；若用非其人，则纪纲紊乱，而天下危。岂可不择人而授。林甫乃邪佞之臣，陛下若以为相，臣恐其误国殃民，异日为宗庙社稷之忧，悔之无及。”玄宗正喜林甫，不信九龄之言，竟以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那时九龄方以文章学术为玄宗所重，宠遇甚隆，林甫闻其言，心虽怀恨，外面还曲意奉承，不敢显露。时有侍中裴耀卿，与九龄相厚，林甫因恨九龄，遂连耀卿也疾恶，谋欲并伤之，只不得间隙。适是时玄宗在位年久，见天下治平，心志懈惰，渐肆奢欲，将国家政事，怠而不理。九龄却不肯阿顺，遇事无大小，都要正言力争，玄宗心里已有些不快。那李林甫善于窥伺，揣知上意，每日寻思要暗害九龄，见有一二事忤旨，遂日夜在玄宗面前谮毁九龄之短。玄宗不知林甫之奸，只以所言为实，待九龄渐觉疏慢。至是以耀卿、九龄为阿党，并罢政事，即令林甫兼中书令以代九龄。又朔方节度使牛仙客，曾被九龄沮抑，因拜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与林甫并相，盖林甫欲引九龄所不悦之人，以固其党耳。按玄宗即位以来，所用宰相如姚崇、宋璟、卢怀慎、韩休、张说、张九龄，都是正人君子，各尽所长，同心匡辅，所以二十四年之间，海内宴然，闾阎富庶，治平之效，直与贞观比隆。只因用一李林甫，被他以甘言佞辞，逢迎为悦，外面却专权乱政，壅蔽朝廷，以致政事日非，生民受害，至于酿成天宝之乱。则君子小人进退之间，乃治乱安危之机也，可不慎哉！


    原文


    上以户部郎中王为户口色役使，志在聚敛，按籍戍边六岁之外，悉征其租庸，有并征三十年者，民无所诉。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后宫赏赐无节，不欲数于左、右藏取之。探知上指，岁贡额外钱帛百亿万，贮于内库，以供宫中宴赐，曰：“此皆不出于租庸调，无预经费。”上以为能富国，益厚遇之。务为割剥以求媚，中外嗟怨。


    直解


    这一段是记玄宗用聚敛之臣，以快己欲而失民心的事。藏，是库藏，唐设左、右藏，以收贮每岁天下额征的钱帛。其取民只有三件：有田则有租，如今税粮便是；有身则有庸，如今差徭便是；有家则有调，如今绢布便是。天宝四年，玄宗用户部郎中王为户口色役使，盖管理民间户口及杂色徭役之官也。王是个邪媚小人，他的意向只在聚敛钱帛以供人主之费，全不顾百姓的穷苦。且如旧制抽丁戍边，六年一换，这六年中都免纳粮当差，后来只因那戍边死者，边将多不申报，以致原籍未与开豁，空有籍贯，本无人丁。王乃按据户籍，逐一查出那戍边死亡的，只除六年不征外，其余不拘年月久近，一概都问他追征粮差。其最久的，有连征三十年者，这都是里中百姓赔偿，家家被累，无处告诉。只举这一件，别事可知。此时玄宗在位日久，心志荒惑，御前用度日渐奢侈，后宫赏赐滥费无节，不欲数数关白有司，就左藏右藏里面取给，要别做个方法。王探知玄宗这意思，乃于每年租庸调正额外，更贡献钱帛百数十万，别贮于内庭库藏，专以供给宫中宴乐赏赐之费，奏说：“这钱帛都不出于租庸调三件里面，不关系正经钱粮，无损于民者。”玄宗只道他会设法取用，以富足国家，是个有才干的人，愈加宠任，礼遇优厚。王亦自以为得计，专一额外巧取，刻剥小民，以媚悦主上。民不能堪，内而京师，外而郡国，无有不嗟叹怨恨者矣。玄宗初政清明，足称有唐英主，末年乃信用聚敛之臣，驯致大乱而不悟，何哉？盖内蛊于多欲，外惑于巧佞故也。夫天地生财，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安得常赋之外，又有百亿万之入。巧佞之臣借言不加赋而用足，其实都是刻剥小民取来，人主但见眼前充足，便喜其能，而不知闾里号啼之声，困苦之状，有耳目所不忍闻见也。然使为人主者清心寡欲，节用爱人，绝无益之玩好，裁无名之赏赐，则虽有聚敛之徒，工为巧佞，亦何至于中其术哉！此治乱安危之几，不可不深念也。


    原文


    八载春二月，引百官观左藏，赐帛有差。是时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上以国用丰衍，故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


    直解


    玄宗末年，用宇文融、王之流，掌理天下财赋，暴征横敛，无所不至，故一时帑藏充溢，自古未有。至是年天宝八载二月，玄宗因率领百官进到左藏中，阅视所积金帛，以夸耀富盛，因以帛分赐百官，大小有差。盖是时天下承平日久，各处州县，都殷实富足，所以诸臣巧立名色，竞为聚敛，仓库中所积的粟米布帛，动以万计。玄宗晚年志昏，又见财用丰足，心遂侈荡，无有撙节，看那金帛等物犹如粪土一般，任意浪费。一时贵宠之臣，但是心中所喜的，即横加赏赐，无复限量。如杨国忠五宅珠玉锦绣，充溢街衢；为安禄山造第，官室器具皆以金银为饰。自古赏赐之滥，用度之奢，未有甚于此矣。夫朝廷之财赋，皆百姓之脂膏，有司头会箕敛，棰楚诛求，小民至于鬻妻卖子，以充赋役。人主深居九重之中，不知财货之所繇来，艰苦如此，往往暴殄天物，以作无益之事，赏无功之人，而乱亡之祸随之，盖亦深可哀矣。有天下者，尚鉴之哉！


    原文


    十一月，李林甫薨。上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妬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悟也。


    直解


    天宝十一载十一月，宰相李林甫薨。史臣因记林甫为相，大略以著其奸邪之状，说：玄宗自开元以来，励精图治，海内无虞。及至天宝年间，自恃天下承平，以为治功已定，无复可忧，遂只深居宫中，专以音乐女宠自取娱乐，将国家政事都委托于林甫，任其所为。于是林甫独掌大权，威福繇己，日惟曲为谄媚，以奉事左右，探知玄宗心所欲为，每每先意迎合，要奉承得主上欢喜，以固结其宠眷；又恐臣下进言发其奸状，于是杜绝言路，使大小群臣都不敢上疏建言，以掩蔽朝廷耳目，因而自遂其奸；又且妒忌贤能，不使进用，若有才望功业胜似自家的，必百般排抑之，以保其禄位；这等专权用事，又恐天下人心不服，于是用一般深刻的人，屡起大狱，将朝廷贵臣牵连罗织，诛戮贬窜，以张大自家的权势，使人人惧怕。其平日所为，虽不能尽述，大率不出此四者。那时自皇太子以下，贵戚大臣莫不畏其倾陷，侧足而行，其权势薰灼，至于如此。凡在相位专任十九年，致海内绎骚，人心离叛；天下之乱，虽繇禄山等发之，其实是林甫养成，而玄宗不之悟也。夫自古人主若明知臣下之奸，必不肯用；惟是不知其奸，而终以为贤，所以信任而不疑。然使其将大小政事，件件自家留心，则虽有奸臣，亦不能壅蔽；惟是安于逸乐，而不亲庶政，所以壅蔽而不知。然则明于知人之道，固所当求，而逸于任人之说，尤不可不讲也。


    原文


    侍御史李宓将兵七万击南诏，全军皆没。杨国忠隐其败，更以捷闻，益发中国兵讨之，前后死者几二十万人，无敢言者。上尝谓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力士对曰：“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谓无忧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


    直解


    南诏是蛮夷国名，即今云南地方。唐时南诏，在剑南边外。自高宗以来，世入中国朝贡，至玄宗末年，因宰相杨国忠用其故人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处置乖方，将南诏激反，后遂连兵不解。至是国忠遥领剑南节度使，以侍御史李宓为留后，领兵七万进讨南诏。那夷王阁罗凤故诱官军深入重地，举国攻围，李宓遂为所擒，全军皆没，无一人生还者。国忠以启衅繇己，失事地方又是自家所管，遂将这败军情繇隐下，反报功奏捷，欺罔朝廷，益大发中国之兵，分道讨之。那云南在万里之外，又多瘴疠，师老财费，不能取胜，前后死者几有二十万人。朝中群臣明知此事，只畏国忠之威，无人敢说。玄宗不知，只道天下无事，曾向内侍高力士说道：“朕在位四十余年，今已老矣，看来天下承平，不必劳心，今只将朝廷政事付托与宰相使之办理，边上军情付托与诸将使之防御，朕只恭己无为而已，夫复何忧。”力士对说：“陛下深居禁中，不知外面的事。臣闻云南自用兵以来，虽屡有捷报，其实丧了许多人马，都隐匿不闻，又各边节度使专制一方，坐拥强兵，威权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养成祸乱，一旦窃发，将至不可复救，何谓无忧也！”力士此言，明指杨国忠、安禄山二人。玄宗心里也觉悟，因说：“你且莫言，待我慢慢思量，再作区处。”盖亦知其不可，而老耄偷安，不能决断耳。古人有言：“堂上远于百里，堂下远于千里。”言壅蔽之害深也。明皇以朝事付之杨国忠，至于丧师二十万而不知；以边事付之安禄山辈，至于逆谋已成而不悟。当其祸机之伏，岂止力士知之，下至咸阳父老亦知其必败，而玄宗方自以为泰山之安。壅蔽之祸至于如此，可不戒哉！


    原文


    十一月甲子，禄山发所部十五万众，反于范阳。于是引兵而南。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皆禄山统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


    直解


    范阳，即今顺天永平一带地方。天宝十四载十一月甲子日，安禄山反。初，安禄山以平卢节度使兼河北、河东，专制三道，久蓄异志。宰相杨国忠又数以事激之。至是遂假密诏，尽发其部下兵共十五万众，反于范阳，引兵而南。此时天下承平日久，百姓安乐，累世以来不识兵革，一旦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地方，又在禄山统属之内，威令素行，但是贼兵所过的去处，大州小县都望风瓦解，不能抵挡。那为郡守县令的，或开门迎降，或弃城逃避，或稍稍出战便被擒缚诛戮，无有敢拒敌者。于是东京不守，而贼势日逼，天子幸蜀，而宗社几亡矣。原其所以至此，非禄山能乱唐，乃唐自乱耳。盖玄宗末年，溺于声色，用度奢侈，信任小人，专意聚敛，剥民膏血，天下人心久失，法令不行，武备废弛。而禄山本胡雏异类，乃引为腹心，宠任太过，养成骄悍。又使之专制三道，委以重兵，听选番夷以代汉将，是启其异志，而资其横行也。虽欲不乱，其可得乎！人主察此，则所以固人心，振武备，慎威福，节宠倖者，诚不可一日不兢兢矣。


    原文


    初，平原太守颜真卿</a>，知禄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壮，实仓廪。禄山以其书生，易之。及禄山反，牒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间道奏之。上始闻禄山反，河北郡县皆风靡，叹曰：“二十四郡，曾无一人义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识颜真卿作何状，乃能如是！”真卿使亲客密怀购贼牒诣诸郡，繇是诸郡多应者。真卿，杲卿之从弟也。


    直解


    平原、博平，是唐时河北二郡，俱在今山东地方。史臣记说当时安禄山未反时，有平原太守颜真卿，因在河北统内，与范阳相近，见禄山阴蓄异志，知其将反，要预先防备，恐他知觉，适遇霖潦，因假以为名，修筑城垣，浚深濠堑。又佥补民间丁壮，以备选兵；积蓄仓廪粟米，以储粮饷。禄山只道他是个书生，无能为，心里轻易他，不把来当事。及禄山已反，发兵南下，河北郡县都是所属地方，大半降附，因行文牒与真卿，着他领平原、博平二郡兵七千人，防守黄河渡口，以备官军。真卿拒而不从，即遣平原司兵参军李平，繇小路潜入京师奏报。玄宗初时闻禄山反，河北郡县都望风而靡，因叹息说：“河北地方共有二十四郡，这许多官员都是朝廷臣子，就没一个忠义之士替国家出力耶！”及李平赍奏至京，方知平原一郡不肯从贼，玄宗大喜说：“朕平昔不认得颜真卿是怎么模样，乃能尽忠为国如此！”真卿又遣所厚宾客密怀文牒“悬购贼赏格”，分诣邻近各郡。那各郡守臣见真卿如此忠义，也都感奋相率起兵，推真卿为盟主，同心讨贼。真卿乃常山太守杲卿从弟。常山亦在河北统内，杲卿仗义勤王，与真卿声势相倚，随为禄山所攻，力不能支，骂贼而死。后来真卿官至太师，奉使贼臣李希烈军中，亦不屈而死。这是颜真卿兄弟始末。按唐太宗有言：“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人臣平居之时，俱享朝廷爵禄，一旦国家有难，往往全躯自保，甚至甘心从贼，而真卿兄弟独能以二郡之兵，纠合忠义，同奖王室，至于先后节死，若合符契。其芳名大节，直与日月争光，真万世人臣所当法也。


    肃宗


    肃宗皇帝，名亨，是玄宗第三子。开元中，立为皇太子。安禄山之乱，玄宗幸蜀，太子分兵北行，至灵武为诸将所拥立，在位七年。


    原文


    上惧，召宰相谋之。杨国忠首倡幸蜀之策。上然之。乙未，出延秋门，至咸阳，日向中，上犹未食，国忠自市胡饼以献。于是民争献粝饭。有老父郭从谨进言曰：“禄山包藏祸心，固非一日，亦有诣阙告其谋者，陛下往往诛之，使得逞其奸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务延访忠良，以广聪明，盖为此也。臣犹记宋璟为相，数进直言，天下赖以安平。自顷以来，在廷之臣以言为讳，惟阿谀取容，是以阙门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严邃，区区之心无路上达。事不至此，臣何繇得睹陛下之面而诉之乎！”上曰：“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慰谕而遣之。


    直解


    蜀地，即今四川。唐时长安禁城西门，叫做延秋门。咸阳，即今陕西西安府咸阳县。初，安禄山既反，宰相杨国忠尚以为不足忧，及潼关失守，玄宗方才畏惧，乃召宰相商议计策。杨国忠独先倡说，请车驾幸蜀地，以避贼兵。那时玄宗仓皇失措，便道他说的是。六月乙未日黎明，玄宗带领宫眷、皇子、皇孙径出延秋门，望西去，行四十里，至咸阳县。所过地方，官吏逃窜，供给缺乏，日已向中，玄宗尚未进膳，杨国忠自往民家买得些蒸饼，献上充饥。于是百姓每知道御前不择美恶，争献粗饭，那皇孙辈以手掬食，须臾而尽，其途中困苦如此。有个年老的百姓，叫做郭从谨，因进前说道：“安禄山恃宠眷，拥强兵，阴怀反意，要倾危社稷，已非一日。人皆知其谋，也曾有亲到阙下，告他谋反者，陛下往往不信，反将告的杀了。遂使安禄山肆无忌惮，得逞其奸逆，以致今日乘舆播迁，道路颠沛，皆壅蔽之为祸也。是以古先帝王，不敢偏信独任，务在延访忠良，以天下为耳目，广开聪明，使上下之间无有间隔，为是故耳。臣犹记开元之初，宋璟为相，凡朝政得失，四方利病，往往直言无隐，故主上聪明日广，天下赖以治平。近年以来，在廷诸臣，惟恐直言得罪，以为忌讳，每事只阿顺谄谀，徒取容悦而已。是以人主深居禁中，耳目有限，阙门之外，皆不得知，上下隔绝，奸宄恣行。臣在草野，必知国家有此祸乱，不待今日。但君门远于万里，下情不得上通，向使事不至此，则陛下高拱</a>九重，无繇与百姓相接，臣亦何能仰睹天颜，而诉此衷曲乎！”玄宗说：“此朕往时昏蔽不明，致有今日，实其自取，虽复追悔，亦何及哉！”因慰谕郭从谨而遣之，以谢其殷勤之意焉。繇是观之，此一君之身耳，当其清明，直臣在朝，民情无所蔽则治；当其昏惑，佞臣在朝，民情无所诉则乱。方其治也，端居九重，玉食万方而有余；及其乱也，道路播迁，粝食充饥而不足。治乱安危之几，亦可畏矣。况幸蜀之举，又失策之甚者，安有为天下主，乃委弃其宗庙社稷、九族百官于贼，而苟图自全者乎？且蜀地虽险，偏安一隅，可以退守，不可以进取。向非天意祚唐，百姓拥留太子，收兵灵武，克服两京，则天下事去矣。然则人君守社稷，即有急难，国都岂可轻弃哉！


    原文


    太子至平凉数日，朔方留后杜鸿渐迎太子于平凉北境，说太子曰：“朔方，天下劲兵处也。今吐蕃请和，回纥内附，四方郡县大抵坚守拒贼，以俟兴复。殿下今理兵灵武，按辔长驱，移檄四方，收揽忠义，则逆贼不足屠也。”秋七月，太子至灵武。裴冕、杜鸿渐等上太子笺，请遵马嵬之命，即皇帝位。太子不许。冕等言曰：“将士皆关中人，日夜思归，所以崎岖从殿下远涉沙塞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离散，不可复集。愿殿下勉徇众心，为社稷计。”笺五上，太子乃许之。是日肃宗即位于灵武，尊玄宗曰“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至德。


    直解


    平凉，即今陕西平凉府。朔方，即今宁夏地方。署掌节度使叫做留后。灵武，即朔方镇城。马嵬是驿名，在今陕西兴平县地方。先是禄山攻破潼关，玄宗出奔幸蜀，行至马嵬驿，父老百姓都遮道请留。玄宗不住，命太子在后面宣慰。那父老人等遂拥住太子，请回兵兴复长安。玄宗因宣旨传位，太子不受。于是车驾西幸，太子领兵北行，至平凉，屯驻数日。时有朔方留后杜鸿渐闻太子此来，欲请至朔方共图匡复。乃令人整顿资储，亲自迎接太子，至平凉北境，因说太子道：“朔方一镇，士马精强，四方无比，乃天下劲兵处也。西面则吐蕃请和，北面则回纥内附，皆可以借兵入援。内而四方郡县虽被贼攻掠，然大率都为国家坚守拒贼，以待大兵东讨，兴复社稷，可见天下大势未至动摇。今殿下只驻劄灵武，整兵蓄锐，按辔徐行，长驱而进，传布文檄于四方，收揽忠臣义士，以为己用。将见四方人心，闻风响应，出兵勤王，唯恐或后。量这些逆贼岂有不屠灭者乎！”太子从其言。秋七月，遂至灵武。时又有河西司马裴冕也在灵武，与鸿渐图谋，因见玄宗入蜀，恐人心离散，遂上笺太子请遵马嵬传位之命，即皇帝位，以系属人心。太子以未经请命，不肯允许。冕等因说：“殿下不即大位，固是孝思。但这些从行将士都是关中人，离家远来，日夜思归。所以不惮崎岖艰难，跟随着殿下远到这沙漠穷边，无非欲乘时讨贼，希望立尺寸之功，以求爵赏。今若不正位号，则人心失望，倘或一旦解散，恐再不可收集，凭何恢复？愿殿下勉强曲徇众心，为社稷大计。”笺凡五上，太子方允其请。是日甲子，肃宗即位于灵武城南楼，遥尊玄宗为“上皇天帝”，大赦天下，改元至德。


    原文


    灵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乃制：“自今改制敕为诰，表疏称太上皇。四海军国重事，皆先取皇帝进止，仍奏朕知。俟克复上京，朕不复与事。”仍命韦见素、房琯、崔涣奉传国宝玉册，诣灵武传位。


    直解


    肃宗既即位于灵武，因遣使奉表入蜀，奏知玄宗。使者至蜀，具陈群臣恳请，太子辞避之意，玄宗大喜说道：“朕避贼西行，中原无主，天命人心皆归太子。吾儿此举，上应天命，下顺人心，使宗社有所付托，苍生有倚寄，吾复何忧！”乃下诏说：“自今以后，凡朕所出的制诏敕命，改称为诰；臣下所进的表章奏疏，只称太上皇，以别于新君。天下事务，但关系军国大事，都先奏知皇帝，取其裁决以为进止，然后奏朕知道。待后克复长安，还归都邑，朕自退居别宫，不复预闻政事，悉听皇帝处分。”于是特命宰执大臣韦见素、房琯、崔涣等赍捧传国宝玺，及玉制册文，亲诣灵武，传授天位。此玄宗与肃宗父子授受之始末也。按此时玄宗既已西幸，中原无主，其事势亦有不得不然者。但肃宗久在东宫，令德素著，使其拥储副之重，称制讨贼，天下人心，谁不归之，何假位号以为重。玄宗知之，亦必致命传位，不待灵武使者之至而后发册矣。乃当时大臣不知学术，不能以道事君，致使肃宗有自立之名，而奸邪小人，又从而构煽其间。至于西内劫迁，贻讥后世，殊可惜也。


    原文


    上与李泌出行军，军士指之，窃言曰：“衣黄者，圣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闻之以告泌曰：“艰难之际，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绝群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谢。上笑曰：“既服此，岂可无名称！”出怀中敕，以泌为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泌固辞，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济艰难耳。俟贼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


    直解


    唐制，三品以上官，衣紫袍。先是肃宗为太子时，曾以京兆处士李泌为宾友。及自马嵬北行，遣使召至灵武，与之图议大政，旦夕不离。尝欲以为宰相，李泌不受。适一日，肃宗与李泌同出巡视军营，军中一时不能分辨，只见军士每指着肃宗、李泌，私相告语说：“那穿黄袍的，是圣上；那穿白的，乃是山人李泌也。”肃宗要授李泌以官，正无方略，忽闻此言，因与李泌说：“方今军旅艰难之际，卿既不受官职，朕亦不敢相屈，但将士耳目所属，若只服山人之衣，恐人心疑惑，可且穿一件紫袍，以便出入。”李泌不得已拜受，因衣紫袍入谢。肃宗即笑说：“卿既穿了这样服色，岂可无官职名号。”因怀中取出一道敕命，以李泌为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此时，皇子广平王俶为天下兵马元帅，故以李泌佐之，仍朝夕参谋军国大事。这是肃宗计用李泌。李泌原是隐士，不愿做官，仍固辞不拜。肃宗乃说：“卿志在物外，本是布衣之交，朕非敢以官爵相臣。但今宗社未复，国步艰难，欲暂劳弘济，不得不假以职名。待逆贼既平，天下无事，那时任你辞职归山，以行高志，不敢复强矣。”李泌见肃宗如此说，方肯受职。后来两京平复，车驾还朝，李泌果然归隐，肃宗亦不苦留矣。夫肃宗在羁旅之中，而能屈己下贤，委曲任用如此，故能扫荡胡尘，光复神器。得贤者昌，信非虚语。至于李泌以奇谋大略，历事三朝，运筹帷幄，再襄大难，而又翱翔物外，不贪荣宠。考其平生出处，与汉之子房颇有相类，固一时之间气也。


    原文


    房琯喜宾客，好谈论，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轻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贺兰进明诣行在，言于上曰：“晋用王衍为三公，祖尚浮虚，致中原板荡。今房琯专为迂阔大言，以立虚名，所引用皆浮华之党，真王衍之流也。”上繇是疏之。


    直解


    车驾暂驻的去处，叫做行在。板、荡，皆雅诗篇名，是说天下丧乱的意思。此时房琯自蜀奉册宝至灵武，肃宗见其仪度庄整，言语明畅，又闻他素有重名，遂倾心信任，委以政事。房琯平日喜接宾客，延揽豪俊，又好与人谈论，引拔当世知名的士人，而轻忽鄙薄那寻常庸俗的人，过于分别，不能包容，以此被他轻鄙的，都怨恨他。那时有北海太守，姓贺兰名进明者，素与房琯有隙，偶至行在朝见，遂奏肃宗说道：“晋家只为轻徇虚名，任用王衍以为三公，秉执朝政。王衍祖尚老庄，崇事浮虚，专以清谈为事，不把国家政务在意，以致人心邪僻，法度废弛，中国丧乱，沦于夷狄，其祸如此。今房琯平日也只好谈老子</a>浮屠，遗落世事，务为迂阔大言，高自称许，以窃虚名。他所引用的也都是这般样人，浮薄虚华，言过其实，无裨世用。琯在今日，正是王衍之流，若重用之，必误天下。”肃宗因贺兰进明之言，自是遂疏房琯，不甚亲信矣。然进明之言，实中房琯之病。可见延揽人才，讲求政务，虽是宰相之职，亦必综核精审，体验真切，循名而责实，察言而观行，使浮华之人，不得售其欺，迂阔之言，不得淆其听，然后可。不然，是蹈房琯之覆辙，而踵王衍之祸机也。万世而下，君之择相，与相之择人，皆不可不知。


    原文


    上谓李泌曰：“今郭子</a>仪、李光</a>弼已为宰相，若克两京，平海内，则无官以赏之，奈何？”对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汉魏以来，虽以郡县治民，然有功则锡以茅土，传之子孙，至于周、隋皆然。唐初未得关东，故封爵皆设虚名，其食实封者，给缯布而已。贞观中，太宗欲复古制，大臣议论不同而止。繇是赏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赏功有二害：非才则废事，权重则难制。倘使禄山有百里之国，则亦惜之以传子孙，不反矣。为今之计，俟天下既平，莫若疏爵土以赏功臣，则虽大国不过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岂难制哉！”上曰：“善。”


    直解


    肃宗与李泌说道：“近日安禄山之乱，全得朔方节度大使郭子仪与河东节度使李光弼二臣率兵破贼，立大功于国家。见今加升官阶至同平章事，都是宰相职衔，名位已极。若以后克复两京，平定海内，那时无官以赏之，为之奈何？”李泌对说：“以官赏功原非古制，盖古者设官分职，只要任那有能力的人，如其才堪为某官，方授以某官之职。至于有功之臣，则以封爵酧之，而不任以事。汉魏以来虽立郡县，任守、令以治民。然人臣立有功绩，则分茅胙土，封以国邑，使之世有其地，以传之子孙，至于后周及隋，亦莫不然。至我唐初开国时，止有关中之地，关东各路尚为群雄所据，未及版图，故一时封爵功臣，虽有国邑之号，皆是虚名。中间有食实封者，只是给以缯帛布匹而已，亦未有分土也。是自三代以来封建之法，至唐初而始废。贞观年间，太宗欲复古制，分封世袭，因大臣议论不同，其事遂止。自是以后，封爵不行，有功者多以官赏之。夫以官赏功有二不便：其人虽有功，然其才未必能称此官，而强以任之，必至于废弛职业，一不便也；官职太崇，则权势因之而重，或至骄纵难制，二不便也。不如以爵赏之，于事体为便。盖人一有爵土，则自保之念重，向使安禄山有百里之国，可以为世业，则亦谨守爱惜以传之子孙，必不谋反矣。可见赏功当以爵，而不当以官也。为今之计，俟天下既平，莫若分疏爵土以赏有功之臣，则虽国邑至大者，亦不过二三百里，只好比得今之一小郡而已，操纵指使唯朝廷所命，岂难制哉！若以官赏之，恐二者之患，不能免也。”肃宗闻李泌之言，深以为是。然赏功之典，实朝廷激劝大权。官为职业所系，固不可轻，而爵为名器所关，亦不可滥。肃宗之时，府库无蓄积，诸将出征皆给空名告身，以备赏功，至应募入军者，一切衣金紫，而官爵俱滥矣。李泌虽欲复封建之法，亦不能救也。论功辨才者，宜慎之。


    原文


    十一月，广平王俶、郭子仪来自东京，上劳之曰：“吾之家国，繇卿再造。”十二月，上皇至咸阳，上备法驾迎于望贤宫。上皇即日幸兴庆宫，遂居之。上累表请避位还东宫，上皇不许。


    直解


    广平王俶，是肃宗长子，即代宗。唐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咸阳是西京县名，县东有望贤宫，是天子游幸的去处。兴庆宫，是玄宗旧邸，改为宫，叫做南内。肃宗初在灵武，以长子广平王俶为天下兵马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统兵讨贼。至德二年九月，收复西京。十月，收复东京。十一月，肃宗在西京，广平王俶、郭子仪自东京来朝见。肃宗慰劳郭子仪说道：“自禄山叛乱，两京失守，我祖宗创造的基业几至丧亡。今日荡平逆贼，收复两京，朕之家国，危而复安，乱而复定，乃繇卿等奋勇效忠所致，恰似替我重新创造一番，这等大功，社稷所赖，卿辈劳苦，实切朕怀。”这是肃宗归功臣下的意思。初，肃宗收复西京时，即遣使入蜀奉迎玄宗。十二月丙午，玄宗还至西京咸阳县，肃宗即备仪仗卤簿，亲往迎接于望贤宫中。那时肃宗虽已为天子，身上还着紫袍，下马趋拜，玄宗特取黄袍着他换了。次日，玄宗入都城，暂御大明宫，宣慰百官，告谢九庙。即日，幸兴庆官，遂居之，盖退就南内，以避正殿也。肃宗屡次上表，请避天位，还居东宫，玄宗终不听从。盖其君臣父子之际，亦出于天理人情之至，而非繇于矫饰矣。惜乎良心虽见于艰难厎定之初，而私意竟昏于宴安嬖倖之后。故郭子仪再造唐室之功，不能不夺于鱼朝恩之谮；上皇兴庆宫之养，不能不迁于李辅</a>国之谋。夫小人谗说之害人国家，可畏也哉！


    原文


    十二月，平卢节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抚慰将士，且就察军中所欲立者，授以旌节。高丽人李怀玉为裨将，杀玄志之子，推侯希逸为平卢军使。朝廷因以希逸为节度副使。节度使繇军士废立自此始。


    直解


    平卢，即今永平、卢龙等处地方。乾元元年十一月，是时河北未平，适遇平卢节度使王玄志薨，肃宗只当别命重臣往代其任，方是朝廷体统，却只为用兵之后，恐一有处分，人心摇动，遂为姑息之政，差中使往平卢军中安抚慰劳将士。因访察军中将士要立何人为帅，即授以旌节。那时平卢部下的副将李怀玉，原是高丽人，平日与副将侯希逸为党，遂杀玄志之子，而推希逸为平卢主帅，以待朝命。朝廷不得已，因从其请，即以希逸为节度副使。自此以后，各镇将士观望成风，节度使若抚恤不周，失了众心，即为军士所逐。其部下将士以私恩小惠，邀结人心的，即共推以为主帅。其废其立，皆不繇朝廷，只繇军士，实自侯希逸始也。夫人君所以制驭海内，而统人群者，不过以威福予夺之柄，在上而不在下也。今乃以军士之向背为主帅为废立，繇是偏裨士卒逐杀主帅，朝廷不治其罪，反以其位授之，而纪纲法度荡然无复存者矣。欲天下之不乱，其可得乎！然求其所以，不过一念之姑息所致也。有天下者其鉴诸。


    代宗


    代宗皇帝，名豫，是肃宗长子，在位十七年。


    原文


    六月，礼部侍郎杨绾上疏，以为：“古之选士必取行实，近世专事文辞。自隋炀帝始置进士科，犹试策而已。至高宗时，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加帖括。从此积弊，转而成俗。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长老以此训子。其明经则诵帖括以求侥幸。又举人皆令投牒自应。如此，欲其返淳朴，崇谦让，何可得也！请令县令察孝廉，取行著乡闾，学知经术者，荐之于州。刺史考试，升之于省。任各占一经，朝廷择儒学之士，问经义二十条，对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罢归。又选当作道字。举亦非理国所资，望与明经、进士并停。”或以为明经、进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虽不行，识者是之。


    直解


    唐时取人，有明经、进士两科。帖括，是就所书经中掩其两端，中间惟开一行，帖三字以试之，而括取萃会其义。今之科场出题试士，即其遗意也。广德元年六月，礼部侍郎杨绾上疏说道：“古时选举贤士，必取其有德行之实，方荐之于朝。近世以科目取士，专校文辞，不察行检。自隋炀帝时始设进士之科，然其初犹只试时务策而已。至我朝高宗时，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将进士加词赋、杂文二篇，以考其文艺，明经加试帖之法，以验其记诵。自此以后，天下之士，皆以声病记问为进身之阶，积弊相沿，展转成俗。在朝之公卿惟以此待天下之士，而不复观其志行；人家父兄长老惟以此训其子弟，而不复教以进修。其明经亦不全通经旨，只将那有司常帖的括取萃会为书，转相诵习，以求侥幸。又明经、进士每年入试皆令投文州县，自求应举，与古人辟举征聘之意甚相背戾。如此，欲其返淳朴之风，崇廉让之道，何可得也！请如汉魏以来举孝廉之法，令天下县令各察境内孝友廉洁之人，取其德行著于乡里，而学又能通知经术者，即荐之于本州。本州刺史就所习之经再加考试，升之于尚书省。任其精通一经，不必多占，朝廷选择儒学之士，使为主司，亦不必帖经及试杂文，只问本经大义二十条，对时务策三道。经义及策全通者，为上第，即便铨注官职；经义十条中通得七条，策通得二道者，为中第，即与出身候选；其不中此格者，为下第，罢归原籍。只用一科取士，其现行明经、进士皆当停革。又开元年间，曾设道举一科，乃异端之教，亦非治国所资，望与明经、进士并停，庶不失古人乡举里选之遗意也。”此疏既上，下廷臣会议，或以明经、进士行之已久，若一旦遽革，恐士失所习，多有不便，其议遂寝。然有识之士，皆以绾言为是，惜其不行也。按杨绾之言，诚得古人兴贤举能之意，但人心不古，浇伪多端，文艺虽是虚名，犹有凭据。至于荐举行义，反开奔兢之门，其得失盖相当矣。若能于文艺之中而存尚实之意，亦未必不可以观人也。


    原文


    自丧乱以来，汴水湮废，漕运者自江、汉抵梁、洋，迂险劳费。三月，以太子宾客刘晏为河南、江淮以东转运使。时兵火之后，中外艰食，关中米斗千钱。百姓援穗以给禁军，官厨无兼时之积。晏乃疏浚汴水，遗元载书，具陈漕运利病，中外相应。自是每岁运米数十万石以给关中。唐世称漕运之能者，惟晏为首，后来者皆遵其法度云。


    直解


    汴水，在今河南地方。江水、汉水，在今湖广地方。梁、洋，二州名，即今陕西汉中府及洋县地方。太子宾客，是东宫官名。唐时都关中，每岁漕运东南之粟，繇淮入汴，繇汴入河，繇河入渭，以达京师。自天宝以来，经安禄山、史思明之乱，中原扰攘，汴水湮塞废绝，漕运粮米，都繇江、汉二水绕从湖广地，以至梁州、洋州，迂远险阻，劳费数倍。代宗广德二年三月，以太子宾客刘晏素有心计，着他做河南、江淮以东转运使，兼领三道漕运。那时兵火之后田地荒废，年岁不登，京师内外米价腾贵，米一斗值钱千文。朝廷催科又急，百姓每耕种不及其熟，将那才结实的禾穗，拔取将来用手搓挪取米，以供给禁卫之军。就是宫中庖厨御膳，及六宫支用的，也只够得目前取用，更无多余蓄积，其匮乏如此。刘晏思量今日匮乏，实繇汴水湮塞，漕运艰阻之故，于是将汴河故道疏通挑浚，依旧接淮达河，以便转输省劳费。又念此时元载为相，居中用事，若不关白，恐有牵制，乃投书政府，备细陈说漕运的利病，使其事理晓然明白，庶不惑于浮言，中外同心，彼此相应，然后疏浚之功可成。自是汴渠复通，每岁运东南之米数十万石以给关中，上下赖之。盖唐世称漕运之能者，推刘晏为第一，后来为转运使的都遵守他的法度而行，无所改变焉。


    原文


    时成德节度使李宝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相卫节度使薛嵩，卢龙节度使李怀仙，收安、史余党，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虽名藩臣，羁縻而已。


    直解


    成德，即今真定府。魏博，即今大名府。相卫，即今彰德、卫辉两府。卢龙，即今永平府。这都是唐时藩镇之名。姑息，是苟安的意思。羁，是马络，縻，是牛缰，总是牵制的意思。这一段是史臣叙唐家藩镇跋扈事迹，见天子威命所以不行于河北的根繇，以为后戒也。代宗时，成德节度使李宝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相卫节度使薛嵩，卢龙节度使李怀仙，这几人都是安禄山、史思明的将，后来安史败灭，归顺了朝廷。代宗无有远略，苟倖无事，就把他每分授为河北诸镇节度使。这几人原是背叛朝廷，曾经做贼的人，见天子柔弱，都强梁放肆，不守法度，收拾旧日禄山、思明余党，号召团结。每人拥健卒数万，整治甲兵，缮完城郭。凡文武将吏都自家私授，不请命天子；地方贡赋都自家私享，不供奉公家。朝廷既惮于振作，又畏其强悍，只是听其所为，专事姑息，不复能以法度制之。这几人虽叫做唐家藩臣，实不用其命令，不过寄一名分以羁縻之而已。按代宗即位之初，河北诸州皆已降服，若乘战胜之威，图经远之略，处置得宜，谁敢不兢兢奉命。况薛嵩辈残贼遗孽，方喙息虑死之不暇，而敢有他念乎！乃怵于仆固怀恩之邪说，分建贼帅，俾相党援，遂成藩镇之祸。河北之土地人民，迄于唐亡不复为国家所有。失在苟一时之安，而不知流患若是之深远也。然则审庙谟，揽威柄，固明主所当时时加意者哉！


    原文


    四月，以杨绾为中书侍郎，常衮为门下侍郎，并同平章事。绾性清俭简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贺。郭子仪方宴客，闻之，减坐中声乐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驺从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骑。中丞崔宽第舍宏侈，亟毁之。上方倚杨绾，使厘革弊政。会绾有疾，七月薨。上悼痛之甚，谓群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夺朕杨绾之速。”


    直解


    京兆尹，即今府尹。大历十二年四月，以太常卿杨绾为中书侍郎，礼部侍郎常衮为门下侍郎，并同平章事。史官因记说，杨绾为人清介简静，不嗜荣利，自奉俭素，能甘淡薄，以清德重望，为时所推仰。及拜相命下之日，在朝在野都互相庆贺，以为得人。勋臣郭子仪素颇奢侈，时方大宴宾客，盛张声乐，闻杨绾拜相，即将坐中音乐五分中减了四分。京兆尹黎幹，平日仪卫甚盛，每出入常用百余人随从，至是即日减除，止留十骑。又御史中丞崔宽，宅舍宏侈，有逾常制，至是亦即拆毁。盖因杨绾素有清俭之名，今居宰相之位，故一时大臣之奢侈者，皆惕然严惮，改其所为，而相率效法之恐后也，其为人所畏服如此。代宗乘多难之后，用杨绾为相，方倚赖他将各衙门弊政，一一厘革，以复旧制。会绾有疾，至七月中遂薨。代宗痛悼之甚，对群臣说：“想天不欲使朕致太平，若欲使朕致太平，何夺我杨绾之速耶！”夫以当时在朝之臣，多贪婪纵肆，各处藩镇因而效尤，借侈无度，一时风俗纪纲。败坏极矣．一闻相杨绾，人心回响，恪守礼法，不惟风俗移易，而纪纲亦且振兴。可见政本重地，所用得人，其效捷于影响如此。任人者可不慎哉！


    原文


    平卢节度使李正己，拥兵十万，雄据东方，邻藩皆畏之。是时，田承嗣、李宝臣、梁崇义相与根据蟠结，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上宽仁，一听其所为。虽在中国名藩臣，实如蛮貉异域焉。


    直解


    李正己原是平卢的偏将，旧名怀玉，因与军士逐了节度副使侯希逸，代宗就除他做节度使，赐名李正己。是时，各镇皆挟重兵，然惟李正己军力最盛，拥兵十万，雄据一方。那诸镇与他邻近的，恐被他侵害，无不畏惧。李正己又与魏博田承嗣、成德李宝臣、山南梁崇义结为婚姻，相与党助，就如大树的根，据地蟠结，彼此纠缠，牢不可破，声势日盛，越发纵肆了。虽说奉事朝廷，却不用其法令，凡官爵之叙迁，甲兵之攻战，租赋之出纳，刑杀之重轻，件件自专，都不请命朝廷。代宗是个宽仁之君，一听所为，不与计较。以是名虽为中国藩臣，其实如蛮夷外国一般，不复知有朝廷矣。这一段是记唐时藩镇之横如此。夫人君之所恃以制驭臣下，使不敢窥伺者，惟有纪纲而已。李正己以偏将逐主帅，乱法坏纪孰甚焉，代宗不能讨其专擅之罪，又授之兵柄，赐以美名，繇是各镇士卒逐主帅，主帅凌天子，纪纲堕夷，威福倒置，而唐室遂不竞焉，则肃、代之姑息为之耳。故帘远堂高之防，履霜坚冰之渐，不可不慎也。


    德宗


    德宗皇帝，是代宗长子，在位二十六年。


    原文


    初，至德以后天下用兵，诸将竞论功赏，故官爵不能无滥。及常衮为相，思革其弊，杜绝侥倖，四方奏请，一切不与，而无所甄别，贤愚同滞。崔佑甫代之，欲收时望，推荐引拔，常无虚日，作相未及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后相矫，终不得其适。上尝谓佑甫曰：“人或谤卿所用多涉亲故，何也？”对曰：“臣为陛下选择百官，不敢不详慎。苟平生之未识，何以谙其才行而用之。”上以为然。


    直解


    自肃宗至德以来，天下用兵，诸将皆争论功绩以邀爵赏，往往有市井佣贩，一立军功，即授金紫，官爵冒滥极矣。及常衮为相，欲革其弊，爱惜名器，杜绝侥倖，凡四方使职衙门有所奏请论荐，一概停止，不肯轻与，却不就中间分别品第，致使贤人愚人一同淹滞。及崔佑甫代之，欲矫常衮之弊，多收拾一时有名望的人为朝廷用，推荐引拔，常无虚日。作相未满二百日，所荐人才，除授官职者至八百人。盖常衮为官冗滥，矫之于前，却失于太刻；佑甫为贤愚同滞，矫之于后，又失于太宽。所以用人之法，终不得停当。又佑甫引荐太多，中间或有相知，致人谤议。德宗问佑甫说：“人多说卿所用之人，皆亲戚故旧，此言因何而出？”佑甫对说：“臣待罪宰相，为陛下选择百官，要得贤才称职，不得不详悉谨慎。若是平日不相识的人，何以熟知其才行而用之。必是知之素真，方敢荐用，所以不免涉于亲故耳。”德宗以其言为然。按佑甫所言，不为无见。然宰相用人，只要有至公无私之心，其心诚出于公，则虽不避亲故亦公也。若其心一涉于私，则虽举所不知，亦不免于私矣，而况于亲故乎？然则开诚心，布公道，固相天下者之要图也。


    原文


    内庄宅使上言，诸州有官租万四千余斛，上令分给所在充军储。先是，诸国累献驯象，凡四十有二。上曰：“象费豢养而违物性，将安用之！”命纵于荆山之阳，及豹、貀、斗鸡、猎犬之类，悉纵之。又出宫女数百人。于是中外皆悦，淄青军士，至投兵相顾曰：“明主出矣，吾属犹反乎！”


    直解


    内庄宅使，是在内管庄宅的官。豹、貀，都是兽名。淄青，是平卢节度使部内地方。淄，即今临淄县。青，即今青州府。德宗初年，励精图治，凡所为的事，都当于人心。时内庄宅使奏：“内庄宅积有诸州官租一万四千余斛。”德宗见各处军饷不足，庄宅所积有余，就将此租分散各处军士，以充粮饷。又先年外国屡献驯象，共有四十二只。德宗说：“象食兼牛马，费豢养无算；且生于炎方，其性又不习于北土；乃数十为群，饲之内厩，将安用之！”命悉放于荆山之阳。并其他所畜禽兽，若豹、貀、斗鸡、猎犬之类，在内苑供玩好者，尽数放之。又以宫女太多，一时放出数百人。夫散私蓄以给军储，纵禽兽以适物性，出宫女以恤人情，这都是帝王的盛节。德宗初政，乃兼有之，于是中外人心莫不欢欣喜悦，以为太平之治庶几可睹。至如平卢李正己部下淄青军士，乃习于悖乱，不服王化的，闻朝政如此，也都弃了兵甲，彼此相顾说道：“明主出矣，我辈尚可仍前反叛乎！”夫德宗即位未及期月，而能使中外颂戴，不疾而速，强暴革心，不怒而威如此，若能率繇此道，终始不渝，则贞观之风亦岂难致乎！奈何恤民之政方行，聚敛之法继立，卒令百姓困穷，盗发都邑，而播迁之祸不旋踵矣。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斯可为万世鉴也。


    原文


    先是刘晏、韩滉分掌天下财赋，晏掌河南、山南、江淮、岭南，滉掌关内、河东、剑南。至是，晏始兼之。上素闻滉掊克过甚，故罢其利权，出为晋州刺史。至德初，第五琦榷盐以佐军用，及刘晏代之，法益精密。初岁入钱六十万缗，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厌苦。大历末，计一岁征赋所入总一千二百万缗，而盐利居其大半。以盐为漕佣，自江淮至渭桥，率万斛佣七千缗；自淮以北，列置巡院，择能吏主之，不烦州县而集事。


    直解


    山南，即今湖广郧、襄等府。江淮，即今南直隶江浙等处。岭南，即今广东。关内，即今陕西。河东，即今山西。剑南，即今四川。缗，是穿钱绳子。先是代宗时，用吏部尚书刘晏为转运使，户部侍郎韩滉判度支，分掌天下财赋。自关以东河南、山南、江淮、岭南各路漕运钱粮，都属刘晏分管。其关内、河东、剑南各路属韩滉分管。至是以韩滉为太常卿，用刘晏兼判度支，并关内三路皆以属之。盖德宗素闻韩滉聚敛民财，掊克太甚，故嗣位之初，即罢其利权，仍出为晋州刺史，而专任刘晏，使之总领天下财赋。刘晏有心计，综理钱谷最为得法。肃宗至德初年，以第五琦为转运使，始榷税各处食盐以佐行军之用。及刘晏代之，盐法益加精密。起初行盐法，一岁中所入官钱不过六十万缗，及其末年比之旧额增多十倍。然处置有法，未尝掊克小民，故人亦相安，无所厌苦。代宗大历末年，总计一岁各项征税所入共一千二百万缗，而盐利逾六百万，居其大半，都是刘晏所致。又见盐法内钱粮有余，即挪借为漕运脚价，以省民间之费。自江淮起运至渭桥入仓，大率每粮一万斛用脚价七千缗，俱在榷盐内取给，用度饶足，而民不知劳。又自淮以北，于沿河地方列置巡察衙门，选择有才干的能吏为知院官，专管漕运。漕舟所至，并未尝烦扰州县百姓，而事无不集。其区画之善如此。按唐室理财之臣以晏为称首，即后世盐法漕运之详，亦皆其所创遗也。国家生财自有大道，惟是躬行俭德，戒奢靡，节赏赉，生之众而食之寡，为之疾而用之舒，则惟正之供，自足以充有经之费，公私俱利，而上下相安，固不必为巧术以夺民也。


    原文


    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献钱三十万缗。上欲受之恐见欺，却之则无辞。崔佑甫请遣使慰劳淄青将士，因以正己所献钱赐之，使将士人人戴恩。又诸道闻之，知朝廷不重货财。上悦，从之。正己大惭服。天下以为太平之治，庶几可望焉。


    直解


    德宗即位之初，锐意太平，不似代宗姑息，一时藩镇闻风震悚。平卢节度使李正己，自来专制一方，不供贡赋，至是畏惧德宗之威，乃上表献钱三十万缗，先以货财窥视朝廷的意向。德宗欲受之，恐谓朝廷好利，反见其欺侮；欲却之，又恐显示拒绝，难于措辞。乃与宰相崔佑甫商议，佑甫对说：“朝廷举动四方所观，今固不可受之以堕其计，亦不可直却之以疑其心。请遣一使臣，往淄青慰劳正己部下将士，就将正己所献的钱赐之，使彼中将士人人感上恩德。又使各藩镇闻之，知朝廷不重货财。一以破奸雄之计，一以收天下之心，计莫便于此矣！”德宗悦佑甫之言，即行其计。正己知朝廷有人，乃大惭服。是时，天下闻之，都说德宗英明果断，将大有为，太平之治庶几可望焉。按佑甫此言，能通达国体，曲中几宜，使强臣悍将帖然心服，可谓善于谋国者。然惟德宗初志清明，能虚心任贤，推诚尽下，故佑甫得行其言如此。其后信用卢杞，一致朱泚之变，再激李怀光之逆，乘舆播越，宗社几危。故此一德宗也，任佑甫则几以兴，任卢杞则几以亡。人君用人听言，可不慎哉！


    原文


    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玄宗之末，版籍浸坏，多非其实。及至德兵起，所在赋敛，迫趣取办，无复常准。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各随意征科，自立色目，新旧相仍，不知纪极。至是，炎建议作两税法：先计州县每岁所应费用，及上供之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其租、庸、调、杂徭悉省，皆总统于度支。上用其言，因赦令行之。


    直解


    这一段是记唐时设制两税赋法缘繇。版籍，即今黄册。主，是土居。客，是流寓。唐时人丁，以十六岁为中男，二十一岁为成丁。度支，是总理财政之官。唐初，赋敛之法叫做租、庸、调。每丁授田百亩，计亩起科，上纳田粮，谓之租，即今之地粮也。每人一丁一年有二十日在官差使，若免了差使，每日折绢三尺，谓之庸，即今之丁银也。每户各随其所出，上纳绫、绢等项，谓之调，即今之门银也。当时粮差只有这三样，再无别项科派，行了百余年。至玄宗之末，法久弊生，版籍已渐坏了，所载田地户口，多非实数。及至肃宗至德年间，兵戈纷扰，用度烦费，各处追征钱粮，催督紧急，当时取办又无一定之法，添设许多钱粮衙门，如盐铁度支、转运等使，都不相统摄，各人任意征科，自立名目，旧管衙门派了一番，添设衙门又派一番，新旧相仍再无休息，非复唐初租庸调之制矣。至是宰相杨炎建议，改为两税之法，先算各州各县每年应该存留费用若干，又算起运上供钱粮该用若干，而后取之于民，量其出之多寡，以为入之轻重。户不分土著、流寓，只查见居何州县，即上册寄籍；人不分成丁、中男，只审其家之贫富以为差等；为行商者，所在州县估其货物，三十分中抽取一分，使与居民一样应役，不得侥倖便利。至于居民赋税，分为秋、夏两季追征，故谓之两税。其租、庸、调旧法，并后来加派杂徭，尽为罢革。天下财赋，都着度支总领，别项添设使职不得专制，其所议如此。德宗以为便民，即于登极改元赦令中，即将此条开载，命各处守臣查核百姓丁产等级，通行此法。繇是两税定赋，遂为历代相沿通制，以迄于今矣。


    原文


    初，安史之乱，数年间，天下户口什亡八九，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中国多故，戎狄每岁犯边，所在宿重兵，仰给县官，所费不赀，皆倚办于晏。晏有精神，多机智，变通有无，曲尽其妙。常以厚值募善走者，置递相望，觇报四方物价，虽远方，不数日皆达使司，食货轻重之权，悉制在掌握，国家获利而天下无甚贱甚贵之忧。


    直解


    县官，指朝廷说。不赀，是无量的意思。觇，是窥视。德宗时，刘晏为转运使，专理财赋。初，安禄山、史思明作乱，数年之间，兵戈扰攘，百姓死亡逃窜不可胜数，天下户口十减其八九，税粮无从出办，又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都自占用，不供给朝廷，所以府库之财，日加耗竭。且中国多事，每有征讨，又戎狄岁岁犯边，各处调重兵屯宿防御，军饷都仰给于朝廷，所费不可限量，凡一应军国之费，都只靠着转运使刘晏一人经理。然刘晏素有精神，能理烦治剧，又多机识，能随机应变，凡天下财货，有无通融都设法区处，曲尽其妙。常谓公私所以不足，只是物价未平，或甚贱甚贵，莫能流通故耳。乃多用工食雇募善走之人，沿途设递相望不绝，使窥探四方物价，星夜传报，虽在远方，不数日都达转运使司。一应粮食货物，如某处多余则官为之疏通，使不至太贱；某处缺少则官为之接济，使不至太贵。一轻一重之权，皆在其掌握之中。自是利归于官，既可以佐国家之用，而物价常平，天下亦无甚贱甚贵之忧，盖公私俱便矣。


    原文


    晏常以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于句捡簿书，出纳钱谷，事虽至细，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牒，不得轻出一言。”常言：“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廉洁，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然惟晏能行之，他人效者终莫逮。其场院要剧之官，必尽一时之选。故晏没之后，掌财赋有声者，多晏之故吏也。


    直解


    句捡，是查理。符牒，即文书。刘晏为转运使时，常以为办集众事，在于得人，故其经理财赋，必选择一般通达敏捷、精力强悍又廉洁勤励的人，方肯委用。至于查理文书、收放钱粮有干系要紧处，事虽至小，必委那读书出身的士人掌管。其左右掾吏只令书写文牒，不许轻出一言，有所干预。所以然者为何？晏常说：“士人所志远大，爱惜名节，一陷赃私贿赂，犯了清议，即沦弃终身，不为时用。他看得名重似利，故多务清修，纵使居财货之地，不肯便去干染。吏胥资革原卑，虽苦行廉洁，也终不得显荣。他看得利重似名，故多有贪污，若使掌管钱粮簿书，定是有弊。所以只用士人，不用吏胥。”然其理财之法，惟晏能行之，他人效之者终莫能及。其船场、巡院要紧繁剧之官，晏俱加意拣择，必尽一时之选，不肯轻授一人。故自晏之后，但是掌管财赋有名的人，多是他旧日属官，其能用人如此。按刘晏用人之法，不止可施于理财，即帝王治天下之道，亦不外此。然士人固多为名，亦繇上人爱重他，故不肯苟且；吏胥固多为利，亦繇上人轻贱他，故无所顾惜。如两汉之时，经术吏治相兼进用，往往有起自刀笔为名臣者。可见人才之用无常，全在上之人所以鼓舞作兴者何如耳。此又用人者所当知也。


    原文


    晏又以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白使司，丰则贵籴，歉则贱粜，或以谷易杂货供官用，及于丰处卖之。知院官始见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须若干蠲免，某月须若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县申请，即奏行之，应民之急，未尝失时，不待其困弊、流亡、饿殍，然后赈之也。繇是民得安其居业，户口蕃息。


    直解


    知院官，是各道掌巡察的官。买谷米叫做籴，卖谷米叫做粜。不稔，是谷不熟。史臣记说刘晏理财，不是敛民以足国，以为财用不足皆户口消耗之故，若户口滋多，则生之者众，赋税自广，何患不足，故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于诸道各设知院之官，使时时巡察州县利病，每旬月，必开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关白使司。如丰处谷米有余则增价而籴，使不积于无用；歉处谷米不足则减价而粜，使不苦于艰食；或歉处多杂货，就将谷米易买之彼中，以供官用；或丰处少杂货，就将所易的于彼处卖之。其有无相济，变通不滞如此。又以民之饥荒，朝夕待哺，若待其申请而后济之，则展转废时，民不沾惠，乃令知院官先时巡察，才见某州某县有凶荒不熟的端绪，便预先酌量分数申报使司，某处须蠲免几何，某处须救助几何，晏即预为经理。至期，不待州县申请，就奏行蠲免救助，应民之急未尝后时，不待其困弊、流亡、饿殍，然后赈恤之也。自是民得安居乐业，无流离死徙之患；户口日益蕃息，比初时增了三分之一，而赋税渐广，国用充足矣。夫自古言利之臣，莫不以聚敛为富国，以蠲助为病国，卒之国与民两受其病。晏独以养民为先，通其有无，时其蠲助，使天下沾实惠，而国亦未尝不足，可谓知理财之要矣。有天下者，慎无剥民以富国哉！


    原文


    晏于扬子置十场造船，每艘给钱千缗。或言：“所用实不及半，虚费太多。”晏曰：“不然，论大计者，固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完矣。若遽与之屑屑较计锱铢，安能久行乎！异日必有患吾所给多而减之者，减半以下犹可也，过此则不能运矣。”其后五十年，有司果减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计费以给之，无复羡余，船益脆薄易坏，漕运遂废矣。晏为人勤力，事无闲剧，必于一日中决之，不使留宿。后来言财利者，皆莫能及之。


    直解


    扬子，即今直隶仪真地方。锱，是八两。铢，是半分。史臣记刘晏为转运使，于江、汴、河、渭各造运船，在扬子地方置十处官场造船，每船一只给与料价钱千缗。或曰：“造船所用实不及五百缗，恐虚费太多。”刘晏说：“不然，费用固当节省，然论大计者不惜小费，人凡举一事，必须为永久之虑，不要只算目前。今创立船场，执事人役众多，必先使他私用宽裕，不至窘急，则所造官物自然坚固完实。若屑屑计较于锱铢之微，使之无所利赖，必不乐就，且弊孔定不能革，徒使官物不得坚好，安能久行乎！后日掌漕运的必有患吾所给太多而减之者，若但减得一半以下犹可支持，若过一半则不能运矣。”刘晏没后五十年，有司果将造船之费减了一半，至懿宗成通年间，有司估价犹以为多，乃计算他造船一只实费多少，照数给与，无复羡余。繇是所造之船越发脆薄易坏，不能行远，而漕运之法遂废，果如刘晏之言也。刘晏为人勤敏强力，掌管天下钱粮，事务丛集，他不论事之优闲繁剧，必于当日决遣，不使留至明日。文移上下绝无停滞，吏胥人等无繇作弊。因他才力过人，万事处置得法，一时国课充足，公私两便，后来言财利者皆不能及也。盖唐时善理财者莫过于刘晏，故史臣记其事独详。至于论大计不惜小费之语，真经国之远猷，万世所不可废也。盖天下之事，要图经久坚完，财必不可省，要图目前节省，事必不能就。世有动大众，兴大役，而以费半功倍，炫一时之功者，而不知其成易坏，则其费愈多，不惟无益而且有损者也。为国者可不察哉！


    原文


    子仪为上将，拥兵，程元振、鱼朝恩谗谤百端，诏书一纸征之，无不即日就道，繇是谗谤不行。尝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于人若干年矣！”李灵曜据汴州作乱，公私物过汴者皆留之，惟子仪物不敢近，遣兵卫送出境。


    直解


    汴州，即今河南开封府地方。史臣记唐自安史之乱，宗社几亡，赖郭子仪克服两京再造唐室。那时大盗虽除，中外多事，子仪身为大将，总统兵马，功烈既高，声势又重，权倖小人如程元振、鱼朝恩等，平素嫌他不来附己，嫉妒他的功业，早晚在天子面前百般谮毁，说他强梁难制，恐为国患，天子心中不能无疑。然子仪忠顺小心，朝廷但有片纸召他无不即日起程，不敢时刻淹缓，与其余将帅拥兵倨傲者不同，繇是天子知子仪纯心为国，无有他念，程元振、鱼朝恩虽终日谗谤，毕竟不听信他。是时藩镇跋扈，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最称强悍，子仪尝遣使至承嗣处，承嗣西望之，指其膝谓使者说：“此膝不屈于人久矣，今日特为令公下拜耳！”又汴宋留后李灵曜，窃据汴州作乱，凡公私财货经繇汴梁过者，都强夺留下，不肯放行，惟有子仪的物货乃不敢近，且遣兵护送出境，以防他盗。盖繇其忠诚之至，无感不通。故上为主所信，而谗间者沮其谋；下为众所归，而强暴者服其德。不徒以其功绩之茂也。


    原文


    校中书令考凡二十四，月入俸钱二万缗，私产不在焉，府库珍货山积。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婿皆为朝廷显官。诸孙数十人，每问安，不能尽辩，颔之而已。仆固怀恩、李怀光、浑瑊辈皆出麾下，虽贵为王公，常颐指役使，趋走于前，家人亦以仆隶视之。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终。其将佐至大官，为名臣者甚众。


    直解


    中书令，是宰相职名。唐时考课之法，一年一考。颔，是点头。口傍为颐。颐指，是以口指使。史臣又记说郭子仪历事三朝，为中书令极品官，凡经二十四考，其久如此。官高禄厚，每月俸钱所入多至二万缗，其田庄房产所入还不在此数内，所以他府库中珍货堆积如山。家中人口多至三千，有八子、七婿，都做朝廷显官。诸孙数十人，每至子仪处问安，人多不能尽辩，只点头而已。当时领兵大将如仆固怀恩、李怀光、浑瑊辈，起初都在子仪麾下为偏裨小校，后来繇子仪任用提拔，各以才能树立功业，皆为节度使、副元帅，封户数百，贵为王公。虽是这等贵盛，子仪还照先日颐指役使，令奔走趋命于前，如仆隶一般。即家人见此三人，亦以寻常仆隶视之，不觉其为王公也。是时子仪忠诚孚于人心，勋业盖乎宇宙，天下之势，悬衡在他一个人身子上，有他则天下安，无他则天下危，如此者将至三十年。唐祚所危而复安不至中绝者，子仪之力也。凡人勇略震主者身危，子仪则功盖天下而主不疑；凡人处高位者多惧，子仪则位极人臣而众不疾。晚年勋爵崇隆，子孙贵盛，其所自奉虽若穷奢极欲，然人亦皆视为宜然，不以为非也。年至八十五，竟以令终。其麾下将佐后来相继立功，至大官为名臣者甚众，不特浑瑊等数人而已。夫自古人臣建大功于国，苟非遇明昌之代，鲜有不蹈危疑之灾者。唐之中叶，肃、代及德，暗陋多忌，一时建功之臣若建宁之与定大计，光弼之荡除巨憝，皆鲜克令终，甚者父子不保，其时可知也。乃子仪忠义天值，一以至诚不二之心，始终不渝，卒至见信猜忌之主，安定国家，完名令终，可为万世人臣之矩范矣。


    原文


    初，上在东宫，闻监察御史陆贽名，及即位，召为翰林学士，数问以得失。时两河用兵久不决，赋役日滋，贽以兵穷民困，恐别生内变，乃上奏，其略曰：“克敌之要，在乎将得其人；驭将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将非其人者，兵虽众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将虽材不为用。”又曰：“将不能使兵，国不能驭将，非止费财玩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灾。”又曰：“无纾目前之虞，或兴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财者，人之心也。其心伤则其本伤，其本伤则枝干颠瘁矣。”


    直解


    两河，是河南、河北地方。德宗初为太子在东宫时，即闻监察御史陆贽的才名。及即位，召为翰林学士，在禁中侍直，常常访问他以朝政得失。那时两河藩镇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连兵拒命，朝廷调各路兵马讨之，相持数年，胜负不决。军饷之费每月至一百余万，赋税差役日日滋多，民间不胜其苦。陆贽见师老财匮，人心不安，恐别生内变，乃上疏陈奏，其大略说：“国家用兵，欲克敌制胜，不在兵之多寡，要紧在将得其人；朝廷驾驭将帅之方，又在操得赏罚之柄，以鼓舞激劝之。将非其人，则调练无法，调度失宜，兵虽多亦不足赖；操失其柄，则赏不当功，罪不当罚，将虽才亦不为用。”又说：“主将若不能驱使兵士，朝廷若不能驾驭将帅，必至旷日持久，不能成功，不但虚费钱粮，养成危乱，且恐法度不行，终为大害。就如火一般，若不收敛戢灭，光焰一起反自焚烧，其灾非小。”又说：“当今事体，不要只益兵讨贼，图解眼前的近忧，还恐或兴起意外的祸患。盖百姓是邦家的根本，必百姓安然后国安。财货是百姓的心，必轻徭薄赋，然后得民心之归向也。若征科太急，剥削太甚，则必伤民之心。民心既伤，则邦本不固，卒有异外之变，必土崩瓦解，不可收拾。譬如树木，其根本既伤，其枝条必皆颠瘁，无复生意矣。然则欲固邦本，岂可不救人心；欲救人心，岂可不轻赋役哉！”按陆贽此言，极为切要。盖将兵之权，繇于将将；足兵之道，本于足民。二者内修外攘之大机也。德宗当强臣跋扈之时，以猜忌待群下，既无御将之权，而横征暴赋，竭泽以渔，又敛万民之怨，卒致播迁之患，非不幸也，可以为永鉴矣。


    原文


    又论关中形势，以为：“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废则危；居重以驭轻，倒持则悖。王畿</a>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隶禁卫，大凡诸府八百余所，而在关中者殆五百焉。举天下不敌关中之半，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承平渐久，武备浸微，虽府卫具存，而卒乘罕习。故禄山窃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资，一举滔天，两京不守。是皆失居重驭轻之权，忘深根固柢之虑。陛下追想及此，岂不为之寒心哉！今朔方、太原之众，远在山东，神策六军之兵，继出关外。关辅之间，征发已甚，宫苑之内，备卫不全。万一将帅之中，有如朱滔、希烈，或负固边垒，诱致豺狼，或窃发郊畿，惊犯城阙，未审陛下复何以备之！陛下倘过听愚计，所遣神策六军李晟等及节将子弟，悉可追还。明敕泾、陇、邠、宁，但令严备封守，仍云更不征发，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罢京师及畿县间架等杂税，则冀已输者弭怨，见处者获宁，人心不摇，邦本自固。”上不能用。


    直解


    陆贽又与德宗论关中形势，说道：“王者虽以尚德为要，然必积蓄威力使人心詟伏，然后恩德可以宣布。若专用恩惠，偏废了威，则纪纲不振，而国势危。王者虽以四海为家，然必自居于重，以驭其轻，使天下之势在己，就如持着刀剑把柄在手，才得宰割方便。若轻重倒持，则必受制于人，而事势逆。夫王者建都所在，乃四方根本，必根本坚固，乃可以控制四方。故天下大势，当使王畿重，四方轻。昔太宗既定大业，于各路设置折冲诸府统率官兵，分属京师禁卫，总计天下诸府共有八百余所，而在关中畿辅之地者乃有五百。举天下之兵不及关中一半，使京畿之势常重，四方之势常轻，其居重驭轻之意明矣。自后承平渐久，武备浸微，虽府卫之名犹存旧制，而兵马缺乏，不复练习。至于玄宗崇尚边功，强兵劲卒尽在北边，于是天下大势偏重在外，京师反轻了，就如倒持刀剑，以把柄递与人的一般。于是安禄山窃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资，一旦举兵叛逆，其势洶涌，恰如洪水滔天，东西两京相继失守。所以致此者，皆因畿辅空虚，禁兵单弱，失居重驭轻之权，忘深根固本之虑。故意外之变起于仓卒，征兵四方急不能救，前事不远可为明鉴。陛下若追思及此，岂不为寒心哉！今拱护京畿止有朔方、太原诸镇，守卫宫阙止有神策六军，自两河用兵以来，先后调遣马燧、李怀光统率朔方、太原之众，远在山东；李晟、哥舒曜统神策六军之兵，继出关外。关辅之间，征发兵粮，搜括太甚；官苑之内，禁军尽出，守卫多缺。腹心之地空虚至此，万一各镇将帅中，有如朱滔、李希烈之辈，生心不轨，或是负固于边垒，诱引蕃夷合谋入寇，或是窃发于郊畿，乘虚作乱，惊犯城阙，那时京畿无出征之师，仓卒又不能入援，不知陛下将何以备之！祸机所伏，真可为寒心也。陛下倘误听臣之愚计，所遣神策六军将士李晟等，并近日节将子弟召遣东征者，尽数取回，以守卫宫阙。明诏泾原、陇右、邠宁三镇只着严备封守，再勿调发，使知各保安居，皆有固志。又降恩诏，将京师及畿内各县近日所添间架等项杂税，尽为停罢，庶乎民之已输纳者可消怨望，兵之未调发者又得宁居。人心不摇，则根本牢固。四方例僭乱从容图之，当渐次可平也。”陆贽此言，于当时事势甚为切当。德宗方锐意用兵，竟不能用。夫居重驭轻之势，在王畿固所当先，而防微虑患之机，在禁地尤为至要。士庶之家，门户堂室犹当严谨，况人主九重之居，而守卫不全，岂不深可虑哉！然当时所谓禁兵，自调征外虽列名尺籍，日给官饷，其实身居市井，自不知兵，虚名而已。以故泾原叛卒，称兵向阙，召禁军无一人至者，而车驾遂出奔矣。使早从陆贽之言，以根本为计，岂至是哉！


    原文


    上与陆贽语及乱故，深自克责。贽曰：“致今日之患，皆群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繇人事。”贽退，上疏，以为：“陛下征师日滋，赋敛日重，内自京邑，外洎边陲，行者有锋刃之忧，居者有诛求之困。是以叛乱继起，怨讟并兴。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谏诤之列，有备卫之司，见危不能竭其诚，临难不能效其死，臣所谓致今日之患，群臣之罪者，岂徒言欤！”


    直解


    洎字，解做及字。怨讟，是怨谤。德宗时，因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反叛，召泾原等道兵马讨之，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统兵至京，其军士亦乘间作反。那时京师禁兵只有空名在籍，召之并无一人至者，德宗仓卒无计，遂出奔奉天以避之。姚令言就迎先任卢龙节度使朱泚为主，据了京师。朱泚日夜围攻奉天，德宗在围城中与陆贽说致乱根繇，引为己过，深自切责。陆贽对说：“今日之患，陛下固当引以自责，然使在位群臣各效其职，其祸必不至此。以臣看来，都是群臣之罪。”德宗又说：“国家治乱亦有定数，先年术士桑道茂预知朕有离宫之厄，说奉天有天子气，今日朕逃难至此，可见天数已定，非尽繇于人事也。”贽退而上疏，说道：“祸福之来，未有不因人事感召者。陛下三年之间，锐意讨贼，两河之役一时并兴，今日征师于泾、陇，明日征师于邠、宁，既无虚日；今日赋商钱僦质，明日税间架、陌钱，又无宁时。所以内自京邑，外及边陲，行军者委身于敌，有锋刃之忧；居家者输财于官，有诛求之困。人心洶淘，衅孽日生，致叛乱之谋相继而起，怨谤之语杂然而兴。当是时，谁不知非常之变近在目前，只陛下不闻耳。夫朝廷设立群臣布列左右，正欲其事事尽言，人人尽职，持其危而扶其颠耳。今陛下大之则有股肱之臣，近之则有耳目之任，居言路则有谏诤之列，任兵戎则有备卫之司，平居高爵重禄，未尝之人，乃至见天下之危，皆闭口不言，谁能先事而竭其诚悃？当大难之冲又袖手无措，谁能临事而致其死力？至使乘舆播越，君辱国危，国家何负于臣，而泄泄若此。臣所谓致今日之患，皆群臣之罪者，信非徒言也。”按当时群臣非惟不能谏，不能死，实导之。其重敛也，以韦都宾、赵赞等；其禁兵不至也，以白志贞等。至欲以百口保朱泚之不反，则卢杞之罪尤有不胜诛者。然以贽之恳疏，而德宗犹不悟，复信杞言以激李怀光之变。唐祚之不振，其君臣皆不得辞其责矣。


    原文


    “臣闻理或生乱，乱或资理者，有以无难而失守，有因多难而兴邦。今生乱失守之事，则既往而不可复追矣；其资理兴邦之业，在陛下克励而谨修之。何忧乎乱人，何畏乎厄运！勤励不息，足致升平，岂止荡涤袄袄当作妖。氛，旋复宫阙而已。”


    直解


    理，是治。妖氛，是邪气，以比当时乱臣。陆贽疏中又说：“治乱之机，每相为倚伏。故有当治平之时，不期于乱，而或以生乱者；有遭危乱之祸，不期于治，而或以资治者；有因国家无难，而反失其守者；有因国家多难，而反以兴邦者。盖太平无事之时，君心怠肆，人事多不能修，故天降之祸，致生乱而失守；艰难多事之时，君心警惕，人事不得不修，故天降之福，致资理而兴邦。其机在人而不在天，此无足疑者。今日之患，正坐生乱失守之弊，其事已往，不可复追矣。其资理兴邦之业，则在陛下惕然自奋，以天命为必可回，以治平为必可复，兢兢业业，克励而谨修之，则转祸为福，捷于影响。寇兵虽炽，寻当伏诛，何忧乎乱人；大运虽危，寻当复泰，何畏乎厄运。且自此而益加勤励，勉勉不息，所以资理者在是，所以兴邦在是，升平之业，致之有余，岂但荡除邪秽，旋复宫室，仅仅守其故常而已哉！此臣所以断然谓天命繇人，而重有望于陛下也。”夫德宗惑于术士之言，方谓人不可胜天，而贽疏中专以克修人事为主，诚不易之论矣。然人君当患难在前，其克修也易；当太平无事，其克修也难。故资理兴邦之业，在中主亦可庶几，而生乱失守之事，虽英君犹或不免焉。此复隍之戒，日中之忧，所以必于丰泰之时也。有制治保邦之责者，尚鉴于斯。


    原文


    李怀光自山东来赴难，数与人言卢杞、赵赞、白志贞之奸佞，且曰：“吾见上，当请诛之。”既解奉天之围，自矜其功，谓上必接以殊礼。或以怀光之言告卢杞，杞惧，言于上曰：“怀光勋业，社稷是赖，贼徒破胆，皆无守心，若使之乘胜取长安，则一举可以灭贼，此破竹之势也。今听其入朝，必当赐宴，留连累月，当作日字。使贼入京城，得从容成备，恐难图矣！”上以为然。诏怀光直引军屯便桥，与李建徽、李晟刻期共取长安。怀光自以数千里竭诚赴难，破朱泚，解重围，而咫尺不得见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为奸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鲁店，留二日乃行。


    直解


    德宗以朱泚之乱，出幸奉天，贼兵攻围经月，城已将陷，那时得朔方节度使李怀光领兵入援，大败贼兵，奉天围解。怀光自山东来赴难时，思量这祸乱之繇，皆因卢杞为宰相，处置乖方，赵赞领度支，赋敛繁重，白志贞掌宿卫，卖放禁军，遂使贼徒倡乱，车驾蒙尘，都是这三人所致。恨其欺君误国，心甚不平，途中常与人说：“这三个是奸佞小人，我这一去若见了天子，必然奏请诛之。”及解奉天之围，自矜其功，指望朝廷召入行在，待以殊礼，却不知已有人将他路上的言语，说与卢杞知道。卢杞大惧，即设一计，奏德宗说：“怀光功业乃社稷所倚赖，贼徒为怀光所败，已惊惧破胆，虽逃入长安，亦皆无固守之心，若使乘胜进取长安，则一举可以灭贼，而神都克复在即矣。今若听其入朝，须当赐宴犒劳，留连累日，使贼入京城，得以从容设备，恐难图矣。”卢杞之言，虽似有理，其实是怕怀光入朝说他罪过，故假此疏远之。德宗不悟其诈，只道他说的是，即诏怀光不必入城朝见，直引军进屯长安城外便桥地方，与各镇节度使李建徽、李晟连兵讨贼，刻期共取长安。怀光自以从数千里外竭忠远来赴难，破了朱泚，解了重围，如此劳苦有功，而离行宫咫尺之近，不得一见天子，心中怏怏不乐，说：“我今已为奸臣所排陷，自此以后必不见信于朝廷，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奉天东南鲁店地方，逗留二日方行，盖已无心为国矣。夫当时奉天之围，真危急存亡之秋，怀光间关破贼，保车驾于围城之中，其功可谓大矣。德宗乃以卢杞之言不使一见，竟至于激反，岂不误哉！然卢杞之奸佞阴险，不独于怀光为然，如忌张镒之忠直，欲出之于边镇，则曰凤翔将校班秩已高，非宰相幸臣不能镇抚；忌颜真卿之德望，欲陷之于贼营，则曰真卿三朝旧臣，名重海内，人所信服。可见小人欲倾陷君子，若直指以为恶，人主未必肯信，必是阳称其美，以行排陷之计，然后听者不觉而堕其计中耳。此人主所当审察也。


    原文


    上问陆贽以当今切务。贽以向日致乱，繇上下之情不通，劝上接下从谏。又曰：“《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损上益下曰益，损下益上曰损。夫天在下而地处上，于位乖矣，而反谓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处下，于义顺矣，而反谓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约己而裕于人，人必悦而奉上矣，岂不谓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岂不谓之损乎！”


    直解


    乾、坤、泰、否、益、损都是《易经》上卦名。德宗在奉天城中，思寇兵难退，贼臣尚据长安，乃召翰林学士陆贽，问当今拨乱反治，何者最为切务。陆贽以祸乱之兴必有繇致，向日致乱，繇上下之情不通，今日之务，莫有切于通上下之情者。因劝德宗接下从谏，凡文武群臣朝见的时候，必特加延接，备询得失。至于上疏建言的皆曲赐嘉纳，惟取其有益于治，虽犯颜逆耳亦不必计也。又奏说：“圣人作《易》别卦取象，皆有深意。乾卦在下，坤卦在上，合而名之曰泰卦。坤卦在下，乾卦在上，合而名之曰否卦。巽卦在上，震卦在下，叫做益卦。其彖辞说，损上益下，民悦无疆。艮卦在上，兑卦在下，叫做损卦。其彖辞说，损下益上，其道上行。夫乾，阳卦，其象为天，为君。坤，阴卦，其象为地，为臣。天在下，地处上，似于尊卑乖错，却反为泰者，盖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则万物化生，就如君臣交而庶政谐和的一般，所以取通泰之义。君在上，臣处下，似于尊卑之义为顺，却反谓之否者，盖上泽不下流，下情不上达，则治道壅隔，就如天地闭而万物不生的一般，所以取否塞之义。损上益下，如何反谓之益，盖上能省约自己用度，轻徭薄赋，使民生家给人足，那百姓每必欢忻感戴，乐出所有以奉君上，这是君民两得其利，安得不谓之益乎？损下益上，如何反谓之损，盖上若蔑视下民，横征暴敛，唯图肆行己志，那百姓每必生怨咨，甚者至于背叛，这是君民两受其害，安得不谓之损乎？夫明于损、益之义，则必散财得民，而君民之情可通矣。明于否、泰之义，则必虚己接下，而君臣之情可通矣。上下之情既通，将使和气充塞，万邦咸谧，何寇盗之足虑哉！”盖德宗天性严忌，以法绳下，不肯虚怀延访，与群臣相亲，故郡邑之志，不达于朝廷，朝廷之情，不通于殿陛，其上下之不交甚矣。又立间架、除陌之法，厚敛小民，聚天下之财，以充琼林、大盈二库，真所谓损下以益上者，是以群臣疑阻，众庶离心，逆贼内讧，强藩外叛，国之不亡者幸耳。否、泰、损、益之机，此非其大验耶！陆贽究祸乱之繇，反复开陈如此，不特一时之急务，诚万世君道之大端也。


    原文


    贽以人君临下，当以诚信为本。谏者虽辞情鄙拙，亦当优容以开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辩，则臣下何敢尽言。又曰：“臣闻仲虺赞扬成汤，不称其无过，而称其改过；吉甫歌诵周宣，不美其无阙，而美其补阙。”又曰：“为下者莫不愿忠，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两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愿达于上，上之情莫不求通于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难达，上恒苦下之难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


    直解


    仲虺，是商汤的臣。吉甫，是周宣王的臣。阙，是过失。陆贽因德宗以推诚待下为悔，又恶谏官彰己之过，恐其猜忌益深，言路益塞，故上疏说道：“人君临御臣下，既赖之为股肱耳目，则当视之为腹心，一以诚信为本，无所猜防，乃是一体之义，正不当以推诚为失而悔之也。至于人君行政少有差失，为臣者分当谏诤，虽其词情鄙俗拙直，亦须曲谅其心，优容嘉纳，以开敢言之路。若是人君怀不信之心，而有拒谏之意，震之以雷霆之威，折之以聪慧之辩，则臣下人人自危，谁敢尽言，以犯不测之怒，后虽欲闻其过失，何可得哉！”又说：“人君所以拒谏者，只是恶人说他的过失。盖不知过失人所必有，亦自不妨，只要知而能改耳。故仲虺作诰以美成汤，曰：‘惟天锡王勇智，改过不吝。’吉甫作诗以诵周宣，曰：‘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夫仲虺不称汤之无过，而称其改过；吉甫不美宣王之无阙，而美其补阙，则过之不必讳亦明矣，而人君又何以拒谏为哉！”又说：“人臣以身许国，莫不愿忠于上，人君以身临民，莫不求至于治，其相须亦甚殷矣。然而下每苦上之不得其理，上每苦下之不尽其忠，这是何故？盖因上下之分，大相隔绝，两情不得相通故也。夫下之情莫不愿达于上，上之情莫不求通于下，其相遇宜甚易矣。然而下恒苦上之难达，上恒苦下之难知，又是何故？盖因上下之间，各有所失，其弊有九，不能尽去故也。”夫君臣本以义合，有了一弊，便为害义而不相合，况九弊不去，如之何能使两情之相通哉！然则为君为臣者，固当各去其弊，而感倡之机，又在人君以诚信为本而已。


    原文


    “所谓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强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谄谀，顾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又曰：“谏者多，表我之能好；谏者直，示我之能贤；谏者之狂诬，明我之能恕；谏者之漏泄，彰我之能从。有一于斯，皆为盛德。”上颇采用其言。


    直解


    愎，是刚狠。愞，是柔怯。陆贽疏中又说：“君臣之情不通，固繇于九弊之不去，然所谓九弊者，上之人有其六，下之人有其三。何谓上之六弊？一是好胜而不肯下于人，二是耻闻过而忌于直谏，三是骋辩给而折人以言，四是眩聪明而虞人以诈，五是厉威严而不能降情以接物，六是恣强愎而不能引咎以受规。这六件是君上的弊。何谓下之三弊？一是谄谀以阿君之好，二是顾望以希君之宠，三是畏愞以避君之威。这三件是臣下的弊。君有此六弊，则日尊于上而不肯顾其下；臣有此三弊，则日卑于下而不敢通于上。堂陛之间，交相疑忌，两情何繇而通，天下何繇而理。然则欲求治者，必通两情，欲通两情，必去九弊而后可也。”又说：“人君纳谏不违，非以彰过，适足增美。故谏者之多，繇我乐谏以来之也，岂不表我之能好；谏者之直，繇我奖谏以励之也，岂不示我之能贤；谏者之不实，至于狂诬，繇我能容之也，岂不明我之能恕；谏者之不密，至于漏泄，繇我能用之也，岂不彰我之能从。四者有一于此，皆为盛德之事，传之天下，载之史册，人君所以继成汤之改过，绍周宣之补阙，而显令名于无穷者，皆自此而得之矣。然则谏亦何亏于圣德，而顾欲讳之哉！”此疏既上，德宗感其言，颇采用之。按陆贽此疏，所以救德宗猜疑之失，而广其纳谏之路者，可谓恳切而著明矣。至所谓两情、九弊、四盛德之说，又可为万世之药石，不独为德宗发也。《易》曰：“上下交而志同。”《书》曰：“后从谏则圣。”自古及今，未有君臣乖疑，言路壅塞，而可以致治者。后世人君能以诚信感人，使臣下得毕志尽言，而无所疑惧，则两情通，九弊去，而盛德之事全矣，何太平之不可致哉！


    原文


    陆贽言于上曰：“今盗遍天下，舆驾播迁，陛下宜痛自引过以感人心。昔成汤以罪己勃兴，楚昭以善言复国。陛下诚能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使书诏无所避忌，臣虽愚陋，可以仰副圣情，庶令反侧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故奉天所下诏书，虽狂将悍卒闻之，无不感激挥涕。上又以中书所撰赦文示贽，贽上言，以为：“动人以言，所感已浅，言又不切，人谁肯怀！又以知过非难，改过为难，言善非难，行善为难。假使赦文至精，止于知过言善，犹愿圣虑，更思所难。”上然之。


    直解


    陆贽在奉天城中，奏德宗说道：“今逆贼充斥遍满天下，车驾流离播迁，未还京邑，存亡安危，在此一举。向时朝廷行政用人，委有过误，所以人心离叛，祸乱遂成。陛下今欲拨乱反治，须是痛自引过，明告天下，以感动人心，方可转移。昔成汤遇七年之旱，祷于桑林，以六事自责，故能表正万邦，式于九围，王业勃然而兴。故虽贤圣之君，亦不以罪己为讳。楚昭王为吴兵所败，国灭出亡，国中父老送之，昭王说：‘父老可都回去，我虽失国，尔辈何患无君。’那父老感其善言，相与从之，遂复宗社。故虽败亡之君，一有善言，亦可以保国。今日之事，不过劳陛下一言而已，何惮而不为乎？陛下果能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使赦书诏令，痛为引咎自责之辞，无所避忌，臣虽愚陋，竭其思虑，亦可以撰拟诏章，仰副圣情，庶使反侧之徒，变其凶顽之心，而归向圣化也。”德宗是其言。后来奉天所下诏书，都是引过罪己，安抚人心的说话，各处藩镇，虽狂悖之将，凶悍之卒，听见诏书中的说话，无不感激流涕，投戈解甲，谢罪归降，而天下遂定矣。盖此时因改元肆赦，以故陆贽预有此请。德宗遂将中书省撰进赦文，与陆贽看，令其参酌详定。陆贽见赦文条款，多循旧套，不能动人，因奏说：“朝廷平日无实惠及人，有事之时，只靠这几句言语动人，其所感已浅矣。若言语又只泛常，无痛切之实，则人亦将以故事视之，谁肯归服。故今所下赦文，不得不过为罪己之辞也。”因将改革事条，开具以进。又说：“凡人有过失，能自家知道不为难，惟是知过而能改方是难事。言语辞令说得好不为难，惟是件件都能行方是难事。假使今日赦文，极其精切，亦止于知过言善而已。犹望圣虑更思其所难，过不止于能知，而期于能改；善不止于能言，而期于能行。庶乎人心可感，而太平可望矣。”德宗亦以为然，是以当时诏书感人如此之深也。按奉天赦文，实出陆贽之手，至今读之，犹能使人感动。况其时强藩梗化，未必有心造逆，或为谗邪所间，或为将校所推，不能自明，激而为变，一旦见人主开诚悔过，其忠义之心，固自有感发兴起者，所以一闻诏令，相率纳款。唐之宗社，几亡而复存者，陆贽之力也。


    原文


    上于行宫庑下贮诸道贡献之物，榜曰琼林、大盈库。陆贽以为战守之功，赏赉未行而遽私别库，则士卒怨望，无复斗志，上疏谏之。上即命去其榜。


    直解


    行宫，是天子驻跸的所在。庑，是两边围廊。榜，是房屋上悬的牌额。德宗在奉天，攻围既解，贡献稍丰，乃于行宫两庑之下别造二库，将各道贡献之物积贮其内，以为私藏，因题其额：一边叫做琼林库，一边叫做大盈库。陆贽以为昨在重围之中，诸将卒外御凶贼，内守孤城，五旬之间，死伤无算，卒赖其力，以收战守之功。今日财货稍余，正宜与士卒同利，乃赏赉未行，遽私别库，恐士卒从此怨望，不复有死斗之志，天下事尚未可知也。乃上疏，言：“天子至尊，不当复崇私货；士卒嗜利，不可使有怨咨。”反复千余言，甚为剀切，德宗始大悟，即令撤去其榜，示以不复私蓄，以安众心。夫人君以四海为家，其所操自有大体，所享自有大利，非惟不当私蓄，亦有不必私者。唐自天宝后，王等岁进额外之钱，积大盈库以供入主燕私，遂使万乘之贵，下同有司之守，亏体诲盗，为鉴不远，正德宗所宜深省也。而又踵行于大难甫夷之日，何其谬哉！然是时犹能听贽谋，其后为裴延龄所惑，至分建六库，以便己私，而贽且以力谏罢矣，岂非其贪鄙之性，可制于忧患，而不可挽于安乐欤！诚万世所当戒也。


    原文


    萧复尝言于上曰：“陛下践阼之初，圣德光被。自用杨炎、卢杞浊乱朝政，以至今日。陛下诚能变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倘使臣依阿苟免，臣实不能！”又尝与卢杞同奏事，杞顺上旨，复正色曰：“卢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谓左右曰：“萧复轻朕！”遂命复充山东西、荆湖等道宣</a>慰、安抚使，实疏之也。


    直解


    德宗在奉天时，以萧复为宰相。萧复为人忠诚正直，不肯阿顺取容，已为德宗所不喜。一日又奏德宗说：“陛下即位之初，圣德昭明，光被海宇，天下想望太平。自从用杨炎、卢杞为相，炎则专以报复恩仇为事，杞又荧惑上听，排陷忠良，浊乱朝政，激成祸变，至今未已，天下皆知是此两人所致。今陛下诚能变更睿志，推诚纳善，图济艰难，臣敢不竭力辅导，以期匡复。若使臣依阿承顺以图苟免，不顾国家利害，则臣实不能也。”又曾与卢杞同在御前奏对，那卢杞所言都窥探德宗意旨，就顺那一边说去，全不管道理何如。萧复见其阿谀，即正色奏说：“卢杞所言，不是正理！”德宗愕然而惊，退朝与左右说：“萧复在朕前面斥卢杞，显是轻朕！”至是乃托言迁幸以来，恐江淮远方传闻过实，欲遣重臣抚慰，乃命萧复以宰相职衔充山南东西、荆南等道宣抚、安慰使，着他巡历江南一带地方，宣布朝廷德意。委任虽重，其实是出之于外，以疏远之也。夫大臣事君，惟匡救为难，若要阿谀顺旨，谁不能为。况上可以结主之欢心，下可以保己之禄位，揆之人情，亦孰不愿。但朝廷设公卿辅弼之臣，君德治道视之以为隆污，宁令阿意从欲，陷主子不义乎？古之大臣，所以忘身徇国，不惜苟免者，正以是耳。德宗乃以为轻君而斥之，忠邪倒置如此，欲求治安，其可得乎！


    原文


    上在道，民有献瓜果者，上欲以散试官授之，访于陆贽。贽上奏，其略曰：“自兵兴以来，财赋不足以供赐，而职官之赏兴焉。青朱杂沓于胥徒，金紫普施于舆皂。当今所病，方在爵轻，设法贵之，犹恐不重，若又自弃，将何劝人！若献瓜果者亦授试官，则彼必相谓曰：‘吾以忘躯命而获官，此以进瓜果而获官，是乃国家以吾之躯命同于瓜果矣。’视人如草木，谁复为用哉！”


    直解


    散试官，是有职衔而不管事的官。青朱、金紫，都是官员服色。胥、徒、舆、皂，都是衙门中役使的人。德宗既解奉天之围，李怀光恃功怨望，又率众作反，先遣其将赵升</a>鸾入奉天约为内应。浑瑊知其谋，急请德宗幸梁州以避之。德宗在路上，有百姓以瓜果献者，德宗感其意，欲以散试官授之，问于陆贽。陆贽上疏，其大略说道：“国家所重者在名器，祖宗时未尝轻以与人。自兵兴以来，财赋缺乏，不足以供赏赐，乃权以官爵酬之，而职官之赏兴焉。其后滥施无度，日甚一日，穿青衣朱者纷杂于胥徒，拖金纡紫者遍及于舆皂，名器之亵，莫甚于此。今日之病正坐爵轻，朝廷设法以贵之，尚恐流弊已久，不能使重，况又自弃其法，将何劝人。且前此所授，犹谓其有死战之功也然且不可，今若献瓜果者亦以此授之，则彼有功者必相谓曰：‘我辈竭力排难，忘了躯命，仅得此官，他只进些瓜果也得此官，是国家以我辈躯命止值一瓜果矣。’视人如草木，后虽欲用人，谁肯复为用哉！此臣所以断谓其不可也。”按古之官人者，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自一命以上，非其人则不轻授，其重如此，士犹有轻之而不乐就者。后世或以入粟拜官，或以有功代赏，或以恩泽累赐，市井小夫，朝游里巷，而夕被章服，是朝廷先自轻之，欲人知所重而乐为用也，不亦难乎！陆贽此言，可谓切中时弊，诚万世人君所当省也。


    原文


    陆贽在翰林，为上所亲信，居艰难中，虽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与贽谋之，故当时谓之“内相”。然贽数直谏，忤上意，卢杞虽贬官，上心庇之。贽极言杞奸邪致乱，上虽貌从，心颇不悦，故刘从一、姜公辅皆自下僚登用，贽恩遇虽隆，未得为相。


    直解


    史臣记陆贽为翰林学士，日侍左右，为德宗所亲信。德宗在艰难危急之中，全仗陆贽谋划，虽有刘从一等为宰相，及遇军国大小事务，德宗必与陆贽商议。盖当时中书、门下两省，有宰相佐理万机，而陆贽以学士入直禁中，参预密勿，其任与宰相等，故当时称之为“内相”。虽是这等信用，然陆贽以道事君，不肯阿谀，遇事有不可，每每直言匡谏，致忤上意。卢杞为宰相专事容悦，为主上所喜，后虽因李怀光上表迫胁，不得已贬其官，然德宗心里还庇护他。陆贽极言卢杞奸邪不忠，酿成祸乱，德宗外面虽勉强依从，心颇不悦，道他说得不是。故刘从一以吏部郎中，姜公辅以翰林学士，皆自下僚登用为宰相，陆贽恩眷礼遇虽隆于二人，而未得为相，以其直谏忤旨故也。夫德宗在艰难之中，事事倚仗陆贽，非不知其忠，但以其直言违拂而惮之，遂忘其忠。见中外人心淘淘，皆为卢杞乱政，亦岂不知其佞，但以其甘言承顺而悦之，遂不觉其佞耳。可见任贤勿二，去邪勿疑，信非圣人不能也。要之直臣之事君，譬如药石，一时虽觉苦口，终赖之以保身；佞臣之事君，譬如美味，一时虽觉爽口，终因之以致病。所以古之帝王舍己从人，虚心任下，不拒逆耳之言，不罪拂意之谏，正为此耳。若德宗者，真可为明戒也。


    原文


    李晟家百口及神策军士家属皆在长安，朱泚善遇之。军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亲近以家书遗晟，曰：“公家无恙。”晟怒曰：“尔敢为贼为间！”立斩之。军士未授春衣，盛夏犹衣裘褐，终无叛志。浑瑊帅诸军屯奉天，与李晟东西相应，以逼长安。


    直解


    这一段是记李晟为国排难，不顾其家的说话。初，朱泚既据长安，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晟闻车驾播越，急引神策军从河北入援奉天。那时晟家属百口及神策军士家属都在长安城中，朱泚欲以计诱之，乃以金帛存恤其家，待之甚厚。然晟一心为国，绝不以家为念，军中有言及家者，晟即涕泣而告之说：“我辈受朝廷厚恩，就使国家无事，犹当公而忘私，今天子在何处，尚敢言其家乎！”泚尝使晟吏王无忌婿持家书诣晟营，谓晟说：“公家俱平安无事。”晟大怒说：“今万乘蒙尘，我为臣子恨不能一举灭贼，以雪国愤，敢顾其家，汝乃与贼为反间乎！”立命军中斩之。是时军势孤危，钱粮欠缺，军士未得春衣，盛夏犹披裘褐。晟能与下同苦，以忠义感发其心，所以士皆奋激，终无叛志。晟既矢心破贼，屯军东渭桥，而浑瑊又帅诸军西屯奉天，两军为掎角，东西相应，以逼长安，于是军威稍振，始有恢复京师之望矣。按是时，朱泚、李怀光连兵，声势甚盛，车驾再迁，人情扰扰。晟以孤军处二强寇之间，内无资粮，外无救援，而人心益奋，气不少衰，卒成恢复之业者，徒以一念忠义有以激之也。向使晟有一毫私家之念，人谁不解体乎！若晟者可以为纯臣矣。


    原文


    上欲为唐安公主造塔，厚葬之，姜公辅表谏。上使谓陆贽曰：“唐安造塔，其费甚微，非宰相所宜论。公辅正欲指朕过失，自求名耳。相负如此，当如何处之？”贽上奏，以为：“公辅任居宰相，遇事论谏，不当罪之。”上意犹怒，罢公辅为左庶子。


    直解


    德宗南幸梁州，长女唐安公主病没，德宗欲造塔厚葬之。宰相姜公辅以车驾蒙尘，兵食不给，乃糜费钱粮以事无用，因上表论谏。德宗怒其忤旨，遣使问陆贽说：“唐安造塔，其费不多，似无关系，非宰相所宜论谏。公辅乃上表陈奏，岂真为国家惜费，不过欲指朕之过失，显得他直言无隐，以自求名耳。朕拔擢公辅，倚为腹心，乃负恩如此，必不可容。卿谓当如何处置？”德宗此意，盖欲加之以罪也。陆贽乃上奏，以为：“公辅任居宰相，凡国家政事，不论大小，都是他的责任。所以遇事论谏，不敢曲隐，似宜优容，不当深罪也。”德宗闻此言，虽勉强曲从，而怒犹未解，竟罢公辅为左庶子。夫宰相辅佐人主，以绳愆纾谬为职，只当论理之是非，不当计事之大小。况造塔之役，一则崇尚异端，违圣王之典训；一则虚费财力，竭百姓之脂膏。真所谓作无益以害有益者。其事虽微，而关系则甚大，为公辅者岂得无言。德宗不能嘉纳，乃以指过求名恨之。夫人臣事君，惟恐不能将顺其美，岂忍指君之过以求名？惟是暗惑之主，讳其过行，故深忌而不欲闻耳。公辅之守正不阿、陆贽之惓惓开导，皆可以为后世法。


    原文


    贽上奏，其略曰：“以一人之听览而欲穷宇宙之变态，以一人之防虑而欲胜亿兆之奸欺，役智弥精，失道弥远。项籍纳秦降卒二十万，虑其怀诈复叛，一举而尽坑之，其于防虑，亦已甚矣。汉高豁达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纳用不疑，其于备虑，可谓疏矣。然而项氏以灭，刘氏以昌，蓄疑之与推诚，其效固不同也。秦皇严肃雄猜，而荆轲奋其阴计；光武宽容博厚，而马援输其款诚。岂不以虚怀待人，人亦思附；任数御物，物终不亲。”


    直解


    陆贽见德宗欲追寻贼党，防虑太深，故因其问及，上疏谏之。其大略说：“今车驾蒙尘，人心未定，凡有涉险远来者，正宜开诚优纳，不复猜疑，方是君人之道。若欲以一人之聪明而穷宇宙间之变态，以一人之防范而胜亿兆人之奸欺，则其势必不可穷，其力必不可胜。用智愈精，失道愈大，甚非所以收拾人心也。臣请以往事喻之：昔楚霸王项籍与汉高祖共起兵灭秦，项籍是个多疑的人，未到关中纳了秦卒二十万，恐其怀诈复叛，乃于新安城南一举而尽坑之，其防患如此之密。汉高祖是个明爽远量的人，凡天下士来归者，皆纳用之而不疑，其备虑如此之疏。然而项籍卒败于乌江，汉高祖卒代秦而有天下，这是何故？盖项氏蓄疑而不能任人，人亦以疑应之，安得不灭；高祖推诚而善任人，人亦以诚应之，安得不昌，其效自不同也。又有秦始皇为人严肃雄猜，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宜人之不敢犯矣。然燕太子使荆轲假说献燕图籍，直到秦庭行刺，秦皇几不能免。汉光武为人宽容博厚，无所猜防，宜人之易欺矣。然隗嚣使马援来谒光武，觇其动静，援见光武度量恢弘，即知帝王有真，倾心献其诚款。若此者，岂不以光武开虚心以待人，故人皆愿为依附，秦皇任术数以御物，故物终不敢相亲，亦自然之效也。夫观高祖、光武之所以兴，秦皇、项籍之所以亡，则陛下今日惟当推诚虚纳以收人心，何可过为防虑，蹈秦项之覆辙哉！”按陆贽此言，非特救德宗之失，实万世人君之要道也。盖四海至广，人君以一身临之，非宽弘不能容物，非诚实不能感人。况虚怀者亦未尝不察天下之隐，推诚者亦未尝不烛天下之奸，正不必屑屑猜防，而后可以得天下之情伪也。古之帝王所以范围一世者，皆不出此，不独汉高、光武为然。君天下者可以知所务矣。


    原文


    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轻待人臣之心；思周万机，有独驭区寓之意；谋吞众略，有过慎之防；明照群情，有先事之察；严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规；威制四方，有以力胜残之志。繇是才能者怨于不任，忠荩者忧于见疑，著勋业者惧于不容，怀反侧者迫于及讨，驯致离叛，构成祸灾。愿陛下以覆车之辙为戒，宗社无疆之休。”


    直解


    区寓，犹言海宇。陆贽又奏说：“蓄疑、推诚之效，往古既有明鉴矣。若乃陛下以至圣之德，固宜坐致太平，而乱犹未弭，化犹未洽者，盖亦有故焉。良以陛下睿智首出于庶物，便以为人莫己若，而有轻待人臣之心；思虑周及于万机，便以为无恃于人，而有独御海宇之意；谋可以兼包众略，往往虑及于意外，而有过慎之防；明可以照烛群情，往往视及于未形，而有先事之察；以严厉绳束群臣，即谓任刑可以致治，而不思尚德；以威武制服四方，即谓用力可以胜残，而不肯施惠</a>。繇是有才能者以上之不任而怨心生，怀忠荩者以上之见疑而忧心生，建功业而震主者即恐其不容，怀反侧而狐疑者又迫于见讨，上下相疑，衅端日长，以致中外离叛，构成祸灾，原其所以，皆一念猜忌之心为之也。陛下若能追咎以往之失，开诚布惠，以消群疑，譬如前面的车已覆了，后面的车不复蹈其辙迹。如此，则人心回向，而大难可平，实宗社无疆之休也。”盖德宗以聪察太过，致失人心，故陆贽以此为言。


    原文


    上谓陆贽曰：“浑瑊、李晟诸军当议规划，令其进取。”贽以为：“贤君选将，委任责成，故能有功。”乃上奏，其略曰：“锋镝交于原野，而决策于九重之中，机会变于斯须，而定计于千里之外，用舍相碍，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机，下无死绥之志。”又曰：“君上之权，特异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直解


    掣肘是牵挽其手臂，不得自如的意思。绥是战车上所执的索。死绥，是死战而不退的意思。德宗以浑瑊、李晟统领重兵将向长安，乃与陆贽说：“浑瑊、李晟两人统兵在外，若不设个方略与他，恐一时进止难定。今当议其规划，遣使宣谕，着他遵奉行事，庶免临期有误。”贽以为：“国之安危，系于一将，惟恐不得其人。既得其人，便当委任责成，方可成功。若一一从中制之，则将权轻而不得展布，责其成功难矣。”乃上奏，其大略说：“兵势无常，不可遥度，惟在为将者，因时制宜，临敌决胜而已。今锋镝之变，远在原野，而欲决策于九重之中；机会之乘，变在顷刻，而欲定计于千里之外。则一用一舍，动相阻碍，或否或臧，皆蹈凶危。且上挠下柄有掣肘难运之机，则下苦中制，无效死勿去之志，败军之祸，往往坐此，关系非细故也。”又说：“君上之权，与臣下迥别。臣下为人所用，君上主于用人，惟推诚任下、不好自用者，人乃乐为我用。若阃外之事，屑屑焉欲以一身专之，则不惟事多窒碍，亦失君上之权，恐非所以奔走天下之士也。夫自古国家用兵，未有大将受制于内而能立功于外者。所以古之贤君专务择将，既得其人则假以便宜，重其事权，曰阃以外将军制之，是以人乐为用而功易成。后世文网日密，议论日多，使手足不得展布，何以责其成功？汉时冯唐谓文帝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亦是此意。”陆贽之言，将将者所宜深察也。


    原文


    庚寅，李晟大陈兵，谕以收复京城，遂引兵至通化门外。泚兵大至，晟纵兵击之，贼败走。再战，又破之。贼众大溃，姚令言帅余众西走，晟屯于含元殿前，令诸军曰：“晟赖将士之力，克清宫掖，长安士庶，久陷贼庭，若小有震惊，非吊民伐罪之意。”晟大将高明曜取贼妓，尚可孤军士擅取贼马，晟皆斩之，军中股慄。公私安堵，秋毫无犯。六月，晟遣掌书记于公异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肃清宫禁，祗谒寝园，钟虡不移，庙貌如故。”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为社稷，非为朕也。”


    直解


    通化门，是长安城门。股慄，是战惧之状。安堵，是安静不扰的意思。掌书记，是节度使幕下掌文书的官。露布，是报捷的表文，不用实封，露布于外，要使人都看见。虡，是悬钟的架。兴元元年，以李晟为副元帅进讨朱泚，屯兵长安城外。至五月庚寅日，李晟大陈兵马，传布号令要刻日收复京城，遂调集各路官军，进至通化门外。朱泚之兵前来迎敌，李晟纵兵击之，贼遂败走，官兵乘胜追至光泰门，与之再战，又大破之，贼众大溃。朱泚与其将姚令言帅率败残之兵，出长安西走。李晟遂屯兵于含元殿前，因传令诸军说：“晟赖众将士之力，收复京城，扫清宫掖，想这长安士庶久陷贼庭，幸得复圣朝，人人有乐生之望，若官军不知敛戢，稍有震惊，便非朝廷吊民伐罪之意。”李晟以此戒谕将士，使之遵守。适其部下大将高明曜取贼兵中妓女，商州节度使尚可孤军士擅取贼马，李晟便都拿来斩首示众。于是军中畏其威令，莫不战慄。官府民居安堵如故，秋毫无犯。远坊居民有经一宿方知官军入城者，其纪律严正如此。六月中，李晟命掌书记官于公异作露布表文，报捷于行在，中间叙说：“臣已扫荡贼氛，肃清宫禁，敬谒祖宗陵寝，宗庙之中钟虡不移，列圣庙貌犹如旧日。”这几句话是铺张恢复之功，以慰安朝廷的意思。德宗正在梁州，见了这露布，且喜且悲，因泣下说：“天生李晟，乃是为再造我唐家社稷，非为朕也。”繇是德宗驾还长安，天下遂定也。按德宗初以朱泚之乱幸奉天，继以怀光之叛幸梁、洋，山东河北群盗纵横，车驾间关险阻，命令不通，国之不亡者如线耳。一旦剪灭逆寇，克复神京，李晟之功可谓大矣。德宗徒知奖赏之于有事之时，而不能保全之于无事之日，卒之罹谗畏咎，几于不免，岂劝劳作忠之道哉！


    原文


    时连年旱、蝗，度支资粮匮竭，言事者多请赦李怀光。李晟上言：“赦李怀光有五不可。”马燧自行营入朝，奏称：“怀光凶逆尤甚，赦之无以令天下，愿更得一月粮，必为陛下平之。”上许之。八月，燧帅诸军至河西，河中军士自相惊乱，怀光不知所为，乃缢而死。燧自辞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


    直解


    河西，即今陕西朝邑县。河中，是李怀光屯兵的地方，即今山西蒲州。德宗虽已克复长安，而李怀光反于河西，尚须征讨。那时连年旱、蝗，财赋无所出，度支钱粮缺乏，不足以供军需。于是言事者多请下诏赦李怀光，许其自新，庶可息兵省费。李晟上疏，言：“怀光罪恶滔天，法所必讨，且赦之有五不可：一、恐乘我不备，忽惊同州；二、恐赦怀光必以晋、绛等地还之，令浑瑊无所往；三、恐起吐蕃诸夷窥觎之心；四、恐朔方将士应叙奉天旧功，赏不满望；五、恐罢诸道兵赏典不行，又生怨讟。”疏中究极利害，言之甚详。会河东行营副元帅马燧亦自太原入京，并面奏：“怀光凶逆尤甚，此而可赦，则威灵益屈，何以令天下。且其势已垂亡，臣愿更得一月粮，必为陛下平之，不足虑也。”德宗乃许之。八月，燧帅诸军至河西县。是时河中饥荒，又大将杀戮殆尽，军无统纪，一见燧军至，即自相惊乱，望风而降。怀光计无所出，乃自缢而死。河中于是悉平。自燧辞朝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果不出一月之外也。按德宗奉天之围赖怀光而解，不为无功。使是时待之以恩礼，御之有道，则不惟保全功臣，亦岂贻忧宗社。奈何惑于卢杞之奸，使其咫尺不得见天子，而怨望日深，嫌疑日积，所以酿成叛逆之谋，有自来矣。至此虽幸荡平，而天下已受其毒。小人之害人国家，可畏也哉！


    原文


    乃上奏，其略曰：“福不可以屡徼，幸不可以常觊，臣姑以生祸为忧，未敢以获福为贺。”又曰：“曩讨之而愈叛，今释之而毕来。曩以百万之师而力殚，今以咫尺之诏而化洽。是则圣主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上乃诏：“诸道与淮西连接者，宜各守封疆，非彼侵轶，不须进讨。李希烈若降，当待以不死，自余将士百姓，一无所问。”


    直解


    徼，是求。觊，是望。淮西，即今河南汝宁府地方。轶，是冲突的意思。贞元元年，李怀光既平，那时还有贼臣李希烈占据淮西，未归王化。陆贽恐有希旨生事之人，请乘胜讨之者，将使各镇自疑，激成他变，乃上疏论奏。其大略说：“方今朱泚、怀光相继诛灭，中外人心孰不称贺，殊不知战胜乃社稷大福，只可偶一得之，不可屡屡徼求。用兵本有大幸，只是适然而遇，不可常常觊望。若繇此不已，别生事端，使蓄疑负罪之人，不信朝廷诏令，兵连祸结，其害方深。臣且以生祸为忧，未敢以获福为贺。”又说：“往时河、朔、青、齐同谋拒命，朝廷曾征讨数年，愈不能屈。及降奉天赦文，一释其罪，即皆去其伪号，纳款归降。往时以百万之兵，力尽而不能服，今日以咫尺之诏，化行而不敢外，可见圣王之敷布治道，怀服暴人，唯当以德为先，而不当以兵为尚，明矣。今大难既平，正群凶观望之时，只当乘此施惠以安其心。彼淮西穷寇，可不讨而定矣，何用纷纷多事为哉！”此奏既上，德宗即从其言，乃诏诸道节度使与淮西地方境界连接者，都只各守封疆，彼如不敢侵犯，不须进讨。李希烈若能悔罪求降，朝廷当以不死待之，其部将士百姓并系胁从，皆当一体赦宥，无所追问。德宗能用陆贽之言，果然各镇藩臣安心向化，李希烈孤立无与，兵势日蹙，遂为其部下所杀，而淮西亦平矣。大抵人君治天下，有威有惠。当王纲委靡，所以整肃之者，利用威；及国势强盛，所以绥怀之者，利用惠。如天道春生秋杀，各随其时，相济而非相戾也。陆贽之言，可谓深识时务者也。


    原文


    关中仓廪竭，禁军或自脱巾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上忧之甚，会韩滉运米三万斛至陕，李泌即奏之。上喜，遽至东宫，谓太子曰：“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时禁中不酿，命于坊市取酒为乐。又遣中使谕神策六军，军士皆呼万岁。时比岁饥馑，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麦始熟，市有醉人，当时以为嘉瑞。人乍饱食，死者复五之一，数月，人肤色乃复故。


    直解


    唐都关中，其军饷皆仰给东南之粟。德宗当兵荒之后，漕运不继，仓廪匮竭，禁军不得粮食，或自脱去巾帽，呼叫于道路说：“朝廷拘佥我每于军中，而不给粮食，恰似犯罪的人一般。”其势几欲为乱，德宗闻之，甚为忧惧。适江淮转运使韩滉运米三万斛至陕，李泌急奏知德宗，以宽其忧。德宗乃大喜，即亲至东宫与太子说：“韩滉已运米至陕，军士得粮，可无他变，吾父子今日才得生矣。”时禁中乏米，不曾造酒，乃取坊市上酒入宫中，饮之为乐。又遣中使传谕神策六军，使知米至，以安其心。军士亦大喜，皆呼万岁。先是连年饥馑，兵民饥饿日久，无不瘦黑者，至是麦始熟，稍可充饥，市中间有醉酒的人，当时便比之为祥瑞，盖叹其希有而幸其仅见也。然人久馁之余，乍得饱食反为所伤，死者复五分之一。至数月后，人肌肤颜色才得复旧，盖当时疲弊之状如此。记曰：“国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德宗之时，其窘乏至朝不及夕，观其父子相慰之言，其情亦可悲矣。而天下以醉人为祥瑞，则闾阎困穷之状，又可想见，亦安在其为国乎！后世人君于仓廪盈溢之时，常念军无储饷，于宫闱宴乐之际，常思市无醉人，则所以约己裕民者，自不容己，国何患其不足哉！


    原文


    以李泌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泌与李晟、马燧、柳浑俱入见，上谓泌曰：“自今凡军旅粮储事，卿主之；吏、礼委延赏；刑法委浑。”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职不可分也，非如给事则有吏过、兵过，舍人则有六押。至于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适失辞，卿言是也。”


    直解


    吏过、兵过、六押，是各官职掌的事务，唐时吏部兵部拟选文武官员，皆过门下省审驳，用给事中二员分管，叫做吏过、兵过。中书省又有舍人六员，佐宰相判案，分押六曹之事，叫做六押。贞元三年中，以陕虢观察使李泌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此时功臣李晟为中书令，马燧为侍中，又有张延赏、柳浑同平章事，都是一时宰相。德宗欲以宰相分判六曹，一日，李泌与李晟、马燧、柳浑俱入朝见，德宗谓李泌说：“自今以后，凡军旅粮储之事，卿宜专管，吏、礼二部事务委张延赏专管，刑名法律委柳浑专管，庶各有分职，得以尽心料理，不至异同。”李泌对说：“不可。陛下不以臣为不才，使之待罪宰相。宰相之职不可分也，不比门下省给事中则有吏过、兵过，以分掌文武之选；中书舍人则有六押，以分掌六曹之事。至于宰相，辅佐人主责任重大，天下事务无大无小都要同心商量，共成化理，若各有专管乃是有司之职，非宰相之体也。”李泌此言甚知大体，德宗亦悟，乃笑说：“朕适才失言，卿言是也。”于是宰相分判六曹之举，遂不果行矣。考之周官，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六卿。故汉文帝问钱谷决狱之数，陈平以为各有主者。乃论宰相之职，在上佐天子理阴阳，外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职。李泌之言，盖出于此。可见人主之职在于任宰相，宰相之职在于任庶官，庶官皆得其人，则政事无不理，而相道得矣。为君相者皆不可不知。


    原文


    上复问泌以复府兵之法。泌请：“铸农器，给牛、种，分赐缘边军镇，募戍卒，耕荒田而种之。关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因屯田致富，则安于其土，不复思归。旧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将满，下令有愿留者，即以所开田为永业。家人愿来者，本贯给长牒续食而遣之。不过数番，则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变关中之疲弊为富强也。”上喜曰：“如此，天下无复事矣。”


    直解


    长牒，是官文书，即今之长单。续食，是路上的口粮。土著，是土居的人。唐初府兵之制，兵皆土著，无事则散耕于野，更番上京，以备宿卫；有事征发，则命一卫将统之以行，事毕则各散归农。将不得握兵，而士不失常业，其法本善。但其徭役日烦，剥削日甚，以此府兵渐弱，多至逃亡。开元间，张说乃请募壮士充宿卫，号为骑。及李林甫又奏诸军皆募人为之，于是府兵之法荡然无存，下陵上替之患实坐此矣。德宗曾与李泌论及府兵，慨然有修复之志，至此，复问泌以复之之法。泌以为欲复府兵，必须土著，欲存土著，必须屯田。乃请：“多铸农器，并给耕牛、谷种，分赐沿边军镇，召募戍卒，开垦荒田而种之。夫关中土厚易生，又久荒之余地力未竭，诚及时屯种则收获必多，立可致富。戍卒因屯田而致富，则安于其土，不复有归志矣。旧制，戍卒三年一更代，今宜及其满时，下令有愿留者，即以所开田与为永业，其宗族有愿来者，又令原籍官司给长单，所过郡县给口粮以至戍所。夫有田以为常业，有宗族以为依附，则皆视戍所为乐土，谁肯去之，不过数番，戍卒皆土著矣。既为土著，则人有固志，法可举行，然后效国初之制，一一以府兵之法治之，是使关中之疲弊一变而为富强也。欲复府兵，舍此岂有他法哉！”德宗乃喜曰：“天下只因废了府兵，所以至今多事。果如卿言，则国无养兵之费，将无握兵之虞，而关中又得居重之意，天下无复事矣。”按唐制，惟府兵为近古，盖太宗亲定天下精思熟计而制之，后虽不能无弊，只宜酌量时势补其偏而救其失，奈何举其法而尽废之，使市人纳贿充数，不能受甲，甚且召之不至，而祸乱从此炽矣。德宗虽喜泌言，而终不能复，亦其积习之势然也。后世欲为守成之令主，则无务为一切目前之功，而轻变祖宗之法哉！


    原文


    十二月庚戌，上畋于新虚，当作店字。入民赵光奇家，问：“百姓乐乎？”对曰：“不乐。”上曰：“今岁颇稔，何为不乐？”对曰：“诏令不信，前云两税之外悉无他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后又云和籴，而实强取之，曾不识一钱。始云所籴粟麦纳于道次，今则遣致京西行营，动数百里，车摧牛毙，破产不能支。愁苦如此，何乐之有！每有诏书优恤，徒空文耳！恐圣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复其家。


    直解


    贞元三年十二月庚戌日，德宗偶出畋猎，至长安城外新店地方，至百姓赵光奇家内，问光奇说：“如今百姓每安乐不安乐？”光奇对说：“不乐。”德宗说：“今年各处丰稔，想民间衣食不乏，何为不乐？”光奇对说：“闾阎之间，赋役轻省，百姓才得乐生。今朝廷诏令不信于民，差赋繁重，百姓如何得安乐！且如前日诏书中一款说，自秋夏两税之外，再无别项差徭，今非两税正额，而分外诛求者比之两税其数反多。又一款说，今年丰收，令各处行和籴之法，收买民间粟麦，及至和籴时被官吏人等作弊，只是强取于民，不曾有一文钱到手。起初说，所籴粟麦都只随便纳于沿途仓次，今又着自备车牛解送京西行营，动辄数百里，车摧牛毙，将产业破尽不能支持，愁苦无聊至于如此，纵稍有收成，亦不得实用，何乐之有！每次降下诏书，开载优恤条件，有司全不奉行，不过成一空文而已，百姓何繇得沾实惠！恐圣主深居九重之中，此等情弊皆不得知之也。”德宗闻光奇之言，为之感动，命将光奇本家徭役尽为除免，以示体恤之意。按光奇之言，说尽民间疾苦，自古人主苟知百姓穷苦未有不念者。惟是苛刻有司不肯仰体德意，将朝廷诏令视为虚文，故有名为蠲免，而实照旧征收，名为赈贷而实不见一钱者。所以君忧劳于上，而民不怀，民愁怨于下，而上不知，以至人心离叛，法令不行，而土崩瓦解之势成矣。愿治之主，于此宜留意焉。


    原文


    四年，上从容与泌论即位以来宰相，曰：“卢杞忠清强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觉其然。”泌曰：“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独不觉其奸邪，此乃杞之所以为奸邪也。倘陛下觉之，岂有建中之乱乎！”上曰：“建中之乱，术士豫请城奉天，此盖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盖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则礼乐刑政皆无所用矣。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


    直解


    贞元四年，李泌自陈衰老，请更除一宰相，协理机务。德宗难其人，未行简命，因从容与泌评论即位以来所用的宰相，说：“卢杞为人，本是忠清强介之士，人却说他奸邪，以朕观之，但见其才行可用，殊不觉其奸邪，卿以为何如？”泌对说：“人臣之奸邪使人主得而觉之，其奸犹未甚也。今天下皆言杞奸邪，而陛下独不觉其然，这是他才足以饰诈，智足以欺人，以致于误国殃民，而陛下不觉其为奸。倘陛下觉之，则必更置贤相，思患预防，岂有建中年间播越奉天之乱乎？”德宗说：“建中之乱，三年前术士桑道茂预知朕有离宫之厄，说奉天有天子气，请建城以备之，此盖天命已定，非杞所能致也。”泌对说：“天命二字，在他人皆可言之，独人君与宰相不可言。盖人君主治于上，宰相辅治于下，操纵阖辟，惟其所为威福予夺，皆自上出，是乃所以造天下之命者也。若凡事只委之于天命，则凡礼乐刑政之属，出于人所经划以为治天下之具者，一切可以不用矣，岂有是理哉！昔纣为不道，其臣祖伊告以民心弃绝之故，纣曰：‘民虽欲亡我，我之生独不有命在天乎！’卒不听，竟以此亡其国，可见人君必不可言命。陛下正宜以此为戒，不可复蹈亡国之辙也。”按建中之乱，三尺童子皆知卢杞致之，而德宗竟不悟。至于事定之后犹委之于天命，非独德宗之昏迷甚也，亦繇杞之有邪，其才辨足以惑人主之听闻，其弥缝足以蔽人主之观视，居之似忠清，行之似强介，使人主一堕其术中，即终其身而不觉，此其所以可恨也。然则亲贤讲学，虚心观理以培养其鉴别之原者，岂非明主之要务哉！


    原文


    八年三月，以尚书左丞赵憬、兵部侍郎陆贽并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贽请令台省长官各举其属。未几，或言于上曰：“诸司所举皆有情故，或受货赂，不得实才。”上密谕贽：“自今除改，卿宜自择，勿任诸司。”贽上奏，其略曰：“今之宰相则往日台省长官，今日台省长官乃将来之宰相，但是职名暂异，固非行举顿殊。岂有为长官之时则不能举一二属吏，居宰相之位则可择千百具僚。物议悠悠，其惑斯甚。”


    直解


    台省长官，即今部院之长。贞元八年四月，以尚书左丞赵憬、兵部侍郎陆贽并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贽建议，以人才众多，恐所知有限，请令台省长官各择属官贤能者举荐于朝，以待擢用，德宗已允其请。未几，有人言于德宗说：“诸司长官所举属吏，皆有情出，或受其货贿而荐之，往往不得真才。”德宗因密谕陆贽说：“自今除改官员，卿宜自加选择，不必委任诸司。”陆贽上奏，其大略说：“本朝以台省长官简拜宰相。今日之宰相，原是往日台省长官；今日台省长官，乃是将来之宰相。但是职名暂异，固非所行所举顿有不同。岂有为长官之时，不能知一二属吏之贤否而举用之，及至居宰臣之位，即能尽知千百具僚之贤否而选择之乎！今乃以诸司所举皆为不称，而欲专任宰相，则进言者之过也。物议悠悠，各生异见，其惑乱人心愈甚矣，可不察哉！”按陆贽之言，虽出于至公，然宰相职在用人，若非专任，则有不得行其职者。故必以考课之务，责之铨曹；以举荐之方，责之僚长。而为相者，虚心以察之，秉公以用之，则庶几各尽其职，而人才未有不得，天下未有不理者矣。用人者其知之。


    原文


    十年，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无大小必自选而用之。宰相进拟，少所称可。及群臣有一谴责，终身不复收用。陆贽上奏谏，其略曰：“以一言称惬为能而不核虚实，以一事违忤为咎而不考忠邪，是以职司之内无成功，君臣之际无定分。”上不听。


    直解


    史臣记德宗为人性多猜疑忌刻，惟恐臣下欺之，不肯倾心委任。凡官员迁除，不问大小，必自择其当意者而用之。宰相有所推举，少有称意许可者。至于群臣稍有过失，一被贬黜，则终身不复收用。以此人才淹滞，上下交疑。陆贽乃上奏谏之，其大略说：“人主进用一人，当论其平生，而不可取其一言之偶合；黜远一人，当谅其心术，而不宜责其一事之偶差。今一言称旨便以为能而任用之，曾不核其虚实；一事违忤便以为咎而摈弃之，曾不考其忠邪。则彼见用者，付任必至于逾涯，而职司之鳏旷日多，安得有成功。见黜者，罪责必至于过当，而君臣之嫌怨日深，安得有定分。其于理乱之故关系不小，不可不慎也。”德宗竟不能听。夫人君耳目有限，聪明易蔽，若非简任宰相，付以进退人才之责，而欲自选而用之，则不惟真才遗佚，且争进称惬之言以希宠用，而幸进之门开矣。至于以罪见黜者，亦当论其所犯何如。若果怙终故犯，罪固难赦。若出于过误及有功罪相准者，亦宜湔涤瑕垢，许令自新。若概从摈弃，则悔过者无繇自补，而用人之途隘矣。德宗只因性多猜忌，所以犯此二病，终身不悛，而国亦几于不保。后世人君宜痛鉴之。


    原文


    九月，裴延龄奏：“左藏库司多有失落，近因检阅，使置簿书，乃于粪土之中得银十三万两，其疋段杂货百万有余，此皆已弃之物，即是羡余，悉应移入杂库，以供别敕支用。”延龄每奏对，恣为诡谲，皆众所不敢言，亦未尝闻者，延龄虚之不疑。群臣畏延龄有宠，莫敢言。


    直解


    这一段是记户部侍郎裴延龄欺君罔上的事。贞元十年九月，裴延龄因德宗好聚私财，欲迎合上意，乃奏说：“左藏财货库司册籍不明，年月渐深，多有混失，近因逐项检阅，各置簿书以便查清，乃于粪土之中得银十三万两，又有疋段杂货百万有余。此皆历朝遗失之物，委弃已久，原非正数，即是羡余，尽应移大内库，以供朝廷别敕支用。”这是延龄欺罔德宗，其实库中无此物，不过那移正数，虚张名目以惑上耳。延龄每奏对，必恣为诡谲之辞，凡可以饰诈希宠者，无所不至。有众人所不敢言，及世所未尝闻者，延龄皆肆然为之，略无忌惮。是时在朝之臣，明知其欺，只因德宗宠信延龄，恐以言取祸，竟莫敢抗言其非者。按唐自丧乱以来，府库久竭，兼之朱泚尽发帑藏以恣兵费，安得复有羡余。延龄明欺其主而不畏，德宗明受其欺而不问。陆贽他日劾奏延龄，谓其“愚弄朝廷，有同儿戏”。夫人主一为贪欲所蔽，遂被小人愚弄，一至于此，可不戒哉！


    原文


    十一月，陆贽上书极陈延龄奸诈，数其罪恶，其略曰：“延龄以聚敛为长策，以诡妄为嘉谋，以掊克敛怨为匪躬，以靖谮服谗为尽节，可谓尧代之共工，鲁邦之少卯也。迹其奸蠹，日长月滋，移东就西，便为深绩，取此适彼，遂号羡余。愚弄朝廷，有同儿戏。”又曰：“昔赵高指鹿为马，臣谓鹿之与马物类犹同，岂若延龄掩有为无，指无为有。”书奏，上不悦，待延龄益厚。


    直解


    共工，是尧时的奸臣。尧说他静言庸违，象恭滔天，遂放之于幽州。少卯，是春秋时鲁国的奸臣。孔子说他有五大恶，为人之奸雄，遂诛之于两观。赵高，是秦二世时的奸臣，指鹿为马以欺二世，卒至亡秦。贞元十年十一月，陆贽因裴延龄屡肆欺罔，德宗不能察，群臣不敢言，乃上疏极论延龄奸诈之状，历数他平日的罪恶。其大略说：“延龄在户部本无一善可取，但以聚敛百姓为经国之长策，以诡诈妄诞为事主之嘉谋，以掊克财货、丛积天下之怨于一己，为忘身徇国，以搜发阴私、献谮行谗于君侧，为尽节事君。其文诈饰非，欺君误国，近世罕有。可谓尧时之共工，鲁邦之少正卯，流之诛之，不足以尽其辜也。陛下不加显戮，反为容掩，所以他志意愈放，险诈愈深，据其奸蠹，日长月滋。如事迹本无所见，只将东边的移过西边，便做他的功绩；钱粮原无余剩，乃把这一项抵做那一项，便说是国家羡余。以此愚弄朝廷，如同儿戏，其欺罔不臣如此。”又说：“昔赵高欺罔秦二世，指鹿为马，自古言人臣奸诈者，皆以赵高为最。然以臣观之，鹿与马都是畜类，形质虽是不同，实在尚有其物，岂如延龄悦空为奸，将有的掩之以为无，无的指之以为有，以此欺蔽聪明全无影响，其奸诈尤甚于高哉！”陆贽此奏可谓切直，奈何德宗惑于延龄之奸，反嗔怪贽言，而待延龄益厚。夫君子事君惟恐顺君之欲，而小人事君惟恐不投君之欲。故君子之言虽有明验而不用，小人之奸虽至败露而不悟。延龄之事德宗，知其欲聚财货，便言左藏有羡余十余万；知其欲构大木，便言同州有美材数千；知其欲闻外事，便攻发人阴私，日兴谗谤，投间抵隙，若穿窬然，幸其一中则牢不可破，宜贽言之不能入也。故人主贵正心寡欲，使臣下无可窥之端，则佞人自远，正人自进，而太平不难致矣。


    原文


    陆贽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争之。所亲或规其太锐，贽曰：“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他无所恤。”裴延龄日短贽于上。赵憬之入相也，贽实引之，既而有憾于贽，密以贽所讥弹延龄事告延龄，故延龄益得以为计，上繇是信延龄而不直贽。贽与憬约至上前极论延龄奸邪，上怒形于色，憬默而无言。贽罢为太子宾客。


    直解


    德宗在奉天时，事无大小，皆咨谋于陆贽，后又简命为相，眷倚甚隆。贽感德宗知遇之厚，矢心图报，凡德宗所行事稍有不当，即力谏之无所避讳。其亲友或劝贽稍自隐默，不宜直强如此。答说：“吾受朝廷之恩，若雷同不言，岂不负了天子。读圣贤之书，若忍默苟容，岂不负了所学。吾所为正言不阿者，期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以尽吾责而已，他如死生荣辱，原非所恤也。”是时，裴延龄因贽指陈他罪恶，心甚恨之，日在德宗前言贽之短。又赵憬之入相，本繇贽所引用，其后因事恨贽，反将贽所讥弹延龄的事密告延龄，使延龄得以预为弥缝，多方营解，故德宗反信延龄而不以贽言为是矣。方贽未上本时，与憬约至德宗前极论延龄奸邪，期共斥之，憬已许诺。及至上前，见德宗嗔怪陆贽，怒形于色，憬即默然无言，竟背其约，所以贽势益孤，而德宗之猜疑益甚，遂罢贽相为太子宾客。按陆贽事德宗，前后论谏数十百篇，讥陈时病，切中事情，可谓不遗余力。德宗在危难时则能听之，及祸乱已平，宠信谗邪，逐之若弃梗。贽诚不负德宗，德宗负贽矣。然则任贤勿二，去邪勿疑，固愿治者所当时时加意也。


    原文


    初，上以奉天窘乏，故还宫以来，尤专意聚敛。藩镇多以进奉市恩，皆云“税外方圆”，亦云“用度羡余”，其实或割留常赋，或增敛百姓，或减刻吏禄，或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进才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进，韦皋在西川有日进。其后常州刺史裴肃以进奉迁浙东观察使，刺史进奉自肃始。及刘赞卒，判官严绶掌留务，竭府库以进奉，征为刑部员外郎，幕僚进奉自绶始。


    直解


    凡物折则成方，转则成圆，税外方圆，犹言常税之外，别自转折以致财货也。西川，即今四川。刺史，是州官，即今知府。浙东，是浙江之东。观察使，是各道掌巡察安抚的官。观察使之下置有判官，以其在幕中从事，故谓之幕僚。初，德宗在奉天城中，资粮匮竭，至采芜根而食之，极其窘急，故还宫以来，一意以聚敛为事，比前尤甚。各处藩镇揣知德宗之意，多进奉财货，希图恩宠，皆说是“税外方圆”，又说是“用度羡余”，巧立名色以欺朝廷。其实或将正赋割留，或将小民增敛，或将官吏俸禄减刻，或将地产蔬果贩卖，往往挟朝廷之名，百般掊聚，以实私囊，所进奉者什分中才一二分而已。是时李兼在江西逐月有进，韦皋在西川逐日有进，德宗皆累加褒宠，所以效尤愈众，习以成风。其后常州刺史裴肃以进奉骤升浙东观察使，州刺史职卑乃亦进奉，则自裴肃始。及宣歙观察使刘赞卒，判官严绶署掌留务，倾府库所有以进，遂召入为刑部员外郎。幕僚之职益卑乃进奉，则自严绶始。按奉天之乱，本以人心离叛，纪纲陵夷所致。德宗念此时之艰难，则当深思其故，薄税敛以安人心，惜名器以振纪纲，庶几培元气而存国体。奈何益专聚敛，使天下皆剥民脂膏以希恩泽，与税间架、陌钱何异？且又不问其所从来，而概以要职酬之，比之授散试官抑又甚矣！迷而不复，一至于此，国之不亡，岂非幸乎！


    原文


    十九年，初，翰林待诏王伾善书，山阴王叔文善棋，俱出入东宫，娱侍太子。叔文谲诡多计，与王伾相依附。叔文因为太子言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幸异日用之。密结翰林学士韦执谊、陆淳</a>、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a>、刘禹锡等，定为死友。


    直解


    山阴，即今浙江山阴县。死友，是朋友交结之厚，以死相许的意思。贞元十九年，初，德宗在位久，顺宗为太子在东宫，有等小人乘时构党，密图权幸。时翰林待诏王伾善书写，山阴王叔文善弈棋，两人各以技艺得出入东宫，侍奉太子，以为娱悦。叔文为人谲诡多计，与王伾交结，相为依附。叔文尝乘间与太子评论朝臣，某人可为宰相，某人可为大将，希后日太子用之，以植己党。又密结翰林学士韦执谊，及当时朝士有名而求速进者左司郎中陆淳、左拾遗吕温、进士及第李景俭、司封郎中韩晔、户部郎中韩泰、侍御史陈谏、监察御史柳宗元、刘禹锡等，定为死友，日与游处，纵迹诡秘，莫有知其端者。大抵小人欲窃天下之柄，必自托于知名之士，相与固结以为羽翼。伾及叔文德宗昏耄，太子柔懦，阴植党类，规权遂私，而一时倖进之士，皆挠节从之，互相推奖，日夜汲汲，如狂卒之收利权，揽兵柄，肆行于顺宗之朝，若无人然。非宪宗监国，相继贬黜，其祸将不知其所终矣。用人者其慎之。


    宪宗


    宪宗皇帝，名纯，乃德宗之孙。德宗崩，子顺宗立。顺宗即位之时，已病不能言，遂传位于纯，自称太上皇。纯在位十五年，庙号宪宗。


    原文


    上与杜黄裳论及藩镇，黄裳曰：“德宗自经忧患，务为姑息，不生除节帅。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军情所与则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将赂，归而誉之，即降旄钺，未尝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举纪纲，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镇，则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为然，于是始用兵讨蜀，以至威行两河，皆黄裳启之也。


    直解


    宪宗即位之初，励精图治，见各处藩镇拥兵拒命，心甚不平，因与宰相杜黄裳计议，思有以处之。黄裳对说：“人主制驭天下之大柄有二，威、福而已。威福之柄在上则治，在下则乱。德宗初年，承肃、代之后，也有意振作，只因经奉天之乱，忧患相仍，恐一有处分，或生他变，乃务为姑息之政。各镇节度使见任在生前，并不别有除授更换，只待他有事故乃遣中使往彼军中访察众情，要立何人为帅，即因而授之。中使或受大将贿赂，归而称道之，说其人得众心可为主帅，朝廷即不问可否，降旄钺与之，未尝有出自朝廷本意者。如此，则威福之柄皆在于下，朝廷不能主张，纪纲安得不堕，藩镇安得不横。陛下必欲振举纪纲，宜及今日人心观望之时，独奋乾刚，稍立法度，裁制藩镇，使天下悚然知明主在上，无敢僭越，然后耳目新而心志定，天下可得而治也。”宪宗深以其言为是。是时西蜀刘辟正阻兵拒命，宪宗欲讨之，而群议未定，及闻黄裳之言，始决意用兵讨辟，卒至平蜀，而淮、蔡、淄、青、河南、河北诸镇亦以次威服，皆黄裳之言启之也。按姑息之政，不独德宗，节度使繇军士废立，自代宗已然矣。当时建议之臣亦有言者，而二君皆不能听。宪宗一闻黄裳之言即断然排群议而用之，其后淮、蔡用兵又专委裴度，卒收成功。然则用谋善断，信非明主不能也。


    原文


    上与宰相论：自古帝王，或勤劳庶政，或端拱无为，互有得失，何为而可？杜黄裳对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庙，下抚百姓四夷，夙夜忧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纪纲有序，苟慎选天下贤才而委任之，有功则赏，有罪则刑，选用以功，赏刑以信，则谁不尽力，何求不获哉！明主劳于求贤而逸于任人，此虞舜所以能无为而治者也。至于簿书、狱市烦细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亲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书，魏明帝自按行尚书事，隋文帝卫士传食，皆无补于当时，取讥于后来，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劳也，所务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诚，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将以求理，不亦难乎？”上深然其言。


    直解


    衡，是秤，一百二十斤为一石。宪宗初年，锐于有为，因与宰相论说：“自古帝王所务不同，或不惮勤劳，亲理庶政，或端拱于上，无所作为，其劳逸不同如此。然其间亦各有得失，未能尽善，不知何为而可？”杜黄裳对说：“王者一身，上则承天地宗庙之重，下则抚百姓四夷之广，一日万机，固当早夜忧勤，不可自图暇逸。然君上臣下自有定分，大纲小纪自有次序，人君亦惟操居上之体，总其大纲而已。诚能虚心鉴别，慎选天下贤才分任其职，而又随事考成之，于称职而有功的，则加之以赏，不称职而有罪的，则加之以刑。选用既公，赏刑又信，则人有所劝惩，谁不各尽其力，凡君所欲为者，又何有不得者哉！是以明主始而求贤则甚劳，终而得人则甚逸。虞舜所以任用五臣，无为而天下治者，正以此也。若夫簿书期会，以至刑狱市井，一应烦细的事，所司各有任其责者，非人主所宜亲理也。昔者秦始皇每日省览文书都有课程，以衡石称之，限以斤数，若课程未完，不肯止息。魏明帝亲至尚书省按行其事。隋文帝临朝每至日昃，卫士不得休息，往往传餐而食。此三君者或乱或亡，皆无益于当时，见讥于后世。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劳也，正因不能用人而喜于自用，失上下之分，昧纪纲之序，所务非其道故也。且夫人主不患事之不理，患不能推诚以任人；人臣不患不任事，患不能竭忠以事君。苟上不推诚而疑其下，下不竭忠而欺其上，则堂陛且不相孚，政事岂能修举，纵日勤劳于上，亦徒敝精神耳，将以求治不亦难乎！”于是宪宗深然其言。盖黄裳知宪宗锐于求治，恐不得其要，故以任贤之道告之。又欲其鉴德宗之猜疑，故终之以推诚之说要之，帝王致治之道，实不外此。


    原文


    以户部侍郎武元衡为门下侍郎，翰林学士李吉甫</a>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吉甫闻之感泣，谓中书舍人裴垍曰：“吉甫流落江淮，逾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报德，惟在进贤，而朝廷后进，罕所接识，君有精鉴，愿悉为我言之。”垍取笔疏三十余人，数月之间，选用略尽。当时翕然称吉甫为得人。


    直解


    元和二年，宪宗以户部侍郎武元衡为门下侍郎，翰林学士李吉甫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吉甫一闻简命，感而泣下，与中书舍人裴垍说：“吉甫自贞元七年以罪贬谪，流落江、淮之间，今十五年矣。自分弃捐，无所复冀，乃一旦遭际圣明拔之罪废之中，擢居宰相之位，蒙恩至此，无可报称。思所以仰答知遇者，惟在进用贤才，使众职毕举，庶几称塞其万一耳。然而久居疏远，于朝廷后进之士相知者少，无凭荐举。君素留意人材，藻见精确，愿举所知，尽为我言之。”垍因取笔书三十余人，吉甫皆藏记之，以次推举，数月之间，三十余人选用殆尽，当时翕然称吉甫所用为得人。盖人主为天下择宰相，宰相为天下择庶官。《大学</a>》称：“大臣之休休，能保子孙黎民者，亦惟在荐贤而已。”吉甫为相，首以此为急务，虚心访用，曾不猜靳，知人之明虽在裴垍，得人之誉乃归吉甫，可谓知为相之体矣。


    原文


    夏、蜀既平，藩镇惕息，多求入朝。镇海节度使李锜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许之。锜实无行意，屡上表称疾，请至岁暮入朝。上以问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初即政，锜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可否在锜，将何以令四海！”上以为然，下诏征之。锜诈穷，遂谋反。冬十月，左右执锜，械送京师。有司籍锜家财输京师。翰林学士裴垍、李绛</a>上言，以为：“李锜僭侈，割剥六州之人以富其家，今辇输上京，恐远近失望。愿以逆人资财赐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赋。”上嘉叹久之，即从其言。


    直解


    夏，即今宁夏地方。镇海，即今镇江府。宪宗初年，裁制藩镇，不事姑息。其时杨惠林反于夏绥，兵马使斩之。刘辟反于蜀，高崇文擒之。两镇既平，朝廷威令始行。各藩镇平素跋扈，抗拒朝命的，始知危惧，都上表求请入朝。镇海节度使李锜最称强梁，亦不自安，求入朝，宪宗许之，遣中使慰抚，而令王澹署掌留务。然锜本无行意，见朝廷解其军务，心益不平，乃屡次上表称疾，请至岁终入朝。宪宗与宰相计议，武元衡对说：“陛下行政之初，四海观望所系，若使锜求朝入朝，求止便得止，则行止皆在于锜，朝廷不能主张，将何以号令四海乎！”宪宗以其言为是，乃下诏宣李锜入朝。锜前此本无行意，只是说谎支吾，至此情见计穷，遂令军士杀王澹以胁中使，因发兵谋反。冬，十月，锜将张子良等知锜必败，举兵缚锜，械送京师。有司籍没锜家财，输解来京。翰林学士裴垍、李绛上疏说：“李锜僭侈多无度，剥削浙西等处六州百姓之财，以富其家。陛下恶其害民，故讨而诛之。今辇金帛以输京师，是徒利其所有，非朝廷振肃纪纲之意，恐远近从此失望。愿即以逆人资财，还赐浙西百姓，当今年租赋，使天下知朝廷不重货财，且以慰百姓之望。”宪宗见其疏，称叹久之，即从其言。按唐自代、德以来，尚姑息而悦货财，威不行于节帅，惠不及于穷民久矣。宪宗鉴于覆辙，一听元衡之言，则李锜就缚，再从垍、绛之请，则六州复苏，中兴事业，此其肇端矣！


    原文


    帝尝称：太宗、玄宗之盛，欲庶几二祖之道德风烈，何行而至此乎？绛曰：“陛下诚能正身励己，遵道贵德，远邪佞，进忠直。与大臣言，敬而信，无使小人参焉；与贤者游，亲而礼，无使不肖与焉。如是，则可与祖宗合德，号称中兴，夫何远之有！”帝曰：“美哉！斯言。朕将书绅。”


    直解


    绅，是大带之垂者，欲其言不忘，故书之于绅。宪宗一日问于翰林学士李绛说：“我祖宗时如太宗贞观之治，玄宗开元之治，可谓极盛，朕甚慕之。今欲庶几比隆于二祖之道德风烈，不知何为而可以至此乎？”此宪宗有志于法祖致治也。绛对说：“二祖所以开创鸿业者，只有两端：修身、用贤而已。陛下诚能正身励己，不溺于怠荒，体道尚德，不杂于功利。修身既如此之纯，又鉴别贤否，于邪佞者远之，忠直者进之。与大臣讲求理道，敬而且信，不使小人参于其间；与贤者朝夕游处，亲而有礼，不使不肖者与于其侧。用贤又如此之专，则所行无非正道，所闻无非正言，所游无非正人，道德风烈既可配合祖宗，号称中兴之主矣。去贞观、开元之盛，夫何远之有！”宪宗感其言，乃叹说：“美哉斯言！真致治之要道，朕将书之于绅，佩服不忘也。”夫宪宗志在法祖，而绛以修身用贤告之，可谓切至之语。然自古圣帝明主所以创业守成，致太平之盛者，举不外此。图治者所当留意也。


    原文


    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细务皆自决之，繇是裴延龄辈得用事。上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即位，选擢宰相，推心委之，尝谓垍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犹藉辅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及先圣万倍者乎！”垍亦竭诚辅佐。上尝问垍：“为理之要何先？”对曰：“先正其心。”


    直解


    初，德宗性多猜忌，常恐臣下欺之，不肯委任宰相，虽天下琐细的事务，也都自家裁决。以此大臣日益疏远，那奸邪之徒如裴延龄辈因得以乘机用事，而蠹国害民，无所不至矣。宪宗在藩邸时已备知其故，心甚非之。及即位，痛鉴此弊，首以亲贤为急，选擢宰相，推诚委任之。尝与宰相裴垍等说：“我祖宗致治，未有不须贤臣而成者，虽以太宗、玄宗这等明圣，当时亦藉房、杜、姚、宋诸臣辅佐，乃成贞观、开元之治，况如朕薄德，不及先圣万倍，所望于卿等者不尤切乎！卿等宜同心辅弼，以匡朕之不逮可以。”垍感宪宗知遇之厚，亦竭诚辅佐，惟恐有负上恩。宪宗尝问垍：“为治之要，何者为先？”垍对说：“君者天下之主，心者一身之主，心不正，何以正身，身不正，何以正天下。故必寡嗜欲，端好恶，先正其心，则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万民，皆自此而推之。为治之要，信无先于此也。”夫人君非任相无以理万机，非正心无以宰万化，二者帝王之切务也。宪宗临御之初，即能推诚任相，几致太平，可谓知先务矣。而及其晚节，复信匪人以亏成业，则正心之学未讲耳。此纯心所以为用贤之本欤。


    原文


    垍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尝有故人自远诣之，垍资给优厚，从容款狎。其人乘间求京兆判司，垍曰：“公才不称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伤朝廷至公。他日有盲宰相怜公者，不妨得之，垍则必不可。”


    直解


    京兆判司，是京府佐贰官。眼不见叫做盲。宪宗之时，裴垍为相，至公无私。史臣记其事说道，垍为人禀性刚方，其器量格局严峻整齐，不为世俗依阿之态，所以人见之莫不敬惮，无敢以私意干请于前者。曾有一故旧，特从远方来谒。垍念其平生，凡资助供给皆从优厚，与之从容款曲，不失故人之情。其人见裴垍待之厚，遂乘间求为京兆判司之官。垍回答说：“京兆判司，乃是朝廷的官，不是宰相可私与人的，故必才干相称乃可居之。今公之才称不得这个官，我为宰相当为官择人，岂敢以故人私情伤了朝廷公道。倘后日有等瞎宰相，认不得人的，或有曲意怜公者，公他日不妨得此官。若垍今在位，断乎其不可也。”夫宰相之职全在用人，而心之公私则用人之当否系焉，故理乱之所关也。诚能至公无私，惟才是使，虽不避亲故，无害于公。若一从干请，则倖门遂启，虽公亦私矣。如垍者真可谓有唐之贤相也。


    原文


    四年春正月，南方旱饥，命左司郎中郑敬德等为江、淮、二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赈恤之。将行，上戒之曰：“朕宫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数，惟赒救百姓，则不计费。卿等宜识此意，勿效潘孟阳饮酒游山而已。”


    直解


    唐制尚书省设左右司郎中，稽勘文书，分理省事。江、淮，即今南直隶等处。二浙，即今浙江之东西。荆、湖、襄、鄂，即今湖广荆南等处一带地方。宣慰使，是安慰百姓的官。元和四年春正月，南方久旱，百姓大饥，宪宗闻而悯之，命左司郎中郑敬等为江、淮、二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分道赈济。敬等将行，宪宗特召至御前面戒，谕之说：“朕性本俭约，凡宫中自奉就是用一匹绢，也都登记其数，以便查考，不敢妄费。惟赒济百姓，则费用虽多，益所不计。盖自奉惟恐其过侈，惠民惟恐其不周也。卿等须要体朕之意，悉心区处，使百姓每困于饥馑的，都得以均沾实惠，如朕亲去赈济一般，庶几不负任使，慎勿学那盐铁转运副使潘孟阳，昔年宣慰江淮，只是饮酒游山，全不以民命为念也。”夫君民本同一体，民之困苦譬如疾痛在身，人君未有不欲济者。惟是奉行之人，或苟且塞责，因而侵渔，或牵制文法，惮于多费，故虽蠲恤之诏累下，慰抚之使屡出，而民卒不被其泽也。宪宗戒谕敬等，可谓深知民瘼矣。而于潘孟阳辈不加显罚，则亦何足以示警哉！为君上者宜加意焉。


    原文


    上欲革河北诸镇世袭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从则兴师讨之。裴垍曰：“李纳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于国，陛下前许师道，今夺承宗，沮劝违理，彼必不服。”繇是议久不决。上以问诸学士，李绛对曰：“河北不遵声教，谁不愤叹，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军自武俊以来，父子相承四十余年，人情惯习，不以为非。况承宗已总军务，一旦易之，恐未必奉诏。又范阳、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传，与成德同体。彼闻成德除人，必内不自安，阴相党助，未可轻议也。”


    直解


    唐自代、德以来，河北诸镇恃强结党，蔑视朝廷，节度使一故，其子即总领军务，因而世袭，朝廷并不得自除一人，其弊久矣。宪宗思裁制藩镇，以为必革此弊，庶可振肃纪纲。适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欲乘此机会朝廷自除节帅，不许其子承宗替袭，若不从命即兴兵讨之。谋于大臣，裴垍谏说：“今之藩镇虽均为强梗，然其间亦有功罪不同，朝廷宜稍加分别，以服其心。昔淄青节度使李纳拒命称王，最是跋扈不恭。王士真之父王武俊，曾与李抱真破朱滔，可谓有功于国。论罪则淄青当削，论功则成德可原。然陛下前已许纳子师道承袭，今独夺了承宗，是赦有罪诛有功，沮顺劝逆，背违常理，彼必执以为辞不肯心服，反伤朝廷威重，不可不慎也。”繇是议久不决。宪宗又与翰林诸学士计议，李绛对说：“河北久肆强梁，不遵朝廷声教，有人心者谁不愤叹，思一举而灭之。然臣熟思今日时势，恐取之亦未易能也。盖成德军自王武俊传与士真，父子相继四十余年，人情惯习以为当然，不知其为非矣。况承宗父死之后，业已总领军务，为士心所戴，一旦夺而易之，恐未必便肯奉诏，那时国体所关，不得不调兵征讨。而范阳、魏博、易定、淄青诸镇，皆以地相传，与成德一体。彼见成德另除节帅，必恶伤其类，内不自安，外假讨罪之名，以糜爵赏，而实则按兵玩寇，阴为党助，胜负未定，而劳费之病，尽归国家矣。军旅之事，殆未可轻议也。”按垍、绛之论，皆老成谋国，曲中事情。然以朝廷节钺之臣，数十年不得自除一人，虽英明如宪宗，犹动多掣肘如此，岂一朝一夕之故哉！代、德之姑息，固有以酿成之矣。有天下者慎毋狃目前之安，而贻子孙以难制之患哉！


    原文


    时吴少诚病甚，李绛等复上言：“少诚病必不起。淮西事体与河北不同，四旁皆国家州县，不与贼邻，无党援相助，朝廷命帅，今正其时，万一不从，可议征讨。愿赦承宗，以收镇、冀之心，坐待机宜，必获申、蔡之利。”


    直解


    淮西，即今河南汝宁府。镇、冀、申、蔡，是四州名。镇、冀，即成德王承宗所据地方。申、蔡，即淮西吴少诚所据地方。宪宗前欲用兵河北以讨承宗，因大臣谏阻，议尚未决，时有淮西节度使吴少诚病甚，李绛等见河北难图，不如先取淮西为便，乃上疏，说：“少诚病甚，势必不起。臣观淮西事体与河北诸镇不同，河北四镇都是贼境，蟠结婚姻，互相党助，所以未可轻议。若淮西则四旁皆我国家州县，不与贼为邻，其势孤立，无党援相助，前此特忌少诚之强耳。今少诚已不起，朝廷乘其子之未袭，命一将帅往镇之，正在此时。万一不从，即可声其拒命之罪，兴师征讨。彼势孤力弱，克之必易，非若河北之难也。愿陛下舍成德难图之策，曲赦承宗以收镇、冀之心，就淮西易成之谋，坐行机宜，必得申、蔡之利，计无便于此者。不然，舍易图难，势既不可，二役并举，力又不能，岂不两失之乎？”按藩镇之患，河北为甚，而绛等欲先取淮西者，以为淮西一定，则河北破胆，可不烦兵而服耳。卒之元济就擒，而承宗亦献地质子，归命恐后。绛等之言，无弗验焉。老成之谋国，固如此。


    原文


    五年，是时每有军国大事，必与诸学士谋之。尝阅月不赐对。李绛谓：“大臣持禄不敢谏，小臣畏罪不敢言，管仲</a>以为害霸最甚。今臣等饱食不言，自为计得矣，如陛下何！”有诏：“明日对便殿。”


    直解


    元和五年，此时宪宗留心治理，每遇军国重大事情，必召见翰林众学士与之谋议，以此国事得失，皆得上闻。间尝经过一月，不赐召对学士，李绛恐上下从此间隔，因奏说：“朝政或有关失，为大臣的但知保守禄位，不敢直谏；小臣的但知畏避罪责，不敢进言。若此者甚非国家之福。昔管仲佐齐桓公图霸，曾有这两句说话，以为妨害霸业莫此为甚。今臣等享着朝廷大俸大禄，饱食终日，不出一言，自为一身之计则诚得矣，其如壅蔽聪明，耽误国事何哉！”宪宗闻说感悟，随有诏旨，宣翰林众学士于次日赴便殿奏对，令其指陈军国大事，一如平时焉。按持禄、畏罪二言，人臣不忠之病，全在于此。盖忠臣心在国家，故义所当言，虽万钟不顾，九死不回，岂肯持禄畏罪，以误朝廷。惟奸佞小人，富贵身家之念重，所以缄默苟容，一言不敢发，其弊至于欺君误国，皆繇此一念所致也。明主知其然，能于犯颜敢谏者，谅其忠君爱国之诚而尊信之，于阿意顺旨者，察其持禄、畏罪之状而黜远之，庶于纳谏之中，兼得观人之术矣。


    原文


    翰林学士李绛尝从容谏上聚财。上曰：“今两河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数千里，沦于左袵。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财力不赡，故不得不蓄财耳。不然，朕宫中用度极俭薄，多藏何用耶！”


    直解


    河湟，即今陕西、甘肃等处地方。左袵，是夷狄之俗，其衣襟向左掩，故叫左袵。此时宪宗见得府库空虚，颇务蓄聚财货。翰林学士李绛只道宪宗取供私用，尝从容规谏，劝上莫要积财。宪宗说：“朕今聚财不为私用，但念国家重镇如两河、河湟都是我祖宗疆宇，今河东、河北数十州郡都为强臣所据，朝廷政令久不奉行，河、湟一带地方，连接数千里都为吐蕃所侵，中国衣冠尽陷左袵。疆宇分崩一至于此，祖宗在天之灵，亦以为羞。朕因此昼夜思惟，要为我祖宗除凶雪耻。怎奈仓库匮乏，财力不充，故不得不多积钱粮，预备兵食，其意良为此耳。不然，朕宫中饮膳服御一切用度，极其俭薄，分毫不敢华奢，多藏财货要他何用乎！”大抵人主所不宜聚财者，只嫌于重敛而妄费耳。若征输有额，制用有经，下不病民，上不损国，即聚财庸何伤乎！宪宗俭于宫中之费，急于军国之需，可谓知用财之大计矣，而李绛犹惓惓谏止之，况可加额外之征，以供无名之费哉！


    原文


    李吉甫奏：“自汉至隋十有三代，设官之多，无如国家者。天宝以后，中原宿兵，见在可计者八十余万，其余为商贾僧道，不服田亩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劳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坐待衣食之辈也。今内外官以税钱给俸者不下万员。天下二百余县，或以一县之地而为州，一乡之民而为县者甚众。请敕有司详定废置，吏员可省者省之，州县可并者并之，入仕之涂可减者减之。”于是命段平仲、韦贯之、李绛同详定。


    直解


    是时官员冗滥，宰相李吉甫奏言：“自汉以来，历魏晋南北朝以至于隋凡一十三代，若论设官众多，莫有如我唐朝者。自天宝以后，中原盗起，处处屯兵，见今实在可以数计的约有八十余万，其余有做商贾的、有做僧道的，总计不耕而食的人，大率什分之中有其五六，那吃受辛苦种地纳租的人才只三分而已，是常以三分劳苦筋骨的人奉养那七分不耕不种，坐待衣食之辈也。即今在京在外官员以租钱供给俸禄的，不下一万员名。天下县分才只有二百余县，其间又有那地方窄狭去处，止可做一县之地，或即升而为州，有那人民稀少去处，止够的一乡之民，或即建而为县。如此者甚多。以这二百余县供给那一万余官，租税安得不增，小民安得不困。请敕有司将今内外官员某项该减省，某项该存留，一一参详更订废置。如吏员冗滥，可以裁省的则裁省之；州县狭小，可以归并的则归并之；那杂流异道，非正涂入仕的，可减革者则减革之，庶乎官无冗员，民不重困。”于是宪宗依从其言，命给事中段平仲、中书舍人韦贯之与户部侍郎李绛公同参详定拟其废置之数焉。按唐太宗时，与房玄龄等议定文武职官，总计六百四十员，以宪宗时较之不啻增多十倍矣。盖国初吏能其官，百废修举，所以事少而官亦少。后来吏怠其职，百弊丛生，所以事多而官亦多。故欲省费莫若省官，欲省官莫若省事。然事无难省，能随事考成，则事皆奏效，而自不烦。官亦无难省者，能为官择材，则官皆得人，而自不冗。此又切要之论，李吉甫所未详也。


    原文


    七年，京兆尹元义方媚事吐突承璀，李绛恶其为人，出为鄜坊观察使。义方入谢，因言“李绛私其同年许季同”。上曰：“朕谙李绛必不尔。”明日，上以诘绛曰：“人于同年固有情乎”？对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登科而后相识，情于何有！宰相职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虽在兄弟子侄之中犹当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弃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


    直解


    京兆尹，即今之府尹。鄜，即今陕西鄜州。坊，即今鄜州所属中部县。同榜进士，叫做同年。元和七年，京兆尹元义方见内侍吐突承璀为宪宗所宠用，遂屈节事之，极其谄媚。李绛恶义方为人，不欲使在朝列，乃出之为鄜坊观察以远之。义方入朝谢恩，因在宪宗面前谮说：“李绛私厚同年许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鄜坊，专作威福，欺罔聪明。”宪宗说：“朕素知李绛公正，必不如此。”明日，宪宗诘问李绛说：“人于同年，固有情分乎？”绛对说：“人必平阶交深而后有情。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素非知识，一旦偶同科第，登科而后识之，何情之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备位宰相，宰相之职在于用人，必量其才之短长授以任之大小。若其人果才，足以办天下之事，虽在兄弟子侄之中，犹将不避嫌疑而用之，况同年之疏远者乎！若知其才有可用，徒以迹涉亲故避嫌而弃之，使在己幸逃于物议，而国家不免于乏才，是乃私便其身图，而昧于徇公之大义，臣不敢也。”于是宪宗益信绛之无私，乃说：“卿言甚善。”遂趣义方之官。大抵人才甚难，幸有之，常患宰相之不知。宰相幸知之，又以避嫌之故而不用，则天下事谁当为者。此古人所以不避亲也。然必如李绛之无私，而后能不计毁誉，必如宪宗之信绛，而后能不惑谗言，斯亦一时君臣之盛矣。


    原文


    三月，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为乐。”李绛曰：“汉文帝时，兵不血，木无刃，家给人足，贾谊犹以为厝火积薪之下，不可谓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余州；犬戎腥羶，近接泾陇，烽火屡惊；加之水旱时作，仓廪空虚。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时，岂得谓之太平，遽为乐哉！”上欣然曰：“正合朕意。”退谓左右曰：“吉甫专为悦媚，如李绛，真宰相也！”


    直解


    延英殿，是唐之便殿。泾、陇，二州名，在今陕西平凉府地方。元和七年三月，宪宗退朝，御延英便殿，宰相随侍，李吉甫从容奏说：“人主常患天下不得太平，以为忧虑。今国家西平刘辟，东擒李锜，干戈宁靖。天下既已太平了，陛下宜及时行乐，不必过为忧劳。”李绛面折吉甫说道：“如今天下比汉文帝时如何？昔文帝时，匈奴和亲，休兵罢战，兵不带血，刀剑之类皆以木为之，不施锋刃，百姓安乐，家家给于资财，人人足于衣食，是何等治安。当时其臣贾谊尚以为忧，比说天下事势，如人堆积柴薪厝火于中，而寝卧其上，火未及燃，遂谓之安，有时而发，则祸不可救，至为之恸哭流涕。盖忧治世而危明主，忠臣之设心固宜如此也。当今河南、河北一带地方，多为强臣所据，朝廷法度号令所不能制者，不下五十余州。又西戎吐蕃腥羶之族，与我泾陇二州接近，屡次传报烽火，惊扰边疆。又加以水旱为灾，年年饥馑，仓廪积蓄在在空虚，较之汉文帝时不及甚远。臣窃谓此时，陛下正当未明求衣，日晏忘食，与臣等兢兢业业，思量修举法令，整搠兵马，储积钱粮，以振中兴之业，岂得谓之太平无事，而遽为逸乐之事哉！”宪宗闻李绛之言，欣然而喜说：“朕意原是如此，卿所言者正与朕意相合也。”退还宫中因谕左右说：“李吉甫每在朕前言事，专要奉承朕意，取朕喜悦，甚非宰相之体。如李绛者，事事尽言，忠诚正直，乃真宰相也。”夫自古人君任相，患在不能知人。宪宗鄙吉甫之谄媚，鉴李绛之忠诚，可谓有知人之明矣。然于吉甫则狎昵之，而不加黜逐，于李绛虽敬礼之，而信任不终，则岂能尽用舍之道者哉！故明君见贤要在能用，见不贤要在能退，不独贵于知之而已。


    原文


    上尝问宰相：“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对曰：“德宗自任圣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奸人得乘间弄威福。政事不理，职此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过，卿等宜用此为戒，事有非是，当力陈不已，勿谓朕谴怒而遽止也。”


    直解


    宪宗一日问宰相说：“德宗贞元年间，纪纲废弛，法度陵夷，奸轨肆行，百姓困敝，政事之不理，未有甚于此时者。不知何故乃至于此？”李吉甫对说：“天下事至广，本非人主一人智识所能兼照，必须信贤相，事事咨谋，不使小人得以参之，然后天下可得而理。德宗性多猜忌，往往自任其聪明，不肯信任宰相，至于事有不达处反别访他人而信之，是使奸邪之人得窥见其意，乘此间隙，壅蔽聪明，播弄威福，人主日堕其计中而不知矣。政事不理，实繇此之故也。”宪宗说：“卿言固是。然此岂尽是德宗的过失，朕幼时在德宗左右，见德宗行事有失，当时宰相也都不肯再三执奏，皆怀禄偷安，以致朝政不理，大难屡作。卿等宜以德宗时宰相为戒，朕行事一有不当便须谏正。或朕不从须极力陈奏至于再三，必得请而后已，不可畏朕谴怒，遂止而不谏，如德宗之臣也。”夫上有纳谏之君，斯下有敢谏之臣。贞元间陆贽为相，非不谆谆切谏，而德宗耻屈于正论，反加摈黜，则忠言安得复闻。政事之不理，孰谓非德宗之过哉！宪宗擢用直臣，导之使言，有太宗赏谏之风焉。此元和之治，所以远迈贞元也。


    原文


    李吉甫尝言：“人臣不当强谏，使君悦臣安，不亦美乎！”李绛曰：“人臣当犯颜苦口，指陈得失。若陷君为恶，岂得为忠！”上曰：“绛言是也。”


    直解


    宪宗之时，吉甫与李绛并为宰相，吉甫尝在上前奏说：“为人臣者遇君上有过，固不可不谏，若谏之不从，亦不可再三强谏。强谏君既不喜，臣亦不得自安，何益之有！宜且顺从君意，使君心喜悦，臣心亦安。臣主之间情意和同，岂非至美之事乎！”李绛辩说：“不然，人臣之于君休戚相关，情犹一体，故遇君上有过即当谏，谏而不从，亦当冒犯颜色，反复开导，如良药苦口，期于攻拔其病，凡朝政某事为得，某事为失，一一指陈，无所隐讳，必求其从而后已，这才是尽心为国的忠臣。若只图谀悦取容，自求安便，使主德日损，国事日非，分明是陷君于有过之地也，岂得谓之忠臣乎！”于是宪宗称说：“李绛说的是，如吉甫所言，只务面从，非引君当道之义矣！”夫忠臣爱君，本欲上下相安，岂是好为强谏。但国事利害，安危所系，有不容不激切直言者。人主能谅其忠爱之心，略其激切之迹，听之若流水，从之若转圜，则上无拒谏之失，下无能谏之名，主圣臣直，相得益彰，斯可谓之安矣。若如吉甫之言，君骄臣谲，丧亡无日，虽欲安，得乎！


    原文


    上尝于延英殿谓宰相曰：“卿辈当为朕惜官，勿用之私亲故。”李吉甫、权德舆皆谢不敢。李绛曰：“崔佑甫有言：‘非亲非故，不谙其才。’谙者尚不与官，不谙者何敢复与！但问其才器与官相称否耳。若避亲故之嫌，使圣朝亏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则朝廷自有典刑，谁敢逃之。”上曰：“正如卿言。”


    直解


    宪宗尝御延英殿，面谕众宰相说：“朝廷官爵所宜慎重，卿等当为朕爱惜官爵，选授贤才，切不可假此偏厚亲戚故旧，以市私恩。”于时，李吉甫、权德舆都谢说：“臣等不敢徇私。”李绛独奏说：“大臣用人，辨别责审，举错贵公，固不可以亲故而私厚，亦不可因亲故而避嫌。臣闻先朝宰相崔佑甫，因德宗说他用人有私，他辩说：‘用人之道，须是知其才之可用而后用之，若不是亲不是故，安能审知其才。’审知其才的尚不敢把官与他，那非亲非故，平素不相识的人，又何敢轻与之官。佑甫之言如此，可见选用官员不必论他是亲是故，只看他的才器与其官职相称否。其才能不称者断不可用；若才称其官本属可用，却仍拘泥亲故，避嫌不用，使堂堂圣朝遗弃贤才，亏损多士之美，此乃苟偷安便，自私自利之臣，非荡荡平平、至公无私之道也。若臣等果有徇私情弊，任用非人，则朝廷自有常刑。圣明在上，人臣谁敢逃死，一听朝廷处治耳。但因此远避嫌疑，以致贤才屈抑而不得用，则负国家不忠，且罪尤大，臣不敢也。”宪宗深然其言，说：“大臣用人之道只在秉公，不在避嫌，正如卿所论也。”按李绛之言，虽大公无我之论，但自古人臣，公忠者少，偏私者多。奸邪小人，招权纳贿，贤否倒植者，固不足论，虽名为君子，而其好恶爱憎，一有所偏则用舍举错之间，亦有拂人心而违公论者。宪宗之戒，为人臣者皆当以之自省也。然人主之职，唯在于择相。相得其人，则一君子用而群贤类进，公道自尔其昭明；相非其人，则一小人用，而群邪满朝，私党渐从而盘据。故周公居冢宰，在位皆蔼蔼吉人；皇父为卿士，所用皆琐琐姻娅。忠臣不私，私臣不忠，自古然也。任相者当辨之。


    原文


    上问宰相：“人谓外间朋党大盛，何也？”李绛对曰：“自古人君所甚恶者，莫若人臣为朋党，故小人谮君子者必曰朋党。何则？朋党言之则可恶，寻之则无迹故也。东汉之末，凡天下贤人君子，宦官皆谓之党人而禁锢之，遂以亡国。此皆群小欲害善人之言，愿陛下深察之！夫君子与君子合，岂可必使之与小人合，然后谓之非党耶！”


    直解


    朋类私相交结，聚成党与，叫做朋党。宪宗时，有等小人欲害君子，因在宪宗面前说：“近来朋党甚盛，宜加禁治。”宪宗疑之，乃问于宰相，说：“人言外边朝臣都结成朋党，其势甚盛，这是何故？”李绛对说：“自古人君，只要人臣奉公忘私，其所甚恶者，是交结朋党，紊乱朝政之人。故小人谮害君子者动必曰朋党，以触人君之所甚恶而中伤之，何也？盖谓之朋党，则是彼此要结，相济为非，以坏国家之事。言之殊可痛恶，足以动人主之听。及寻问其实，则又无迹可求，易于罗织。此所以必指朋党以害之，正小人之巧于为计者也。昔东汉桓、灵之世，凡天下贤人君子，如李膺、杜密辈，曹节、王甫等皆指为党人而禁锢之，相继死徙者数百人，遂使朝政陵夷，人心离散，黄巾诸贼一时并起，而国亡矣。往事昭昭，可为明鉴。故凡为朋党之言者，都是小人欲害善人的说话。愿陛下以东汉时为戒，深加体察，勿宜轻信，以蹈亡国之辙也。且夫君子与小人，各以类聚，故君子与君子，心一道同，自然相合，原不谓之党，岂可必使之与小人合，然后谓之非党耶！”夫自古盛时，必藉君子满朝同心共济而天下治。及其衰也，小人用事，非尽去君子，不足以便其私图，而快其心志，故往往借朋党之名以尽除之。不知君子既去，则国亦随灭，小人未有不受其祸者，亦何益哉！东汉之主，不能深察以及于亡。其后唐又不能鉴汉，宋又不能鉴唐，皆以朋党二字，失人心而蹙国祚，若出一辙。此万世人君所当时时加察也。


    原文


    吴元济遣使求救于恒、郓。王承宗、李师道数上表请赦元济，上不从。是时诸军讨淮西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诣行营宣慰，察用兵形势。度还，言淮西必可取之状，且曰：“观诸将，惟李光颜勇而知义，必能立功。”上悦。


    直解


    恒、郓，都是藩镇名。恒，即今北直隶真定府地方。郓，即今山东东平府地方。中丞，是官名，即今左右副都尉史也。此时吴元济窃据淮西，不奉天子的命令，朝廷遣忠武军节度使李光颜等分督诸道兵马讨之。元济势孤力弱，因遣使，一求救于恒州节度使王承宗，一求救于郓州节度使李师道，这两人与吴元济同是叛臣，声势相倚，因其求救乃屡次上表奏请罢兵，以赦元济之罪。宪宗知其党护，不肯听从。但此时各路兵马招讨淮西者暴露日久，未有成功，进止莫决。乃于其年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往淮西诸军营宣布朝命，安慰军心，因而体察用兵形势，酌定机宜。裴度到彼，见得贼势孤弱，回至朝中，奏言淮西地方断然可取之状，且说：“臣遍观诸将中若李光颜者，材力骁勇，况又晓知忠君报国大义，必能挺身破贼，建立奇功，陛下不可更怀疑心，失此机会也。”宪宗闻言喜悦，遂决意讨贼，自后纷纷罢兵之议，都不能入矣。自古人君戡定祸乱，必有谋臣决胜于内，而后将臣乃能成功于外。今观察宪宗时，元济强梁不臣，恒、郓又党恶相助，自非裴度揣情料势，决策用兵，其时师老无功，鲜不中止。然则人君欲决大疑，平大难者，非得忠谋之佐，恶能不惑于群言。


    原文


    考功郎中、知制诰韩愈</a>上言，以为：“淮西三小州，残弊困剧之余，而当天下之全力，其破败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断与不断耳。”李光颜奏败淮西兵于时曲。上以裴度为知人。


    直解


    时曲，在今河南商水县地方。宪宗讨淮西，久未有功，又各处盗贼窃发，人情危惧，群臣多言罢兵为便。考功员外、知制诰韩愈，恐宪宗惑于人言，而弃垂成之功，乃上疏说：“臣观淮西一镇总其所据之地，不过申、光、蔡三小州，其力甚微，兼之连年用兵，民穷财尽。以残弊困剧之余，而当诸道合攻之力，势必不能久支，其破败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之心，断与不断而已。诚能断自圣衷，不摇群议，则指日可以收功；若狐疑不断，使将士阻气，逗遛观望，则事之成败未可知也。”此时宪宗锐意讨贼，已知愈言为是，又李光颜适差人奏捷说，大败淮西兵于时曲。宪宗因裴度独许光颜成功，于是深以裴度为知人，而讨贼之意益决矣。按淮西之役，外则李师道辈恶伤其类，多方挠阻，内则韩弘等欲倚贼自重，不愿速平，故使垂成之功，几于中废。非宪宗独断于上，专倚裴度，则腹心之疾，何时而除哉！韩愈断之一言，系于国体甚大，真救时之药石也。


    原文


    或请罢度官，以安恒、郓之心。上怒曰：“若罢度官，是奸谋得成，朝廷无复纲纪。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贼。”乙丑，以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业已讨之，两河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讨贼愈急。


    直解


    度，是裴度。宪宗前用裴度之言，增兵淮西征讨吴元济时，恒州藩镇王承宗、郓州藩镇李师道与元济事同一体，因而内不自安，互相煽乱，于是人情洶惧，议论纷纭，或有请罢去裴度的官职，以安恒、郓反侧之心者。宪宗发怒说道：“今强藩拒命，蔑视朝廷，所忌者惟裴度一人而已。若听其胁制，罢去度官，则奸计得成，大权旁落，从此朝廷之上，用舍进退，皆当受制于彼，无复纪纲之存矣。我今专用裴度一人，足破恒、郓二贼，岂可罢黜忠良，反为二贼报怨乎！”乃于是年十二月乙丑，进裴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以示委任之意。裴度因上言：“淮西乃中原重地，今元济反叛，譬如人有腹心之疾，势不得不除其患。且朝廷既已发兵讨贼，两河诸镇，平素强梁不服的，都看朝廷这番举动以为向背。若平得淮西，则诸镇群然慑服；平不得淮西，则诸镇将益肆凭陵，无复忌惮。此其关系不小，不可畏难而中止也。”于是宪宗以裴度之言为然，将用兵之事尽委裴度，令其悉心区处。繇是大议始决，而发兵讨贼，愈加严急矣。尝考汉景帝时晁错</a>议削七国，七国反因以诛错为名；今裴度议讨淮西，淮西构兵遂以罢度官为请。盖强宗悍将，迫胁君父，仇害谋臣，往往如此。然景帝听人言以诛错，而七国之势愈张，宪宗不听人言罢度，而三镇之祸随息，则二君之识量大小相去远矣。人主欲计安国家，慎毋弃任事之臣，以快奸人之愤也哉！


    原文


    六月，高霞寓大败于铁城，仅以身免。中外骇愕。宰相入见，将劝上罢兵，上曰：“胜负兵家之常，岂得以一将失利，遽议罢兵耶！”于是独用裴度之言，言罢兵者，亦稍息矣。


    直解


    铁城，在今河南遂平县地方。元和十一年六月，唐、邓节度使高霞寓，领兵攻讨淮西，与吴元济战于铁城。霞寓大败，官军杀伤殆尽，霞寓脱走，仅免其一身而已。那时朝廷议论，皆以为淮西为不可取。中外人心方在危疑，及闻霞寓军败，莫不惊骇错愕，争欲息兵。只有宪宗与裴度之见相合，决意讨贼，不为群议所挠。会宰相李逢吉等入见宪宗，将劝上暂罢征讨，以安人心。宪宗说：“输赢胜败也是兵家的常事，只要我这里庙谟审定，将士用命，何愁贼不能平，岂得以一将失利，便仓皇失措遽议罢兵耶！”于是独用裴度之言，讨贼愈急。群臣知宪宗意不可回，言罢兵者亦稍息矣。大抵议天下之事者，惟相其时之权宜，审其势之缓急，而主之以果确之志，则事无不成。宪宗之讨淮西，群臣阻之矣，宰相阻之矣，重以大将之挫败，中外人情之汹汹，而宪宗持之愈坚，略而不为动，则所筹于时势者甚熟，而其志甚果也。此可为处大事者之法。


    原文


    诸军讨淮西，四年不克，馈运疲弊，民至有以驴耕者。上亦病之，以问宰相，李逢吉等竞言师老财竭，意欲罢兵。裴度独无言，上问之，对曰：“臣请自往督战，誓不与此贼俱生。臣观元济势实窘蹙，但诸将心不一，不并力迫之，故未降尔。若臣自诣行营，诸将恐臣夺其功，必争进破贼矣。”上悦。六月，以度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义节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度将行，言于上曰：“臣若贼灭，则朝天有期；贼在，则归阙无日。”上为之流涕。李愬将攻吴房，诸将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战，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击也。”遂往，克其外城，斩首千余级。


    直解


    吴房，是县名，属蔡州地方。往亡，是不吉的日辰。淮西之乱，自元和九年发诸军征讨，至是四年，尚未能克。百姓经年运粮不胜疲劳，甚至牛不得耕，却用驴去耕田者。宪宗见得久妨农事，颇亦患之，因问计于宰相。于时李逢吉等争言，大兵久顿于外，财用困竭，意欲暂且罢兵，休息百姓。独有裴度默然无言。宪宗怪问其故，裴度对说：“吴元济悖叛君父，乃臣子不共戴天之仇，讨之不克，不可中止。臣请自往战，一决胜负，宁与此贼俱死，誓不与此贼并生。臣观此贼兵力寡弱，势实穷蹙，一战可擒。但诸将互相观望，心志不一，不肯并力向前，故彼此相持，未即降服耳。若臣亲至行营，身自督战，诸将恐臣夺其功，必然并力争进，破贼不难矣。”宪宗喜悦，乃于是年六月，加升裴度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义节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令其前去总督军务。裴度受命将行，面辞宪宗说：“臣此行若擒得元济，则班师奏凯，庶有朝天之期；若元济尚存，则委命捐躯，终无归阙之日矣。”宪宗因其言词激烈，不觉恻然动念，为之流涕。于此见当时君臣相与之情，臣不忍负君，君亦不忍舍臣也。时诸将闻裴度出朝，果皆奋勇争先。唐、邓节度使李愬以吴房系蔡州的要路，将进兵攻之，众将都劝止，说今日乃往亡之日，不利进兵。李愬说：“兵法有常有变，我今兵少，不足以战，当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彼以今日往亡，道是兵家忌讳之日，定不防我，我却乘其不意而击之，可以取胜也。”遂率兵径进，吴房果不设备，因攻破其外城，斩首一千余级而还。夫诸将顿兵淮西，四载无功，裴度一出，随有吴房之捷。于此见天下之事，不倡率则众力不前，不振作则众心不奋，而其机又在人主委任责成于上，然后计议得毕其忠，攻取得收其效。若宪宗之于裴度，具可为万世法矣。


    原文


    时董重质拥精兵万余人拒洄曲。愬曰：“元济所望者，重质之救耳！”乃访重质家，厚抚之，遣其子传道持书谕重质。重质遂单骑诣愬降。元济于城上请罪，梯而下之，槛送京师，不戮一人，屯于鞠场，以待裴度。度入城，李愬具櫜鞬出迎，拜于路左。度将避之，愬曰：“蔡人顽悖，不识上下之分，数十年矣。愿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


    直解


    洄曲，即时曲地方。槛，是囚车。鞠场，是球场。櫜，是箭筒。鞬，是弓袋。这一段是记李愬克蔡州，擒吴元济的事。李愬见淮、蔡精兵皆在外拒守，州城空虚，乃乘雪夜袭之，引兵直抵城下，破了蔡州城。元济犹坚守内城以拒敌官兵。淮西宿将董重质，是元济的谋主，统精兵万余在洄曲拒守。李愬说：“元济势已穷蹙，独守孤城，他只指望董重质来救耳。乃访重质家属在州城者，厚抚恤之。因作一书与重质，开示祸福，遣重质之子传道持往谕之。重质见书，知州城已破，即弃了兵甲，单骑赴李愬投降。元济外救已绝，乃于城上叩首请罪乞哀。李愬着他用梯子下来，以槛车囚之，解送京师。是日，申、光二州及诸镇兵，相继来降，李愬皆慰抚之，官吏尽复其职，不杀一人，屯兵鞠场，以待裴度。此时度为主帅，愬执军中之礼，戎服披执带櫜鞬出迎，拜于路左。裴度以李愬功高，不欲当此礼，将引车避之。愬说：“蔡人自叛乱以来，习成顽悖，不识上下名分，数十年矣。愬今所行，正是上下相接之礼。愿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体统，不可假借，益见朝廷之尊。”度以其言为当，乃受之。按淮西恃强跋扈已数十年，其风俗犷戾甚于蛮夷，故以三州之众，举天下之兵，环而攻之，四年而后克。人知度、愬诸人同心戮力之所致，而不知宪宗之独断乃大将之所以成功也。


    原文


    裴度以蔡卒为牙兵，或谏曰：“蔡人反侧者尚多，不可不备。”度笑曰：“吾为彰义节度使，元恶既擒，蔡人则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闻之感泣。先是吴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语于涂，夜不然烛，有以酒食相过从者罪死。度既视事，下令惟禁盗贼、斗杀，余皆不问，往来者不限昼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乐。


    直解


    牙兵，是帐下亲兵。偶语，是两人相对说话。裴度既平淮、蔡，因将蔡州降卒收在帐下用为亲兵。或有人谏裴度：“蔡人虽云降服，其间阴怀异志反侧不安者，尚多有之，当加意提备以防不然，不可遂置之左右，待以腹心也。”裴度笑说：“疑人莫用，用人莫疑。我为彰义军节度使，讨平淮、蔡有罪者，惟首恶吴元济一人而已。首恶既擒，其余胁从之人，归服于我者就是我部下的人了，我自当待之如一家，亲之如一体，又何必分别彼此，而过生猜疑乎！”于是蔡人闻度此言，无不感泣。盖当是时蔡人新附，未知裴度意思如何，正放心不下，一闻其言，众心始得宁帖，所以感激而至于垂泣也。又前此吴元济父子悖逆相承，拥兵拒命，禁止蔡人涂间不得聚谈，夜里不得举烛，或有备办酒食相过往追随者，其罪至死。数十年间，蔡人摇首动足惟恐犯法，一向不得安生。裴度既至，除去烦苛，更下宽令，但只禁止盗贼行劫，及斗殴杀人重犯，其余一切罪过，悉置不理。百姓每有相往来的，聚散早晚各随其便，不限昼夜，于是蔡人始知人生世间有此安乐，感戴裴度真如父母矣。繇此二事而观，可见御众莫要于推诚，安民莫先于宽大。盖众志方危，我猜疑则彼益摇惑；民生方蹙，上严急则下益愁苦。惟当其摇惑之际而推诚以镇之，则众之附我也必坚；乘其愁苦之余而宽大以抚之，则众之德我也必厚。《书》曰：“临下以简，御众以宽。”即帝王之治亦有然者，岂但为将相者所当知哉！


    原文


    淮西既平，上浸骄侈。户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镈、卫尉卿盐铁转运使程异晓其意，数进羡余以供其费，繇是有宠。八月，镈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并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骇愕，至于市井负贩者亦嗤之。


    直解


    宪宗即位以来，日夜忧勤，思雪祖宗之耻，颇为励精。及是淮西既平，便觉志意盈满，日渐矜骄奢侈，好兴土木，无复昔时勤俭之意矣。时有户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镈、卫尉卿盐铁转运使程异，两人都是管钱粮的官，晓得宪宗意思，欲有所逞，而用度不足，乃专事掊剋，时时进奉羡余银两，以充其费，欲以自结于上。宪宗见两人投其所欲，果甚喜悦，繇是大有宠幸。八月，镈以户部侍郎、异升工部侍郎，并同平章事，判度支转运使如故。诏下之日，满朝百官及四野的小民，见两人素望极轻，一旦用做宰相，无不骇愕。至于街市上负贩做小买卖的人，也都嗤笑之，其不惬于众论如此。夫古之明君，所以久安长治者，惟其功愈盛而志愈惕，小人不得乘间而窃用故也。宪宗穷四年之力，仅平三小州，不思河北之未臣，吐蕃之寇掠，尚属可虑，而逸欲一生，使小人遂得窥见其意而入之。以十年之忧勤而不胜其一念之骄侈，以众贤之戮力，而不胜其两小人之逢迎，卒使前功尽隳，身且不保，良可慨已。处四海无虞之日者，其深鉴之。


    原文


    裴度耻与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许。度复上疏，以为：“天下治乱系朝廷，朝廷轻重在辅相。所可惜者，淮西荡定，河北底宁，承宗敛手削地，韩弘舆疾讨贼，岂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处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业，十已八九，何忍还自隳坏，使四方解体乎！”上以裴度为朋党，不之省，繇是镈益无所惮。程异亦自知不合众心，能廉谨谦逊，为相月余，不敢知印秉笔，故终免于祸。上晚节好神仙，诏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荐山人柳泌能合长生药。诏泌居兴唐观炼药。


    直解


    是时宪宗用皇甫镈、程异为相，这两人都是邪佞小人，裴度羞与同在相位，因进谏不从，上表求自退避。宪宗不许，裴度乃复上疏，奏说：“天下治乱，其本全系朝廷，朝廷轻重又在辅相，辅相得人，则朝廷增重而天下治，辅相非人则朝廷轻辱而天下乱，治乱之机所关甚重，诚不可不慎也。今陛下用皇甫镈、程异为相，轻辱朝廷，此何足惜。所可惜者，强藩悍将，如两河诸镇为患已久。今吴元济就擒，淮西幸已平定；田弘正等相继归服，河北幸已安宁；王承宗上表献德隶二州，拱手纳地；韩弘奉诏讨李师道，扶病出兵。似这等奉顺朝廷，岂是朝廷之上徒以威力压服，能制其死，而使之不敢违哉？直以生杀予夺，正大公平，一切处置事理成中机宜，能使强者畏威，弱者感德，有以深服其心焉耳。陛下劳心焦思建此升平之业，以大势而论，十已八九，正当兢兢业业，尽善尽美，图维有终，何忍宠昵小人，将垂成大业旋自隳坏，使四方将吏见朝廷举措如此，离心解体，不复有臂指相使之势，岂不可为痛惜者哉！”疏上，宪宗反以裴度为朋党，不览其奏。繇是皇甫镈愈益恣肆，无所忌惮。程异自知不为众论所容，颇能廉谨谦退，为相月余，不敢知印秉笔，干预事权，故后来皇甫镈贬为崖州司户而死，而程异仅得免于其祸，然已无救于国家之败矣。宪宗晚年又喜好神仙，诏天下访求方士通晓仙术者。宗正卿李道古欲谄媚求容，乃荐举山人柳泌，说他能合长生药，服之可以延年益寿。宪宗信以为然，诏柳泌居兴唐观中烧炼药饵。其后宪宗服其金丹，躁渴举发而崩，柳泌杖杀，诸方士皆流岭表，然亦不能赎其罔上之罪矣。夫国事至重大者，莫如任相，而宪宗轻用匪人，至隳成功而不恤；异端至虚诞者，莫如求仙，而宪宗轻信邪术，至蹙大命而不疑，是非镈异之奸，柳泌之妄能惑宪宗也，繇宪宗之惑于利欲焉耳。使其能养德于虚明，持志于静定，虽有奸妄之徒，何自而入哉！此明主所当知也。


    原文


    十四年春正月，中使迎佛骨至京师，上留禁中三日，乃历送诸寺，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然香臂顶供养者。刑部侍郎韩愈上表切谏，以为：“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黄帝以至禹、汤、文、武，皆享寿考，百姓安乐，当是时未有佛也。汉明帝时，始有佛法。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以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舍身为寺家奴，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繇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微贱，于佛岂可更惜身命！’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大怒，出示宰相，将加愈极刑。裴度、崔群为言：“愈虽狂，发于忠悃，宜宽容以开言路。”乃贬愈为潮州刺史。


    直解


    潮州，即今广东潮州府。宪宗末年，崇信邪术，小人希宠者争以异端迎合上意。于是有言陕西凤翔府法门寺塔中有佛指骨，二十年一开，开则岁丰民安者。德宗听信其言，遣内使往迎其骨，至十四年正月迎至京师。宪宗留在宫中供养三日，乃遍送诸寺，令其转相顶礼。于是上自王公，下至士民，都去争先瞻奉，舍施钱财，唯恐不及，甚有倾竭资产以充布施者，有然香于臂膊及顶上供养者。刑部侍郎韩愈见得蠹财惑众，乃上表切谏，说道：“我中华地方，以礼乐教化为俗，本无有佛。佛者乃是夷狄教门中之一法，其大意只要以祸福之说，怂动愚俗耳。臣尝考之上古，自黄帝、尧、舜，以至禹、汤、文、武，这许多圣帝明王都享有寿考，多者百数十岁，其次百余岁，国运久长，百姓安乐。当此之时，尚未有佛，是不因奉佛而才得福也。汉明帝时始听信邪说，遣人到天竺迎取佛书，于是佛教始入中国。然汉自明帝而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是奉佛而反不得福也。宋、齐、梁、陈、元魏而下，奉佛之礼渐加恭谨，计其享国多者十数年，少则三、五载，年代转益短促。唯梁武帝在位颇久，然四十八年之间前后舍身三次，以天子之贵为寺家奴，卑辱已甚，其后竟为贼臣侯景所逼，断其饮食，饿死台城，国亦随灭。原其奉佛之心，本为求福，福不可得，乃反得祸，以此看来，作祸造福，全不繇佛，佛教虚妄不足凭信，其理昭然从可知矣。但百姓愚下懵懂，其心易于煽惑，而难于晓悟。彼但见陛下敬信佛教如此，都说天子是大圣人，尚且一心奉佛，况我等微贱小人，尤当加敬顶礼，岂可更爱惜身命，所以弃却本等生理，都去瞻奉舍施，以至竭资产，燃臂顶而不顾也。惑乱愚俗，莫此为甚。乞将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庶令人知其幻妄，可以断除一世之疑，后代无所流传，可以杜绝将来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举动，远配古圣帝明王，而迥出汉魏六朝庸主万万倍也，岂非至盛美之事哉！设使佛有神灵，能作祸福，臣今排诋其妄，凡有灾咎，宜加臣身，臣请自当其祸焉。”表上，宪宗览之大怒，出其表以示宰相，欲加愈极刑，置之于死。宰相裴度、崔群在上前力争说：“愈言虽狂，发自忠恳，心则无他，宜姑示宽容，以开进言之路。”乃从轻贬愈为潮州刺史。按佛教虚妄，先儒辟之详矣，而深切著明无如此表。盖佛教所以能惑众者，以人情莫不慕富寿而恶贫苦。彼以祸福之说动之，故群起而信奉，而自不暇察其理之有无也。韩愈此表历征古之帝王年寿修短，国运久促，全不系于奉佛与否，以见其本无神灵，本不能作祸福。此说出，则彼之虚妄立见，而无所挟以惑众矣，其有功于世教，岂不大哉！明君以正心穷理为学，当三复于斯言。


    原文


    上问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后乱，何也？”崔群对曰：“玄宗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则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用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愿陛下以开元初为法，以天宝末为戒，乃社稷无疆之福。”皇甫镈深恨之。


    直解


    宪宗一日问宰相说：“先朝玄宗皇帝在位四十余年，初时朝政清明，天下治安，后来祸乱遽起，破国亡家，这是何故？”宰相崔群对说：“玄宗初年所用的臣，是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都是忠直君子，专以正道辅佐玄宗，使励精勤俭，所以国家理治；后来所用的臣，是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都是奸邪小人，专以谄佞诱引玄宗，使纵情奢侈，所以国家危乱。可见人君用人，或得或失，治乱随之，所系极重，非可轻忽也。今人都说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玄宗避寇幸蜀，为乱之始；臣独以为从开元二十四年，玄宗罢张九龄的相位，专用李林甫，自此小人得进，君子皆退，朝廷不闻直言，不行善政，是乃治乱之所繇分也。臣愿陛下以开元初年的事为法，选用贤臣如姚崇等诸人，必信任之，与共图治理；以天宝末年的事为戒，辨别小人如李林甫等诸人，必黜远之，以防其乱，则可保久安长治，乃社稷无疆之福也。”时朝臣中皇甫镈正是个邪佞小人，闻崔群所对，切中其病，遂深恨之。夫古之英君，始未尝不用君子，然多不能保其终者，盖繇天下已治，每厌勤劳而喜逸乐。厌勤劳则但见君子之拘捡，而势必见疏；喜逸乐则但见小人之可狎，而情必相契。所以始治终乱，皆出于此，非独玄宗、宪宗为然也。欲任贤臣以成无疆之休者，其深鉴之。


    原文


    帝问：“玄宗开元时致治，天宝则乱，何一君而相反耶？”李绛曰：“治生于忧危，乱生于放肆。玄宗尝历试官守，知人之艰难，临位初，任姚崇、宋璟，励精听纳，故左右前后皆正人也。洎林甫、国忠得君，专引倾邪之人，分总要剧。于是上不闻直言，嗜欲日滋。内则盗臣劝以兴利，外则武夫诱以开边，天下骚动，故禄山乘隙而奋。此皆小人启导，从逸而骄。系人主所行，无常治，亦无常乱也。”


    直解


    宪宗一日问宰相李绛说：“玄宗开元时政事修举，天下太平，到天宝以后，盗起兵兴，宗社几于不保，一君之身而前后治乱相反，其故何也？”李绛对说：“治乱无一定之数，有一定之理。治不生于治，而生于一念之忧勤；乱不生于乱，而生于一念之侈肆。玄宗在藩邸时，典领州郡，历试官守，备知民情疾苦、时事艰危，所以即位之初，任用姚崇、宋璟为相，励精治理，心志清明，听纳忠言，耳目无壅，故其时前后左右无一个不是正人，相导辅翼者无一件不是正事，天下安得而不治乎！到天宝以后，奸臣李林甫、杨国忠蛊惑上心，操弄国柄，排抑正直之士，使无所容，而专引倾邪险诐之人，令其分布要区，总领繁剧。繇是朝廷之耳目敝塞，忠言不得上闻，君心之嗜欲日滋，声色从而杂进，内则盗臣王等搜括缗钱，劝以兴利，外则武将高仙芝等邀求功赏，诱以开边，以致百姓困于科求，三军疲于征战，怨声四起，天下骚然。故贼臣安禄山乘此衅隙，顿生祸心，一旦变起渔阳，而大驾蒙尘，两京失守。此皆繇小人欲希图宠幸，专以荒淫侈肆之事，启导君心，使之纵耳目之娱，穷心志之乐，其骄逸如此，国事安得而不坏，天下安得而不乱乎！繇此观之，治乱系人主所行，行得其道则治，行失其道则乱。恃其治而萌侈肆之心，则治将变而为乱；惧其乱而厉忧危之念，则乱可变而为治。治乱果何常之有哉！”按李绛以忧危放肆，分别开元、天宝之治乱，其言固甚当矣，而不知天宝之乱，正开元之治有以启之也。盖艰难之际虽庸主皆知勉图，而治平之时，即贤君不免骄佚。开元间海内富庶，兵革不兴，玄宗自谓天下治安，所以侈心渐肆。使其知有天宝之乱，岂肯安危利灾一至于此极乎！故圣人处极盛之时，而愈切怠荒之儆，其虑远矣。


    穆宗


    穆宗皇帝，名恒，是宪宗第三子，在位四年。


    原文


    二年春，上之初即位也，两河略定，萧俛、段文昌以为“天下已太平，渐宜销兵，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岁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国事为意，遂可其奏。军士落籍者众，皆聚山泽为盗。及朱克融、王庭凑作乱，一呼而士卒皆集。诏征诸道兵讨之，诸道兵既少，皆临时召募，乌合之众，故每战多败。


    直解


    长庆二年春，初，穆宗新即位之时，河南、河北之乱，才得平定，人心尚未帖服，正该养威蓄众，图维善后事宜，以防反侧。宰相萧俛、段文昌虑不及远，便说天下已太平无事了，议欲以渐销兵用省军费，乃请密下诏书，令天下军镇有兵的所在，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或以逃、或以死除其籍，为渐次销减之法。那时穆宗方溺于荒淫宴乐，不以国事为意，遂不论可否即从其奏。繇是军士除籍者日众，无所归着，都去山泽中聚而为盗。未几乱果复作。幽州军士囚了节度使张弘靖，推朱克融为留后，成德兵马使王庭凑杀了节度使田弘正，自称留后。两人同时作反，一呼而士卒皆往从之。朝廷下诏调各道兵讨贼，各道兵在籍者既少，都一时仓卒，召募乌合之众。平素既无恩威，又未加训练，谁肯用命，所以每战多败，皆轻议销兵之过也。夫祸乱初定之时，如疾病方痊，恃其已安而遂废药石，则病将复生而不可救矣。唐之销兵何以异此？况兵非土著，散之最难。萧俛等不思所以驭之安之之法，而镘去其籍，是驱坐待衣食之辈，而责之归农，非其情也，其为寇兵之资也，又何怪乎！


    原文


    又凡用兵，举动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从，不度可否，故虽以诸道十五万之众，裴度元臣宿望，乌重胤、李光颜皆当时名将，讨幽、镇万余之众，屯守逾年，竟无成功，财竭力尽。崔植、杜元颖、王播为相，皆庸才，无远略。史宪诚既逼杀田布，朝廷不能讨，遂并朱克融，王庭凑以节钺授之。繇是再失河朔，讫于唐亡，不能复取。


    直解


    幽、镇，都是藩名。时朱克融反于幽州，王庭凑反于镇州。朝廷承销兵之后，行伍空虚，乃仓卒募兵征讨。兵既不精，及其遣用将帅，又不假以事权，凡诸将一举一动，必须从禁中授以方略，进退掣肘，不得自专。朝令夕改，事无成算，以致众心眩惑，莫知所从。忽然而行，忽然而止，全不审酌机宜，度量可否。故虽以诸道十万之众，声势联络，兵不为不多，而领兵者若裴度为耆德元臣，乌重胤、李光颜皆当时知名大将，将不为不良，然而幽、镇二州其众不过万余，大军讨之，屯守经年，竟无成功，徒致财用困竭，民力疲劳，坐受其敝，则繇庙堂之上，辅相不得其人故耳。盖此时崔植、杜元颖、王播为相，这三人都是庸下凡材，无有深谋远略。魏博牙将史宪诚，既鼓扇众军逼令节度使田布自杀，崔植等不能力赞朝廷讨正其罪，因以宪诚代布，遂将朱克融、王庭凑一并姑息，授以节钺，以克融为平卢节度使、庭凑为成德节度使。繇是河朔一带地方，在先朝归顺者复为强臣所有，天下大势既去，迄于唐亡，寸土寸疆不能复取，皆宰相不得其人之故也。夫河朔诸镇，在宪宗朝得裴度诸贤，则叛者服，及穆宗用崔植诸人，则服者叛，相道得失，而国家之理乱因之，所系诚至重矣。然宪宗之用裴度也，言听计从，虽大奸如李逢吉不能阻挠。而穆宗出度于外，反使庸鄙如崔植等得从中制，度亦安得以有为哉！故人君欲尽贤相之用，尤必信任专一而后可。


    原文


    五月，以尚书左丞柳公绰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公绰过邓县，有二吏，一犯赃，一舞文。众谓公绰必杀犯赃者。公绰判曰：“赃吏犯法，法在；奸吏乱法，法亡。”竟诛舞文者。


    直解


    山南东道，即今湖广襄阳等府。邓县，即今邓州地方。吏书作弊，舞弄文法，叫做舞文。长庆三年五月，穆宗以尚书左丞柳公绰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公绰巡行所属，过邓县审录囚犯，适有两个犯罪吏，一个是要钱贪赃的，一个是作弊舞文的。众人私拟公绰素性廉介，赃吏罪重，必然杀犯赃者。公绰判断其案说道：“赃吏贪财，自干法纪，其于国家之法只是犯之而已，却不曾变坏了法度，是法犹在也。若奸吏舞文，则增损律例，改易公私轻重，皆出其手，虚实无从而稽，把国家之法全然变乱了，是法因之而亡也。”于是竟诛舞文者，众人咸服其明。夫国家所以纲纪天下，成画一之治者，恃有法在耳。惟是积胥巨猾，欺公罔上，奸弊百端，主司者或受其愚弄而不能察，或被其把持而不能禁，甚且曲为隐护以自盖其疏虞，于是奸吏接迹，不可胜诛，而法益荡灭矣。然吏之所以敢于乱法者，实皆贪心所使，则诛赃吏亦所以弭奸吏也。欲澄清天下者，宜加意焉。


    原文


    四年春，初，柳泌等既诛，方士稍复因左右以进，上饵其金石之药。有处士张皋者上疏，以为：“神虑澹则血气和，嗜欲胜则疾疹作。药以攻疾，无疾不可饵也。先帝信方士妄言，饵药致疾，岂得复循其覆辙乎！”


    直解


    先是宪宗因服方士柳泌之药，致疾而崩，穆宗即位已将柳泌等杖杀。至长庆四年，诸方士稍又因左右近幸之人干求进用。穆宗志意怠荒，不能惩戒往事，仍又服其金石之药，欲求长生。有处士张皋者上疏，谏说：“人禀血气以生，贵于和平，而忌偏胜。惟能澄神定虑，使本原之地，宁静澹泊，不为情欲所扰，则血气自然和平，而百病不侵。设使恣情纵欲，或耽于声色，或荒于游宴，嗜欲既胜，则血气必致损耗，而疾病斯作矣。人惟致有疾病，所以必须用药攻治，是药本为攻疾而设也。若本无疾病而轻服药饵，反使药力有所偏助，其患立见。君身所系至重，岂可如此。昔先帝听信柳泌妄言，谓服药可得长生，以致躁渴举发，遘病而崩。此陛下所亲见者，正宜惩其既往之失，永为鉴戒，岂得再踵其覆辙乎！”穆宗徒善其言，终不能用也。按神虑澹泊之言，最得养生之理。盖人君一心，众欲交攻，必须爱惜精神，减省思虑，于凡可喜可好之事，泊然如水，一无所动其中，才能培养寿命之原，永绥和平之福。而其要又在讲学勤政，使志意既有所专，然后神虑斯无所杂。未有无所事事而心能澹然者也。明主宜留意焉。


    敬宗


    敬宗皇帝，名湛，是穆宗长子，在位二年。


    原文


    上视朝每晏，左拾遗刘栖楚进言曰：“陛下嗣位之初，当宵衣求理，而嗜寝乐色，日晏方起，梓宫在殡，鼓吹日喧，令闻未彰，恶声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长，请碎首玉阶以谢谏职之旷。”遂以额叩龙墀，见血不已。上命中使宣慰令归。


    直解


    穆宗在位四年而崩，其子敬宗即位，昏迷不德，视朝甚迟，百官伺候朝参，废时失事。于是左拾遗刘栖楚面进谏说：“陛下嗣位之初，上承宗庙，下抚万邦，海内人心方颙颙望治之日，正宜兢兢业业，不遑宁宽，虽在夜间犹当披衣待旦，以求治理可也。今乃溺于宴安，嗜好寝卧，耽乐女色，至日晏而后起，甚非励精图治之意。况先帝梓宫在殡，尤人子闻乐不乐之时，而鼓吹日喧，略不为念。美誉未彰于天下，恶声已布于遐方，臣恐如此怠荒，福祚必不久远，关系非细故也。臣叨居谏职，不能补阙救过，何颜立于朝廷，请碎首玉阶以谢旷职之罪。”遂以额叩于龙墀，出血不止。敬宗见其恳切，命中使宣旨慰谕，劝之使归，然终不悟也。卒之敬宗以逸豫灭德，在位二年而亡，栖楚福祚不长之言，于是验矣。可见人君勤政，不惟可以理万机，且使志气清明，精神会</a>聚，一切纵欲伤生之事，自不暇为，亦所以养寿命之原也。周公作《无逸》以励成王，而惓惓以享国修短为言，正是此意。人主宜三复之。


    原文


    宝历元年正月，上游幸无常，昵比群小，视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进见。二月，浙西观察使李德裕</a>献《丹扆六箴》：一曰《宵衣》以讽视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讽服御乖异，三曰《罢献》以讽征求玩好，四曰《纳诲》以讽侮弃谠言，五曰《辨邪》以讽信任群小，六曰《防微》以讽轻出游幸。上优诏答之。


    直解


    扆，是御屏。丹，是赤色。宝庆元年正月，时敬宗即位之初，不知保身勤政，每微服出外，游戏行幸，举动无常，所宠昵亲近的都是狎邪小人，蛊惑上心，无所不至。每月视朝不过三两次，公卿大臣罕得进见其面者。二月，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因作《丹扆六箴》以献，言人君负扆临朝，所当箴警者有六件事：一曰《宵衣》，说人君于天未明时就当起来着衣，待旦视朝，盖因敬宗视朝太稀，日晏始出，故以此讽谏也；其二曰《正服》，说人君所尚袍服，自有定制，不可崇尚奇丽之饰，盖因敬宗服御乖异，有亵威仪，故以此讽谏也；其三曰《罢献》，说人君所受贡献，自有常额，不可于常额外受人贡献，盖因敬宗征求玩好，有损俭德，故以讽谏也；其四曰《纳诲》，说人君于直言正论当委曲听纳，以示优容，盖因敬宗侮慢忠言，拒而不听，故以此讽谏也；其五曰《辨邪》，说人君于谗谄奸佞当详审辨别，以防蒙蔽，盖因敬宗亲信群小，任之不疑，故以讽也；其六曰《防微》，说人君一身所关甚重，出入举动，当时加戒慎以防不虞，盖因敬宗轻生游幸，履危蹈险，不知戒惧，故以此讽谏也。六箴进上，敬宗优诏褒答，然竟不能从其言也。按此六箴虽均切治理，而《辨邪》一言尤要。盖敬宗以冲年即位，使能尊礼师傅，亲近老成，则心志有所维持，而起居出入自然有常，服御玩好自不及侈矣；惟其有群小之狎，无师保之助，此所以童昏失德，过日积而不自知也。明主当深省于斯。


    文宗


    文宗皇帝，名昂，是穆宗第二子，在位十三年。


    原文


    二年夏四月，上对柳公权等于便殿，上举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浣矣！”众皆美上之俭德，公权独无言。上问其故，对曰：“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当进贤退不肖，纳谏诤，明赏罚，乃可以致雍熙。服浣濯之衣，乃末节耳。”


    直解


    洗濯衣垢叫做浣。开成二年夏四月，文宗召翰林学士柳公权等，入对于便殿，文宗言及汉文帝恭俭，因举自家袍袖以示众学士说：“朕这袍服已经三次浣濯了，今犹服之，不欲遽弃也。”众学士都称美文宗的俭德，以为过于汉文帝，独柳公权默而无言。文宗问其故，公权对说：“节俭固是美德，然帝王治天下，尚有大道理。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所重者不在财帛，当思官职贵于得人，于贤者则进之，不肖者则退之，忠言不可轻弃，于谏诤之当者从之，有不当者亦容之，恩威不可滥施，于有功者赏之，有非者罚之，则朝廷之上大本克端，天下自然理治，雍熙太和之盛可不劳而致矣。这才是帝王的盛节。若区区服浣濯之衣，不过细小末务而已，治天下的大经大法，不系于此，岂可遽以为美而自足哉！”夫节俭，美行也，而公权犹以为非帝王之大德。若恣情纵欲，奢侈败德者，又当何如哉！为人上者可以鉴矣。


    原文


    九月，以李德裕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德裕入谢，言于上曰：“致理之要，在于辨群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势不相容，正人指邪人为邪，邪人亦指正人为邪。人主辨之甚难。臣以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萝，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竞为朋党。先帝深知朋党之患，然所用卒皆朋党之人，良繇执心不定，故奸邪得乘间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为欺罔，主心始疑，于是旁询小人以察执政。如德宗末年，所听任者惟裴延龄辈，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乱也。陛下诚能慎择贤才以为宰相，有奸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书，推心委任，坚定不移，则天下何忧不理哉！”


    直解


    开成四年九月，时文宗崩，武宗即位，首召还袁州长史李德裕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德裕入见谢恩，因奏说：“人君致治之要，不必他求，只有审察群臣，辨其孰为邪人，孰为正人而已。夫人之邪正不同，其存心制行亦每相反，若使同朝而立，其势必不相容。正人疾恶邪人，固指邪人为邪；邪人妒忌正人，亦反指正人为邪，邪正相攻，名实混乱，人主欲从而辨别之，诚甚难矣。然以臣言之，正人持身孤介，譬如木中松柏一般，其节操刚劲，无所倚靠，而挺然独立；邪人则柔佞卑鄙，譬如草中藤萝一般，若非依附他物，必不能引拔而振起也。故正人独行己志，一心事上，耻为和同；而邪人背公植私，交相引援，争为朋党。其人品较然不同，宜无难辨。先帝深知朋党为患，每恨其难去，而所用者若李训、郑注等，又卒皆朋党之人，良繇其辨别不真，持心不定，乍疑乍信，所以奸邪得乘间而入，以构谗启祸，人主卒被其误而不知也。夫为宰相者固不能人人忠良，其中或有一、二心怀欺罔者，人主之心始不能无疑。疑心一生，不能自决，乃又旁问左右之人，以伺察执政的贤否。如先朝德宗末年，不信宰相而信群小，所听任者惟谗佞裴延龄等，专权用事，至于宰相反不得预政，但署名于敕，主行文书而已。体统废坏，纪纲陵夷，此政事所以日乱而不理也。陛下诚能于择相之始，其难其慎，务选择贤才而任之，固不因之以滥用小人。其有欺君罔上，罪过昭彰者亟行罢斥，亦不因之以概疑君子。常使朝廷政事都出自中书，决于宰相，推心置腹，委任责成，志坚意定，不为毁誉所间，爱憎所迁，则臣主一心，政事毕举，何忧天下之不治也哉！”大凡人君择相，未尝不欲得正人而任之，而任之未必专者，其知之犹未深也。心诚相知，则信之必笃，任之必专，自非邪人所能间耳。古人所以比君相于元首股肱，明其有一体之义，岂有一体而可使间隔者哉！后之任相者，以一人誉之而用，既不能辨别之于始，以一人毁之而弃，又不能信任之于终，其于一体之义疏亦甚矣。明主宜知所重焉。


    原文


    又曰：“先帝于大臣好为形迹，小过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积，以至祸败。兹事大误，愿陛下以为戒。臣等有罪，陛下当面诘之。事苟无实，得以辨明；若其有实，辞理自穷。小过则容其悛改，大罪则加之诛谴，如此，君臣之际无疑间矣。”上嘉纳之。


    直解


    李德裕又对武宗说：“昔先帝文宗御下多疑，其待大臣不肯开心见诚，每每好为形迹以全体面。大臣小有过失，心里虽是不喜，却乃务为包容，不即显言于外。自此日累月积，下之罪过益深，而上之猜疑益甚，小人乘机中伤，不觉信之深而发之暴，以致大臣继去，人人自危，而国之祸败随之矣。此一事，乃先帝大错误处。陛下今日始临群臣，愿深以为戒，勿蹈其辙。臣等若有罪过，陛下但有所闻，即当面赐诘问。事苟不实，则臣等得以一一辨明，不致为人诬陷；若其有实，则辞屈理穷，自然输服，亦可得其真情，就中分别。小过姑容其悛改，使之自新；若犯大罪，即加以诛谴，无所宽贷。如此，则君臣之间，肝胆相照，形迹俱忘，非惟君不疑臣，臣亦不疑君矣。所以保全大臣，而遏群邪媒孽之端者，皆在于此，祸败何从而生乎？”武宗以其言为是，深嘉纳之。夫君臣之分本严，所恃以成上下之交者，惟心之相信而已。若君心一有所疑，蓄而不发，则积疑销金，积毁销骨，臣下之心迹无繇自明，而上下之交离矣。父子相离，不可以治家，君臣相离，尚可以治国乎！故夫上推诚以待下，下积诚以格上，宜各尽其道也。


    武宗


    武宗皇帝，名炎，是穆宗第五子，在位六年。


    原文


    四年八月，镇、魏奏邢、洺、磁三州降，宰相入贺。李德裕曰：“昭义根本尽在山东，三州降，则上党不日有变矣。”上曰：“郭谊，稹谋主也，必枭刘稹以自赎。”德裕曰：“诚如圣料。”未几，谊果斩稹，收稹宗族尽杀之，函稹首，降。宰相入贺，上曰：“郭谊宜如何处之？”德裕对曰：“刘稹，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谊为之谋主，及势孤力屈，又卖稹以求赏。此而不诛，何以惩恶！宜及诸军在境，并谊等诛之。”上曰：“朕意亦以为然。”郭谊等至京师，皆斩之。


    直解


    镇、魏，都是藩镇名。邢、洺、磁，是州名。邢州，即今顺德府地方。洺州，即今广平府地方。磁州，即今彰德府地方。昭义，在秦时为上党，今为潞安府。初，昭义节度使刘从谏薨，其子刘稹自为留后。武宗用宰相李德裕之谋，诏镇州节帅王元逵、魏博节帅何弘敬发兵讨之，先攻其邢、洺、磁三州，三州守将皆相继请降，于是镇、魏二帅以状闻于朝。宰相入贺，李德裕奏说：“昭义一军所恃以为根本者，正以其有邢、洺、磁三州在于山东，其士马可以进援，险阻可以退守也。今三州来降，则根本既拔，以势度之，上党孤悬无助，难以独存，不日之间必有内变矣。”武宗说：“彼中若有变，必起于郭谊，盖郭谊乃刘稹的谋主，见事不成，恐并受其祸，必杀刘稹以自赎其罪也。”德裕说：“稹必死于谊手，诚如圣算。”未几，郭谊果杀了刘稹，并收稹宗族尽数杀之，将刘稹首级用匣子盛了，献上求降。于是宰相入朝称贺，武宗问说：“郭谊本是贼党，法当诛戮，今能杀稹来降，功又当赏，宜如何处之？”德裕对说：“刘稹乃一痴孺子耳，何知叛逆，所以教之阻兵拒命者，皆郭谊为之谋主。始则依势附力，导稹以为乱，及势孤力屈，不能自存，乃又以稹为奇货，卖之以求赏，其反侧如此，真奸人之雄也。若释此不诛，何以惩恶！宜及镇、魏诸军尚在境内，并郭谊等俱诛之，以为党恶之戒。”武宗深然其言，说：“朕意亦是如此。”乃诏郭谊等送至京师，皆斩首以正法，于是泽、潞始平。自古谋国之臣，多计算而少成事，非但其谋之不审，亦繇君相异心，任之者不专也。今观武宗之与德裕，同心相谋，同谋相信，君所言是，相则曰“诚如圣料”，相所言是，君则曰“朕意亦然”，其计议投合如此，令何所不行，威何所不克？此所以使镇、魏如臂指，取上党如拾芥也。在相者宜以为法。


    宣宗


    宣宗皇帝，名忱，是宪宗第十三子，在位十三年。


    原文


    二年二月，以知制诰令狐绹为翰林学士。上尝以太宗所撰《金镜录》授绹，使读之，“至乱，未尝不任不肖，至治，未尝不任忠贤。”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当以此言为首。”又书《贞观政要</a>》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


    直解


    大中二年二月，宣宗以知制诰令狐绹为翰林学士。此时宣宗励精图治，志欲法祖。一日，尝以太宗所作《金镜录》授与令狐绹，使在御前读之。《金镜录》中有两句说道：“国家之乱皆繇小人导之，未有不任不肖而乱者。国家之治皆繇君子辅之，未有不任忠贤而治者。”绹读到这两句，宣宗大有感悟，命绹且住，因说人君用人得失，甚有关于治乱，凡欲求致太平者，当以此言为首务，使不肖者不得倖进，忠贤者不致遗佚，则有治无乱，何患太平之难致哉！宣宗又以史臣所记太宗《贞观政要》事事切于理道，欲时加省览，乃书于御座屏风，每正色拱手，致敬而读之。盖太宗用此以致太平，嘉言懿行，具载此书，故敬慕之如此。《书经》上说：“王懋乃德，视乃烈祖，无时豫怠。”太宗固唐之烈祖也。宣宗即位之初，景念若此，可谓无所豫怠矣。是以虽当末世，而犹能整齐法纪，维系人心，人称为小太宗，况于重熙累洽之时，而法祖攸行者，其治功当何如哉！


    原文


    八年秋九月，上猎于苑北，遇樵夫，问其县，曰：“泾阳人也。”“令为谁？”曰：“李行言。”“为政何如？”曰：“性执。有强盗数人，匿军家，索之，竟不与，尽杀之。”上归，帖其名于寝殿之柱。冬十月，行言除海州刺史，入谢，上赐之金紫。问曰：“卿知所以衣紫乎？”对曰：“不知。”上命取殿柱之帖示之。


    直解


    军家，唐时有南北军，其部下的人，叫做军家。泾阳县，今属陕西西安府。海州，今属南直隶淮安府。大中八年秋九月，宣宗出猎于苑北，偶遇打柴的樵夫，问他是何县人。樵夫对说是泾阳县人也。宣宗问他县里正官是谁。樵夫对说是李行言。宣宗因问此人做官何如。樵夫对说此人性刚，执法不能容奸。县中有强盗数人，打劫人家事发，藏匿一军家，他差人捕捉，那窝主竟不肯与，遂将强盗与窝主一并拿来，尽数杀之。其执法不挠如此。宣宗默记</a>其言，回至宫中，便写李行言姓名，帖于寝殿之柱，以备擢用。到冬十月，乃除授行言为海州刺史。行言入朝谢恩，宣宗特赐以金带紫袍以宠异之。因问行言：“卿知今日所以腰金衣紫之故乎？”行言对说：“不知。”宣宗乃命左右取殿柱上帖子的姓名示之，以见行言自为县令时，已受知于朝廷也。夫守令之贤否，生民之休戚系焉，人君知以为重者鲜矣。虽举刺之章日上，殿最之牍满前，某贤某不肖尚有不辨其谁何者。宣宗一出猎之际，惓惓吏治，问之惟恐不详，一得其人，手记心存，用之惟恐不速。明主能法其意，以察贤否、行黜陟，守令岂有不劝，百姓岂有不安者哉！


    原文


    九年二月，以醴泉令李君爽为怀州刺史。初，上校猎渭上，有父老以十数，聚于佛祠。上问之，对曰：“醴泉百姓也。县令李君奭有异政，考满当罢，诸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谐所愿耳。”及怀州刺史阙，上手笔除君奭，宰相莫之测。君奭入谢，上以此奖励，众始知之。


    直解


    醴泉，即今陕西醴泉县。怀州，即今河南怀庆府。渭上，是渭河之上。大中九年二月，宣宗以醴泉令李君奭为怀州刺史，史臣因叙说，初，宣宗出猎于渭上，见年老的百姓有十数人聚会于佛庙中，宣宗问他每是何县人，为甚么聚会在此。父老对说：“我等都是醴泉县的百姓，因本县令李君奭做官廉能，有异常德政，百姓每戴之如父母，不忍离之。今当考满之时，资俸已深，必然升迁罢去，因思好官难得，恐后来者未必似他，欲到府上乞留久任，故此祈祷于神，冀得遂所愿耳。”宣宗闻其言，知君奭是好官，记在心上，欲重用之。后来怀州阙刺史，宣宗不待吏部推举，即手书君奭除补。宰相每都惊异，不知君奭何以见知于上而被简擢如此。及君奭入朝谢恩，宣宗以所得于父老之言奖励之，众始知其故也。夫亲民之官莫如县令，令贤，则民惟恐其不久；令虐，则民惟恐其不去。此人情也，而激劝之机实在朝廷。汉宣帝留心吏治，综核名实，玺书勉励，增秩赐金，而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唐之宣宗固亦汉宣之流亚矣。


    懿宗


    懿宗皇帝，名漼，宣宗长子，在位十四年。


    僖宗


    僖宗皇帝，名儇，懿宗第五子，在位十五年。


    昭宗


    昭宗皇帝，名杰，懿宗第七子，在位十六年。为朱温所弑，唐亡。


    原文


    《历年图》曰：“高祖举晋阳精兵，承亡隋之弊，席卷长驱，奄有关中。命将出师，扫除乱略，遂降李密，系建德，擒世充，芟武周，剪黑闼，夷萧铣，六年之中，海内咸服，何成功之速哉！盖以太宗之为子也。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驱策英雄，网罗俊乂，好用善谋，乐闻直谏；拯民于水火之中，而措之于袵席之上；使盗贼化为君子，呻吟转为讴歌；衣食有余，刑措不用；突厥之渠系颈阙庭，北海之滨悉为州县。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礼乐，父子兄弟之间，惭德多矣。”


    直解


    宋臣司马光</a>纂集诸史，每一代为一图，历叙其治乱兴亡之迹，谓之《历年图》。这一篇总叙唐朝的事，从高祖起，说唐祖李渊在隋时，原封为唐国公，留守晋阳。因见炀帝无道，民穷盗起，遂举晋阳精兵，承亡隋之弊，州县空虚，攻下汾、霍诸郡，席卷长驱直抵西京，尽有关中之地以为根本。于是遣将出兵，扫除群盗，遂降李密于洛口，系窦建德于虎牢，擒王世充于洛阳，芟刘武周于马邑，剪刘黑闼于山东，夷萧铣于江陵，不出六年之间，僭伪悉平，海内咸服，何其成功之速，一至于此哉！盖因有太宗世民为之子故也。使无太宗，则高祖原无大志，岂能创业垂统，开有唐一代之治哉！太宗具文武全才，聪明勇略，高出前代人主之上；又能驱策一世之英雄，使皆效其死力；网罗四方之俊乂，使皆竭其才能；群策毕举，凡善谋忠计皆嘉纳而不遗；言路大开，虽直言极谏，亦乐闻而不厌；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而安置之于袵席之上；使昔之相聚而为盗贼者，皆化为善良之君子；昔之愁苦而呻吟者，皆转为太平之讴歌；男耕女织，衣食有余；讼简民淳，刑措不用；威德日隆，虽强如突厥之长，亦系颈于阙庭；土宇日广，虽远如北海之滨，都设立为州县。盖自三代以来，中国之盛未有如此也，亦可谓不世出之主矣。惜其好尚功名，徒以智勇创造基业，而不能修礼乐以化民。且胁父臣虏，不可以言孝；弑兄杀弟，不可以言友。父子兄弟之间，惭德愧行亦已多矣。夫帝王之治，未有不自修身齐家以及天下者也。太宗之内行不修如此，是岂足以以语帝王之治哉！


    原文


    “高宗沈溺宴安，仁而不武，使天后斫丧唐室，屠害宗支，毒流缙绅，迹其本源，有自来矣。中宗久罹忧辱，备尝险阻，一旦得志，荒淫不悛，粪土之墙，安可污也。睿宗鉴前之祸，立嗣以功，所谓可与权矣。明皇能谋有断，再靖内难。开元之初，忧勤庶政，好贤乐善，爱民利物，海内富庶，四夷宾服，浸淫于贞观之风矣。及天宝以降，自以功成治定，无有后艰。志欲既满，侈心乃生；忠直浸疏，谗谀并进；以游娱为良谋，以声色为急务；以李林甫、杨国忠为周、召，以安禄山、哥舒翰为方、虎。痈疽结于心腹而不悟，豺狼遁于藩篱而不知。一旦变生所忽，兵起边隅，庙堂执檄而心醉，猛将望尘而束手，腥膻污于伊洛，流血染于河潼，乘舆播荡，生民涂炭，祸乱并兴，莫可救药，使数百年之间，干戈澜漫而不息。乌乎！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安之不可恃，治之不可保，如此夫。”


    直解


    伊洛，指唐之东京，在今河南府地方。河潼，指唐之长安，在今西安府地方。《历年图》又叙说：“高宗承平之时，沈溺宴安，怠荒无度，即其依向不忍虽似仁慈，而柔懦不振，全无威武。其最得罪于宗社者，在立武氏为后，使其专权窃柄，斫丧唐家元气，杀害李氏子孙，诛逐缙绅之忠直，改唐为周，酷烈无比。究其本源，都因高宗昏弱无为，酿成此恶，其祸有自来矣。至于中宗初时为武后所废，居房州十三年，每欲自杀，遭忧辱如此之久，受险阻如此之多，宜其知所儆惕矣。一旦复了帝位，乃不鉴武氏之祸，又宠信韦后，荒淫不改，致国事日非，身且不保，是其天性昏庸，难以匡弼。殆孔子所谓粪土之墙，不可加以粉饰者也。睿宗鉴前代祸乱，欲早立太子，因次子隆基有诛韦氏之功，遂舍长子成器而立隆基，以绝祸本，是为玄宗。舍嫡立功，虽非经礼，亦可谓能行权矣。玄宗为人，多谋略，有刚断，初诛韦氏之乱，后寝太平公主之谋，凡两清内难，皆以谋断成之。开元之初，忧勤庶政，所用的都是正人，有好贤乐善之诚；所行的都是惠政，有爱民利物之泽。二十年间，海内富庶，四夷宾服，内宁外谧，骎骎乎有太宗贞观之风矣。及至天宝以后，见天下太平无事，自以为功成治定，无复后患。于是志欲既满，侈心遂生；恶谏诤而忠直浸疏，狎群小而谗谀并进；耽逸乐，则不念万机，而以游娱为良谋，以声色为急务；任将相则不辨忠邪，而以奸臣李林甫、杨国忠为周公、召公，以番将安禄山、哥舒翰为方叔、召虎。奸佞在朝，譬如痈疽生于心腹，将要溃裂犹且不悟；强胡当道，譬如豺狼近在藩篱，将要噬搏尚然不知。一旦安禄山发兵十五万，反于范阳，变生所忽，兵起边隅，庙堂之上平素不曾设备，宰相执着传的檄书，吓得痴呆如醉，无计可施。一时猛将平素不曾习战，望见贼的烟尘，都束手就缚，无兵可调，遂使贼众横行，两京失陷，腥膻之气污秽于伊洛，杀人之血流染于河潼，车驾播迁，仓皇入蜀，所在生民，尽遭屠戮，而祸乱并兴，不可救药矣。其后两京虽复，然国势自此日衰，兵端自此日起，使数百年之间，干戈漫延而不息者，皆明皇贻之也，岂不深可叹哉！《诗经》上说‘凡人都知谨始，但少能有终。’所以把前功尽弃了，正明皇之谓也。夫安之中，即危之所伏，不可常恃；治之中，即乱之所基，不可常保。其机如此，处治安之时者，可为永鉴矣。”


    原文


    “肃宗以国之元子，收兵灵武，反旆而东，不失旧物。代宗分命群帅，剪除凶丑，使大河南北复为唐臣，其功皆不细矣。然此两君者，武不足以决疑，明不足以烛理，倘无郭子仪之忠，李光弼之智，因仆固怀恩以用回纥之众，则天下已非唐有矣。夫以肃宗之孝慈，而制于李辅国不得养其父，惑于张后不能庇其子，则其武可知矣。以代宗之宽仁，而听谗臣之言，使光弼不敢入朝，惭愤而死，怀恩招引外寇，几再亡国，则其明可知矣。而又不思经远之谋，专为姑息之政，盗贼据州郡者因用为牧守，士卒杀主帅者因授之旄钺，使强暴纵横，下凌上替，积习成俗，莫知其非。唐之纪纲大坏，不可复振，则肃、代之为也。”


    直解


    《历年图》又叙说：“唐天宝之末，安禄山反叛，破了两京，玄宗幸蜀，宗社不守。幸得肃宗为太子，至马嵬驿前，为百姓父老所拥，收兵于灵武地方，转旆向东，克复两京，不失旧物。代宗继之，分命诸将，剪除贼党，诛史朝义于莫州，使大河南北还为唐家方镇之臣，论其功业皆不为小矣。然此两君者都是庸才，武不足以断决疑事，明不足以照察物理。当时赖有大将郭子仪之精忠，李光弼之勇略，又因仆固怀恩借兵于回纥，故得以收复两京，平定叛乱。若使当时无此三人，则天下已非唐家之有矣。夫以肃宗之天性孝慈，宜能保全父子之恩也，然外制于李辅国之奸，逼迁上皇于西内而不得养，内惑于张后之谮，杀其子建宁王倓而不能庇，此非武不足以决疑乎？以代宗之天性宽仁，宜能保全君臣之义也，却乃信听谗臣程元振之言，使李光弼忧畏而不敢入朝，至于惭愧发愤而死。又听信谗臣辛云京之言，使仆固怀恩怨望不平，招引吐蕃、回纥以入寇，几至于再亡其国，此非明不足以烛理乎？又且不思经常久远之谋，专为目前姑息之政。民间盗贼窃据州郡者，非惟不能讨，又因而用之以为本处正官；各镇士卒杀逐主帅者，非惟不能制，又因而授以节钺使为节度使。法纪不张，威权丧失，遂使强暴纵横，公然无所忌惮，下凌上替，名分为之荡然。转相效习，遂成风俗，恬不为怪，莫有知其非者！故终唐之世，士卒凌将帅，将帅凌天子，纪纲大坏，不可复振，以至于亡，则肃、代二宗实启其渐也。然则二宗虽有中兴之功，实乃基祸之主耳，岂足为贤哉！”


    原文


    “德宗愤积世之弊，悯王室之卑，南面之初，赫然有拨乱之志。而识度暗浅，资性猜愎，亲信多非其人，举措不繇其道；赋敛烦重，果于诛杀，故关外之寇未平，而京城之盗先起。于是困辱于奉天，播迁于山南；公卿拜于贼庭，锋镝集于黄屋。尚赖陆贽尽心于内，李晟、浑瑊输力于外，故能诛夷元凶，还奉社稷。自是之后，消刚为柔，刓方为圆。逮其晚节，偷懦之政，甚于祖考矣。顺宗不幸婴疾，奸邪肆志，而能委政冢嗣，以安社稷，足为贤矣。宪宗聪明果决，得于天性，选任忠良，延纳善谋。师老财屈，异论辐辏，而不为之疑；盗发都邑，屠害元宰，而不为之惧。卒能取灵夏，清剑南，诛浙西，俘泽潞，平淮右，复齐鲁。于是天下深根固蒂之盗，皆狼顾鼠拱，纳质效地，稽颡入朝，百年之忧，一旦廓然矣。而怠于防微，变生肘腋，悲夫！”


    直解


    灵夏、剑南、浙西、泽潞、淮右、齐鲁都是唐时藩镇地方。《历年图》又叙说：“德宗为太子时，见肃宗以来，各镇强臣跋扈，朝廷纪纲不振，愤积世之凌替，悯王室之衰微，即位之初，赫然有拨乱反正之志。但其议度既昏，暗而褊浅，资性反猜疑而刚愎。所用的是卢杞、杨炎之辈，多非正人。所行的是残忍忌刻之事，不繇正道。立两税之法，赋税日加烦重。枉杀忠臣刘晏等，诛戮及于无辜。以此怨讟并兴，叛逆继起。李希烈反于关外，朝廷召泾原兵马讨之。关外未平，而泾卒奉朱泚先作乱于都城矣。于是车驾出奔奉天，极其困辱，仅乃得免。又为李怀光所逼，播迁山南。那时缙绅被执，公卿科于贼庭，宫阙失守，锋镝集于黄屋，天下大势几不可支了。尚赖陆贽知无不言，尽心匡救于内；李晟、浑瑊不顾私家，毕力捍御于外，故能使诸将用命，荡灭元凶，两京复完，还奉宗社，皆诸臣之力也。自此以后，德宗志气消沮，刚者化而为柔，方者削而为圆，无复有昔时振作之意。及其晚年，日事姑息，以求旦夕之安，偷懦之政又甚于肃、代矣，何怪国之不竞哉！顺宗本是贤明之君，惜其即位未几，不幸得了风疾，奸邪王叔文等遂弄权放肆，神稷几危。赖顺宗心里明白，把国家政事尽付与皇太子宪宗监管，随又传位宪宗，以安社稷，不贤而能之乎！宪宗资性甚美，聪明果断得于天授，慨然以振纪纲，平僭乱为务。选任杜黄裳、裴度、李光颜、李愬等为将相，凡有善谋无不延纳。当其讨淮蔡时，师老财尽，满朝都要罢兵，异论纷然辏集，而宪宗略不为之疑。又有贼臣李师道，恶宰相武元衡专主用兵，使人潜入京师杀害元衡，人情汹汹，不能自保，而宪宗亦不为之惧。其明决如此，所以有谋必成，有战必克，卒能取杨惠琳于灵夏，讨刘辟于剑南，诛李铸于浙西，俘卢从史于泽潞。入蔡州擒吴元济，而淮右遂平；取淄青诛李师道，而齐鲁克复。于是天下强臣悍将，以地相传深根固蒂而不可动者，皆惶恐悚惧，如狼之遁，以求自全，如鼠之拱，以纳款曲，质子献地，稽颡入朝，而国家百年之忧，一旦廓然平定矣。然而志欲易满，怠于防微，致大业未终，而弑逆生于肘腋之近，良可悲也。岂非万世之明鉴哉！”


    原文


    “穆宗蒙已成之业，承既平之绪，授任非才，为谋不臧，使柙中之虎，复纵暴于原野，网中之鱼，得自脱于深渊，元和之功，于兹坠矣。宝历轻易荒纵，自贻颠覆。文宗优游不断，受制家臣，虽有好贤之心，文雅之美，皆不足称也。武宗英敏特达，委任能臣，克上党如拾芥，取太原如反掌。功业不究，惜哉！”


    直解


    《历年图》又叙说：“唐自宪宗平定淮蔡，朝廷纪纲大振，诸藩镇皆畏威敛手，不敢复肆，天下号为治安。穆宗蒙受已成的功业，缵承既平的统绪，使其稍知理道，便可以坐享太平矣。却乃委任非才，当时宰相如萧俛、段文昌辈，皆庸暗之徒，为谋不善，轻议销兵，遂使朱克融、王庭凑两人相继复反。譬如虎已在柙，又使其肆暴于原野，鱼已入网，又使其脱逃于深渊，将宪宗元和十五年的功劳，一旦都废坠了，深可惜也。敬宗嗣位，改元宝历。敬宗为人轻易不检，常与群小为伍，荒纵无度，只以游戏为事，身被颠覆之祸，乃其自取之耳。文宗性度优游，柔而不断，受制于王守澄等，而不能振。虽有好贤乐善之心，文雅诗词之美，然大纲不振，虽有小善，何足称乎？武宗天资英明敏给，特达非常，又知李德裕之贤能，委任为相，言听计从。故刘稹据上党，自为留后，朝廷命镇、魏诸将讨而克之，易如拾芥。杨弁作乱于太原，河东兵缚送京师，易如反掌。亦可谓有为之君矣。而天命不永，在位六年而崩，使其功业未得尽展，岂不可惜哉！”


    原文


    “宣宗少历艰难，长年践位，人之情伪靡不周知。尽心民事，精勤治道，赏简而当，罚严而必。故方内乐业，殊方顺轨，求诸汉世，其孝宣之流亚与。懿宗骄奢无度，贼虐不忌，辅弼之任委于嬖宠，四海之财竭于淫乐，民怨不知，神怒不恤，李氏之亡，于兹决矣。且唐自至德已来，近习用权，藩臣跋扈，譬如羸病之人，以糜粥养之，犹惧不济，又况饮之毒酒，其能存乎！及僖、昭嗣位，天禄已去，民心已离，盗贼遍于寰区，蓬蒿塞于城阙，漂泊幽辱，寄命诸侯。当是之时，虽欲救之，其将能乎？”


    直解


    《历年图》又叙说：“宣宗是宪宗庶第十三子，当穆宗、文宗、武宗之时，潜居藩邸，韬晦如愚。少时历经艰苦，备知民间之事。及到登极，年已三十八岁。阅历既久，于人之诚实的、奸伪的，无不周知，故能尽心民事，精勤为治之道。有功当赏的，必精简而停当，绝无冒滥之弊；有罪当罚的，必严峻而果决，略无轻纵之私。威福不移，劝惩具备。故方域之内，莫不安生而乐业，四夷之人亦皆向风而顺轨。求之汉朝，其可与孝宣皇帝相为上下者欤。懿宗骄纵奢侈而无节度，贼害暴虐而无忌惮。不为朝廷惜名器，将辅弼重任委寄于嬖幸之人；不为国家惜财用，将四海膏脂，匮竭于淫乐之费，以致民怨于下而己不知，神怒于上而己不恤。李氏宗社之亡，于此决矣。且唐自肃宗至德以来，近习用事于内，藩镇跳梁于外，元气凋丧已尽，虽以恩德拊循，犹恐不支，而况以懿宗之暴虐继之，岂有不亡之理。譬久病羸瘦的人，虽以糜粥调养，犹恐不济，又况以毒烈之酒饮之，其为速死无疑矣。及僖宗、昭宗嗣位之日，天禄已去而不可复留，民心已离而不可复合。黄巢倡乱，盗贼满于四海之中；两京陷没，蓬蒿塞于城阙之内。以天子之尊而不能自保其一身，漂泊无依，幽辱不振，而寄命于诸侯。当此之时，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将欲救之，岂可得乎！唐于此时遂亡矣。”按有唐一代，传祚二十，历年三百，其间可称者，惟太宗一君，而犹多惭德，其他则玄宗、宪宗皆不免于鲜终，亦可以见为君之难矣。昔宋臣孙觌辈，常请进读《唐鉴</a>》，取其殷鉴不远也。明主诚熟察其兴亡之故，其于治道，岂不深有裨益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