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改革起源

    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亦如奴隶焉。彼奴隶者，苟抗颜而干预主人之家事，主人必艴然而怒，非摈斥则谴责耳。故奴隶于主人之事，罕有关心者，非其性然也，势使之然也。吾国之人视国事若于己无与焉，虽经国耻历国难，而漠然不以动其心者，非其性然也，势使然也。且其地太辽阔，而道路不通，彼此隔绝，异省之民罕有交通之事，其相视若异国焉。各不相知，各不相关。诚有如小说家所记巨鲸之体，广袤数里，渔人斫其背而穴焉，寝处于是，炊爨于是，而巨鲸渺然不之知也。故非受巨创负深痛，固不足以震动之。昔日本当安政间，受浦贺米舰一言之挫辱，而国民蜂起，遂成维新。吾国则一经庚申圆明园之变，再经甲申马江之变，而十八行省之民犹不知痛痒，未尝稍改其顽固嚣张之习，直待台湾既割，二百兆之偿款既输，而鼾睡之声乃渐惊起。此亦事之无如何者也。


    乙未二三月间，和议将定。时适会试之年，各省举人集于北京者以万数千计，康有为</a>创议上书拒之，梁启超</a>乃日夜奔走，号召连署上书论国事。广东湖南同日先上，各省从之，各自连署麇集于都察院者，无日不有。虽其言或通或塞，或新或旧，驳杂不一，而士气之稍申，实自此始。既而合十八省之举人聚议于北京之松筠庵（庵者，明代烈士杨继盛氏之故宅也），为大连署以上书，与斯会者凡千三百余人。时康有为尚未通籍，实领袖之。其书之大意凡三事，一曰拒和，二曰迁都，三曰变法。而其宗旨则以变法为归，盖谓“使前此而能变法，则可以无今日之祸。使今日而能变法，犹可以免将来之祸。若今犹不变，则他日之患，更有甚于今者”。言甚激切，大臣恶之，不为代奏。然自是执政者渐渐引病去，公车之人散而归乡里者，亦渐知天下大局之事，各省蒙昧启辟，实起点于斯举。此事始末，上海刻有《公车上书记》以纪之，实为清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大举也。和议既定，公车既散，康有为适登进士，授职工部主事，复上书言变法下手之方，先后缓急之序，专主开民智，通下情，合天下人之聪明才力，以治天下之事，而归本于皇上之独伸乾断，勿为浮言所动。工部堂官恶之益甚，不为代奏。盖和议方成，人心震厉，此实我国维新一大关键。以皇上之天锡勇智，使彼时得人而辅之，其措置更易于今日，此实吾国一大可惜也。今将其书照录于下。


    具呈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变通善后，讲求体要，乞速行乾断以图自强，呈请代奏事：窃职前月不揣狂愚，妄陈大计，自以僭越干犯重诛，待罪弥月，惶恐战栗，乃蒙皇上天地包容，不责其僭妄之罪，岂非广刍荛之听，立鞀铎之鹄，以开言路而广聪明耶。职上感圣明之纳言如此，下愤国事之抢攘如彼，前书仅言通变之方，未发体要，及先后缓急之宜，用敢冒犯斧钺，再竭愚诚，为我皇上陈之。窃惟为治之道，在审理势，势本无强弱，大小对较而后分，理难定美恶，是非随时而易义。昔孔子</a>既作《春秋</a>》以明三统，又作《易》以言变通，黑白子丑相反而皆可行，进退消息变通而后可久，所以法后王而为圣师也。不穷经义而酌古今，考势变而通中外，是刻舟求剑之愚，非阖辟乾坤之治也。今通商既开，外国环逼，既已彼我对立，则如两军相当，不能谍其军法兵谋，无以为用兵应敌。小敌而不知情，则震而张皇；大敌而不知情，则轻而致败；必然之理也。


    夫泰西诸国之相逼，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曩代四夷之交侵，以强兵相凌而已，未有治法文学之事也。今泰西诸国以治法相竞，以智学相上，此诚从古诸夷之所无也。尝考泰西所以致强之由，一在千年来诸国并立也，若政稍不振，则灭亡随之，故上下厉精，日夜戒惧，尊贤而尚功，保民而亲下。其君相之于一士一民，皆思用之，故护养之意多，而防制之意少。其士民之于其君其国皆能亲之，故有情而必通，有才而必用。其国人之精神议论，咸注意于邻封，有良法新制，必思步武而争胜之，有外交内攻，必思离散而窥伺之。盖事事有相忌相畏之心，故时时有相牵相胜之意。所以讲法立政，精益求精，而后仅能相持也。一在立科以厉智学也。


    泰西当宋元之时，大为教王所愚，屡为回国所破，贫弱甚矣。英人倍根当明永乐时创为新义，以为聪明凿而愈出，事物踵而增华，主启新不主仍旧，主宜今不主泥古，请于国家立科鼓厉。其士人著有新书</a>，发从古未创之说者，赏以清秩高第。其工人制有新器，发从古未有之巧者，予以厚币功牌，皆许其专利，宽其岁年。其有寻得新地，为人迹所未辟，身任大工，为生民所利赖者，予以世爵。于是国人踊跃，各竭心思，争求新法，以取富贵。各国从之。数十年间，哥仑布寻得美洲万里之地，辟金山以致富，每年得银巨万，而银钱流入中国矣。墨领遍绕大地，知地如球，而荷兰、葡萄牙大收南洋，举台湾而占濠镜矣。哥白尼发地之绕日，于是利玛窦</a>、熊三拔</a>、艾儒略</a>、南怀仁</a>、汤若望挟技来游，其入贡有浑天地球之仪，量天缩地之尺，而改中国历宪矣。至近百年来新法益盛。


    道光初年始创轮舟，而十二年英人犯我广州，且遍收四洲为属地，辟土四万里矣。道光末年始有电线、铁路，美人铁路如织网丝，五里十里，纵横午贯，而富甲大地。俄人筑之，辟地万里。近者英之得印度、缅甸，俄之得西伯利至珲春，法之得越，皆筑铁路以逼我三陲矣。合十余国人士所观摩，君相所激厉，师友所讲求，事无大小，皆求新便。近以船械横行四海，故以薄技粗器之微，而为天下政教之大。人皆惊洋人气象之强，制造之奇，而推所自来，皆由立爵赏以劝智学为之。一在设议院以通下情也。筹饷为最难之事，民信上则巨款可筹，赋税无一定之规，费出公则每岁摊派。人皆来自四方，故疾苦无不上闻；政皆出于一堂，故德意无不下达；事皆本于众议，故权奸无所容其私；动皆溢于众听，故中饱无所容其弊。有是三者，故百度并举，以致富强。然《孟子</a>》云：“国家闲暇，明其政刑，尊贤使能，大国必畏。”《易》称：“开物成务，利用前民，作成器以为天下利。”《洪范》称：“大同逢吉，决从于卿士庶人。”孟子称进贤杀人，待于国人大夫。则彼族实暗合经义之精，非能为新创之治也。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故于外无争雄竞长之心，但于下有防乱弭患之意。至于明世，治法尤密，以八股取士，以年劳累官，务困智名勇功之士，不能尽其学；一职而有数人，一人而兼数职，务为分权掣肘之法，不能尽其才。道路极塞，而散则易治；上下极隔，而尊则易威。


    国朝因用明制，故数百年来大臣重镇，不闻他变，天下虽大，戢戢奉法，而文网颇疏，取民极薄，小民不知不识，乐业嬉生，此其治效中古所无也。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无如大地忽通，强敌环逼，士知诗文而不通中外，故锢聪塞明而才不足用，官求安谨而畏言兴作，故苟且粉饰而事不能兴。民多而利源不开，则穷而为盗，官多而事权不属，则冗而无耻。至于上下隔绝，故百弊丛生；一统相安，故敌情不识。但内而防患，未尝外而争强。以此闭关之俗，忽当竞长之时，絺绤宜于夏日，雨雪忽至，不能不易重裘；车马宜于陆行，大河前横，不能不觅舟楫。外之感触既异，内之备御因之，故《大易》贵乎时义，《管子</a>》贵乎观邻。《管子》曰：“国之存也，邻国有焉。国之亡也，邻国有焉。举而不当，此邻敌所以得志也。天下皆理，己独乱，国非其国也；诸侯皆合，己独孤，国非其国也。大而不为者复小，众而不理者复寡。”


    盖列国并争，如孤军转战于长围，苟精神方略，兵械士马，少有不逮，败绩立见。大朝一统，如一人偃卧于斗室，但谨户牗，去蚊虻，虽稍高枕，可以无事。今略如春秋、战国之并争，非复汉、唐、宋、明之专统，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变也。若引旧法以治近世，是执旧方以医变症。药既不对，病必加危。五十年来讲求国是者，既审证之未真，故言战言和，亦施药之未当。否则笃守不药，坐待弱亡，用致割地偿款，病日危重，至此伤寒传里，病入厥阴。昔患水肿痿痹，犹尚庞然，今且枯干瘦羸，渐无精气，如不讲明病证，尽易旧方，垂危之人，岂堪再误？但审病之轻重常变不同，则用方之君臣佐使亦异，故今审端致力之始，尤以讲明国是为先。


    伏闻圣意所注垂，下及群臣所论说，咸欲变法自强，可谓通知情势矣。曩言今当以开创治天下，不当以守成治天下；当以列国并争治天下，不当以一统无为治天下。诚以积习既深，时势大异，非尽弃旧习，再立堂构，无以涤除旧弊。维新气象，若仅补苴罅漏，弥缝缺失，则千疮百孔，顾此失彼，连类并败，必至无功。夫夏屋坏于短棁，金堤败于蚁穴，况欲饰粪墙，雕朽木，而当雷电风雨之交加，焉有不倾覆者哉？他日不知其弥补之非，或归咎于变改之谬。近者设立海军、使馆、招商局、同文馆、制造局、水师堂、洋操船政，而根本不净，百事皆非。故有海军而不知驾驶，有使馆而未储使才，有水师堂洋操而兵无精卒，有制造局船澳而器无新制，有总署而未通外国掌故，有商局而不能外国驰驱。若其徇私丛弊，更不必论。故徒糜巨款，无救危败，反为攻者藉口，以明更张无益而已。职窃料今者，廷议变法，积习难忘，仍是补漏缝缺之谋，非再立堂构之规，风雨既至，终必倾坠，国事有几，岂可频误哉？职伏愿皇上召问群臣，讲明国是，反覆辨难，露显事势，确知旧习之宜尽弃，补漏之无成功。


    大体既立，而后措施不失，议论著定，而后耳目不惊。先后缓急，乃可徐图，摧陷廓清，乃可用力。若果能涤除积习，别立堂基，窃为皇上计之，三年则规模已成，十年则治化大定。然后恢复旧壤，大雪仇耻，于以为政地球而有余矣。夫以不更化则危亡之急如此，能更化则强盛之效如彼，言之岂不易哉。请以土耳其、日本言之。土耳其为回教大国，襟带两洲，地五千里，非洲二十余国皆其属藩，陆师天下第一，水师天下第三，以不更化之故，两辱于俄，其属地布加利牙、罗马尼亚、门的内哥、塞尔维亚皆叛而自立，于是俄割其黑海，波斯割其科托，奥割其波森利牙、赫次戈、伟也纳，英割其毛鲁塌，希腊割其白海。六大国废其君而柄其政，为之开议院，筑铁路，于是土不国矣。其他守旧之国，扫灭已尽，惟余我及波斯、暹罗耳。以缅甸之大，我累用兵而不得者，英人旬日而举之，其得失可以鉴矣。日本蕞尔三岛，土地人民不能当中国之十一，近者其国王与其相三条实美改纪其政，国日富强，乃能灭我琉球，割我辽台。以土之大，不更化则削弱如此；以日之小，能更化则骤强如彼。岂非明效大验哉！况中国地方二万里之大，人民四万万之多，物产二十六万种之富，加以先圣义理入人之深，祖宗德泽在人之厚，下知忠义而无异心，上有全权而无掣肘，此地球各国之所无，而泰西诸国之所羡慕者也。以皇上之明，居莫强之势，有独揽之权，不欲自强则已耳，若皇上真欲自强，则孔子所谓欲仁仁至，孟子所谓王犹反手。盖惟中国之势为然。


    然数千年之旧说，易为所牵，数百年之积习，易为所滞，非常之原，黎民所惧，吐下之方，庸医不投，苟非有雷霆霹雳之气，不能成造立天地之功，故非天下之至强，不能扫除也。后有猛虎，则懦夫可以跳涧溪；室遭大火，则吝夫不复惜什器。惟知之极明者，行之自极勇，然非天下之至明，不能洞见也。皇上真有发强刚毅之心，真知灼见之学，扫除更张，再立堂构，自有不能已者。故愿皇上先讲明之，则余事不足为也。若犹更化不力，必是讲明未至，以为旧习可安，不必更张太甚，是虽有起死之方，无救庸医之误矣。窃观今日经此创巨痛深之后，未闻卧薪尝胆之谋，有兵事则惶恐纷纭，既议和则因循敷衍。皇上有自强求治之心，而未闻求言求才之事；上下隔绝，未闻纡尊降贵以通下情；泄沓苟安，未闻震动激厉以易风俗；大小上下，未闻日夜会合谋议自强之举；大臣宰执，复徇簿书期会往来饮食之文。割地未定，借款未得，仇耻已忘，愤心已释，过此益可知矣。麻木不仁，饮迷熟睡，刺之不知痛，药之不能入，诚扁鹊</a>所望而却走也。若谓待辽台事毕乃议改图，则今日割地之举，皆由昔者泄沓之为，不亟图内治而待命他人。


    天下甚大，事变日生，撤兵既难，教案旋起，土司未画，回乱继生，何日是从容为政时哉？方今求治，虽救火追亡，犹虑不及，而佩玉鸣珂，雅步于覆屋危墙之下，岂有当乎？庸医模棱，足以杀人，庸人因循，足以误国。故敢谓廷议变法，积习难忘，风雨既至，终必倾坠者此也。夫斟酌补苴，岂不甚善？而职必谓非扫除更张，终无补益者，何哉？试以一二事言之。如今日所大患者贫弱也，救贫莫如开矿制造通商，救弱莫如练兵选将购械，人所共知也。而科举不改，积重如故，人孰肯舍所荣趋所贱哉？著书、制器械、办工寻地之荣途不开，则智学不出，故欲开矿者通矿学则无其人，募制造则创新制者无其器，讲通商则通商学者无其业，有所欲作，必拱手以待外夷。故有地宝而不能取，有人巧而不能用，以此求富，安可致哉？乡塾、童学、读史、识字、测算、绘图、天文、地理、光、电、化、重、声、汽之学校不设，则根柢不立。驱垂老乞丐者为兵，而欲其识字绘图测表燃炮，必不可得，则兵不如人。选悍夫勇士者为将，而欲其读史知兵测天绘地，必不可得，则将不如人。购外夷开官厂以为船炮枪械，而欲其新式巧制，必不可得，则船炮枪械必不如人。故凡有战衅，必败绩以摇国家，有兵而不可用，有械而不可恃，以此求强，安可致哉？


    假如知开矿、制造、通商、练兵、选将、购械之不能骤求矣，于是稍改科举，而以荣途厉著书制器寻地办工之人，大增学校，而令乡塾通读史、识字、测算、绘图、天文、地理、光、电、化、重、声、汽之学，亦可谓能变通矣。然外国凡讲一学，必集众力以成之，固为集思广益，劝善相摩，亦以购书购器，动费巨万，非众擎则不举。故考天文则</a>有天文之会，凡言天文者皆聚焉，筑观象之台，购浑天之器。美人贺旦购天文镜费七十万金，此岂一人能为哉？考地理则有地理之会，凡言地理者皆聚焉。英国阿侯为亚洲地理会首，醵金派人游历我亚洲，自东土耳其、波斯回部、西伯利部及我国蒙古、西藏，测量绘图，穷幽极险。我云南细图，英人道光二十五年已绘之，西藏细图，光绪二年已绘之；我蒙古漠河金矿之山，前年俄人已绘有细图到天津。他如法人派流丕探滇越之地，而即收越南；派特耳忒游暹罗考媚江之源，而即割暹罗媚江东岸。近俄英之强入漠河、青海、川、藏测绘者不可胜数，既屡见疆臣奏报，以为大患。岂知皆其地理会中人为之，非国家所派者也。特国家之保护，遂收辟地万里之殊功。


    其他言矿学有矿学之会，言农学有农学之会，言商学有商学之会，言史学有史学之会。即今教案迭见，天下苦之，亦皆其教会所派之人，并非出于国命，不过为之保护耳。而教民诇察敌情，即以大赖其力。故泰西国势之强，皆藉民会之故，盖政府之精神有限，不能事事研精，民会则专门讲求，故能事事新辟。其入会之人，自后妃、太子、亲王、大臣咸预焉。前者俄后亲入医会，比者日本之后入救人会，皆降至尊而讲末业。如中国天子躬耕、后夫人亲蚕之义，以资鼓厉。故举国风从，学业之精，制造之新，实由于此。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居学以致其道。”又曰：“以文会友。”孔子养徒三千，孟子后车数十，唐太学生万人，宋朱子、陆九渊</a>讲学数千人，明徐阶讲学会者八千，皆治化极盛，绝无流弊。至汉明之季，主持清议，此乃权奸之不利，而国家之大利也。明季贰臣入仕国朝，畏人议之，故严其禁，今非其时，岂可复沿其误。然上不为倡，下不敢作，会若不开，则学亦不成。然学会虽开矣，而学至精微，事至繁重，谁为考授，谁为兴举，乡里纤悉，势必责成于县令。而县令上有层累之督抚，司道本府以临之，则控制殊甚；下惟杂流之典史、巡检、胥差以佐之，则辅理无人。任之极轻，捐纳军功亦可得，待之极贱，抱道怀德不肯为。甚至冗员千数，望差如岁，廉耻衰丧，才识庸鄙，以此而欲其遍开新学，鼓舞人士，大劝农工，兴启利源，岂可得哉？故周则百里封侯，直达天子，汉以太守领令，下逮小民，层级既寡，宣治较易。


    近者日本之变制也，以县直隶国主，而亲王出为知县，故下情无不达，而举事无不行。吾土地辽阔，知县太多，纵不能如日本直隶国家，亦当如汉制领以巡抚，崇其品秩，任以从臣，上汰藩臬道府之冗员，下增六曹三老之乡秩，计月选不过数人，简拔何劳签部，清流向上，易于自爱，奏报直达，乃可举事。若明知冗员而不能更革，是虽有良法而无自推行。其余文书繁密之当删，卿寺冗闲之宜汰，堂官数人之当并，兼差数四之宜专，吏胥之宜易用</a>士人，百官之宜终身专职，必使尽去具文，乃可施行实政。若犹用明代牵制之法，必致贻政事丛脞之忧。然一旦而尽革官制，职有以知朝议之未能也。然令改易庶官，遍立诸学矣，而上下不交，宿弊不去，蠹在根本，终难自强。今之知县，品秩甚卑，所谓亲民者也，而书吏千数人盘隔于内，山野数百里辽隔于外，小民有冤，呼号莫达，书差讹索，堂署威严，长跪问讯，刑狱惨酷，乃至有人命沉冤，鬻子</a>待质，而经年不讯者。若夫督抚之尊，去民益远，百县之地，为事更繁，积弊如山，疾苦如海，既已漫无省识，安能发之奏章？况一省一人，一月数折，闭塞甚矣，何以为治？枢臣位重事繁，又复远嫌谢客。皇上九重深邃，堂远廉高，自外之枢臣内之奄寺外，无得亲近，况能议论。小臣引见，仅望清光，大僚召见，乃问数语。天威俨穆于上，匍匐拳跪于下，屏气战栗，心颜震播，何以得人才而尽下情哉？每日办事，召见枢臣，限以数刻，皆须了决，伏跪屏气，敬候颜色，未闻反复辨难，甚少穷日集思，天下甚大，事变甚微，皇上虽圣，岂无缺失？而限时以言事，拳跪以陈辞，虽有才贤，不能竭尽。当此时变，岂能宏济艰难哉？夫以无益之虚文，使人不能尽其才，甚非计也。


    古者三公坐而论道，从容燕坐，讲求经国，故能措施晏如，用成上治。夫行以知为本，高以下为基，不讲论则有行而无知，不燕坐则有高而无下，冥行必蹶，太高则危，尊严既甚，忌讳遂多。上虽有好言之诚，臣善为行意之媚，乐作太平颂圣之词，畏言危败乱贼之事。故人才隔绝而不举，积弊日深而不发。至中国败坏之由，外夷强盛之故，非不深知，实不敢言。昔黎庶昌</a>奉使日本，有所条陈，但请亲王出游，总署不敢代递，其他关切皇上之事，皆知之而不言，言之而不达，达之而不动，动之而不行。皇上虽天亶聪明，皆为壅塞，欲坐一室而知四海，较中外而求自强，其道无由。夫天子所以为尊者，威棱远憺，四夷宾服，德泽流溢，海内乂安；上播祖宗之灵，下庇生民之命，盛德成功，传于后世，乃可尊耳。若徒隔绝才贤，威临臣下，以不见不动为尊，以忌讳壅塞为乐，则近之有土地不守、人民不保之患，远之有徽钦蒙尘、二世瓦解之祸。人情安于所习，蔽于所见，而祸败一来，悔无可及。职曩言皇上尊则尊矣，实则独立于上，皇上何乐此独尊？良为此也。夫使内示尊于奴隶，而外受辱于强邻，与内交泰于臣民，而外扬威于四海，孰得孰失，不待皇上之明，无不能辨之者。夫天地交则泰，天地不交则否，自然之理也。历观自古开国之君，皆与民相亲，挽辂可以移驾，止辇可以受言，所以成一代之治也。自古危败之君，并与其臣相隔绝，隋炀之畏闻盗贼，万历之久不视朝，所以致国祚之倾也。伏读太宗文皇帝圣训，谓明主自视如天，臣下隔绝，是以致败。


    我国上下相亲，是以能强。呜呼！明室之所以亡，我朝之所以兴者，尽在此矣。孟子谓“如耻之莫如师文王，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盖文王之圣，与国人交。《鹿鸣》《文王》之诗也，笙簧饮食，以臣为宾。故能成郅治，流美至今。夫太宗文皇帝，我朝之文王也，窃愿皇上师之，纡尊降贵，与臣民相亲，而以明季太尊为戒。天地既交，万物萌动，根本既净，堂构自立，百度昭举，自强可致矣。皇上若深观时变，稍降尊严，职所欲言者有五焉：一曰下诏求言。破除壅蔽，罢去忌讳，许天下言事之人，到午门递折，令御史轮值监收，谓之上书处。如汉公车之例，皆不必由堂官呈递，亦不得以违碍阻格，永以为例。若言有可采，温旨褒嘉，或令召对，霁颜询问，庶辟门明目，洞见万里。二曰开门集议。令天下郡邑十万户而推一人，凡有政事，皇上御门令之会议，三占从二，立即施行，其省府州县咸令开设，并许受条陈以通下情。三曰辟馆顾问。请皇上大开便殿，广陈图书，每日办事之暇，以一时亲临燕坐，顾问之员，轮二十员分班侍值。皇上翻阅图书，随宜咨问，访以中外之故，古今之宜，经义之精，民间之苦，吏治之弊，地方之情，或霁威赐坐，或茶果颁食，令尽所知能，无有讳避。上以启圣聪，既广所未闻，下以观人才，即厉其未学，令天下人才皆在左右，宰县奉使皆在特简，问其方略，责以成功，许其言事，严其赏罚，则人皆踊跃发愤，仰酬知遇，治天下可运之掌矣。其顾问之员，一取于翰林，文学侍从，人才较多，闲散日甚，宜令轮值；一取于荐举，用世宗宪皇帝之法，令大臣翰詹科道下及州县各荐人才。凡有艺能皆得荐举，贵搜草泽，禁荐显寮，或分十科，俾无遗贤，虽或滥竽，必有异才，宜令轮值，其不称旨者随时罢去，其荒谬者罚其举主；一取于上书，其条陈可采，召对称旨者，与荐举人并称待诏，亦令轮值；一取于公推，集议之员，郡县分举，各熟情势，自多通才，亦令轮值。四曰设报达聪。《周官》训方诵方掌诵方慝方志，庶周知天下，意美法良，宜令直省要郡各开报馆，州县乡镇亦令续开，日月进呈，并备数十副本发各衙门公览，虽宵旰寡暇，而民隐咸达，官慝皆知。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莫良于是。至外国新报，能言国政，今日要事，在知敌情，通使各国著名佳报咸宜购取，其最著而有用者，莫如英之《太晤士》，美之《滴森》，令总署派人每日译其政艺以备乙览，并多印副本随邸报同发，俾百寮咸通悉敌情，皇上可周知四海。五曰开府辟士。宰相之职，在于进贤，汉世三公，皆有曹掾，妙辟英贤，以为毗佐，故汉之公府得人最盛。今之枢臣乃畏谨避人，与天下之才贤不接，岂能为拨乱之任哉？宜复汉制，令开幕府，略置官级，听其辟士，督抚县令，皆仿此制。其有事效，同升之公，庶几宰府多才，可助谋议，然后分遣亲近王公大臣游历，以资谙练。罢去官吏傔从阍役繁重，以示亲民，免严刑长跪，以恤民艰，厚俸禄养廉以劝吏耻。如是则顺天下之人心，发天下之民气，合天下之知以为知，取天下之才以为才，天下臣庶，欣喜舞蹈，奔走动色，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举新法，经营百度，昭明融洽，天下一家，无几微之弊而不去，无几微之利而不举。惟皇上意之所欲为，无不如志矣。皇上果讲明不惑，断然施行，则致力之先后，成功之期效，皆可为皇上次第言之。先引咎罪己，以收天下之心；次赏功罚罪，以伸天下之气；然后举逸起废，求言广听，广顾问以尽人才，置议郎以通下情。


    数诏一下，天下雷动，想望太平，外国变色，敛手受约矣。三月之内，怀才抱艺之士，云集都中，强国救时之策，并伏阙下。皇上与二三大臣聚精会神，延引讲问，撮群言之要，次第推施，择群士之英，随器拔用，赏擢不次以鼓士气，沙汰庸冗以澄官方。于是简傔从，厚俸禄，增幕府，革官制，政皆疏通；立道学，开艺科，创译书，遣游学，教亦俱举。征议郎则易于筹饷，而借民行钞皆可图，荣智学则各竭心思，而巧制精工可日出。然后铁路与邮政并举，开矿与铸银兼行，农学与商学俱开，使才与将才并蓄，皆于期岁之内，可以大起宏规。中土海禁久开，颇有艺学之士，分为教习，各赴荣途。至于三年，铁路之大段有成，矿产之察苗有绪，书藏遍设，报馆遍开，游学多归，新制纷出，诸学明备，人才并起，道路大辟，知识俱开，荒地渐垦，工院渐众，游民渐少，乞丐渐希。童塾皆识字知算之人，农工有新制巧思之法，织布裁造，渐可收内地之利，商务轮舶，渐可驰域外之观，然后练兵选将，测海制械，次第可讲矣。迟以十年，诸学如林，成才如麻，铁路罗织，矿产洋溢，百度举而风俗成；制造极精，创作极众，农业精新，商货四达，地无余利，人有余饶，枪炮船械之俱巧，训练驾驶之俱精，富教既举，武备亦修。


    夫以欧洲十六国，合其人数仅二万万，我乃倍之。以二千万之练兵，加数百艘之铁舰，扬威海外，谁能御之？凡此成功，可以克期而计效者也。然今左右贵近，率以资格致大位，多以安静为良图。或年已耆耄，精神渐短，畏言兴革，多事阻挠，必谓天泽当严，官制难改；求言求才，徒增干进之士；开院集议，有损君上之权。夫君贵下施，天宜交泰，冗官宜革，掣权非时，既已言之。若夫大考以诗赋超擢，馆选以楷法例授，同为干进，抑何取焉。况进言荐举之士，必多倜傥之才，遗大投艰之时，贵有非常之举。我圣祖仁皇帝开鸿博之科，正当滇乱之日，乃知圣人之宏谟，固非常人所识度也，岂可以一二滥竽而阻非常之盛举哉！至会议之士，仍取上裁，不过达聪明目，集思广益，稍输下情，以便筹饷。用人之权，本不属是，乃使上德之宣，何有上权之损哉？若谓皇上万机殷繁，宵旰勤劳，上书既众，报纸益多，既费顾问之时，安有披览之暇？岂知上书虽多，提纲先见，其无关政要，派人阅读，其指陈切要，即于顾问之处，可以集众讲求，其有燕暇，随意阅报，但使得备乙览，已可风化肃然，吏不怀奸，人皆自厉矣。若狃于俗说</a>不能扫除，则举事无人，百弊丛积，稍变一二，终难补苴，而民日以贫，兵日以弱，士日以愚，国日以蹙，强夷环逼于外，会匪蔓延于内。


    五年之间，江、浙、闽、广、滇、桂恐不能保；十年之内，皖、楚、辽、藏、蒙、回亦虑变生；二十年后，败坏非所敢知矣。此尚言其常者，若瓦解之患，则旦夕可致，殷鉴不远，即在前明。得失之效如此，皇上果何择焉。窃闻皇上触念时艰，顿足忧叹，惕厉之心，达著于外，推此一念，可以大有为也。然有自强之心而不能充，居莫强之势而不能用，窃为皇上惜之。尝推皇上有忧危之心，而不能赫然愤发扫除更张者，大半牵于庸臣无动为大之言，容悦谨媚之习。夫诸臣当有事则束手无策，坐受缚割，当无事则容媚畏谨，苟持禄位。今者在皇上则土地已割矣，在诸臣则富贵无恙也。方其私忧窃叹，亦有危心，无如畏谨成风，迫为容悦。诗说谓与师处者帝，与友处者王，与奴隶处者亡。皇上日与容悦之臣处，惟有拜跪唯诺使令趋走而已，安得不致今日之事哉？上尊下媚，中塞外侮，谋略不能用，逆耳不能入，以此而求自强，犹之楚而北行，其道背矣。


    然二十年来粉饰承平，大臣皆非以才能进用，率以年资累官，但以供文字奔走之劳，本不能责以旋乾转坤之任，惟在皇上内审安危，断自圣衷而已。夫中国人主之权，雷霆万钧，惟所转移，无不披靡。昔齐桓公好紫，举国皆服；秦武王好勇士，举国尚斗。今以楷法诗文驱天下，而人士皆奔走风从。然则抚有四万万人，何施而不可，何欲而不得哉？又视皇上所措而已。皇上居可为之位，有忧愤之心，当万难少缓之时，处不能自已之势，不胜大愿。伏乞皇上讲明理势之宜，对较中外之故，特奋乾断，龚行天健，破积习而复古义，启堂构而立新基，无为旧俗所牵，无为庸人所惑，纡降尊贵，通达下情，日见贤才，日求谠论，以整纪纲而成大化，雪仇耻而扬天威。宗庙幸甚！天下幸甚！职疏逖小臣，岂敢妄参大计，但目击国耻，忧思愤盈，栋折榱坏，同受倾轧。今将南归，感激圣明，瞻望宫阙，眷恋徘徊，不能自已。用敢再竭愚诚，冀补万一，其推行之节目，经理之章程，琐细繁重，不能详及。如蒙垂采，或赐召对，当别辑书进呈，不胜冒昧战栗之至。


    伏乞代奏皇上圣鉴。谨呈。


    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八日。


    此书既不克上达，康有为以为望变法于朝廷，其事颇难。然各国之革政，未有不从国民而起者，故欲倡之于下，以唤起国民之议论，振刷国民之精神，使厚蓄其力，以待他日之用。于是自捐资创《万国公报》于京师，遍送士夫贵人，与梁启超、麦孟华撰之，日刊送二千份。又倡设强学会于北京，京朝士大夫集者数十人，每十日一集，集则有所演说。时张之洞</a>为南洋大臣，闻而善之，寄五千金以充会中之用。时京师无有为报者，中国士夫无有为会者，有之皆自康有为创之。然大学</a>士徐桐、御史褚成博等咸欲劾之。九月，康有为出京游南京，说张之洞谋设强学分会于上海，张大喜，会遂成。此会所办之事为五大端：一译东西文书籍，二刊布新报，三开大图书馆，四设博物仪器院，五建立政治学校。我国之有协会、有学社自此始也。今将康有为所撰《强学会序文》录于下：


    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汲汲哉，况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十余国。辽台茫茫，回变扰扰，人心皇皇，事势儳儳，不可终日。昔印度，亚洲之名国也，而守旧不变，英人以十二万金之公司通商而墟五印矣。昔土耳其，回部之大国也，疆土跨亚、欧、非三洲，而守旧不变，为六国执其政、剖其地、废其君矣。其余若安南、缅甸，若高丽，若琉球，若暹罗，若波斯，若阿富汗，若俾路芝，及国于太平洋群岛、非洲者凡千数百计，今或削或亡，举地球守旧之国，盖已无一瓦全者矣。我中国孱卧于群雄之中，鼾寝于火薪之上，政务防弊而不务兴利，吏知奉法而不知审时，士主考古而不主通今，民能守旧而不能行远。孟子曰：“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蒙盟、奉吉、青海、新疆卫藏土司圉徼之守，成为异墟；燕、齐、闽、浙、江、淮、楚、粤、川、黔、滇、桂膏腴之地，悉成盗粮。吾为突厥人不远矣。西人最严种族，薄视非类。法之得越南也，绝越人科举富贵之路，昔之达宦，今作贸丝也。英之得印度百年矣，而英民所得自由之权利，印人无一能得，芸芸土著，畜若牛马。若吾不早图，倏忽分裂，则桀黠之辈，王、谢沦为左衽；忠愤之徒，原、郤夷为皂隶。伊川之发，骈阗于万方，钟仪之冠，萧条于千里。三州父子，分为异域之奴，杜陵弟妹，各衔乡关之蹙。哭秦庭而无路，餐周粟而匪甘。矢成梁之家丁，则螳臂易成沙虫，觅泉明之桃源，则寸埃更无净土。肝脑原野，衣冠涂炭，嗟吾神明之种族，岂可言哉？岂可言哉！夫中国之在大地也，神圣绳绳，国最有名，义理制度文物驾于四溟，其地之广于万国等在三，其人之众等在一，其纬度处温带，其民聪而秀，其土腴而厚，盖大地万国未有能比者也。徒以风气未开，人才乏绝，坐受凌侮。昔曾文正</a>与倭文端诸贤讲学于京师，与江忠烈、罗忠节诸公讲练于湖湘，卒定拨乱之功。普鲁士有爱国之会，遂报法仇，日本有尊攘之徒，用成维新。盖学业以讲求而成，人才以摩厉而出，合众人之才力，则图书易庀，合众人之心思，则闻见易通</a>。《易》曰：“君子以朋友讲习。”《论语</a>》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海水沸腾，耳中梦中，炮声隆隆，凡百君子，岂能无沦胥非类之悲乎？图避谤乎闭户之士哉，有能来言维新乎？岂惟圣清二帝三王孔子之教，四万万之人将有托耶！


    盖中国人向来闭关自守，绝不知本国危险之状，即有一二稍知之者，亦以为国家之祸，于己无与。盖习闻前朝易姓革命故事，其降服新朝者皆可复得本官。民间亦安土乐业，以为虽不幸而亡国，亦不过如是，而不知今日西人之灭人国，大异于昔时也。康有为撰此开会主义书，痛陈亡国以后惨酷之状，以激励人心。读之者多为之下泪，故热血震汤，民气渐伸，而守旧之徒恶之。御史杨崇伊上奏劾其私立会党，显干例禁，请旨查封。计北京强学会仅开四月，上海强学会仅开月余，至乙未十一月遂被禁止。盖吾国维新之起点，在于斯举，而新旧党之相争，亦起于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