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政变前纪

    第一章 政变之总原因


    政变之总原因有二大端：其一由西后与皇上积不相能，久蓄废立之志也。其二由顽固大臣痛恨改革也。西后之事，既详前篇。今更纪顽固党之事如下。


    去年，湖南巡抚陈宝箴拟在湖南内河行小轮船。湖广总督张之洞</a>不许，曰：“中国十八省惟湖南无外国人之足迹，今一行小轮船，则外人将接踵而至矣。”陈诘张曰：“我虽不行小轮，宁能禁外人之不来乎？”张曰：“虽然，但其祸不可自我当之耳。若吾与君离湖南督抚之任，以后虽有事而非吾两人之责也。”于是小轮船之议卒罢。去年之冬，德人踞胶州，欧洲列国分割支那之议纷起，有湖南某君谒张之洞诘之曰：“列国果实行分割之事，则公将何以自处乎？”张默然良久曰：“虽分割之后，亦当有小朝廷，吾终不失为小朝廷之大臣也。”某君拂衣而去。吾今又有一言告于读此书者，若不能知中国全国二品以上大员之心事如何，则张之洞此两语其代表也。


    呜呼！张公固大臣中之最贤而有闻于时者也，然其言犹若此，况其他出张公之下数等者乎？故今综全国大臣之种类而论之，可分为数种类：其一瞢然不知有所谓五洲者，告以外国之名，犹不相信，语以外患之危急，则曰此汉奸之危言耸听耳。此一种也。其二则亦知外患之可忧矣，然自顾已七八十之老翁矣，风烛残年，但求此一二年之无事，以后虽天翻地覆，而非吾身之所及见矣。此又一种也。其三以为即使吾及身而遇亡国之事，而小朝廷一日尚在，则吾之富贵一日尚在，今若改革之论一倡，则吾目前已失舞弊之凭藉。且自顾老朽为不能任新政，必见退黜，故出死力以争之，终不以他年之大害，易目前之小利也。此又一种也。呜呼！全国握持政柄之人，无一人能出此三种之外者，而改革党人乃欲奋螳臂而与之争，譬犹孤身入重围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敌，而欲其无败衄也得乎！


    第二章 政变之分原因


    政变之分原因夥矣，今择其稍重大者条列之。


    一、戊戌三月，康有为</a>、李盛铎等同谋开演说恳亲之会于北京，大集朝士及公车数百人，名其会曰“保国”。后李盛铎受荣禄之戒，乃除名不与会。已而京师大哗，谓开此会为大逆不道，于是李盛铎上奏劾会，御史潘庆澜、黄桂鋆继之。皇上概不问，而谣诼之起，遍于全都。


    二、同月梁启超</a>等联合举人百余人，连署上书，请废八股取士之制。书达于都察院，都察院不代奏，达于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不代奏。当时会试举人集辇毂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启超等此举，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播谣言，几被殴击。


    三、先是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南按察使黄遵宪</a>，湖南学政江标、徐仁铸，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及湖南绅士熊希龄、谭嗣同</a>、陈宝箴之子陈三立等，同在湖南大行改革，全省移风。而彼中守旧党人嫉之特甚，屡遣人至北京参劾。于是左都御史徐树铭、御史黄均隆相继入奏严劾，皇上悉不问。而湖南旧党之焰益炽，乃至哄散南学会，殴打“湘报”主笔，谋毁时务学堂，积谋数月，以相倾轧。


    四、于四月二十三日，皇上下诏定国是，决行改革。于是诸臣上奏，虽不敢明言改革之非，而腹诽益甚。五月初五日下诏废八股取士之制，举国守旧迂谬之人，失其安身立命之业，自是日夜相聚，阴谋与新政为敌之术矣。礼部者，科举学校之总汇也，礼部尚书</a>许应骙百计谋阻挠废八股之事，于是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劾之，许应骙乃转劾康有为。皇上两不问。


    五、先是二月间，康有为上书大陈变革之方，大约以革除壅蔽，整定官制为主义，请在京城置十二局，凡局员皆选年力精壮讲习时务者为之。书既上，皇上饬下总理衙门议行，总理衙门延至五月尚未覆奏，盖意在敷衍搪塞也。至四月二十三日，“国是之诏”既下，皇上乃促总署速议覆奏。总署议奏，驳不可行。上震怒，至五月十七日，复命军机大臣与总署会议，同月二十五日议覆，仍驳其不可行。上益怒，亲以朱笔书上谕，命两衙门再议，有“须切实议行，毋得空言搪塞”之语。两衙门乃指其书中之末节无关大局者准行数条，其大端仍是驳斥。上无如之何，太息而已。夫皇上既知法之当变矣，既以康有为之言为然矣，而不能断然行之，必有藉于群臣之议者何也？盖知西后之相忌，故欲藉众议以行之，明此事之非出于皇上及康有为之私见也。而诸臣之敢于屡次抗拂上意者，亦恃西后为护符，欺皇上之无权也。当五月间大臣屡驳此书，皇上屡命再议之时，举京师谣言纷纭不可听闻，皆谓康有为欲尽废京师六部九卿衙门。彼盈廷数千醉生梦死之人，几皆欲得康之肉而食之，其实康不过言须增新衙门耳，尚未言及裁旧衙门也，而讹言已至如此。办事之难，可以概见矣。皇上病重之说，亦至此时而极盛，盖守旧者有深意焉矣。


    六、皇上自四月以来，屡次所下新政之诏，交疆臣施行，而疆臣皆西后所擢用，不知有皇上，皆置诏书于不问，皇上愤极而无如之何。至六月初十日诏严责两江督臣刘坤一、两广督臣谭锺麟、直隶督臣荣禄，又将督抚中之最贤而能任事之陈宝箴，下诏褒勉。以期激发疆臣之天良，使有所劝惩，稍襄新政。不意各疆臣怨望益甚，谤讟纷起，而顽固之气，卒不少改，惟嫉视维新之臣若仇敌耳。


    七、中国之淫祠向来最盛，虚糜钱帑，供养莠民，最为国家之蠹。皇上于五月间下诏书，将天下淫祠悉改为学堂。于是奸僧恶巫咸怀咨怨。北京及各省之大寺，其僧人最有大力，厚于货贿，能通权贵，于是交通内监，行浸润之谮于西后，谓皇上已从西教。此亦激变之一小原因也。


    八、至七月间候补京堂岑春煊上书请大裁冗员，皇上允其所请，特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及广东、湖北、云南巡抚，河东总督，各省粮道等官裁撤。此诏一下，于是前者尸位素禄阘冗无能、妄自尊大之人多失其所恃，人心皇皇，更有与维新诸臣不两立之势。


    九、中国之大弊，莫甚上下壅塞，下情不能上达。至是皇上屡命小臣上书言事，长台不得阻抑。乃七月间礼部主事王照上书，请上游历外国。礼部堂官等不为代达，皇上震怒，乃将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人革职，赏王照以四品京堂。是为皇上初行赏罚之事，此诏之下，维新者无不称快。守旧者初而震恐，继而切齿。于是怀塔布、立山等，率内务府人员数十人环跪于西后前，痛哭而诉皇上之无道，又相率往天津就谋于荣禄。而废立之议即定于此时矣。皇上于二品以上大员，无进退黜陟之权，彼军机大臣及各省督抚等屡抗旨，上愤极而不能黜之。此次乃仅择礼部闲曹，无关紧要之人，一试其黜陟，而大变已至矣。皇上无权，可胜慨哉。


    十、皇上至是时亦知守旧大臣与己不两立，有不顾利害，誓死以殉社稷之意。于是益放手办事，乃特擢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四人参预新政。参预新政者，犹唐之参知政事，实宰相之任也。命下之日，皇上赐四人以一密谕，用黄匣亲缄之，盖命四人尽心辅翼新政，无得瞻顾也。自是凡有章奏，皆经四人阅览，凡有上谕，皆由四人拟稿，军机大臣侧目而视矣。


    十一、自礼部堂官革职以后，令天下士民始得上封奏，于是士气大伸，民隐尽达，维新之士争出其所怀以闻于朝廷。刑部主事张元济，有请除满汉界限、废科举、去拜跪、设议院之事。工部主事李岳瑞</a>，亦请去拜跪、用客卿，大裁冗员翰林衙门等。嘉谟入告，纷纶辐辏，而守旧大臣日日阴谋，亦复无所惮忌。


    十二、上既广采群议，图治之心益切，至七月二十八日，决意欲开懋勤殿，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犹恐西后不允兹议，乃命谭嗣同查考雍正</a>、乾隆</a></a>、嘉庆三朝开懋勤殿故事，拟一上谕，将持至颐和园，禀命西后即见施行，乃越日而变局已显，衣带密诏旋下矣。


    十三、七月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杨锐，赐以密谕，有“朕位几不能保”之语，令其设法救护，乃谕康有为及杨锐等四人之诏也。当时诸人奉诏涕泣，然意上位危险，谅其事发在九月阅兵时耳。于时袁世凯召见入京，亦共以密诏示之，冀其于阅兵时设法保护，而卒以此败事。


    附记 保国会事


    论政变之起，保国会实为最大之一原因焉。今详记其事于下。


    自胶州、旅顺既割，京师人人震恐，惧分割之即至，然惟作楚囚相对，束手待亡耳。于是康有为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于是与□□□等开粤学会，与杨锐等开蜀学会，与林旭等开闽学会，与杨深秀、□□□等开陕学会，京师士夫颇相应和。于时会试期近，公车云集，御史李盛铎乃就康谋，欲集各省公车开一大会，康然之，是为保国会议之初起。康复欲集京官之有志者，李不谓然，后卒从康议。于三月二十七日，在粤东会馆第一集，到会者二百余人，时会中公推康及李及□□□、□□□等演说，而李以事后至。是日公拟“保国章程”三十条，今录于下：


    一、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二、本会遵奉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上谕，卧薪尝胆，惩前毖后，以图保全国地、国民、国教。三、为保国家之政权、土地。四、为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五、为保圣教之不失。六、为讲内治变法之宜。七、为讲外交之故。八、为仰体朝旨，讲求经济之学，以助有司之治。九、本会同志，讲求保国、保种、保教之事，以为论议宗旨。十、凡来会者，激励愤发，刻念国耻，无失本会宗旨。十一、自京师、上海设保国总会，各省各府各县皆设分会，以地名冠之。十二、会中公选总理若干人，值理若干人，常议员若干人，备议员若干人，董事若干人，以同会中人多推荐者为之。十三、常议员公议会中事。十四、总理以议员多寡，决定事件推行。十五、董事管会中杂事，凡入会之事，及文书会计一切诸事。十六、各分会每年于春秋</a>二八月将各地方入会名籍寄总会。十七、各地方会</a>议员，随其地情形，置分理议员约七人。十八、董事每月将会中所收捐款登报。十九、各局将入会之姓名、籍贯、住址、职业随时登记，各分局同。二十、欲入会者须会中人介之，告总理、值理，察其合者，予以入会凭票。二十一、入会者若心术品行不端，有污会事者，会众除名。二十二、如有意见不同，准其出会，惟不许假冒本会名滋事。二十三、入会者人捐银二两，以备会中办事诸费。二十四、会期有大会、常会、临时会之分。二十五、来会者不论名位学业，但有志讲求，概予延纳，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患难相恤。务推蓝田乡约之义，庶自保其教。二十六、捐助之款，写明姓名爵里，交本会给发收条为据。本会将姓名爵里学业寄寓，按照联票号数汇编存记，联票皆有总值理及董事图章。二十七、来会之人必求品行、心术端正明白者，方可延入。本会中应办之事，大众随时献替，留备采择。倘别存意见，或诞妄挟私，及逞奇立异者，恐其有碍，即由总理值理董事诸友，公议辞退。如有不以为然者，到本会申明，捐银照例充公，去留均听其便。二十八、商董兼司帐，须习知贸易书籍情形及刷印文字者充其选，必须考查确实，一秉至公。倘涉营私舞弊，照例责赔，经手之董事会友凡预有保荐之力者，亦须一律罚。二十九、本会用项，概由值董核发。如有巨款在千数百金以上者，须齐集公议，方准开支。收有成数，择殷实商号存储，立折支取，如存数渐多，亦可议生利息。发票之期，按几日为限，由值董眼同经理。三十、总理董事，均仗义创办，不议薪资，将来局款大盛，须专请人办理，始议薪水。惟撰报、管书、管器、司事、教习、游历、司帐，酌量给予薪水。


    盖自明世徐华亭集士大夫数千人，讲学于灵济宫，至今三百年，未有聚大众于辇毂为大会者。此会实继之。守旧之士颇骇其非常。再会于崧云草堂，三会于贵州馆，来会者尚过百人，谤议渐风起，多有因“强学”前辙，以祸患来告者，康有为不慑也。先是，江西人主事洪嘉与者，桀黠守旧有气，久于京师，能立党与。经胶变后，闻康名来，三谒不遇，阍人忘其居，未答拜。是时公车云集，各省士夫来见，客日数十，应接不暇，多不能答拜者。洪大恨，乃餂浙人孙灏曰：“某公恶康，若能大攻之，当为荐经济特科。”孙故无赖，乃大喜。洪乃为著一书驳保国会，遍印送京师贵人，守旧大臣皆喜信其说，满人无远识，不知外事，展转传闻，一倡百和。于是谤议大兴。时保滇会、保浙会并起，洪嘉与又耸御史黄桂鋆劾之，并及保国会。李盛铎恐被祸，乃上疏劾会，以求自免。皇上置不问。御史潘庆澜继劾之，军机大臣刚毅将查究会中人。皇上曰：“会能保国，岂不大善。何可查究耶？”事遂止。五月，礼部尚书许应骙劾之，御史文悌复上长折纠劾康有为，其说尤诬而厉，谓保国会之宗旨在保中国不保大清。此折实后来兴大狱之张本也。至八月政变后，伪上谕中遂引此语为康之罪名，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皆以保国会员获罪被戮。盖文悌之语，深入满人之心也。夫人虽至愚，亦何至合宗室满、汉之数百士大夫于京师，而公然作叛逆之词，以不保大清告大众者？保国会之章程既载于上，其中无不保大清之语意，人人共见矣。今复将康有为所演说者录于下：


    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吾中国自古为大一统国，环列皆小国，若缅甸、朝鲜、安南、琉球之类，吾皆鞭箠使之。其自大也久矣。故在国初时，视英、法各国皆若南洋小岛，虽以纪文达校订《四库》，赵瓯北札记《二十二史》，阮文达为文学大宗，皆博极群书。而纪文达谓艾儒略</a>《职方外纪</a>》，南怀仁</a>《坤舆图说</a>》，如中土瑶台阆苑，大抵寄托之辞。赵瓯北谓俄罗斯北有准噶尔大国，以铜为城，二百方里。阮文达《畴人传》不信对足抵行，今人环游地球，座中诸公有踏遍者。吾粤贩商估客，亦视为寻常，而乾嘉时博学如诸公，尚未之知。至道光十二年，英人轮舟初成，横行四海，以轮船二艘犯广州，两广总督卢敏肃，以三千师船二万兵御之而败。卢公曾平猺匪赵金陇者，宣宗成皇帝诏谓卢坤昔平赵金陇曾著微劳，不料今日无用至此。卢敏肃虽言洋船极大，而既无影镜灯片，宣宗无从见之，无能自白也。暨道光二十年，林文忠始译洋报，为讲求外国情形之始。败于定海、舟山，裕谦、牛鉴、刘韵珂继败，舰入长江，而炮震天津，乃开五口。宣宗乃知洋人之强在船坚炮利，命仿制之。西人如何，实未知也。道光二十九年，咸丰六年、八年、十年，屡战屡败，输数千万，开十一口，乃至破京师，文宗狩热河，洋使入住京师，亦可谓非常之变矣，然而士大夫以犬羊视之，深闭固拒。同治三年，斌椿遍游各国，等于游戏，无稍讲求之者。曾文正</a>与洋人共事，乃始少知其故，开制造局译书，置同文馆、方言馆、招商局。文文忠乃遣美人蒲安臣与志刚、孙嘉榖出使各国，首用洋人，如古之安史那、金日磾，实为绝异之事。当时欲遣京官五品以下正途、翰林六曹出身入同文馆读书，最为通达，而倭文端限之。自是虽轺车岁出，而士大夫深恶外人，蔽拒如故。甲申之役，张南关之功，日益骄满。鄙人当时考求时局，以为俄窥东三省，日本讲求新治，骤强示威，必取朝鲜。曾上书请及时变法自强，而当时天下皆以为狂。壬辰年傅兰雅《译书事略》，言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售去者仅一万三百余部。中国四万万人，而讲书者乃只有此数，则天下士讲求中外之学者，能有几人？可想见矣。非经甲午之役割台偿款，创巨痛深，未有肯翻然而改者。至此天下志士，乃知渐渐讲求，自强学会首倡之，遂有官书局、《时务报》之继起。于是海内缤纷，争言新法，自此举始也。然甲午之后仍不变法，间有一二，徒为具文。即如海军、电线、铁路、船局、船厂，间有一二，然变其甲不变其乙，变其一不变其二。牵连相累，必至无成，其他且勿论。即如被创之后，而兵未曾增练，铁舰不再购一艘，吾绿营兵六十余万，八旗兵三十余万，实皆老弱，且各有业，托名伍籍中。泰西以民为兵，吾则以兵为民，何以敌之？若夫泰西立国之有本末，重学校，讲保民、养民、教民之道，议院以通下情，君不甚贵，民不甚贱，制器利用以前民，皆与吾经义相合，故其致强也有由。吾兵农学校皆不修，民生无保养教之之道，上下不通，贵贱隔绝者，皆与吾经义相反，故宜其弱也。故遂复有胶州之事，四十日之间，要挟逼迫者二十事。一德之强租胶州，人所共知也。其二则英欲借我款三厘息，而俄不许矣。其三欲开大连湾通商，俄不许矣。其四欲开南宁通商，俄不许矣。其五借英款不成，而内河全许驶行轮船矣。其六西贡烧教堂，法索我偿款十万矣。其七姚协赞调补山东道，德人限二十四点钟撤去矣。其八津镇铁路过山东，三电德廷，德不许矣。其九改道过河南，德亦不许，后请英、美使言之乃许矣。其十聂军请俄教习，而订明不归统领节制矣。其十一俄教习去留，须候俄廷旨矣。其十二俄人勒逐德教习四人矣。其十三直隶、山西、东三省练兵，必须请俄教习矣。其十四长江左右厘金，尽归税务司矣。其十五德人既得胶州百里，复索增广矣。其十六既得增广，又索铁路矣。其十七既得铁路，又索全省矣。其十八既得铁路，又索全省商务矣。其十九俄人要割旅顺、大连湾、金州矣。其二十法人索广州湾，又订两广、云贵不得让与他国矣。此皆今年二月以前之事，其此后英之索威海，日本之订福建不得让与别国等事，尚未及计也。夫筑路待商之德廷，道员听其留逐，是皇上之权已失。贾谊</a>所谓何忍以帝王尊号为戎人诸侯。二月以来，失地失权之事，已二十见，来日方长，何以卒岁？缅甸、安南、印度、波兰，吾将为其续矣。观分波兰事，胁其国主，辱其贵臣，荼毒缙绅，真可为吾之前车哉！必然之事，安能侥幸而免乎？印度之被灭，无作第六等以上人者。自乾隆三十六年至光绪二年，百余年始有议员二人，香港隶英人，至今尚无科第。人以买办为至荣，英人之窭贫者皆可为大班，吾华人百万之富，道府之衔，红蓝之顶，乃多为其一洋行之买办，立侍其侧，仰视颜色。呜呼哀哉！及今不自强，恐吾四万万人，他日之至荣者不过如此也。元人始来中国，尝废科举矣，其视安南之进士，抱布贸丝，有以异乎？故我士大夫设想他日，真有不可言者，即有无耻之辈，发愤作贰臣，前朝所极不齿者，而西人必不用中人。以西人之官必有专门，非专学不能承乏也。若使吴梅</a>村在，他日将并一教官不能得，安敢望祭酒哉？即欲如熊开元作僧，而西教专毁像教，佛像佛殿将无可存，僧于何依？即欲蹈东海而死，吾中国无海军，即无海境，此亦非我干净土矣。做贰臣不得，做僧不得，死而蹈海不得，吾四万万之人，吾万千之士大夫，将何依何归何去何从乎？故今日当如大败之余，人自为战，救亡之法无他，只有发愤而已。穷途单路，更无歧趋。韩信背水之军，项羽沉舟之战，人人怀此心，只此或有救法耳。然割地失权之事，既忌讳秘密，国家又无法入师丹之油画院，绘败图以激人心。薄海臣民，多有不知者，或依然太平歌舞，晏然无事，尚纷纷求富贵求保举，或乃日暮途远，倒行而逆施之。《孟子</a>》曰：“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故割地失权之事，非洋人之来割胁也，亦不敢责在上者之为也。实吾辈甘为之卖地，甘为之输权。若使吾四万万人皆发愤，洋人岂敢正视乎？而乃安然耽乐，从容谈笑，不自奋厉，非吾辈自卖地而何？故鄙人不责在上而责在下，而责我辈士大夫，责我辈士大夫义愤不振之心，故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者。考日本昔为英美所凌，其弱与我同，今何以能取我台湾，灭琉球，而制朝鲜，得我偿款二万万。此日本之兵强为之耶？非也。其相伊藤，其将大山为之耶？非也。尝推考如此大事，乃一布衣高山正芝之所为。高山正芝哀国之衰不能变法，愤大将军之擅政，终日在东京痛哭于通衢，见人辄哭，终以哭死。于是西乡、吉田、藤田、蒲生秀实之流，出而言尊攘，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木户孝允、板垣退助、三条实美、大隈重信，出而谈变法，日本乃盛强。至明治以后，日人赏维新之功，乃赠高山正芝四品卿，赐男爵。凡物作始也简，将毕也巨。呜呼！谁知日本之治，盛强之效，乃由一诸生无权无勇无智无术而成之耶。盖万物之生，皆由热力，有热点故生诸天，有热点故生太阳。太阳热之至者，去我不知几百万亿里，而一尺之地，热可九十匹马力，故能生地，能生万物，被其光热者，莫不发生。地有热力，满腹皆热汁火汁，故能运转不息。医者视人寿之长短，察其命门火之衰旺，火衰则将死，至哉言乎。故凡物热则生，热则荣，热则涨，热则运动。故不热则冷，冷则缩，则枯，则干，则夭死，自然之理也。今吾中国以无动为大，无一事能举，民穷财尽，兵弱士愚，好言安靖而恶兴作，日日割地削权。命门火衰矣，冷矣，枯矣，缩矣，干矣，将危矣。救之之道，惟增心之热力而已。凡能办大事复大仇成大业者，皆有热力为之，其心力弱者，热力减故也。胡文忠谓今日最难得者是忠肝热血人，范蔚宗谓桓灵百余年倾而未颠，危而未坠者，皆由仁人君子心力之为。凡古称烈士、志士、义士、仁人，皆热血人也，视其热多少以为成就之大小。若热如萤火如灯则微矣，并此而无之，则死矣。若如一大火团，至百二十度之沸度，则无不灼矣。若如日之热，则无所不照，无所不烧，热力愈大，涨力愈大，吸力愈多，生物愈荣，长物愈大。故今日之会，欲救亡无他法，但激励其心力，增长其心力，念兹在兹，则爝火之微，自足以争光日月，基于滥觞，流为江河。果能合四万万人，人人热愤，则无不可为者，奚患于不能救。


    此演说之语，乃当时会中人旁听笔记，登录于天津《国闻报》中者，后各报亦展转登之，人人共见。其中之语，岂有一字一句含不保大清之意者？而文悌乃深文罗织而言之，众人亦吠影吠声而信之，非天下可怜可愤之事耶？


    开此会之意，欲令天下人咸发愤国耻，因公车诸士而摩厉之，俾还而激励其乡人，以效日本维新志士之所为，则一举而十八省之人心皆兴起矣。当时集者朝官自二品以下，以至言路词馆部曹，及公车数百人，楼上下座皆满。康有为演说时，声气激昂，座中人有为之下泪者。虽旋经解散，而各省志士纷纷继起，自是风气益大开，士心亦加振厉，不可抑遏矣。


    第三章 政变原因答客难


    语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大丈夫以身许国，不能行其志，乃至一败涂地，漂流他乡，则惟当缄口结舌，一任世人之戮辱之，嬉笑之，唾骂之，斯亦已矣。而犹复哓哓焉欲以自白，是岂大丈夫所为哉！虽然，事有关于君父之生命，关于全国之国论者，是固不可以默默也。


    论者曰：中国之当改革不待言矣，然此次之改革，得无操之过蹙，失于急激以自贻蹉跌之忧乎？辩曰：中国之言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凡改革之事，必除旧与布新两者之用力相等，然后可有效也。苟不务除旧而言布新，其势必将旧政之积弊，悉移而纳于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如病者然，其积痞方横塞于胸腹之间，必一面进以泻利之剂，以去其积块，一面进以温补之剂，以培其元气，庶能奏功也。若不攻其病，而日饵之以参芩，则参芩即可为增病之媒，而其人之死当益速矣。我中国自同治后所谓变法者，若练兵也，开矿也，通商也；交涉之有总署使馆也；教育之有同文、方言馆及各中国学堂也。皆畴昔之人所谓改革者也。夫以练兵论之，将帅不由学校而出，能知兵乎？选兵无度，任意招募，半属流丐，体之羸壮所不知，识字与否所不计，能用命乎？将俸极薄，兵饷极微，武阶极贱，士人以从军为耻，而无赖者乃承其乏，能洁己效死乎？图学不兴，厄塞不知，能制胜乎？船械不能自制，仰自他人，能如志乎？海军不游弋他国，将帅不习风涛，一旦临敌，能有功乎？警察不设，户籍无稽，所练之兵日有逃亡，能为用乎？如是则练兵如不练。且也用洋将统带训练者，则授权于洋人，国家岁费巨帑，为他人养兵以自噬。其用土将者，则如董福祥之类，藉众闹事，损辱国体，动招边衅，否则骚扰闾阎而已，不能防国，但能累民。又购船置械于外国，则官商之经手者，藉以中饱自肥，费重金而得窳物，如是则练兵反不如不练。以开矿论之，矿务学堂不兴，矿师乏绝，重金延聘西人，尚不可信，能尽地利乎？机器不备，化分不精，能无弃材乎？道路不通，从矿地运至海口，其运费视原价或至数倍，能有利乎？如是则开矿如不开。且也西人承揽，各国要挟，地利尽失，畀之他人，否则奸商胡闹，贪官串弊，各省矿局，只为候补人员领干修之用（中国旧例，官绅之不办事而藉空名以领俸者，谓之干修。凡各省之某某局总办，某某局提调者，无不皆是也），徒糜国帑，如是则开矿反不如不开。以通商论之，计学（即日本所称经济、财政诸学）不讲，罕明商政之理，能保富乎？工艺不兴，制造不讲，土货销场寥寥无几，能争利乎？道路梗塞，运费笨重，能广销乎？厘卡满地，抑勒逗留，朘膏削脂，有如虎狼，能劝商乎？领事不察外国商务，国家不护侨寓商民，能自立乎？如是则通商如不通。且也外品日输入，内币日输出，池枯鱼竭，民无噍类，如是则通商反不如不通。以交涉论之，总理街门老翁十数人，日坐堂皇，并外国之名且不知，无论国际；并己国条约且未寓目，无论公法。各国公使领事等官，皆由奔竞而得，一无学识，公使除呈递国书之外无他事，领事随员等除游观饮食之外无他业，又何取于此辈之坐食乎？如是则有外交官如无外交官。且使馆等人在外国者，或狎邪无赖，或鄙吝无耻，自执贱业，污秽难堪，贻笑外人，损辱国体，其领事等非惟不能保护己商，且从而凌压之，如是则有外交官反不如无外交官。以教育论之，但教方言以供翻译，不授政治之科，不修学艺之术，能养人才乎？科举不变，荣途不出，士夫之家，聪颖子弟皆以入学为耻，能得高才乎？如是则有学堂如无学堂。且也学堂之中，不事德育，不讲爱国，故堂中生徒，但染欧西下等人之恶风，不复知有本国。贤者则为洋佣以求衣食，不肖者且为汉奸以倾国基，如是则有学堂反不如无学堂。


    凡此之类，随举数端，其有弊无效固已如是，自余各端亦莫不如是。则前此之所谓改革者，所谓温和主义者，其成效固已可睹矣。夫此诸事者，则三十年来名臣曾国藩</a>、文祥</a>、沈葆祯、李鸿章</a>、张之洞之徒，所竭力而始成之者也，然其效乃若此。然则不变其本，不易其俗，不定其规模，不筹其全局，而依然若前此之枝枝节节以变之，则虽使各省得许多督抚皆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才之识，又假以十年无事，听之使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所为，则于中国之弱之亡能稍有救乎？吾知其必不能也。何也？盖国家之所赖以成立者，其质甚繁，故政治之体段亦甚复杂，枝节之中有根干焉，根干之中又有总根干焉，互为原因，互为结果。故言变法者将欲变甲，必先变乙，及其变乙，又当先变丙，如是相引，以至无穷。而要之非全体并举，合力齐作，则必不能有功，而徒增其弊。譬之有千岁老屋，瓦墁毁坏，榱栋崩折，将就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以冀支持。斯二者用心虽不同，要之风雨一至，则屋必倾而人必同归死亡一也。


    夫酣嬉鼾卧者，则满洲党人是也；补苴弥缝者，则李鸿章、张之洞之流是也。谚所谓“室漏而补之，愈补愈漏，衣敝而结之，愈结则愈破”。其势固非别构新厦，别出新制，乌乎可哉？若如世之所谓温和改革者，宜莫如李、张矣。不见李鸿章训练之海军洋操，所设之水师学堂、医学堂乎？不见张之洞所设之实学馆、自强学堂、铁政局、自强军乎？李以三十年之所变者若此，张以十五年所变者若此。然则再假以五十年使如李、张者，出其温和之手段，以从容布置，到光绪四十年，亦不过多得此等学堂、洋操数个而已。一旦有事，则亦不过如甲午之役，望风而溃。于国之亡能稍有救乎？既不能救亡，则与不改革何以异乎？夫以李、张之才如彼，李、张之望如彼，李、张之见信任负大权如彼，李、张之遇无事之时，从容十余年之布置如彼，其所谓改革者乃仅如此。况于中朝守旧庸耄盈廷，以资格任大官，以贿赂得美差，大臣之中安所多得如李、张之才者，而外患之迫月异而岁不同，又安所更得十余年之从容岁月者！然则舍束手待亡之外，无他计也。不知所谓温和主义者，何以待之？抑世之所谓急激者，岂不以疑惧交乘，怨谤云起，为改革党人所自致乎？语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又曰：“凡民可以乐成，难以虑始。”从古已然，况今日中国之官之士之民，智识未开，瞢然不知有天下之事，其见改革而惊讶，固所当然也。彼李鸿章前者所办之事，乃西人皮毛之皮毛而已，犹且以此负天下之重谤，况官位远在李鸿章之下，而所欲改革之事，其重大又过于李鸿章所办者数倍乎？


    夫不除弊而不能布新，前既言之矣。而除弊之一事，最易犯众忌而触众怒，故全躯保位惜名之人，每不肯为之。今且勿论他事，即如八股取士锢塞人才之弊，李鸿章、张之洞何尝不知之，何尝不痛心疾首而恶之？张之洞且尝与余言，言废八股为变法第一事矣。而不闻其上折请废之者，盖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惧其合力以谤己而排挤己也。今夫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犹当为之。今既自谓爱国矣，又复爱身焉，又复爱名焉，及至三者不可得兼，则舍国而爱身名，至二者不可得兼，又将舍名而爱身。吾见世之所谓温和者，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吉田松阴曰：“观望持重，号称正义者，比比皆然。最为最大下策。何如轻快捷速，打破局面，然后除占地布石之为愈乎？”呜呼！世之所谓温和者，其不见绝于松阴先生者希耳。


    即以日本论之，幕末藩士，何一非急激之徒，松阴南洲，尤急激之巨魁也，试问非有此急激者，而日本能维新乎？当积弊疲玩之既久，不有雷霆万钧霹雳手段，何能唤起而振救之。日本且然，况今日我中国之积弊更深于日本幕末之际，而外患内忧之亟，视日本尤剧百倍乎。今之所谓温和主义者，犹欲以维新之业，望之于井伊安藤诸阁老也，故康先生之上皇帝书曰：“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又曰：“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则与不变同耳。”故先生所条陈章奏，统筹全局者凡六七上，其大端在请誓太庙以戒群臣，开制度局以定规模，设十二局以治新政，立民政局以地方自治。其他如迁都兴学，更税法，裁厘金，改律例，重俸禄，遣游历，派游学，设警察，练乡兵，选将帅，设参谋部，大营海军，经营西藏、新疆等事，皆主齐力并举，不能枝枝节节而为之。而我皇上亦深知此意，徒以无权不能遽行，故屡将先生之折交军机总署会议，严责其无得空言搪塞。盖以见制西后，故欲藉群臣之议以定之也。无如下有老耄守旧之大臣，屡经严责而不恤，上有揽权猜忌之西后，一切请命而不行。故皇上与康先生之所欲改革者，百分未得其一焉，使不然者，则此三月之中，旧弊当已尽革，新政当已尽行，制度局之规模当已大备，十二局之条理当已毕详，律例当已改，巨饷当已筹，警察当已设，民兵当已练，南部当已迁都，参谋部当已立。端绪略举，而天下肃然向风矣。今以无权之故，一切所行非其本意，皇上与康先生方且日日自疚其温和之已甚，而世人乃以急激责之，何其相反乎？


    嗟乎，局中人曲折困难之苦衷，非局外人所能知也久矣。以谭嗣同之忠勇明达，当其初被征入都，语以皇上无权之事，犹不深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命谭查历朝圣训之成案，将据以请于西后，至是谭乃恍然于皇上之苦衷，而知数月以来改革之事，未足以满皇上之愿也。谭嗣同且如此，况于其他哉？夫以皇上与康先生处至难之境，而苦衷不为天下所共谅，庸何伤焉。而特恐此后我国民不审大局，徒论成败，而曰是急激之咎也，是急激之鉴也，因相率以为戒，相率一事不办，束手待亡，而自以为温和焉。其上者则率于补漏室，结鹑衣，枝枝节节，畏首畏尾，而自以为温和焉。而我国终无振起之时，而我国四万万同胞之为奴隶，终莫可救矣。是乃所大忧也，故不可以不辩者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