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唐德刚）

    这本书是李宗仁先生不平凡的一生事业的最完备的记录，又是李氏一生各阶段心路历程的最忠实的写照。


    这本书也是我个人已出版的著作中，用功最深、费力最大、遭遇困难最多的一部有原始性的史书。


    李宗仁先生用了七十多年的岁月，始制造出本书中许多惊人的故事。我则用了将近六年的光阴——平生治学生产力最旺盛的六年光阴——才把它用中、英双语记录下来。


    本书原只是一部中文“草稿”，借助翻译之用。按照李氏与原资助单位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所订的合约和撰述计划，是在本书英文版发行之后，始能加以整理、润色，然后以中文版面世的。不意本书英文版尚有待杀青之时，李氏忽于1965年夏，秘密离美，以致本书中文版的整理工作，便无法着手——盖格于学术界的规律，李氏这位“口述者”一去，我这位“执笔者”，纵在词句上亦不应易其一字，所以本书只能以原“草稿”付梓了。“草稿”毕竟是“草稿”，其不完备之处，就毋待多赘了，只祈读者知而谅之。


    这本书的作者，虽只限于李公和我二人，但它毕竟是一部长达五十万言的“巨著”。“口述者”和“执笔者”之外，其他有关各项杂务，牵涉的范围之大，实是一言难尽；正因其如此，则“执笔人”之协调多方，呕心沥血之情，也是说不尽的。其中一部分辛酸历程，我会另有文字记录，聊备鸿爪；至于撰写期间所遭遇的学术性的困难，我在本书英文版序言中，也略有交代。总之，本书自动议磋商到付梓发行历时逾二十年的一系列过程中，它嵌在我个人生命史上的痕迹，是苦是甜，也是终生不灭的。它今日之终能以现在形式出版，也可说是“执笔人”的一部“发愤之作”吧。


    可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不管它曾给予我多少困扰，今日回思，我仍觉得我当年不顾一切，坚持把这份中文稿——这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学部所完成的唯一一份汉、英双语稿——写下去、留下来的决定，是正确的；其正确性则反映在当代史籍上所发生的效果——它保存了李宗仁在中国历史上的真面目。


    李宗仁先生毕竟是在中国历史上做过“一朝天子”的人物，他也是“近代中国”这座高楼大厦中的一根主要支柱。没有这根柱子，则今日这座大厦，可能又是另外一栋不同的建筑了。


    李宗仁是怎样在“近代中国”发生其支柱作用的呢？我们试翻史册，就不难一目了然了。


    中国之所以形成当今这个局面——不管是好是坏——国民党当年的“北伐”（1926——1928年），实是当代中国一切发展的根源，而北伐的基础则又建立在“两广统一”这个历史事实之上。但是撑起“两广统一”（1924——1925年）这半边天的，则是广西的统一（广西统一较广东为早）。


    广西于1925年秋季统一之后，在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这三位青年将领的领导之下，竟一反当时各省割据自雄的时势，而投入蜗居广东的国民党之怀抱来“共同革命”。在那个个人行为足以影响一个国家政治发展方向的时代，他们这三位青年将领——所谓“广西三杰”——的胸襟和气度，是十分不平凡的。他们这一决定，才能使“北伐”从构想成为事实。而在他们这三人之中，李宗仁实是决定性的人物。他们可以无“黄”，也可以无“白”，却不可无“李”。


    广西的统一和两广的合作，实系于李宗仁的一念之间。李氏如一念及邪，则那个风雨飘摇的广东地方势力，所谓“大元帅府”，是经不起吴佩孚、唐继尧、陈炯明三面夹攻的。


    再谈谈“北伐”的本身吧。


    北伐中最大的暗潮是国共之争。共乎？国乎？汪乎？蒋乎？在那千钧一发之际，李宗仁那支“第七军”，实是势足扭转乾坤的中间力量。他袒汪则无蒋；袒蒋则无汪。容共则共存；反共则共灭。


    这支中间力量的如何使用，实凭其指挥者的个人意志之用藏取舍，而李宗仁所做的拥蒋的个人决定，也支配了当时中国历史所走的方向。


    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时代如日中天之时，实是1928年底，张学良“东北易帜”之日。不论治绩如何，维持东亚大陆之统一，毕竟是任何形式的中国中央政府推行各项设施的先决条件。


    孰知舍此路而不由，国民党于1928年统一大陆之后，竟于同一幅“青天白日”旗帜之下，来个“同党操戈”，打了三整年前所未有的血腥内战，终于在东北边陲打出个“伪满洲国”；在长江沃壤的核心，打出个“苏维埃”政权。从此国民党的统一大业，便成为泡影，永不再来。


    这桩历时三载（1929——1931年）的蒋、李、冯、阎“同党操戈”的孰是孰非，历史学家言人人殊。这个“言人人殊”的争辩，今后恐将延续一千年，而终无结论。


    但是历史学家如姑置是非于不论，只谈事实，则这桩国民党党军自相砍杀的内战，实导源于1929年初之“武汉事变”。其后接踵而来的“中原大战”和“扩大会议”（1930年），实是“武汉事变”所触发的连锁作用，而李宗仁正是这“事变”的两造之一——也可说他是始作俑者，甚至可说是罪魁祸首。1929年，如果没有这一役“讨桂”之战，则后半世纪的中国，该又是另外一个局面了。


    李宗仁个人的态度，对1933年的“闽变”、1934年的红军长征、1936年夏季的“六一事变”和是年冬的“双十二事变”，都有其决定性的影响。


    其原因便是抗战前与南京中央抗衡的地方势力，如盘踞闽、粤的旧“四军”诸将领，以及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湖南的何键，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西北的诸马，他们对南京的态度，多半是以广西的李、白马首是瞻的，而他们二人毕竟是这家挂着“青天白日”商标的老店中，最早、最有功勋、最有声望，也最有实力的股东。


    桂系在当年的地方势力之中，是有其“带头作用”的。它与南京“中央”，不但渊源最深，它在地方建设上的成绩，也足为各省模范。李、白二人如拥护中央、服从政令，则举国大小诸侯，多会闻风景从。他二人如背叛中央、带头造反，则各地地方势力，也会作或明或暗的响应。“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和平解决，李、白二人态度之审慎，不能说对张学良最后之“忏悔”，没有其一定的影响。


    “抗战”开始之后，桂系之尽释前嫌，无条件地“共赴国难”，实是抗战初期举国军民最大的兴奋剂和定心丸。当时名学者傅斯年便曾说，广西的全省动员，该打“一百分”。老实说，没有这个一百分，则抗战开始之后，可能就难以为继。


    但是我们亦不能否认，所谓“桂系”，在抗战后期与重庆中央貌合神离，在地方政权中，贪污腐化、拥兵自重，也是国民党政权军令、政令始终不能如臂使指、绝对统一的最大障碍。相反，当时“桂系”与“中央”，如能精诚团结，整饬贪污，提高效能，则国民政府治下的一切内部问题——如政治经济的改革，半独立性的地方政治和军事体制（所谓“杂牌”问题）的整顿等，均可迎刃而解。


    “一党专政”不是当时中国政治问题的核心；专政而无能才是政治问题的症结所在。左丘明记臧哀伯之言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左传·桓公二年》）国民党当年的问题，便是“官邪”的问题。“官邪”之所以不能解决，实是派系倾轧的结果。


    国民党当年的“派系倾轧”，原不限于“桂系”与“中央”。“中央”系统之内的派系，亦倾轧无已时。是非虽不易谈，而事实则至明显。李宗仁所领导的这个“桂系”，实是当年国民党“派系斗争”中，仅次于“中央”的实力派。在整个国民党崩溃的体系之中，相与争权攘利、贪污腐化，结果覆巢之下，终无完卵，也是他罪有应得的。


    国民党在抗战之后，把辛辛苦苦自倭寇手中夺回的大好河山，拱手让贤，乃派系自残之结果。


    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反共抗俄”不成，本可（如马歇尔之建议）退保华北；华北不守，亦可割江而治。1949年以前，全国精华所在的“长江以南”，原无共军的一兵一卒，而当时对世界共产革命有“一言九鼎”之力的斯大林，亦尝有力阻中共渡江之令。据当年美军名将魏德迈之观察，国民党如尚余“一把扫帚”，便足以阻止中共打过长江，而况当时国民党尚有百万哀兵、艨艟巨舰、铁翼连云！有本钱若此，竟至天堑弃守，任共产党的军队席卷华南，如秋风之扫落叶，读史者今日回头，固知国民党当年之溃败，经济、军事皆非主因，症结所在，仍系于派系自残之间也。


    李宗仁事后向笔者力辩，渠当年绝无“逼宫”之事。白崇禧斯时密劝黄埔将领促蒋公下野，亦可能出诸“善意”。无奈“中央”与“桂系”积隙已深，神离而貌亦不合。蒋氏引退，则李氏岂能无“彼可取而代也”之心。蒋公擅权谋，怀德报怨，自有其“宁赠朋友，不予家奴”之愤。由于他二人不顾大局的私斗，终使国民党在反共内战中，太阿倒持，蹈“南明”覆辙，几至使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国民党，全党为之殉葬。


    读史者如暂时撇开历史制造者的事功不谈，而从其个人之品德出发，作诛心之论，则李宗仁亦颇有足述者。


    司马光曰：“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资治通鉴·周纪一》）


    专就李宗仁个人治国用兵的能力来说，他应该说是位不世之“才”。他于青壮年时期，便能雄踞八桂，军而不阀。全省励精图治，举国有口皆碑。其才足以牧民，其德亦足以服众。所以他才能稳坐“桂系”第一把交椅数十年而不倾。最后还要做一任“假皇帝”始收场，凡此皆足以表示李氏有不羁之“才”，有可歌之“德”，他的成就，不是一位普通人可以幸致的。


    李宗仁当然基本上是个军人。其将兵之才，自应超过他搞行政的本领。早在青年期中，他已是位披坚执锐的猛将。成熟之后，更是一位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主帅。论谋略，论险诈——走偏锋，则李不如白；然御百万之众、进退有度、师克在和、将士归心，则白不如李。


    写历史的人，如把国民党政权中数十员翎顶辉煌的“上将”，以传统所谓“将才”标准来排排队，则桂系这两位首领，实应分居第一、二位。“小诸葛”白崇禧，在海内外享有盛名已数十年。不过纵是真诸葛当年亦不过是羽扇纶巾的戎幕之才。若论威镇三军之“主帅”的风范，则李宗仁还应居首位，非白参谋长所能企望也。


    抑有进者。论将兵、将将，则李氏的本领亦非他的上级蒋中正所能及。蒋公熟读《孙子》，细玩《国策》。驭人每重权谋；将兵时轻喜怒。在疆场之上率数万之众，亲冒矢石，冲锋陷阵，于攻惠州、打棉湖等小战役中，亦不失为一员猛将；然统大军百十万，转战千里，进攻退守，如在棋局之上，则蒋氏便不逮李、白远矣。


    但是，尽管李宗仁在军政两行，皆有其超人之处，可惜的是他生非其时。他如生于农业社会的传统帝王时代，则做主帅，做贤相，甚至做明君，他均可勉为其难。


    不幸的是，他却生在这个传统东方社会逐渐向西式——着重“西式”二字——工商业社会发展的转移时代。东方的旧传统与“西式”的新社会是凿枘不投的。如何调和鼎鼐，兼取中西之长，使古老的中国文明和传统的政治、社会制度，通过此“二千年未有之变局”（梁启超语），逐渐走向“超西方”（Post-Western）的新时代和新文明，则李宗仁（亦如蒋介石）在其泯然不自觉的传统文化和习俗的熏染之中，他所受的有限的“现代知识”的训练，就不足以承担这项雷霆万钧的“天降大任”了。身“在其位”，而识见不能“谋其政”，那就注定李宗仁（乃至蒋氏）一生事业的悲剧收场了。


    当然，李宗仁在中国历史上，不论为善或作恶，都是不能和蒋氏并驾齐驱的。


    李宗仁是赤足牧童出身，为人浑厚，有着中国传统农村中村夫老农淳朴的美德。为人处世，他不是个反反复复、纵横捭阖、见利忘义的党棍官僚或市侩小人。等到他时来运转、风云际会，享荣华、受富贵之时，得意而未忘形，当官而未流于无赖。遇僚属不易其宽厚平易之本色；主国政亦不忘相与为善之大体。以此与一般出将入相的官僚相比较，都是难能可贵的。诛心以论之，则李宗仁在中国历史上，也该算个德胜于才的君子。


    可是话说回头，吃他那行饭的人，是不能做太多的“正人君子”和“好好先生”的。他在“君子”和“好人”之外，也还有其“政客”的一面，否则他在国民党那种风云诡谲的政海之中，也早已灭顶了。


    昔司马迁评与他同时的汉朝第一位“布衣宰相”公孙弘，说他“为人意忌，外宽内深”（《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公孙弘以“牧豕”之童出身，终至拜相封侯。一生经历除才遇双全之外，他那“外宽内深”的习性，也是他功成名就的主要条件之一。


    民国初年，胡汉民随孙中山游武汉，见当时武汉的当权派首领黎元洪“浑浑而有机心”（见《胡汉民自传》）。黎元洪以一个小小的清军协统（旅长），为革命党人所挟持而赴义，不期年便备位“储贰”（饶汉祥语），未几竟两任民国“大总统”（1916——1917年，1922——1923年）。对他这项功业上的成就，他外表的“浑浑”和内蕴的“机心”，二者都是缺一不可的。


    笔者为李宗仁先生耗时六年，著书五十五万言，全篇立说主旨，一切均以李氏意志为依归，未掺杂我个人半句褒贬之辞。如果一位治史者，在推敲五十万言之后，必须对他笔下的英雄略申月旦之评的话，那我也可说：李德公于“名将”之外，也是一位容貌宽厚而心志精明的政坛高手。论人品，论事功，他和“外宽内深”的公孙弘，与“浑浑而有机心”的黎元洪，大致是同一流的历史人物吧。


    国族不幸，于新旧交递时代，历史进化失调。一部中国近代史，直是一部民国“相斫书”。时贤中名将太多，名相太少。民国史上的英雄，因亦以相斫人为第一。德邻李宗仁先生当然是相斫英雄中之佼佼者。


    笔者有幸，竟能参与执笔，钩沉探隐，略叙近百年来国人自我相斫与联合御寇之实情，合李公传记与自传于一书。本篇虽为民国信史中不可分割之一章，势必永传后世，然回顾我国近百年来，天灾人祸，更迭相寻，尸填沟壑、生民涂炭之惨痛历史，吾人著书海外，掷笔沉思，叹息流涕之外，他何足言？


    但愿我华族自此以后，重睹太平盛世，国人不再以相斫为荣，则幸甚矣。


    贤明读者，细阅我书，想或有同感焉。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