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西票商成败记序

    呜乎!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溯我票商一业，创始於前清康熙</a>、乾隆</a></a>时代，每号资本不过数十万金，而滥觞之水汇成江河。虽其间不无蹉跌，然上下一心，旋仆旋起。洎乎咸丰初年，筹饷例开，报捐者纷纷，大半归票商承办其事，而营业渐次扩张。嗣遭洪氏之变，南七省用兵筹饷，急如星火，而道路梗塞，转运艰难，朝廷环顾各商，惟票商一业忠实可恃，於是军饷丁粮，胥归汇兑。同治以后，基础愈固，规模愈宏，即边陲之协款，内地之赈抚，皆资票行以为挹注。一纸之信符遥传，百万之巨款立集。及逢庚子内乱，天子西巡，大局岌岌，各商停滞。而票商之执券兑现者，上海、汉口、山西各处云合雾集，幸赖各埠同心应付裕如。至是之后，信用益彰，即洋行售货，首推票商银券最足取信，分庄遍于通国，名誉著于全球。日人楢原陈政所著之《清国商况视察书》，亦称票商处事敏捷，金融圆活，诧为得诸意外。故数百年来，中国商业之盛，莫盛于西帮票商，此固中外人土所公认者也！然而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同治以后，东西洋各银行已渐次侵入，夺我利权。迨经庚子之变，中国当道注意财政，大清银行之设遂遍于各行省。夫论信用力之强弱，我票商经营二百年，根深蒂固，何事不堪与人争衡，而银行一设，未免相形见绌者，其问亦自有故。以存款而言，彼则五六厘，而我四厘也。以运款而言，彼则钞票，而我汇兑也。而且金库全归该行，贷借必有抵押，已难相题并论。而尤足寒心者，一遇倒帐，外洋银行则凭藉外力，大清银行则倚仗官权，同属财产关系，而彼各挟势力以凭陵。如丁未营口东盛和之事，银行收十成而有余，票行收五成而不足，尚何公理之可言哉！


    宏自幼肄业票庄，目睹时局至此，非改组银行，无以收权利平等之效。适戊申春驻京师，与渠学士楚南商订改组章程，先函达总号商酌者四次，当面陈述</a>者两次。是岁冬渠学士返里，复亲莅各总号开陈利害。其时各号之执牛耳者首推某号某公，闻之大为不然，于是一般庸庸无敢异议。号事之隆替，股东生死之关系也。而各号执事决如此之大计，竟不商之股东；为之东者亦甘被欺蒙，视吾言为无足轻重。《诗》云：“诲尔谙谙（谆谆），听我藐藐。”人心如此，尚可为哉。然宏志在必成，戊申冬复通函各埠征集意见。公信所至，居然异口同声，函劝总号谓不及早变计，后将追悔无及。方期众志可以成城，不料某公闻之，乃愤然曰：“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迳束高阁可也”。宏至是如冷水浇背，不得不闭口结舌，而筹办银行之议，烟消云散矣。


    未及三年，辛亥事起，商务破坏。迄壬子秩序粗定，除大清银行按照改革成例付之清理外，其余各银行均</a>可恢复原状，独我西帮票商外欠则处处倒帐，欠外则人人提款，加以各省钞票折收，势益不支。见机最阜者，惟蔚丰厚票庄，赖有郝君岳斋，毛君绥之，改组为蔚丰商业银行，诚矫矫特出矣。此外，殷实票庄进取虽不足，退守尚有余，至号事空虚者，则并退守而不得，穷蹙之极，计无可施，夥友之逃散无论矣。股东以席丰履厚之身，一旦被债权所逼，或栖流而老于他乡，或拘押而困于囹圄，向使稍留意于鄙言，勿为诸人所蒙，何至一败涂地乎！景况至此，凡有人心者，见之无不伤心惨目。而某公身为领袖，置号事于不闻不问，惟坐拥厚赀，靦然为富家翁，然后叹某公向日之反对银行，其意固别有在。所谓自谋发财者，乃某公自道生平耳，而吾不识其意，而妄言之，宜其如冰炭之不相合也。嗟嗟，朝恩观军，光弼师溃，潜善秉政，宗泽心寒！宏何人斯，敢自附先达。惟兴亡成败，事异理同。


    今者机会已失，商务已衰，纵有救时良策，亦徒托诸空言。惟耿耿之怀，终难自己。绕朝之赠策土会曰：“子无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区区之意，窃有感於斯言，爰将筹设银行前后信件，次第排列，俾阅者原始要终，知我票商之败，果天数乎？抑人事乎？愿以质诸世之有识者。


    中华民国六年阳历七月平遥子寿李宏龄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