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秦汉时人民生活

    第一节　饮食


    汉人饮食，渐较古代为奢，而视后世则犹俭。(1)《盐铁论·散不足篇》曰：“古者燔黍食稗，而熚豚以相飨。其后乡人饮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酱一肉，旅饮而已。及其后，宾昏相召，则豆羹白饭，綦脍熟肉。今民间酒食，殽旅重叠，燔炙满案。”又曰：“古者粝食蔾藿，非乡饮酒、腊、祭祀无酒肉。故诸侯无故不杀牛羊，大夫士无故不杀犬冢。今闾巷县伯，阡陌屠沽，无故烹杀，相聚野外。负粟而往，易肉而归。”又曰：“古者不粥饪，不市食。及其后，则有屠沽、沽酒、市脯、鱼盐而已。今熟食遍列，殽施成市。”一似汉人饮食，极其奢侈者。然《论衡·讥日篇》，谓海内屠肆，六畜死者，日数千头，则仅当今日一大市而已。固知汉人生活程度，犹远低于今日也。


    《史记·陈丞相世家》言：里中社，平为宰，分肉食甚均，此所谓非祭祀无酒肉者也。王吉去位家居，即布衣疏食；杨震子孙尝疏食步行；费祎儿子皆布衣疏食：已见第十五章第一节。《汉书·霍光传》：昌邑王道上不素食。师古曰：“菜无肉食也。言王在道常肉食，非居丧之制也。而郑康成解丧服素食云平常之食，失之远矣。”案此正可证汉人平时不肉食耳。茅容止郭林宗宿，杀鸡为馔，林宗谓为己设，既而以共其母，自以草蔬与客同饭，此皆古非老者、贵者不肉食之旧法。崔瑗好宾客，盛修肴膳，单极滋味，居常疏食菜羹。任公家约，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毕，则不得饮酒食肉。此居家之恒法也。即贵人及待宾客，饮食亦不甚侈。淮南厉王之废也，有司奏请处蜀严道邛邮，遣其子子母从居县为筑盖家室，皆日三食，给薪、菜、盐、炊食器、席等。制曰：“食长给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从居。”案后汉和熹邓皇后朝夕一肉饭。《三国·魏志·武宣下皇后传注》引《魏书》曰：帝为大后弟秉起第。第成，大后幸第，请诸家外亲。厨无异膳。大后左右，菜食、粟饭。张禹食彭宣，不过一肉卮酒相对。则贵人日食若寻常待客，亦无兼肉；从者亦不过疏食。故汉文制书，明言酒肉以食厉王，明其子与妻妾同居者，皆不得酒肉也。然晃错言“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而此曹皆日三食，则较之平民，已稍侈矣。


    古人之食，大抵以羹饭为主，有加则非常馔。汉人亦然，故汝南童谣，言“饭我豆食羹芋魁”也。《汉书·翟方进传》。食狗肉者似尚多。《汉书·樊哙传》云：以屠狗为事。师古曰：“时人食狗，亦与羊豖同，故哙专屠以卖。”然则师古时民已不甚食狗矣。(2)其调和之法，有稍与古异者。《左氏》昭公二十年，“异如和羹焉，水、火、醯酱、盐、梅，以烹鱼肉”。《疏》云：“此说和羹而不言豉，古人未有豉也。(3)《礼记·内则》、《楚辞·招魂》备论饮食，而不言及豉。史游丶《急就篇》，乃有芜荑盐豉，盖秦、汉以来始为之焉。”案《史记·货殖传》言蘖曲盐豉千苔，比千乘之家；《汉书·货殖传》有豉樊少翁、王孙大卿为天下高訾；可知时人嗜豉之深矣。


    酒在汉世仍有禁。(4)《文帝纪》：帝即位，赐民酺五日。文颖曰：“汉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今诏横赐，得令会聚饮食五日也。”然群饮有禁，酤在平时却不犯法。故高祖尝从王媪、武负贳酒，吕母散家财以酤酒也。年不登则禁之。景帝中三年，夏，旱，禁酤酒。后元年，夏，大酺五日，民得酤酒。《魏相传》：相好观汉故事及便宜章奏。以为古今异制，方今务在奉行故事而已。数条汉兴以来国家便宜行事，及贤臣贾谊、晃错等所言，奏请施行之。曰：“窃伏观先帝，遣谏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宽租赋，弛山泽、陂池，禁秣马、酤酒、贮积。”观此，知禁酤汉世常行。盖遇饥馑则行之，岁登则已。后汉和帝永元十六年，顺帝汉安二年，皆禁酤酒。后汉末，吕布、张鲁皆尝禁酒。大祖亦尝制酒禁，而孔融书啁之，见《三国志·崔琰传注》引张璠《汉纪》。《徐邈传》云：魏国初建，为尚书郎。时科禁酒，而邈私饮，至于沈醉。校事赵达问以曹事。邈曰：“中圣人。”达白之大祖。大祖甚怒。渡辽将军鲜于辅进曰：“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案《汉书·楚元王传》言元王敬礼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尝为穆生设醴。《周官》酒正五齐：泛齐、醴齐、盎齐、缇齐、沈齐。郑《注》云：“自醴以上尤浊，盎以下差清。”时人以清酒为圣，浊酒为贤，可见其所好，皆其味之厚者矣。《食货志》：鲁匡请官作酒，一酿用粗米二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平当传注》引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下尊”，师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为黍米，不当言稷。且作酒自有浇醇之异，为上中下耳，非必系之米。”案律文自系当时实事，师古妄驳之，非。此汉人酿酒之法也。蜀汉先主亦尝以天旱禁酒，酿者有刑，见《三国·蜀志·简雍传》。


    《三国·吴志·韦曜传》言：孙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曜素饮酒不过三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此为饮茶见于正史之始。(5)《汉书·地理志》：长沙国茶陵。师古曰：“茶音弋奢反，又音丈加反。”此亦即茶字之音。师古说不知确否。然茶陵产茶，固事所可有也。


    贵人饮食，颇多远方之物。(6)《汉书·地理志》：南海郡有圃羞官，交阯郡羸有羞官。《三国·魏志·明帝纪》大和元年《注》引《三辅决录注》，言孟他以葡桃酒一斛遗张让。《吴志·孙亮传注》引《吴历》，谓亮出西苑食生梅，使黄门至中藏取蜜渍梅。《江表传》则谓亮使黄门以银碗并盖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献甘蔗饧。裴松之谓《吴历》之言，不如《江表传》之实，其说盖是。何者？蜜在是时为常食，蔗饧则罕见，讹蔗饧为蜜，事所可有，讹蜜为蔗饧，理所难通也。一骑红尘妃子笑，食之者甚乐，供億者甚苦。《记》曰：“三牲鱼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以是为孝，其见解亦与流俗人等耳。故曰：“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


    《汉书·文帝纪》：帝即位，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7)苏林曰：“男赐爵，女子赐牛酒。”师古曰：“赐爵者，谓一家之长得之也。女子，谓赐爵者之妻也。率百户共得牛若干头，酒若干石，无定数也。”三年，幸大原。诸民里赐牛酒。师古曰：“里别率赐之。”案帝元年诏曰：“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视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有司请令县道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赐物及当禀鬻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啬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称者督之。刑者及有耐罪已上，不用此令。武帝建元元年诏言民年九十已上，已有受鬻法，当即此所云吏禀当受鬻者，此则又加赐之也。元狩元年，使谒者赐县三老、孝者，乡三老、弟者、力田帛。年九十已上，及鳏、寡、孤、独帛絮。八十已上米。县乡即赐，毋赘聚。后汉安帝元初四年，诏曰：“《月令》仲秋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当今案比之时，郡县多不奉行。虽有廪粥，糠秕相半。”盖古代养老及恤鳏寡孤独之政，汉世犹存其文，虽多不克奉行，然告朔饩羊，究犹贤于后世之视若无睹者也。


    第二节　仓储漕运籴粜


    秦、汉之世，谷粟之用，尚重于钱币。如后汉桓帝永寿元年，司隶、冀州饥，吏民谷以助禀贷，以见钱雇值；延熹五年，武陵蛮叛，假公卿以下俸，又换王侯租，以助军粮，出濯龙中藏钱还之；皆可见其所阙者，乃谷而非钱也。职是故，仓储、漕运，在当时均为要政。(8)


    沛公入关，军霸上，秦民多持牛羊、酒食，献享军士。沛公让不受，曰：“仓粟多，不欲费民。”可见秦人藏粟之富。然是时谷粟，非仅各地方皆有储峙，形要之地，所积尤多。郦生说高帝曰：“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汉惠帝六年，亦尝修敖仓。枚乘说吴王，言汉“转粟西乡，陆行不绝，水行满舟，不如海陵之仓”，此时言仓储，已必兼转漕矣。赵充国论羌事曰：“金城、湟中，谷斛八钱。吾谓耿中丞：籴二百万斛，羌人不敢动矣。”此则言仓储者又当兼粜籴也。盖各地方之生计，互有关系，已不容各自为政矣。


    历代帝都所在，谷食率不能自给，必转漕他处以济之，此事自汉已开其端。汉初漕关东粟数十万石，以给京师。桑弘羊时，关东漕岁益六百万石。其时用度奢广，固非常典。然五凤中，耿寿昌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亦已十倍其初矣。昭帝元凤二年诏云：“前年减漕三百万石。”三年诏：“其止四年毋漕。”亦一时之事，非常典。转漕最为劳费。伍被言秦之暴曰：“转海滨之粟，致之西河。”史言楚、汉之际曰：“丁壮苦军旅，老弱疲转漕。”又言汉武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儋馈馕，率十余钟致一石。东置沧海郡，人徒之费，疑于南夷。当时所以一有事辄觉骚然不宁者，转漕实为其大端。故汉人议论，多欲充实郡县储峙。然其策亦在有无相通。晃错说文帝，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文帝从错言，令民入粟边拜爵。错复奏言：“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上复从其言。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后十三年，孝景二年，乃令民半出田租。汉郡县积谷之多，当莫此时若矣。武帝时，桑弘羊请令民得入粟补吏，及罪以赎。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他郡各输急处。因此得不复告缗。一岁之中，大仓、甘泉仓满，边余谷。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晃错谓“取于有余，以共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其效如此。然此不过欲得高爵及免罪者，出其所有而已，未能制驭操纵谷价之徒也。真有裒多益寡之意者，厥惟常平。


    常平之议，创自李悝。《汉书·食货志》载其说云：“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平岁收百五十石，已见第十五章第一节。故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籴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此古所谓轻重敛散之法也。汉宣帝时，谷石五钱，农人少利。五凤中，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言：故事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大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天子从其计。事果便。寿昌遂白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9)民便之。上乃下诏，赐寿昌爵关内侯。常平之政，后世常行之，以理论自无可訾议，然效不如其所期者？一时愈晚，粮食之交易愈广，官家之资本，相形而益微，不足以制轻重。二官办之事，有名无实，甚或转以厉民也。汉虽近古，然《后书·第五伦传》言：伦拜会稽大守，受俸裁留一月粮，余皆贱贸与民之贫羸者，(10)则官吏有与民为市者矣，而况商人？欲制驭之，自非易事。元帝即位，天下大水，关东郡十一尤甚。二年，齐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诸儒，多言盐铁官及北假田官、常平仓可罢，毋与民争利。上从其议，皆罢之。据本纪，事在初元五年。后汉明帝欲置常平仓，公卿议者多以为便。刘般独对以常平仓外有利民之名，内实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则办理亦不能无弊矣。然以立法之意言之，究有抑强扶弱之意，非如后世之义仓、社仓，徒使贫民相呴以沫，坐视富人之操纵而不敢问也。《汉书·酷吏·严延年传》，河南府丞义出行蝗虫，言寿昌为常平仓利百姓，则办理虽或有弊，究不能谓其无利。凡水运必便于陆，故郦生以“蜀汉之粟，方舟而下”恐动齐。武帝时，山东被河灾，所以振之者，亦藉下巴、蜀之粟也。萧望之议寿昌欲近籴漕关内之谷，筑仓治船，费直二万万余，有动众之功，恤小费而昧大计，尤见其不知务矣。


    第三节　衣服


    秦、汉之世，尚颇重视等威。贾生言：“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内之闲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纨之里，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节适，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绨，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天子之后以缘其领，庶人孽妾缘其履；此臣所谓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不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然而献计者曰：毋动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进计者犹曰无为：可为长大息者此也。”以物力之屈，归诸奢侈，是矣。然欲以贫富随贵贱，贵者侈靡自恣，贱者禁不得为，终非人心之所服，富有者终必违法而自恣。封建之世严上之心，既已随时代而俱去，有财即是权势，吏必与相勾结，不能治，虽有法令，皆成具文矣。此制节谨度之道，所以终至荡然无存也。


    《汉书·景帝纪》：中六年，诏曰：“夫吏者，民之师也。车驾衣服宜称。吏六百石以上，皆长吏也。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闾里，与民亡异。令长吏二千石车朱两幡，千石至六百石朱左幡，车骑从者不称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闾巷亡吏体者，二千石上其官属，三辅举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请之。”史言“先是吏多军功，军服尚轻，故为设禁”云。其欲分别等级如此。成帝永始四年，安帝元初五年之诏，见第六章第二节及第十五章第四节。虽重责贵戚，亦仍以等威制度为言。《三国志·华核传》核言：“今事多而役繁，民贫而俗奢。百工作无用之器，妇人为绮靡之饰。不勤麻枲，并绣文黼黻。转相放效，耻独无有。兵民之家，犹复逐俗。内无儋石之储，而出有绫绮之服。至于富贾商贩之家，重以金银，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赡，宜一生民之原，丰谷帛之业，而弃功于浮华之巧，妨日于侈靡之事；上无尊卑等级之差，下有耗财费力之损。今吏士之家，少无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户有一女，十万家则十万人，人织绩一岁一束，则十万束矣。使四疆之内，同心戮力，数年之间，布帛必积。


    (11)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绮绣无益之饰。且美貌者不待华采以崇好，艳姿者不待文绮以致爱。五采之色，足以丽矣。若极粉黛，穷盛服，未必无丑妇。废华采，去文绣，未必无美人也。若实如论，有之无益，废之无损者，何爱而不暂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务，富国之本业也。”其言可谓痛切矣。然卒莫能行也。或曰：《汉书·朱博传》：迁琅邪大守，齐部舒缓养名。博新视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问其故。对言皇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辄遣吏存问致意，乃敢起就职。博奋髯抵几曰：“观齐儿欲以此为俗邪？”乃召见诸曹史书佐及县大吏，选视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罢诸病吏，白巾走出府门。《吴志·吕蒙传》：蒙袭荆州，伏其精兵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是当时平人，犹不能加冠、服彩色也。(12)然病吏白巾，特府中事，归家后安可究诘；而摇橹者亦岂富商大贾哉？


    织工以齐为最优。(13)《史记·货殖列传》言：大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大公劝其女功，故齐冠带衣履天下。以齐擅女功，归本大公，自属附会，然其所由来者旧，则可知矣。《汉书·地理志》言：齐“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盖奢侈之物，日用之资，兼而有之矣。《元帝纪》：初元五年，罢齐三服官。李斐曰：“齐国旧有三服之官。春献冠、帻、为首服，纨、素为冬服，轻绡为夏服，凡三。”如淳曰：“《地理志》曰：齐冠带天下。胡公曰：服官主作文绣，以给滚龙之服。《地理志》云：襄邑亦有服官。”师古曰：“齐三服官，李说是也。继与缅同，即今之方目也。纨素，今之绢也。轻绡，今之轻也。襄邑自出文绣，非齐三服也。”案如师古说，襄邑殆所以给礼服，故不可罢也。元帝罢三服官，实以贡禹之言。禹言“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钜万”。其踵事增华，亦足惊叹矣。哀帝即位，复诏齐三服官、诸官织绮绣难成，害女红之物，皆止无作输。则三服官实未尝罢，而织作者亦不止一官也。后汉章帝建初二年，亦诏齐相省冰纨、方空縠、吹纶絮。又李熊说公孙述，言蜀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则蜀中女红，亦甚盛也。


    边方之地，女红有极陋者。《后汉书·崔骃传》：骃孙寔，为五原大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织绩。(14)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寔至官，斥卖储峙，为作纺绩、织、练缊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循吏传》：南阳茨充，代卫飒为桂阳，教民种植桑、柘、麻、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履。又王景迁庐江大守，亦训令蚕织。又《卫飒传注》引《东观记》曰：元和中，荆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长沙界，观者皆徒跣。臣问御佐曰：人无履，亦苦之否？对曰：十二月盛寒时，并多剖裂血出。然火燎之，春温或脓溃。建武中，桂阳大守茨充教人种桑蚕，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颇知桑蚕织履，皆充之化也。”《三国·吴志·薛综传》：综上疏言：“交州椎结徒跣，贯头左衽。锡光为交阯，任延为九真大守，乃使之冠履。”又言：日南郡男女裸体，不以为羞。盖越至三国时仍有裸体者，然《后书·独行传》言：陆续建武中为尚书令，喜着越布单衣。光武见而好之。自是常敕令会稽郡献越布。(15)则会稽越人织布，又极精美。盖其地之开塞异，故其民之巧拙殊也。《三国·蜀志·庞统传》：统弱冠往见司马徽，徽采桑于树上，坐统在树下共语。《吴志·陆凯传》：凯陈孙皓二十事，其十三曰：“先帝叹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于心。今则不然，农桑并废。”统襄阳人，后世襄、郧殊乏蚕桑之利，吴中则衣被天下，当时之情势，相反如此。文化之转移，所系固不重哉？


    异域殊服，亦有传入中国者。《魏志·齐王纪》：景初三年二月，西域重译献火浣布。诏大将军、大尉临试，以示百僚。《注》引《傅子》曰：“汉桓帝时，大将军梁冀，以火浣布为单衣。常大会宾客，冀阳争酒失杯而污之。伪怒，解衣曰：烧之。布得火炜炜，赫然如烧凡布。垢尽火灭，粲然若用灰水焉。”又引《搜神记》曰：“昆仑之虚，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鸟兽、草木，皆生于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枲，则其鸟兽之毛也。汉世西域，旧献此布。中间久绝。至魏初，时人疑其无有。文帝以为火性酷烈，无含生之气，著之《典论》，明其不然之事，绝智者之听。及明帝立，诏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论》，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大学，与石经并以永示来世。至是，西域使至，而献火浣布焉，于是刊灭此论，而天下笑之。”裴氏言：“昔从征西至洛阳，历观旧物，见《典论》石在大学者尚存，而庙门外无之。问诸长老，云晋初受禅，即用魏庙，移此石于大学，非两处立也。窃谓此言为不然。”又引东方朔《神异经》曰：“南荒之外有火山。长三十里，广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烬之木。昼夜火烧，得暴风不猛，猛雨不灭。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长二尺余，细如丝，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时时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绩其毛，织以为布。”诸附会之谈，虽属可笑，然汉、魏时有火浣布则真矣。《朱建平传》言：文帝将乘马，马恶衣香，惊啮帝膝。后世香料，多来自南洋，疑古亦然。《仓慈传注》引《魏略》云：皇甫隆为敦煌大守。敦煌俗妇人作裙，挛缩如羊肠，用布一匹，隆禁改之，所省不訾。挛缩之裙，疑亦来自西域也。


    衣服裁制，北窄南宽。吾国文化，原起南方，故以宽博为贵。(16)《盐铁论·利议篇》言：大夫訾文学，“褒衣博带，窃周公之服”。《汉书·儒林传》：唐生、褚生应博士弟子选，诣博士，抠衣登堂，颂礼甚严。《朱博传》：迁琅邪大守，敕功曹、官属，多褒衣大裙，不中节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此皆好讲颂礼者，以宽博为贵之证也。其右武及服劳者则不然。《景十三王传》言：广川王去，殿门有成庆画，短衣、大绔、长剑。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剑，被服皆效焉。《李陵传》：陵便衣独步出营。师古曰：“谓着短衣小褏也。”《盖宽饶传》：初拜为司马。未出殿门，断其禅衣，令短离地。《三国志·崔琰传》：大祖征并州，留琰侍文帝于邺。世子仍出田猎，变易服乘。琰书谏曰：“惟世子燔翳捐褶。”《吴志·诸葛瑾传》：孙峻与亮谋，置酒请恪。酒数行，亮还内，峻起如厕，解长衣，着短服，出曰：“有诏收诸葛恪。”恪惊起，拔剑未得，而峻刀交下。此以用武而短服者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言：相如身自着犊鼻挥，与保庸杂作，此以服劳而短服者也。张敞言昌邑王疾痿，行步不便，衣短衣大绔。此求行动之便捷，亦与右武服劳者短服同。《汉书·文帝纪赞》，美其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王莽传》：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又言唐尊为大傅。尊曰“国虚民贫，咎在奢泰”，乃身短衣小褏。此则讲颂礼者以长大为美，崇节俭者乃与之相反也。又南方天气较热，好美观者虽尚宽博，求适体者究宜窄小，故日常服用，北方又较南方为宽大。《史记·叔孙通列传》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其证。《索隐》云：高祖楚人，故从其俗裁制。


    冠服变迁，必自烦难稍趋简便，此于冠巾之变见之。鲍衍、冯永，闻更始已亡，幅巾降于河内，此尚意存自贬。杨赐特辟赵咨，使之饰巾出入，则舍礼容而求简便矣。《三国·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五年《注》引《傅子》云：“汉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是以袁绍、崔豹之徒，虽为将帅，皆着缣巾。魏大祖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拟古皮弁，裁缣帛以为帢。合于简易随时之义，以色别其贵贱。于今施行。可谓军容，非国容也。”帢制虽缘凶荒，幅巾之尚，初不由是，实去拘束而趋简易，机动于不自知也。


    王章疾病无被，卧牛衣中，已见第十四章第五节。师古曰：“牛衣，编乱麻为之。”沈钦韩曰：“《晋书》刘寔作牛衣，卖以自给。亦作乌衣，义同也。《魏志》：邓艾身被乌衣。《隋五行志》：北齐后主于苑内作贫儿村，令人服乌衣，以相执缚。程大昌《演繁露》云：牛衣编草使暖，以被牛体，盖蓑衣之类。《案南齐书·张融传》：融悉脱衣以为赙，披牛被而反是也。今以稻稿作之，被牛背。”据王先谦《补注》引。《案三国·魏志·管宁传注》引《魏略》，言焦先结草以为裳，自作瓜牛庐，净扫其中，营木为床，布草蓐其上。又引《高士传》云：及魏受禅，尝结草为庐于河之湄，独止其中。冬夏恒不着衣。卧不设席，又无草蓐，以身亲土。其土垢污，皆如泥漆。此皆以草为衣被。又《常林传注》引《魏略》，言吉茂冬则被裘，夏则短褐，盖无绤使然。贱者之服，大致仍与古同也。


    《后汉书·虞诩传》：邓鹭兄弟欲以吏法中伤诩。后朝歌贼宁季等数千人攻杀长吏，屯聚连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诩为朝歌长。诩潜遣贫人能缝者，佣作贼衣，以采缝其据为帜。《注》帜，记也。《续汉书》曰：以绛缕缝其据也。有出市里者吏辄擒之。则当时已有以缝衣为业者矣。


    第四节　宫室


    秦、汉之世，营造之技颇精，惜皆为富贵者所享，平民之居，则甚简陋耳。秦始皇帝宫室之侈，已见第二章第三节。汉初，萧何营未央宫，即极壮丽。其后文帝惜百金之台而不为，称为节俭。至武《本纪》在元鼎二年。甘泉通天台、长安飞廉帝，遂大奢纵。起柏梁、馆、元封二年。建章宫、大初元年。明光宫。四年。宣帝亦以凤皇集，起步寿宫、凤皇殿。武、宣二世之事，略见《汉书·食货志》、《郊祀志》。翼奉言：“汉德隆盛，在于孝文皇帝。躬行节俭，外省徭役。其时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诸离宫馆也，未央官又无高门、武台、麒麟、凤皇、白虎、玉堂、金华之殿。独有前殿、曲台、渐台、宣室、温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台，度用百金，重民之财，废而不为。其积土基，至今犹存。又下遗诏，不起山坟。故其时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后嗣。如令处于当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因劝元帝徙都成周。“众制皆定，无复缮治宫馆，不急之费，岁可余一年之蓄。”观奉之言，而知汉时土木之侈矣。其后成帝为赵昭仪，哀帝为董贤筑宫，亦皆极奢侈。王莽虽躬行节俭，而其作事，规模侈大，故所为九庙，亦极闳壮。又以方士苏乐言，起八风台于宫中，台成万金。见《郊祀志》。其劳民亦甚矣。权戚之家，亦均纵恣。梁孝王事已见第四章第六节。鲁共王好治宫室，其所为灵光殿，至后汉犹存，见《后汉书·东海恭王传》。后汉宗室好土木者，有济南安王康、琅邪孝王京。先汉外戚最盛者为霍氏、王氏，嬖幸最盛者为董贤，后汉外戚最盛者为梁氏。安帝为王圣起第舍，樊丰、谢恽等亦遂因之造作，见《后汉书·杨震传》。其后又有侯览等大起居宅，见《宦者传》。吕强言：“外戚四姓，贵幸之家，及中官公族，造起馆舍，凡有万数。楼阁相接，丹青素垩。雕刻之饰，不可殚言。”盖纵侈者之多，又非先汉之比矣。丧乱之际，董卓造郿坞，公孙瓒造易京，亦皆殚竭民力。三国之世，北则魏明南则孙皓，权戚如曹爽等，亦均极奢侈。已述于前，今不更及。


    苑囿之设，费地殊广。汉武帝度为上林苑，举籍阿城以南，师古曰：本秦阿房宫，以其墙壁崇广，故俗呼为阿城。盩厔以东，宜春以西，汉宜春苑，在长安南。见《汉书·东方朔传》。宣帝神爵三年，起乐游苑。后汉顺帝阳嘉元年，起西苑。桓帝延熹元年，置鸿德苑。二年，造显阳苑。灵帝造毕圭灵琨苑。《洛阳宫殿名》有平乐苑、上林苑。据《后汉书·杨震传注》。又有池籞，以畜鱼鸟。《宣帝纪》：地节三年，诏池籞未御幸者，假与贫民。苏林曰：“折竹，以绳绵连禁御，使人不得往来，律名为籞。”服度曰：“籞在池水中作室，可用栖鸟，鸟入中则捕之。”应劭曰：“池者，陂池也。籞者，禁苑也。”臣瓒曰：“籞者，所以养鸟也。设为藩落，周覆其上，令鸟不得出，犹苑之畜兽，池之畜鱼也。”师古曰：“苏、应二说是。”案服虔、臣瓒之说，亦必有所据，不能億造也。虽恭俭之主，间或弛以与民，然不能多得也。汉高祖二年，故秦苑囿园池，令民得田之然后萧何为民请“长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愿令民得入田，毋收槁为兽食”，遂为高祖所械系，可见所谓仁政者，多不足恃也。


    汉代去古近，故产业之在官者犹多。《汉书·高帝纪》：十二年，诏曰：“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赐大第。”注引孟康曰：“有甲乙次第，故云第也。”《夏侯婴传》：赐婴北第第一。师古曰：“北第者，近北阙之第，婴最第一也。”是时列侯功臣，屡有赐第之举，可见官有第宅之多。晃错言：“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盖司空度地居民之法。平帝元始二年，罢安定呼沲苑，以为安民县。(17)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至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又起五里于长安城中，宅二百区，以居贫民。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此固非安汉公之盛德弗能行，然亦可见宅地及屋舍在官者之多也。(18)息夫躬归国，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张堪拜大中大夫，居中东门候舍；亦由于此。其时官寺、乡亭漏败，墙垣陁坏不治，为上计吏遣敕之一端，见《续汉书·百官志》司徒公《注》引《汉旧仪》。


    墙仍多用土筑。贾山言秦皇帝筛土筑阿房之宫；韦孟《在邹诗》曰“我徒我环，筑室于墙”是也。土墙不美观，故富者或被以文锦。《汉书·货殖列传》。作瓦之技颇佳，砖则罕用。故董卓欲迁都，言武帝时居杜陵南山下有成瓦窖数千处，引凉州材木东下，(19)以作宫室，为功非难：《三国志·董卓传注》引华峤书。亦见《启汉书·杨赐传》。而吴人为孙坚庙，乃至发吴芮冢而用其砖也。见《三国志·诸葛诞传注》引《世语》。《后汉书·酷吏传》：周纡廉洁无资，常筑墼以自给。刘曰：“墼非筑所成，当作堑。”殿本《考证》引杨慎《丹铅续录》曰：“本南人，不知土墼也。《字林》：砖未烧曰墼。《埤苍》：刑土为方曰墼。今之土墼，以金为模，实土其中，非筑而何？”盖时用墼者多，用砖者少也。《汉书·地理志》言：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董卓欲引凉州材木东下，则西北产木最多。然《后书·陈球传》言零陵编木为城，则南方材木，亦未尝乏。盖凡未启辟之区皆然。晃错论移民云：“为之中周虎落。”(20)郑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时竹虎也。”苏林曰：“作虎落于塞要下，以沙布其表。旦视其迹，以知匈奴来入。一名天田。”师古曰：“苏说非也。虎落者，以竹蔑相连遮落之也。”沈钦韩曰：“《六韬·军用篇》：山林野居，结虎落柴营。环利铁锁，长二丈以上，千二百枚。其护城笓离，亦谓之虎落。《旧五代史》：慕容彦超设虎落以护城是也。《管子·度地篇》：树以荆棘，上相穑著，所以为固也。”盖虎落本以竹为藩，在塞下则又加沙及铁锁。苏林之说，乃因虎落而备言塞下之制。师古驳之，亦误也。扬雄《羽猎赋》云：“余乃虎路三嵕，以为司马。”晋灼曰：“路音洛。”服虔曰：“以竹虎落此山也。”亦即晃错所谓虎落也。《后书·钟离意传注》引《东观记》曰：“意在堂邑，汉县，今江苏六合县北。为政爱利。初到县，市无屋。意出俸钱，帅人作屋。人赍茅竹，或持林木，争起趋作，浃日而成。”则当时造屋用竹者正多。(21)吾丘寿王禁民挟弓弩对曰：“三公有司，或由穷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师古曰：“白屋，以白茅覆屋也。”韦孟《在邹诗》曰：“爰戾于邹，鬋茅作堂。”攽攽《后书·班彪传》：固奏记东平王苍，言扶风掾李育，客居杜陵，茅舍土阶。《张禹传注》引《东观记》，言禹迁下邳相，邻国贫人来归之者，茅屋草庐千户。《申屠蟠传》云：乃绝迹于梁、砀之间，因树为屋。《注》引谢承书曰：“居蓬莱之室，依桑树以为栋也。”《三国·魏志·高柔传注》引《陈留耆旧传》，言柔祖父慎，草屋蓬户。《蜀志·秦宓传》言：广汉大守请为师友祭酒，领五官掾，宓称疾卧在茅舍。则当时民间造屋，用瓦者极少。诸葛亮表后主，言先帝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非虚语矣。《史记·陈丞相世家》，言其家负郭穷巷，以弊席为门。可见是时民居之简陋也。其修筑少精者，谓之精庐，亦曰精舍，读书谈道者多居之。《后汉书·姜肱传》：盗就精庐求见。《注》：“精庐，即精舍也。”于吉往来吴会，立精舍，见《江表传》，《三田志·孙策传》及《后汉书·襄楷传注》皆引之。又《蜀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言徐庶折节学问始诣精舍，诸生闻其前作贼，不肯与共止。尤陋者，谓之瓜牛庐，《三国志·管宁传注》云：“案《魏略》云：焦先及杨沛，并作瓜牛庐止其中。以为瓜当作蜗。蜗牛，螺虫之有角者也，俗或呼为黄犊。先等作圜舍，故谓之蜗牛庐。”案杨沛事见《贾逵传注》。窃谓此庐本以居牛，后守瓜者亦居之，故谓之瓜牛庐，未必如裴松之所云也。山居之民，或有以石为室者。《后汉书·逸民传》：台佟隐于武安山，《注》：武安县之山也今河南武安县。凿穴为居，矫慎隐遁山谷，因穴为室是。


    古人不甚能造楼，居高明者辄作台，已见《先秦史》第十三章第三节。《后汉书·郑玄传》：言马融召见玄于楼上；《酷吏·黄昌传》言：陈人彭氏，造起大舍，高楼临道；《三国蜀志·周群传》言，群于庭中作小楼，家富多奴，尝令奴更直于楼上视天灾；则后汉时能作楼者已多矣。(22)《汉书·陈胜传》言：胜攻陈，守丞与战谯门中。师古曰：“谯门，谓门上为高楼以望者。楼一名谯，故谓美丽之楼为丽谯。谯亦呼为巢，所谓巢车者，亦于兵车之上为楼以望敌也。谯巢声相近，本一物也。”《三国志·曹爽传注》引《魏末传》，言爽兄弟归家，敕洛阳县发民八百人，使尉部围爽第四角。角作高楼，令人在上望视爽兄弟举动。可见人家之楼，实承城楼及巢车之制也。


    古士大夫之居，前为堂，后为室，室之左右为房。晁错言古之徙民也，为之筑窒，家有一堂二内，盖以室为堂，以房为室也。《后汉书·逸民传》：梁鸿至吴，依大家皋伯通居庑下。《注》引《说文》曰：“庑，堂下周屋也。”下有周屋，可以居人，则必非以室为堂者矣。《延笃传》：笃与李文德书云：“吾尝昧爽栉梳，坐于客室。朝则诵羲、文之易，虞、夏之《书》，历公旦之典礼，览仲尼之《春秋》。夕则消摇内阶，咏《诗》南轩。百家众氏，投闲而作。”客堂，盖即古士大夫家之堂，内阶即北阶；南轩即堂下周屋也。《汉书·晁错传》：景帝以袁盎言屏错，错趋避东箱，甚恨。《杨敞传》：霍光与张安世谋废昌邑王，使田延年报敞，敞惊惧，不知所言。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从东箱谓敞。《金日磾传》：莽何罗袖白刃从东箱上。可见大第宅皆有两箱。《万石君传》：子建，每五日洗沐归谒，亲入子舍，窃问侍者，娶亲中裙、厕牏，身自浣洒，复与侍者，不敢令万石君知之。师古曰：“入诸子之舍，自其所居也。若今言诸房矣。”此古父子异宫之旧也。《汉书·食货志》言：“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而《张敞传》言：敞守京兆尹，求问偷盗酋长，令致诸偷以自赎。偷长曰：“今一旦召诣府，恐诸偷惊骇，愿一切受署。”敞皆以为吏。遣归休置酒。小偷悉来贺。且饮醉，偷长以赭污其衣裾。吏坐里闾阅出者，污赭辄收缚之。《后汉书·齐武王传》言：王莽使长安中官署及天下乡亭皆画伯升像于塾，旦起射之。可见闾之两侧仍有塾：(23)凡此，皆汉时宫室近古之处也。


    古屋多饰以图画，汉世亦然。《汉书·成帝纪》：生甲馆画堂。应劭曰：“画堂画九子母。”师古曰：“画堂但画饰耳，岂必九子母乎？霍光止画室中，是则宫殿通有采画之堂室也。”案应劭之言，必有所据，师古驳之非也。然谓宫殿通有采画堂室，说自不诬。《后汉书·西南夷传》述朱辅刺益州招徕远夷事，曰：“是时郡尉府舍，皆有雕饰，画山神、海灵、奇禽、异兽以眩耀之，夷人益畏惮焉。”则虽偏方亦有之矣。


    秦始皇所修长城，多系六国时旧迹，已见第二章第二节。其功程虽不如流俗所设想之大，然亦有颇坚实处。韩安国言蒙恬累石为城，树榆为塞是也。《汉书·匈奴传》：侯应议罢边塞云：“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门，稍稍平之。”可与安国之言参观。


    古人率席地而坐，其后则亦用床。《三国·魏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言布请刘备于帐中，坐妇床上。《管辂传注》引《辂别传》，言裴使君与辂清论终日，不觉疲倦。天时大热，移床在庭前树下，乃至鸡乡晨然后出。《蜀志·庞统传注》引《襄阳记》，言孔明每至庞德公家，独拜床下。《吴志·鲁肃传》言，孙权独引肃还，合榻对饮是也。其坐仍以膝着床，故《管宁传注》引《高士传》，言宁自越海及归，常坐一木榻，积五十余年，未尝箕股，其榻上当膝处皆穿。《苏则传》言文帝大怒，踞床拔刀，则以为非礼矣。然《武帝纪》建安十六年《注》引《曹瞒传》，言公将过河，前队适渡，马超等奄至，公犹坐胡床不起。《裴潜传注》引《魏略》，言潜为兖州时，尝作一胡床，及其去也，毕以挂柱。军中仓卒，裴潜清省，而犹有此，可见胡床稍已通行矣。


    第五节　葬埋


    秦、汉时，厚葬之风颇盛。秦始皇帝之葬，已见第二章第三、第四节。贾山至言述始皇之葬，与刘向略同。汉文帝居霸陵，北临厕，意凄怆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斮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刘向《谏起昌陵疏》语。则初亦未能免俗。然其后遗诏令“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又治霸陵皆瓦器，不以金、银、铜、锡为饰。为秦汉后薄葬者之先导，究不失为贤君。至霍光，乃复厚葬武、昭，已见第五章第十一节。宣帝虽贤，犹以水衡钱为平陵徙民起第宅。见《本纪》本始二年。《注》引应劭曰：水衡与少府，皆天子私藏耳。县官公作，当仰给司农，今出水衡钱，言宣帝即位，为异政也。案就当时言之为异政，以正道衡之，仍为妄费也。惟元帝初陵，不置县邑，


    (24)《本纪》：永光四年，诏曰：“令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东垂被虚耗之害，关中有无聊之民。”可见是时徙民为害之烈。而哀帝遵之，《本纪》建平二年。实为汉代之仁政。成帝即位，有司言乘舆、车、牛马、禽兽皆非礼，不可以葬，奏可，亦能革前世之陋习。其后听将作大匠解万年言，营昌陵，诒害甚钜。见《本纪》永始元年、二年及《刘向谷永传》。参看第六章第二节。平帝元始元年，复命义陵民冢不妨殿中者勿发，则以王莽秉政故也。《晋书·索琳传》：建兴中，盗发汉霸、杜二陵，杜陵，宣帝陵。多获珍宝。帝问琳曰：“汉陵中物何乃多邪？”对曰：“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武帝享年久长，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其树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不能减半。于今犹有朽物委积，珠玉未尽。此二陵是俭者耳。”然则汉诸帝之葬，虽俭者亦未尝不侈也。后汉以前汉为鉴，较为节俭。光武建武二十六年，令“地不过二三顷。毋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及崩，遗诏“皆如孝文皇帝制度”。明帝初作寿陵，制令“流水而已”。“石椁广一丈二尺，长二丈五尺，无得起坟。”顺帝遗诏：“无起寝庙。敛以故服。珠玉玩好，皆不得下。”皆见《本纪》。殇帝康陵，方中秘藏，及诸工作，事事减约，十分居一，见《和熹邓皇后纪》。冲帝之崩，李固议起陵于宪陵茔内。依康陵制度。其于役费，三分减一。见本传。惟顺帝宪陵，地二十顷，栾巴以谏毁小人坟冢获罪，少过。魏武帝建安二十三年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及崩，遗令“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珠宝。”魏文更自作终制。见《本纪》黄初三年。自殡及葬，皆以终制从事。郭后亦以终制营陵，见《明帝纪》青龙三年及本传。有学问者，举措究与流俗不同也。偏方之君，孙皓尝厚葬其妾，见《孙和何姬传注》引《江表传》。又孙权命陈武妾殉葬，见《武传注》引《江表传》。案殉葬之事，汉代尚间有之。《汉书·景十三王传》：赵缪王元病，先令令能为乐奴婢从死。(25)师古曰“先令者，豫为遗令”是也。但其事不多见。


    《汉官仪》曰：“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寝于墓侧，汉因而不改，诸陵寝皆以晦望、二十四气、三伏、社、腊及四时上饭。天子以正月上原陵。公卿百官及诸侯王郡国计吏，皆当轩下占其郡国谷价，四方改易，欲先帝闻之也。”《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元年《注》引。案此礼为后汉明帝所创，详见《续汉书·礼仪志注》引谢承书。重视冢墓之风，由来甚久。(26)高祖十二年，与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隐王、陈胜。魏安厘王、齐愍王各十家，赵悼襄王及魏公子毋忌各五家。后汉诸帝，有幸群臣墓者。光武建武六年，过湖阳，祠樊重墓。后每南巡，常幸其墓。见《后书·樊宏传》肃宗北巡守，以大牢具上郭主冢，见《光武郭皇后纪》。有遣使祠其墓者。肃宗使祠桓谭墓，见《后汉书·谭传》。群臣归家，或过家，每许其祠冢。因会宾客、宗族，散财振施。其臣亦有自求上冢者。王林卿归长陵上冢，见《汉书·何并传》。林吉自表上师冢，见《儒林传》。楼护为谏大夫，使郡国护假贷，多持币帛。过齐，上书求上先人冢。因会宗族、故人，各以亲疏与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费。见《游侠传》。班伯为定襄大守，上征伯。伯上书：愿过故郡上父祖冢有诏：大守、郡尉以下会。因召宗族，各以亲疏加恩，施散数百金。见叙传。后汉清河孝王庆，以母宋贵人见杀，窦大后崩，求上冢致哀，又乞葬母冢旁。后汉时群臣许归家或过家上冢者，有王常、冯异、岑彭、韦彪、宋均、韩棱，三国时有徐晃等，均见《后书·国志》本传。又有官其子弟近坟墓，俾守冢祠者。祭遵卒，无子，光武追伤之，以其从弟彤为偃师长，令近遵坟墓，四时奉祠，见《后书·遵传》。各地方为名人立祠，亦多近其冢墓。诸葛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共上表，以为宜因近其墓，立之沔阳，从之。见《三国志·亮传注》引《襄阳记》。又或祠于其冢。九江郡二千石，岁时帅官属祠召信臣冢，见《汉书·循吏传》。又《魏志·杜袭传注》引《先贤行状》：长吏下车，尝先诣其祖父根、父安墓致祠。而刑亦有掘冢剖尸。残贼尸体之事，汉季最甚。《三国志·董卓传注》引《魏书》：卓发何苗棺，出其尸，枝解节弃于道边。《公孙度传》：故河南大守李敏，郡中知名。恶度所为，将家属入于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尸。诛其宗族。《王凌传》：朝议咸以为《春秋》之义，齐崔杼、郑归生皆加追戮，陈尸断棺，载在方策，凌、愚罪宜如旧典。乃发凌、愚冢，剖棺，暴尸于所近市三日。燎其印绶，亲土埋之。《钟会传注》引《咸熙元年百官名》：文王闻会功曹向雄收葬会，召而责之。雄曰：“殿下仇对枯骨，捐之中野，百岁之后，为臧获所笑。”执政者所为如此，诚可笑矣。诸葛恪之死，亦以苇席裹身，蔑束其要，投之石子冈，见《吴志》本传。在上者之重视形魄如此，民安得不从风而靡？于是有庐墓者。如蔡邕是，见《后汉书》本传。有负土成坟者。并有成长吏之坟，如缪彤，见《后汉书·独行传》。治朋友之墓者。如范式，亦见《后汉书·独行传》。家居则上冢，朱买臣故妻与夫家俱上冢，见《汉书·买臣传》。出行则辞墓。参看第十四章第四节所引公孙瓒事。居庐行服，或以过礼为贤。《后汉书·袁绍传》：遭母忧，三年礼竟，追感幼孤，又行父服。《注》引《英雄记》云：凡在冢庐六年。甚有如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而实则五子皆服中所生者。见《后汉书·陈蕃传》。又有如李充，遭母丧行服墓次，有人盗其墓树，充遂手自杀之者。见《后汉书·独行传》。盖当时之人，多以魂神仍依墟墓，故其所为如此。《后汉书·周磐传》言：蔡顺母平生畏雷，自亡后，每有雷震，顺辄圜冢泣曰：“顺在此。”《三国·魏志·庞清传注》引《典略》：言张猛为武威大守，被攻，自知必死，曰：“使死者无知则已矣，若有知，岂使吾头东过华阴，历先君之墓乎？”乃登楼自烧而死。又《韩暨传》谓同县豪右陈茂，谮暨父兄，几致大辟，暨阴结豪士，禽茂，以首祭父墓。皆其证也。


    夫如是，厚葬之风，自不得不甚。《续汉书·郡国志》安平国观律县注引《决录》注曰：“孝文窦皇后父，隐身渔钓，坠渊而卒。景帝立，后为大后，遣使者更填父所坠渊而葬，起大坟于县城南，民号曰窦氏青山。”卫青为冢象卢山。霍去病冢象祁连山，盖虽人臣冢墓，亦几有山陵之盛矣。哀帝豫赐董贤葬具，为作冢。后汉章德窦皇后及兄宪弟笃、景等并东海出，故睦于中山简王焉。光武子。与废大子东海恭王强同为郭皇后所生。大为修冢茔，开神道。平夷吏民冢墓以千数。作者万余人。发常山、钜鹿、涿郡柏黄肠杂木。三郡不能备，复调余州郡。工徒及送致者数千人。凡征发，摇动六州十八郡。其虐民以厚所私昵如此。其后宦官纵恣。赵忠丧父，僭为瑶玙、玉匣、偶人；见《后汉书·朱晖传》。侯览丧母，还家大起茔冢，督邮张俭奏其豫作寿冢，石椁双阙，高庑百尺。破人居室，发掘坟墓；《宦者传》。则更不足论矣。无势位而有资财者，亦竞为奢侈。《潜夫论·浮侈篇》曰：“今者京师贵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之木。边远下土，亦竞相仿效。伐之高山，引之穷谷，入海乘淮，逆河诉洛。工匠离刻，连累日月。会众而后动，多牛而后致。重且千斤，功将万夫。而东至乐浪，西达敦煌，费力伤财于万里之地。”又云：“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缕、玉匣，檽、梓、楩、柟。多埋珠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案习俗移人，固由愚昧以是为孝，亦缘欲相夸耀。韩信母死，无以葬，乃行营高燥地，令旁可置万家。原陟父，哀帝时为南阳大守。天下殷富，郡二千石死官，赋敛送葬，皆千万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产业。(27)涉让还赙送，自以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坟墓俭约非孝也，乃大治起冢舍，周重门。初，武帝时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谓其道为京兆阡，涉慕之，乃买地，开道立表，署曰南阳阡。崔实父卒，剽卖田宅，以起冢茔，立碑颂。葬讫，资产竭尽，以酤酿贩粥为业。贤者不免，况于凡民哉？禁厚葬之诏，汉世屡有之。光武建武七年，明帝永平十二年章帝建初二年，和帝永元十一年，安帝永初元年，元初五年，皆见《纪》。建安十年，魏武平翼州，亦禁厚葬，见《三国志·武帝纪》。并有以葬过律获罪者。《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武原侯不害，孝景后二年，坐葬过律免。又有如韩延寿，为民定嫁娶丧祭仪品者。吏云“百姓遵用其教，卖偶车马下里伪物者，弃之市道”，此亦过情之谈。《后汉书·宋均传》：迁上蔡令。时府下记：禁人丧葬不得侈长。均曰：“夫送终逾制，失之轻者。今有不义之民，尚未循化，而遽罚过礼，非政之先。”竟不肯施。逾侈败俗，岂是小恶？而均不欲禁之者？盖亦以其事不易行，虑有名而无实也。然下之于上，不从其令而从其意，亦卒不能挽此颓风也。


    归葬之风，汉世亦盛。《汉书·高帝纪》：四年八月，“汉王下令：‘军士不幸死者，吏为衣衾棺敛，转送其家，四方归心焉。’”八年十一月，令士卒从军死者，为槥归其县。县给衣衾棺椁葬具。《注》引如淳曰：“《金布令》曰：不幸死，死所为椟传归所居县，赐以衣棺”，则遂为常法矣。故王恢述匈奴之祸，谓“边竟数惊，中国槥车相望”也。《三国·魏志·文帝纪》：帝嗣为魏王后，令曰“诸将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敛，吾甚哀之。其告郡国给槥椟殡敛，送致其家，官为设祭”，亦修此故事也。然淮南王安谏伐闽越曰：“前时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将军间忌将兵击之。以其军降。处之上淦。后复反。会暑天雨，楼船卒水居击櫂，未战而疾死者过半。亲老涕泣，孤子?号。破家散业，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归。”则《金布令》未必能行，王恢所谓槥车，恐亦民间自行迎丧者矣。《成帝纪》：河平三年，遣光禄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举濒河之郡。其为水所流压死，不能自葬，令郡国给槥椟葬埋。此所以给槥椟，但为省费，不为传送。《后汉书·独行传》：温序为隗嚣别将所拘劫，不屈而死。光武怜之。赐冢地，葬之洛阳。后其长子寿为邹平侯相，梦序告之曰：“久客思乡里。”寿即弃官，上书乞骸骨归葬。帝许之。乃反旧茔焉。盖时人以魂神依于丘墓如此。故有千里迎丧者。如高柔，父靖卒于西州，柔冒艰险，诣蜀迎丧，辛苦荼毒，无所不尝，三年乃还。见《三国·魏志》本传。有遗命归葬者。《三国·蜀志·谯周传》：周卒，息熙上言：“周临终属熙曰：若国恩赐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当还旧墓。道险行难，豫作轻棺。殡敛已毕，上还所赐。”其不受赐，乃不愿臣魏之意，必归葬则仍首丘之思也。友朋之际，亦以送丧归葬为美谈。《后汉书·独行传》：戴封在大学，同学石敬平温病卒，封养视殡敛，以所赍粮市小棺送丧到家。更敛，见敬平行时书物，皆在棺中，乃大异之。《风俗通义·正失篇》言：“袁贺早失母，其父彭不复继室。及临病因，勅使留葬。慎无迎娶汝母丧柩。亡者有知，往来不难。如其无知，祗为烦耳”。抱此等见解者殊不多。其见于《后汉书》及《三国志》者，如张霸、崔瑗、孔僖、梁鸿、郝昭等，不过数人而已。孔僖见《后汉书·儒林传》。梁鸿见《逸民传》。郝昭见《三国·魏志·明帝纪》大和二年《注》引《魏略》。


    一种风气方盛，必有贤知之士能矫之。汉世主薄葬者，曰杨王孙，曰朱云，曰龚胜。后汉则有祭遵、王堂、樊宏、梁商、郑玄、张霸、周磐、赵咨、东海恭王、张酺、何熙、见《梁瑾传》。崔瑗、马融、卢植、张奂、孔僖、《儒林传》。范冉、、《独行传》。谢夷吾、《方术传》。李穆姜。《烈女传》。三国则有陈思王、中山恭王、裴潜、高堂隆、诸葛亮、沐并等。沐并事见《三国·魏志·常林传注》引《魏略》。然三数贤知之士，亦不能挽千万人之沈迷也。


    掘冢之于厚葬，可谓如影随形。秦始皇帝无论已。孝文号称薄葬，然孝武时盗已发其园瘗钱，见《史记·酷吏·张汤传》。赤眉入关，发掘诸陵，取其宝货，至污辱吕后尸。《后汉书·刘盆子传》。冲帝建康元年，群盗发宪陵。顺帝陵。何后葬，开文陵，灵帝陵。董卓悉取藏中珍物。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宝。事在初平二年，见《后汉书·献帝纪》。魏文帝终制言：“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柙、金缕，骸骨并尽。”《魏志·文帝纪》黄初三年。亦见《续汉书·礼仪志注》。后汉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诏，言“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独完”，魏文终制亦云然，而至晋世，亦卒见发掘，见前。则汉世诸陵，殆无不见发者矣。光武建武七年诏曰：“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单财。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仓卒乃知其咎。”《后汉·郅恽传》：陈俊礼请恽，上为将兵长史。俊军士发冢陈尸。恽劝其亲率士卒，收伤葬死，哭所残暴。百姓悦服，所向皆下。《三国志·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载绍檄州郡文数魏武帝罪状曰：“梁孝王先帝母弟，而操率将校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宝。又署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堕突，无骸不露。”其诋魏武或诬，然谓魏武军中无是事，固不可也。《明帝纪》大和二年《注》引《魏略》载郝昭遗令戒子曰：“吾数发冢取其木，以为攻战具”，则虽非有所利者，亦不免于椎埋之为矣。《汉书·景十三王传》：赵敬肃王彭祖，使人椎埋攻剽。师古曰：椎埋剽劫也。顾亭林曰：椎埋即掘冢。《南史·萧颖达传》：梁州有古墓，名曰尖冢。有欲发者，辄闻鼓角与外相拒。椎埋者惧而退。《论衡·死伪篇》曰：“岁凶之时，掘丘墓取衣物者以千万数。”又岂待丧乱之世哉？


    富贵人之葬，逾侈如此，贫民则有死不得葬者。贡禹言：“今民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大猪所食。”被灾之郡，赐棺钱，郡县为收敛之事，后汉时有之，安帝延光元年，顺帝永建三年、四年，永和三年，桓帝永寿元年，皆见纪。又有以兵灾，令收枯骸，或随宜赐恤者。质帝永嘉元年，本初元年。《三国·魏志·高贵乡公纪》：正元二年，诏征西、安西将军，各令部人，于战处及水次钩求洮西之战尸丧，收敛藏埋。《后汉书·独行传》：周嘉从弟畅，为河南尹，收葬洛城旁客死骸骨凡万余人。平时不葬者之多如此，况战争灾祲之际乎？区区诏令，竟何裨哉？


    第六节　交通


    秦、汉之世，开拓之地渐广，道路不能皆修；而旧有之路，或且废坏；此由郡县之世，政事不能如封建之世之精详。故骑者渐多于乘。当时之必须乘车者，大抵为体制起见。如韦玄成以列侯侍祠孝惠庙，天雨淖，不驾驷马车而骑至庙下，有司劾奏，等辈数人，皆削爵为关内侯，张敞罢朝会，走马章台街，时人讥其无威仪；何晏奏齐王，请绝后园习骑乘马，出必御辇乘车见《三国·魏志》本纪正始八年。是也。(28)乘车不如法，亦有见劾者。汉时大夫乘官车驾驷，见《汉书·朱买臣传注》引张晏说。鲍宣为豫州牧，行部乘传，去法驾，驾一马，为司直所奏。又陈遵为河南大守，初除，乘藩车入闾巷，过寡妇左阿君，亦为司直所奏。《汉书·高帝纪》：八年，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纻罽，操兵，乘、骑马”。师古曰：“乘，驾车也。骑，单骑也。”足见骑马者之多，略与乘车相等矣。轺车之算，见第五章第十节。听以不及于马者，以其法沿之自旧；亦且算及于骑，或使人民不敢畜马耳。


    民间畜养，求耕作负载之多力，而不求其行之速，故畜牛者较马为多。汉宣帝外祖母王媪，随使者诣阙，乘黄牛车，百姓谓之黄牛妪。光武起兵，初骑牛，杀新野尉乃得马。管辂族兄孝国二客，饮酒醉，夜共载车，牛惊下道，入漳河中溺死。可见民间驾车多用牛。即士大夫之贫者俭者亦然。《史记·平准书》言汉初“将相或乘牛车”；


    (29)蔡义给事大将军幕府，家贫常步行，门下好事者相合为买犊车；其贫也。朱家乘不过牛；朱云居鄠，乘牛车从诸生；则其俭也。亦有由于体制者。《后汉书·宦者传》言四侯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此非不能驾马，乃仆从不容驾马耳。鲁肃谓孙权曰：“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此下吏家贫者，车骑不必甚都，亦犹其衣服之不必修饰也。《货殖列传》言“轺车千乘，牛车千两”；《后汉书·鲜卑传》：顺帝阳嘉四年冬，乌桓寇云中，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两；可见民间输运，亦多用牛。《汉书·匈奴传》：天凤二年，莽使送右厨唯姑夕王，因奉归前所斩侍子登及诸贵人从者丧，皆载以常车。《注》引刘德曰：“县易车也。旧司农出钱市车，县次易牛也。”《三国·魏志·曹爽传注》引《魏略》，言丁斐从大祖征吴，以家牛羸困，私易官牛，为人所白，被收送狱夺官。又《梁习传》：领并州刺史。建安十八年，州并属冀州，更拜议郎西部都督从事，统属冀州，总故部曲。习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领客六百夫，于道次耕种菽粟，以给人牛之费。则官家运转，亦多用牛矣。


    《汉书·刘敬传》言：敬脱辂而说高祖。苏林曰：“一木横遮车前，二人之，三人推之。”此即古之辇。《货殖传》言卓氏迁蜀，夫妻推辇行，亦其物也。儿宽为左内史，以负课租殿当免。民闻，皆恐失之，大家牛车，小家儋负输租，属不绝。课更以最。《三国志·管宁传注》引《先贤行状》言：王烈国中有盗牛者，牛主得之，盗者曰：“幸无使王烈闻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遗之。间年之中，行路老父儋重，人代儋行数十里。推之，乃当时盗牛人也。此贫无车牛者，运转即恃儋负也。亦有以畜负之者。《汉书·赵充国传》云：“以一马自佗负三十日食。”师古曰“凡以畜载负物者皆为佗”是也。又有人乘车即以人之者。《后汉书·江革传》言：县当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摇动，自在辕中车，不用牛马是也。此为罕见之事，惟山险之地，多用人力。淮南王谏伐闽越曰：“舆轿而喻岭。”(30)《汉书·严助传》。此即后世之轿，古之，已见《先秦史》第十三章第四节。《汉书·张耳传》：贯高筱舆前仰视泄公。师古曰：“箯舆者，编竹木以为舆，形如今之食舆矣。高时榜笞刺爇委困，故以箯舆处之也。”《王莽传》：莽下书言临久病，虽瘳不平，朝见?茵舆行。服虔曰“有疾，以执茵舆之行也”，晋灼曰：“《汉仪注》：皇后、婕妤乘辇，余者以茵，四人举以行，岂今之板舆而铺茵乎？”师古曰：“晋说非也。此直谓坐茵褥之上，而令四人对举茵之四角舆而行，何谓板舆乎？”《后汉书·逸民传》：阴就起，左右进辇，井丹笑曰：“吾闻桀驾人车，岂此邪？”就不得已，而令去辇。可见除宫中及病困之人外，无以人舁人之事也。即宫中之辇，亦有驾马者。《霍光传》：“召皇大后御小马车。”张晏曰：“皇大后所驾游宫中辇车也。汉厩有果下马，高三尺，以驾辇。”果下马非民间所易得，故只得舁之以人耳。


    《史记·匈奴列传》云“其奇畜则橐、驴、骡、《索隐》：按《古今注》云：驴特马牝生骡。、《索隐》：《说文》云：，马父骡子也。、”，盖皆非中国所有。然《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大仆属官有监长丞。又有牧橐令丞。师古曰：“牧橐，言牧养橐也。”则官已畜养之矣。民间所用，以驴为最广。《续汉书·五行志》：“灵帝于宫中西园驾四白驴，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以为大乐。于是公卿贵戚，转相仿效。至乘辎，以为骑从。互为侵夺，贾与马齐。夫驴，乃服重致远，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骖服之乎？”可见当时野人之用驴者，为不少矣。《后汉书·邓禹传》：永平中，理虖沱、石臼河，从都虑至羊肠仓，欲令通漕大原。吏民苦役，连年无成。建初三年，拜训禹弟六子。渴者，使监领其事。训知大功难立，具以上言。肃宗从之。遂罢其役，更用驴辇。岁省费亿万计，全活徒士数千人。《杜茂传》：茂镇守北边，建屯田，驴车转运。亦见《章帝纪》。《张霸传》：子楷，常乘驴车至县卖药。《虞诩传》：迁武都大守。先是运道艰险，舟车不通，驴马负载，僦五致一。诩乃自将吏士，案行川谷。由沮汉县，今陕西略阳县东。至下辨汉县，今甘肃成县西。数十里，皆烧石翦木，开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傭者。于是水运通利，岁有四千余万。《魏志·胡质传注》引《晋阳秋》，言质为荆州，其子威自京都省之，家贫无车马、僮仆，自驱驴单行。皆可见民间用驴之多。《蜀志·后主传》引《晋诸公赞》，言刘禅乘骡车诣邓艾，则骡亦有服乘者矣。此亦与外国交通之利也。


    然马于置传及用兵，关系究属最钜，故民间能畜马者，国家奖厉之甚至。晃错说文帝曰：“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见《汉书·食货志》。武帝轮台之诏曰“当今务在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见《汉书·西域传》。所欲修者，即此等令也。《平准书》述武帝初年之盛曰“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会聚”，虽或失之于夸，然元狩四年卫青出定襄，霍去病出代，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见《汉书·匈奴传》。师古曰：“私负衣装者及私将马从者，皆非公家发兴之限。”则民间马确不少，其报效国家，亦不为不踊跃。乃元朔五年、六年之役，《平准书》云：“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于是役又云：“汉军马死者十余万匹。”《卫将军骠骑将军列传》云：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将吏之骄恣不恤军事如此，即胥中国为牧地，亦岂足供之？《平准书》云：武帝为伐胡盛养马。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牵掌者关中不足，乃调近旁郡。又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令民得畜牧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十一。事在元鼎四年。李奇曰：十母马还官一驹。又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差出天下牝马亭。亭有畜悖马，岁课息。其苛扰如此。《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黎侯延，元封六年，坐不出持马要斩。师古曰：“时发马给军，匿而不出也。”可见其时行法之严，然卒无益。元狩五年，平牡马至二十万。大初二年，卒籍吏民马以补车骑马焉。皆见《汉书·本纪》。昭帝始元四年，诏往时令民共出马，其止勿出。五年，罢天下亭母马及马弩关。盂康曰：“旧马高五尺六寸，齿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关，今不禁也。”沈钦韩曰：“《新书·壹通篇》：禁游宦诸侯及无得出马关者，岂不曰诸侯国众车骑则力益多？马不出关之制，汉初已有也。”案《汉书·景帝纪》：中四年，御史大夫绾奏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孟康盖据是为说。元凤二年，诏前年减漕三百万石，颇省乘舆马及苑马，以补边郡三辅传马，其令郡国今年毋敛马口钱，文颖曰：往时有马口出敛钱，今省。民始稍及宽典。王莽复事四夷，亦令公卿以下至郡县黄绶吏皆保养军马。吏复尽以予民。见《食货志》。《莽传》云：“多少各以秩为差。”事在天凤六年。其时乘传使者，经历郡国，日且十辈，仓无见谷以给，传车马不能足，至赋取道中车马焉。《莽传》地皇元年。诛求之祸，至斯而极矣。


    《汉书·百官公卿表》：大仆属官，有大厩、未央、家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车府、路铃、骑马、骏马四令丞，又龙马、闲驹、橐泉、、丞华五监长丞，又边郡六牧师苑令，各三丞，又牧橐、昆蹄令丞，皆属焉。家马，武帝大初元年，更名桐马。水衡都尉属官有六厩令丞。《注》引《汉旧仪》云：“天子六厩：未央、承华、、骑马、辂、大厩也，马皆万匹。”此六厩皆属大仆，师古说殆误。疑水衡别有一厩，名为六厩也。此等皆以共奉皇室，本失之侈，故“中兴省约，但置一厩”，未央。后置左骏令厩，别主乘舆车马。后或并省。牧师苑亦省。惟汉阳有流马苑，但以羽林郎监领。见《续汉书·百官志》。亦未闻其阙于事也。《食货志》云：景帝“始造苑马以广用”，其初意当为共给军国，非仅以共皇室。《汉仪注》云“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边、西边，《续志》云：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匹”，《百官公卿表》及《景帝纪》中六年《注》引。其规模不可谓不大，地利亦不可谓不得，畜牧必于边地。《汉书·地理志》：大原郡有家马官，此即大仆之属。臣瓒曰：“时以边表有事，故分来此。”此未必然，盖亦以就地利耳。使善者为之，未始不可有裨军国，惜仍未能善其事，而临事不免赋取于民也。诸厩及菀监，既徒为共奉皇室，故苟或减省之，或出之以共国用，亦为仁政。如前引昭帝元凤二年之诏；又如文帝二年，诏大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贾山《至言》，称文帝“省厩马以赋县传”，当指此。武帝建元元年，罢苑马以赐贫民；后汉和帝永元五年，诏有司省减内外厩及凉州诸苑马皆是。


    路之最平坦者为驰道，其修治颇难，故黄霸守京兆尹，坐发民治驰道不先以闻贬秩；而贾山等言秦之虐，辄以其治驰道为言也。见第二章第三节。案驰道之最近者，仅在朝庙之间。《汉书·鲍宣传注》引如淳曰：“令：诸使者有制，得行驰道中者，行旁道，无得行中央三丈”是也。成帝为大子时，不敢绝驰道。《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平周侯昭涉昧，元狩五年，坐行驰道中免即此。时凡天子所幸之地，即治驰道，故游幸愈广，为害愈深。《平准书》言：既得宝鼎，立后土大一祠，公卿议封禅事，“而天下郡国，皆豫治道桥，缮故宫，及当驰道县，


    (31)县治官储，设共具，而望以待幸”，盖车驾未出，而民之劳扰已甚矣。骄侈之主如汉武帝者，又以供帐之善否为赏罚。《汉书·王诉传》：诉守右扶风，上数出幸安定、北地，过扶风，宫馆驰道修治，供张办，武帝嘉之，驻车拜诉为真是也。民安得不涂炭乎？平帝元始元年，罢明光宫及三辅驰道，此在王莽秉政时，确为仁政也。其用兵之际，则有筑甬道者。《汉书·高帝纪》：二年，筑甬道属河，以取敖仓粟。应劭曰：“恐敌钞辎重，故筑垣墙如街巷也。”《三国·魏志·武帝纪》：建安十六年，公曰：“连车树栅，为甬道而南。”裴松之曰：“不筑垣墙，但连车树栅，以扞两面。”边方又有深开小道者。(32)《汉书·匈奴传》：侯应议罢边备塞吏卒曰：“建塞徼，起亭隧。”师古曰：“隧谓深开小道而行，避敌钞寇也。”平时又或因数跸-烦民，筑为复道。(33)见《史记·叔孙通列传》，梁孝王亦欲筑复道朝大后，见第四章第六节。此等自非寻常所有。其寻常道路，修治之责，在于地方官。(34)故薛宣子惠为彭城令，宣过其县，见其桥梁邮亭不修，而知其不能。然大致临事始加修治。故王吉谏昌邑王，言今大王幸方与，百姓颇废耕桑，治道牵马；朱买臣为会稽大守，会稽闻大守至，发民除道；桓帝备礼以聘韩康，亭长以韩征君当过，发人牛修道桥；而武帝病鼎湖，卒起幸甘泉，至于以道不治而杀义纵也。见《汉书·酷吏传》。临事修治，劳民特甚。故章帝幸河内，下诏曰：“车驾行秋稼，观收获，因涉郡界，皆精骑轻行，无它辎重，不得辄修桥道。”《本纪》建初七年。其南巡狩，诏所经道上郡县，毋得设储踌；命司空自将徒支柱桥梁。元和元年。魏齐王正始七年八月己酉诏曰：“吾乃当以十九日亲祠，而昨出已见治道。得雨当复更治，徒弃功夫。(35)每念百姓，力少役多，夙夜存心。军路但当期于通利。闻乃挝捶老小，务崇修饰，疲困流离，以致哀叹。吾岂安乘此而行，致馨德于宗庙邪？自今已后，明申敕之。”得雨即当更治，可见路工之劣。如此之路，安得不时加修治？恤民劳而不修，而道不可行矣。观精骑轻行，无他辎重，不得辄修桥道之诏，而可知车之所以易为骑也。


    边方之道，艰阻尤甚。赵充国治湟陋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从枕席上过师。卫飒迁桂阳大守。含洭、今广东英德县西。浈阳、今英德县东。曲江今广东曲江县西。三县，去郡远者，或且千里，吏事往来，辄发民乘船，名曰传役。每一吏出，徭及数家。百姓苦之。飒乃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于是役省劳息，奸吏杜绝。(36)《后汉书·循吏传》。此等事能行之者盖甚罕。唐蒙见夜郎侯，将千人，食重万余人；《史记·西南夷列传》。王莽发十万人击益州，转输者合二十万人，军粮前后不相及；《汉书·西南夷列传》。可见边方转运之难。《汉书·武帝纪》：元光五年，发巴、蜀治西南夷道。又发九十万人治雁门阻险。《史记·西南夷列传》言：帝“通西南夷道，戍转相，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传》又言秦时尝略通五尺道。《正义》引如淳曰：“道广五尺也。”可知其往来之难。《后汉书·和帝纪》：旧南海献龙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时临武长汝南唐羌，临武，汉县，今湖南临武县，县接南海，乃上书陈状，由是遂省焉。《三国·吴志·孙权传》：赤乌八年，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句容，汉县，今江苏句容县。句容近境，而其劳师至于如此，况其远者乎？《后汉书·顺帝纪》：延光四年，诏益州刺史罢子午道通褒斜路。《注》：子午道，平帝时王莽通之。《三国志·王肃传》：曹真征蜀，肃上疏言其“发已逾月，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战士悉作”，其所由者即子午道也。盖道非经行，每易废坏。非但开辟，即维持亦不易也。


    《续汉书·百官志》：将作大匠，掌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注》引《汉官篇》曰：“树栗、椅、桐、梓。”胡广曰：“古者列树以表道，并以为林囿。”盖既以为荫，又收其利也。《汉书·五行志》：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邮樗树生支如人头，此道侧有树之证。《后汉书·宦者传》言灵帝作翻车渴乌，见第十章第五节。施于平门外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则道上更有司洒者。然此等惟都邑中为然耳。贾山言秦为驰道，三丈而树，此乃古者列树表道之意，驰道外未必能有，即当驰道上者，道失修，树亦未必能终保也。


    《汉书·高帝纪》五年《注》引如淳曰：“律：四马高足为置传。四马中足为驰传。四马下足为乘传。一马二马为轺传。《梅福传注》云：“轺传，小车之传也。”急者乘一乘传。”师古曰：“传者，若今之驿。古者以车，谓之传车。其后又单置马，谓之驿骑。”(37)案《魏律序》曰：“秦世旧有厩置、承传、副车、食厨。汉初承秦不改。后以费广稍省。故后汉但设骑置而无车马。”见《晋书·刑法志》。则前后汉之间，释法尝一大变。汉世传车，官吏若受上命，或有急事者，皆得乘之。段颎为护羌校尉，乘驿之职。王球欲杀王允，刺史邓盛闻之，驰传辟为别驾从事。此官吏得乘驿，并得使驿传命之征。(38)汉武帝与方士传车。，见《封禅书》。龚胜征为谏大夫。引见，胜荐龚舍及亢父宁寿、济阴侯嘉。有诏皆征。胜曰：“窃见国家征医巫常为驾，征贤者宜驾。”上曰：“大夫乘私车来邪？”胜曰：“唯唯。”有诏为驾。此受上命者皆得乘传之征。赍赫言变事，乘传诣长安。《史记·黥布传》。梅福去官归寿春，数因县道上言变事。求假轺传诣行在所，条对急政。此有急者得乘传之征也。武帝拜司马相如为中郎将，驰四乘之传，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南夷。文帝与宋昌、张武等六人乘六乘传诣长安。昌邑王乘七乘传，日中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王吉谏王曰：“今者大王幸方与，曾不半日而驰二百里。”《续汉书·舆服志注》言：奉玺书使者乘驰传。其驿骑也，三骑行。昼夜千里为程。《三国志·陈群传》：群子泰，每以一方有事，辄以虚声扰动天下，故希简白上事，驿书不过六百里。合此诸文观之，可见当时驿传速率也。


    私家亦可置驿。上官桀、桑弘羊与燕王通谋，置驿往来相约结；(39)见《汉书·昭帝纪》元凤元年诏，亦见《武五子传》。郑当时每五日洗沐，常置驿马长安诸郊，存诸故人，请谢宾客是也。又有专为一事置者。王温舒迁河内大守，令郡具私马五十匹为驿，自河南至长安。捕郡中豪猾，上书请，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奏行不过二日，得可事，论报至流血千里。后汉东平宪王病，章帝置驿马，千里传问起居。是其事。


    置邮本主传命，故《汉书·五行志》及《薛宣传注》均云“邮行书之舍”，《王莽传注》引《仓颉篇》亦曰：“邮过书之官”也。元始四年。《后汉书·郭泰传注》引《说文》曰：“邮，境上传书舍”也。又引《广雅》曰：“邮，驿也。置，亦驿也。”又引《风俗通》曰：“汉改邮为置。置者，度其远近之间置之也。”《汉书·文帝纪注》曰：“置者，置传驿之所。”《田儋传注》引臣瓒曰：“案厩置，谓置马以传驿者。”则汉时邮、驿、置等，可以互称。《李陵传》云“因骑置以闻”，盖其时多用单骑。凡公事率因之。京房去至新丰，因邮上封事。平帝元始四年，郡国置宗师，考察不从教令，有冤失职者，宗师得因邮亭书言宗伯，请以闻。《王莽传》。刘陶因驿马上便宜。张衡造候风地动仪，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后数日，驿至，果地震陇西。顺帝汉安元年，诏遣八使巡行风俗，刺史二千石有臧罪显明者，驿马上之。《后汉书·周举传》。光武遗诏：刺史二千石，无遣吏及因邮奏。袁安为县功曹，奉檄诣从事。从事因安致书于令。安曰：“公事自有邮驿，私请则非功曹所持。”辞不肯受。盖公事非专遣吏者，无不因邮驿者矣。其事亦役民为之。《杨震传》“谪震诸子代邮行书”，《郭泰传》“知范特祖邮置之役”是也。


    更速于邮传者为烽燧。《汉书·贾谊传注》引文颖曰：“边方备胡寇：作高土橹。橹上作桔皋，桔皋头著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然举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积薪，寇至即然之，以望其烟，曰燧。”《司马相如传注》：孟康曰：“烽如覆米?，县著契皋头，有寇则举之。燧积薪，有寇则燔然之也。”《史记索隐》引《字林》曰：“?，漉米?。张晏曰：“昼举烽，夜燔燧也。”师古曰：“张说误也。昼则燔燧，夜则举烽。”王先谦《补注》曰：“《周纪正义》、《司马相如传·索隐》并与张说合，师古自误耳。”《三国·吴志·孙权传》赤乌十三年《注》引庾阐《扬都赋注》曰：“烽火，以炬置孤山头，皆缘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三十里。寇至则举以相告，一夕可行万里。孙权时，令暮举火于西陵、鼓山，竟达吴郡、长沙。”


    驿有传舍，行者率依止焉。汉高祖至高阳传舍，使人召郦生。


    (40)王郎军起，光武自称邯郸使者入饶阳传舍。何武为刺史行部，必先即学宫见诸生，然后入传舍。韩延寿守冯翊，行县至高陵，有昆弟相与讼田者，延寿即引咎，移病，入卧传舍，闭阁思过。可见承平时战乱时皆然。不当驿道之地，则依于邮亭。《汉书·百官公卿表》云：“汉承秦制，大率十里一亭，十亭一乡。”《续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仪》云：“十里一亭，五里一邮，邮间相去二里半。”十里之间，得四宿会之所，《注》引《风俗通》曰：“亭，留也，盖行旅宿会之所馆。”亦云密矣。《注》又引蔡质《汉仪》曰：“雒阳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门，门一亭。”《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往临邛，舍都亭。《索隐》云：“临邛郭下之亭也。”此等皆在都邑之中，与行旅关系尚少，其在乡间者，通称为乡亭，《汉书·循吏传》：召信臣躬劝耕农，出入阡陌，止舍离乡亭。则其关系实大。《后汉书·独行传》言王饨除郿令，到官，至斄亭。亭长曰：“亭有鬼，数杀过客，不可宿也。”饨不听，入亭止宿。夜中，有女子诉曰：“妾夫为涪令，之官，过宿此亭，亭长无状，枉杀妾家十余口，埋在楼下，悉盗取财货。”饨问亭长姓名。女子曰：“即今门下游徼者也。”明旦，召游徼诘问，具服罪。此说虽近荒怪，然当时必有此等事，乃有此附会之说。《传》又言张武父业，为郡门下掾，送大守妻子还乡里，至河内亭，盗夜劫之，业与贼战死可证。此可见行旅止宿邮亭者之多矣。然当时亭传，似皆厚奉贵势，而薄待平民。汉宣帝元康二年诏书，以饰厨传，称过使客为戒。《两龚传》云：昭帝时，涿郡韩福，以德行征至京师，赐策书束帛遣归。诏行道舍传舍，县次具酒肉，食从者及马。王莽亦依故事白遣龚胜及邴汉。而后汉章帝建初元年，以兖、豫、徐三州旱，诏流人欲归本者，其实廪，令足还到，听过止官亭，无雇舍宿。舍宿有烦特诏，不则须出顾直，可见亭邮待平民之薄矣。《后汉书·赵孝传》：父普，王莽时为田禾将军。任孝为郎。每告归，常白衣步儋。尝从长安还，欲止陲亭，亭长先时闻孝当过，扫洒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长不肯内。《循吏传》：刘宠尝出京师，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顿洒扫，以待刘公，不可得也。”皆亭吏趋承贵势，慢易平民之证。职是故，逆旅之业遂日盛。《后汉书·张霸传》云：霸子楷，门徒常百人。宾客慕之。自父党宿儒，皆造门焉。车马填街，徒从无所止。黄门及贵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过客往来之利。此即逆旅，云专候造楷者，传言之过也。《儒林传》：周防父扬，少孤微，常修逆旅，以供过客，而不受其报。可见营是业者之多。《续汉书·百官志注》：永光十年，应顺上言“郡计吏观国之光，而舍逆旅，崎岖私馆”，可见虽官吏亦有依之者矣。


    亭传之置，于边方关系尤大。盖内地殷繁，自有逆旅以供过客，而边荒则惟恃此，故永光羌乱，诏书特言其“燔烧置亭”；《汉书·冯奉世传》。永光四年，溇中、澧中蛮反，《后汉书·南蛮传》亦特记其“燔烧邮亭”也。《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于元光六年特书南夷始置邮亭，可见其与边方交通关系之大。《三国·魏志·陈群传》：青龙中，大营宫室，群上疏曰：“昔刘备自成都至白水，多作传舍，兴费人役，大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国劳力，亦吴、蜀之所愿也。”案《蜀志·先主传》：建安二十四年，备自汉中还治成都。《注》引《典略》曰“备于是起馆舍，建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群所指即此事也。疲民岂备所不知？盖亦势不容已耳。


    古代列国之间，交通多有制限，是为关梁，汉世亦有之。侯应议罢边塞，谓“自中国尚建关梁以制诸侯”是也。《汉书·匈奴列传》。《汉书·文帝纪》：十二年三月，除关无用传。张晏曰：“传，信也。若今过所也。”如淳曰：“两行书缯帛，分持其一，出入关合之乃得过，谓之传也。”李奇曰：“传，棨也。”师古曰：“张说是也。古者或用棨，或用缯帛。(41)棨者，刻木为合符也。”案古人作书，或用竹木，或用缯帛，故过所之制因之。《后汉书·郭丹传注》曰“符即也”，失之专辄矣。《汉书·终军传》：军从济南当诣博士，步入关。关吏予军。军问以此何为？吏曰：“为复传。还当以合符。”军曰：“大丈夫西游，终不复传还。”弃而去。张晏曰：“，符也。书裂帛而分之，若券契矣。”苏林曰：“，帛也。旧关出入皆以传。传烦，因裂头，合以为符信也。”然则用乃后起之事，其初本皆用桨。《后书·安帝纪》：永初元年十一月，敕司隶校尉、冀、并二州刺史：“民讹言相惊，弃捐旧居，老弱相携，穷困道路。其各敕所部长吏，躬亲晓谕。若欲归本郡，在所为封长檄。不欲勿强。”固犹是用木也。乘车者亦当用传。《汉书·平帝纪》：元始五年，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木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如淳曰：“律：诸当乘传及发驾置传者，皆持尺五寸木传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传参封之。参，三也。有期会累封两端，端各两封，凡四封也。乘置驰传五封也。两端各二，中央一也。轺传两马再封之，一马一封也。”文帝之除关，实为仁政。


    (42)故晃错对策，美其“通关去塞”，而路温舒亦称其“通关梁一远近”。景帝四年春，“以七国新反，备非常”，应劭说。复置诸关，用传出入。武帝初，魏其、武安等欲除关，卒未果，遂终两汉之世。“无符传出入为阑。”《汉书·汲黯传注》引臣瓒说。《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长脩侯相夫，元封三年，坐为大常，与大乐令中可当郑舞人擅繇，阑出入关免，可见其制之严。《谷永传》：永言百姓失业流散，群辈守关。臣愿开关梁，内流民，恣所欲之，可见其苛留之状。《王莽传》：莽令吏民出入，持布钱以副符传。不持者，厨传勿舍，关津苛留。事在始建国二年。故亦时有宽典。如宣帝本始四年，入谷输长安仓助贷贫民，民以车船载谷入关者，得毋用传；成帝阳朔二年，关东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苛留；天井关，在今山西晋城县南。壶口关，在今山西长治县东南。五阮关，应劭曰：在代郡。《地理志》，代郡无五阮，有五原关。鸿嘉四年，诏水旱为灾，关东流冘者众，青、幽、冀部尤剧，流民欲入关者、辄籍内是也。然《后书·郭丹传》言：丹从师长安，买符入函谷关。《注》引《东观记》曰：“丹从宛人陈洮买入关符。既入关，封符乞人。”则既可买卖，又可赠遗，讥诃亦未必有益矣。《汲黯列传》：浑邪王至，贾人与市者，坐当死五百余人。黯请见曰：“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如边关乎？”《注》引应劭曰：“阑，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铁出关。虽于京师市买，其法一也。”此虽近深文，边关禁令之严可想。然《后书·鲜卑传》载蔡邕之议曰“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则亦具文而已矣。边关随国境而移。故南越王欲内属，上书请除边关；司马相如略定《西南夷》，史亦言“除边关，边关益斥”。此从《汉书》。《史记》无下边字。


    传信于郡国以符。《汉书·文帝纪》：三年九月，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应劭曰：“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长五寸，镌刻篆书，第一至第五。”张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从简易也。”师古曰：“与郡守为符者，谓各分其半，右留京师，左以与之。”发兵皆以虎符，其余征调，竹使而已。《续汉书·礼仪志》：大丧亦下竹使符，告郡国二千石诸侯王。后汉初但以玺书发兵。杜诗上疏言之，乃复其制。


    水运之功，省于陆运，此历代皆然。张良说高帝都关中曰“诸侯安定，河、渭漕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伍被述吴王，亦言其伐江陵之木以为船；足见水漕之便。故秦时已有令监禄凿渠运粮之举。见《汉书·严安传》淮南谏伐闽越书。严安上书亦言之。淮南王书又言当时情形曰“拖舟而入水”，可谓艰苦已甚，然犹较陆运为便也。汉通漕渠之事尤多。略见《汉书·沟恤志》。武帝元光六年，穿漕渠通渭，见《汉书》本纪。番系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为溉田；郑当时为漕渠回远，凿直渠，自长安至华阴，未成；见《史记·平准书》。魏武帝欲征蹋顿，凿平虏、泉州二渠，入海通运，见《三国·魏志·董昭传》。吴孙皓时，何定建议凿圣谿以通江、淮，未成，见《三国·吴志·薛综传》。而后汉明帝时之汴渠，其工程之最大者也。海运之利亦渐著。《后汉书·郑弘传》：建初八年，代郑众为大司农。旧交阯七郡，贡献皆从东冶泛海而至。(43)风波艰阻，沈溺相系。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此虽云沉溺相系，然自峤道未开以前，交、广与北方，固恃海运为常道也。即峤道开后，海运亦未必能废，此不过盛夸郑弘之功耳。《潜夫论》言：当时江南之木，入海乘淮，逆河泝洛，见第五节。亦见河海连络之效。王莽居摄，胡刚已亡命交阯。见《后汉书·胡广传》。后汉之末，桓晔荣玄孙，见《荣传》。袁忠安玄孙，见《安传》。许靖等，亦皆往焉。管宁等则适辽东，王朗亦走东冶。可见南北航行，皆极畅达。《魏志·齐王芳纪》：正始元年，以辽东汶、北丰县民流徙渡海，规齐郡之西安、临菑、昌国县界，为新汶、南丰县，以居流民，此实侨置郡县之始。其时民之依海岛为盗者甚多，亦见近海岛屿之日益开辟也。《魏志·武帝纪》：建安十一年八月，公东征海贼管承。至淳于，遣乐进、李典击败之。承走入海岛。后天子策命公为魏公，以海盗奔进为功状之一。陈登在广陵，海贼薛州之群万有余户，束手归命，见《吕布传注》引《先贤行状》。时又有海贼郭祖，寇暴乐安，济南界，见《何夔传》。孙坚年十七，以追海贼著闻；孙休永安七年，海贼破海盐，杀司盐校尉；皆见本传。《傅嘏传》：诸葛恪新破东关。乘胜扬声，欲乡青、徐。嘏议以为：“淮海非贼轻行之路。又昔孙权遣兵入海，漂浪沈溺，略无孑遗。恪岂敢倾根竭本，寄命洪流，以徼乾没乎？”案《田豫传》曰：公孙渊以辽东叛，使豫督青州诸军往讨之。会吴贼遣使与渊相结。帝以贼众多，又已渡海，诏豫使罢军。豫度贼船垂还，岁晚风急，必皆漂浪。东随无岸，当赴成山。成山无藏船之处。辄便循海，案行地形，及诸山岛，徼截险要，列兵屯守。贼还，果遇恶风，船皆触山沈没，波荡着岸，无所逃窜，尽虏其众。嘏所言者，当即指此。然此特航行偶失。当时吴与辽东，往还颇密，多由海道，《公孙度传注》引《魏略》载魏下辽东、玄莵赦文曰：比年以来，复远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货物，诳诱边民。边民无知，与之交关。长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贺浮舟百艘，沈滞津岸，贸迁有无。既不疑拒，赍以名马。又使宿舒；随贺通好云云。则吴与辽东交易颇盛。可参看第十二章第四节。吴使张弥等为渊所杀，孙权且欲自征渊，可见航行并非甚难。魏欲伐渊，亦曾诏青、兖、幽、冀四州作大船；《明帝纪》景初元年。又尝浮海入句章，汉县，今浙江慈溪县西南。略长吏赏林及男女二百余口；《吴志·孙休传》永安七年。则缘海航行，南北皆甚便易矣。海外航行，已见第九章第四节。《三国·吴志·孙权传》：黄龙二年，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土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


    (44)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海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军师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案《梁书》言日本人自称为徐福后，而今日本纪伊有徐福祠，熊野有徐福墓，因有疑其地为日本者。黄公度《日本国志》即持此说。然观第十二章第十节所述倭与中国往来之路，则时日本似未必能至会稽。其时横绝大海尚难，亶洲人能时至会稽，其距会稽必不甚远，疑仍近海岛屿，卫温、诸葛直自不能至耳。传说能使国家为之兴师，必非绝无根据，则徐福止于亶洲，殆必实有其事也。将还夷洲人至数千，若为取信或餍时主好奇之心，安用如此之多？疑此数千人本华人，卫温、诸葛直拔还之。所谓遭风流移，非事先之传闻，乃正将还之后，得之于其人之自述者耳。可见夷洲距中国，亦不甚远也。


    船工之奇者，有楼船，有戈船。楼船者，“作大船，上施楼”。《汉书·武帝纪》：元封二年《注》引应劭说。戈船者：张晏曰：“越人于水中负人船，又有蛟龙之害，故置戈于船下，因以为名也。”臣瓒曰：“《伍子胥书》有戈船，以载干戈，因谓之戈船也。”师古曰“以楼船之例言之，张说近之”，《武帝纪》元鼎五年《注》。盖是。《汉书·地理志》：庐江郡有楼船官。汉武大修昆明池，治楼船高十余丈。《史记·平准书》。马援伐交阯，将楼船大小二千余艘。《后汉书》本传。而武帝算缗之法，船五丈以上一算，则时造船之技，亦大有可观矣。《后汉书·岑彭传》：公孙述遣其将任满、田戎、程汎将数万人乘枋箄下江关。《哀牢夷传》：其王贤栗，遣兵乘箄船南下江、汉，击附塞鹿茤夷。此即今之竹木筏。《邓禹传》：子训，发湟中六千人，令任尚将之。缝革为船，置于箄上以渡河，掩击迷唐。《南匈奴传》：永平八年，北虏遣二千骑候望朔方，作马革船，欲度迎南部畔者。此即今日之皮船。偏方之地，各因其物产地利，而异其备器也。


    然僻陋之区，舟船仍有极乏者，《史记·淮阴侯列传》：“陈船欲渡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缻渡军。”缻，《汉书》作缶。服虔曰：“以木柙缚罂缶以渡也。”韦昭曰：“以木为器如罂缶也。”师古曰：“服说是。罂缶，谓瓶之大腹小口者也。”此由其地本少舟船，故并不能为浮桥耳。


    【注释】


    (1)饮食：古今饮食侈俭。


    (2)饮食：食狗渐少。


    (3)饮食：古未有豉。


    (4)饮食：酒禁。


    (5)饮食：茶见正史之始。


    (6)饮食：贵人食远方异物。


    (7)饮食：赐糜粥牛酒等。


    (8)食储：仓储犹重转漕渐盛。


    (9)食储：汉常平仓已不能无弊。


    (10)生计：第五伦受俸贸与贫民。


    (11)衣服：责吏士女绩数岁，布帛必积。


    (12)衣服：汉时平民不能彩色。


    (13)服饰：齐蜀女工盛。


    (14)服饰：五原不知绩织。


    (15)服饰：越布。


    (16)服饰：讲究礼者宽博，崇俭、右武、服劳者反之。


    (17)宫室：安汉公在长安中，又置安民县起屋居民。


    (18)宫室：汉时在官之屋犹多。官寺乡亭修葺，贵在地方官。


    (19)宫室：汉时材木多处。


    (20)宫室：虎落。


    (21)宫室：汉时建屋用茅竹多，瓦少。


    (22)宫室：汉时能作楼。


    (23)宫室：闾两侧有塾。


    (24)葬埋：汉薄葬始元帝。


    (25)封建：汉赵缪王令奴婢能乐者从死。


    (26)葬埋：重视冢墓，残贼尸体。


    (27)职官：妻子受送葬以定产业。乡官部吏衣食出民。受任使于文翁而以为荣，此好与官吏接近之心理。


    (28)交通：乘车为体制起见。


    (29)交通：牛车多于马。司农市车，县次易牛。则牛驿矣，驴车转运。


    (30)交通：轿逾岭。宫中用辇。


    (31)交通：天子所幸即治驰道，此等道亦不能久，故卒幸道不治杀义纵。


    (32)交通：辽东树栅以当甬道。队深开小道而行。


    (33)交通：因数跸烦民，则筑为复道。


    (34)交通：道路修治责在地方官。


    (35)“功夫”二字见正始七年诏。


    (36)交通：置邮驿而役者劳息。


    (37)交通：后汉驿有骑置无车。邮主传书盖与驿分职。


    (38)交通：汉时得乘传者。


    (39)交通：驿传速率。


    (40)交通：传舍邮亭皆所止。边方关系犹大。逆旅稍盛。


    (41)交通：传用木或用帛。


    (42)交通：除关。


    (43)交通：交阯七郡贡泛东冶，因溺开峤道。吴与辽东往还颇密。


    (44)移民：亶州、夷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