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秦汉时人民生计情形

    第一节　秦汉人訾产蠡测


    《汉书·食货志》载李悝尽地力之教曰：“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粜至于甚贵者也。”此说可略见当时农民生计情形。《史记·货殖列传》引计然之言，谓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上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则农末俱利；而李悝之说，粟石以三十计，盖农夫粜谷所得，皆其最下之价，其余之利，皆入于商贾矣。宣帝时谷石五钱，农民无利，耿寿昌以立常平之法。刘虞为幽州牧，史称民悦年登，谷石三十。以三十为石最下之价，盖终两汉之世，未之有改。汉世铸钱甚多，盖其流通亦数，故物价无甚变动。持此以计汉人訾产，则其高下，有可得而言者焉。汉世石、衡法。斛量法。大小略等。一石略当今二斗。《后汉书·伏湛传注》引《九章算术》曰：“粟五十，粝率三十，一斛粟得六斗米为粝。”然则百五十石，当今三十石，不足十五石，当今三石。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假使亦以十五石计，又当得三石。五口之家，当得粟百八十石，即今三十六石，粗米二十一石六斗，乃可勉支。粗米以石五元计，共得百有八元，人得二十一元六角而已。文帝以百金为中人十家之产，汉世黄金一斤直钱万，则中人一家之产，为钱十万。以粜中价计之，假设为石五十，略当今二千元。《汉书·景帝纪》：后二年五月，诏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服虔曰：“十算，十万也。”《哀帝纪》：绥和二年，水所伤县邑，及他郡国灾害什四以上，民訾不满十万，皆无出今年租赋。《平帝纪》：元始二年，天下民訾不满二万，及被灾之郡不满十万，勿租税。《扬雄传》：雄自序言家产不满十金。盖皆以中人之家为率。其富者：伍被为淮南王画策，诈为丞相御史请书，徙家产五十万以上者朔方，此犹今之有万元。《汉书·平当传》：当祖父以訾百万，自下邑徙茂陵，犹今有二万元。《武帝纪》：元朔二年，徙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犹今有六万元。《杨敞传》：子恽，再受訾千余万，父及后母。皆以分施，则如今二十万。张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史称其廉；王嘉奏封事，言孝元皇帝时，外戚訾千万者少；可见是时官吏、贵戚，訾产约在今十万元、二十万元之间。《汉书·酷吏传》：宁成称：“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亦以今二十万元为率也。是时豪右及商贾，盖多能致此者。宁成贳贷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数年致产数千万。灌夫家累数千万。《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宛孔氏家致数千金。刁闲起数千万。姓伟訾五千万。师史、张长叔、薛子仲十千万。师古曰：十千万，即万万也。自元成迄王莽，京师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挈网，平陵如氏、宜氏，长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孙大卿，为天下高訾，嘉五千万，其余皆巨万。皆见《货殖列传》。《楚元王传》：功费大万百余。应劭曰：“大万，亿也。大，巨也。”案《诗伐檀毛传》，以万万为亿。《郑笺》以十万为亿。《疏》云：“今数万万为亿，古十万为亿。”(1)盖《毛诗》虽自号古学，实出依托，故不觉露出马脚也。《后汉书·鲜卑传》：青、徐二州，给岁钱二亿七千万。此语当本汉时计帐，知汉人以万万为亿。五千万若今百万，万万若今二百万。董贤之诛也，县官斥卖其财，凡四十三万万；梁冀之诛也，收其财货，县官斥卖，合三十余万万，则若今六千至八千余万。此如清世之和珅，非寻常所有也。《货殖列传》：言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然则岁入二十万，为当时之巨富，此同于今之二千四百元，息率以十二计，其本不过万二千元耳。大将军、三公岁奉四千二百斛，略与此相当。其少者，斗食岁百三十二斛，佐史岁九十二斛，尚不逮农夫一家五口之入，故论者言其薄也。


    什二为通行利率。如李悝所计，粟石三十，农民之家，终岁所费为百五十石，不足四百五十，合钱四千九百五十，乃訾二万四千七百五十之息。更益以疾病死丧及上赋敛之所费，亦以四百五十计，亦訾二万七千耳。四百五十，为訾二千二百五十之息。中人之产十金，岁得息二万，四倍于农夫之入而有余矣。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欤？


    《汉书·元帝纪》：初元元年，以三辅、大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訾不满千钱者，赋贷种食。《贡禹传》：禹自言家訾不满万钱。《枚乘传》：乘在梁时，取皋母为小妻。乘之东归也，皋母不肯随。乘怒，分皋数千钱，留与母居。此皆訾不逮中人者。然贡禹又自言有田百三十亩，则汉人计訾者，土田不在其列。(2)盖距井授之世犹近，未以土田为私有也。《后汉书·和帝纪》：永和五年，诏言郡国上贫民，以衣履釜鬵为訾，则汉世计訾，未尝不酷，特较之后世之并计田宅，或专论丁粮者，犹为宽耳。


    汉世践更顾直月二千，过更三千，别见第十八章第六节。《沟洫志》：治河卒非受平贾者，为著外繇六月。苏林曰：“平贾，以钱取人作卒，顾其时庸之平贾也。”如淳日：“《律说》：平贾一月得钱二千。”《卜式传》：乃赐式外繇四百人。苏林日：“外繇，谓戍边也。一人出三百钱，谓之过更。式岁得十二万钱也。”此可略见汉时工贾，行役内地者月二千，戍边者三千。在当地者，恐不及此。案李悝言食人月一石半，则日得五升。《庄子·天下篇》述宋钘、尹文之言曰：“五升之饭足矣。先生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五升，盖战国、秦、汉间计人日食之率。《三国志·管宁传注》引《魏略》，言官廪焦先、扈累、寒贫皆日五升，而常使先埋藏疫病死者，盖食之则可役之，此似亦原于民间之工贾。焦先饥即为人客作，饱食而已，不取其直，盖当时顾庸本如此，非先之独廉也。而游手者之所得，顾有倍蓰于此者。严君平卜筮于成都，裁日阅数人，得百钱，足以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夫日得百钱，则岁三万六千，侔于戍边，而八倍于农夫之所得矣。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民之所以竞逐于浮食欤？不然，何山不可居，而必于成都之市邪？


    第二节　秦汉时豪富人


    秦汉时豪富者，一为大地主，一为大工商，已见第五章第一节。《后汉书·樊宏传》：父重，世善农稼，好货殖。(3)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年八十余终，素所假贷人间者数百万。此可见汉时之大地主，经营之规模皆颇大。故多有以开拓边地致富者。《史记·货殖列传》言：塞之斥也，桥姚以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汉书·叙传》：始皇之末，班壹避地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后汉书·马援传》：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转游陇、汉间，因处田牧。至有马、牛、羊数千头，谷万斛。《廉范传》：范世在边，广田地，积财粟。皆以地广而荒，易于多占故也。其在内地，则所谓兼并之家。有依贵势为之者，如张禹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是也。有恃财力为之者，晁错《贵粟疏》言商人兼并农人是也。以大势论，商贾之力，尤雄于豪家。故《平准书》言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给焉。汉世虽有抑商之法，初无济于事。晁错所谓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尊农夫，农夫已贫贱也。汉武、新莽欲行轻重敛散之术，以抑豪强，然所用者仍系商人。(4)东郭咸阳齐之大煑盐，孔仅南阳大冶，桑弘羊洛阳贾人子。仅、咸阳行盐铁，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羲和置命士以督五均、六斡，郡有数人，皆用富贾。固不敢谓此辈中无公忠体国之人，如桑弘羊即是其一。然必图自利者多，知利国利民者少，则无疑矣。察之安可胜察？事即易行，犹不能保其无弊，况其本不易邪？此汉武时所以民愁盗起，而新莽时遂至不可收拾也。又当时贵势之家，亦有兼事贸迁者。观贡禹欲令近臣自诸曹、侍中以上，家毋得私贩卖，与民争利可知。(5)挟贵势以谋奇赢，民又安能与之哉？


    杂业致富者多，惟农田为独苦。《史记·货殖列传》言：“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6)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又曰：“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酱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钟。薪稿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髹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噭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筋骨、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蘖曲、盐豉千苔。鲐、鮆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钟。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会。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史》、《汉》《货殖传》数当时豪富者：冶铸，商贾，赊贷，盐井，丹穴，陂田，鱼盐，畜牧，子钱，小至丹、豉、贩脂、卖浆、洒削、胃脯、马医。惟秦杨以田农而甲一州，为本业耳。故曰“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也。


    汉世富人，率多逾侈。田蚡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前堂罗钟鼓，立曲旃。后房妇女以百数。诸侯奉金玉、狗马、玩好，不可胜数。史丹僮奴以百数。后房妻妾数十人。内奢淫，好饮酒，极滋味声色之乐。张禹内奢淫，身居大第，后堂理丝竹管弦。马融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7)此权戚之所为也。此特就前所未及者举之。其实此诸人，在汉世权戚中，不为最侈。其大奢僭者，诸侯如梁孝王，外戚如前汉之霍氏，后汉之梁氏，以及桓、灵时之宦官，前已言之，兹不更赘。汉世权威，守礼法者极少。后汉马氏称最贤，而马防兄弟犹以逾侈就国，他可知矣。贾生言：“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纨之里，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其逾侈之情形，可以概见。仲长统之言曰：“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8)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败，寄死不敛；冤枉穷困，不敢自理。”此则所谓富民者之为之也。王符言：“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9)盖自奢侈之风盛行，而都邑遂为罪恶之薮矣。


    贫富相县如此，风俗遂为之大变。《汉书·货殖传》曰：“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理者，不免乎饥寒之患。”人孰肯慕虚名而受实祸？天之报施善人，《史记·伯夷列传》久惑之矣。是以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汉书·贡禹传》。《潜夫论·交际篇》曰：“俗人之相与也：有利生亲，积亲生爱，积爱生是，积是生贤。情苟贤之，则不觉心之亲之，口之誉之也。无利生疏，积疏生憎，积憎生非，积非生恶，情苟恶之，则不觉心之外之，口之毁之也。”盖是非为利害所淆乱矣。人固不肯慕虚名而受实祸，然固有徇名之烈士焉。至于是非淆乱，而人益无所劝惩矣。此汉人言风俗之恶者，所以多归其咎于贫富之不均也。


    第三节　秦汉时地权不均情形


    秦、汉之世，工商之流，虽云跋扈，然人民之以农为业者究多，故地权之不均，关系于民生者实大。案地权不均情形，已略见第五章第一节、第七章第二节。张禹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案《东方朔传》云：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宁成贳贷陂田千余顷；见第一节。樊重有田三百余顷；见第二节。郑泰有田四百余顷；济南安王光武子。有私田八百顷，奴婢千四百人；此董仲舒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者也。王立使客因南郡大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颇有民所假少府陂泽；见《汉书·孙宝传》。苏康、管霸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后汉书·党锢·刘祜传》。黄纲恃程夫人权力，求占山泽以自营：《后汉书·独行·刘翊传》。此仲舒所谓又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者也。陈涉少时为人佣耕，第五访少孤贫，亦佣耕以养兄嫂，《后汉书·循吏传》。可见无田者之多。如李悝所计，农民有田百亩，尚极困苦，贡禹自言有田百三十亩，然妻子糠豆不赡，裋褐不完，被征乃卖田百亩以供车马其证。然地主之于农民，剥削殊甚。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王莽亦云“厥名三十，实十税五”；此苏洵所谓“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者也，贫民复何以自活？荀悦所以谓“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也。见《汉纪·文帝纪》。仲长统云：“今欲张大平之纪纲，立至化之基趾，齐民财之丰寡，正风俗之奢俭，非井田莫由。”此为汉儒公有之见解。然其事卒不易行，故董仲舒有限民名田之论。时未能行。哀帝即位，师丹辅政，首建其议。孔光为丞相，何武为大司马，即奏请行之。其制：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过三百顷。(10)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岁以下，不在数中。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诸名田、畜奴婢过品，皆没入县官。《食货志》云：“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时田宅、奴婢，贾为减贱。丁、傅用事，董贤隆贵，皆不便也。诏书且须后，遂寝不行。”其时权贵颇有出其私产以予民者。《哀帝纪》：建平元年，大皇大后诏外家王氏田非冢茔，皆以赋贫民。


    (11)《平帝纪》元始二年，安汉公、四辅、三公、卿大夫、吏民为百姓困乏，献其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赋平民是也。此特好为名高，不足语于制度。王莽遂断行王田之法，三年而废。自此以后，遂无敢行激烈之举矣。荀悦言：“井田之制，土地布列在豪强，卒而革之，并有怨心，则生纷乱，制度难行。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兴之后，人众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备井田之法，宜以口数限田，为之立限，人得耕种，不得卖买，以赡贫弱，以防兼并，且为制度张本，不亦善乎？”案此即《申鉴》所谓“耕而勿有，以俟制度”也。仲长统《昌言》云：“今者土广民希，中地未垦。虽然，犹当限以大家，勿令过制。其地有草者，尽曰官田，力堪农事，乃听受之。若听其自取，后必为奸也。”司马朗亦以为宜复井田。谓“往者民各有累世之业，难中夺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宜及此时复之”。则乘乱而行井授，殆为当时论者之公意。然井田之制，不难于法之立，而难于法之行；不难于强行于一时，而难于维持于不敝。何者？缓急人所时有，称贷势不能无以为质，而农民除田宅外，无物可以为质故也。自晋之户调式，至唐之租庸调法，皆行汉人限民名田之论，而卒无验者以此。


    汉世土地，在官者尚颇多，观其赏赐可知。如苏武赐公田二顷；卜式赐十顷者再，武帝赐异父姊脩成君公田百顷；见《汉书·外戚传》。哀帝时，董贤赐田至千余顷见《师丹传》。是也。(12)三国时，魏赐满宠仅十顷，盖由其时垦田尚少之故。吕蒙卒后，吴复其田五十顷；蒋钦卒，赐其妻子芜湖田二百顷；则其数不可云菲。诸葛亮自表成都有桑八百株，田十五顷，盖云俭矣。(13)时亦有以公田赋与贫民者宣帝地节元年、三年，元帝初元元年、永光元年，后汉明帝永平九年，安帝永初元年，皆有是诏。章帝元和元年，诏令郡国募民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恣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顾耕佣，赁种，贳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算三年。其后欲还本乡者勿禁。三年，北巡狩，告常山、魏郡、清河、巨鹿、平原、东平郡大守、相曰：“今肥田尚多，未有垦辟，其悉以赋贫民。给与粮种。务尽地力，勿令游手。”其所以招徕之者颇殷。至以苑囿假贫民，则元帝初元元年、二年，章帝建初元年，咸有是诏。《后汉书·文苑·黄香传》：迁魏郡大守。郡旧有内外园田，常与人分种，收谷岁数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农。案武帝时，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亦日：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名田以便农，敢犯令者没入田货。哀帝时制，贾人亦不得名田。此所云《田令》，未知为何时令，然汉世商贾名田，法令常加禁止，则较然矣。《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禄之家，不与百姓争利”，乃悉以赋民，亦其事也。其规模最弘远者，当推平帝时罢呼池苑为安民县一事，已见第十三章第四节。汉高帝五年诏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又曰：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九年，徙齐、楚大族关中，亦与利田宅。《后汉书·张纲传》：降广陵贼，亲为卜居宅，相田畴。可见汉世田宅，尚多在官。俞正燮《癸巳类稿》云：“《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古者百亩，当今东田百四十六亩三十步。东田之名，郑、王、熊、皇、刘、孔皆不悉，至以为南东其亩之东。案谓之今东田者，汉文帝时洛滨以东，河北燕、赵，及南方旧井地，武帝以后即无之。《史记·秦本纪》云：商鞅开阡陌，东地渡洛，则尽秦地井田皆改，而六国仍以步百为亩，故谓之东田，对秦田言之也。东田之改，在汉武帝时。《汉书·食货志》云：武帝末年诏曰：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案井九百亩，屋三百亩，以千二百亩改五顷，是亩二百四十步也。桓宽《盐铁论》云：先帝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亩。《论》作于昭帝时，知制田指武帝也。所以知武帝改是东田者，西田是秦成制，则汉制是改东田。又商鞅言开阡陌，而武帝诏不言十二顷为五顷，而云一井一屋为五顷，明是续开商鞅未开之阡陌，井田至是始尽。合《王制》与《秦本纪》、《食货志》、《盐铁论》读之，东田之义始见，一井一屋之文亦见。而文散义隐，故解者不知也。”读此，知古代遗制，多有存于秦、汉时者。凡物成败，皆非一朝一夕之故，理固宜然。然其事之能行与不能行，则固不以其遗制之有无也。《三国·魏志·仓慈传》：迁敦煌大守。旧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土。慈皆随口割赋，稍稍使毕其本值。


    (14)敦煌为新辟之土，而其并兼之烈如此，而况于内郡乎？


    第四节　汉世禁奢之政


    汉人议论，无不以风俗之恶，归咎于物力之屈；物力之屈，归咎于用度之奢；用度之奢，归咎于制度之不立者。(15)贾生曰：“淫侈之俗，日日以长。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书·食货志》。严安日：“今天下人民，用财侈靡。车马，衣裘，宫室，皆竞修饰。调五声使有节族，杂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于前，以观欲天下。彼民之情，见美则愿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无节，则不可澹。民离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缙绅者不惮为诈，带剑者夸杀人以矫夺，而世不知愧，故奸轨浸长。臣愿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贫富不相燿，以和其心。”王吉曰：“古者衣服、车马，贵贱有章。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贪财诛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于冥冥，绳恶于未萌也。”贡禹曰：“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故黥劓而髡钳者，犹复攘臂为政于世。行虽狗彘，家富势足，目指气使，是为贤耳。故谓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桀，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坏败，乃至于是。自成、康以来，几且千岁，欲为治者甚众，然而大平不复兴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汉人议论，如此者甚多。故改正制度之事，犹时有之。其大者，欲行井田之政，轻重敛散之法，说已略见于前矣。其于用度，亦欲为之节制。今其可考最早者，为成帝永始四年之诏，已见第六章第二节。后汉明帝永平十二年，诏曰：“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淫。又车服制度，恣极耳目。有司其申明科禁宜于今者，宣下郡国。”章帝建初二年诏曰：“今贵戚近亲，奢纵无度。嫁取送终，尤为僭侈。有司废典，莫肯举察。《春秋》之义，以贵理贱。今自三公，并宜明究非法，宣振威风。其科条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备为之禁。先京师而后诸夏。”和帝永元十一年，诏曰：“吏民逾僭，厚死伤生。是以旧令，节之制度。顷者贵戚近亲，百僚师尹，莫肯率从。有司不举，怠放日甚。又商贾小民，或忘法禁。奇巧靡货，流积公行。其在位犯者，当先举正。市道小民，但且申明宪纲，勿因科令，加虐羸弱。”安帝永初元年，诏“三公明申旧令，禁奢侈，无作浮巧之物，殚财厚葬”。元初五年，诏“旧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务崇节约。遭永初之际，人离荒厄。朝廷躬自菲薄，去绝奢饰。食不兼味，衣无二采。比年虽获丰穰，尚乏储积。而小人无虑，不图久长。嫁娶送终，纷华靡丽。至有走卒奴婢，被绮縠，着珠玑。京师尚若斯，何以示四远？设张法禁，恳恻分明。而有司惰任，迄不奉行。秋节既立，鸷鸟将用。且复重申，以观后效”。桓帝永兴二年，诏“舆服制度，有逾侈长饰者，皆宜损省。郡县务存俭约，申明旧令，如永平故事”。观此诸诏，知汉世用度，本有程品，特莫之能行耳。《续汉书·舆服志注》载蔡邕表曰：“永平初，诏书下车服制度。诸侯王以下，至一于士庶，嫁娶被服，各有秩品。当传万世。臣以为宜集旧事、仪注、本奏以成志也。”《后汉书·荀爽传》：爽对策陈便宜，欲略依古礼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别，严督有司，必行其命。皆汉世本有制度之证。《张酺传》：病临死，敕其子曰：“显节陵扫地墓祭，欲率天下以俭。吾为三公，既不能宣扬王化，令吏人从制，岂可不务节约乎？其无起祠堂。可作藁盖庑，施祭其下而已。”此法令不能行之证也。夏侯玄言：“汉文虽身衣弋绨，而不革正法度，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笃齐治制之意。”司马宣王既诛曹爽，乃奏博问大臣得失。王昶陈治略五事，其五欲绝侈靡，务崇节俭。令衣服有治，上下有叙。其论犹与汉人同。《三国·魏志·崔琰传注》引《世语》，言陈思王妻衣绣，大祖登台见之，以违制，命还家赐死，则其行之颇严。然终成具文者？有司行法，孰肯得罪于巨室？虽有严明之主若魏武，安得事事躬察之乎？《蜀志·董和传》言：和为成都令。蜀土富实，时俗奢侈，和躬率以俭。防遏逾僭，为之轨制。县界豪强，惮和严法，遂说刘璋，转和为巴东属国都尉。此等事盖不少矣。江充为绣衣使者，禁察逾侈。贵戚近臣多奢僭，充皆举劾。奏请没入车马，令身待北军击匈奴。贵戚子弟皇恐，皆见上叩头求哀，愿得入钱赎罪。阳球为司隶校尉，权门屏气。诸奢饰之物，皆各缄縢，不敢陈设。韩延寿治颍川，与长老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卖偶车马下里伪物者，弃之市道。召信臣治南阳，禁止嫁娶送终奢靡，务出于俭约。张鲁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流移其地者，不敢不奉。此等皆偶得其人，行诸一时一地，其为效无几。而行之不善，转有徇虚名而受实祸者。汉宣帝五凤二年诏，谓“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此等禁令，必仅施诸小民，故和帝有勿因科令，加虐羸弱之戒也。当时贤者，亦有自能守法者。《汉书·王吉传》，言自吉至崇，吉子骏，骏子崇。世名清廉。皆好车马衣服。其自奉养，极为鲜明，而亡金银锦绣之物。及迁徙去处，所载不过囊衣。不蓄积余财。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传王阳能作黄金。此乃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汉世高官，禄赐颇厚。苟不为后日计，居官奉养，自可鲜明。去位即布衣疏食，彼盖以为法度当然。杨震子孙常蔬食步行；费祎雅性俭素，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三国志》本传《注》引《祎别传》。亦王阳之志也。古人盖以为居官用度，当由官给，至家计则当自谋，不当仰给于官。故诸葛亮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子官。


    (16)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然徒恃此一二人，何补于大局哉？


    行法禁奢，曾收一时之效者，莫过于建安之世。《三国·魏志·毛玠传》言：玠与崔琰，并典选举。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厉。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注》引《先贤行状》曰：“于时四海翕然，莫不厉行。至乃长吏还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车。军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拟壶飧之洁，家象濯缨之操。贵者无秽欲之累，贱者绝奸货之求。吏洁于上，俗移乎下，民到于今称之。”此等效验，盖已不易致。然激诡之行，徒容隐伪，和洽之言。终不可以持久。加以军人纵恣，法不能驭，名非所歆，故人亡政息，而其堤防遂至大溃矣。《三国·魏志·曹洪传注》引《魏略》，言大祖为司空时，以己率下。每岁发调，使本县平赀。于时谯令平洪赀财与公家等。大祖曰：“我家赀那得如子廉邪？”以大祖之严明，而不能禁军人之居积，况其他乎？诸葛瑾及其子恪并质素，虽在军旅，车无采饰，而恪弟融独为奢绮。潘璋性奢泰，末年弥甚。(17)服物僭拟。吏兵富者，或杀取其财物。偏方之国如此，而况中原？曹爽自一时之杰，而以奢败，盖亦风气使然。何夔，史称其于节俭之世，最为豪汰，然则何曾之日食万钱，亦有由来。晋初王、石之骄奢，武帝之荒怠，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人情孰不好奢？况于武人之全不知礼义者乎？兵乱之为祸博矣。


    第五节　汉世官私振贷


    汉世大夫，让爵，让爵之著者，先汉有韦玄成，后汉尤盛。让而见许者，如士耿况子国，刘般子恺及邓彪。不见许者，如徐防子衡，郭躬弟子镇之子贺。刘恺不见许而逃，有司奏请绝其国，肃宗美其义，特优假之。张奋则以违诏敕收，惧而就国。丁鸿友青以大义乃出。桓荣子郁，不许而分其租入。阴识弟兴之子庆，嗣位而让其财物。皆见《后汉书》本传。又有让仕者：鲁恭见本传。封观见《袁安传》。许荆、刘矩、童翊，皆见《循吏传》。让产者颇多。王商见《汉书》本传。郭昌，见《后汉书·郭皇后纪》。北海敬王，见《齐武王传》。舂陵侯敞，见《城阳恭王传》。鲍永、张堪、樊宏孙梵、张禹、韩棱，皆见本传。分财自薄者薛包，见《刘赵淳于江刘周赵传》首。诈讼以却仕者高凤，见《逸民传》。又有不受赙者，如后汉之廉范、张禹、袁闳。不受饯者，如三国魏之华歆，吴之刘宠、周景。赠遗不用，及去皆以还之者，如魏之张范。不受赐者，如吴之吕蒙。刘宠事见《三国·昊志·刘繇传注》引《续汉书》。余皆见《后汉书·三国志》本传。能分施者亦不少。如杨恽，初受父财五百万，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后母无子，财亦数百万，死皆与恽，恽尽复分后母昆弟。郇越散其先人赀千余万，以分施九族州里是也。见《王贡两龚鲍传》。任恤之行，亦颇有之。如张堪素有名声，尝于大学见朱晖，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晖臂曰：“愿以妻子托朱生。”晖以堪先达，举手未敢对。自后不复相见。堪卒，晖闻其妻子贫困，乃自往候视，厚振赡之。张乔，少与犍为杨恭友善。恭蚤死，遗孤未数岁。裔迎，留与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且长大，为之娶妇，买田宅产业，使立门户。张嶷得疾困笃。家素贫匮。广汉大守蜀郡何祇，名为通厚。嶷夙与疏阔，乃自舆诣祇，托以治疾。祇倾财医疗，数年除愈。陆瑁，少好学笃异。陈国陈融、陈留濮阳逸、沛郡蒋纂、广陵袁迪等，皆单贫有志，就瑁游处。瑁割少分甘，与同丰约。及同郡徐原，爰居会稽，素不相识。临死遗书，托以孤弱。瑁为起立坟墓，收导其子。皆其卓然在人耳目者也。丧乱之际，又多能互相扶持。如管宁，每所居，姻亲、知旧、邻里有困穷者，家储虽不盈儋石，必分以赡救之。《三国志》本传《注》引《傅子》。王朗，虽流移穷困，朝不谋夕，而收恤亲旧，分多割少，行义甚著。杨俊避兵京、密，京，汉县，今河南荥阳县东南。密，见第十三章第二节。同行者百余家，俊振济贫乏，通共有无。赵俨避乱荆州，与杜袭、繁钦通财同计，合为一家。许靖避难交州，陈国袁徽与荀或书，称其“自流宕已来，与群士相随。每有患急，常先人后己。与九族中外，同其饥寒。其纪纲同类，仁恕恻怛，皆有效事，不能复一二陈之”。陈武，仁厚好施。乡里远方客，多依托之。(18)全琮，父柔，尝使琮赍米数千斛到吴，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还。柔大怒。琮顿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县之患，故便振赡，不及启报。”柔更以奇之。时中州士人，避乱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数。琮倾家给济，与共有无。遂显名远近。此等高风，尤为后人所跤慕。然瑰奇之行，必非夫人之所能，且其中或有好为名高者。


    (19)好名者能让千乘之国，苟非其人，则箪食豆羹见于色矣。王符论当时之弊曰：“疏骨肉而亲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马。宁见贯朽千万，而不忍贷人一钱。情知积粟腐仓而不忍贷人一斗。骨肉怨望于家，细人谤于道。”此普遍之情形也。求睦姻任恤之风，于财产私有之世，安可得哉？


    官家振贷之事，最常行者，为贷与种食。如第一节所引元帝初元元年之诏是。所贷者后或免之。如文帝二年，开籍田，诏贷种食未入，入未备者皆舍之；昭帝元凤三年，诏三年以前所振贷，非丞相御史所请，边郡受牛者勿收责；元帝永光四年，诏所贷贫民勿收责是。又有与逋租并免者：如武帝元封元年诏，谓“民田租逋赋贷已除”是。后汉顺帝永和六年，诏假民有赀者户钱一千，此为汉世仅见之事。又有贷以田者。宣帝地节三年，诏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元帝永光元年，赦天下，令厉精自新，各务农亩。无田者皆假之，贷种食如贫民。师古曰，此谓遇赦新免罪者。《食货志》谓武帝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新秦，贷与产业，盖指此。武帝元狩三年，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麦。举吏民能假贷贫民者以名闻。《食货志》云“募豪富人相假贷”，盖特奏名以歆动之。宣帝本始四年，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书入谷输长安仓助贷贫民者，得毋用传。后汉桓帝永寿元年，司隶、冀州饥，人相食。敕州郡振给贫弱。若王侯、吏民有积谷者，一切得十分之三，以助禀贷。其百姓吏民，以见钱顾直。王侯须新租乃偿。此又借助于贵富之家，以赈恤贫民者也。然此等事容难普遍，而务邀倍称之息者乃日闻。


    《货殖列传》言：子贷金钱千贯者，比千乘之家；又言吴、楚兵起，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家；(20)则当时已有专以放债为事者。然营此业者，似以商贾为多。桓谭上疏陈时政之宜曰：“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货。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今可令诸商贾，自相纠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则专役一己，不敢以货与人，事寡力弱，必归功田亩。”以货与人，盖即所谓赊贷，秦、汉间多有行之者。汉高祖从王媪、武负贳酒。吕母益酿醇酒，赊与少年来酤者。《后汉书·刘盆子传》。潘璋家贫好赊酤。《盐铁论·水旱篇》言：“故民得鼓铸之时，得以财货、五谷新敝易货，或贳。”此皆贳之凡民者。桓谭所言，则小商借资本于大商，或受取其物，为之分销者也。《货殖传》言鲁丙氏贳贷行贾遍郡国，所谓贳贷，盖亦如是。此皆为数较巨，犹今商业银行及钱庄所营。其民间自相假贷，则晃错《贵粟疏》谓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其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如淳曰：取一偿二为倍称。新室泉府之政所欲救正者，犹今民间之放债者也。古来借贷，本出于宫。故汉时尚有倚恃官势为之者。《汉书·货殖列传》言罗裒致千余万，举其半赂遗曲阳、定陵侯，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谷永传》：永言掖庭狱为人起责，分利受谢是。《王子侯表》：旁光侯殷，元鼎元年，坐贷子钱不占租，取息过律免，此贵人自行放债者。《后汉书·虞诩传》：诩上疏言“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钱给贷贫人”，司空案劾，州及郡县皆坐免黜，则官且躬自为之矣。


    后汉光武建武六年，诏郡国有谷者，给禀高年、鳏、寡、孤、独及笃癃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如律。章帝元和三年，诏婴儿无父母、亲属及有子不能养食者，禀给如律。献帝建安二十三年，魏王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以上无夫、子，若年十二已下无父母、兄弟，及目无所见，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廪食终身。幼者至十二止。贫穷不能自赡者，随口给贷。老耄须侍养者，年九十以上，复不事家一人。《三国·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此等皆养民之政，见于法令者，然亦告朔之饩羊而已矣。


    【注释】


    (1)数：古十万为亿，汉万万为亿。


    (2)地权：汉人计訾土田不在其列。


    (3)地权：大规模农业如樊宏，兼并如张禹，又见第三节。


    (4)商：汉武新莽行轻重皆用商人。


    (5)商：贡禹欲令近臣自诸曹侍中以上，毋得贩卖。全琮父使市易。


    (6)地权：缘边之畜牧。


    (7)音乐：汉时富贵者，皆有家乐。


    (8)文具：仲长统言身无半通青伦之命。


    (9)生计：王符言城乡之别已显。


    (10)地权：汉时名田之法。贾人皆不得名田，则商人已事兼并，田令商者不农。名田之论。


    (11)地权：大后诏王氏田非冢茔，皆以赋贫民，则古荒地多，苑囿之类，苑囿赋民。


    (12)地权：汉世公田颇多。


    (13)地权：吕蒙五十顷，诸葛亮十五顷。


    (14)地权：仓慈在敦煌割大族地赋小民，使徐毕其直。


    (15)生计：汉人皆咎制度不立。其禁令。其不行或行之而反扰累。能自守制度者。


    (16)职官：随身衣食悉仰于官，家计不与。


    (17)兵：三国军人之富。


    (18)借贷：贷谷以充振给。


    (19)生计：振疏徒名高，王符所言悭吝乃普遍情形。


    (20)借贷：子钱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