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秦汉时社会组织

    第一节　昏制


    宗法昌盛之世，抑压女子必甚。斯时之女子，殆全为家族之奴隶，观班昭所作《女诫》可知。见《后汉书·列女传》。鲍永以妻于母前叱狗，即去之。李充家贫，兄弟六人，同食递衣。妻窃谓充曰：“今贫居如此，难以久安。妾有私财，愿思分异。”充伪酬之曰：“如欲别居，当酝酒具会，请呼乡里内外，共议其事。”妇从充，置酒燕客。充于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妇人无状，教充离间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妇，逐令出门。妇衔涕而去。此虽矫激之行，然当时重视家族，轻视妇女之风，则于此可见矣。


    汉世昏姻，尚颇重本人之意，非如后世专由父母主持者。《后汉书·宋弘传》：光武姊湖阳公主新寡。帝与共论朝臣，微观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图之。”后弘被引见。帝令主坐屏风后，因谓弘曰：“谚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顾谓主曰：“事不谐矣。”此与《左氏》公孙楚、公孙黑争昏徐吾氏，而徐吾犯使其妹自择之同。见昭公元年。可见男女本非不可相悦，特不当亲求亲许而已。此古风之未尽泯者也。昏姻所以浸由父母主持者？盖因家族权力大，其结昏姻，每藉此以图利，遂置本人之愿否于不顾。大之如有国有家者之结和亲，图外援，汉时嫁女于匈奴、乌孙，尚沿此习。小之则匹夫匹妇利聘币，觊嫁资皆是。陈平少时，家贫，及娶富人张负女孙，赍用益饶，游道日广。卓文君奔司马相如，卓王孙亦分予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可见当时娶妻，多有利其嫁资者。藉嫁女以牟利者，则尤多矣。《潜夫论·断讼篇》云：“诸一女许数家，虽生十子，更百赦，勿令得蒙一，还私家，则此奸绝矣。不则凳其夫妻，徙千里外剧县，乃可以毒其心而绝其后。”其深恶之至于如此，可见当时此等风气之甚。又云：“贞洁寡妇，遭直不仁世叔，无义兄弟，或利其聘币，或贪其财贿，或私其儿子，则迫胁遣嫁，有自缢房中，饮药车上，绝命丧躯，孤捐童孩者。又或后夫多设人客，威力胁载。”此则以劫略而兼卖买矣。《后汉书·列女传》：刘长卿妻，桓鸾之女。生一男五岁而长卿卒。防远嫌疑，不肯归宁。儿又夭殁。乃豫刑耳以自誓。阴瑜之妻，荀爽之女。瑜卒，爽强嫁之。至于自缢。士大夫之家如此，况细民邪？孝景王皇后，嫁为金王孙妻，生一女矣，其母臧儿，夺之入大子宫，则已嫁之女，犹有见夺者。昏姻既全由家长主持，不顾本人之意，遂有许昏甚早者。《三国·魏志·王脩传注》引王隐《晋书》云：同县管彦，少有才力，未知名。裒独以为当自达，常友爱之。男女各始生，共许为昏。彦果为西夷校尉。裒后更以女嫁人。彦弟馥问裒。裒曰：“吾薄志毕愿，山薮自处。姊妹皆远，吉凶断绝，以此自誓。贤兄子葬父于帝都，此则洛阳之人也，岂吾欲昏之本旨邪？”馥曰：“嫂齐人也，当还临淄。”裒曰：“安有葬父河南，随妻还齐？用意如此，何昏之有？”遂不昏。当时视昏约不甚重，故其弊尚不甚大；后世昏约，一成而不可变，则其弊弥甚矣。


    《汉书·文帝纪》：元年三月，有司请立皇后。皇大后曰：立大子母窦氏为皇后。何焯曰：“立大子母上，《史记》有诸侯皆同姓五字。盖周之天子，逆后于妫、姜之国。今诸侯皆同姓，则不可拘以旧制，必贵姓也。然自此，景立王，武立卫，安于立贱矣。此等皆汉事与三代始判分处。”案魏氏三世立贱，栈潜抗疏以谏，孙盛著为讥评，见第十二章第四节。则时人之于族姓，视之未尝不重。特社会等级究渐平；而徇俗之意，亦或不敌其好色之情，自古相沿之禁忌，遂至日以陵夷耳。魏文德郭皇后外亲刘斐，与他国为昏。后闻之，敕曰：“诸亲戚嫁娶，自当与乡里门户匹敌者，不得因势强与他方人昏也。”盖乡里难得高门，与外方人昏差易，故刘斐于是求之耳。此又民间昏娶之扳援门第者也。


    男女交际，尚视后世为广。汉高祖还过沛，置酒沛宫，沛父兄、诸母、故人日乐饮极欢，道故旧为笑乐。见《本纪》十二年。光武祠旧宅，观田庐，置酒作乐，宗室诸母因酣悦相与语曰：“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惟直柔耳，今乃能如此。”(1)《本纪》建武十七年。可见州闾之会，妇女之与者尚多也。


    离昏再嫁，亦为习见之事。外黄富人女，庸奴其夫，亡抵父客，父客即为请决，别嫁张耳。朱买臣妻，亦以家贫求去更嫁。魏文帝甄后，本袁绍中子熙妻。孙权徐夫人，亦初适陆尚。权长女鲁班，前配周瑜子循，后配全琮。少女鲁育，前配朱据，后配刘纂。帝王之家如此，氓庶可知。谷永劝汉成帝益纳宜子妇人，毋避尝字，则帝王亦不讳取再嫁之女。王章攻王凤，谓凤知其小妇弟张美人，已尝适人，于礼不宜配御至尊，托以为宜子，内之后宫。且羌、胡尚杀首子，以荡肠正世，况于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见《汉书·元后传》。此乃有意攻击，非当时之通论也。当时守一不贰者，大率当存亡之际，感激意气而然，非庸行。曹爽从弟文叔早死，妻夏侯文宁女，名令女，居止常依爽。


    (2)及爽被诛，曹氏尽死，令女叔父上书与曹氏绝婚，强迎令女归。文宁使风之。令女以刀断鼻，血流满床席。或谓之日：“人生世间，如轻尘栖弱草耳，何至辛苦乃尔？且夫家夷灭已尽，守此欲谁为哉？”令女曰：“闻仁者不以盛衰改节，义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时，尚欲保终，况今衰亡，何忍弃之？”《三国志·爽传注》引皇甫谧《列女传》。彼其视衰亡时之不可弃背，尤甚于其盛时也。弘农王之见杀，谓妻唐姬曰：“卿王者妃，势不复为吏民妻，自爱。”亦谓尊卑不敌，非以再嫁为不可，故其归乡里，其父犹欲嫁之也。惟贞妇亦稍见重，故汉宣帝神爵四年有赐颖川贞妇帛；平帝元始元年，有复贞妇乡一人之举。然此自贵其信义，而亦非专责诸女子，故光武善赤眉酋长，本故妻妇无所改易；见《后汉书·刘盆子传》。而冯衍亦自伤有去两妇之名也。《后汉书·衍传注》引衍《与宣孟书》。


    《周官》媒氏、《管子》合独之政，嫁娶本由官主，已见《先秦史》第十一章第一节。汉世遗意犹有存者。淮南王异国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嫁之是也。见《汉书·地理志》。降逮三国，录夺妇女，以配将士之事尤多。《三国·魏志·杜畿传注》引《魏略》，言畿初在河东，被书录寡妇。是时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偶，依书皆录夺，啼哭道路。畿但取寡妇，故所送少。《明帝纪》青龙三年《注》引《魏略》，言是时录夺士女，前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既听以生口自赎，又简选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暴政之亟行，亦旧制之流失也。晁错《论徙民塞下》曰：“人情非有匹敌，不能久安其处。”欲“亡夫若妻者，由县官买予之”。王莽时，民犯铸钱，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传诣钟官，到者易其夫妇，见第七章第二节。此乃其夫妇既经离散，官为择配，非谓犹相匹偶，而故革易之，亦古者合男女之政也。然遂成为暴政，可见今古之异宜矣。


    《汉书·王吉传》：吉言“世俗嫁娶大早，未知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3)今观班昭十四而适曹氏，见其所作《女诫》。陆绩女郁生十三而适张白，见《三国·吴志·绩传注》。吉之言似信。然汉惠帝六年，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犹以其过迟为虑者，盖亦蕃育人民之意耳。然亦可见当时习以十五为始嫁之年矣。


    汉妃妾之制，初沿自秦，后武帝、元帝皆有增置，凡十四等，皆有爵秩。后汉惟皇后、贵人。贵人金印紫绶，奉不过数十斛。又有美人、宫人、采女三等，并无爵秩。魏制凡十二等。见《汉书·外戚传》、《后汉书·皇后纪》、《三国·魏志·后妃传》。和、嫔、美、御之制，乃王莽所伪托。见第七章第三节。《三国·魏志》：王朗上疏，言《周礼L》六宫内官百二十人，(4)《周官》无此文，盖其说。而诸经常说，咸以十二为限。《蜀志·董允传》：后主欲采择以充后宫，允以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强执不听。可见莽世伪造之说，儒者并不之信也。大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皇孙妻妾无号位，皆称家人子；亦见《汉书·外戚传》。诸侯王以令置八子，秩比六百石，见《汉书·高五王传》。后汉制，诸王娶小夫人，不得过四十人，见《续汉书·百官志注》引胡广说。以号位论，于古似未甚侈，然其所限人数，则稍褒矣，况其实，尚有不止于此者乎？贡禹言武帝后宫数千；诸侯妻妾或至数百；豪富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汉书·史丹传》言丹后房妻妾数十人是也。惟后汉梁节王畅上疏，自言臣畅小妻三十七人，尚未越法令所定。


    汉世贵族，淫乱颇甚。赵翼《廿二史剳记·汉诸王荒乱》一条极言之。又云：武帝姊馆陶公主寡居，宠董偃十余年。主欲使偃见帝，乃献长门园地。武帝喜，过主家。主亲引偃出。偃奏馆陶公主庖人偃昧死拜谒。帝大欢乐，呼为主人翁。案事见《汉书·东方朔传》。武帝女鄂邑盖公主寡居。昭帝初立，年八岁，主以长姊入禁中供养。而主素私通丁外人。帝与霍光闻之，不绝主欢，诏外人侍长公主。上官桀谄外人，欲援列侯尚主例，为外人求封侯。(5)燕王旦亦上书，言陛下幸使丁外人侍公主，宜有爵号。《霍光传》。赵氏以帝女私幸之人，天子闻之，不以为怪，亲王大臣，且为上书乞封为可异，实则其可异尚有不止于是者。汉诸王荒乱，如第四章第六节所述者，或系病狂，不可以常理度。若汉武帝卫皇后，乃自帝幸平阳主家时，侍尚衣轩中得幸，可见贵人之淫乱，


    (6)不择地而施，而霍光欲上官皇后擅宠有子，致宫人使令，皆为穷袴，多其带，又不足言矣。班超子始，尚清河孝王女阴城公主。主贵骄淫乱，至与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床下。始积怒，拔刃杀主。始坐要斩，同产者皆弃市。光武女郦邑公主，亦为新阳侯世子阴丰所害。丰诛死。父母当坐皆自杀。《阴识传》云：“帝以舅氏故，不极其刑”，盖谓未如始之要斩，同产皆坐也。尚主之祸如此，桓帝欲以公主妻杨乔，而乔不食以死，又何怪邪？


    许后姊为淳于长小妻，见第六章第二节。窦融女弟亦为王邑小妻，见《后汉书》本传。则汉世虽贵家女，亦不讳为妾媵，(7)民间更无论矣。后汉光武建武七年、十三年，有略为下妻及依托人为下妻，欲去者恣听之，敢拘留者，以卖人法略人法从事之诏。(8)见第十四章第二节。贾谊言当时之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内之闲中，此所谓卖；《后汉书·酷吏传》：黄昌妇归宁，遇贼被获，遂流转入蜀为人妻，则所谓略也。是时贵富之家，多娶妻妇，亦非尽为淫欲。如后汉周举对策，言竖宦之人，虚以形势，威侮良家，娶女闭之，至有白首，殁无配偶；《宦者传》言四侯之横，亦云多娶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盖俗以多妾媵为荣，故如此。亦犹之侈仆从之众多耳。古臣妾本同物也。


    周举咎宦官娶女闭之，至于白首，则当时婢妾，过期原可遣出。(9)盖尚视为婢仆之流，不视为家属也。故宫人亦多遣出。文帝十二年，出孝惠后宫美人令得嫁。及崩，遗诏归夫人以下至少使。景帝崩，亦出宫人归其家。复终身。成帝永始四年，出杜陵未尝御者归家。哀帝绥和二年，掖庭宫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平帝崩，则行之以遗诏。出媵妾皆归家得嫁，如孝文时故事。惟霍光厚葬武帝，且以后宫女置于园陵，为宦官宫妾之孝耳。参看第五章第十二节。魏文帝疾笃，即遣后宫淑媛、昭仪以下归其家，尤非汉诸帝所及。有学问者，举措究与恒人不同也。张敞奏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张脩等十人无子，又非姬，但良人，无官名，王薨当罢归，大傅豹等擅留以为哀王园中人，所不当得为，请罢归”。则汉世贵人姬妾，当罢与否，视乎其位，著于法令。然汉之美人，魏之淑媛、昭仪，固亦皆有位号者也。则此等法令，亦应改正矣。


    适庶之别颇严。(10)观《汉书·外戚恩泽侯表》：孔乡侯傅晏，元寿二年，坐乱妻妾位免，徙合浦可知。王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公孙瓒家世二千石，以母贱为郡小吏。汉景帝子常山宪王舜，有不爱姬，生长男税，雅不以为子数，不分与财物。大子代立，又不收恤税。郑季与卫媪通而生卫青，青少时归其父，父使牧羊，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为兄弟数。则适庶出之子，贵贱亦相去颇远。


    贡禹言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此即所谓倡伎也。张禹身居大第，后堂理丝竹管弦。其弟子戴崇，每候禹，常责师：宜置酒设乐，与弟子相娱。禹将崇入后堂饮食。妇女相对，优人管弦铿锵，极乐，昏夜乃罢。马融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则汉世士大夫之家，尚多有伎乐。(11)《史记·货殖列传》言：中山女子，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又云“赵女、郑姬，设形容，楔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即指此等人言之也。此等人尚未必能自粥其伎，大抵有为之主者。《汉书·外戚传》：宣帝求得外祖母王妪。令大中大夫与丞相、御史属杂考问。妪言名妄人，家本涿郡蠡吾平乡。汉蠡吾，今河北博野县。年十四，嫁为同乡王更得妻。更得死，嫁为广望王乃始妇。广望，汉县，今河北清苑县西南。产子男无故、武，女翁须。翁须年八九岁时，寄居广望节侯子刘仲卿宅。仲卿谓乃始曰：“予我翁须，自养长之。”媪为翁须作缣单衣送仲卿家。仲卿教翁须歌舞。往来，归取冬夏衣。居四五岁，翁须来，言“邯郸贾长儿求歌舞者，仲卿欲以我与之”。媪即与翁须逃走之平乡。仲卿载乃始共求媪。媪皇急，将翁须归。曰：“儿居君家，非受一钱也，奈何欲予他人？”仲卿诈曰：“不也。”后数日，翁须乘长儿车马过门，呼曰：“我果见行，当之柳宿。”苏林曰：聚邑名也。在中山卢奴东北三十里。汉卢奴，今河北定县。媪与乃始之柳宿，见翁须，相对涕泣。谓曰：“我欲为汝自言。”翁须曰：“母置之。何家不可以居？自言无益也。”媪与乃始还求钱用，随逐至中山卢奴。见翁须与歌舞等比五人同处。媪与翁须共宿。明日，乃始留视翁须，媪还求钱，欲随至邯郸。媪归粜买，未具，乃始来归，曰：“翁须已去，我无钱用随也。”因绝。至今不闻其问。贾长儿妻贞及从者师遂辞：往二十岁，大子舍人侯明从长安来求歌舞者，请翁须等五人，长儿使遂送至长安，皆入大子家。此即宣帝母被诳粥之始末也。广望节侯者，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子。其子之所为如是，可见汉时此等事之盛也。《三国志·杨阜传》言曹洪御马超还，置酒大会，令女倡著罗縠之衣蹋鼓，则军中亦有伎乐。


    第二节　族制


    古代士大夫，亲族之聚居者较多，农民则五口八口之家而已，已见《先秦史》第十一章第二节。此种情形，秦、汉之世犹然。汉高祖谓诸功臣：“诸君独以身从我，多者三两人，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董崇说寇恂曰：“君所将皆宗族昆弟。”伯升之起也，阴识率子弟、宗族、宾客千余人往诣。孙坚举事，其季弟静，纠合乡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为保障，众咸附焉。沮授知袁绍将败，会其宗族，散资财以与之。孟代谗审配曰：族大兵强。则当时居军中者，多有宗族相随。避乱者亦然。韩融将宗亲千余家避乱密西山中。见《后汉书·荀或传》。密，汉县，在今河南密县东南。荀或将宗族从韩馥。高柔从兄干在河北呼柔，柔举宗从之。董和率宗族西迁。田畴归魏大祖，尽将其家属及宗人三百余家居邺，则其隐徐无时，亦必与宗人俱可知也。盖时去封建之世近，各地方皆有强宗巨家。畴与管宁、邴原、王烈等，能为流人之主，为之立纪纲，平诤讼，兴教化者以此，以其素为民所归仰也。参看第四节。然此特旧制之惰力，以事势论，则仍趋于分。(12)故贾谊言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汉书·地理志》，亦云河内好生分，颍川好分异。当时论者，多以是为俗之薄。于同居者则称道之。如《后汉书·魏霸传》，称其少丧亲，兄弟同居，州里慕其雍和。《崔骃传》云：子瑗，兄弟同居数十年，乡里化之。《蔡邕传》云：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是也。夫仅三世同居，兄弟同居，而亦为人所称道，则分异之风之甚可知矣。《汉书·酷吏传》言济南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孙嵩之藏赵岐也，曰：“我北海孙宾石，阖门百口，势能相济。”然则强宗巨家，多为政令之梗，是以武帝时，徙强宗大族，不得族居，见《后汉书·郑弘传注》引谢承书。而其时之刑诛，亦必波及亲族。唐玹之毒赵岐也，收其家属宗亲，陷以重法，尽杀之。段颎杀苏不韦，亦诛一门六十余人。《后汉书·苏章传》。马超门宗二百余家，为孟德所诛略尽。盖皆虑其报复，或不自安以致反侧也。生计之情形，既不容不分异，其不分异者，复为政令所摧残，欲宗法之不废坠，难矣。


    当时宗族大者，非封建之世之遗孽，则新兴之豪富民，如樊重是也。见第十五章第二节。不然，则虽至行如薛包，弟子求分财异居，包亦不能止矣。包事见《后汉书·刘平等传》首。应劭《风俗通义·过誉篇》议汝南戴伯起让财于兄之失引之，非矫激之人也。《后汉书·何敞传》：迁汝南大守，百姓化其恩礼，其出居者，皆归养其父母。《独行传》：缪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财产。及各娶妻，诸妇遂求分异，又数有斗争之言，彤乃掩户自挝。弟及诸妇闻之，悉叩头谢。遂更为敦睦之行。此等皆不免矫激。然分异之势，矫激者亦不能止，乃又藉让财以立名。《后书·循吏传》：许荆祖父武，以二弟晏、普未显，欲令成名。乃割财产，以为三分，武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并悉劣少。乡人皆称为克让，而鄙武贪婪。晏等以此，并得选举。武乃会宗亲，泣言其故，悉以财推二弟。此等举动，阅之令人作恶。应劭曰：“同居上也，通有无次也，让其下耳。”不能通有无于隐微之间，而必行逊让于昭著之地，不益见同居之不能维持邪？当时亲族之间，能互相救恤者，亦间有之。如《后书·文苑传》载侯瑾少孤贫，依宗人居其事。然《逸民传》又载周党家产千金，少孤，为宗人所养，遇之不以理，及长，又不还其财，党诣乡县讼乃还之，则与今世之惟利是图者无异矣。财产私有之世，安能真有仁让之风邪？


    汉世去古近，故母系遗俗，犹未尽泯。《廿二史剳记》言汉皇子未封者率以母姓为称，举卫大子、史皇孙为例。然景帝十三子，其母五人，而《史记》称其世家为《五宗》，则明系以子系母，非仅称号而已。(13)此实与黄帝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人同，盖犹是母系之世之遗俗也。《汉书·外戚侯表》有扶柳侯吕平，以皇大后姊长姁子侯。师古曰“平既吕氏所生，不当姓吕，盖史家惟记母族”，此径从母姓者也。吕平《史记》作昌平，盖字误。其冒改他姓者，亦非所讳。滕公曾孙颇，尚平阳公主，主随外家姓，号孙公主，而滕公子孙，更为孙氏。卫青以同母姊子夫得幸武帝而冒姓为卫氏。张孟为灌婴舍人，得幸，因进之，至二千石，则蒙灌氏姓为灌孟。张燕本姓褚，以张牛角死，令众奉燕，因改姓张。此因古人之氏，本可随意改易故也。至古之所谓姓者，汉时已不可知，汉世有吹律定姓之法。《汉书·京房传》：房本姓李，推律自定为京氏。《潜夫论·卜列篇》述俗人之说云：“大皞木精，承岁而王，夫其子孙，咸当为角。神农火精，承荧惑而王，夫其子孙，咸当为征。黄帝土精，承填而王，夫其子孙，咸当为宫。少皞金精，承大白而王，夫其子孙，咸当为商。颛顼水精，承辰而王，夫其子孙，咸当为羽。”乃诬妄之说，不足信也。《三国·蜀志·卫继传》云：父为县功曹。继为儿时，与兄弟随父游戏庭寺中。县长蜀郡成都张君无子，数命功曹呼其子省弄，甚怜爱之。因言宴之间，语功曹欲乞继。功曹即许之。遂养为子。时法禁以异姓为后，


    (14)故复为卫氏。然朱然本姓施，朱治养以为子，后然为治行丧竟，乞复本姓，而孙权不许，则其法犹未甚严矣。


    第三节　户口增减


    汉世户籍，谓之名数。《汉书·高帝纪》五年五月，诏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是也。(15)师古曰：名数，谓户籍也，《石奋孔光传注》同。亦或但谓之名。《汉书·张耳传》：尝亡命游外黄。师古曰：“命者，名也。凡言亡命，谓脱其名籍而逃亡。”《淮南厉王传》：相等奏长曰“为亡命弃市诈捕命者丞以除罪”，命即名也。又或但谓之数。《汉书·叙传》：昌陵后罢，大臣名家，皆占数于长安。亡命二字，习用既久，遂若但作亡字用者，然其本意自谓脱籍，或谓直作自逃其命解，非也。刘敞说。《史记·秦始皇本纪》：十六年，初令男子书年，(16)是前此户籍，男女皆不书年，此时女子犹不书年，则古代户籍之法，颇为粗疏。然《汉书·淮南厉王传》：薄昭遗王书曰：“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案《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仓公言：“诚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数左右，不修家生，出游行国中，问善为方数者事之。”必移名籍左右，乃得出行，盖即所谓亡之诸侯，及游宦事人之法；《王子侯表》：陆侯延寿，坐知女妹夫亡命笞二百首匿罪免，盖即所谓舍匿之法；则其法颇严矣。盖小国寡民之世，上下相亲，耳目周市，民不欲为奸欺，为奸欺亦非易，故户籍之法，无待严密，其后稍欲逃避赋役，则法亦随之而苛也。


    《盐铁论·未通篇》：御史言：“民不齐出于南亩，以口率被垦田而不足。”文学言：“往者军陈数起，用度不足，常取给见民，田家又被其劳，故不齐出于南亩也。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不敢督责，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后亡者为先亡者服事。故相去愈甚，而就少愈多。”此户口不实，及民因赋役而流亡之情形。《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十五年，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刘隆传》谓是时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故下州郡检核其事。又谓刺史大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时诸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由趣。吏不肯服。时显宗为东海公，年十二，在幄后，言日：“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帝令虎贲将诘问吏，吏乃实首服，如显宗对，此垦田户口，不易检核之情形也。《续汉书·礼仪志》日：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后书·江革传》曰：建武末年，与母归乡里。每至岁时，县当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摇动，自在辕中挽车，不用牛马。则是时检核户口，(17)官吏初不亲历闾里，顾召人民而验之，安有得实之理乎？《史记·萧相国世家》云：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则郡县户口，中央皆有其籍，然亦未必得实耳。


    前汉户口，以元始二年为最盛。其数见于《汉书·地理志》。凡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殿本考证》：齐召南云：“《帝王世纪》日：民户千三百二十三万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九百一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皇甫谧所计户口，必本此志，而数目参差，似所见古本异也。”后汉户口，永和五年之数，见于《续汉书·郡国志》。凡户九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万二百二十。《注》：“应劭《汉官仪》日：永和中，户至千七十八万，口五千三百八十六万九千五百八十八。又《帝王世纪》：永嘉二年，户则多九十七万八千七百七十一，口七百二十一万六千六百三十六，应载极盛之时，而所殊甚众；舍永嘉多，取永和少；良不可解。皇甫谧校核精审，复非缪记，未详孰是。岂此是顺朝时书，后史即为本乎？伏无忌所记，每帝崩，辄最户口及垦田大数，今列于后，以见滋减之差焉。”案历代史籍所载户口，均系出赋役者之数，而非生齿之数。即以赋役之数论，亦未必得实。故《后书注》所引伏无忌记所载之数，不更备引，以避繁碎。至《续志》所载，不取最多之数者，本于顺朝之书之说，当得其实也。案中国见在人数，为四万五千余万，虽不必实，相去初不甚远，而历代户口，无及万万者，其非情实可知。盖人民欲避赋役，隐匿者多；官吏不能核实，且亦不欲以实数上闻，故其去实在情形，如此之远也。


    《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曰：“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此秦末凋丧，及汉初增殖之情形也。《汉书·昭帝纪赞》曰：“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益耗，户口减半。(18)光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此武帝时耗损及昭帝后增殖情形也。仲长统言：“王莽之乱，残夷灭亡，倍于秦、项。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可见莽末伤残之甚。《三国·蜀志·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谓刘禅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谓王浚收吴图籍，领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续汉书·地理志注》引《帝王世纪》云：景元四年，与蜀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又案正始五年，扬威将军朱照日所上吴之所领，兵户九十三万二千，推其民数，不能多蜀矣。昔汉永和五年，南阳户五十余万，汝南户四十余万。方之于今，三帝鼎足，不逾二郡。(19)案《三国·魏志·杜畿传》，载畿子恕上疏日：“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蒋济传》：景初中，济上疏曰：“今虽有十二州，至于民数，不过汉时一郡。”《陈群传》：青龙中，群上疏曰：“今承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注》云：“案《晋大康三年地记》：晋户有三百七十七万，吴、蜀户不能居半。魏虽始承丧乱，方晋当无大殊。长文之言，于是为过。”然凋残之实，要不可讳矣。脱漏隐匿，自亦于斯为甚。《蜀志·吕又传》日：累迁广汉、蜀郡大守。蜀郡一都之会，户口众多；又亮卒之后，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乂到官，为之防禁，开喻劝道。数年之中，漏脱自出者万余口。以葛亮为政之核实，而身殁未几，蜀郡情形，遽至如此，亡命者之多，自可想见。《魏志·袁绍传注》引《九州春秋》云：“袁谭在青州，别使两将，募兵下县。有赂者见免，无者见取。贫弱者多，乃至窜伏丘野之中，放兵捕索，如猎鸟兽。邑有万户者，著籍不盈数百。收赋纳税，三分不入一。”暴戾如此，曷怪人民之窜匿邪？《魏武帝纪》：兴平七年正月令曰：“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苏则传注》引《魏名臣奏》：雍州刺史张阮答文帝令问，言“金城郡昔为韩遂所见屠剥，死丧流亡，或窜戎狄，或陷寇乱，户不满五百。则到官，内抚凋残，外鸠离散，今见户千余”。此等因兵荒而凋敝之情形，夫岂无有？然终不如逃窜者之多也。


    《魏志·卫觊传》，言觊留镇关中，时四方大有还民，关中诸将，多引为部曲。觊书与荀或，言郡县贫弱，不能与争，兵家遂强，一旦变动，必有后忧。《吴志·诸葛瑾传》言瑾卒，子恪已自封侯，故弟融袭爵摄兵业，驻公安。注引《吴书》曰：赤乌中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表病死，权以融代表。后代父瑾领摄诸部曲。士卒亲附之。疆外无事。《陈武传》庶子表，所受赐复人得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表视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陈让，乞以还官，充足精锐。权甚嘉之。下郡县料正户羸民，以补其处。此等皆不属于郡县，(20)故郡县之民，弥见其少也。


    入籍者谓之占着。《汉书·宣帝纪》：地节三年，诏胶东相成，劳来不怠，流民自占者八万余口。师古曰：占者，谓自隐度其户口而著名籍是也。成以此赐爵为关内侯，秩中二千石。然后诏使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言前胶东相成，伪自增加，以蒙显赏，是后俗吏，多为虚名云。见《循吏传》。后汉殇帝延平元年，亦以郡国“覆蔽灾害，多张垦田；不揣流亡，竞增户口”，敕司隶校尉部刺史。匿实数于承平之日，以避诛求；张虚数于流亡之时，以夸抚字；所由来者旧矣。


    古代政令，率务求庶，汉世去古未远，故其用意犹然。惠帝六年，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高帝纪》：七年，令民产子复勿事二岁。《后书·章帝纪》：元和二年，诏曰：“令云：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今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元和三年诏云：“婴儿无父母亲属，及人有子不能养食者，廪给如律。”


    (21)则于婴儿乳妇，亦咸有惠政矣。然此等恐徒成具文。《贡禹传》：禹言“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王吉传》：吉言“世俗聘妻送女无节，贫人不及，故不举子”。(22)则虽有惠政，亦无补于生计之艰难，况重之以苛政邪？《史记·日者列传》言：产子者必先占吉凶，然后有之。《后书·张奂传》言：武威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产子，及与父母同日生者悉杀之。此等虽貌似迷信，实皆为生计所迫而然。《后书·侯霸传》：言霸王莽时为淮平大尹。更始元年，遣使征之。百姓遮使者车，或卧当道乞留。至戒乳妇勿得举子：侯君当去，必不能全。此虽饰说非实，然不举子者之多，则于此可见。《三国·吴志·骆统传》：统上疏言：“民间非居处小能自供，生产儿子，多不起养。屯田贫兵，亦多弃子。”此亦三国时户口凋耗之大原耶？当时法律，非不禁之。如《后汉书·贾彪传》言：彪补新息长。新息，今河南息县东。小民困贫，多不养子。彪严为其制，与杀人同罪。城南有盗劫害人者，北有妇人杀子者，彪出案发，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贼寇害人，此则常理。母子相残，逆天违道。”遂驱车北行，案验其罪。王吉为沛相，生子不养，即斩其父母，合土棘埋之。《魏志·郑浑传》：迁下蔡长，邵陵令。下蔡，今安徽凤台县。邵陵，今湖南宝庆县。天下未定，民皆剽轻，不念产殖。其生子无以相活，率皆不举。浑所在夺其渔猎之具，课使耕桑。又增开稻田，重去子之法皆是，然其效亦仅矣。


    贫民生子不举者虽多，贵族则增殖颇速。(23)《汉书·平帝纪》：元始五年诏曰：“惟宗室子，皆大祖高皇帝子孙，及兄弟吴顷、楚元之后。汉元至今，十有余万人。”以三人之后，二百有七年之间，而其数至于如是，其增殖亦可谓速矣。此盖贵人多妾媵；又生计宽裕，生子无不举，养育亦较优故也，固非所语于凡民矣。


    第四节　人民移徙


    汉法，人民流移，本干禁令，然流亡既所不免，即不得不从而许之，但望其仍能占者而已。(24)成帝鸿嘉四年，以水旱为灾，关东流冘者众，流民欲入关者辄籍内。后汉明帝即位，赐天下男子爵。流人无名数欲自占者人一级。其后诸帝即位，立皇后、大子，改元，大赦，多有是诏，盖为东京之故事矣。然徒许其迁移，尚未必其能徙，故国家又时有移民之政焉。


    秦及汉初之移民，徒为强干弱枝之计，已见第二章第一节。《汉书·地理志》言：“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侯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25)盖亦以强干弱枝，非独为奉山园也。”则娄敬之策，汉且世世行之矣。


    移民实边之利，文帝时晁错极陈之。文帝从其言，募民徙塞下。后武帝元朔二年，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平帝元始四年，置西河郡，徙天下犯禁者处之。其规划皆颇远大。晁错言移民之计曰：“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荅。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周虎落。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郡县之民，得买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县官买予之。”其计虑之周详如此。错之言多有所本，盖亦古之遗规也。然其能行之与否，则难言之矣。后汉明帝永平八年，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妻子自随便占着边县。父母同产欲相代者恣听之。其大逆不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蚕室。亡命者令赎罪各有差。凡从者，赐弓弩衣粮。九年，诏郡国死罪囚减罪，与妻子诣五原、朔方，占着所在。死者皆赐妻父若男同产一人复终身。其妻无父兄独有母者，赐其母钱六万，又复其口赋。待之亦未尝不厚。然伍被为淮南王画反计，欲诈为丞相、御史请书，徙民朔方，以恐动其民，见第四章第六节。则民之视迁徙为畏途久矣。


    景帝元年，诏曰：“间者岁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绝天年，联甚痛之。郡围或硗陿，无所农桑畜，或地广，荐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此真知土满人满之当互相调剂者也。然特听其徙而已。至武帝世，乃更有大举移民之事。《汉书·武帝本纪》：元狩四年，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史记·平准书》云：“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与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后山东被河菑，及岁不登数年，又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遣使冠盖相属护之。”其行之虽未知如何，其于民，亦可谓尽心焉尔矣。平帝元始二年，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募徙贫民。县次给食。


    (26)至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其振恤之亦极周至。此等皆古代之遗规，未尽废坠者。至后世，言治者益以无动为大，更不能有此等举措矣。


    移民亦有为治理计者。《史记·货殖列传》言：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汉武帝元狩五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是也。主父偃说武帝曰：“天下豪桀兼并之家，乱众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消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成帝时，陈汤言：“天下民不徙诸陵三十余岁矣。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实初陵，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然则充奉陵邑，仍有裁抑并兼、整齐风俗之意也。然诸陵实为游侠出入之地，斗鸡走狗之场，宣帝即因上下诸陵，周知闾里奸邪，见第五章第十二节。则不惟不足昭轨物，转足败坏风俗矣。《后汉书·贾复传》言：旧内郡徙民在边者，率多贫弱，为居人所仆役，不得为吏。《汉书·李广传》：李陵出兵时，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皆可见豪强之不易裁抑，而新徙之民，未易令其得所也。


    后汉之末，九州云扰，人民荡析，邑里丘墟，兵争者乃多欲移民以自利。(27)魏武帝得汉中，卒徙其民而弃之，已见第十一章第十一节。曹仁入襄阳，徙汉南附化之民于汉北。孙策破皖城得袁术百工及鼓吹部曲三万人，皆徙诣吴。《三国志》本传《注》引《江表传》。孙权破庐江，徙其部曲三万余人。亦见本传《注》引《江表传》事在建安五年。建安十二年、十三年西征黄祖，皆虏其人民而还。诸葛亮箕谷之役，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延熙十七年，姜维出陇西，拔狄道、河间、临洮三县之民，居于繁县。吴赤乌六年，诸葛恪征六安，破魏将谢顺营，亦收其民人。此尚其荦荦大者，其小者，史未必备载也。此时移民，颇多一切不顾利害者。《三国·魏志·辛毗传》：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时连蝗，民饥，群司以为不可，而帝意甚盛。毗与朝臣俱求见。帝知其欲谏，作色以见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计安出？”帝曰：“卿谓我徙之非邪？”毗曰：“诚以为非也。”帝曰：“吾不与卿共议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厕之谋议之官，安得不与臣议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虑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内。毗随而引其裾。帝遂奋衣不还。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大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无以食也。”帝遂徙其半。观毗谏诤之切，而知当时徙民之危矣。魏武欲徙淮南之民，本问蒋济，济言民实不乐徙，而武帝不听，卒至皆叛入吴，见第十一章第九节。其前鉴也。


    凡事国家代谋者，恒不如人民自为谋之切，而人民不愿行之事，亦未易以政令迫之。故秦、汉时之移民，规模虽大，计虑虽周，卒之弊余于利，而人民之自行移殖者，其成功转大有可观焉。(28)边方之开发，山泽之垦辟，尤其彰彰在人耳目者也。当时九州云扰，惟海道所通之地较完，故适辽东、交阯者极多。如邴原、管宁、王烈、许靖等皆是。诸人后虽复还，然与之俱徙者，必不能皆与之俱还也。其时去封建之世近，民之迁徙者率成群，其士大夫恒能为之率将，而宗族亲党之间，亦恒能互相救恤，故其力强而足以自立。邴原在辽东，一年中往归者数百家。管宁至辽东，庐于山谷，越海避难者皆来就之，旬月而成邑。杨俊以兵乱方起，河内处四达之冲，必为战场，乃扶持老弱，诣京、密山间。同行者百余家。俊振济贫乏，通共有无。宗族知故，为人所略作奴仆者凡六家，俊皆倾财赎之。此非故名族而能然邪？田畴入徐无山数年，百姓归之者五千余户。郑浑迁左冯翊，时梁兴等略吏民五千余家为寇钞，诸县不能御，皆恐惧，寄治郡下。议者悉以为当移就险。浑曰：“兴等破散，窜在山阻，虽有随者，率胁从耳。今当广开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险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敛吏民，治城郭，为守御之备。遂发民逐贼。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喻，出者相继。乃使诸县长吏，各还本治，以安集之。吕虔领泰山大守。郡接山海，世乱闻，民人多藏窜。袁绍所置中郎将郭祖、公孙犊等数十辈，保山为寇，百姓苦之。虔将家兵到郡，开恩信。祖等党属皆降服。诸山中亡匿者，尽出土安业。观此，可知当时避乱者，为乱者，守土者，皆有入山守险之事。入者不必遽出，而山泽辟矣。此等事北方究尚不甚多，南方尤盛，所谓山越是也。世或闻越之名，遂以为异族，此实大误。其人一出平地，即能输税赋，充行伍，安得目为异族？盖皆汉人之遭乱入山，与越错处者耳。入山者多，则主客易位，而越人悉为所化矣。故当时山越之繁滋，寇贼郡县之祸小，开拓山地之功大。以郡县见寇贼论，庸或视为乱人，以民族相亲和论，则百万异族之同化，悉于平和中奏其功矣。此实我先民伟烈之不可忘者也。山越之名，昉见灵帝建宁二年，《后书·本纪》：是年九月，丹阳山越贼围大守陈夤，夤击破之。其实当不始此，特前此与郡县无交涉，史不之及耳。至献帝世而大盛。其所盘踞之地，几尽江东西境。孙吴诸将，无不以剿山越见称，而诸葛恪为尤著。《恪传》曰：恪以丹阳山险，民众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擒尽。屡自求乞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万。众议咸以丹阳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猨狖之腾木也。时观闲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皆以为难。恪父瑾闻之，亦以事终不逮。恪盛陈其必捷。权拜恪抚越将军，领丹阳大守。恪移书四部属城长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内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离，不与交锋。俟其谷稼将熟，辄从兵芟刈，使无遗种。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岁期人数，皆如本规。夫云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则其本非越人可知，故称之者亦或曰山民，或曰山贼，不尽曰山越也。山越虽为寇盗，必不能专恃此为生。观诸葛恪以芟刈禾稼困之，则知其人仍事耕作。此等人民，风气必极淳朴。陶潜之《桃花源诗》，世恒视为寓言，其实观清乔光烈之《招垦里记》，


    (29)知其所记必系实事也。见《经世文编》卷二十三。民自耕凿食饮，而有国有家者，必欲强出之以为兵，亦可哀矣。夫苟欲用兵力，则宜陈之边方之地，以御异族，而不当内自相争。《汉书·地理志》云：河西诸郡，“吏民相亲，风雨时节，谷粜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效”。夫岂吏至边郡则贤？新辟之区，地有余利，则民富厚而俗自淳也。《盐铁论·未通篇》：御史曰：“内郡人众，水泉荐草，不能相澹；地势温湿，不宜牛马。民踱耒而耕，负而行，劳罢而寡功，是以百姓贫苦，而衣食不足。老弱负辂于路，而列卿大夫，或乘牛车。孝武皇帝平百越以为囿圃，却羌、胡以为苑囿。是以珍怪异物，充于后宫；，实于外厩；匹夫莫不乘坚良，而民间厌橘柚。由此观之，边郡之利亦饶矣。”以珍怪充后宫，实外厩为利，其义未之前闻。云匹夫乘坚良，民间厌橘柚，亦必诬妄之辞。如《汉志》之所云，则庶乎开边之利矣。然亦必有兵力以守之。然后能为我有。魏武之破三郡乌丸也，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梁习言并州承高干荒乱之余，胡狄在界，张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犹是恃新辟之地以为生也，然而转为他人奉矣。故曰有文德者不可无武备也。惜哉，如孙吴之流，只知攘窃于国内也。内乱不已，外寇乘之，而神州奥区，转为五胡殖民之地矣。


    第五节　各地方风气


    自分立进于统一，各地方之风气，必自异而渐即于同，此同化之实也。《汉书·地理志》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混同天下，壹之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盖谓以人力齐自然之不齐，可谓知此义矣。又曰：“汉承百王之末，国土变改，民人迁徙。成帝时，刘向略定其地分。丞相张禹使属颖川朱赣条其风俗，犹未宣究。故辑而论之，终其本末，著于篇。”盖因朱赣所论，而有所增益，文皆举荦荦大端，使千载之下，于当时各地方之风气，犹可见其大概焉，亦可宝矣。今删略其说如下：


    《汉书》所谓秦地者，包今之陕、甘及川、滇。《汉书》言其俗曰：后稷封斄，公刘处豳，大王徙，文王作酆，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有鄠、今陕西鄠县。杜秦县，汉后更名杜陵，在今长安县东南。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郑国穿渠，引泾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饶。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是故五方杂盾，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桀则游侠通奸。濒南山，近夏阳，汉县，今陕西韩城县。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又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天水、陇西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此数郡民俗质木，不耻寇盗。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醴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焚，滇、焚僮，西近邛、莋，莋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阸。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执。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武都地杂氐、羌及犍为、牂牁、越巂，皆西南外夷，武帝初开置。民俗略与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颇似焉。故秦地三分天下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


    魏地为今山西省西南，河南省黄河以北及东北境。河内俗刚强，多豪桀侵夺。薄恩礼，好生分。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


    周地为今洛阳附近之地，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憙为商贾，不好仕宦。


    韩地为今河南郑县附近及西南境。郑国土陿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陈，其俗巫鬼。颍川、南阳，本夏禹之国，夏人上忠，其敝鄙朴。秦既灭韩，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故其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渔猎臧匿难制御也。宛西通武关，东受江、淮，一都之会也。宣帝时，郑弘、召信臣为南阳大守，治皆见纪。信臣劝民农桑，去末归本，郡以殷富。颍川韩都，士有申子、韩非刻害余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贪遴、争讼、生分为失。韩延寿为大守，先之以敬让。黄霸继之，教化大行。狱或八年亡重罪囚。


    赵地为今河北之西南境，山西省除河东外亦皆属焉。又有今绥远南境。赵、中山地薄人众。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弹弦跕，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其土广俗杂，大率精急，高气执，轻为奸。大原、上党，又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娶送死奢靡。汉兴，号为难治。常择严猛之将，或任杀伐为威。父兄被诛，子弟怨愤，至告讦刺史、二千石，或报杀其亲属。钟、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懻忮，好气为奸，不事农商，自全晋时已患其剽悍，而武灵王又益厉之，故冀州之部，盗贼常为它州剧。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徙。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雁门亦同俗。


    燕地为今河北东北境，及热河、察哈尔、辽宁，并包括朝鲜北境。蓟南通齐、赵，渤、碣之间一都会也。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上谷至辽东，地广民希，数被胡寇，俗与赵、代相类。有渔、盐、枣、栗之饶，北隙乌丸、夫余，东贾真番之利。玄冤、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貉、句丽蛮夷。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偿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娶无所雠。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饮食以笾豆，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臧，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今于犯禁浸多，至六十余条。


    齐地为今山东东北境、河北东南境。齐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士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临淄，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中具五民云。


    鲁地为今山东西南境及江苏之淮北。地陿民众。颇有桑麻之业，亡林泽之饶。俗俭啬爱财，趋商贾。好訾毁，多巧伪。丧祭之礼，文备实寡。然其好学犹愈于它俗。汉兴以来，鲁、东海多至卿相。


    宋地跨今山东、河南、江苏三省之间。昔尧作游成阳，舜渔雷泽，汤止于亳，故其民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恶衣食，以致蓄藏。沛、楚之失，急疾颛己。地薄民贫，而山阳好为奸盗。


    卫地跨今河南、河北之间。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其俗刚武，尚气力。汉兴，二千石治者亦以杀戮为威。宣帝时，韩延寿为东郡大守，崇礼义，尊谏争，至今东郡号善为吏，延寿之化也。其失颇奢靡，嫁娶送死过度。而野王好气任侠，有濮上风。


    楚地为今湖南北、汉中及河南东南境。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赢蛤，食物常足。故呰窳媮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汉中淫失枝柱，与巴、蜀同俗。汝南之别，皆急疾有气执。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亦一都会也。


    吴地，今江苏、安徽南境及浙江、江西之地。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其失，巧而少信。本吴、粤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吴东有海盐、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之一都会也。豫章出黄金，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江南卑湿，丈夫多夭。


    粤地，今两广及越南之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崖郡。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种禾、稻、纻麻。女子桑蚕织绩。亡马与虎，民有五畜，山多麈麝。兵则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为镞。自初为郡县，吏卒、中国人多侵陵之，故率数岁一反，元帝时，遂罢弃之。


    以上皆《汉书·地理志》之说也。汉人议论，涉及风俗者，多可与此相发明。如邹阳言“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辩智，韩、魏时有奇节”。《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言：“关东出相，关西出将。”《后汉书·虞诩传》：诩亦引之，以为谚语。《司马相如传》载相如喻巴、蜀檄曰：“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惟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议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仇。今奉币役至南夷，即自贼杀，或亡逃抵诛，身死无名，谥为至愚。耻及父母，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此辞固不尽实，然巴、蜀之民怯战，亦必非尽诬。以其地闭塞，先世用兵本少也。《盐铁论·通有篇》：文学曰：“荆、扬南有桂林之饶，内有江湖之利，左陵阳之金，陵阳，汉县，今安徽石埭县东北。右蜀汉之材。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广而饶材。然后呰窳偷生，好衣甘食。虽白屋草庐，歌讴鼓琴。日给月单，朝歌暮戚。赵、中山带大河，纂四通神衢，当天下之蹊，商贾错于路，诸侯交于道。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务本。田畴不修，男女矜饰。家无斗筲，鸣琴在室。是以楚、赵之民，均贫而寡富。宋、卫、韩、梁好本稼穑。编户齐民，无不家衍人给。”皆与《地理志》之言相出入也。综其大要：是时生业最盛者，为黄河中下游。其人之勤力、嗜利及淫侈亦最盛。渭水流域，盖自周室东迁以后，沦为戎狄之区，然其地故肥沃，秦人收而用之，至战国之世，文明程度稍足肩随东方，而惇朴之风犹在，用克兼并六国。自汉代秦，稍习于丰亨豫大，又徙东方豪民以实之，而风气遂渐变矣。自西北至东北边，地皆新辟。其俗鄙野，而右武之风未衰。汉代武功之盛，于此盖重有赖焉。长江流域，生业远后北方。故其贫富较均。其人之勤力及淫侈，亦不如北方之甚。(30)其右武之风亦未衰。张良说汉高祖曰：“楚人剽疾，愿上无与争锋。”周亚夫亦言：“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李陵以步卒绝漠，为古今所罕有，而其言日：“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汉书·淮南王传》，谓江、淮间多轻薄，以厉王迁死感激安。又论其事曰：“此非独王也，亦其俗薄，臣下渐靡使然。夫荆楚剽轻，好作乱，乃自古记之矣。”孙坚与策，皆以“轻佻躁果，陨身致败”，《三国志》本传评语。而孙权亦以此屡濒于危。权攻合肥，为张辽所袭，赖凌统等以死扞卫，乃得乘骏马越津桥逸去，见本传建安十九年及《张纮传》，又《贺齐传注》引《江表传》。又乘新装大船，于武昌遇风，与是役皆赖谷利以免，见本传是年《注》引《献帝春秋》，及黄武五年《注》引《江表传》。亲乘马射虎，马为虎所伤，见本传建安二十三年及《张昭传》。诸葛诞厚养亲附及扬州轻侠。后麾下数百人，坐不降死，皆曰：“为诸葛公死不恨。”论者比之田横。《诞传注》引干宝《晋纪》曰：“数百人拱手为一列，每斩一人，辄降之，竟不变至尽。时人比之田横。”可见当时南方风气。华核言“江南精兵，北土所难，欲以十卒，当东一人”，良非偶然。当时南人所以不敌北者，乃其文明程度不逮，而非关其人之强弱。羊祜言：“其俗急速，不得持久。弓弩战楯，不如中国。惟有水战，是其所便。”盖训练未精，械器不利也。袁淮言：“吴、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贤，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与中国相抗。”则偏见矣。祜言见《晋书》本传。淮言见《三国·魏志·齐王纪》正始七年《注》引《汉晋春秋》。晋室东渡，不能用之驱除五胡，顾溺于晏安，使其民化之，亦日即于脆弱，亦可哀矣。


    【注释】


    (1)道德：文叔与人不款曲，惟直柔耳。此与之隗嚣书口口辞同。


    (2)婚姻：守一不二者，大率感激意气，非庸行。


    (3)婚姻：汉时昏年。


    (4)婚姻：周礼内宫百二十人。


    (5)婚姻：事主者援列侯尚主例封侯。


    (6)婚姻：汉贵人淫乱。


    (7)婚姻：汉贵家女不讳为妾媵。


    (8)婚姻：略卖。


    (9)婚姻：锢姥则遣出，宫人亦然。


    (10)婚姻：汉适庶子，贵贱不同。


    (11)婚姻：汉士大夫家，多有伎乐。


    (12)宗族：汉时士大夫宗族大，然总看全局，仍趋于分。


    (13)宗族：汉犹以子系母。


    (14)宗族：异姓为后。


    (15)户口：汉世户籍谓之名数。入籍曰占着。


    (16)户口：秦始皇十六年始令男子书年。


    (17)户口：检核户口召民往验。


    (18)户口：昭帝时户口减半。莽末伤残之甚。


    (19)户口：三国不逾二郡。万户著籍不盈数百。


    (20)户口：兵家之人不属郡县。


    (21)生计：婴儿无父亲亲属，及人有子不能养食者，廪给如律。


    (22)户口：生子不举。


    (23)户口：贵族增殖之速。


    (24)移民：秦汉移民规模大（第十三章第四节）。


    (25)


    (26)移民：平帝时罢苑为县，徙民实行之，甚优惠。


    (27)移民：兵争者移民以自利。


    (28)


    (29)移民：《桃花源诗》非寓言，《招垦里记》。


    (30)风俗：南方风气之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