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大约七点钟左右，我从万立坊回转北京路宿舍，慢慢的转着圈子，爬上那三层高楼，在宿舍门前，见着一个骨瘦如柴的老人，瑟缩可伶藏在角隅灯光隐蔽处。侍役把门一开，见了我后，就说；“沈先生，有人找你，等了两点钟了。”


    那瘦人这时已站起来了，端相了我一阵后，便从袖里；伸出那么一只干瘪瘪的黄手。捏着一点什么东西似的，且忽然命令我把手摊开，我在慑于一种不可言说的压力下，竟不得不照他说的作去。原来他那只干瘪瘪的手与我的手合拢后，即刻把手收回，仿佛一不小心就会将什么传染病给我样子。先一刹那间我还以为这人应当是政府一个侦探，装作那么萎悴样子来探听我消息的。如此一来，便即刻明白他的任务是做些什么事了。我要他在门外等等，拿了那小小字条到房中灯光下去展开字条一看，就知道是海军学生从某处写来的信。这人恰恰如我所料，昨天下午已为公共租界的警探会同××的××把他捉去了。


    信那么草草写着；


    休；我遇了冤枉事情，昨天过你住处谈天</a>，从住处出来到先施公司，遇女友拉去东方旅馆看个朋友，谁知到那里后就被他们误会逮捕了。请你费神向胡先生蔡先生一求，要他们设法保我出来。请吴经熊律师，乘我还不转移龙华时，进行诉讼。你明白我，一切务必赶快。否则日子一久，就讨厌了。奶奶处请你关照一声，告她不必担心。我的事情万不宜迟，迟了会生变化。我很着急！……


    崇轩


    捏了字条往外跑，把那个老家伙一把拉回房中后，我就问他一些信上还未提及却又必需知道的事情。这送信人把头只是乱摇，用手指点拿在我手中那个信：“你看这个”，我于是再看了一次，方发现那揉皱了的纸角上，海军学生还写了一行很小的字，那行字是……


    事不宜迟，赶快为我想法取保。信送到后，给来人五块钱。


    恰好我身边刚取得十五块钱，送了他五块钱以后，这人方说：“你们赶快一点，押过南京就难办了。”我说：“可不可捎个回信去？”那人说：“不用写信，你就告我我记得！”我就求他转告海军学生不必心慌，我们在外边的总尽力去做应做的事。那人蹒跚走下楼梯后，我即刻跟着下楼，过北京路坐了一辆黄包车，过万宜坊去把这消息报告给丁玲</a>。


    那时节小孩子正在吃奶，作母亲的正在桌边翻阅一册×××小说集，见我进门神情不同，就说；


    “怎么样？又回来了，有消息了吧？”


    我不作声，对于她用全副精神很高兴的样子看一本通俗下流的书籍，觉得很不可解。她似乎明白了我的感觉，便把书递给我看，原来这书不是平常的书，里面有一部分业已挖空，大约为了安置别的什么文件，方用这本学生通俗读物来作遮掩。她把这书举起又放下，我便知道我是有了小小误会了。我把海军学生适间送来的字条递给她，她默默的看下去，末了抬起头来问我。


    “谁带来这个东西？”


    “一个老而可厌的家伙！”


    “跟来在外边吗？”’


    “送到我宿舍，拿了几块钱就走了。”


    “你回信怎么说？”


    “我告给那老家伙带了个口信，要他一切放心，在外边的总为他尽力援救。”


    把信重新看过一次后，她似乎忽然从话语中领悟了什么，急急促促的向书架边走去，把一本书翻了又翻，注意那书皮与第一页及末页的衬纸，这一本书寻找过后又去寻找另外一本，把书架上某一部分书全挪动后，皆不曾发现什么东西。她所找寻的正好像不过一片小纸，或某人的通信处，或别的类乎通信地址的平常东西，但寻觅结果还得不着。


    “糟极了，他一定把那东西带走了！”


    我想明白是什么重要东西，问及她时，她又说“不妨事，全不妨事，带去了也不危险。”但从她那神情上看来，假若海军学生当真身上带了这种文件，一入狱被察出时，显然增人忧虑。且从海军学生来信上加以研究，则这次同遭逮捕的，必还有一些极其成为问题的人物在内，海军学生必十分心慌，最怕牵连在一块办理。


    我们把来信语句过细研究一番以后，且就日里所听来其他消息加以对照，便知道海军学生情形极不妥当。但那天在东方旅馆方面既无什么会议，海军学生又不过一个文学作家，对左翼文学理论方面所具的理解，究竟已到何种程度，友朋间看来殊可怀疑。从他谈吐间找寻结论，则促成这人转变的，实在还只是一种南方人单纯勇往的热情，并非出于理知的抉择。不过由于过分相信革命的进展，为一束不可为据的“军事报告与农工革命实力统计”所迷惑，为“明日光明”的憧憬所动摇，彻底的社会革命公式把他弄得稍稍胡涂罢了。并且××方面他既无多大关系，由作者地位说来，则夫妇二人又俨然有号召大部分读者的势力，可谓社会知名之士。所以在我意料中只要案情不过于复杂，少其他牵连，同时秉政者衡情酌理，明白这人之不可杀，不必杀，则海军学生案件，至多不过判处徒刑两年而已。


    当时丁玲女士虽担心某种不利于海军学生的文件，或为警探所搜去，实在麻烦，然而想到逮捕地方既不是海军学生应去的地方，别方面纵有何种会议对彼却无关系。且本人以作家出面，上海既不比内地，政府纵胡涂，也不至于冒犯国民的感情，作出把一个思想比较左倾的作家也牵去枪决的事情。当时我们以为一面想法请人取保，一面请律师代为设法。第一，对犯人从租界引渡加以抗议；第二，把作家地位以及在作品上所负的责任加以说明，请求当局注意；第三，进行诉讼上所必需的辩论与说明，使海军学生得到自由。我们就商量了几个办法，我去请徐志摩</a>、胡适</a>之先生等代为介绍吴经熊，并去信南京中央研究院，请蔡先生同杨杏佛代为探听下落，向政府方面说一句公道话。另外又去信武昌，北京，如××××××等，希望他们帮忙，务使海军学生在作家名分上，得到一种保障，不致与其他人牵连视同一律办理。


    感谢各方面师友对于这件事的重视，以及所尽的种种帮助与营救的方法。关于律师的事，得胡、徐去信介绍后，又恰好丁玲的熟人李×先生，正与张志让律师相熟，这张先</a>生既同吴在一法律事务所合作，又极热心于××友好灾难的援助，故丁玲女士就预备把这事完全交给他们，先托他们探听海军学生的下落，再进行营救。那时节海军学生第二次又从狱中送信出来，措词更焦躁了一些，最担心同一些不相干的人引渡过市公安局，催促我们赶快想法。且说他已经受了拷打，过中国监狱去他更受不了这种待遇。过两天后，律师方面把本案情形略弄明白，为了办案方便，他们又把这事件转介绍我们去找寻江一平律师。我们去见这个事务从集的青年律师，还刚走进那个挂有执照文凭空屋子里坐下后，得到了从别方面来的电话，说××逮捕的一干人犯业已有引渡的消息，再同他一谈，他便主电找詹××律师，询问龙华司令部方面新近在公共租界逮捕引渡的一批犯人中，有不有一个×××。回电并引渡人犯事也不提。只说不知道这件事，过军法处查询也无从查询。××是政府方面的人，对这事不能答复，便使本案又转人歧途。人被逮捕既为事实，引渡消息又殊可靠，则人犯或又正如某一小报所说，业已直解南京，也未可知。不过人既无着落，律师对于本案帮忙无力，白费了这个青年律师两点钟的时间，两人便只好道一声歉走出那办公室了。


    人的下落究在何处，上海方面既苦无眉目可言，我们便预备过南京去询问。我到南京见蔡××××××等后，谈到这件事情，这些身居中央要职的人，就老老实实说这类事他们无从为力。武昌方面××来信，也说业已函×××设法，×××就申明这保人的事很不好办。照当时政府的行为看来，谁对于青年要好，保释这种年青人，谁就多一分共产嫌疑。且从这些伟人方面来探听海军学生的下落，则海军学生似乎因为是一个知名作家，政府就决不会凭空把他逮捕，还认为逮捕是一种误会，一个谣言。


    我们也愿意事实恰恰如此。但海军学生的信，不是很分明的说出一切情形了吗？回上海时，想起海军学生或者正被人缚着用白醋灌入鼻孔，或裸着胸脯被人用香头逼炙的神气，使我难过得很。这种用刑强迫逼取受难者的口供，出于我在军队中清乡时亲眼见到的，大约就有一千个人，这一千张不同的苦难面孔，到这时节—一再现出来，且在灯光下看来，整个车厢内的每个同车者，那脸子都似乎是一个我所认识的罪人脸子。上海租界的刑讯，虽由于物质文明的进步，香头熏炙一类方法，已用电刑来代替，但那种受难者在折磨中所有的境遇，却大都一律相同。我记起海军学生平时那副清瘦的脸子，记起了他生气的情形。


    回到上海后，把一切经过同丁玲说明，这个案件既无从求助于法律，也不能从人力上得到开脱机会，我们应当怎么办？我们同李×夫妇（即李达和他的夫人王会悟。——编者）四人商量了两个整天。


    这时节，外面风声因捉人而更紧了些，在海军学生失踪后数日，又陆续有了些（××巢穴被××方面××）所发现，监狱中又增加了一些青年学生。丁玲在原先住处，先还用“先生过汉口有事去了”来搪塞房东的询问，谁知房东早已看明白了此中情形，只希望她赶快搬家，不要到时出了什么事情连累主人。同时她自己也担心住处会为侦探知道，一时无其他办法脱身。


    一时既无其他适当住处可以搬去，只好暂且到西门路西门里李家去住，把一个生下地还只七十天的小孩，同一些零碎衣服，先行过去，再来搬其他粗重东西。


    关于失踪者的下落，不久就又从海军学生自己想方设法露出一点消息，知道他还在公安局，又知道他自己不久就得过龙华，请赶即想法找人取保。为了这样一个消息，使我第二次再过南京。从南京方面得到了蔡先生的一封致上海市长的信，回上海拿了这信去会张群，从一个秘书方面始知道原</a>来一批人犯两天前已转过龙华司令部了。


    到了龙华司令部，使我们更担了一分心，同时也放心多了。若干日来我们希望莫引渡，既成为徒然的努力，如今却又希望不过南京了。按照习惯青年政治犯一到龙华，就似乎有了着落，所犯的案件麻烦一些，不久必押过南京，或就地枪毙。所犯的案件无头绪可寻，或不甚重要，便定下一个徒刑的期间，或七年八年，或五月十月，到判决时若有人向某一方面设祛，譬如说××××××之类，就可以减轻一些。本应作三年的，有人说一句话，也许就可改成六个月。恰好复旦方面有个姓祝的朋友，半年前因文联剧联的小小嫌疑，被捕去后，略加讯问，就被判处两年零十个月的徒刑，再经过一道希奇古怪外人莫得其详的手续，又复从那个年限中减至六个月。预计羁押期间已四个月，于是把这点日子折合半数，再坐几个月牢便放出来了。


    这×君既同××略有关系，刚被释出就来找寻丁玲，故见面时谈及内幕，我们方明白了年青人被逮捕得释放还有另外一种理由。我们心想一个人既然在正当法律下毫无保障，又无法使这类事从南京方面设法，如有什么方法可使这些军法官，发生慈悲，求他们真正公道一点，这方法倒不可不注意了。我们从×君方面的询问，得到一分知识后，就又向一个郭女士处去探询。郭女士正因为同样一件事情，送了一份八百块钱的礼物，给她一个广东同乡，这同乡很幽默的收下那礼物，似乎本来就明白凡是年青人被拘押的皆出于无知被骗，故极热心来主张公道。海军学生既不能从法律得到公道，也就只好从法官要点公道了。我们为了这件事各处去筹钱，这件事情很得到几个人的帮助。丁玲卖了两本书，又借了些。但钱得到手时，便发生了一个问题，郭女土因为替那在押的筹钱回广东去了，我们想把这钱来买公道，可不知道这买卖应如何作下去，同谁接头，钱交谁手。


    案情又似乎缓和起来，海军学生有信捎出了。信上说一切还好，但事一持久必被牵连，最好乘此时设法保出。送信人自然还是五元。这送信人把酒钱得到后，看明白了我们的意思，恰好他同老国会议员相熟，那议员就是同丁玲要好早已死去的王女士的父亲，问及他这件事，他便慷慨陈词，愿意替我们“买”公道。他把这件事说得有条有理，在叙述几个过去的故事时，就举出些很谐趣的理论来证明。他知道这些事情之多，完全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丁玲相信了他，要他做出点成绩来看看，他答应以后便走了。


    第二次他带了海军学生的来信，也说及这人可靠。于是我们被他骗了一手，把一笔小款交给了他，这钱被他骗到手后，他究竟如何去办交涉，这就只有天知道了。但他也不白白的得了这笔钱，他指示我们个方法，如何照规矩去探狱，他把一切手续告给我们，我们因此还能够在海军学生被捕以后，死去前，在狱中隔着双重铁栏互相招呼一次。


    自从这一次见面以后，海军学生便从这世界消灭了，无一个人明白他到什么地方去了！至于这样一个人被捉去以后，不闻宣布如何罪名，便居然消灭了，初初看来仿佛很稀奇，且在稍有人权法律观念的人看来，会觉得政府这种处置青年人办法很可怀疑。但其实这是城市中读书人的看法。若一个稍稍明白内地情形的人，就不会如此了。这种杀戮在内地极其平常，十年来是无可统计的。古怪的不是这种青年人的失踪，应是大多数人的麻木。这种麻木包括读书人与×××在内，他们既不知把一些青年人杀去，对于一个民族是一种如何损失，大规模的杀戮虽日日在举行，多数知识阶级还扪■谈天，专在一些无当于实际的问题上有所争论。（也不知道杀戮年青人的办法是一种如何愚蠢的办法，故这种杀戮还在用种种方式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