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李自成、张献忠及建州兵事

    明自中叶以后，人民起事虽时有，然旋起旋灭，至崇祯朝遂以亡明，盖由外困于建州，内民生日蹙故耳。万历之末，东事既起，饷不足而加赋无已，民失其乐生之心。兵弊于军制废弛，班军困于占役，而京营不足用，卫所之军，亦为豪家供奔走，虽一诸生可役使之，重以隐占虚冒，举天下之兵不足以任战守。而召募之说兴，于是聚游手好闲，无尺籍可稽之民，假以器械，教之技击，赴警则脱逃哗溃，既穷且悍之众遍于闾里。天启六年八月，《本纪》书：“陕西流贼起，由保宁犯广元。”是时阉党乔应甲巡抚陕西，朱童蒙巡抚延绥，皆贪黩虐民，起事以此日众；且又连岁大饥。崇祯元年十一月，有白水王二通于县役，纠众墨其面，掠蒲城之孝童，韩城之淄川镇，由是府谷王嘉胤、宜川王左挂并起攻城堡杀官吏，安塞高迎祥、汉南王大梁复纠众应之，迎祥自称闯王，大梁自称大梁王。迎祥，李自成舅也，其闯王之号，后遂为自成所袭称。


    二年春，诏以杨鹤为三边总督平乱，参政刘应遇击斩王二、王大梁，参议洪承畴击破王左挂。会建州兵薄京师，山西巡抚耿如杞勤王兵哗而西，延绥总兵吴自勉、甘肃巡抚梅之焕勤王兵亦溃，乱势益炽。鹤畏之，乃主抚，其有降者给免死牒，安置延绥、河曲间。三月，起事民众更由陕渡河人山西。六月，王嘉胤陷府谷，米脂张献忠应之。献忠，延安卫柳树涧人，隶延绥镇为军，犯法当斩，主将陈洪范奇其状貌，请于总兵官王威释之，乃逃去。先从神一元领红旗为先锋，及是据米脂诸寨，自称八大王，是为张献忠著名之始。人山西之首领王嘉胤于崇祯四年六月为其同伙所杀，更推号紫金梁即王自用者为魁，与迎祥、献忠共三十六营，众二十余万，皆聚山西。于是迎祥甥李自成与其兄子过往从迎祥。自成时未有名，但号闯将，本米脂人，世居怀远堡李继迁寨。幼牧羊于邑大姓艾氏，及长充银川驿卒，善骑射，数犯法，知县晏子宾捕之，将置诸死，脱去为屠。至是从迎祥，是为李自成崭露头角之始。自成之起在献忠后也。


    邑大姓艾氏家牧羊。《史》言自成之托始如此。《人海记》录《枣林杂俎》云：“惠世扬，米脂人，万历甲辰进士，历刑部侍郎。李自成故牧卒也，尝绐事世扬之家，及僭号，语人曰：‘得惠先生来则甚幸。’因致书，世扬即至，拜右平章，时左平章则牛金星也。自成败，从本朝兵入燕，三年不见用，后放归。绥德副总兵王永强作乱，劫世扬从军，败于朱原镇，永强自缢，世扬不知所终。”据此则邑大姓为惠氏，所牧者马也。世扬名在东林，天启五年杨、左之狱，与赵南星等皆在削籍追赃之列。《东华录》：“顺治四年八月甲戌，左副都御史惠世扬以年老致仕。”是后又降清。


    三边总督杨鹤以无功遣戍，洪承畴代之，督诸将曹文诏、杨嘉谟战，所向克捷。后文诏及在籍故锦衣金事张道濬等，道濬，泽州沁水人，张铨子，以难荫。先后为言官论列得罪及他调去。迎祥、献忠等复伪降突渡河，人河南、湖广，逼四川。七年春，以陈奇瑜为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总督，专事平乱，以卢象升为郧阳抚治。奇瑜困迎祥、自成等于车箱峡，自成以计贿奇瑜左右，伪请降，奇瑜遽许之，檄诸将按兵毋杀，所过州县为具糗传送。自成等甫渡栈即大噪，适略阳大众数万亦来会，在在告警，奇瑜坐削籍，而李自成之名大显，与张献忠相埒矣。


    奇瑜削籍，洪承畴代，甫受命而东，西宁兵变不得下，迎祥、自成遂攻陷巩昌、平凉、临洮、凤翔诸府数十州县，败官军，戕道员，围陇州四十余日，承畴遣将击破之，遂东走河南，承畴奉诏出关追之。八年春正月，自成等大会于荥阳，由自成倡议，分大众抗各路官军，迎祥、献忠及自成等东出，遂陷凤阳，焚皇陵，势大炽。所树帜大书“古元真龙皇帝”。大饮合乐，声势益张。自此屡分屡合，时败时振，官兵迭有伤亡。九年七月，陕西巡抚孙传庭击迎祥盩厔，被俘死，其众乃共推自成为闯王。十一年春，承畴、传庭合力作战，大破自成，尽亡其卒，独与刘宗敏等十八骑人商洛山中不敢出。其年献忠降，自成势益衰。而辽事亟，承畴改蓟辽总督，传庭改保定总督，而传庭复以疾辞，逮下狱。传庭患失聪，而杨嗣昌劾其托疾故也。自是主持其事者为嗣昌与熊文灿。


    嗣昌，湖南武陵人，万历进士。父鹤，天启间，为阉党除名，嗣昌亦引疾。崇祯初，鹤以被逮，嗣昌三疏请代，得减死。既嗣昌历官右金都御史巡抚永平、山海诸处，复升兵部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疏陈边事，帝异其才。以父忧去，复遭继母丧。崇祯九年，夺情起兵部尚书。三疏辞，不许。十年三月，抵京召对。嗣昌博涉文籍，多识先朝故事，工笔札，有口辩，帝大信爱之。前尚书张凤翼柔靡无所规画，嗣昌锐意振刷，帝益以为能，所请无不听，曰：“恨用卿晚。”嗣昌议大举进兵，请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亦巡抚分防而协剿，是谓十面之网。总督总理二臣专任征讨。总督者，总督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洪承畴；总理者，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王家祯。嗣昌握兵柄，承帝眷，以帝急平乱，冀得一人自助，乃物色得大言自诡之熊文灿，而嗣昌挟帝所信任以为之主。


    文灿，贵州永宁卫人，徙家蕲水，由进士历官至布政司。崇祯元年，以福建布政司就迁巡抚。福建海上，郑芝龙为渠帅，颇愿受抚，当事谕降之。文灿至，善遇芝龙，使为己用，芝龙屡立功，文灿遂以功擢总督两广军务，仍借芝龙力，最后击刘香死，海上尽平，时崇祯八年。《史·文灿传》：“文灿官闽广久，积赀无算，厚以珍宝结权要，谋久镇岭南。会帝疑刘香未死，且不识文灿为人，遣中使假广西采办名往觇之。文灿盛有所赠遗，留饮十日，中使喜，语及中原寇乱，文灿方中酒，击案骂曰：‘诸臣误国耳，若文灿往，讵令鼠辈至是？’中使起立曰：‘吾非往广西采办也，衔上命觇公。公当世才，非公不足办贼。’文灿悔失言，随言五难四不可以自遁。中使曰：‘吾见上自请之，若上无所吝，即公不得辞矣。’文灿辞穷，应曰：‘诺。’中使果还言之帝。文灿居蕲水，与邑人姚明恭为姻娅，明恭官詹事，又与嗣昌善，知中使誉言，因荐之嗣昌曰：‘此有内援可引也。’嗣昌荐之。十年四月，拜文灿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代王家祯为总理。文灿拜命，即请以左良玉军属己，而大募粤人及乌蛮精火器者一二千人自护，弓刀甲胄甚整。次庐山，谒所善僧空隐，僧曰：‘公误矣。’文灿屏人问故，僧曰：‘公自度能制贼死命乎？’曰：‘不能。’‘诸将有可属大事不烦指挥而定者乎？’曰：‘未知如何也。’曰：‘上特以名使公，厚责望，一不效，诛矣。’文灿却立良久曰：‘抚之何如？’僧曰：‘吾料公必抚，然流寇非海寇比，公其慎之。’”是为文灿受任之原委。


    嗣昌设十面之网，意在主战，与文灿主抚，本不相中。文灿既至，良玉桀骜，不受节制，其下又与粤军不和，大诟，不得已遣还南军，然良玉实不为用，嗣昌言于帝，乃以边将冯举、苗有才五千人隶焉。时嗣昌号建四正六隅策，文灿则决计招降，初抵安庆，即遣人招张献忠、刘国能，二人听命，乃益刊招降檄布通都。又请尽迁民与粟闭城中，期无所掠当自退。帝怒，谯让文灿，嗣昌以既已任之，则曲为之解，仍上疏克期平定，以今年十二月至明年二月为限。当时任事者，尚有总督洪承畴。嗣昌言于帝：“熊文灿任事仅三月，承畴七年不效，论者绳文灿急，而承畴纵寇莫为言。”帝知嗣昌有意左右，变色曰：“督理二臣但责及时平贼，奈何以久近借之口？”嗣昌乃不敢言。嗣昌建合剿之策，谓必可平定，而专任文灿。文灿则专主抚，所主张本不相合，帝亦不复诘，亦无言者。初，献忠为左良玉军所败，中箭创甚不能战，十一年春，侦知陈洪范隶文灿麾下为总兵，因遣间赍重币献洪范，愿率所部降。洪范以告文灿，受其降。献忠遂据谷城，请十万人饷。文灿又招十三家先后降。嗣昌方以逾期故，疏引罪乞代，帝不许，命察行间功罪，乃盛称文灿功而罪承畴。承畴方与陕抚孙传庭大破李自成，自成走人崤函山中。献忠则在谷城治甲仗，言者知其必反，而帝信嗣昌倚文灿，不为忧。十二年五月，献忠合十三家一时并起，设伏败左良玉兵。帝闻变大惊，削文灿官，戴罪视事。嗣昌于六月甫由兵部尚书改礼部，兼东阁大学士，人参机务，仍掌兵部事。变既闻，上疏请斥，不许。帝以既挠群议用嗣昌，悟其不足倚，而犹冀其一出平乱谢天下，遂命以辅臣督师。再疏辞，不允。以九月杪抵襄阳，人文灿军，听文灿自诉，且檄召文灿所用知府万年策、金事孔贞会效用军前，而河南巡按高名衡既劾文灿，又劾二人以抚愚文灿不可用。嗣昌发愤疏辩，谓：“廷臣以文灿不能剿贼，诬其无才；不能用兵，诬其无算。文灿特过持重耳，流寇数十百万，不可胜诛，必抚剿并施，方可解散。文灿收拾两年，功已十成六七，独献忠再叛，八营动摇。今以一眚废置，并所用之人訾之，非公论。”此疏见《明史稿·嗣昌传》。以此曲庇文灿，而帝卒重罪之，文灿以十三年十月弃市。


    十一年九月，建州又复人边，以宣大、山西总督卢象升督师御之。象升亦以与嗣昌议不合，遂以监军中官高起潜分其兵，又扼其饷，陷象升阵亡。又与起潜比，谓象升不死。有诏验视，赞画杨廷麟得其尸，嗣昌故靳之。遣三逻卒察其死状，其一人俞振龙者，归言象升实死，嗣昌怒。鞭之三百，暴尸八十日而后殓。终嗣昌未死之日，不得议恤。象升以对建州主战，而嗣昌在本兵因与不合陷之，并欲没其死事之烈，此为嗣昌一大罪状。方是时，文灿主抚亦当嗣昌意，嗣昌归功文灿而欲倾承畴。帝以东事亟，召承畴、传庭人援，嗣昌议移承畴督蓟辽，且尽留承畴所率人援之秦兵，属承畴东守。传庭谓嗣昌：“秦军不可留。秦军妻子俱在秦，久留于边，非哗则逃，不复为吾用。安危之机不可不察。”嗣昌不听，传庭疏争之，帝不能用，不胜郁郁，耳遂聋。初传庭人卫，象升方战殁，命代统诸镇援军，请召对决大计，嗣昌以传庭与己多不同，高起潜亦与传庭不协，合而沮之，竟不得人朝。十二年春，承畴与传庭并受命，承畴督蓟、辽，传庭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复疏请陛见，嗣昌大惊，谓传庭将倾己，饬来役赍疏还之，传庭愤甚，耳益聋，不能听机事，遂乞休，嗣昌又劾其托疾。帝大怒，斥为民，下巡抚杨一儁核真伪。一儁奏言非伪，并下一儁狱，传庭长系待决。举朝知其冤，莫敢言。系狱三年，至嗣昌败后，朝士乃交荐起督陕。嗣昌主兵柄时，大将任战者，仅卢象升、孙传庭、洪承畴为最著。嗣昌陷卢死，并仇其死后，陷孙几死，复排洪于外，所倚所庇惟有熊文灿，此其任本兵时之所为也。而其时于颠倒命将是非之外，又有残民以绝国脉之大罪。当万历末，以清犯辽东，三次加派，已驱民走险而致大乱。崇祯间，一再加派，曰剿饷，曰练饷，合前万历末所加名辽饷，共谓之三饷。剿饷、练饷，皆嗣昌主议而帝用之。拥剿饷而不剿，拥练饷而无可练。至清人关而首除三饷，遂取中国，而民已多数安之，是尤为新朝造取代之资矣。谓兵事正殷，非饷不济。清方以兵取天下，较之明以兵守天下者岂不更费武力，然以首革三饷而兴，求之宫廷节约，以养战士，自有其道。明君臣当危亡之时，竭力椓丧，不恤资敌，此固亡国之臣所为，亦岂非亡国之君所信用乎？


    当十年三月，嗣昌始履本兵任，议设十面之网，并荐熊文灿为总理，即议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其措饷之策四：一因粮，二溢地，三事例，四驿传。因粮者，因旧额之粮量为加派，亩输粮六合，石折银八钱，伤残地不与，岁得银百九十二万九千有奇；溢地者，民间土田溢原额外者，核实输赋，岁得银四十万六千有奇；事例者，富民输资为监生，一岁而止；驿传者，前此邮驿裁省之银，以二十万充饷。崇祯三年，以给事中刘懋请裁定驿站，给邮乘传有额，而河北游民向借食驿糈者无所得食，溃兵煽之，为陕西民变炽盛之始。户部不敢违，议上，帝传谕：“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饷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改因粮为均输，布告天下，使知为民去害之意，是为剿饷。帝言累民一年，本以一年为限，而遂为久计矣。


    十二年，清兵人边，破济南始返。未解严时，廷臣请练边兵，嗣昌议各镇练兵数至七十余万。帝又采副将杨德政议，练民兵捍乡土，不他调，天下府千、州七百、县五百，汰府通判、州判官、县主簿。府改设练备，秩次守备；州县改设练总，秩次把总。嗣昌以势有缓急，请先行畿辅、山东、河南、山西，于是有练饷之议。


    剿饷在嗣昌原议一年即止，饷尽而乱未平，诏征其半。至行练饷时，反并剿饷皆全征。帝虑失信，大学士薛国观、程国祥以为可行，嗣昌复言：“加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力家，百亩增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贫者何害？”帝意遂决。由是剿饷之外，复增练饷七百三十万。计辽饷在神宗末为五百二十万，崇祯初又增百四十万，后再增剿饷、练饷，计千万，事例所入无定，其数不计入。先后增赋一千六百七十万，民不聊生，益起为乱。迨帝知悔前失，用大学士蒋德璟言，诏罢练饷，自成兵已逼城下，有诏而不复能行矣。夫古礼家之说，年不顺成，天地祖宗可以杀礼，社稷神祗可以变置。古者神权最重，而救国只有夺典礼，而不闻可以剥民生。卧薪尝胆，乃有国者自处于极苦，与军民同其生活，自能尽全国之人力物力以度此难关。若曰暂累吾民，君与相以及有禄之士大夫则不受其累，是薪胆之苦只有人民卧且尝也。崇祯间最用事最专且久之杨嗣昌，独为帝所特简，谓非亡国之君而何？


    剿饷之用途犹有可指，若练饷之用途实为可笑。各镇就旧兵而抽练之，当时论者即谓九边自有额饷，概予新饷则旧饷安归？边兵多虚额，今指为实数，饷益虚糜而练数仍不足，且抽练而其余遂不问，则旧饷之兵公然不练，而练者又仍虚文，加练饷而边防愈弱矣。至州县民兵益无实，徙糜厚饷。凡此皆以嗣昌主之，且事巨莫敢难也。此皆嗣昌居中用事之亡国成绩也，其督师以后则又有可言矣。


    嗣昌人熊文灿军受代，以十月朔崇祯十二年。大誓三军，以左良玉有将才，请拜为平贼将军，报可。良玉既佩将军印，志浸骄，遣使以书谢，嗣昌不悦。会贺人龙败献忠于兴安，请进秩赐奖，欲渐贵之，以抗良玉。良玉知之甚愠。恩威不足以相服，而用术数交斗于将帅之间，武夫无肝胆可共，危急时孰能用命？当是时，官军虽新胜，而嗣昌申养锐之戒，诸将遂无斗志，虽遣将但遥相应，未令合击。代嗣昌为本兵者傅宗龙，克十二月平乱，又数趣分道进兵，嗣昌迁延至岁暮未一战。张琮、贺人龙之捷，本非嗣昌功，其所檄湖广巡抚方孔照遣杨世恩、罗安邦两将攻罗汝才、惠登相者，则全军覆于黄草坪。孔照本屡取胜，至是所部一败。嗣昌以孔照先条上熊文灿主抚之误，心衔之，又忮其言中，遂独劾孔照逮下狱。孔照子检讨以智，伏阙讼父冤，膝行沙中两年，帝心动，始议前功，减死遣戍，则遇败巧中他疆臣以自免之一事也。嗣昌驻襄阳，既节制各路军，乃以楚地广衍，乱难制，驱使献忠等人蜀，冀因地险蹙之可全胜。又虑蜀兵扼险，恐彼不得人，遂调蜀锐万余为己用，使蜀中罢弱不足支。蜀抚邵捷春愤曰：“督师杀我！”争之不能得。于是献忠遂西。其时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为郑崇俭，由本兵令兼督蜀军，嗣昌亦檄秦军人蜀，崇俭遂以十三年二月率副将贺人龙、李国奇会左良玉，败献忠于玛瑙山。山在达州，由楚入蜀之路。崇俭身在行间，嗣昌远处襄阳，而帝以嗣昌一出即奏捷，大悦，赏功犒师，悉归功嗣昌。既而捷春以嗣昌弱其兵，秦师人蜀者，又以崇俭奉命还关中，亦噪而西归，蜀无防御之力，献忠等尽萃蜀中。楚将奉嗣昌令追献忠人蜀者，败于土地岭。献忠攻蜀各郡县，嗣昌果委罪蜀军，斩蜀将邵仲光，而劾捷春逮下狱论死，捷春仰药死狱中。捷春清谨有惠政，被逮日，士民哭送，竟逐散来逮官旗，蜀王亦疏救，不听。则嗣昌不任弃蜀之罪而巧陷他疆臣之又一事也。蜀既陷，嗣昌为自免计，已陷捷春，又奏崇俭撤兵太早，削其籍。迨嗣昌败死，帝尚恨崇俭不与嗣昌犄角共平乱，逮下狱，不俟秋后，以五月弃市。南都时，给事中李清始讼其有胜无败，而为他人巧卸、遂服上刑之冤。则嗣昌既陷蜀，而凡稍能军之疆臣皆为卸罪之故连陷以死之又一事也。


    帝于嗣昌始终眷注，慰劳赐敕，犒师发努，一再相望。嗣昌以献忠等尽人蜀，身率师尾之，檄诸将邀击，令俱不行。下令降者授官，惟献忠不赦，擒斩者赉万金爵侯。翊日，军府自堂皇至庖湢遍题：“斩嗣昌献者，赉白金三钱。”嗣昌骇愕。嗣昌小有才，躬亲簿书，军行必自裁进止，千里待报，常失机会。郧阳抚治王鳌永尝谏之，不纳，旋奏罢鳌永而代以袁继咸。鳌永上书于朝曰：“嗣昌用师一年，荡平未奏，非谋虑之不长，缘操心之太苦。天下事，总挈大纲则易，独周万目甚难，况贼情瞬息更变，举数千里征伐机宜尽出一人，文牒往返，动逾旬月，坐失事机，无怪乎经年不战也。其间玛瑙山一捷，督辅本号令良玉退守兴安，若必遵之，无此捷矣。陛下任嗣昌，不必令与诸将同功罪，但责其提衡诸将之功罪；嗣昌驭诸将，不必人人授以机宜，但核其机宜之当否；则嗣昌心有余闲，自能决奇制胜，何至久延岁月，老师糜饷哉？”鳌永所陈，颇中嗣昌之病。帝令中枢饬嗣昌，嗣昌性所偏，不能从也。鳌永明亡后降清，入《贰臣传》。献忠等既横行蜀中，由蜀南而复西。十四年正月，嗣昌统舟师下云阳，檄诸军陆行追击，诸军惟猛如虎蹑其后，与战黄陵城，大败，献忠人楚。嗣昌檄良玉兵，不应，献忠乃轻骑一日夜驰三百里，抵襄阳，诱启城门，执襄王。献忠坐王堂下，予之酒曰：“吾欲斩杨嗣昌头，嗣昌在远，今借王头，俾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努力尽此酒。”遂害王。襄阳故熊文灿所驻，嗣昌来代，以其地为重镇，设守甚备，竟被破之。嗣昌在夷陵，惊悸，上疏请死，下至沙市，又洛阳已陷，福王亦遇害，益忧惧，遂不食，以三月朔日死。廷臣交章论列，嗣昌已由郧抚袁继咸、河南巡按高名衡以自裁闻，而其子则以病卒报，莫能明矣。廷臣论嗣昌罪，帝终念之，赐祭，令有司护柩还籍，且论前功，进太子太傅。后献忠陷武陵，发其七世祖墓，焚嗣昌夫妇柩，其子孙获半尸改葬焉。


    嗣昌在中枢，在内阁，所倚者煎文灿，所忌而陷之者卢象升、孙传庭。其才苟在平世，未尝不可供簿书文墨之用。要其苛察自用，无知人之明，尤根本误在柄国而不知恤民，与帝同一受病，谓其甘心祸国，有何等赃污渎职，则非也。帝固以此信之，嗣昌亦以此自信。其子山松，后作《孤儿吁天录》，到处为乃父辩诬，言其有劳无过。当清修《明史》之日，冀以此涂饰史馆诸人耳目，为作佳传。馆臣未受其误，然当时固有受误者矣，潘耒《遂初堂集》有《阅孤儿吁天录》诗云“是父有是子，忠孝声不坠。信史垂千秋，公论未宜废”等句。竟颠到黑白至此！


    建州之为明患，清太宗之继承太祖，由天命改称天聪，乃在崇祯改元之先一年。其对明屡言愿和，亦未必非蓄锐持重本意。自袁崇焕遣使通吊以后，任事者亦非无欲和之意，在明欲休民整军，实宜许和而修内政。乃力已不竞，必争虚骄之气，欲建州屈身归罪，而后宣赦受降，其势不能。于是君臣间务为掩耳盗铃之计，意实愿和，而有人揭明和字，必引为大耻，谴责任事之臣，朝野议论，亦以言和者为卖国大罪，劫持君相，君相又无知己知彼之定力，始用反间而杀袁崇焕，使天下误信为以言和受戮。既而陈新甲在兵部主和，而帝意亦向之，惟意在委其事于本兵，或者外有虚骄之浮言，即可谴本兵以自盖其丑，君臣间先有此等巧卸谬见。一闻新甲扬言主和已得帝允，则发怒杀之，天下亦多以为主和当杀。危急时一听不负责任者之意气用事。又敢于敲剥国中，驱民走险，以自剿绝其命，此所以童昏之武宗、熹宗不亡国，时未至也；思宗而欲免于亡，非于任人恤民两事加意不可，乃俱反之，独自谓“非亡国之君”，此其所以死而不悟其非也。若自知所为足以亡国，或尚有一线之望耳，乃至殉国之日，犹曰“朕非亡国之君”，可谓至死不悟矣。至后人亦谅其非亡国之君，则美其能殉社稷，固应善善从长也。


    自熊文灿主抚，杨嗣昌受代督师，皆与张献忠为相涉。李自成之起在献忠后，闯王之号本袭高迎祥旧称，迎祥与献忠为同起。至自成露头角，在车箱峡一役，用计得出险，事在崇祯七年六月。八年正月，陷凤阳，燔皇陵，自成从献忠求皇陵监小阉善鼓吹者不得，怒偕迎祥辈人陕，而与献忠分途。献忠独东下。自成在陕与洪承畴军久周旋，自成兄子过与高杰，皆为所部勇悍善战者，屡败官军，既而杰降承畴。九月，承畴与自成大战渭南、临潼，自成败，遂复偕迎祥出朱阳关，与献忠合，陷陕州，攻洛阳，出人豫、皖之间。而是时卢象升新授总理江北、河南、湖广、四川军务。九年春，自成、迎祥等方南犯，已临江，犯江浦、六合不得逞，西攻滁州，象升自凤阳会诸路师来援，大破之于朱龙桥。时官军屡衄，诸将畏惧不前，象升激以忠义，军中尝绝粮三日，象升亦水浆不人口，以是得将士心，战辄有功。迎祥等再人豫、楚、秦、蜀之交，纷集山谷，迄不能平。迎祥与自成由郧、襄山谷再分道人陕，迎祥趋兴安、汉中，自成走延绥，犯巩昌，一再败官军，自成势复振。会廷议推孙传庭为陕抚，乃遣将击斩据商洛之整齐王，躬督军破迎祥，迎祥被擒，时在九年七月。自成继迎祥为闯王，李闯之称实始于是。


    当传庭督战关中之日，正清太宗大举人塞之时，清兵由喜峰口人，蹂躏畿辅，京师戒严。卢象升人援北去，改任宣大总督，承畴、传庭任军事，屡获胜，而荆、襄改任熊文灿为总理，与杨嗣昌相倚，主招抚。献忠以受抚借饷养锐，自成则为洪、孙所迫人商洛山中，一时势焰稍衰。十一月九日，清兵再人边，嗣昌在本兵，既陷卢象升致战死，又忌孙传庭逮之下狱，而调洪承畴督蓟辽，平乱之军事一委之熊文灿。于是自成、献忠复起。至文灿罪状昭著，嗣昌自出督师，人蜀多与献忠接触，而自成独走河南，收集众多，得阉党尚书李精白子信，以曾发粟活饥民，为民所德，归自成为之号召。又有卢氏举人牛金星、卜者宋献策皆归之。改李信名岩，听其言，散所掠财物振饥民，有“迎闯王，不纳粮”之词，儿童相歌以煽动，从自成者日众。福王常洵封于洛阳，拥厚赀不恤士，自成至，营卒与通，陷其城。自成颇得饥民爱戴，一再围开封不克。会杨嗣昌已累败而死，复起孙传庭于狱中，时在十五年正月。传庭方日夜治军于关中，自成三攻开封，监军御史苏京趣传庭出关，传庭上言兵新募不堪用，帝不听，不得已出。九月抵潼关，开封已陷。自成西行逆秦师，传庭军先胜后败，天大雨，粮不至，士卒采青柿以食，冻且饥，故败，谓之“柿园之役”。传庭败归陕西，计守潼关，扼京师上游，且军新集，不利速战，益募勇士，开屯田，缮器积粟，督工严急，秦民苦之。秦士大夫乃相与哗于朝，言“秦督玩寇”。十六年五月，朝命兼督河南、四川军务，又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北军，赐剑，趣战益急。传庭不得已，叹曰：“往不返矣，然丈夫岂能再对狱吏？”诀妻子，再出师。时自成方据襄阳，号襄京，署置官属，自称新顺王。集议所向，牛金星劝走京师，杨永裕请下金陵，断北方粮道，顾君恩独曰：“金陵居下流，失之缓；直走京师，不胜，退安所归？失之急。关中桑梓地，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二，先取之立基业，旁略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后向京师，庶进战退守，万全无失。”自成从之。乃集众谋渡河，传庭分兵防御。既迫于朝议出师，遂与自成战，大破之于郏，几禽自成。会天大雨，道泞，粮车不进，自成以轻骑出汝州截粮道，传庭乃分军，自率军迎粮，其守营军于传庭既行，亦争发，自成军遂蹑其后，官军大败。传庭至潼关，不复振。十月，自成陷潼关，传庭死之，自成遂达成人关之谋。传庭两出师，皆为雨所败，亦天时人事相会以助自成，遂竟亡明。或言传庭不死，帝疑之，不予赠荫。不半载，京师亦不守矣。


    自成人潼关，列城不攻自破，遂攻西安，守将开门纳之，执秦王存枢以为权将军，余宗藩及文武大吏死或降相继。乘胜取宁夏，下庆阳，执韩王亶塉。攻兰州，甘肃巡抚林曰瑞死之，进陷西宁，于是肃州、山丹、永昌、镇番、庄浪皆降，全陕皆没。十七年正月庚寅朔，定国号大顺，改元永昌。先得西安及属城时，已改其故乡延安府曰天保，米脂曰天保县，清涧曰天波府，至是改己名曰自晟，追尊其曾祖以下加谥号，以李继迁为太祖。设天佑殿大学士，授牛金星，置六政府尚书，设弘文馆、文谕院，谏议、直指使、从政统会尚契司、验马寺、知政使、书写房等官。复五等爵，大封功臣，侯刘宗敏以下九人，伯刘体纯以下七十二人，子三十人，男五十五人。定军制：有一马儳行列者斩之，马腾人田苗者斩之。籍步兵四十万，马兵六十万。兵政侍郎杨王休为都肄。出横门至渭桥，金鼓动地。令弘文馆学士李化鳞等草檄驰谕远近，指斥乘舆。先是自成既下全陕后，乃遣兵渡河陷平阳，杀宗室三百余人，进陷各县，至是多望风送款。二月，自成自渡河，破汾州，徇河曲、静乐，攻太原，执晋王求桂，巡抚蔡懋德死之。北徇忻、代，宁武总兵周遇吉战死，并边东陷大同，杀代王传齊，代藩宗室殆尽。攻宣府，总兵姜瓖降，巡抚朱之冯死之，遂趋阳和，由柳沟逼居庸，总兵唐通、太监杜之秩迎降。三月十三日焚昌平。先遣人辇重货或贾贩都市，或充部院掾吏，刺探机密，朝廷有谋议，数千里立驰报，而兵部发骑往探，辄勾之降，无一还者。游骑至平则门，京师犹不知。十七日，环攻九门，门外先设三大营悉降。京师久乏饷，乘陴者少，益以内侍，内侍专守城事，百司不敢问。十八日，攻益急，既降之宣府监视太监杜勋，自成遣缒人见帝，索禅位。帝怒叱之，下诏亲征。日暝，帝所尊信之太监曹化淳启彰义门，自成军尽人，帝出宫登煤山，望烽火彻天，叹曰：“苦我民耳！”归乾清宫，令送太子及永王、定王于戚臣周奎、田弘遇第，剑击长公主，趣皇后自尽。十九日天未明，鸣钟集百官，无至者，复登煤山，书衣襟为遗诏，以帛自缢于山亭，帝遂崩，明亡。综帝之世，庙堂所任，以奸谀险谄为多且久，文武忠干之臣，务摧折戮辱，或迫使阵亡，或为敌所禽。至不信外廷，专倚内侍，卒致开门引人。而当可以恤民时，君臣锐意刻剥，至临殉之日，乃叹曰“苦我民”，使早存此一念，以为辨别用人之准，则救亡犹有可望，乃有几微大柄在手，即不肯发是心，犹不自承为亡国之君，何可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