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鲁迅的讲演与讲课

    鲁迅</a>是一个平凡的人，如果走到大街上，绝不会引起一个人的注意。论面貌、身段、外面的衣冠等，都不会吸引人的。至多被人扫射一下，留下了淡漠的印象：在旧时代里的一位腐迂，或者是一个寒伧的人；一位行不惊人的朴素得连廿世纪的时代似乎也遗忘了的从乡下初出城的人士一般。这是在1927年以前北京旧社会一般的人所容易看到的，实则是一个被旧社会压得连气也透不过来的，反抗这阶级并要带领着大家奔走向前的战士。


    而他的面色灰暗，乍一看有似长期吸毒（鸦片烟）的瘾君子，更加以具有平常严峻的面孔，初看起来，不了解的会当他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不容易相处的人。在去杭州的时候，因此吃过亏，更加使当时的军警严厉的搜查。我们不要以为当时的政府会那么好，关心到人民生活，用各种方法严查吸烟的人；也不要以为当时的军警也是关心人民生活，严格执行法律的人；他们是别有企图，查出吸毒的人或物，就可以从中发一笔横财的，是不怀好意的工作态度的。这也难怪其然，工资低，生活苦，正直的人得不到同情，处处受打击，一些人没法走正道，把心一横，就四处找横财了。每逢元旦见面，人们头一句总是“恭喜发财”，“横财顺利”。是这样的社会相，也就是鲁迅活了快六十年来为之痛心疾首的社会和人民。


    但在讲台上，在群众中，在青年们的眼里所照出来的真相却不一样。他那灰暗的面孔这时从深色的罩上面纱的一层灰暗里放出夜光杯一样的异彩。人们听到他的声音就好像饮过了葡萄美酒一般地舒畅。两眼在说话的时候又射出来无量的光芒异彩，精神抖擞地，顿觉着满室生辉起来了。有一位作家郑伯奇同志，于1936年的回忆，题为《鲁迅先生的演讲》，描写得很生动具体：


    ……一个广大的文学组织宣告成立。就在这时候，为了将新的文学主张扩</a>大宣传起见，鲁迅先生和笔者便被派到沪西D大学</a>去演讲。


    ……


    那时候，鲁迅先生是住在东宝兴路景云里。他一个人在书房里，脸色很不好，他告诉我们他病了几天，夜里睡不着，牙齿都落掉了。他表示不能演讲，还把落掉了的一颗大牙齿给我们看。


    代表很为难。他说，同学都在等待着鲁迅先生去，若第一次就使同学失望，以后什么怕都不好进行了。我是知道自己不会演讲，唱独脚戏准得失败的，故也极盼鲁迅先生出马。看见这样情形，鲁迅先生终于答应我们，带病同去了。


    D大学的礼堂兼雨操场是挤满了人。新的文学团体固然也有点号召力，但，大部分的学生是为瞻仰鲁迅先生的言论丰采才集合起来的，那是毫无疑义。


    由我来唱了开锣戏。现在，连演讲的题目都忘记了，内容如何自然更无从记起。大概不外乎是当时开始受人注意的文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


    现在想起来还要汗颜，笔者讲了不到一刻钟，听众是一个去了又去一个。偌大一座讲堂只剩下寥寥不到百十个人了。我心里有点发慌：


    （头一炮就打不响，鲁迅先生又有病，这却怎么办好？）


    心里越急，口上越乱。什么“意德沃罗辑”呀，什么“印贴利更地亚”呀，什么“狄亚列克特”呀，这一类生硬的术语，只在口边乱撞。可怜那百十个听众又渐渐散开，变成乌合的散兵线了。


    看光景还是趁早退场好，于是赶紧作了个结束了事。


    耳边懵懵懂懂听见一阵热烈的鼓掌声，是鲁迅先生登坛了。


    怕是有病的关系吧，鲁迅先生的声音并不高，但却带着一点沉着的低声。口调是徐缓的，但却像是跟自己人谈家常一样亲切。


    他先从他的家乡说起。他说，他是浙东一个产酒名区的人，但他并不爱喝酒。这样，他对于曾经说他“醉眼朦胧”的冯乃超君轻轻地回敬了一下。


    以后，他便谈他家乡的风俗。语词是记不清楚了，大意是他的家乡那里，讨媳妇的时候，并不要什么杏脸柳腰的美人，要的是健壮的少女。由这类的例子，他归结到农民和绅士对于美观的不同。然后，他用实证，揭破了“美是绝对的”这种观念论的错误。而给“美的阶级性”这种思想，找出了铁一般的证据。


    在朴实的语句中，时时露出讽刺的光芒。而每一个讽刺的利箭投射到大众中间，便引起热烈的鼓掌和哄堂的笑声。


    不知什么时候，屋子里添进了那么多的人。偌大的一座讲堂是挤得水泄不通了。连窗子上面都爬着挟书本的学生。


    演讲是在热烈的空气中宣告了成功。在散会以后，D校马上成立了一个新的文学组织。


    这当然是鲁迅先生抱病演讲的功绩。


    从这个具体的例子看来，理论性的说话还需技巧的，主要还是讲群众所要听的，所能了解接受的。鲁迅演讲和上课堂的时候，一样的捉住听众所需要的，朴素地用语言传达起来，随时加以分析，而又能驳掉别人的谬误见解；自己的例证，又是浅显易懂，为人们日常生活所已知的，绝不用深奥的大道理迷惑人。每每在几分钟之内，就掌握了群众的思想，获得了伟大的胜利。而事业也借此建立起来。如D大学的文学组织的宣告成立，就因鲁迅几句话而直接发生了良好影响。当时上海的进步力量或左翼团体的纷纷成立，是在党的领导下，分别教育群众、联系群众，在困难的情况下，点滴收获是不易的。开个会，成立个团体也是不易，因之更珍惜这会的能够开成，说话的人获至预期的效果，而鲁迅就是体会着这样的精神而去的。


    ……


    我以听讲者的体会证实了作家郑伯奇同志所遇到的情况。鲁迅以朴素的、质直的、不加文饰的说话，款款而又低沉的声音，掷向听众，掷向四周的空中。如同听广播一样又加以电视，亲切地听到、看到他的声音笑貌，先得我心。说出了人们普遍懂得的事物的真理，说出了人们心坎里所正要说出而未能说出的语言。朴素而率直的，就像他说话一样，换得了人们的信任。也像他写的文章一样，雄辩地驳斥了异端邪说，摈弃了弥漫世间的乌烟瘴气，给听众如饮醇醪，如服清凉散，这种话语，听一百遍也不会厌，就可惜时间太短了，人们在他结束时报以热烈的掌声，赞许声，有余未尽的可惜声。我常常向鲁迅提起，假使你多在群众面前说话，那说服力，那看得很远、很透的真理，那语惊四座的效果，那完整无缺的明白痛快的一击，那强劲有力、万夫莫当的气概。那在讲台上整个瞬息万变的音容笑貌，简直就是速写不出的活的精致的艺术表现，就连高超的匠人也刻画不出。如果利用这说话作宣传工具，对党的工作的贡献，一定也不下于你的文章呢。他默许我的话。


    但是谁使他没有发言的机会的？是黑暗的政治压迫！


    诚然他曾经考虑：教书（说话的一种方式）和写作的互相矛盾。但他的说话机会被剥夺了，实是我们当时无比的损失。他觉得“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见《两地书</a>》：《第六十六》）。时时想到专从事于写作。到上海之后，果然辞去教书专心一致地做编写的工作了，成就确是比较大的。看他末期十年的生产量，是较之头二十年合起来还不止一倍，就可以证明。


    然而毕竟使我们感觉到停止了讲话是多么可惜。听过讲的人们不会忘记：无论在北京，在厦门，或在广州，他的讲课都是那么吸引人，以致别科别系的学生，或偷听课的学生（在北大时期），都一致的津津乐道听过他的课。而且每个地方都一样的得到热烈的拥护，其中必定有道理存在着。


    他干脆、守时刻，走到讲台上就打开包裹，那黑地红色线条的布包，为他所喜爱的代表钢铁与热血的两种色彩的包裹，无异把他坚定如铁，热情如血的整个人生展示给大众。他一点也不浮夸，他的包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些儿虚假，不太多也不太少的称出来，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地讲出来。脸上的两只亮晶晶的仁慈而坚定的眼珠子，就好像洞察一切地扫射出来。他又何必点名呢（以前学校上课一开始是点名报到的）？横竖一个也不会少，连生病的除非起不来了才告假。像真理一样普遍，他到过的学校都是这般情景。


    他是严峻的，严峻到使人肃然起敬；但瞬即融化了，如同冰见了太阳一样，是他讲到可笑的时候大家都笑了。有时他并不发笑，这样很快就又讲下去了。到真个令人压抑不住了，从心底内引起共鸣的时候，他也会破颜一笑，那是青年们的欢笑使他忘却了人世的许多哀愁。


    那爽朗松脆的笑声，常常是发自肺腑中，无拘束地披诚相见的时候，更加是在遇到知己的时候，痛快地，对自己的命运、世界的前途都感到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完全了解了自己也相信了对面的人的时候。不多遇而也确乎遇见的像他和瞿秋白</a>同志的见面，就有这样的炽烈而明快，灵魂的深处有着不可制服的力量的样子，释然于怀的欢笑爆发出来。多难得的遇合、相逢呀！在那个时候。


    在讲课中，比较为众所知的是讲《中国小说史略</a>》。听过的人比较多，也许讲的内容大略相同，而未必全然一致。但总之，听者都满意了。我是有幸听过两次的。一次是做学生时候在课堂上的；另一次是旁听：他用日语讲给增田涉先生听的，我算是为学习日语之助的旁听生。那时是1931年的时候，我们生活上永不会忘记的刚刚度过柔石</a>等人被害之后，我们才从避难的旅舍回家不过住了一个多月，也就是4月11日，从增田君和内山夫妇来到我家吃晚饭认识起，增田君每日下午都来。有时讲课之余，鲁迅往同文书院讲一小时的《流氓与文学》，是同他去的；也曾带来另一位日本朋友，这时就会谈至晚上才行分散；或者一同往电影院、展览会；有一回还看过不终曲而去的歌舞团演出。又或兴之所至，晚饭后忽然跑去跳舞场的池子旁坐着看一阵子的跳舞。在多样性的、并不枯燥无味的生活中，朋友般地这样度过了几个月，在鲁迅生活上是难得的。到7月11日的下午，日记只写着那么简单的几个字；“为增田君讲《中国小说史略》毕。”而在鲁迅却是为一个不认识的青年，每天用去大半天的时间，做讲解工作。详尽地、无私地给予文学上的帮助。这时藤野先生的印象活跃在他的脑海：为文化交流、中日友谊而服务是值得的。这里看到鲁迅帮助青年的热诚，有似园艺匠人为中国的佳种获得新的移植而愉快欣慰的心情，是无可以言语形容的。


    增田君原是从日本盐谷温先生那里学过《中国小说史略》的，根据他的证明，益信盐谷的教材取自鲁迅，而不是如当时一些中国无聊文人所说：是鲁迅盗窃他的了。


    当我自己在课堂上听讲《中国小说史略》时，也许我们听讲时程度低，和别的学校有些两样。鲁迅对我们讲《中国小说史略》的时候在早期，那时的书还刚刚在北大第一院的新潮社出版，是1923年的12月，我们就人手一本的拿这分装成上下册的《中国小说史略》做课本了。前三篇课本还没有印出，是用中国的油光纸临时印的，现在手边没有了。但那上下册的两本课本，还在身旁，就从这引起我的一二回忆，以告没有听讲过的读者，但也只是一鳞一爪，未必完整的。如第四篇《今所见汉人小说》，他对“大旨不离乎言神仙”的东方朔</a>与班固</a>，又明确的指出：前者属于写神仙而后者则写历史，但统属于文人所写的一派。《神异经</a>》亦文人作品。而道士的作品，则带有恐吓性。有时一面讲一面又从科学的见地力斥古人的无稽。讲到《南荒经》的蚘虫，至今传说仍存小儿胃中，鲁迅就以医学头脑，指出此说属谬，随时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在《西南荒经》上说出讹兽，食其肉，则其人言不诚。鲁迅又从问路说起，说有人走到三岔路口，去问上海人（旧时代），则三个方向的人所说的都不同。那时问路之难，是人所共知的。鲁迅就幽默地说：“大约他们亦是食过讹兽罢！”众大笑。《中荒经》载西王母每岁登翼上会东王公。鲁迅说：西王母是地名，后人因母字而附会为女人，因西有王母，更假设为东有王公，而谬说起来了，犹之牵牛织女星的假设为人，乌鹊填桥成天河，即与此说相仿，为六朝文人所作，游戏而无恶意。他随即在黑板上绘出中央一柱状为“翼”，东王公西王母相遇于中央的状况，更形象地使人们破除了流传西王母故事的疑团。谈到《十州纪》，亦题东方朔撰，但中有恐吓，故鲁迅疑为道士所作。其中宫室有金芝玉草，服食有龙肝凤肺，居住有仙宫，都是道士特意写的与常人不同。又如武帝时，西胡月支献香四两，烧于城内，能起死回生，于是信知其神，“乃更秘录余香，后一旦又失之”（见《今所见汉人小说》），已经是故神其说，从空想的香的不是凡品，又入到事实上以坚人信，如果厚待月支使者，则“帝崩之时，何缘不得灵香”（见同上），是道士怕人不相信，故为此语，这都是他随讲解而分析的。后来他又引申到“恐吓”二字，他说分析利害，辩明是非，则是煽动性的文章，是革命者的说话，是入于恐吓之类的善者一面的。关于“金屋藏娇”，原出于《汉武帝故事》，他四岁时，人问欲得妇否？答以欲得，指左右百余人，皆云不用，末指阿娇好不？乃笑对曰：“好，若得阿娇，当作金屋贮之也。”后人移用于纳妓，说是“金屋藏娇”，实乃大误的。


    鲁迅讲书，不是逐段逐句的，只是在某处有疑难的地方，才加以解释。如说到《汉武帝内传</a>》时，他首先讲出：故事，是文人所作，内传，则为道士所作。道士是反对佛教的，而《汉武帝内传》于王母降临的描写则多用佛语，字句繁丽，而语则似懂非懂，以迷惑人，属于神秘派之类。其中之句如“容眸流盼”的“容”是指颜面，颜面如何能流盼呢，不是不通就是多余之字了。大约作古文之法有二秘诀：一为“省”去“之乎者也”等字，二为“换”成难解之字，也就是以似懂非懂的字句以迷惑人，又多用赘语如“真美人也”“真灵人也”，灵与美究有何分别？用了许多不可测之字和语，如骂人曰牛曰马，人易了解其骂我为牛为马，因明白易懂得。如果换了猹，喳来骂人，则比较难于认识，至多体会为犬旁，则大抵属于以兽类骂我，但口旁的喳字，则究竟指的什么东西呢，恐怕连字典也没有这个字，无从索解，使被骂的人，也觉得因不懂而心中不安。古文难测，其弊多在此，神秘派之秘也在此。


    又，古时席地而坐，西王母如何坐，武帝如何跪，拜又是什么样的，现在恐怕很多人不大了解了，鲁迅深通字体变迁的历史，他用很简单的方法就写出来，让人一目了然了。坐，跪，拜，这就是古代人日常坐起方式。


    杂载人间琐事的《西京杂记</a>》，有与历史有关而正史没有记载的，如吕后之杀赵王事（如卷一）；有似考据语，令阅者恍以为真，实作者故作神妙的（如卷三）；又齐人弹琴而能作单鹄寡凫之弄；武帝以象牙为簟，都在有无不可知之列，是足以令人疑信参半，是作古小说的人写下“空中楼阁”的妙手秘诀。


    照这样讲解字句，当时文章流派，内容的荒诞与否，可信程度如何，都在书本之外逐一指出，使人不会因读书而迷信古人，是很重要的。


    “巫风”到汉末而大畅。鲁迅在讲到第六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时说：拜鬼属于迷信，人们划出阴阳二界，以为阳界属人则阴界属鬼。写人以“传”，写鬼是“志”。既信有鬼则烧纸物等，成为纯消耗性的，于国民经济有关的，影响实是不浅。


    又如《太平御览</a>》载：“武昌新县北山上有望夫石”，鲁迅为之分析：是属于拜物教的以无生物为生物，附会生说的。又或人与动物不分，二者常交互变易，都是妄说，这就教人读古书而应加以区别看待。


    释典，天竺故事之流传世间，在印度讲出世，是说作人诸多苦恼，不好。这似乎说得不错，佛教经典也无非说说而已，即在印度本土，亦不能实践，盖印人言出未必执行，这是揭开佛说连印度也不能遵行的情况。


    《唐之传奇文》中谈到元稹</a>的《莺莺传</a>》，其后来的各自分飞，张生解释为“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因而舍弃莺莺，社会上（时人）多许张为</a>善补过者云。鲁迅于讲解时不以为然，他同意有人说《会真记》是写的元稹自己的事，目的在辩护自己。是属于“辩解文”一类，不是为做小说而做的。


    从《会真记》鲁迅又谈到中国人的矛盾性。他说：中国人（指旧文人）矛盾性很大，一方面讲道德礼义；一方面言行又绝不相关。又喜欢不负责任，如《聊斋》的女性，不是狐就是鬼，不要给她穿衣食饭，不会发生社会督责，都是对人不需要负担责任。中国男子，一方面骂《会真记》《聊斋》；一方面又喜欢读这些书，都是矛盾性存在之故。


    李公佐</a>写“禹伏无支祁故事”，“明吴承恩</a>演《西游记</a>》，又移其神变奋迅之状于孙悟空”，自《西游记》出，孙悟空的活跃代替了唐之无支祁传说了。追源无支祁说成立之故，据鲁迅说：有山下而面临水之处，适山下有大铁链，则文人为之附会其说，谓铁链后必有被锁的东西，这东西又必是怪物才被锁，而能伏怪物的必是了不起的人物，这人物是谁？则首推大禹，因禹治水故，层层推想附会而成故事。


    鲁迅批评宋不如唐，其理由有二：1、多含教训话语，则不是好的小说，因为文艺做了教训的奴隶了；2、宋传奇又多言古代事，文情不活泼，失于平板，对时事又不敢言，因忌讳太多，不如唐之传奇多谈时事的。这一分析，对我们学习很有帮助，所以听讲的时候，觉得对书本以外的教益实获益不浅的。


    讲到第十四篇《元明传来之讲史》，谈到宋江故事时，鲁迅说：小说乃是写的人生，非真的人生。故看小说第一不应把自己跑入小说里面。又说看小说犹之看铁槛中的狮虎，有槛才可以细细的看，由细看以推知其在山中生活情况。故文艺者，乃借小说—槛—以理会人生也。槛中的狮虎，非其全部状貌，但乃狮虎状貌之一片段。小说中的人生，亦一片段，故看小说看人生都应站立在第三者地位，切不可钻入，一钻入就要生病了。


    像这样的坦白而透辟的指引，对青年们每易中了小说之迷而跟着小说的状况随而喜怒哀乐的，如同看戏的人看到戏中人的遭遇而跟着忧戚一样，就不是站在第三者的地位了。这里鲁迅教导我们不但看小说，就是对一切世事也应如看槛中的狮虎一般，应从这里推知全部状貌，不要为片断现状所蒙蔽，亦犹之马列主义教人全面看问题一样道理。所以虽说是听讲《中国小说史略》，实在是对一切事物都含有教育道理，无怪学生们对这门功课，对这样的讲解都拥护不尽，实觉受益无穷。大家试想想，有谁从讲解中能广博到这样，把一个大道理从文艺、狮虎、槛的比方，来了解一切事物的真理呢？鲁迅的讲学，他的说话，和演说时的讲话风格不同，精神则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