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鲁迅是最早对写普通话最有贡献的人

    今天党和政府提出汉语规范化，写普通话是其主要内容之一，青年们对于这个幸福可能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实在这是党和政府对祖国语</a>文历史所作的科学的总结，给我们中国人民指出一条作文的康庄大道，叫做“写普通话”。鲁迅</a>是对写普通话最早的最有贡献的人。


    中国的做文章，做到五四文学革命以前，是一个什么局面呢？我们可以拿当时文学革命者喊出的八个字来概括，叫做“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这是大快人心的八个字。今天的青年要懂得这八个字的祸害，恐怕不容易，因为他们没有吃过那个苦。这就叫做幸福。懂得这八个字又实在很有必要，对于发扬祖国语言文学有不迷失方向的指导作用。“选学妖孽”是指做文章的一派，他们捧着《文选</a>》这部书大讲其“选学”，写起文章来乌烟瘴气，就凭不通的典故、难认的字。“桐城谬种”是指当时的古文家，好比“意表之外”，“乌托之邦”，都出在他们的笔下，因为他们做文章完全靠腔调，缺乏意义，一味的哼唱，就没有想到“意表”就是“意外”而哼出“意表之外”四个字的声音来；“乌托邦”本来是一个外国名词的音译，三个字念起来不够腔调，就哼出“乌托之邦”四个字来。这些现象都给当时的新文学家揭发出来了。这决不是偶然的事情。古文的腔调作用为害极大，就如韩愈</a>的《原道》：“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只能说是凭腔调哼出来的。又如《送孟东野序》的句子：“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在这里面，“草木之无声”、“水之无声”的“之”字有何语法根据吗？只是凭腔调作用。古文的流弊到了八股，就完全是腔调。到了五四时代，文章之道当然非革命不可。《热风》里有一篇《估学衡》，是鲁迅当时对新时代里所做的不通的文章作的一点具体的分析。到了一九三〇年，鲁迅还写了一篇《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一九三三年还写了一篇《作文秘诀》，是一个老医生对“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所作的正确的诊断，今天的青年最好是把这两篇“秘诀”拿来参考一番。


    我们抄《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的这两段：


    从前教我们作文的先生，并不传授什么《马氏文通</a>》、《文章作法》之流，一天到晚，只是读，做，读，做；做得不好，又读，又做。他却决不说坏处在那里，作文要怎样。一条暗胡同，一任你自己去摸索，走得通与否，大家听天由命。但偶然之间，也会不知怎么一来——真是“偶然之间”而且“不知怎么一来”，——卷子上的文章，居然被涂改的少下去，留下的，而且有密圈的处所多起来了。于是学生满心欢喜，就照这样——真是自己也莫名其妙，不过是“照这样”——做下去，年深月久之后，先生就不再删改你的文章了，只在篇末批些“有书有笔，不蔓不枝”之类，到这时候，即可以算作“通”。……


    这一类文章，立意当然要清楚的，什么意见，倒在其次。譬如说，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罢，从正面说，发挥“其器不利，则工事不善”固可，即从反面说，偏以为“工以技为先，技不纯，则器虽利，而事亦不善”也无不可。就是关于皇帝的事，说“天皇圣明，臣罪当诛”固可，即说皇帝不好，一刀杀掉也无不可的，因为我们的孟夫子有言在先，“闻诛独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现在我们圣人之徒，也正是这一个意思儿。但总之，要从头到底，一层一层说下去。弄得明明白白，还是天皇圣明呢，还是一刀杀掉，或者如果都不赞成，那也可以临末声明：“虽穷淫虐之威，而究有君臣之分，君子不为已甚，窃以为放诸四裔可矣”的，这样的做法，大概先生也未必不以为然，因为“中庸</a>”也是我们古圣贤的教训。


    这里鲁迅所揭露的是唐宋八大家</a>一直到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做古文的真实情况，到了“虽穷淫虐之威，而究有君臣之分，君子不为已甚，窃以为放诸四裔可矣”的做法，就已经是八股了。古文这个东西，表面看起来好像是恢复了《左传</a>》、《史记</a>》一类的白描写法，其实不是的。《左传》、《史记》的好处是有什么写什么，事情多少就写多少，其中所有的句子都经得起汉语语法的分析。古文则</a>如鲁迅所说的，“真是自己也莫名其妙”，它专门来一套正面说说，反面说说，并非为得反复讲道理，它就是这么个习惯，这么个调子。好比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向来很有名，我们倒应该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孰谓少者殁而长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呜呼！其信然邪？其梦邪？其传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纯明而不克蒙其泽乎？少者强者而夭殁，长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为信也！梦也，传之非其真也，东野之书、耿兰之报，何为而在吾侧也？呜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纯明宜业其家者，不克蒙其泽矣！所谓天者诚难测，而神者诚难明矣！所谓理者不可推，而寿者不可知矣！”这就是鲁迅说的“但总之，要从头到底，一层一层说下去。”鲁迅在他的《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后面还有一个后记，后记里更说：“所以做了一大通，还是等于没有做，而批评者则谓之好文章或好人。”做古文的情况是如此。


    鲁迅的《作文秘诀》，又揭穿了“选学妖孽”的底子。他说，“至于修辞，也有一点秘诀：一要蒙胧，二要难懂。那方法，是：缩短句子，多用难字。譬如罢，作文论秦朝事，写一句‘秦始皇</a>乃始烧书’，是不算好文章的，必须翻译一下，使它不容易一目了然才好。这时就用得着《尔雅</a>》、《文选》了，其实是只要不给别人知道查查《康熙</a>字典》也不妨的。动手来改，成为‘始皇始焚书</a>’，就有些‘古’起来，到得改成‘政俶燔典’，那就简直有了班、马气，虽然跟着也令人不大看得懂。但是这样的做成一篇以至一部，是可以被称为‘学者’的，我想了半天，只做得一句，所以只配在杂志上投稿。”接着是下面的三段，我们应该完全抄下来：


    我们的古之文学大师，就常常玩着这一手。班固</a>先生的“紫色 声，余分闰位”，就将四句长句，缩成八字的；杨雄先生的“蠢迪检柙”，就将“动由规矩”这四个平常字，翻成难字的。《绿野仙踪</a>》记塾师咏“花”，有句云：“媳钗俏矣儿书废，哥罐闻焉嫂棒伤”。自说意思，是儿妇折花为钗，虽然俏丽，但恐儿子因而废读；下联较费解，是他的哥哥折了花来，没有花瓶，就插在瓦罐里，以嗅花香，他嫂嫂为防微杜渐起见，竟用棒子连花和罐一起打坏了。这算是对于冬烘先生的嘲笑。然而他的作法，其实是和杨、班并无不合的，错只在他不用古典而用新典。这一个所谓“错”，就使《文选》之类在遗老遗少们的心眼里保住了威灵。


    做得蒙胧，这便是所谓“好”么？答曰：也不尽然，其实是不过掩了丑。但是，“知耻近乎勇”，掩了丑，也就仿佛近乎好了。摩登女郎披下头发，中年妇人罩上面纱，就都是蒙胧术。人类学家解释衣服的起源有三说：一说是因为男女知道了性的羞耻心，用这来遮羞；一说却以为倒是用这来刺激；还有一种是说因为老弱男女，身体衰瘦，露着不好看，盖上一些东西，藉此掩掩丑的。从修辞学的立场上看起来，我赞成后一说。现在还常有骈四俪六，典丽堂皇的祭文、挽联、宣言、通电，我们倘去查字典，翻类书，剥去牠外面的装饰，翻成白话文，试看那剩下的是怎样的东西呵！？


    不懂当然也好的。好在那里呢？即好在“不懂”中。但所虑的是好到令人不能说好丑，所以还不如做得牠“难懂”：有一点懂，而下一番苦功之后，所懂的也比较的多起来。我们是向来很有崇拜“难”的脾气的，每餐吃三碗饭，谁也不以为奇，有人每餐要吃十八碗，就郑重其事的写在笔记上；用手穿针没有人看，用脚穿针就可以搭帐篷卖钱；一幅画片，平淡无奇，装在匣子里，挖一个洞，化为西洋镜，人们就张着嘴热心的要看了。况且同是一事，费了苦功而达到的，也比并不费力而达到的的可贵。譬如到什么庙里去烧香罢，到山上的，比到平地上的可贵；三步一拜才到庙里的庙，和坐了轿子一径抬到的庙，即使同是这庙，在到达者的心里的可贵的程度是大有高下的。作文之贵乎难懂，就是要使读者三步一拜，这才能够达到一点目的的妙法。


    以上说的就是“选学妖孽”。


    五四当时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之所以大快人心，就是切切实实地把“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打倒了，在前进的新时代里再也不能容忍这种障碍。鲁迅在《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的后记里提起它来还是憎恶极了，“社会上的一切，什么也没有进步的病根就在此。”在打倒“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同时，新文学本身就提供了大量的好文章，鲁迅的小说和杂感是最显著的，把中国的有希望的青年知识分子都叫醒了，吸引住了。鲁迅当时的文章，就是写普通话。我们作文，必须是写普通话，鲁迅是中国文章开始写普通话的大师。


    “写普通话”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在《花边文学</a>》里有一篇《做文章》，鲁迅在这篇文章里说道：“高尔基说，大众语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学，这该是很中肯的指示了。”“写普通话”就是大众语的加工。我们所谓大众语，指的是北方的方言。鲁迅写的文章就是北方方言的加工。


    为得说明问题起见，我们举出我们今天的一篇标准的“写普通话”的文章来，看“写普通话”的文章有哪些特点。我们举的是《人民日报》编辑部《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这一篇。这一篇约二万字的长文章，内容不用说，单就文章看也是中国历代文章所万万不能有的，它集中了五四以来新的文章的长处，同时证明了语言继承性方面的许多事情。五四以来新的文章有哪些长处呢？首先是它改进了旧日的文体，它用了提行分段的体裁。这是中国文章的欧化。从欧化来的这样的体裁，完全没有移动汉语原来的结构，只是文体变了。这个文体变化，关系非常之大，以便于我们写文章能够发大议论，反映复杂的生活。旧日的文章一篇就只有一段，好比《古文观止</a>》的第一篇是《左传》“郑伯克段于鄢”，它起首是“初，郑武公娶于申，……”末句是“遂为母子如初。”讲文章作法的人就批它是“‘初’字起，‘初’字结。”所以《左传》这一篇文章实在就是这个形式：“初——初。”它像一根绳子。它所牵扯的事情并不少。向来的人佩服《左传》的文章，是应该佩服的，首先它的一条绳子的牵扯工夫很大。古人本来是一条绳子，你如把它分起段来，就斩断它的作用了，好比《红楼梦</a>》第一句“此开卷第一回也”，照我们今天写文章的习惯，这一句应该就是一段，冒起全篇，然而曹雪芹</a>不是，它是一根线牵下去，令我们割它不断。《水浒》里遇到不同时间的事情就插一句“一宿无话”，遇到不同地点的事情就插一句“一路无话”，无非是在一条绳子之中打一个结，接得很巧妙罢了。我们的《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如果照旧日的文体，写起来恐怕很困难，哪怕它是一条龙，首尾也难得照顾，节节难得照顾。现在它挥写得非常之自由，用了长短不等的二十八段（中间插了引的尼赫鲁的三段话），比起古代的《左传》、《史记》以及一切有名的长篇巨制来，这完全是一个新的阵式。在这个新的阵式里，不怕内容多，它能够多多益善，秩序井然。这是五四文学革命对中国文章所起的一个大作用，就是把文体变了。


    其次是用新式标点符号。这也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我们且看引号。引号的用处很大，有了它容易知道哪些话是谁说的，或者作者引用了谁说的话。有了它我们还容易讲清是非，令读者心悦诚服，而且拍手称快，如《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里面的这一句文章：


    请问世界上一切大吵大闹的所谓西藏人民的同情者：你们同情的“西藏人民”是谁呢？


    这一句极明白、极有力量的文章在旧日的文章里就不能写，因为旧日文章里没有加引号的办法。加了引号的“西藏人民”四个字，读者很容易知道它的意义。


    再看新式标点的括号，它有时也是很必要的，有了它文章就能明白，能简洁，能周密</a>。如《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里面的这一句：


    尼赫鲁总理在4月27日讲话中提及五项原则的时候，只说到“互相尊重”（这无疑是必要的），而没有说“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这是五项原则的原话，而且是任何互相尊重的前提）。


    这句文章在旧日的文章里就不能写，因为没有新式标点符号。这里面的括号该有多么有用！


    五四以来的新的文章里，因为采用了标点符号的原故，它的句法也可以同旧日文章的句法不同，而能接近平常口语当中的语气，这一来新的文章的逻辑性也加强了。如《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里面的这一句：


    尼赫鲁先生希望我们“争取他们友好合作”，这无疑是一个好的主意，虽然尼赫鲁先生的意思是为了间接地指责我们过去和现在没有这样作。


    这一句里面有一个“虽然”分句，放在后面，很有必要。因为有了句号的原故，读起来自然知道它从属于谁。在旧的文章里就没有这样的句法，旧日文章里的“虽然”分句总是在前面的。把“虽然”分句放在后面，在口语里倒是有这种语气的。


    根据以上的简单的分析，我们就知道标</a>点符号的功劳，它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产物。


    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五四文学革命虽然把用汉语言写的文章的文体变化了，句法也变化了，但对汉语的语法没有变，也不可能变。一个民族的语言，它的语法是有稳固性的。这是斯大林在他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里面所作的重要的指示。我们看“虽然尼赫鲁先生的意思是为了间接地指责我们过去和现在没有这样作”这个分句，无论它放在句子的前面或者放在句子的后面，它自己本身的构造是一样，也就是从语法说这个分句没有变化。古今汉语的语法基本上是一个，“文言”和“白话”没有两样的语法。尤其是汉语的特点，“文言”和“白话”是同一个汉语的特点常常在那里起着作用。我们且谈一件事。汉语里，在意义不发生混淆的时候，主语就不说出来，古代汉语孔夫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是如此，现代汉语《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里面的有些好句子之所以好也是如此。我们读这两句：


    作为印度的朋友，作为尼赫鲁所讨论的问题的当事人，我们认为，指出这个错误是必要的。如果同意尼赫鲁的逻辑，那么，不但西藏的革命是不能允许的，整个中国的革命也是不能允许的。


    这两句话该说得多么严峻，同时又是多么委婉！其妙用何在呢？就在于两个“作为”、一个“指出”和一个“同意”的主语“我们”都不说出来。所以句中的主语不说出来是汉语语法特点之一，古今汉语是一样。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类的事情，对我们今天写文章很有指导作用。


    因为古今汉语基本上是一个语法的原故，所以有些文言当中的词汇一般谓之“虚字”者，在今天并不是“死”的，而是活的，而且非常有生气。好比“现在历史已经作出结论：正确的是我们而不是他们。”这一句当中的“而”字就非常之活，它并不是在文言中发生作用而今天“写普通话”的时候则歧视它。其他“之”字、“其”字都是“写普通话”有时必不可少的词汇，都有它的妙用。好比这一句：“究竟有什么必要象现在这样地迫不及待，甚至不惜采取某种妨碍友好的干涉行为，这是我们所百思而不得其解的。”这里面的“百思而不得其解”固然是文言当中的成语，但今天“写普通话”里确有其必要，这里面的“其”字很有用。汉语“其”这个代名词每每是跟着它紧前的一个东西来，它确切地有所指，“百思而不得其解”的“其”就指“象现在这样地迫不及待，甚至不惜采取某种妨碍友好的干涉行为”。这一个字，读起来多么好听，多么能说明问题！“只要印度方面停止干涉西藏的言行，目前的争论就会随之结束。”这里面“随之结束”的“之”字是同前面所讲的“其”是发生同样功用的代名词，非常具体，非常灵活，在今天“写普通话”都有其特殊的地位。语言是长期历史形成的，是全民创造的，在黑暗的旧时代，人民没有当家作主，对自己的语言没有充分利用的机会，形成了鲁迅所谓“无声的中国”。今天我们伟大祖国的声音要向全世界传播，一切有用的词汇必是脱颖而出，可以说是语言还家了，所以昔日的有些“虚字”，到今天才真正显出功能，逼得我们要讲出它们的语法作用来。在我们的“写普通话”的词典里必须有它们。


    在我们读《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时，特别有一个读好文章的快乐，也就是语言的美感。好比这一句话：


    对于这类“冷战的语言”，我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一忍再忍，作了最大限度的克制，我们的报纸几乎守口如瓶。


    这里的“守口如瓶”四个字把我们人民报纸的高贵品质完全刻划出来了，同时感得我们汉语的形象性真是大。我们又从而懂得写普通话时有大量的成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如这一句：


    每个明白事理的人稍微想一想，都会懂得这个道理，而决不会去理睬什么两三发炮弹打向宫殿、落入池塘的童话。


    这里面的“童话”是一个外来语，我们读了感得非常之惬意，喜于我们今天写普通话的词汇是茂盛得很。


    上面的话是帮助我们明白“写普通话”到底具有怎样的内容，简单地说，它是大众语的加工。比起鲁迅在一九三三年所说的：“现在还常有骈四俪六，典丽堂皇的祭文、挽联、宣言、通电，我们倘去查字典，翻类书，剥去它外面的装饰，翻成白话文，试看那剩下的是怎样的东西呵！？”我们今天的写普通话的文章就值得中国人民骄傲。


    鲁迅对“写普通话”是最早的最有贡献的人。他就是以“写普通话”逼得当时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在中国文坛上再也无立足之余地，彻底地垮台了。


    鲁迅的《狂人日记</a>》是新文学的第一篇小说，它就为“写普通话”奠定了基础。它的形式就是提行分段，在必要的时候它以一句而成一段。它用了新式标点符号，因为这种新的帮助书面语言的工具，在口语里本来有而旧日文章决不能有的语气，鲁迅的小说里有了。如：


    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a>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有昨天这么怕，也没有这么凶。


    这一句文章非常有力量，表示鲁迅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站在一个立场上，然而鲁迅是质问他们为什么不怕绅士、衙役，不怕债主，而怕脚踹封建的狂人呢？这一句的语气，在口语里是极其自然的，前无所承，突然来一个“他们”，一说出这两个字的声音以后，就停顿一下，在书写上就用一个破折号，这一来，旧日文章所不能表达的东西，在新文学里都表达得出来了，只是采用了新式标点符号。


    我们抄《孔乙己》的三段文章：


    中秋过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看看将近初冬；我整天的靠着火，也须穿上棉袄了。一天的下半天，没有一个顾客，我正合了眼坐着。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温一碗酒。”这声音虽然极低，却很耳熟。看时又全没有人。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见了我，又说道，“温一碗酒。”掌柜也伸出头去，一面说，“孔乙己么？你还欠十九个钱呢！”孔乙己很颓唐的仰面答道，“这……下回还清罢。这一回是现钱，酒要好。”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辩，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孔乙己低声说道，“跌断，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便和掌柜都笑了。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不一会，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


    自此以后，又长久没有看见孔乙己。到了年关，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中秋可是没有说，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


    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这就是“写普通话”的文章。在这种新的文章里，什么东西都可以写，这种新的文章比旧的白话小说的文章进步多了。不知这种文章之美者，是无目者也。所以当时的反动派的攻击文学革命，等于犬之吠日。


    我们抄《热风》里《随感录》四十七：


    有人做了一块象牙片，半寸方，看去也没有什么；用显微镜一照，却看见刻着一篇行书的《兰亭序》。我想：显微镜的所以制造，本为看那些极细微的自然物的；现在既用人工，何妨便刻在一块半尺方的象牙板上，一目了然，省却用显微镜的工夫呢？


    张三、李四是同时人。张三记了古典来做古文；李四又记了古典，去读张三做的古文。我想：古典是古人的时事，要晓得那时的事，所以免不了翻着古典；现在两位既然同时，何妨老实说出，一目了然，省却你也记古典，我也记古典的工夫呢？


    内行的人说：什么话！这是本领，是学问！


    我想，幸而中国人中，有这一类本领学问的人还不多。倘若谁也弄这玄虚：农夫送来了一粒粉，用显微镜照了，却是一碗饭；水夫挑来用水湿过的土，想喝茶的又须挤出湿土里的水：那可真要支撑不住了。


    这种文章，真不愧为新式的武器，“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抵当得住么？鲁迅的新式武器就是“写普通话”。


    鲁迅对我们今天“写普通话”的贡献甚多，总的说来，鲁迅的文章都是读来顺口，一般人只注意他会用成语，用欧化句法（“虽然”分句放在后面就是鲁迅开始的），其实鲁迅的语言是最合汉语的语法的，同时充分利用了汉语的特点。读来顺口就因为合乎汉语语法，充分利用汉语的特点就能够推陈出新，这两点就是文学革命导师对我们今天写普通话的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