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 钱穆《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钱宾四先生写好这篇文字，承他的厚意，先送给我读，至感。他在这篇文中劝我研究古史</a>不要引用今文家的学说，意思自然很好，但我对于清代的今文家的话，并非无条件的信仰，也不是相信他们所谓的微言大义，乃是相信他们的历史考证。他们的历史考证，固然有些地方受了家派的束缚，流于牵强武断，但他们揭发西汉末年一段骗案，这是不错的。孔璧发得古文经传，为什么《史记</a>》没有而《汉书</a>》有？为什么起初甚少而后来逐渐增多？《春秋</a>左氏传》是孔子</a>时就有的，为什么《汉书》里说刘歆</a>“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汉高祖为赤帝子，旗章尚赤，为什么西汉人只争汉为水德或土德，而直到刘向</a>父子始“以为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a>、黄帝</a>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宇宙间的种种事物，有渐变，也有突变。古史的传说和古文籍的本子当然也不能例外。我们只要看《王莽传》中所说的“征天下通一艺……及有《逸礼》、《古书》、《毛诗</a>》、《周官》、《尔雅</a>》、《月令》、《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谬，壹异说云”，便可明白西汉末年的学术所以突变的原因。刘歆一个人，年寿有限，精力有限，要他伪造许多书自然不可能，但这个古文学运动是他于校书后开始提倡的，见本传。是他于当权后竭力推行的，见《王莽传》。这是极明显的事实。在这个利禄诱引之下，自然收得许多党徒，造成一种新风气，自然他们所目为乖谬的都得正，所目为异说的都得壹，而学术于是乎大变。所以刘歆虽不是三头六臂的神人，但他确是改变学术的领袖，这个改变的责任终究应归他担负。清代今文家在这一方面，议论虽有些流于苛刻，而大体自是不误。


    去年接于鹤年先生来信，嘱我研究古史不必再走经学家的老路，劝勉之意与宾四先生相同，我一样地感谢。我现在敢向两先生说，我决不想做今文家，不但不想做，而且凡是今文家自己所建立的学说我一样地要把它打破。只是西汉末的一幕今古文之争，我们必得弄清楚，否则不但上古史和古文籍受其纠缠而弄不清楚，即研究哲学史和文学史的也要被它连累而弄不清楚了。这种难关是逃避不了的。清代今文学家的工作既没有完了，我们现在何妨起来继续讨论呢！我以为我们现在正当各认其是，向前走去，看讨论了多少年之后得到什么样的结论。


    关于清代今文学家攻击汉代古文学家的最精当的议论，我久有心把它理出一个头绪来；只是困于人事，尚未动笔。今年暑假中如有些空闲，当写出请教，并使大家知道我们研究古史所以不能不采取他们考订文籍的学说的理由。


    宾四先生在这篇文里提出三点，（一）五帝之传说，（二）五行相胜及五行相生，（三）汉为火德及尧后。他所提出的问题有许多早就预备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的下半篇中讨论的。见本文末的目录预告。惟因将作远行，倚装匆匆，无暇详答，为歉。今略将鄙见陈述</a>于左：


    战国书里的许多古帝王，除了伏羲</a>、神农之外尚有人，如《庄子</a>·胠箧篇》中即有十余个。但这种是否联成一个系统，像后来的《路史</a>》一般，实有疑问。如果当年的传说已有《路史》式的排列，则驺衍的五德终始早可循环了许多次，何至连一次的终始尚凑不满呢？


    宾四先生举出《春秋繁露</a>》之文，谓“五帝顺数五而相复”及“以神农为赤帝”即是五行相生的帝系说，固甚巧合。但不幸董仲舒</a>所说“以神农为赤帝”的乃是汤。他说，“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时正白统，亲夏，故虞”，可见他以虞、夏、殷为殷代的三王。他又说，“绌唐谓之帝尧，以神农为赤帝”，可见他以神农至帝尧为殷代的五帝。自神农至帝尧，据《五帝德》及《帝系姓》，中间三人是黄帝、颛顼、帝喾，如何容得下五行相生的系统中的少嗥？若依《月令》之说，在黄帝、颛顼间插入少皞，则汤受命而王时，便应“以轩辕为赤帝，推神农以为九皇”了。这对不对呢？


    把方位配五行颜色之说，如在战国时早已盛行，则秦的上帝就不应缺黑帝。至秦居西方，自以为主少皞之神，祠白帝，固与方位说一致，但这话靠得住吗？照今本《封禅书》所说，秦祀青帝的为密畤，祀黄帝的为上畤，祀炎帝</a>的为下畤，祀白帝的却有西畤、鄜畤、畦畤三处；到汉高祖入关，添了一个祀黑帝的北畤。是秦地的上帝畤，在秦时有六，在汉时有七。何以《封禅书》中又说“秦并天下，……唯雍四畤上帝为尊”，秦只有四畤而没有六畤呢？何以《封禅书》中又说文帝时“有司议增雍五畤车各一乘”，“黄龙见成纪……文帝始郊见雍五畤祠”，又说武帝时“郊雍，获一角兽，若麟然……于是以荐五畤”，汉只有而减为五，再有问题的解决，《道，“雍、鄜、密立”，可见那时畤，祀炎帝的下的西畤和畦畤五畤而没有七畤呢？秦当有六而减为四，汉当有七两个到了哪里去了？这两个又是什么畤呢？这个汉书·郊祀志》早已告与我们，它说，成帝时，匡衡奏上下畤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及北畤未定时所人只数祀白帝的鄜畤，祀青帝的密畤，祀黄帝的上畤，以及后来加入的祀黑帝的北畤，而不数祀白帝。西畤是什么呢？今本《封禅书》说是秦襄公因居西陲而作的。畦畤是什么呢？今本《封禅书》说是秦献公因得金瑞而作的。居西陲，得金瑞，祠白帝，这确实是把五方配合五行和五色的把戏。这样适合汉人胃口的东西，为什么独独不为汉人所关注呢？因为秦为金德的事情这样蹊跷，它和汉为火德的事情同样的蹊跷，所以我敢说“赤帝子斩白帝子”的传说是后起的。至这说起于何人，我在本文中尚存疑，并未断定刘歆，因为他是主张汉为火德，秦为闰水的，与这一说的一半不合。自此文发表后，我才觉得这一说应是东汉初出现的。赤帝子斩白帝子，即是光武帝灭公孙述的反映。因为公孙述居西方而自号白帝，所以以前居西方而称帝的秦也要主少皞，得金瑞了。因为中兴而受《赤伏符》的光武帝是赤帝子，所以创业而为尧后的汉高祖也应当是赤帝子了。在东汉初年崇信谶纬神道设教的当儿，造出一个斩蛇的故事以作宣传天命的凭借，是很可能的。《史记》内也尽有东汉的材料，如《秦始皇</a>本纪》之录孝明皇帝文，《司马相如</a>传》之录班固</a>赞都是。所以这一个斩蛇的故事，两汉之间的两个刘秀各应当负一半的责任。


    宾四先生又录出我文，说我有秦为木德的排列。这只因此文写到此处，已以相生说排帝系，而少皞一名尚未出现，故不得不这样写。在这上，更可见少皞一代出现之晚，加入之难。如果连少皞也加入，秦就要成火德了。闰水之说，非得已也。我又很疑太皞、少皞即是太阳、少阳之义，只是方位之名而非人名，容续考。


    数小时后我就起程了，一切待还来时再谈。


    顾颉刚。二十，四，三。


    顾先生的跋文里，提出两个较重要的论点，容我乘便加一简单的附注。（一）秦祠白帝有三畤，我不认为伪，有详说见近著《周官著作年代考》，容后续布。（二）少皞插入终始五德，我文中并不说在董仲舒时，只说在刘歆前，跋文只说董仲舒时还来插入少皞，于我说并无碍。（钱穆</a>）


    颉刚案：钱先生在《周官著作时代考》《燕京学报》第十一期。中，论秦祠白帝有三畤，首证古无五方帝，续申之云：


    春秋时，鲁国曾僭行郊天之礼。然鲁国当时似乎只是郊祀上帝，并不曾祀五帝，也并非在五帝里祀了任何一帝。鲁国如此，秦国亦然。我想秦襄公当时，亦只是僭行郊礼而祀上帝，和鲁国一般。所以《史记》又说：“太史公读《秦记》，以为秦杂戎翟之俗，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位在藩臣而胪于郊祀，君子惧焉。”明白说他是用事上帝，胪于郊祀。可见秦襄公西畤所祀也只是当时惟一的上帝。而《史记》又说其“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这是以后人东方青帝西方白帝的观念来追写前代的史迹。其实前人只知道祭的是上帝，并没有说祭的是五帝中的白帝。秦文公鄜畤所祀，也和襄公一例。所以史敦说；“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其为祀上帝明甚。且文公因梦黄蛇而作郊祀，若依后世五德符瑞之说，梦黄蛇应该祀黄帝。正缘当时尚无此等见解，故史敦只说是上帝之征。而《史记》粗心，也为他下了“祀白帝”一语。秦宣公渭南密畤，秦灵公吴阳上下畤，依例类推，尽只是祀上帝，并不是祀青帝和黄帝、炎帝。


    大抵五方色帝之说，起于战国晚世。及秦帝而燕、齐之方士奏其说。始皇采用之，遂祀五帝。因以前鄜畤之旧祀白帝；因以前密畤之旧祀青帝；因以前吴阳上下畤分祀炎帝、黄帝。四畤皆是旧有，而所祀遂为青、黄、赤、白四帝，与以前只祀上帝者不同。秦人何以只祀青、黄、赤、白四帝而独缺黑帝，这一层殊难解说。何焯</a>以为是“秦自以水德当其一”，此说较有理，现在也更无别说可考。然而即此可见秦人始祀五帝，本也只有四个。至于西畤、畦畤，在秦人当时本只是祀上帝，而汉人则自高祖入关，因雍四畤增北畤黑帝，足成五帝祀之后，一时只知有五方色帝，不复知有原先的上帝。所以误认雍四畤所祀在先即是分祀青、黄、赤、白四帝；而于西畤、畦畤两处，却把秦人处西垂，主少皞之神的观念，强说他所祀的是白帝。比如说鲁处东方，主太皞之神，其春秋时僭行郊礼，所祀乃是青帝，岂不大误？雍四畤是鄜畤，密畤，吴阳上、下畤四个。据《〈史记·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西畤、畦畤，不在其列。《〈史记·封禅书〉索隐》误入畦畤，出鄜峙，不可信。


    原载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日《大公报·文学副刊》


    第一七一期，又收入《古史辨》第五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