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我二年以来，蓄意要辨论中国的古史</a>，比崔述</a>更进一步。崔述的《考信录</a>》确是一部极伟大又极细密的著作，我是望尘莫及的。我自知要好好的读十几年书，才可追得上他。但他的著作有二点我觉得不满意。第一点，他著书的目的是要替古圣人揭出他们的圣道王功，辨伪只是手段。他只知道战国以后的话足以乱古人的真，不知道战国以前的话亦足以乱古人的真。他只知道杨、墨的话是有意装点古人，不知道孔门的话也是有意装点古人。所以他只是儒者的辨古史，不是史家的辨古史。第二点，他要从古书上直接整理出古史迹来，也不是妥稳的办法。因为古代的文献可征的已很少，我们要否认伪史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但要承认信史便没有实际的证明了。崔述相信经书即是信史，拿经书上的话做标准，合的为真，否则为伪，所以整理的结果，他承认的史迹亦颇楚楚可观。但这在我们看来，终究是立脚不住的：因为经书与传记只是时间的先后，并没有截然不同的真伪区别；假使在经书之前还有书，这些经书又要降做传记了。我们现在既没有“经书即信史”的成见，所以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我们既没有实物上的证明，单从书籍上入手，只有这样做才可得一确当的整理，才可尽我们整理的责任。


    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这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a>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a>、神农</a>，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a>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a>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但这个题目的范围太大了，像我这般没法做专门研究的人，简直做不成功。因此，我想分了三个题目做去：一是《战国以前的古史观》，二是《战国时的古史观》，三是《战国以后的古史观》。后来又觉得这些题目的范围也广，所以想一部书一部书的做去，如《〈诗经</a>〉中的古史》、《〈周书</a>〉中的古史》、《〈论语</a>〉中的古史》……我想，若一个月读一部书，一个月做一篇文，几年之后自然也渐渐地做成了。崔述的学力我固是追不到，但换了一个方法做去，也足以补他的缺陷了。


    这回适之先生到上海来，因为不及做《读书杂志</a>》的文字，嘱我赶做一篇。我当下就想做一篇《〈论语〉中的古史》，因为材料较少，容易做成。但今天一动笔之后，又觉得赶不及，因为单说《论语》自是容易，但若不与他书比较看来，就显不出它的地位，而与他书一比较之后，范围又大了，不是一二天内赶得出的。因此，想起我两月前曾与玄同先生一信，论起这事，固然是信笔写下，但也足以说出一点大纲。所以就把这篇信稿抄在这里，做我发表研究的起点。我自己知道既无学力，又无时间，说不上研究；只希望因了发表这篇，引起了阅者的教导和讨论，使我可以把这事上了轨道去做，那真是快幸极了！


    十二，四，二十七。


    玄同先生：


    （上略）


    先生嘱我为《国学季刊》作文，我也久有这个意思。我想做的文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现在先对先生说一个大意，——我这些意思从来没有写出，这信恐怕写得凌乱没有条理。


    我以为自西周以至春秋</a>初年，那时人对于古代原没有悠久的推测。《商颂》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大雅》说：“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可见他们只是把本族形成时的人作为始祖，并没有很远的始祖存在他们的意想之中。他们只是认定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始祖，并没有许多民族公认的始祖。


    但他们在始祖之外，还有一个“禹”。《商颂·长发》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禹的见于载籍以此为最古。《诗》、《书》里的“帝”都是上帝。帝尧、帝舜等不算，详见后。《尚书</a>》里可疑的只有一个帝乙，或是殷商的后王尊他的祖，看他和上帝一样，加上的尊号，也说不定。这诗的意思是说商的国家是上帝所立的。上帝建商，与禹有什么关系呢？看这诗的意义，似乎在洪水芒芒之中，上帝叫禹下来布土，而后建商国。然则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小旻》篇中有“旻天疾威，敷于下土”之句，可见“下土”是对“上天”而言。


    《商颂》，据王静安先生的考定，是西周中叶宋人所作的。《乐诗考</a>略·说〈商颂〉下》。这时对于禹的观念是一个神。到鲁僖公时，禹确是人了。《宫》说：“是生后稷，……俾民稼穑；……奄有下土，缵禹之绪。”按：《生民》篇叙后稷事最详，但只有说他受上帝的保卫，没有说他“缵”某人的“绪”。因为照《生民》作者的意思，后稷为始事种植的人，用不到继续前人之业。到《闷宫》作者就不同了，他知道禹为最古的人，后稷应该继续他的功业。在此，可见《生民》是西周作品，在《长发》之前，还不曾有禹一个观念。这诗的意思，禹是先“奄有下土”的人，是后稷之前的一个国王；后稷是后起的一个国王。他为什么不说后稷缵黄帝的绪，缵尧、舜的绪呢？这很明白，那时并没有黄帝、尧、舜，那时最古的人王有天神性的。只有禹，所以说后稷缵禹之绪了。商族认禹为下凡的天神，周族认禹为最古的人王，可见他们对于禹的观念，正与现在人对于盘古的观念一样。


    在这上，我们应该注意的，“禹”和“夏”并没有发生了什么关系。《长发》一方面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一方面又说汤“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若照后来人说禹是桀的祖先，如何商国对于禹既感他敷土的恩德，对于禹的子孙就会翻脸杀伐呢？按：《长发》云：“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又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是商在汤以前国势本已发达，到汤更能建一番武功，把韦、顾、昆吾、夏桀打倒罢了。禹是他们认为开天辟地的人，夏桀是被汤征伐的一个，他们二人漠不相关，很是明白。


    至于禹从何来？禹与桀何以发生关系？我以为都是从九鼎上来的。禹，《说文》云：“蟲也，从，象形。”，《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伯祥云：禹或即是龙，大禹治水的传说与水神祀龙王事恐相类。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九鼎是夏铸的，商灭了夏搬到商，周灭了商搬到周。当时不过因为它是宝物，所以搬了来，并没有多大的意味；但经过了长时间的保存，大家对它就有了传统的观念，以为凡是兴国都应取九鼎为信物，正如后世的“传国玺”一样。有了传统的观念，于是要追溯以前的统，知道周取自商，商取自夏，自然夏、商、周会联成一系。成了一系，于是商汤不由得不做夏桀的臣子，周文王不由得不做殷纣的臣子了。他们追溯禹出于夏鼎</a>，就以为禹是最古的人，应做夏的始祖了。书中最早把“夏”、“禹”二字联属成文的，我尚没有找到。


    东周的初年只有禹，是从《诗经》上可以推知的；东周的末年更有尧、舜，是从《论语》上可以看到的。尧、舜的故事从何时起，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左传</a>》是战国时的著作；《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也靠不住；《论语》较为可靠，所以取了它。《论语》中二次连称尧、舜，尧、舜其犹病诸。一次连称舜、禹，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又接连赞美尧、舜、禹，大哉尧之为君——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禹吾无间然矣。可见当时确以为尧、舜在禹之前。于是禹之前有更古的尧、舜了。但尧与舜、舜与禹的关系还没有提起，或者当时人的心目中以为各隔数百年的古王，如禹和汤，汤和文、武之类，亦未可知。《论语·尧曰》篇虽说明他们的传授关系，但《论语》经崔述的考定，自《季氏》至《尧曰》五篇是后人续入的。《尧曰》篇的首章，在文体上很可见出有意摹古的样子，在宗旨上很可见出秉着“王道”和“道统”两个主义，是战国时的儒家面目。


    在《论语》之后，尧、舜的事迹编造得完备了，于是有《尧典》、《皋陶谟》、《禹贡》等篇出现。有了这许多篇，于是尧与舜有翁婿的关系、舜与禹有君臣的关系了。《尧典》的靠不住，如梁任公先生所举的“蛮夷猾夏”，“金作赎刑”都是。即以《诗经》证之，《宫》说后稷“奄有下国”，明明是做国王，它却说成舜的臣子。后稷的“后”字原已有国王之义，《尧典》上舜对稷说“汝后稷”，实为不辞。《宫》说后稷“缵禹之绪”，明明是在禹后，它却说是禹的同官。又以《论语》证之，（1）《论语》上门人问孝的很多，舜既“克谐以孝”，何以孔子不举他做例？（2）《论语》上说“舜有臣五人”，何以《尧典》上会有九人？《尧典》上既有九人，各司其事，不容偏废，何以孔子单单截取了五人？（3）南宫适说“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可见禹、稷都是有天下的，为什么《尧典》上都是臣而非君？（4）孔子说舜“无为而治”，《尧典》上说他“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又说他“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不相冲突吗？这些问题，都可以证明《尧典》出于《论语》之后。我意，先有了禅让的学说而后有《尧典》、《皋陶谟》出来，当作禅让的实证；禅让之说是儒家本了尊贤的主义鼓吹出来的。作《论语》时，对于尧、舜的观念还是空空洞洞，只推尊他们做两个道德最高、功绩最大的古王；作了《尧典》等篇，于是尧、舜的“文章”都有实事可举了。


    从战国到西汉，伪史充分的创造，在尧、舜之前更加上了多少古皇帝。于是春秋初年号为最古的禹，到这时真是近之又近了。自从秦灵公于吴阳作上畤，祭黄帝，见《汉书</a>·郊祀志》。秦国崇奉的神最杂，名目也最诡：秦文公梦了黄蛇作鄜畤，拾得了一块石头作陈宝祠，实在还是拜物教。黄帝之祀起于秦国，说不定黄帝即是“黄龙地螾”之类。经过了方士的鼓吹，于是黄帝立在尧、舜之前了。自从许行一辈人抬出了神农，于是神农又立在黄帝之前了。自从《易·系辞》抬出了庖牺氏，于是庖牺氏又立在神农之前了。自从李斯</a>一辈人说“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于是天皇、地皇、泰皇更立在庖牺氏之前了。自从《世本》出现，硬替古代名人造了很像样子的世系，于是没有一个人不是黄帝的子孙了。自从《春秋命历序》上说“天地开辟，至《春秋》获麟之岁，凡二百二十六万年”，于是天皇十二人各立一万八千岁了。自从汉代交通了苗族，把苗族的始祖传了过来，于是盘古成了开天辟地的人，更在天皇之前了。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汲黯说：“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造史很好的比喻。看了这些胡乱伪造的史，《尧典》那得不成了信史！但看了《诗经》上稀疏的史，更那得不怀疑商以前的史呢！


    这些意思如果充分的发挥，准可著成数十卷书。古代的史靠得住的有几，崔述所谓“信”的又何尝是信！即如后稷，周人自己说是他们的祖，但有无是人也不得而知。因为在《诗》、《书》上看，很可见出商的民族重游牧，周的民族重耕稼，所谓“后稷”，也不过因为他们的耕稼为生，崇德报功，追尊创始者的称号。实际上，周人的后稷和许行的神农有什么分别？这两个倡始耕稼的古王，很可见出造史的人的重复。他们造史的人为什么要重复？原来禹的上面堆积的人太多了，后稷的地位不尊重了，非得另创一个神农，许行一辈人就不足以资号召了！


    （下略）


    颉刚　敬上　十二，二，二十五。


    附启


    玄同先生：


    这封信发后，没有接到回覆，使我记挂得很。


    在《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上，读到先生的跋。跋上说：“许慎的《说文》是一部集伪古字、伪古义、伪古礼、伪古制和伪古说之大成的书。”我很希望先生有辨《说文》的文字发表。


    前月把《吕刑》与《尧典》对看，又得了一个对于苗族的传说的变迁。今天不及写，下函详告。


    颉刚附启　十二，四，二十八。


    原载一九二三年五月六日《努力》增刊，


    《读书杂志》第十九期。


    又次之（石鼓文为秦文，从马叔平说；大篆为秦文，从王静安说），秦之金石刻及小篆又次之。《说文》所列小篆，已多汉人传伪之体；近见龚橙《理董许书》稿本，他说《说文》中的小篆还不如汉隶的较为近古，极为有见。至於《说文》中所谓“古文”，所谓“奇字”，乃是刘歆</a>辈依仿传误的小篆而伪造的，故与甲文金字文底形体相去最远。因为小篆是传误的，“古文”是伪造的，所以说是“伪古字”。“伪古义”，如“告，牛触人，角着横木，所以告人也”，“射，弓弩发於身而中於远也”之类。“伪古说”，如“楚庄王曰，止戈为武”，“孔子曰：一贯三为王”之类。至于“伪古礼”和“伪古制”，这是从伪经上来的；若将伪经推翻，则《说文》中这两部分便不攻而自倒了。


    要说的话还没有完，今天暂止于此，请先生教正。


    先生关于《吕刑》与《尧典》方面的新发明，便希示我。


    玄同　一九二三，五，二五。


    原载一九二三年六月十日《读书杂志》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