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通典（上）

    一


    上學期最後講到東漢到隋這一段的史學。我們學歷史的人，第一要懂得時代。時代自然會變，從來歷史上，古今中外，沒有不變的時代。我們又要注意到每一時代的學術。學術不僅要跟著時代變，還要能創新。有了學術創新，才能跟著有時代創新。諸位不要認為時代永遠在那裏變，便是永遠在那裏新，這是不會的。如我們每一人從孩到老，天天在那裏長大，慢慢兒老了，死了，這是個自然現象。我們要受教育，從事進修，才能在自己生命過程中有創新。時代之變是自然的。學術之變，不專是追隨時代，而要能創新時代。


    中國歷史從東漢一路下來，比較上面從春秋</a>戰國以至西漢乃及東漢的上半期，這是大變了。最簡單的，中國已經沒有了一個大一統的局面。說到這一時代的學術，不是沒有，只看隋書經籍志，這個時代經、史、子、集著作很多。但這一段時期的學術，一言蔽之，只是在隨著時代變。如說兩漢是講經學的，魏晉南北朝變為淸談，轉講莊老了。接著佛教跑進中國來。這些都是跟隨著時代之變而變，只是一個自然的。嚴格地說，說不到創新。即如講到史學，本是這一時代一個新東西，但也只是沿著太史公史記下來，一路因循，下邊並不能再有新創造，能主動來開創時代的一種新創造。也可說，在當時，不僅沒有新史學，也沒有新哲學。因此，不能達到領導時代、開創時代的任務。勉強來說，也可說建安以下有了新文學。但認眞講，建安以下所謂的新文學，也只是追隨著時代在那裏變，並不能由一種新的文學來創造一個新的時代。直從魏晉南北朝一路到隋，時代是儘變了，但這些變，只是走下坡，不是攀高峯。只是後退，不是上進。這一段時代的學術思想，只在跟著時代變，而並不能在變之中來創造一個理想的新。我們所要的新，不是只在自然的變裏而感到新；乃要自有一套理想，能來領導我們在此變之中走上一條新的路。


    我們講魏晉南北朝的史學，最後講到劉知幾史通</a>。其實這是東漢以下直到唐初，這一段的史學積累而成了劉知幾的這一部史通。只為魏晉南北朝這一段的史學，沒有很高的價値，而劉知幾的史通，乃僅從這一段的史學中出來。所以我們也可說，劉知幾史通，乃是這一時代的產物，它不够作為將來新史學的領導者。因它並不能開出將來史學一個新理想，或者說新意義、新境界。它沒有這些。所以說劉知幾史通並不能創。不僅不能創，它僅是代表一個衰世的史學，僅能在枝節問題上零零碎碎作批評。那裏不對，那裏不對。這種批評，不是說一無價値，他能指出從前史書中的許多毛病與缺點。到後來如寫舊唐書、新唐書的，也曾接受了這一些意見。可是這些都是小題目，小問題。我們可以說，劉知幾在史學上根本還不能瞭解到司馬遷史記，更不必說到史記以前的孔子</a>春秋和周公的詩書。


    我們把以前所講回頭再來一試看，從周公詩書到孔子春秋，到司馬遷史記，正是在那裏一步步地翻出新的來，一步步地有創造。下面從班固</a>漢書到陳壽三國志，范蔚宗後漢書，乃及其他在隋書經籍志裏所見的史書，大體都是在走下坡路。他們僅能摹倣，又僅能在小處淺處摹倣。而劉知幾史通，也僅是這樣，也僅能從小處淺處著眼。所以我們上學期講到史通做結束，恰恰正可指出這一段時期中學術的衰微。而史學也是其中之一。太史公史記以前是一段，太史公史記以後到劉知幾史通又是一段。


    二


    今天我們所要講的，已到唐朝。可說唐朝已有了史學的創新，新的史學又起來了。唐代人對於思想方面，他們講莊老，或許還不如魏晉南北朝。講經學，從孔穎達承襲上面作為五經正義以後，也沒有能翻出新花樣。講文學，直要到韓愈、柳宗元</a>提倡古文運動，才確實開出此下一個新的文學境界。稍前也待李白</a>、杜甫</a>出世，唐詩才能慢慢兒脫離了文選的老路，而自成為唐代一代的詩，使選詩變成了唐詩。而在史學方面，唐代也有一番創造開新。論其成果，似並不比韓柳古文運動、李杜古詩之成果為小。這就是杜佑</a>的通典</a>。這部書，可說在中國史學裏是一個大創闢。而這一種大創闢，也可以影響時代。


    我們講到此下中國的學者們，有幾部極大的人人必讀之書，但這是說到淸代為止。民國以來，那又另當別論了。此許多人人必讀書，第一是經書，如說五經、九經、十三經。第二是史書，如說史記、漢書，或者說四史，以至後來十七史、二十一史、二十四史</a>等。這十三經和二十四史，都是此下學術界知識分子應該去翻到的書。除此之外，卻還有一樣也是諸位所知道的，就是所謂三通。唐杜佑的通典，宋鄭樵的通志</a>，元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這三通的體裁各不同。到了淸代人，就來分別依樣作續通典、續通志、續通考。這些續的，都只續到明代。淸代人再編淸通典、淸通志、淸通考，當時叫皇朝通典</a>、通志、通考，這樣叫九通。九通以後，從乾隆</a></a>到光緖，淸代人另有一部再續的通考，這樣又合成了十通。即是十部通書。在史學方面也是極為重要的。


    中國的史書，最開始是尙書中的西周書，我們稱之曰「記事體」。第二是孔子春秋，我們稱之曰「編年體」。到了太史公史記，我們稱之曰「紀傳體」。這三大體例，我們上面都講過了。以後史學上只不過沿襲這三體。到杜佑通典才有第四體，普通稱之曰「政書」。因其專講政治制度，所以稱作「典」。可是這種政書，在中國史學裏來講，也可說是中國的「通史」。即是中國人的所謂「通史」。當然如說太史公史記，也是通史體例，因其從五帝直講到漢武帝，而以後就變成斷代史。此皆所謂正史。在歷代正史中，如在史記有八書，漢書有十志，在紀傳之外本也講到典章制度。可是慢慢兒到了唐代，他們的觀點和從前人又稍有不同。


    從前人的觀點，可說一代有一代的制度，如漢代有漢代的制度。但講到制度，實該求其通。因其在這一個時代中，只有此一個政府；此一個政府之一切制度，當然是互相配合，有其會通的。不能說我只要研究賦稅制度、經濟制度，或者法律制度、兵隊制度等，各各分別地研究。固然也可以分門別類地作各別的研究，然而其間是血脈貫通，呼吸相關的。我們要研究此一代之制度，必求其一代之通。如我們講漢書，不會只讀食貨志，不讀地理志，或其他諸志等。果要研究一代的制度，則必要究其通，斷不能知其一不知其二，則斷不能說已瞭解了那時的某制度。


    到了那朝代亡了，新的朝代起來。可是諸位當知，朝代變了，而制度則終是不能變。制度也非不變，可是只在小處變了，大處不能變。變了某一些，而另有某一些則並不變。中國治史論政的，稱此曰「因革」。革是變革，如商朝人起來革了夏朝人的命，周朝人起來革了商朝人的命。然而有所「革」，亦必有所「因」。商朝人還多是因襲著夏朝人，周朝人還多是因襲著商朝人。所以稱為「三代因革」。如讀論語，「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周代的制度，跟著商代而來，有的地方減省些，有的地方增益些，大體上則是跟著商代來。商代的制度又跟著夏代來，其間亦復有損有益。大體上都是因襲著上邊，不是憑空突起。孔子說：「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不要說三代，周也會亡，此下還是有因革，有損益。此處見出中國古人史學觀念之偉大，是亦政治觀念之偉大。似乎沒有別個民族懂得到此。孔子在那時，早認為周朝也要亡。但周朝亡了，下邊又怎麼樣？孔子說：「我其為東周乎！」倘使孔子果然能得意行道，周公創了個西周，孔子要來個東周。但大體上還是跟著周公西周而來，不過有損有益而已。


    直到此下秦始皇</a>、漢高祖出來，中國大變，成為一個統一政府。但從前夏、商、周三代也可說是統一的。那時是封建的統一，秦漢是郡縣的統一。這是一種新統一。所以秦漢就和三代不同，應得另有一套。但漢朝人有許多是跟著秦朝人來的。這一套，在史記裏也講，漢書裏也講。可是他們中間，當然有許多是跟著古代春秋戰國或者三代而來的。到了東漢，天下分崩，就變成為三國、兩晉、南北朝，遠不能同漢代相比了。我們講這時期是衰亂之世，時代變了，一切政治制度也跟著全要變。但就實而論，仍只是一種跟隨，一種因襲，沒有什麼了不得。能隨而不能創，能因而不能革，沒有一代的所謂「一王新法」，或說「一王大法」。如漢代人講的，一個新王朝出來，應該有一套新制度，一套新的大法則。他們說孔子「為漢制法」，孔子那能為身後漢朝來創一套新制度，立一套新儀法。這只是漢代經生之「通經致用」，他們根據孔子意思來創造出一代的新制。下面魏晉南北朝，不再有漢儒的氣魄與理想，只是因陋就簡，跟隨著亂世而逐漸走了下坡路。


    現在到了唐代，一統盛運又興。唐朝人有唐朝人的一套想法，他們又能自有創制。唐朝乃始可與漢朝相提並論。有的是跟著漢人而來的，有的是改變了漢人而自創的。這裏我們便可有一番「漢唐因革論」。當然，中間魏晉南北朝，還是有因有革，一路下來沒有斷。若使抹殺了中間魏晉南北朝一段，試問唐代的一切，又何因而起？其所革的，又是革的那一代那些事？大體說來，唐初的田賦制度如「租庸調制」，兵隊如「府兵制」等，都是沿襲著北周的。而它的一些衣服器物、朝廷禮儀方面，則多采諸南朝。唐代的一切，既非憑空而起，以前的南北朝，亦非一無足取。若分別而論，則每一制度，每一儀法，如各有一條線承貫而下。但合而論之，則一朝有一朝之制度儀法，其間高下得失，有關治亂興衰，相距不可以道里計。所以我們研究制度，則必然是一種通學。一方面，每一制度，必前有所因，無可憑空特起。此須「通古今」。又一方面，每一制度，同時必與其他制度相通合一，始得成為某一時代、某一政府之某一制度。此須「通彼此」。唐代統一盛運之再興，自然有它直通古今與通籌全局之一套遠大的氣魄與心胸，始得肇此盛運。所以朝代、人事可以隨時而變，而歷朝之典章制度、大經大法，則必貫古今，通彼此，而後始可知其所以然與當然。學者必先具備了此種「通識」，乃能進而研治此種「通史」。若我們說，唐代的田賦制度是跟著北周來，北朝制度還從上邊來，如此一路直講到秦漢，乃至三代，一切制度，都是通古今。而同時每一制度，又必互相通。


    此等話，說來像平常，實不平常。諸位當知，這在全世界各民族各國家，只中國能到達此境。如歐洲從希臘到羅馬，即沒有因革可言。羅馬是另外一套憑空而起，不是承襲希臘而來。下到中古時期，一切也並沒有跟著羅馬來，也說不上對羅馬有所革。無因又何來有革？從中古時期封建時代下至現代國家興起，如英國、法國，他們又是另外一套。他們只把希臘、羅馬、中古時期與現代牽連合寫在一起，遂成為他們的通史。只有我們中國，則是另有一套「通史」，此是我們歷史裏的「制度史」。


    又一當知者，中國歷史始終最主要的，乃是一個大一統政府下之歷史。在一個大一統的政府之下，則必然有其相通合一的統一性的制度。制度有多方面，有法律、經濟、軍事等一切；但既是在一統一的政府之下，它當然得彼此相通。中國古人稱此為「一王大法」，可見此非枝枝節節的，而實有一共通大道存在。所以孔子說：「雖百世可知。」漢亡後有唐，唐亡後有宋、有明，還是可以一路通下。人事變動，跳不出此大全體。它必有所因，可是也必有所革。一個新的時代來臨，要能創造一番新的制度，所謂一王大法。


    到了明末，大儒顧亭林身受亡國之痛，他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就是人事變動，一朝亡了，後朝興起，改朝換代，亡了一家一族治國之權，這只叫亡國。我們一向的斷代史，便都是亡了國後所寫。如漢朝亡了，唐朝亡了，宋朝亡了，這都是亡國。此與大道因革轉有相得之妙。一朝的制度亡了，下一朝的新王，正可借此整頓一番。但「亡天下」是亡其「道」。這不是一朝制度之存亡，乃是道統亡了。故云「匹夫有責」，此因道統絕續，不比治統，我們匹夫，都有一份責任在裏邊。他著日知錄，正要為將來新王定一代之法。他書裏講到各種制度，都從上到下，原原本本。凡屬制度，則不能是斷代的，有它的前面，自必還有它的後面。平心而論，元朝、淸朝跑進中國，其實中國也還沒有「亡天下」。至少我們講當時的一些政治制度，還是有因有革，一路接下。所以講「制度史」就是中國的「通史」，創其始者是通典。此下有通志、通考、續通典、續通志、續通考、淸通志、淸通典、淸通考。到了辛亥革命，滿洲政府亡了，而我們的天下也大變了。在淸未亡以前，那時一輩讀書人，都要講變法，於是很注意三通之學，如三通詳節之類的書也甚多。但到民國以後，則眞是剗地的變了。


    三


    諸位當知，時代必變，此是自古皆然的，不是到了淸末才有所謂時代的變。諸位千萬不要認為中國二千年來沒有變。那有此事，這是不讀書人所講的話。中國二千年來時時在變。可是到了淸末乃來了一大變。至少是學術大變了，史學也不例外。


    我在北京大學教歷史，定下三門課。兩門由大學規定，都是歷史系的必修科。一門選課，可由我自己決定。我先開了「近三百年學術史」，續開「中國政治制度史」。當時歷史系乃至文學院都不主張我開這課。他們說：兩千年中國政治只是專制，都已打倒，還有什麼可講。我說：不讀歷史的人可以這樣講，學歷史不講政治制度，歷史也將無可講。所以我堅主開此課。歷史系學生都不來選，幸有法學院的政治系，他們卻說，他們的學生，只知外國制度，不懂得中國制度。大批來選聽此課。隨後歷史系學生也多來旁聽。我本想寫一部「中國政治制度史」，可是至今沒有寫。來臺灣，曾在一星期時間中講了一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此書很簡單，但可約略懂得中國從前政治制度究是怎麼一回事。


    諸位當知，中國歷史從秦至淸，歷代政治，無不在變。即是西方制度也不能歷久不變。且一看今天的美國，他們的那個民主制度，也正需大變才是。如論選舉，選一州長要多少錢，選一總統要多少錢，沒有錢便不能選。若是一開頭便如此，也就不會有今天的美國。但制度演變到此地步，又豈再要得！今天大家希望美國做一個自由世界的領導，但他們自身在政治制度上實已出了問題。每一制度，當然隔了多少年總要變。今天諸位學歷史，或許學制度的人並不多；但我認為不通制度便不能通麼史。要學制度，也不該採用目前狹窄的專家態度。如說我研究明代的賦稅制度，或說只研究「一條鞭法」。如此般狹窄的研尋，勢將把捉不到該項制度在當時的實際情況與實際意義。若要研究制度，便該講整個朝代，又該要上下古今，要通不要專。


    在此方面有創造，有特殊貢獻的人，就是杜佑。可見杜佑通典在中國史學上的地位。我也可說，從司馬遷史記以後，班固變出斷代為史，自有他的地位。而杜佑通典在中國史書裏，又開了一片新的疆土，將來遂有所謂三通、九通、十通。今天以後的中國，我們的學術界，不曉得要變出如何樣子來領導我們的國家。但總之不能儘只跟著人家走。我們只言政治界，對中國以前制度全不知，一意只要學外國，那亦是件麻煩事。最好還是要自己能創造，這就要有學術基礎。


    四


    下面我們再講杜佑的通典。杜佑在唐代，已到了德宗、憲宗時代。他做過一段唐代的宰相。他通吏事，通軍事，也通經濟、財務等各方面。他自己說：


    臣識昧經綸，學慚博究。


    諸位當知中國人常例，要看他謙虛的是些什麼話，也許正便是他所抱負、所要想達成的。如杜佑說「識昧經綸，學慚博究」，這「經綸」與「博究」之兩方面，也可說就是他抱負所在。唐憲宗有詔稱他：


    博聞彊學，知歷代沿革之誼。為政惠人，審羣黎利病之要。


    可見他論制度，懂得看重社會民生利病。他是以蔭入仕的，活到七十八歲，從年輕到老，一路在政治上生活。他這部書，大槪還是他年齡不大時所作，當時他做淮南節度書記，在唐德宗貞元十七年獻上朝廷，相當於西元八百零一年到八百零二年。


    諸位讀西洋史，在第九世紀時，眞是很不像樣。現代國家如英國、法國等，都還沒有。可是讀杜佑通典這部書，當時中國的各項政治制度，已經更歷了幾千年的因革變遷。所以說中國文化深厚。一如</a>今天我們大家所講的「倫理」，倫理不僅是在家孝父母，更大的倫理應該是能治國、平天下。中國人的傳統政治，也為倫理所包括。也可說，中國人的政治才能，實應遠超於外國人之上。所以這樣一個大一統的國家，可以直傳四千年到今天。而我們今天所最看不起的，便是自己的傳統政治。凡屬從政的人，若要他講一些英、美的政治，他還可能知道；若要他講一些中國以往的，那麼就如我以前在北京大學所遭遇：現在還要講歷史上的政治嗎？認為此等是一文不値了。但我不能不希望諸位學歷史的人，還是該能對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政治各項制度能略有些認識。


    李翰</a>為杜佑通典作序，他說：


    君子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參古今乏宜，窮終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終可以行於今。


    他是說，一個君子最偉大的用，應該在治國平天下，經邦的事業上。今天我們讀書人，則盡學了外國，他的理想只在教書、著書，國家民族他不管。如此而來講中國學問，自然很難。今天我們讀大學，只能講到「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站在一個私人分上便完了。齊家、治國、平天下，我們已無此想像。至於李翰說：「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我們今天則挖去了中間一句，成為「立事在乎隨時」，更不懂要「師古」。所謂「隨時」，也只是「師洋」而已。至若「參古今之宜，窮終始之要」，我們更不關心。每一事情，於古如何始，於今如何行，懂得現在應該怎麼辦，那惟有問之西方人。雖然李翰這篇序，如我上面所抄這幾句話，我認為可以說出杜佑這書的精神，但近人不會去理會。後來到了南宋朱子，極推重杜佑通典，主張在當時考試科目中添開此一門，應考杜佑的通典。他說杜佑通典是一部「是今非古之書」。諸位莫認為「是今非古」只是我們今天才有這見解，朱子也把「是今非古」來推尊通典，可說同上引李翰序裏這段話說得差不多。立事定要師古，而師古又定要隨時，此一見解中，卻有甚深義理，値得推尋。


    五


    此書共分九門，食貨十二卷，選舉六卷，職官二十二卷，禮一百卷，樂七卷，兵十五卷，刑八卷，州郡十四卷，邊防十六卷，合成兩百卷，是一部極大的書。這書遠從黃帝、堯、舜講起，直講到唐玄宗</a>天寳年間。下面肅宗、代宗時頗有沿革，亦附在書裏。此書採取了五經、羣史、魏晉南北朝人的文集、奏議，分著記載下來。當時人批評此書，說其：


    詳而不煩，簡而有要。


    這也很難講。說它詳，全書兩百卷，當然是詳了；然而詳而不煩。說它簡，從黃帝、堯、舜到唐代，九個門類的事情全放在裡面，只有兩百卷，也算是簡了；然而簡而有要。


    我勸諸位做學問治史，一定要一讀此書。若碰到一制度問題，不要只為找材料，去杜佑通典裏找，僅要拿人家的精心結撰來做自己的方便使用；卻不如此省力。要運用一本書，先該對此書有瞭解。諸位學史學，我已經勸過諸位，應該讀史記、漢書，乃至後漢書、三國志，下邊可不再那麼用大工夫。可是像通典這樣的書，卻該細讀。要學他怎樣地來寫這書，要學到它「詳而不煩，簡而有要」，把羣經、諸史、各代文集一起拿來；這一種編纂方法，眞是何等體大思精。若諸位自己懂得這方法，將來自己寫書始有基礎。我們更要曉得，要讀一部書，還該懂得寫此書的人。我們能知學那寫書的人，才是學到了他書的精神，成為一種活的學問。我們讀杜佑通典，也該要能想見其人。


    新、舊唐書裏都有杜佑傳，而還是舊唐書較詳。杜佑自己說：


    太上立德，不可庶幾。其次立功，遂行當代。其次立言，見志後學。


    所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此是春秋時代叔孫豹的話。他說不敢希望到最高的立德，只希冀在其次立功、立言上。他總算在當時政治上有貢獻，其次立言，是他寫了這部書。又說：


    臣才不逮人，徒懷自強，頗玩墳籍。雖屢歷叨幸，或職劇務殷，竊惜光陰，未嘗輕廢。


    他的職務之忙，事情之多，是可想像的。而他總覺得時間之可惜，從來沒有浪費過。即此一層，就可為後人作師表。我們讀劉知幾史通，便該研究劉知幾這人。他的非經、疑古，足見其人之淺薄。像杜佑，我們只看上引諸節話，就可想像其人，也就可信託其書。諸位不要把事情都分開看，人是人，書是書，不求會通。


    杜佑自說，五經尙書、毛詩、易經、春秋，他也曾看過；但他不是個經學家，他的工夫完全在史學。他說過這許多古代的經學：


    雖多記言，罕存法制。愚管窥測，莫達高深。


    所以杜佑誠然不是個經學家，也不是個思想家，可是在這許多方面，杜佑究也用過工夫。即如司馬遷，也不能說他是個經學家或思想家，司馬遷也只是個史學家。但司馬遷、杜佑，都不是不理會到經學。通典裏從三代一路講下，很多問題，都講到詩書，都從經學講下。他引古代的經，常加附注與考訂；而這些附注考訂，也多為一般經學家所沒有講到的。可見杜佑不是不兼通經學，文學更不必論了。


    在杜佑前，已有一劉秩。在唐玄宗開元年間，採集了經史百家言，寫了一部政典，分門別類，有三十五卷。在當時很為人看重。杜佑認為這書還不够，所以再來推廣，重寫通典。此所謂有開必先，劉秩政典是在杜佑通典以前的一部書，現在是看不見了。


    至於杜佑通典本身，我想留作下次講。但這部書實在有價値。不過後來，有了通志、通考，而普通一般人則都去翻文獻通考，因為文獻通考的材料更多了，唐以後還下及宋；杜佑通典所有，已給他抄了進去，再加上新的。但創造這類書的究是杜佑，而且有許多地方馬端臨實遠不如杜佑，他只略為有一點改動。等於如班固漢書略為改動了太史公的史記，我們就感覺其不如太史公，他不瞭解太史公的地方還是很多。我們要知，抄人家的東西也不容易。所以杜佑通典還是應該讀。


    但杜佑通典兩百卷，我們此刻如何讀法？但縱不能細讀，至少也該把來翻一遍。此下我再講到鄭樵通志、馬端臨文獻通考時，諸位就知道中國人所謂的三通、九通究是怎麼一回事。多看書，總對諸位有好處。諸位要知，自己所做學問只是這一點，所沒有做的學問還多；這已對自己有極大好處了。不要只做這一邊，那一邊的全不知道，而自高自滿，這一種態度就會出毛病。至於我們學史學，也不應該全不知道經學和文學，我也已處處提到，不必再細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