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战后的学术工作条件及安阳发现物的研究

    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直接结果是使中国人民普遍感到从重压下获得解救。但在政治上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变化，它带来了种种使政府极难处理的社会问题和国际问题。


    至于安阳的出土物，我们已把它从四川安全运回到日本军事占领期间曾被辟成展室的南京所址。战争初期尚未竣工的国立中央博物院大楼，也曾为侵略军占据，成为他们在南京的指挥中心。日本投降后我们返回了南京，发现这个都城完全成了陌生的城市。


    除早期离开研究所的人外，战争期间那些在李庄工作过的人，几乎都回到了南京。战后几年形势变化很快，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人员也经历了不少变换。董作宾应邀赴芝加哥访问。我本人也被任命在中国和日本的一些地方视察战后的形势。但我是那些最后决定集中精力研究安阳出土物的人之一；总的来说它们或多或少仍保存完好。其他同事都依个人的需要作出了决定。正是在此时，我着手拟定一系列详细研究古代中国青铜器的计划，当然以安阳出土物作为我研究的起点。为了珍视时机，我拒绝了外部所有的聘用，包括我任职近十年（应为14年。——译者）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的职务。


    自从李庄染病后一直未恢复健康的梁思永战后没回南京；由于各种原因，他要求回北平休息。北方的气候较干燥，朋友们认为这适合他养病。他童年和青少年都是在北平和天津度过的，这就使朋友们赞成他回北平养病。


    董作宾赴美国，梁思永回北平，在南京的高年资成员中只有我了，于是我下决心继续研究安阳出土物。幸运的是有几位年轻人协助我工作，包括石璋如、高去寻和战时在李庄参加研究所的夏鼐。


    我编辑出版了三期《中国考古学报》，其中两期在南京出版。继续出版了《中国考古报告集》；《小屯·殷墟文字乙编》开始出版。(1)


    日本投降后，南京百废待兴。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国立中央博物院经过一段时间，逐渐恢复得像战前的状况，适于进行一些研究工作。我们从战时未携带到西南的收集品中找到了很多动物骨骼和丰富的陶片，以及不少其他复品。从侯家庄王陵收集的“花土块”仍保存完好。日本考古学家珍藏并详细研究了这些收集物。战后我第一次访问日本京都时，梅原末治教授赠给我这些“花土块”的彩色图片。


    对安阳出土物的研究又继续了两年。1948年冬，我受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委托，协助徐森玉先生（他是一位著名的具有古物和文献目录学多方面知识的老学者）；政府令他负责把故宫的珍品运往台湾妥藏。为了同样的目的，傅斯年</a>所长让我作徐的副手，负责把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收集物运到台湾。为此给我们派了海军舰船运输。我的前辈徐森玉送我先走，并告诉我他与其他船只随后走。然而，这个许诺他永未实现，虽然好几艘运载珍品的船只都接着来了。


    1948—1949年冬，我们首次抵达台湾，研究所被安置于台北和新竹之间的杨梅镇。在省政府的支持下，研究所借用了靠近杨梅车站的几座仓库。历史语言研究所在这里建了临时所址，所里的研究人员和职员也向当地居民租赁了住处。随研究所来的人员在这里工作了五年（1949—1954年）。


    这时，傅斯年接受任命，担任台湾大学</a>校长要职，他对台大进行了全面改组。不幸的是，仍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负责人的傅校长，在参加台湾省议会的一次会议时与世长辞了。这发生于1950年12月，约在他被任命为校长一年半后。他任校长期间，聘用了不少研究员担任日本教员离开后的课程。由于他的推荐，我被聘担任台湾大学文学院考古人类学系主任。由于种种原因，这项新工作对我好像很合适，我当然也很愿意协助我的老同事工作。在日本人占领时，人类学系负责人是移川子之藏教授，他在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受过训练。他在台湾大学筹建此系，完全以我熟悉的哈佛为楷模。他曾是狄克森（Rnd B. Dixon）教授的学生，而狄也是指导我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的老师。


    我花去好几年的时间组建这个系。与此同时，董作宾接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在台湾的头几年，我在台大考古人类学系的大楼里继续研究安阳收集物。在继傅斯年后的新校长钱思亮的具体领导下，台湾大学循序而稳步前进。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许多研究员接受大学聘请，在文学院的几个系任教中文、历史、人类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课程。所以，台大的学术标准与国家级研究所是同一水平的。台湾大学文学院出版的《文史哲学报》的第一期的论文，几乎都是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教员提供的。


    1954年，由于经济压力，董作宾决定离开研究所所长岗位，接受香港大学的邀请。他去香港时，没有找后继人，事实上也未辞职。董作宾突然离去后，研究院的院长朱家骅派一些朋友与我协商关于继任董的职务问题。情况既困难又微妙；之所以困难，是因为研究院经费拮据，微妙的是董离走时并未辞职。


    不管董的后继人面临什么样的困难，我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即尽快完成安阳的报告。我不揣冒昧地认为，我是唯一能完成它的人。于是在无任何人保证协助的情况下，我鼓起勇气接受了挑战。我接受这个任务主要是认为这是我的学术责任——为完成曾在我指导下发展起来的一项科学事业而“战斗到底”。


    不久事情就清楚了，董离台赴香港主要是由于个人原因。在历史语言研究所，董作宾一直可以得到一切能得到的支持。住在纽约的胡适</a>博士首先伸出援助之手。早在1951年，为了替这个在当时为止搬到台湾的唯一的研究所建一座保管安阳收集珍品的库房和图书馆，他就与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动联系；经过一段时间，洛氏基金会答应给一些经济援助，条件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也要这样做。于是胡适又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官员商谈，在适当的时候达到了目的。董作宾突然去香港时，用两个基金会援助的资金在南港已建成一幢贮藏楼，实际上所址已搬至新楼。新楼成为执行贮藏、研究和管理三套职能的所在地。


    1955年8月，我被正式任命。在我的聘请下研究院邀请沈刚伯、李宗侗、刘崇纮、姚从吾教授为研究所的通信研究员，他们都在台湾大学历史系任教。在重组研究所的研究工作时，我也作了一些变动。因为陈寅恪</a>没有来台湾，而建立民族学研究所的计划已考虑成熟，所以我就请陈槃暂任历史组的代理主任，芮逸夫为人类学组主任，说服赵元任照旧负责领导语言组。


    南港的新所址是一处僻静的地方，适于搞学术研究。在靠近铁路喧闹的杨梅镇工作过几年的人，都认为新所址有一个较安静和适宜的学术环境。


    同时，为原住在杨梅镇的人建了住宅区。但一些在台湾大学任教又被照顾住在学校生活区的高年资研究员，仍住在那里。


    我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后，许多直接或间接有利于促进研究工作的条件接踵而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哈佛—燕京学社及中华民国科学基金会，都先后向研究所捐赠经费以资助它的研究项目。尤其出乎预料的是胡适决定离开他长期居住的纽约回台北。他不顾在纽约的不少密友的劝阻接受了接替朱家骅为研究院院长的任命。胡的任职，不管它有什么政治意义，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人看来，这是最好的选择。从史语所建所以来，他就一直是它的通信研究员。


    如前所述，我接受研究所所长职务的主要原因是为完成安阳发掘的报告。因此，我必须以最大的努力给那些在这一学科中合格的有能力的适当的研究人员重新分工。最大的问题当然是董作宾的离去和此后他对任何有理论价值的科研项目兴趣的逐渐丧失。在香港，他不管资料来源的性质而利用一切能到手的资料，花时间去作重建中国古代历法的工作。这时他的精力似已衰退，综合能力也差了。1958年他从香港回到研究所，尔后提出在所内增设一个以甲骨文为主要资料专门研究古文字的机构。“中央研究院”立即于11月批准了他的这一申请。


    但董的健康急剧恶化。1963年11月23日，这位天才的研究工作者、安阳田野工作的开拓者，在台湾大学医院里逝世，后被安葬于南港大院的正前方。


    董作宾在世时，研究所的高年资成员同意分工整理安阳发掘报告的定稿。他死后，南港研究所严格执行了这一计划。下面我简单叙述一下大体分工、工作的进展及出版情况。


    考古组成员的具体分工是：董作宾、屈万里、张秉权和李孝定研究甲骨文。石璋如审核小屯田野记</a>录，还有一批年轻的助手协助他总结小屯田野发掘的资料。高去寻将承担梁思永关于侯家庄王陵的初稿的编纂，并最终定稿。李济除个人研究外，还任《中国考古报告集》的总编辑并审核最后报告的定稿和出版。


    人类学组的杨希枚先生接受了对人骨资料进行研究的工作。自吴定良放弃此项工作后，这些资料还未进行专门审查。吴离走后，这些收集物从四川辗转迁徙，漂洋过海运到台湾。


    研究所的甲骨藏品自然仍是比其他更吸引公众注意的一项。我先介绍一下拓片的出版和其他有关出版物。战前，研究所所长和《中国考古报告集》的总编辑已同意出版一卷在前九次发掘中出土的所有登记的有字甲骨的拓本，随后出版考证和释文。指导思想是尽快地将已编号的新资料公之于世，以便各地的古文字学家能充分利用。


    但这计划被日本侵略中断，第一卷（即《殷墟文字甲编（图版）》。——译者）未能出版。这卷拓本直到1948年才出版。当时董作宾在芝加哥，为它写了序言(2)。如前所言，这卷仅包括前九次发掘中出土的有字甲骨的拓片，只是研究所收藏总数的一小部分。


    董作宾自然急于在甲编之后继续出版战争结束前完成的其余的拓片。但战后南京、上海等地形势恶化得如此迅速，以致出版不是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又过了五年，此时研究所已迁到台湾，甲骨文拓本的乙编才出齐。(3)


    出版有字甲骨拓本仅是原计划的第一步，随后将出版《甲编》的考释。迁移的动乱，使许多专家分散各处，但到台湾的一些古文字学者中不少人坚决主张按原计划搞下去。幸运的是，我说服屈万里教授承担了《甲编》的考释。到1961年，这卷考释出版了。(4)


    在张秉权继任甲骨文研究室领导人之前很久，我很容易地说服他从事甲骨缀合的系统工作。到这时，古文字研究者的先驱已用两种方法进行这种非常专门的研究。其一是遵循解剖学的指导；如研究者有机会处理原标本，从解剖学的角度很容易识别有字碎片是属于龟壳的哪一部分，除非它太小，很难辨认。其二是很早以前王国维</a>教授指出的，即确切地考释文字内容。张秉权自掌握了小屯出土的全部原标本后，较易而又不间断地进行缀合工作。从1954年开始，他一直进行了十余年。研究所决定出版《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三（译者按：应作“之二”第二本：《殷墟文字丙编》），刊载缀合的龟甲。下面几卷已出版（见表10）：


    表　10


    到现在已缀合349版，这就使每一块版上的内容更完整了，使原来在一起的可利用的文字记载的绝大多数“重圆”了。这些缀合后的记载，比未缀合前的甲骨更有价值，为研究许多重要的历史问题提供了可靠资料。其实在同一版有字甲骨上，可能有不少互相联系或不相关而独立的卜问和答案。这些记述的事实发现在同一版上，至少表明这些事件发生的顺序，即有关提出卜问的时间关系。


    张秉权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通过研究缀合的甲骨，他发现多次卜问一事的文例，有时多到10次(5)。例如，卜问某一月天气的预测，而验辞是“雨”；这同一事可能记录10次。利用断片记述为资料来研究天气变化的人，可能会推断这是殷商时期某月降10次雨的确凿证据。但张的发现说明他们可能被误导了。大家知道，这些甲骨缀合前许多学者企图根据甲骨记录的资料研究天气情况。张亲自写了《殷代的农业与气象》一文，他很注意同一件事的反复记述。(6)


    关于缀合工作还有许多问题可讲，但上面的情况足以说明这一耗费时间的工作之重要，它的成果将惠及未来的古文字学者。


    在结束关于甲骨文研究的出版物介绍前，我还必须谈谈1965年出版的另一著作。这就是已被广为利用，并深受欢迎的著作：李孝定的《甲骨文字集释》。这部《说文》式的甲骨文字典是研究所根据普遍要求很快再版的几本书之一。在这本书的编纂中，李作了种种努力，尽量包括对每个字所有的研究和考释。因此，这本书除作为手册向未入门者介绍迄今已发现的最早的中国文字外，还为欲了解过去各家观点的某些学者提供了资料的来源。


    我们在南港一定居，就把出版在梁思永领导下的侯家庄王陵发掘报告的任务交给高去寻教授。梁的原稿虽已审核且介绍了墓内主要内容，但未有插图说明。高实际上必须进行比最初设想的更艰苦的工作。他必须要依下列程序去作：（1）认真阅读梁的手稿和原始田野记录；（2）核对所有田野发掘的照片，并把不同墓中的每一发现物照相；（3）绘制全部出土物的精确图，并说明两点：（a）墓的结构和重要出土物的各部分；（b）每座墓在墓葬群中的相应位置；（4）用简明的术语描述每座墓的结构及其重要出土物；（5）把每座墓在野外发掘时的出土物田野登记号与田野记录、梁的原稿和田野草图相对照；（6）注意关于早期盗掘的记录并用图说明这些墓由于经过早期和近期的盗掘而遭到的全部损坏情况。


    高是有条件在田野跟随梁并向他学习田野操作技术的人之一。他懂得尊重老师，并以献身精神研究他的手稿，能以真正内行的方式对初稿进行注解和说明。HPKM1001于1962年出版了两本：一本为正文，一本是270个图版，还有一个彩版附卷——此卷是在日本专门印刷的，介绍保存在“花土”中的殷商时期不同寻常的彩色绘制的记录，这是在战时曾由梅原末治教授研究并在日本出版的。


    自从我们到台湾后，梅原末治教授常来历史语言研究所访问，这不仅使他了解安阳出土物，而且也认识了考古组的考古工作者。他对研究安阳遗物的热心及浓厚兴趣使我们中的不少人深受感动。所以当HPKM1001的报告准备出版时，我向梅原末治教授提出协助在日本出版“花土”图版与高去寻用多年时间完成的两本书的要求，他很快就同意了。我谈中、日两国学者之间的这项合作，正是为了说明在学术研究中，合作精神可以怎样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来。


    侯家庄这个报告集系列仍在出版中。截止到1973年，HPKM1002、HPKM1003、HPKM1004、HPKM1217才全部出版。实际上高已完成了所有其他大墓的报告。这些与前5本一样也将要出版，并已在印刷中，但书中的图版和插图尚待完成，而出版所需资金也要筹备。人们期望高去寻教授能如期完成这项任务。(7)


    小屯报告集系列与侯家庄系列有两个重要方面的不同：


    第一，小屯进行了九年十二次发掘，经历了不少变化，即指挥、人员、指导思想和方法的变化。因此就田野记录方面而言，比在一个人领导下整理的，标准相当一致的侯家庄田野资料较为驳杂。小屯的田野记录、照片和田野草图因发掘季节变化和需要增长而不同。考古组定居南港后，石璋如负责小屯田野报告，一开始他就发现此任务比侯家庄西北岗王陵的报告艰巨。


    第二，有关小屯（主要是住所）的资料在性质方面相当复杂。它由各种材料组成，需从建筑、社会、政治、宗教和装饰等方面阐述。一些出土物的用途和意义由资料本身就已表明了，而另一些必须从出土物间相互关系中去推测。在地下窖、穴中发现的堆积可能是由彼此间用途不同的东西形成的。而墓中出土物，考古学者起码能确定它的用途。


    然而，石璋如承担这项任务，具有一定的有利条件，这包括他个人的田野经验和在战时各种研究中所作出的成绩。在昆明开始的这些初步研究最有用的是绘制的一个小屯遗址发掘平面示意图，即把十二次发掘中测量及绘制的全部详细的草图拼到一块，再绘在一张纸上，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图。图上标出每条沟、地下坑、居住穴、墓葬和基址的位置，将发掘中每一遗迹都标出了。此图用1∶500的比例绘制，这比例足以画出最小的遗迹。它可以用作一种索引图和从1928到1937年小屯发掘的历史地图。


    由于大家共同的努力，这一颇费精力的设计在一年内完成了，在昆明的所有田野工作人员都提供了资料，而负责这项工作的是石璋如。这一反映实际情况的图是潘悫绘制的，他在田野时除其他任务外，也作了不少测绘工作。这幅巨图完成时用颜色标明各种地下建筑，如居住基址、祭坛、坑或墓葬等等。


    在这点上应说明的是，从第四次发掘开始，在田野所进行的测量工作，都以小屯村西南约50米处埋的一块钢筋混凝土为永久性坐标。


    这个指示图在李庄时常被参考。考古组到南港后，图上十多年前的画线已模糊不清，图又褪色了。所以，我们决定修整后重绘。


    由原在昆明绘制此图的潘悫修整并以同样的比例重画。尔后，这指示图与从前一样用于许多不同研究项目中。它作为所有关于小屯发掘报告的地理指导，尤其适用于石</a>璋如的最后报告。此外，如我的关于陶器的最后报告，不经常参考此图就不能完成。因为在我的关于陶器不同类型及其分布和层位的叙述中，必须考虑它们的位置。


    到南港后，石璋如的首要任务是撰写关于小屯建筑遗址的报告，这一报告于1959年出版(8)。这是他近二十年艰苦劳动的结晶。这本著作澄清了在九年田野工作中积累的关于夯土、建筑物的夯筑方法资料的混乱。说到这本专题性报告的主要内容，我在下面的叙述中将以“夯筑”这个专用词代替石璋如阐明中发现和描述的所有夯土建筑遗迹。


    石璋如在报告中把在小屯发现的建筑遗址从位置上分三组，用甲、乙、丙表示（我打算用希腊字母中前三个α、β、γ表示），按分布定为北组、主组和西南组（图21）。α组主要在农田北部发现，位于洹河湾附近，与最初几次发掘的E区和D区相当。在这9000平方公尺范围内（南北100公尺×东西90公尺），发现15个夯筑基址，其中大部分为长方形（图22）。较大的夯筑基址为东西向，小的可能朝南。很难说这些基址是否以任何方式互相联系着。


    图21　小屯发现的夯筑基址的平面图


    （α为北组，β为主组，γ为西南组）（据日译本）


    图22　α区的十五个夯筑基址


    我们发掘的β组似是殷商建筑遗迹的主要部分，位于α组正南，相当于B、C区附近。石璋如估计在我们发掘时此区仍残存的面积为南北近200公尺，东西为100多公尺，但因洹河严重浸蚀西岸（图23），而损坏了这一部分的大片夯筑基址，因此，说不准原夯筑基址向东伸延多远。石璋如通过大体观察判断，认为这一组的夯筑遗迹的特点是：（1）所有大的基址都朝南；（2）一些基址表层覆盖白灰面；（3）在北边（β1）为纯黄土平台（近方形），这是个祭台，此台南为三个较大基址的残迹，表明其有规律的布局。这三个大型夯筑基址（β7-9）可能是几座有五个门的大厅的基础。这些房间的安排可能近似对称，但遗憾的是这部分基址正在现在洹河岸边，所以它的大部分已被河水浸蚀而且早被河水淹没。在这一组发现的21座夯筑基址的三分之二仍保存着排列规则的柱础石，当然这些给石璋如复原遗迹的尝试以很大帮助。这一组最基本的特征是：21个夯筑基址残迹显然是以不同方式联系着的，它们似是原来有计划建造的统一整体。因洹河严重浸蚀这里的农田，所以很可能在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殷墟这部分地区遭到了自然或人为的灾祸，特别是毁坏了主要建筑物的基础，以致后来洹河水能易于侵蚀它们。


    图23　β地区复原图（据日译本）


    γ组范围较小，位于β组西南，关于这组的夯筑遗迹，石璋如是这样描述的：


    （1）γ组范围（南北50公尺、东西35公尺）不到2000平方公尺（1750平方公尺）。


    （2）发现了15个夯筑基址，看来它们彼此之间有联系；面朝南。


    （3）在一个大的方形夯筑基址周围有一些小的方形夯筑基址。


    （4）柱础保存得不好。


    （5）这组内或附近发现的埋葬排列整齐：左边葬人，方位朝南；兽类在右边。埋葬中有火焚的遗物。


    关于夯筑建筑物的时代，石璋如的重要推论是，这种新的建筑技术在武丁时被采用，后来沿用。石璋如的报告对三组建筑遗迹的时代作了一个近似值的估计。


    下面我还有机会详谈石君的复原工作。


    继这一重要出版物后，近几年石璋如又写了另外三卷著作发表于《中国考古报告集》的小屯系列。其中两卷关于北组墓葬（α组），一卷是关于主组（β组）的(9)。这些报告所详细描述的既有正规墓葬又有献祭墓葬，后者既有人的又有动物的。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他一定能完成小屯的报告，尽管他年事已高，但仍在努力从事这项工作。


    最后我简单谈谈在我直接指导下的另一系列研究。考古组在筹建一个研究安阳青铜器的实验室时，得到了哈佛一燕京社的慷慨资助。我得到万家保的协助感到很放心。他在台湾大学工学院受过训练并毕业，而且有工业制模的经验。这个充满好奇心的人，在南港看了我们收集的铸范和青铜器后，对安阳青铜技术产生了兴趣。1962年他到考古组与我合作，从技术和历史的角度研究各种问题。


    我们收集的许多陶范很易识别是青铜觚的外范。所以我们从详细研究这一特殊型的青铜器样本开始，它比其他安阳出土的青铜器有更多的标本。合作研究的结果在《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上发表，到1972年新编共出版了五本。分别是：第一本，《青铜觚形器之研究》，1964年；第二本，《青铜爵形器之研究》，1966年；第三本，《青铜斝形器之研究》，1968年；第四本，《青铜鼎形器之研究》，1970年；第五本，《伍拾叁件青铜容器之研究》，1972年(10)。这五本包含我们在小屯和侯家庄十五次发掘中出土的全部青铜礼器。在研究中，万家保利用修复的模型全面研究了铸造程序，在实验室里试验，成功地制出与原样完全相同的复制品。我的主要任务是研究青铜器的其余方面——器形、纹饰、功能和铭文等。这一系列专题完成后还留下两组青铜制品未被接触，即武器和兵马车上的装饰品。在我早期研究中已不止一次写了关于戈和矛的报告，我相信，矛头大概是和兵马车同时传进中国的。关于兵马车，这是石君叙述过的一个题目，而且几个外国学者也在比较的基础上讨论过，因此，我要说的就很少了。


    直到现在——70年代的中期，我们还未完成应完成的全部任务。我特别为我的木炭收集失落而抱憾；从用科学分析方法获得新考古资料的最近的发展角度来看，那批木炭是十分有价值的。我一直非常注意收集和研究人骨资料，但仍没有什么成果。我相信，有了我们到目前为止多年艰苦辛勤工作，奇迹总有一天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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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董作宾：《殷虚文字乙编（上辑）》，即《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二本（1948年）。


    (2) 董作宾：《殷虚文字甲编（图版）》，载《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二本（1948年）。


    (3) 董作宾：《殷虚文字乙编（下辑图版）》，载《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二本（1953年）。


    (4) 屈万里：《殷虚文字甲编（考释）》，载《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二本（1961年）。


    (5) 张秉权：《卜龟腹甲的序数》，载《史语所集刊》，第二十八本上册（1956年）。


    (6) 张秉权：《殷代农业与气象》，载《史语所集刊》，第四十二本第二分（1970年）。


    (7) 这些出版物的目录，见本书附录参考文献中梁思永和高去寻著述条目。


    (8) 石璋如：《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乙编·建筑遗存》，载《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一本（1959年）。


    (9) 石璋如：《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虚墓葬之一·北组墓葬（上、下册）》，载《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二本（1970年）；另见《殷虚墓葬之二·中组墓葬》，载《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一本（1972年）。


    (10) 这些出版物的目录，见本书附录参考文献中李济和万家保著述条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