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小屯的最后三次田野发掘

    1937年夏，日本侵华战争中断了安阳发掘的计划；这一计划是在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a>有力领导下，由受过训练的考古学家们在1928年制定的，除偶然停止外，共持续了九年。日本侵略中国是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世界范围冲突的序幕。西方历史学家习惯于把希特勒进攻西欧的日子当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开始，完全忽视了这次全球性战争在远东舞台上的早期一幕。作为一个历史事实，这一悲剧性的历史几乎是不可能分割开的。


    安阳发掘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支持下，由中央研究院承办的一项科学事业；日本侵略华北后，安阳田野发掘不得不停止。


    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以前，在1935年冬梁思永决定暂停侯家庄西北岗王陵的发掘后，安阳发掘又进行了三次。它们分别称为安阳发掘的第十三、十四、十五次，集中在小屯遗址，运用了一套有系统的“卷地毯”的方法，探寻殷商王朝最后一个都城的建筑基础。田野工作日程表与工作人员的组成及变换如下（见表6）。


    表　6


    在最后三次发掘时，我们当然在夯土较多、过去又很少被盗、与前九次的遗迹有联系的地方更多地使用“卷地毯”的方法，因而这三次的田野工作几乎全集中于B区和C区。这两区又用测量仪器分为同样大小，即表面为1600平方公尺（40公尺×40公尺）的若干工作单位。在地图上，每个单位又分为表面为100平方公尺（10公尺×10公尺）的探方。在那些仔细考察的地段，这种探方是最小的单位，所有探方都用一系列数字按顺序标明，如C126，意为C区的第126探方。


    从第十三次发掘开始，对窖穴和墓葬也用数字标出，以英文大写字母H（灰坑）表示前者，M（墓）表示后者，如H127或M164。


    最后三次田野发掘主要目的是完成与甲骨文同</a>时的建筑基址的考查，但详细程序自然因发掘的进展和地下各处情况之异而有所不同。如夯土的技术与外观就没有相同的。有的夯土是为了填平低洼地方，有的是为了建筑独立的墙壁，最常见的是用作地面建筑物的基础。筑墙的计划在打夯土前就需拟定好。在基础的建筑中，明显有某种“蓝图”可供遵循；先要平整地面，坑或穴都填上，高的地方要铲平。自田野队在第四次发掘时发现了夯土技术的主要作用后，就对它进行了认真研究。田野工作者都知道，事实是有的地方夯土深几公尺，而有的地方则很浅，地面上只留有一层不到20公分厚压过的土。他们进一步推论这种技术或许是在商朝迁都到安阳后才发展起来的。在发掘过程中还发现，无论夯土层多厚，其下常有另外的建筑遗迹：地下居住所、窖穴、水沟或墓葬及其他史前遗迹。据石璋如教授说，这些地下建筑是商朝早期文化的一部分，它们建于盘庚迁都到这里之前。


    让我们看一看在夯土层下发现的殷以前的一些建筑遗迹（详见第十章）。


    地下居所和供贮藏用的窖穴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我们在安阳的最后三次发掘的面积，比最前九次发掘的总面积还要大。这三次发掘的总面积为12000平方公尺，而前九次总发掘面积是8000余平方公尺。如果我们比较地下住所和窖穴的数目，前九次发掘的总数为123个，而最后三次则清理这类建筑479个。更重要的是揭露了有一定系统的地下水沟，沟的两壁用木桩加固，此种水沟肯定建于商代夯土时期以前。毫无疑问，水沟是居民以地下窖穴和半地下住所为习惯时设计的。


    据石璋如教授说，这些地下窖穴和住所的主要类别如下：


    圆形或椭圆形的窦（图14）　有时这种地下洞穴如两个相连房间一样成对出现。有些窦很浅，距现今地表仅1公尺，有的向下达7至10公尺，甚至更深。这种深窦的壁上常挖有供脚蹬的竖排脚窝；它们有的在对面，有的在同一侧。石教授把这组再分为六类，前两类为平底或底部不规则，较浅，直径约为1.5公尺，这些窦常在夯土基址的上面。但较深的窦常达3公尺多深，大多数是在夯土之下，故它应先于夯土时期。石根据脚窝的排列把较深的窦再分为四类，这些窦多是为贮藏东西而设计的。据石教授说，发掘时发现这种为贮藏用的大部分窦分布在小屯遗址西边。


    图14　窦（据日译本）


    长方形或正方形的窖（图15）　这些地下建筑的深度不同，从1.1公尺到10公尺以上。像上一组一样在壁上有供上下用的脚窝。同样，大多数深窖建筑时间比夯土时期早，但较浅的窖明显是后来建的。窖的绝大多数像窦那样深。其目的显然也是为贮藏用的。它们较窄，底部面积少有超过4平方公尺的。


    图15　窖（据日译本）


    穴形坑（图16）　这组是由一些宽而浅的地下居所组成，多数这种地下居所仍保留着一段台阶；有的台阶靠着居所墙壁，有的在室中间。居住面多为平的，有的分两部分。整个居所地面或圆形，或椭圆形，或长方形。（参看本书第十章的讨论）大多数居所地面的面积大于10平方公尺，最大的可能超过30平方公尺。其深度一般在地下2至3公尺之间，但在罕见的一例（7∶H23）中几乎向下深到6公尺，并有一个17级的台阶。


    图16　穴形坑（据日译本）


    石教授说，这组地下居所绝大多数是夯土基础下发现的。这显然表明它们是较早的当地人住所。石还说，从一般深度为2公尺的穴判断，其墙可能伸延到地面上，所以室顶可能完全在地面之上。


    半地下居所　最后石璋如又补充了另外一组，他称之为“半地下居所”。这些半地下居所的地下部分不到1公尺深，或圆形，或椭圆形，或方形，或长方形。其中，圆形的直径常为3公尺多，方形或长方形的居住面积在20至30平方公尺之间。这些半地下居室的特征之一是柱洞常在居所底部的边缘，这表明曾用木柱来建墙和支撑地面上的房顶。


    根据这四组地下建筑中不少位于夯土基础之下的事实，石在一篇专论中总结说，其中绝大多数是盘庚迁都到此之前的早期居民留下的遗迹(1)。但也有例外，在继续发掘的过程中发现许多深陷坑和窖与夯土基础是同时期的。这些坑和窖或为贮藏而建，或像我在早先的一篇文章中阐明的那样，为埋葬牺牲而建(2)。在夯土技术被采用后，地下居所实际上已很少发现。看来已十分清楚，此地成为都城后，大部分居所就盖在地面上了。几乎可以肯定，盘庚在此定都后，除牺牲埋葬外没有建过地下的宗庙和宫殿。


    最后三次大规模有组织的田野发掘，在小屯的东北揭露出大批祭坛、宗庙、宫殿、作坊和住宅的建筑基础，这已在《安阳发掘报告》*上发表。本书第十章将论及所有这些发现物，并介绍其复原的可能，这将成为对商史学科的主要考古贡献之一。


    然而，另有一些重要的田野发现无疑应首先叙述。我考虑的是，通过考察田野工作者从1928年到1937年整个时期（最后几次达到了顶点）所收集积累的证据，确立小屯地下堆积的文化发展顺序。这确立的考古顺序可扼要摘录如次：


    （1）最下层的堆积遗迹表明，小屯遗址最早的居民是住在地下居所、并已创造了龙山或黑陶文化的史前人。


    （2）继龙山文化之后的是数目众多的在盘庚迁都到此以前的早商时期的地下坑、窖和地下居所。


    （3）以安阳为都城的殷商时期，夯土建筑方法已被采用，地面建筑广为发展。


    （4）商灭亡后，遗迹主要是墓葬。


    十三、十四、十五次安阳发掘的重大发现


    小屯最后三次的许多发现，超出包括所有老手在内的每个有田野工作经验的参加者的预料。让我详细列出从1936年夏季到1937年6月安阳发掘最后一阶段所获得的几组较重要的发现。在这几组中，我将选择那些不仅本身有价值，而且也为解答一些老的历史问题提供新资料的发现。


    A组　最后三次中重要而又未预料到的发现：


    （1）车马坑；


    （2）刻字甲骨的地下档案库（H127）。


    B组　由观察和发掘资料的积累而解决的问题：


    （1）“人牲”；


    （2）动植物；


    （3）陶器收集；


    （4）地下坑穴和居所的演进阶段；


    （5）地面建筑基址的方向和规模。


    A组所列是意外获得的发现，而B组是系统的科学记录和逐步收集资料积累的结晶。在本章里，我将深入论述A组一些奇异发现的细节。B组中的大部分项目将在以后讨论，但我先扼要地提一下它们的特征、收集方法和发现的环境。


    我把“人牲”列入B组的第一条有其特殊原因。第五章中论</a>及这种野蛮的习俗遍及青铜时代的新旧大陆。当然那一章关于“人牲”的叙述只说明这种习俗仅限于与丧葬有关的牺牲仪式，实际上田野考古工作者开始时就持此看法。但最后三次在小屯出土的证据明显表明“人牲”这一习俗还具有其他目的：它或与建筑物的奠基有关，或与每年祭祀各种神灵有关。这类神灵或是抽象的，如河神；或是具体的偶像。对此应加以叙述，如在探寻B7基址时，即发现了这种实例。


    在B7基址，仅发现左边部分，右边部分已被围绕小屯东农田的洹河淹没。已发现的部分夯筑基址东西长度不少于40公尺。南北超过30公尺。在B7夯筑基址仅存部分中发现不少牺牲坑，很明显地表示它们是按一定规则排列在夯筑基址的南边。石璋如的报告（每个坑用一符号表示）见表7：


    表　7


    石根据上表总结说，在这排牺牲坑中，共发现10头牛（上表中为11头牛。——译者）、6只羊、20只狗和一个人。更使人惊异的是，在建筑物门边石璋如发现另外的坑，他认为这些牺牲坑和安门时的“破土仪式”有关。石的记录还有三个人被献祭并葬于此地。这些坑在基址的左、右与中央，此处要放门柱的础石。三个“人牲”分别在三个坑中跪着，旁边放一戈。再向南在门前的右边发现第四个人牲，这是守门的卫士，手持矛和盾，面向北跪着被埋葬。


    张秉权教授根据甲骨记录写的一篇文章中，把甲骨文中的牺牲供奉条目，按每次活动用的牺牲品的种类和数量分类(3)。每一条目都与一个祖先或其他的崇拜偶像，如河神、山神的祭祀有关。张在记录中发现用作牺牲祭祀的可能是牛、羊、狗、猪、人、鹿、象、龟，甚至还有犀牛。他还认为牛、羊、猪和狗明显是驯养的，也许有一些是专为这种目的而饲养的。关于“人牲”，张引用了一段记述论证了至少有一些“人牲”是俘虏。更重要的是据甲骨文中记载，使用牺牲品的数量有相当大的变化。张在文中把甲骨文列举的作为牺牲祭祀用牛的次数与用牛数作了对比（见表8）。


    表　8


    为牺牲用的羊、狗和猪的数目也有很大变化，但是这些牺牲在一次祭祀中的数目没有超过100的。龟、鹿、象或犀牛则较为罕见。至于“人牲”，张秉权教授说至少有一次记录了300人，另一次记录了1000人，但一般情况像上面列的牛的数字一样有变化。300和1000“人牲”的孤例是否能用其他任何理由来说明，仍是一个有待新资料来解决的问题。


    B组中的其余四项田野资料都有重要的考古意义。因动植物，陶器收集，地下建筑的不同阶段，地面建筑基址的方向和规模，每一项都为具体说明在公元前2000年代的最后250年这一最初历史时期中人们的实际生活方式，提供了基本的材料，当时中国文明正在创造中。


    研究这个遗址出土的动物和陶器资料的专著和论文多年前都已发表。在这里我扼要地介绍一些研究成果。


    德日进和杨钟健在一篇关于哺乳动物残骸的论文中，从被送到新生代研究室专门研究的，在最初几次安阳发掘中收集的哺乳动物骨骼中，鉴定了24种(4)。德日进和杨鉴定的24种几乎可分为二十类：狗、熊、獾、虎、鲸、鼠、竹鼠、兔、貘、马、猪、獐、鹿、四不像、殷羊、羊、牛、圣水牛、象、猴。


    这两位杰出的古生物学家最重要的推论之一是：安阳人（殷商时期）是勤劳的商人和农人，为经济发展奋力工作。另外，他们把捕获到大猎物视为无上的功绩。这可以说明为什么从殷墟发现的各类动物的遗骸是如此丰富和多种多样。


    两位作者在已审核的哺乳动物中也辨识了三个明显的类别：（1）本地的野生动物；（2）本地饲养的动物；（3）外地进的动物。狸、熊、獾、虎、豹、鼠、竹鼠、兔、獐、鹿是本地的野生动物。关于本地饲养的，作者指出有狗、羊、殷羊、四不像、牛、圣水牛，还包括猴。


    明显是外地进的动物，作者仅指出包括鲸、象、貘和一个小熊。关于这一类，作者还指出：鲸骨在靠近海岸的地方到处都可收集到。而象和貘看来是从南方进的动物。安阳和中国南方之间的广泛贸易被殷墟发现的锡锭和大量丽蚌的壳证实。这种厚实的珠蚌类（用作珍珠母）在中国北部自上更新世以来即已罕见，因而它可能是从长江流域带到安阳来的。


    作者以极渊博的知识讨论中国华北哺乳动物群的历史，结尾时指出，圣水牛可能是中国史前早期畜养的动物，因水牛的祖先可上溯至更新纪。不管怎样，安阳最后三次发掘发现的圣水牛与牛一样多，但它们是否作为牺牲仪式中的祭品还不能确定。


    从后来几次调查中得到的新资料，补进了在安阳发现的动物名单。尤其重要的是孔雀骨，很清楚这是从南方来的。另外，在最后几次发掘中还发现了许多马的遗骸。


    我们研究植物群的计划不幸失败了。在发掘中我们收集的木炭达几千试管。这重要的收集如果被德日进那样的专家及时研究，能为安阳附近的殷商植物学研究提供珍贵的资料，并进而会得到一些关于这时期气候环境的材料。但这些收集物在战争期间丢失了，对科学来说这是无可挽回的损失。


    然而，我们的陶器收集比较幸运，我费了很大功夫把它们登记、分类和编目，最后整理成集。我的关于安阳陶器的专论在1956年发表(5)；它囊括了整个殷墟陶器群。我将在第十一、十二章较详细地论述这些陶器的技术和纹饰。在这里我简要谈谈这些陶器的几个主要特征。


    登记的陶片总数近25万片。在这么大的数目中，几乎80％是最后三次在小屯出土的。此时通过田野工作的经验，全体队员都熟悉了最新的分类标准。安阳发掘一开始，王湘先生就负责收集陶器的特殊任务，他在离开这一工作去参加抗日战争之前，已把包括田野收集的全部陶器分类表的报告完成了。田野考古队从令人兴奋的侯家庄王陵发掘返回，并且获得了大量的在那里发现的珍贵白陶后，对殷商时期制陶技术和工艺的认识更深刻了；可以说全体考古队员有足够的关于典型殷商陶器的知识。我从外观上把它们分成以下四类：


    除上述四类典型的殷商制品外，还有第五、六类，即黑陶和彩陶。早就被认为是殷商时期典型陶器的白陶，从纯技术观点出发，收集者曾予以很高评价；但真正重大的发现是从前完全不为人知晓的硬陶，多数表面覆盖了一薄层原始釉。当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这消息时，英国的老汉学家和博物家叶慈（Perceval Yetts）教授立刻给我写信，并把此事通知伦敦的皇家亚细亚学会。我们的考古收集包括了几件近于完整的白陶器皿和带釉硬陶标本。研究所的许多考古工作者认为，这些标本比那些较引人注意的在田野收集到的青铜器，包括王陵出土的巨大的青铜方鼎更有价值。


    把B组的四、五两项留作后面专章叙述，在本章最后我想谈谈安阳最后三次发掘的A组两个重要而又未预料到的发现。下面依次介绍它们。


    车马葬


    古文字研究者早就知道商代已有带轮的车。在安阳发掘期间，很明显用作两轮车部件的青铜制的装饰碎片在小屯的早期发掘中常有发现，而在侯家庄王陵发掘中也多次发现已散架的马车。所有这些是商代有带轮马车的主要标志，但对这重要的交通工具的原型进行任何有系统的复原几乎是不可能的。直到第十三次发掘的1936年4月13日，在小屯负责清理C区的高去寻教授才第一次发现一层夯土下有鲜红漆痕标示的清晰的界线，这导致了M20的发现。这就是闻名的C74，在此距现在地面下0.8—1公尺处发现了界线。当清理了地面夯土层后，出现了一个2.9公尺×1.8公尺的长方形坑，即小屯著名的M20车马葬坑，坑里埋有完整的马车和四匹马，这个坑未被扰动过（图17）。


    图17　小屯的车马葬坑


    M20仅是此区五个车马葬坑中的一个，另外四个坑分别位于C72、C73、C120（图18）。鉴于这五个车马坑相距很近，可能是按某种顺序埋入的，这使石璋如在后来的研究中认识到它们是为具有一定目的的祭祀用的牺牲埋葬。另外四个坑或被扰动，或被后来的建筑破坏，仅M20保存较好。然而当它被揭开时，发现上面的一层夯土和地下的潮湿损坏了人和动物骨骸的遗迹，像木架和皮革制品这些易腐烂的材料只能辨别出轮廓的痕迹。金属零件、石块和一些骨头保留了许多世纪后仍未动，因而田野队员可用就地素描和照相的方法进行较确切的记录。直到现在，M20仍是少量可据以研究古代中国“带轮（？）”车辆历史的最早的田野资料之一。


    图18　车马葬坑位置分布图


    我在“带轮”两个字后加了个问号，是因为当M20揭开时，虽已发现四匹马、三个人的残骸和车辆的残迹，但丝毫没有轮的迹象。田野记</a>录幸好得到妥善保存。继续研究了几年后，一些考古学者和古物学家推论M20中包括双轮马车，但轮已被卸下，大概葬在别处，这与身首异处埋葬的习俗类似。


    还是靠M20的辛劳发掘保护了车身主要结构的主要部件，可作为后来复原的基本资料。在M20中，田野工作者发现了：（1）三个人骨架；（2）四匹马骨架；（3）马头、马身上的装饰品碎片；（4）车身上的青铜装置、车辕和车轴末端的青铜饰；（5）武器：三套戈、削和箭头；（6）马铃；（7）鞭；（8）车辕和车轴的木架和皮带的痕迹；（9）轭和衡；（10）一块石璧和其他杂物。


    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很久，有五六位专家对M20出土的遗迹和遗物作了研究，但直到1970年，石璋如教授才根据他对这些原始资料的研究结果，出版了他的复原著作。经他允许，我在此摘要加以介绍。(6)


    我不拟详细阐述关于石</a>璋如教授对车辆的复原和它在中国早期文化史研究中的意义。我意识到近期有些发现在性质上与小屯M20相似。详细的比较能否证实石教授的复原，这是个有意思的考查。不论如何，发掘和研究M20是个历史的里程碑，它是研究古代中国有轮车辆的开始。


    石教授的复原显示了M20中埋的车辆之一（图19），有一个车辕和一个从靠近它的前端处悬吊的弓形车衡。有两个套在两匹马上的叉状青铜轭系结在车衡两边。两匹马在车辕的左、右侧。车轴、车辕和轭末端的装饰物是青铜铸造的。虽然这些青铜车器发现时全部拆散，但它们明显是在与两匹马拉的一辆车的原结构相关的适当位置上。虽未发现车轮，但车轴肯定和车座埋在一起的。这表明车轴不随车轮转，而与车座构成一个整体。


    图19　车辆和马头的复原图


    更重要的证据是由同时代轮车的象形字提供的。在甲骨文中有14个“车”字。李孝定教授的字典中有此字(7)，介绍了11个字样（图20）。轮车这个象形字的字形可能变化很快，这与此期间车的实际结构的进步相一致。石教授认为，从小屯收集的考古资料看，至少能有两种不同的轮车可以复原。


    图20　甲骨文中的车字


    地下档案库（H127）


    一般公认中央研究院主办的安阳前后十五次发掘中的最高成就和最伟大的业绩是H127的发现，这个在小屯发现的地下贮藏坑里堆着数以千计的字甲。这是在1936年6月12日发现的。根据既定的日程，要在这天结束这次发掘工作。这个第十三次发掘紧接在侯家庄三次成功发掘王陵之后。6月中旬安阳的夏季是炎热的，中午太阳晒得使人难以忍受，所以一般安排是夏季停止田野工作。下面是6月12日发生的情况的记载：


    本来预定的计划，是6月12日结束。但12日的下午4时，在H127坑中发现了许多龟版。我们是5时半收工的，在一个半钟头的时间内，不过半立方公尺的土中，出了3760块龟版，在量上说也很可观了。单为这一个坑，展限了一日工作，预于次日，竭竟日之力把它肃清，谁知事实遮没了我们的想象，愉慰超过了我们的希冀。坑中包含的埋葬物，并不是像平常那样的简单，遗物的排列，并不是像平常那样的乱杂，不能以普通的方法，来处理这特殊的现象。……(8)


    非常幸运，负责H127发掘的是王湘先生。他除有长期从事安阳发掘的经验外，还是最有独创性的田野工作者之一。王用延长的那一天额外的时间起取埋藏的龟版；当第二天太阳下山时，一天的工作只取出了埋藏珍品的面上部分。显然，试图一块块取出卜骨不是妥当的方法。全体田野考古工作者一致认为应把它整块地挖出来。


    一经决定，就立即采用新的方法。全体队员一刻不停地工作，用了四昼夜的时间，将这一整块埋藏珍品挖出来了。同时把这一特殊情况报告给南京的研究所。我作为考古组的负责人，即刻奔赴安阳处理这一事宜。


    因为当时安阳没有搬运这么重的物品的现代设备，所以田野工作者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如何把这重3吨多的埋藏档案块运走。这个大块被装在用厚木板做成的箱子里，又用铁条牢牢加固。但用当地的方法移动一个重3吨多的木箱极为困难，更谈不上把它运到火车站了。虽然相距只有几英里远，但那时根本没有公路，也没有用动力牵引的搬运工具。


    然而，由于我们田野考古工作者与当地发掘工人的集体智慧，主要依靠本地的工具和大批人力，最后终于解决了搬运问题。那只沉重的大木箱于7月4日运到了火车站。又用了8天时间，于7月12日终于把H127出土的这件珍品安全运到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南京所址，供进一步更全面的研究。


    这些刻字龟壳在地下堆积了三千年以后相互紧密地粘在一起。董作宾的助手胡厚宣承担了剥离它的任务。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劳动，胡厚宣指出“H127字甲的特点”有以下十个(9)：


    （1）此坑甲骨文的时代为盘庚和武丁时期，特别是后者。胡推断这坑甲骨可能是武丁时贮藏后封闭的。


    （2）绝大多数字甲仍保留原来用朱色书写的痕迹，这明显地表明甲骨文开始用毛笔写，然后才刻字。


    （3）文字刻划中涂朱或涂墨的例子特别多。


    （4）表示吉或凶的龟甲卜兆，有再加工整理的痕迹。


    （5）为了占卜，龟背甲常由中间锯开成两部分。这些完整龟甲断片常在一头打孔以备贯穿。


    （6）龟的来源记录在龟甲特定的部位。


    （7）此坑中的许多特大龟甲，大概是从南方输入的。


    （8）此坑共出土有字甲骨17096片，其中仅有8块是牛肩胛骨，其余（17088片）都是龟甲。


    （9）胡推断这些甲骨档案是有意的贮藏。


    （10）胡又论述了第三次发掘时在“大连坑”中出土四版大龟甲，第九次发掘从侯家庄出土九版龟甲。但这次从H127内就复原了完整的龟甲300多版，这的确是前所未有的成就(10)。


    董作宾在《殷虚文字乙编·序》中这样说：“这真是应该大书特书的一件事，也是十五次发掘殷墟打破纪录的一个奇迹。”(11)董在文中引用石璋如的一段话：“窖的田野号数，叫做H127（位于C113）。……上部是一个大而浅的灰土坑（H117），在H117下发现了……H127。（H117）曾破坏了H127坑东边的一部分。（H127）上口距地面1.70公尺。H127的口径约1公尺8寸，深距地面约6公尺。窖内的堆积上层为灰土，下层绿灰土，中间一层是堆积灰土与龟甲……所占的空间高约1.6公尺。还发现一个人骨架伴着这些古代档案。……”(12)石教授的文章是H127发现五年后写的，当时正值日本侵略中国期间，历史语言研究所已把所址搬到了云南省昆明。石教授写文章的确切日期是1940年3月，正值日本侵略中国的中期，中华民族正进行生与死的搏斗。石教授能把这件难忘的事写出来，不仅因他是个目睹者，而且也因他是负责此次田野工作的人。所以，董作宾在他的全面研究中也要依靠这个材料。


    用这一报导来结束这一章，我想是可以理解的。当傅斯年所长选择安阳为第一个遗址，以此检验现代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时，他主要是被在该地区已经发现最早的书写汉字记录这一著名事实所鼓舞。换句话说，傅作出这个决定的主要目的是了解有字甲骨是否仍存在。果然，在科学方法的指导下，经过八年多坚持不懈的工作之后，于1936年夏季发现了H127龟甲档案库。它把这一建立在理性推论和田野经验积累之上的事业推向了顶峰！H127的发现并不是侥幸的事，而是有系统的科学工作积累的结果。


    从单纯考古观点来看，H127档案库的发现仅是我已简要叙述过的多次安阳发掘中获得的许多令人惊异的成就之一。实际上，最后三次发掘积累的大量田野记录，以及用任何科学标准都能给予最高评价的重要发现和田野资料，为至今了解安阳文化的真实性质提供了基本材料。H127明显居于整个发掘过程的最高点之一，它好像给我们一种远远超过其他的精神满足。所以，不仅从单纯科学的观点来看，而且带着对我们欢欣鼓舞情形的回忆。我认为这是结束这章关于最后三次田野发掘的最合适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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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石璋如：《殷代的夯土、版筑与一般建筑》，载《史语所集刊》，第四十一本第一分（1969年）。


    (2) 李济：《十八年秋工作之经过及其重要发现》，载《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1929年），第239页。


    * 应作《中国考古学报》。——原编者注


    (3) 张秉权：《祭祀卜辞中的牺牲》，载《史语所集刊》，第三十八本（1968年），第181—232页。


    (4) 德日进、杨钟健：《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载《古生物志》，丙种第十二号第一册（1936年），英文本。


    (5) 李济：《殷虚器物·甲编·陶器（上辑）》，载《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三本（1956年）。


    (6) 石璋如：《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虚墓葬之一·北组墓葬》（上下两册），载《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一本（1973年）。


    (7)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载《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1965年），第一四卷，第4113页。


    (8) 石璋如：《殷虚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载《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1947年），第7页。


    (9) 胡厚宣：《卜辞同文例》，载《史语所集刊》，第九本（1937年），第135—220页。（编者案：疑为1945年《释双剑所藏甲骨文字》一文之误。）


    (10) 张秉权在台湾负责缀合H127出土的龟甲，印刷出版了复原龟甲349版，见《殷虚文字丙编》，《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二本。详见第八章的论述。


    (11) 董作宾：《殷虚文字乙编》，即《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二本（1948年）。


    (12) H127出土的有字甲骨的登录号为13·0628号至13·01775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