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探索阶段：甲骨文的搜集、考释和初步研究

    前一章我概述了有字甲骨开始在学术界，特别是在那些有精深古文字知识的人中间引起注意的情况。三位学者的贡献为这个新学科的创立奠定了基础。第一位是王懿荣，几乎一致公认他是最早认识到这新发现的文字即甲骨文的重要性的；第二位是刘铁云，他不仅继续了王的收集工作，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少有的几个先行者中，他第一个勇敢地将甲骨文拓印成书出版，把这些古代的不为人知的文字传播使其与多数学者见面；第三位是杰出的学者孙诒让</a>，《契文举例》表明了他探究这些字的结构和意义的学术研究所取得的初步成果。这三位开拓者的著作实际上是互为补充，共同为中国甲骨学这个新学科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若这三个人没有同行和继承者，那么他们奠定的基础可能会像中国古代不少发明创造一样，被学术界看作玄奥，不予重视而销声匿迹。中国金石学的一些学派，直到科学发掘已开始之时仍顽固坚持上述这种看法(1)。《铁云藏龟》的出版成功地唤醒了古典人文学者，这对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对中国的古文字学，都应说是一件幸事。


    随后的一个时期，学者们广泛搜集、辨认、考释这些甲骨文字。在此，我想应当对正式开始发掘前1900至1928年间的各种活动作一概述。下面对私人挖掘、搜集活动、著录及出版分别加以讨论。


    1928年以前的私人挖掘


    叙述这段时间里的挖掘活动，依据的原始资料都是董作宾提供的。在他的《甲骨学五十年》(2)，特别是《甲骨年表》修订本中都简明扼要地讲述了这些事件。


    在安阳收集的资料使董作宾相信，小屯及其附近村庄的人至少有九次挖掘“字骨头”（当地方言），这种活动开始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这年的古玩市场上，“龙骨”获得了高价。但被董作宾称之为第一次挖掘的详细情况并没有记载。文中仅提到，在王懿荣发现甲骨后，山东古董商人范维卿到安阳收集甲骨，并以每字二两半银子的高价收买。据小屯村民讲，这是端方出的价。第二次私人挖掘发生于1904年，董对这次记述较详。刘铁云的《铁云藏龟》拓印出版后，搜集字骨头的人突然增加。为满足市场上的急需，1904年村民们在洹河岸边一块农田北部进行挖掘。在科学发掘开始时（指1928年。——编者），村民们仍记得，那时占有本村部分土地的名叫朱坤的地主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挖掘队，所有队员都住在特为他们准备的帐篷里。直到他们与另一挖掘队之间发生了一场争夺挖宝权的战斗才停止。尔后是诉讼，地方官吏以禁止双方再挖掘结束此案。


    在第二次挖掘中，不知挖出了多少块字骨。董只写了这些挖掘出来的珍品被卖给了许多人，包括罗振玉、黄濬</a>、徐枋、方法敛、库寿龄和金璋。


    五年以后即1909年，宣统（清朝最后一个皇帝）元年，占有大量土地的富有村民张学献在小屯村前自己的地里挖山药沟，发现了“马蹄儿”及“骨条”甚多，上刻有文字。据说，张学献通过挖“山药沟”得到很多有字甲骨。


    第四次挖掘发生于十一年后的1920年。是年，华北五省大旱成灾，村民们迫于饥寒，相约在小屯村北洹河畔处挖掘甲骨文字，凡以前曾出甲骨之处，再三搜挖。附近村民亦多参与。


    第五次挖掘是在1923年，地点在张学献家菜园内。董只简单记述此次挖掘得两块刻有许多字的大骨版。随后，1924年小屯村人筑墙取土时，挖出一坑有字甲骨，据村民口传，其中有大块的字骨。这次与上一年挖掘出来的大部分字骨都卖给了以传教士身份驻在安阳的明义士。


    第七次挖掘在1925年，董作宾未提任何具体人，只简要记述了一大批村民聚集在小屯村前大路旁挖掘，得甲骨数筐。其中一些肩胛骨（董的话）有长至尺余者（？）。据说这些甲骨多售与上海的古董商人。


    第八次私人挖掘发生于1926年。这次挖掘与民国早期这个地区的社会和政治因素有关。据说是富有的地主张学献被土匪绑票囚禁起来，要大量赎金。村人乘机与张家商谈在他家菜园内挖掘。经磋商双方协议：凡挖出有价值的珍宝，双方平分。于是，几十人分成三组，鼎足而立，在张家菜园内挖掘，各由深处向中间探求。每组都急于先挖到珍宝，当三组挖到同一地点时，突然像矿井里偶然发生塌方一样，上面的土下陷，将四个人埋住，经急救才使这四人保住了性命。这次挖掘也因此停止了。据小屯村民说，这次挖到许多甲骨，都被明义士买走了。


    科学发掘殷墟前的第九次即最后一次私人挖掘是在1928年春。是年，北伐军作战于安阳，驻兵洹水南岸，致使小屯村民不能耕种土地。4月，战事结束，村民又聚集在一起，大肆挖掘于村前路旁及麦场前的树林中。据董作宾的编年史记</a>载，这次挖出的有字甲骨全部卖给了上海、开封的古董商。


    搜集活动


    第一章已谈到，有字甲骨早期的主要搜集者有：刘铁云，他接收了王懿荣搜集的大部分甲骨；著名的青铜器收藏者端方，他搜集甲骨的活动，无论从来源还是从范围看，都没有真正的学术影响；罗振玉，他发现了这些古文字真正出土处在彰德府。


    在《铁云藏龟》出版的以后几年，有中外搜集者约几十人竞相参与搜集有字甲骨的活动。据明义士讲，在1904年，外国学者已开始搜集甲骨文(3)。牧师方法敛大概是第一个参与搜集甲骨活动的外国人。他为上海的亚洲文会博物馆购买了400片。步其后尘的是牧师库寿龄和伯根。尔后他们将购买的甲骨卖给了几个博物馆：美国匹茨堡的卡内基博物馆、爱丁堡的皇家苏格兰博物馆和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后来，英国的金璋也加入了搜集甲骨的行列。据董的编年史记载，不久青岛的威尔茨也参与搜购甲骨。同时，在日本甚至掀起了一个更大规模搜集和研究甲骨文的热潮(4)。关于这期间所有各方面的搜集活动，董的编年史并未像对待私人挖掘活动一样，全部加以囊括。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实际上买卖甲骨多在古董商手中进行，这些人像大部分博物馆搜集员一样，善于秘密交易。虽然如此，在董的编年史中，我们仍然能见到一些关于记述甲骨收集的重要条目，如：


    （1）1904—1905年，范估卖给端方1000余片甲骨、黄浚600片、徐枋1000片。同时，库寿龄购买许多甲骨残片。伯根买到70多片，转赠济南广智学院，但其中大部分是伪造品。金璋也收集了800片。青岛威尔茨得70余片。德国民俗博物院得700余片。另外还记载了天津新学书院藏有若干，为王懿荣后代所赠。


    （2）1909—1910年，在林泰辅购买600多片甲骨的影响下，日本学者争先收集。另一些日本学者得到3000多片。


    （3）1910—1911年，刘铁云在流放中死去。据董的编年史记载，刘所收集的甲骨散落在不少人手中，包括罗振玉、哈同夫人、叶玉森、陈钟凡及中央大学</a>。显然，刘所收集的甲骨，或被卖掉，或被零星送掉。董的编年史还讲直到1926年商承祚从刘氏原收集的甲骨中得2500片。


    （4）1914年，明义士开始搜集。


    （5）1918年，日本研究甲骨文的先驱林泰辅亲赴安阳购买了20片。


    （6）1919年，在古董市场上出现大量的甲骨赝品。


    （7）1922年，北京达古斋古玩商店以所藏甲骨捐赠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共463片。


    （8）1927年，明义士购买了一大批甲骨。


    这些搜集活动使北京、上海、山东潍县、河南彰德府的古玩市场上出现了疯狂的抢购。因为大部分交易具有秘而不宣的性质，且又都是在本性贪婪的商人和愚昧无知的富人手中进行的，结果使大量的赝品进入市场。这些赝品是在安阳、北京、潍县、上海等地生产的。不管怎样，在开始时这些伪造品大概使商人交了好运。在科学发掘开始以后的几年中，笔者就在欧洲、美国的很多有名的博物馆看到一些这样的伪造品(5)。对这些伪造品进行专门调查的董作宾竭力与这些人建立友谊，并成功地结识了一个伪造者。此人系安阳的蓝葆光，董说</a>他是个“真正的天才”。他是个吸鸦片者，仅在吸过鸦片兴奋时才表演他的技艺，用在小屯找到的无字骨头，在上刻字遂成与真品几乎完全一样的甲骨。董还告诉我，蓝葆光确实喜好伪造甲骨这类工作。实际上他是个穷商人，出卖这些伪造品，只得很少的钱。


    伪造甲骨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扰乱了古玩市场，产生了两个主要后果。一方面，由于保守派学者虔诚地尊崇许慎《说文》的一千多年的权威，于是以这些伪造品为确凿的证据说明所有甲骨文都是伪造的古文字，是一批冒牌学者为欺骗大众而造出的。另一方面，几个有远见卓识并研究过真的而非伪造的甲骨文的学者，为了探索区别甲骨真假标准而更发奋工作。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先锋是《甲骨研究》的作者明义士，他是加拿大的传教士。1914年，明义士第一次被派驻彰德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21—1927年他又到彰德府。他能通过当地的挖掘者就地了解甲骨的挖掘情况，并常到小屯询问挖掘者掌握甲骨出土的信息(6)。适当的职务与他的考古天才有机地结合起来，为他在外国学者这个小圈子里对甲骨文研究作出特殊贡献开辟了道路。


    同时，中国的搜集者也增长了判断和辨别真假甲骨文的能力。


    总结以上关于甲骨文搜集活动的论述，可以说，从商业观点来讲，欧洲和美洲的搜集者有更多的考古意识，所以愿付较高的价钱来购买这些新的珍品(7)。但中国学者最先知道这些甲骨文的学术价值。甲骨学的第二代人，包括许多学识渊博的学者，其著作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好评，这些我们在下面将要介绍。


    甲骨文字的出版和研究


    董的编年史列举了1928年9月以前用汉文、日文、西文写的关于甲骨文的书籍、论文、墨拓摹本及研究著作等110种。其中书籍36本，内30本是中国学者写的，4本是日本人写的，其余两本是分别由一个美国人和一个加拿大人写的。在发表的74篇论文中，41篇是中国学者写的，9篇是日本的汉学家写的，有19篇是用英文写的。刊登在德文杂志上的有3篇，两篇刊于法文杂志上，其中一篇是中国人写的，一篇是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写的。沙畹在1911年写了一篇关于前一年在北京出版的罗振玉的《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书的评论，向西方汉学家介绍了这本书的内容和作者(8)。牧师方法敛的《中国原始文字考》在1906—1907年出版，这是最早用外文写的研究中国古文字的著作(9)。


    用英文写的其余文章，大部分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上发表，都是金璋写的。他所写的《象形文字的研究》一文，到1927年止，已在这杂志上连载了7篇。同时，这期间的美国、德国、日本的汉学家也对这新发现的甲骨文的搜集和研究表示了浓厚的兴趣。


    在日本，虽论文不多，但研究热潮迅速向深度发展。日本学者的著作，特别是林泰辅和内藤虎次郎，对中国铭文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董的编年史中记载，1910年林泰辅将自己关于研究甲骨文的一篇论文寄给了罗振玉。罗在这篇“援据赅博”的文章中多处写了评注，以“补其曩日《铁云藏龟·序》之疏略”。众所周知，罗振玉与王国维</a>，这两个在这期间对中国学术界作出许多贡献并产生巨大影响的杰出中国学者，都在日本侨居过一段时间。1911年的辛亥革命后不久，罗到了日本。而王仅在日本住过很短一段时间。在我看来，同日本人的接触对他两人都有极大促进，使他们探讨新观点，唤醒了一直深埋于意识中的历史和考古的热忱。我不想夸大说这就是他们献身于这种研究（它导致了中国古文字学的一门新学科的创立）的主要动机，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当然可能还有作为动力的其他因素促使这两位学者为此奋斗了一生。


    在论述罗、王两位先驱的研究情况之前，我想简述一下中国学者，特别要详细谈谈前面提到的孙诒让对甲骨文的贡献。孙是通过读刘鹗</a>的《铁云藏龟》后首次知晓甲骨文的。在1904年，即刘的著作出版一年后，孙便在他渊博的金文知识的基础上，对个别甲骨文字开始了研究。他连续干了两个月，在逐渐积累的关于研究甲骨文笔记的基础上写成了《契文举例》一书，但直到1917年才出版。这部使学者们了解甲骨文字结构和内容的最早著作，是根据单个字的功能的内容分类的。该书分历法、贞卜、卜事、鬼神、卜人、官氏、方国、文字等，其中关于文字部分几乎占全书的50％。(10)


    1905年至1906年，孙诒让又出版了另一著作，即《名原》，这是他于1906年自费出版的(11)。书中孙说他的目的是追溯金文、甲骨文、周朝的石鼓文和贵州省岩刻文（当时推测为苗族的古代文字）的渊源。在这部著作中，孙以金文、甲骨文、石鼓文等和在许慎时仍流行的古籀文相比较。他拟通过比较研究，去发现《说文》9000余字中重要字的起源及演变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他特别详述了数字的起源，并极精确地追溯了在中国语</a>言里出现过而仍继续使用的各类数字。他继而论证象形字的本义，把一些表示动植物的名词用图示归入“象形”一类，如马、牛、羊等字。在对每个字进行考释时，他常引证金文和其他先秦古文字及在甲骨文中能找到的字，最后注出这些与《说文》的解释相同与否。


    我们以后还会提到孙诒让的著作，但现在要介绍另一位著名学者罗振玉。据董的编年史修订本载，1902年至1903年，罗在刘铁云家中首次看到有字甲骨的墨拓(12)，这给他以深刻印象，当时他说：“自汉以来小学</a>家若张、杜、扬、许诸儒所不得见。”(13)很显然，他是通过刘铁云的介绍第一次知道这门新学问的。


    如上所言，这门新学问给罗以深刻的印象，他认为自己负有传播、宣传它的义务，使之成为中国古文字永久性的补充。他认识到，中国文字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经历了许多变化、更换和错误的解释，实际上随着语言的变化很难认出这些在秦始皇</a>以前就使用的文字的原形和特征。众所周知，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的第六年（公元前215年），烧了许多书。另外在他统一的第一年就颁布了“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的诏令。随后是焚书</a>坑儒的命令，焚烧了徐卜筮、医药、种树等书以外的其他大量书籍。大家也知道，汉朝初期努力复兴古代文化，开始时的各种措施都带有混合的性质。对古籍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是在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6年）即位后才开始的。汉武帝颁布了整理古籍的诏令。这时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文字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与先秦时流行的文字完全不同。


    为了恰如其分地评价在甲骨文发现后，特别是继先驱者王懿荣、刘铁云、孙诒让之后的一些学者的重要贡献，对上述变化的历史不必再作进一步探讨，重要的是要牢记这种变化的确发生了。


    在上面提到的林泰辅“以所作甲骨论著”邮寄罗振玉后，罗“乃以退食余晷，尽发所藏墨拓，又从估人之来自中州者，博观龟甲兽骨数千枚，选其尤殊者七百”，争分夺秒，努力不倦地进行考察，最后他取得了两项重要成果。


    第一，他指出了甲骨确切出土地，即安阳市郊小屯村。此前，古董商把甲骨真正出土处当作商业秘密而隐瞒着。但罗振玉经过不断的调查、周密</a>的访问和细心研究后，终于确定了甲骨真正出土处。第一章中已讲到，1915年罗振玉访问彰德府时写了这次旅行的日记。


    第二，通过研究真正的甲骨文，罗振玉“又于刻辞中得殷帝王名谥十余，乃恍然悟此卜辞者，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有了这些新的基本观点，他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写了《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书。他自豪地声明写此书目的有三：“正史家之违失”、“考小学之源流”、“求古代之卜法”。在序中他说：“凡林君之所未达，至是乃一一剖析明白。”这部著作于1910年写成，于同年6月由玉简斋石印出版。据董的编年史载，罗振玉这部重要著作的目次如下：


    （一）考史


    1．殷之都城


    2．殷帝王之名谥


    （二）正名


    1．籀文即古文


    2．古象形字因形示意，不拘笔画


    3．与金文相发明


    4．纠正许书之违失


    （三）卜法


    1．贞


    2．契


    3．灼


    4．致墨


    5．兆坼


    6．卜辞


    7．埋藏


    8．骨卜


    （四）余论


    这部著作刊印时还带有“自序”和“后识”。值得注意的是，在罗的第一部关于甲骨文的重要著述的序言中，他确认了几个在追溯中国古文字的这一学科早期的复杂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实，特别是刘铁云、孙诒让和罗振玉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序中罗承认道：“亡友孙仲容徵君亦考究其文字，以手稿见寄，惜亦未能洞析奥隐。”同时，罗还写到他为刘铁云的《铁云藏龟》撰的序言是匆忙的，是不完全的。十分有意思的是，罗自称从孙诒让临终前寄给他的那篇手稿中发现了一些错误。然而，罗对于孙诒让的第二部重要著作，即上面说到的追溯中国一些文字演变的《名原》，连提都不提一下。罗一定熟悉这部名著的原文。因此，将罗振玉的《殷商贞卜文字考》的内容与孙的两部早期著作作一比较是有趣的。毫无疑问，就有关探讨方法而论，罗的著作与他前辈的著作几乎一样；后者为了达到比较研究的目的，充分利用他的渊博的金文知识，与甲骨文进行详细比较，当然不会没有丰硕的成果。以孙诒让为榜样，罗振玉也对象形字的一些具体实例进行研究。这些象形字是不同阶段象形的动物图代表，是在金文和甲骨文中发现的。罗列举的包括象形的羊、马、鹿、猪、狗和龙等字。重要的是，我们记得在孙的《名原》中进行专门研究的也包括有马、牛、羊、猪、狗、虎、鹿和夔龙等象形字。可能罗是从不同角度探讨的，意欲说明甲骨文中的图象是迅速变化的，图象阶段不是固定不变的。但罗选择的图例清楚表明，如果罗在自己的文章中的确说明了一些新观点和新见解，那只意味着他占了前辈没有出版的材料的便宜，从孙诒让早期著作《名原》的研究方法中得到好处(14)。


    尽管如此，罗振玉是个重要人物，他作的种种贡献，加强了三位先驱者奠定的坚实基础。他在收集和研究新发现的文字的原始资料的早期，走了好运。他充分利用这个良机，专心致志地对先秦文字进行比较研究，使他成为一个通晓甲骨文的学者。在1911年辛亥革命的次年，他出版了不朽的名作《殷虚书契前编》。这四卷本的著作由2229幅甲骨拓片组成，这是罗从他收集的包括新买的和从刘铁云处得到的大部分共约几万片中亲自精选的。这部著作以珂版用最好的纸在日本出版。三年后（1915年）又在日本出版了《殷虚书契后编》两卷。于此一年前，罗撰成并出版了《殷虚书契考释》一卷，这是把在《前编》中复制的甲骨文厘定后加以考释和注解。其原稿是罗的年轻同事王国维教授手抄的，抄写本石印出版。全书分八章：（1）都邑；（2）帝王；（3）人名；（4）地名；（5）文字；（6）卜辞；（7）礼制；（8）卜法。前有罗振玉的自序，后附王国维的后序(15)。十二年以后，该书修订本由东方学会出版，但未署出版者及出版地址。修订本是这个时期关于甲骨文研究的名著之一。它包括了许多新见解，其中最有价值的出自王国维，上面已提到他手抄了罗振玉的考释和注解的第一版。


    从纯文字学的观点看，公认这时期王国维所作贡献要比罗振玉重要得多，虽然开始时可能王教授从他这位年长同事那里得到很多帮助。他的著作所依据的原始资料是罗振玉用心收集的甲骨文墨拓片的复制品——《殷虚书契前编》。


    罗本人对精选后材料的研究和高明的考释，得到一些包括有名汉学家在内的学者们广为研讨，当然在中国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金石学者中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考释》的第一版共考释了485个字。在修订本中，据董作宾讲，考释的字增到570个(16)，几乎占此时期已知的甲骨文字总数的50％。其中罗考释的文字大部分为数字、天干地支、方位、动植物、地名、用具和关于日常生活的一般字，如入、出、上、下、步、行、狩和渔等等。这些甲骨文字内容的考释，暂时满足了读书人的基本需要。该书最后一部分，罗振玉以完整清晰为标准刊印了707条卜辞(17)。罗根据占卜询问内容的分类对其进行了组合，共分八类（见表1）：


    表　1


    罗在《考释》中将这707条卜辞译成现代读法，它们原来是按可判读的文字所记录的事件、仪式归类的。显然其中大部分仪式与祭享、王的旅行、渔猎、天气、收获及战争有关。这些条目再分类及各占百分比如下（见表2）：


    表　2


    《考释》的增订本（1927年出版）增加了考释的字数，扩大了《殷虚书契》中著录清楚的卜辞的可判读条目。考释的字数达671个。同时，可判读的记载达1094条。罗振玉将其分成九组，增加的一组为“杂类”。其余八组仍保留原名称。若按上面的形式再分类，各占百分比如下（见表3）：


    表　3


    虽两次的百分比略有些不同，但变化的程度是比较有限的。祭祀祖先和神灵的活动无疑是国家的重要事情，这些事情的答案在商代只有用甲骨卜问才能得到。其他三组如王的旅行、打猎和捕鱼、天气和收获的预测也同样重要。大概这四项是国王日常的主要活动。占可读记录的5％多一点的战争，无疑也和祭祀活动是同等重要的国家大事，但战争事件显然要少些，这类记载后面还要更详细论述。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罗振玉在王国维的协助下出版的这些著作，为中国金石学研究的更新奠定了基础，说明了从殷商直到后汉许慎的《说文》问世前这个时期，中国文字的发展变化。同时，他们在占卜方法、商朝都城地点的确定，尤其是在王室世系直至商的远祖的重建研究中，也取得了重大的考古成就。王国维研究有关全部记载及可判读的卜辞，重建了商朝先公先王的继位顺序。他是成功地把不同出版物上各类墨拓的甲骨片“缀合”使之成为完整卜辞的第一个学者。在这种完整的卜辞中，可以读到当所有的祖先共享祭祀时他们的继位顺序。王教授在1917年发表的两篇专论性的文章中，建立了商王帝号、世系。他以此与另外三部记述同样资料的重要著作相比较(18)。他的结论是：司马迁</a>的记述为商朝共十七代、三十一帝……而甲骨文中记载的商王名称、世系与司马迁的记述最接近，另外两部著作关于商朝世系数目的记载则是错误的。


    上面提到的论著，代表了王在历史和金石学的研究过程中专心于古文字探讨的精华。直到现在，他的卓越贡献基本上没有任何改变。三十七年后即1944年（应为1955年——编者），董作宾写《甲骨学五十年》(19)时，商朝先公先王的名称、世系几乎仍和王国维于1917年第一次考订的一样。


    王国维致力于此新的研究始于1915年，这一工作持续了十多年。后来他仿效1900年死去的王懿荣，自沉于慈禧太后建造的颐和园昆明湖中，当时（1927年）他正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任教。


    同一时代至少有五六个对此研究的进步作出了贡献的中国金石学家。在中国学者的贡献中应特别注意两本字典：王襄的《簠室殷契类纂》（1921年出版），收可识字873个；商承祚的《殷虚文字类编》（1923年出版），收可识字789个。这些字典达到了既把初学者引入甲骨学之门，又使这些新的文字知识传播、扩大于中国的知识界的重要目的。


    在结束这一章时，应谈谈章太炎</a>的态度。董作宾生动地记述了这位被他称为阻碍这新发现的资料研究发展的“大敌”。章被认为是那时最著名的金石学家，在政治上是个革命家，所以是个重要人物。关于章太炎对甲骨文的态度董记述如下：


    章太炎是那些不相信甲骨文并抨击对其进行任何研究的学者之一。他认为，“龟甲刻文不见于经史”；而龟甲乃“速朽之物”，不能长久，焉能埋于地下三千多年不腐烂；“龟甲文易作伪”，是最不可信的。他还说罗振玉“非贞信之人”，那末他流传的甲骨文也不可信。(20)


    据说章的看法，在安阳科学发掘证实这些新发现的甲骨卜辞存在后，仍未改变。有一件轶事有趣地记述了关于章太炎对待这些古代遗物，即殷代甲骨文的内心感受：“在章太炎作生日那天，他的弟子黄季刚送了一份礼物，是用红纸包扎着的长方形东西，看去像一盒子点心。过后章打开一看，原来是一部罗振玉写的四卷本《殷虚书契前编》。……”轶事的结尾仅提到，他弟子的这份礼物没被掷掉，而是放置在自己的床头枕边。很显然他真的读了这些被他认为应判罪的假文字。


    ————————————————————


    (1) 详见本章末的叙述。


    (2) 董作宾：《甲骨学五十年》，台北：大陆杂志社1955年版，第63页。


    (3) 明义士的讲稿未曾出版。笔者的一位加拿大朋友送给我一份未标明页数的抄本，其中第三部分标题是《甲骨文的买主》。明义士的讲稿是用中文写的。


    (4) 关于初期日本人收集甲骨的情形，参看董作宾的《甲骨年表》，第20页。


    (5) 笔者于1928年在芝加哥访问伯索尔德·劳佛时，他特意将为自然历史博物馆搜集的甲骨拿给我看。1937年笔者应邀去爱丁堡讲学时，博物馆的负责人以个人名义将馆藏的甲骨收集品展出。


    (6) 1932—1937年期间，明义士任齐鲁大学教授，他的讲稿显然是这时写的。前面已提到，这份讲稿未曾出版，但很多人见过这份讲稿并加以引用。


    (7) 可以参看明义士早年的讲稿。


    (8) 沙畹：《中国远古时代的甲骨占卜术（评介罗振玉的一本书）》，载《亚洲学刊》1911年第十七卷。


    (9) 方法敛：《中国原始文字考》，载《匹茨堡卡内基博物馆论文集》第四卷，1906—1907年。


    (10) 孙诒让的《契文举例》出版于1917年，全书分两卷十章，上卷一至八章，计84页；下卷仅九至十章，第九章“文字”占92页，第十章仅3页许，举各种例证。


    (11) 据董作宾称，《名原》一书后由上海千顷堂书局再版。


    (12) 董作宾的资料来源于罗振玉的名著《殷虚书契前编》的自序。下面还要谈到。


    (13) 《殷虚书契前编》第一版中有一方钤记，其大意为：“见张、杜、扬、许未见之字。”


    (14) 罗振玉之受孙诒让的好处，看来乃属事实，但罗从未公开承认。民国初年，一些学者断言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等主要著作实乃王国维之作。关于《契文举例》一书手稿初期的真相，至今仍是一个谜。


    (15) 罗振玉的自序中历数了他本人对古物研究的贡献。王国维在后序中说</a>，清朝在国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古文字研究方面；这门重要学科的奠基人是顾炎武</a>，而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则为顶点。


    (16) 实际应为571个。


    (17) 罗振玉在这本书第六章的开始时说：“本章收录的卜辞条目仅限于可读且完整者，不包括不完整、无法判读者。”


    (18)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载《学术丛编》（1917年），再版于《观堂集林》，第九卷。王国维的世系表与下列三种文献作了参照比较：司马迁《史记》中的《殷本纪》、《三代世表》，班固</a>《汉书</a>》中的《古今人表》。


    (19) 董作宾：《甲骨学五十年》，台北，大陆杂志社1955年版。


    (20) 董作宾：《甲骨学五十年》，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