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汉代的妇女生活

    ——民国纪元前二一一七—一六九三年


    一 托古改制与褒奖贞节


    汉代是礼教形成的重要时代。高祖时，叔孙通制礼作乐，大抵皆袭秦故，是第一个关键。汉武帝“招致儒术之士，令共定仪”，是第二个关键。但法古渺茫，这班儒士，不敢自我作古来创造，所以十余年不能成就。后来还是汉武大胆说出“汉亦一家之事”，应有一家之典法以传子孙；这才把汉制议定。“乃以太初之元（民国前二〇一五年）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史记</a>·礼书</a>》）一切礼制，从前含糊的，现在都明白规定了；从前零碎的，现在都整齐确立了。五十年后，又有正式褒奖贞节的事。


    民国纪元前一千九百六十九年（神爵四年）诏赐贞妇顺女帛，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褒奖贞顺。（见《汉书</a>·宣帝本纪》）过了一百七十七年，又发现旌表贞节的事。《后汉书</a>·安帝本纪》云：


    元初六年（民国前一七九三年）二月，诏赐贞妇有节义谷十斛；甄表门闾，旌显厥行。后世之乌头绰契，照耀闾里，这是滥觞了。秦代只用法律劝导贞节，汉代竟用法律奖励贞节，足见空口的劝导，已不足化民，所以才设名利以诱之。这种方法，被后来惑世愚民的君主，引用了一千七百多年。一直到现在，宗法的君主专制已经没有了，而奖励贞节的条例，尚存在中华民国的内务部，数典忘祖，都是汉朝作俑的。


    二 两个女教的圣人


    不但朝廷那样提倡礼法，社会上也有人以礼法裁订女子生活的标准。这样的人，前后汉各有一个。前汉刘向</a>，作一部《列女传</a>》，约在民国前一千九百四十年左右；说是见成帝后宫荒乱，用以鉴戒的。现存七篇注1，为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每篇十五传。后汉的一位是班昭</a>，约当民国前一千八百二十余年，她作《女诫</a>》七篇，是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她这《女诫》七篇，后来和刘向《列女传》，竟成为讨论女子问题的书的范本，二千年来关于女子生活的书籍，不仿《列女传》的体裁，便仿《女诫》的体裁，他们的影响，可想见了。


    《列女传》前五篇中的各传，都是就刘向所悬拟的标准；采录下的妇女的简单传记。据他说母仪的标准，是要“行为仪表，言则中义；胎养子孙，以渐教化；既成其德，致其功业”的。贤明的标准是要“廉正以方；动作有节，言成文章；咸晓事理，知世纪纲”的。仁智的标准，是要“预识难易；原度天理：……归义从安，……专一小心”的。贞顺的标准，是要“避嫌远别，……终不更二；勤正洁行，精专谨慎”的。节义的标准，是要“必死无避，诚信勇敢；义之所在，赴之不疑”的。母仪、贤明、仁智、贞顺与节义，就是妇女生活的条件。所幸他并不希望众长俱备，只要有一善可录，便是他所赞颂的。后世史书或私人所作“列女传”，多只偏重节义，拿刘向原义比起来，便觉刘向的见解，还要高的多了。《列女传》之后两篇，一为《辩通传》，是要妇人辨通事理，以抗临时祸凶的。最后为《孽嬖传》，则以淫、妒、荧惑、背节和弃义五者，为妇人之鉴戒的。


    刘向以后一百年，而有班昭。班昭是班彪的女儿，班固</a>的妹妹，真是家学渊源。其夫曹世叔死后，和帝召入宫，命皇后贵人师事之，号曹大家。后又为其兄续作《汉书》，公卿大儒如马融</a>辈，都曾跟她问业，好一个了不得的女子。可是她作的《女诫》七篇，也就了不得的压抑了同类女子了。——男尊女卑的观念，夫为妻纲的道理，和三从四德的典型，虽然是早就有的，但很散漫，很浮泛。就是刘向的《列女传》，也不过罗列一些事实，做妇女生活的标准。班昭《女诫》，才系统的把压抑妇女的思想编纂起来，使他成为铁锁一般的牢固，套上了妇女们的颈子。


    《女诫》七篇，连序约一千六百字。全书在说明三从之道和四德之仪，而妇人卑弱，实是贯通这些道理的基本观点。她说：


    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卑弱》第一）


    又说：


    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鄙谚曰：“生男如狼，犹恐其尪；生女如鼠，犹恐其虎。”（《敬慎》第三）


    女子之阴弱，以至如此。三从之道，以从夫为最要，其他曲从舅姑，和悦叔妹，都由从夫而发。何以从夫最为重要呢？她说：


    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违也。行违神祇，天则罚之；礼义有愆，夫则薄之：——故事夫如事天，与孝子事父，忠臣事君同也。（《夫妇》第二）


    丈夫如此的尊，如此的高，则没有平等的待遇，是不用说的。所以做妻的，曲不能争，直不能讼，只能永远做丈夫的玩物。你看她说：


    夫妇之好，终身不离。房室周旋，易生媟黩；媟黩既生，语言过矣；语言既过，纵恣必作；纵恣既作，则侮夫之心生矣。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争，曲者不能不讼；讼争既施，则有忿怒之事矣。侮夫不节，谴呵从之；忿怒不止，楚挞从之。夫为夫妇者，义以和亲，恩以好合；楚挞既行，何义之存？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义既废，夫妇离矣。（《敬慎》第三）


    她的意思是说：夫妇之好，应当终身不离的。要想终身不离，惟在使丈夫不楚挞，不谴呵。怎样可使丈夫不谴呵？惟在不侮夫，怎样便不生侮夫之心？拿第一段倒推上去，惟在房室周旋时不生媟黩。用白话来解释，就是无论什么时候，不能同丈夫闹一闹玩笑的，应当永远做被动！怎样可使丈夫不楚挞？惟在不引起丈夫的忿怒。忿怒怎样可不生？那便直也不能争，曲也不能讼！这样说来，夫妇何尝有丝毫平等呢？（匡衡曾说，“情欲之感不介于容仪，宴昵之私不形于动静”，也是不生媟黩的意思。）


    班昭尤其无理的，是把丈夫对于妻的关系，认为是一种“恩”，这种悖谬思想，真不知毒害了多少女子！不得丈夫欢心的妇女，仍然不能忘情于丈夫的原故，都因为从前受过他的“恩”在。不但夫妇之间如此，就是桑间濮上男女偶尔的结合，在女的方面，也总以为是受了他的“恩”：这不是奇怪绝伦么？西洋的夫妇，有爱无恩；中国的夫妇，有恩无爱：谁实创之？——班昭班昭！


    对丈夫既能如此，其对舅姑，只要一味顺从便得，“姑云不尔而是，固宜曲从；姑云尔而非，犹顺命”。（《曲从》第六）


    至于对待叔妹，更应敷衍，因为“妇人之得于夫，由舅姑之爱己；舅姑之爱己，由叔妹之誉己”：所以曲从舅姑，和悦叔妹，都是从敬夫一点而发。女子因为寄食于人的原故，遂不能不如此卑弱，由来已二千年了！


    还有一本女教的书，名叫《女训》，传说是蔡邕</a>做的。如果是他做的，应在民国前一千六百六十余年，约当西历三世纪中叶，较《女诫》晚出二百年。但察其文句：不似汉时体格，如曰：


    心犹面也，是以其致饰焉。世人咸知饰面，而不知修心。面不饰愚者谓之丑，心不修贤者谓之恶；面丑犹可，心恶尚谓之人乎？故览镜拭面，则思心当洁净；傅脂，则思心当检点；加粉，则思心当明白；泽发，则思心当柔顺；用髻，则思心当有条理；立髻，则思心当端正；攝鬓，则思心当整肃。


    《世说新语</a>》谓贾充妻李氏作《女训》行于世，是另一《女训》么？或者就是所引的《女训》？不得而知。著此以存疑。


    三 教育的缺略及其例外


    汉代和汉代以前，女子是没有教育的，但不成形的教育或家庭教育，不能没有。《内则》说：“凡生子，择于诸母与可者，必求其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为子师”；这所谓“子师”，无异保姆，男女婴儿，所受相同。“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这也是男女相同的。“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丝”；这便男女有别了。同是应声，男子止“唯”，女子则“俞”，这是家庭教育上显出的男尊女卑底现象。以声音说，“唯”是上声，“俞”是平声；“唯”音强，“俞”音弱。以字义说，“唯”有恭敬之意，“俞”有忧患之意。这种小地方，竟有这大的分别。（现在人家里还常见做母亲的禁止女孩子作某几种声音，男孩子便不被禁止。）“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也男女相同，“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了。


    以上都是家庭教育，过此以往，男子出就外傅，女子到了十岁，则要深处闺房，以受姆教。姆教，教些什么呢？一、执麻枲，二、治丝茧，三、织纴，四、组：这四种是学女事以供衣服的。五、纳笾豆酒浆，六、菹醢，七、助奠：这三种是观于祭祀的。十五而笄，二十而嫁，出嫁前所受的教育，便只如此了。


    与君同宗的人家，在女子将出嫁时，还有一点特殊的教育。《昏义》说；


    妇人先嫁三月，祖庙未毁，教于公宫；祖庙既毁，教于宗室。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教成，祭之，牲用鱼，芼之以频藻，所以成妇顺也。


    这是战国和其前的风俗，汉代或已废除。但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这四种是女教所必需的。四种的内容如何，直至班昭《女诫》，才有说明，班昭说：


    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幽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


    妇言不必辩口中利辞也——择词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


    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


    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专心纺织，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


    如此看来，这也只是家庭教育的一种，绝对不希望其与男子的教育并列的。施行这种教育的人，《白虎通》说：“国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无子者，而明于妇道，又禄之使教宗室五属之女。”这种教育，仅在嫁前三个月开始，时期很短，因为他们觉得，“妇人学，一时足以成矣”；所以根本便不要多学。


    宗室五属之女，方有先嫁三月的教育，那庶人的女儿，连这也不能有。不过临出嫁时，父戒几句，母勉几句，庶母叮咛几句，（《仪礼</a>》说：“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戒之，夙夜无违命。母施衿结帨曰：勉之勉之，夙夜无违宫事。庶母及门内，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听命，宗尔父母之言，夙夜无愆，视诸衿鞶。”）就代替了先嫁三月的教育了。


    战国以前，当只如此。自从秦代以来，方士儒生，皆成专业。汉武提倡经术，尊尚儒学，更养成了多少经学专家。这种人家，因为书史是父兄的专业，无事时也一任女儿去学，初无什么成见，结果遂造成很多以学问名家的女子。这种女子，后汉较前汉为多，也可看出这趋向是渐渐来的。前汉以学问见称的女子，如孝成许皇后，《汉书》称她“聪慧，善史书”。如冯嫽《汉书》称她“能史书，习事”。后汉除班昭外，有章德窦皇后，《后汉书》说她“年六岁能书”。和帝阴皇后，《后汉书》说她“少聪慧，善书艺”。和熹邓皇后，《后汉书》说她“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a>，家人号曰诸生”。顺烈梁皇后，《后汉书》说她“少善女工，好史书，尝以列女图画置于左右以自鉴戒”。又有王美人，“聪敏有才，能书会计”；左姬，“善史书，喜词赋”；皇甫规妻，“善属文，能草书，时为规答书记，众人怪其工”。至于蔡琰，妙于音律，自胡中归后，曾作《胡笳十八拍》，又写其父蔡邕遗书以与曹操</a>，文无遗误；后汉除班昭外，她是最有名了。


    不过那没有受书史教育的女子，究竟是最大多数，也就像那时的儒术经学，是少数男子的专门职业，而不是一般男子应受的教育一样。班昭的女儿，就不能像班昭那样经研学问，故她在《女诫》序里说：“男能自谋矣，吾不复以为忧也；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于他们，取耻宗族。”班昭觉得，女子应和男子一样受一点教育，不过男子的教育在整饬威仪，女子教育，目的则在事夫；她说：


    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妇之不可不御，威仪之不可不整，故训其男检以书传；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义理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于彼此之数乎？礼八岁始教之书，十五而学至矣，独不可依此以为则哉？（《夫妇篇》）


    从此可见当时社会是不要女子读书的，但班昭主张，在十五岁以前，女子应和男子一样的读书，不过他们读书的目的不同罢了。我们认清，女子读书的目的，惟在“事夫”，二千年前我们初有女子教育时，就这样规定下了。


    四 再嫁的自由


    在汉代，朝廷虽用官势褒奖贞节，刘向、班昭等又用文字鼓吹贞节，社会对于贞节，终不严重看视。妇人再嫁，无人制止，也有人愿娶，这足证明汉代不过是贞节观念由宽泛向严格的一个过渡时代。


    前汉再嫁的事，还不大多。如朱买臣妻离婚</a>再嫁，是人人知道的。买臣达后，还能优畜他们夫妇，也是不以再嫁为非，方能如此。（见《汉书》本传）焦仲卿妻不得于姑，于归后，太守、县令一再遣媒议婚。足见当时被遣的妇人，还有欲求不得的哩。（见《古诗纪</a>》）


    后汉再嫁的例子却多了：


    汝南邓元义妻不悦于姑，被遣归家：再嫁为华仲妻，华仲官为“将作大匠”。一日偕妻乘朝东行于市，元义立路旁观看，谓人曰：“此我故妇。非有他过，家夫人遇之实酷。——本自相贵。”（见《后汉书·应奉传注》）华仲做这样大官，尚甘心娶再嫁的妇人，已很足奇；从邓元义向旁人说的话看，他那种羡念的神情，一齐活现纸上。若以再嫁为可耻，还能这样么？


    蔡邕的女儿文姬（琰），初为卫仲道妻。卫死无子，回在娘家。值兴平之乱，被虏入匈奴，为左贤王之妾，甚见爱怜，相处十二年，生二子。后来曹操虑邕无嗣，以金赎文姬回国，再嫁为董祀妻，恩爱仍极笃。（《后汉书》本传）像她已经嫁了两次人的，董祀还能娶她，并且感情很好，社会上也并不因她生了胡子而加贱视；可见当时对于贞操的观念，是怎样的淡薄。


    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是文学上很有价值的作品，其中最精采处，就是自叙她回国别子的几段，如第十一拍云：


    我非贪生兮恶死，不能捐身兮心有以。生仍冀兮得归乡梓；死当埋骨长已矣！日居月诸兮在戎垒，胡人宠我兮有二子。鞠之育之兮不羞耻，愍之念之兮生长边鄙：——十有一拍兮因兹哀，起响缠绵兮彻心髓。


    第十三拍云：


    不谓残生兮却得旋归，抚抱胡儿兮泣下沾衣。汉使迎我兮四牡，胡儿号兮谁得知；——与我生死兮逢此时！愁为子兮日无光辉，焉得羽翼兮将汝归。一步一远兮足难移，魂锁影绝兮恩爱遗。十有三拍兮弦急调悲，肝肠搅兮人莫我知。


    第十四拍写思儿之梦。十五拍有云，“子母分离兮意难任，……生死不相知兮何处寻”。十六拍有云，“今别子兮归故乡，旧怨平兮新怨长；泣血仰叹兮诉苍苍，胡为生兮独罹此殃！”十八拍结句有：“天与地隔兮子西母东；若我怨气兮浩于长空，六合虽广兮受之应不容！”思子之情，肝肠寸断。这正在她做董祀妻的时候。从这诗里，我们看出当时礼教是战不胜母性之爱的。但幸而她生在汉代，若生在宋明以后，像这样不能死节的女子，史官还能替她在正史立传么？


    《后汉书·列女传》中，还有几个例子，可供再嫁的推证：


    荀爽之女采，十七嫁阴瑜，十九产一女而瑜死。后同郡郭奕丧妻，爽以采许之。虽然采以不愿嫁而自缢，成其节烈之名，但荀爽不以改嫁其女为非，奕亦不以愿娶再醮妇为辱，于此可见。


    桓鸾之女嫁刘长卿</a>，生一男五岁而长卿卒，桓防嫌疑，不肯归宁。后十年儿又夭殁，桓虑不免，乃预刑其耳以誓不嫁。使当时无逼其改适之必然性，则桓何必虑而自刵？桓这时已守寡十年，尚有逼其改适的人，可见社会之不重守节了。


    吕荣嫁许升，升不理操行，荣父积忿嫉升，竟呼荣欲改嫁之，吕荣不肯。则是其夫未死，尚有改嫁的可能。


    除上述的以外，皇帝亦有设法为公主谋再嫁；或任其宠人的。武帝之姊馆陶公主寡居，宠董偃十余年，武帝至主家，呼偃为主人；翁后馆陶公主竟与董偃合葬。昭帝之姊安邑盖公主，私通丁外人，帝与霍光闻之，不绝主欢，诏丁外人侍主。又《后汉书·宋弘传》云：


    帝姊阳湖公主新寡，帝与共论朝臣，微观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与图之。”后弘被引见，帝令主坐屏风后。因谓弘曰，“谚曰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闻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顾谓主曰，“事不谐矣。”


    这也是很有趣的故事。汉代既是贞节观念由宽泛到严格的过渡时代，女子的人格，还未全被礼教摧残。男子的眼睛，也未全被二重的道德遮住。例如《后汉书·黄昌传》，说黄昌夫人被贼掳去，流转入蜀为人妻。后黄昌为蜀郡太守，得遇故妻，相持悲泣，复为夫妇。昌妻那时业已替别人生了儿子，黄昌仍能和她作为夫妇，这足见汉代男子的度量底宽大！这也就是再嫁自由的社会心理了！


    五 女性堕落的由渐


    （一）姬妾之盛


    古代天子六宫和诸侯一娶九女之说，都是后人附会和少数人之僭妄，前章说的甚详。可是秦有天下，于宫中夫人之下，设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等名目。汉仍其旧，武帝且添婕妤、昭仪等名目，凡十四等，后宫因以渐盛。仲长统</a>说，“公侯之宫，美女数百；卿士之家，侍妾数十”：足见以女子为姬侍为玩物，已成普遍现象。这是堕落之一。


    （二）妓女之始


    中国之有妓女，实起于汉武之营妓，而南北朝时，家妓最盛。虽然汉以前，越王勾践输淫佚过犯之寡妇于山上，令士之忧思者游山以喜其意；（见《吴越春秋</a>》）已有妓的雏形，但不是那因经济压迫而为妓的可比。燕太子丹宾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见《班志》）也有妓的意思。可是真正的妓的制度，汉朝才有，这是堕落之二。


    （三）妆饰之盛


    女子既须依男子以为生，甚或专供为玩物，自不得不修饰雕斫以取悦男子。脂粉的发明，传说甚早。《中华古今注</a>》说“三代以铅为粉；秦穆公女弄玉有容德，感仙人萧史，为烧水银作粉与涂，亦名飞云丹。”又说：“燕脂起自纣，以红蓝花汁凝成胭脂，以燕国所生，故曰燕脂，涂之作桃花妆。”此等说法虽不可信，然在汉代，脂粉确已通行；汉武且日给宫人螺子黛以画翠眉，妆饰更有进步。又如髻，《妆台记》云：“周文王于髻上加珠翠翘花，傅之铅粉，其髻高曰凤髻。又有云髻，步步而摇，故曰步摇。始皇宫中悉好神仙之术，乃梳神仙髻；后宫尚之。后有迎春髻、垂云髻、亦相尚。汉武就李夫人取玉钗搔头，自此宫人多用玉。”汉元帝时有同心髻。其后髻名更多。《后汉书·梁冀传》说：“冀妻孙寿，色美而善为妖态，作愁眉啼马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以为媚惑。”——女性美是应讲究的，然若以男子的好恶为转移，这种美不能算是女性美的本相罢？像这样摧残雕斫以为美，完全改变了个性，是女性的第三种堕落。


    （四）溺婴之始


    但在宗法的组织之下，只能营寄生生活的妇女，没有独立的地位和思想的，便不能责其不被摧残。上说的三种堕落，还是留有生命的哩，贫穷人家怕子女长大无力婚嫁,已经有溺婴的风俗了。（《前汉书</a>·王吉传》：“聘妻送女无节，则贫人不及，多不举子。”又《地理志》云：“嫁娶太早，尤崇侈靡；贫人不及，多不举子。”）


    这种种的压迫残害，不过是个滥觞，此后两千年，女性之被摧残，可真有增无减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