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二元帝国之灭亡（756—960年）

    一 外患频仍


    安史之乱靠回纥的协助，方得平服。中国自己渐无可用之兵，外族的势力日愈强大。回纥与吐蕃相继扰乱西北边地以至内地。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削弱，吐蕃完全控制了西域，夺去了河西、陇右地区。广德元年（763年），吐蕃一度攻陷长安，其实力达到鼎盛阶段。虽然回纥曾多次帮助唐军平定内外忧患，不过唐朝势力衰微之后，回纥也看见了可乘之机，遂在叛将仆固怀恩的引导下进攻唐朝。幸亏名将郭子</a>仪凭借其在回纥兵中的声望加以阻止，回纥才班师北还。此后，回纥不时蚕食唐朝边土，唐政府也疲于应付。


    西南边外藐小的南诏，中国也感觉到无从应付。天宝年间，唐军就曾三败于南诏，被南诏夺取了不少土地。大唐天可汗的藩属实际上完全丧失，从此以后二元帝国也永未恢复。


    二 藩镇


    安史之乱平定之后，降将功臣都任节度使，地盘私相授受，实际已成割据的局面。最先成为藩镇的是安史降将：张忠志（李宝臣）任成德节度使，治恒州（今河北正定）；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治魏州（今河北大名）；李怀仙为卢龙节度使，治幽州（今北京）。这就是著名的河北三镇。他们表面上尊奉朝廷，而实际上各拥强兵，自署将吏，自收赋税而不入朝廷，成为割据一方的军事政治势力。节度使的职位也往往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或由部下拥立，唐朝廷只能事后追认。除河北三镇外，重要的藩镇还有淄青镇，治青州（今山东益都）；淮西镇，治蔡州（今河南汝南）；宣武镇，治汴州（今河南开封）；泽潞镇，治潞州（今山西长治）；沧景镇，治沧州（今属河北）。他们仿效河北三镇，专横跋扈，割据称雄。这些藩镇之间也经常找借口互相攻伐吞并，更有甚者公然反抗朝廷。藩镇“喜则连横</a>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拼”（《旧唐书</a>·田承嗣传》），使唐后期的政局极为动荡不安。


    藩镇是后来唐室灭亡的主因之一。黄巢起义虽使唐朝奄奄一息，但并未就此崩塌，最终给唐朝以致命一击的，是藩镇朱温。


    三 宦官与禁军


    宦官弄权，是唐亡的第二个原因。地方的兵既已都归藩镇，中央的禁军又渐渐由宦官把持。唐肃宗时，宦官李辅</a>国以拥立有功，而内掌玉符，外管禁军。唐代宗时宦官程元振、鱼朝恩相继掌禁军。唐德宗时，设神策军护军中尉二人、中护军二人，全由宦官充任，统率左右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军。从此，宦官典掌禁军成为定制。所以无论中央与地方的实权，都不在皇帝手中。朝中制定国策、进退将相大臣，甚至皇帝的生杀废立都操纵在宦官手中。唐后期的皇帝，顺宗、宪宗、敬宗均死于宦官之手，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都是由宦官拥立的。


    四 财政紊乱、起义军兴起与唐之灭亡


    法制破裂之后，财政必然紊乱；民生困难，起义军起伏无定。唐懿宗即位不久，大中十二年（859年）十二月，就爆发了裘甫领导的浙东农民起义。咸通九年（868年），又爆发了庞勋领导的桂州戍卒兵变，他们向北，直攻入徐州。大批农民加入，使兵变转变为农民起义，并控制了淮北、淮南广大地区，起义队伍发展到二十万人。庞勋起义，从桂林北上，进行流动作战，对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大起义有着重大的影响。


    起义军利用《推背图</a>》式的谶文煽惑人心。懿宗年间，曹州（今山东定陶西）流传歌谣：“金色虾螟争怒眼，翻却曹州天下反。”（《旧唐书·黄巢传》）这也是秦汉以下的惯例。


    黄巢之乱把二元帝国所残留的一点规模也完全打破。黄巢起义军从数千人发展到六十余万，转战南北，横扫大半个中国。起义军虽被镇压，唐朝也从此一蹶不振，名存实亡。末世的皇帝虽想振作，也无济于事。


    在唐末的大乱中，有一个外族一方面防止混乱，一方面又增进混乱，这就是沙陀。沙陀族是突厥别支。唐末之时，沙陀族士兵帮助唐朝抵挡了许多内忧外患。沙陀贵族李克</a>用曾帮助唐军镇压黄巢，不过后遭朱温暗算，其势力也不如朱温。李克用病死后，其子李存勖立志灭朱温，不过志成之后却宠信伶人，最后身亡。五代十国中，后唐、后晋、后汉的建立者均为沙陀人。


    五 五代十国


    天宝乱后的割据局面最后表面化，就是所谓五代十国时代。五代是指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次第更迭的中原政权；十国是指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荆南）、北汉等十几个割据政权，十国乃称其“大”者，实际上还有不少割据政权。


    在这种大混乱中，东北的国防要地就丧失于契丹。公元907年，契丹迭剌部的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取代痕德堇即可汗位。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建立了契丹国。公元925年，耶律阿保机亲率兵征服渤海国，改渤海国名为东丹国，册立皇太子耶律倍为东丹国王。公元938年，后晋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的土地和人民割让给契丹。因燕云十六州地形险要，是中原抵御北方民族入侵的屏障，燕云要地一失，契丹兵便可长驱直入。


    此外尚有两种无形而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政治重心的东移与印刷术大规模应用的成功。长安经安史之乱的破坏和此后的历次战乱已经破败不堪，而由于大运河的开凿，洛阳作为运河的中点显得越发重要。特别是北方农业被战争破坏后，农田已经养不起北方的人民。因此，依靠运河而自南方运来的粮食就越来越重要。早在隋朝时，洛阳就是“东都”，唐朝时，洛阳也是重要的第二都城。唐末朱温将唐昭宗掳到洛阳，将都城东迁。后晋以后直到北宋，中原王朝的政治中心又东移到开封。隋唐时，雕版印刷术已大规模运用，多印刷佛经、日历等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印刷品。到五代十国时期，雕版印刷品已经“流布天下，后进赖之”（《旧五代史</a>·冯道</a>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