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亡友鲁迅

    “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这是鲁迅</a>哭范爱农的诗句，不料现在我在哭鲁迅了！怀念“平生风谊兼师友”，我早该写点东西了，可是总不能动手，挥泪成文，在我是无此本领的。日前有《益世报》记者来要我关于鲁迅的文字，屡辞不获，匆匆写了一短篇，题曰《我所认识的鲁迅》，聊以塞责，未能抒怀。现在《新苗》又快要付印，就献给这一篇：先叙回忆，次述其致死之由，最后则略及其生平和著作。


    一、三十五年的回忆


    三十五年来，对于鲁迅学术研究的邃深和人格修养的伟大，我是始终佩服的。一九〇二年夏，我往东京留学，他也是这一年由南京矿路学堂毕业派往的，比我早到若干日，我们在弘文学院同修日语，却是不同班（我在浙江班，他在江南班）。他此后的略历如下：


    一九〇二年—一九〇四年夏


    弘文学院预备日语


    一九〇四年秋—一九〇六年春


    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一九〇六年春—一九〇九年春


    在东京研究文学兼习德文俄文


    一九〇九年春—一九一〇年夏


    归国，在杭州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及化学教员


    一九一〇年秋—一九一一年冬


    在绍兴，任中学堂教务长，师范学校校长


    一九一二年春—一九二六年夏


    一九一二年春任南京教育部部员，同年夏部迁北京任科长佥事，一九二〇年起兼任北京大学</a>，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讲师


    一九二六年秋冬


    任厦门大学教授


    一九二七年春夏


    在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教务长


    一九二七年秋—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


    在上海专事著译。


    自一九〇二年秋至一九二七年夏，整整二十五年中，除了他在仙台，绍兴，厦门合计三年余，我在南昌（一九一七年冬—一九二〇年底）三年外，晨夕相见者近二十年，相知之深有如兄弟。一九二七年广州别后，他蛰居上海，我奔走南北，晤见虽稀，音问不绝。


    鲁迅在弘文时，课余喜欢看哲学文学的书。他对我常常谈</a>到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可见当时他的思想已经超出于常人。后来，他又谈到志愿学医，要从科学入手，达到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境界。我从此就非常钦佩：以一个矿学毕业的人，理想如此高远，而下手工夫又如此切实，真不是肤浅凡庸之辈所能梦见的。学医以后，成绩又非常之好，为教师们所器重。可是到了第二学年春假的时候，他照例回到东京，忽而“转变”了。


    “我退学了。”他对我说。


    “为什么？”我听了出惊问道，心中有点怀疑他的见异思迁，“你不是学得正有兴趣么？为什么要中断……”


    “是的，”他踌躇一下，终于说，“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


    我们相对一苦笑，因为呆子坏呆子这两大类，本是我们日常谈话的资料。《〈呐喊</a>〉自序》文里写这“转变”的经过很详细。


    ……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他对于这文艺运动——也就是对于国民性劣点的研究、揭发、攻击、肃清，终身不懈，三十年如一日，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使我始终钦佩的原因之一。


    我们今年晤面四回，他都是在病中，而以七月二十七日一回，病体的情形比较最佳，确乎已经是转危为安了。谈话半天，他留我晚饭，赠我一册病中“手自经营”，刚才装订完成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并于卷端手题小文：


    印造此书，自去年至今年，自病前至病后，手自经营，才得成就，持赠季芾一册，以为纪念耳。


    到了九时，我要去上京沪夜车了，握着这版画集告别，又忻喜，又惆怅，他还问我几时再回南，并且送我下楼出门，万不料这竟就是他题字赠我的最后一册，万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竟就是我们的永诀”。


    二、致死之由


    鲁迅所患的是肺病，而且是可怕的肺结核，虽经医师给了好几回警告，他却不以为意，也没有转告别人，谁都知道肺病是必须安心调养的，何况他自己是懂得医学的，但是他竟不能这样做！本年四月五日给我一信，其中有云：


    我在上月初骤病，气喘几不能支，注射而止，卧床数日始起，近虽已似复原，但因译著事烦，终极困顿。倘能优游半载，当稍健，然亦安可得哉？


    并不说明肺病，我又疏忽胡涂，以为不过是感冒之类，所以回信只劝他节劳调摄。五月底我往上海，看见他气喘未痊，神色极惫，瘦削不成样子，才知道这病势严重，极为担心，便劝他务必排遣一切，好好地疗养半年，他很以为然，说：“我从前总是为人多，为己少，此后要想专心休养了。”六月初，景宋来信云病体已转危为安，到七月一日，我再晤面，确乎已渐恢复。医师劝他转地疗养，我便竭力怂恿，回家后还去信催问动身日期。他七月十七日复信有云：


    三日惠示早到，弟病虽似向愈，而热尚时起时伏，所以一时未能旅行。现仍注射，当继续八日或十五日，至尔时始可定行止，故何时行与何处去，目下初未计及也。


    又九月二十五日信云：


    贱恙时作时止，毕究如何，殊不可测，只得听之……


    病势拖久，原是极可忧虑之事。他九月五日所作的一篇《死》（《中流》一卷二期），中间有记述D医师诊断的一段，很可注意：


    ……大约实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险了的缘故罢，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D医师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


    再检视两年前他的手札，如云：“从月初起，天天发热，不能久坐，盖疲劳之故，四五天以前已渐愈矣。上海多琐事，亦殊非好住处也。”（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又云：“弟因感冒，害及肠胃，又不能优游，遂至颓惫多日，幸近已向愈，胃口亦渐开，不日当可复原。”（十二月九日）话虽如此，其实病根都在肺部，偶因感冒或过劳而加剧罢了。所可悲痛的是始终不能优游，直到临死的前日，还不能不工作如故，而且“要赶快做”。……


    三、生平和著作


    鲁迅的人格和作品的伟大稍有识者都已知道，原无须多说。至于他之所以伟大，究竟本原何在？依我看，就在他的冷静和热烈双方都彻底。冷静则气宇深稳，明察万物；热烈则中心博爱，自任以天下之重。其实这二者是交相为用的。经过热烈的冷静，才是真冷静，也就是智；经过冷静的热烈，才是真热烈，也就是仁。鲁迅是仁智双修的人。唯其智，所以顾视清高，观察深刻，能够揭破社会的黑暗，抉发民族的劣根性，这非有真冷静不能办到的；唯其仁，所以他的用心，全部照顾到那愁苦可怜的劳动社会的生活，描写得极其逼真，而且灵动有力。他的一支笔，从表面看，有时好像是冷冰冰的，而其实是藏着极大的同情，字中有泪的。这非有真热烈不能办到的。欲明此意，只将《呐喊》中的《阿Q正传</a>》和《彷徨》中的《祝福》两篇，比照对看便知。


    鲁迅又是言行一致的人。他的二百万言以上的创作，任取一篇，固然都可以看出伟大的人格的反映，而他的五十六年的全生活，为民族的生存而奋斗，至死不屈，也就是一篇天地间的至文——一篇可泣可歌光明正大的至文，这仁智双修言行一致八个字，乃是鲁迅之所以为鲁迅！


    有人以为鲁迅多怒，好骂是一个缺点，骂他者和被骂者都不是他的敌手，实在不值得费这许多光阴，化这许多气力去对付，所谓“割鸡焉用牛刀”。殊不知这正是鲁迅的伟大之处。他看准了缺点，就要愤怒，就要攻击，甚而至于要轻蔑。他的最近作《半夏小集》里有这样的话：


    琪罗编辑圣·蒲孚的遗稿，名其一部为《我的毒》（Mes Poisons）；我从日译本上，看见了这样的一条：


    “明言着轻蔑什么人，并不是十足的轻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我在这里说，也是多余的。”


    诚然，“无毒不丈夫”，形诸笔墨，却还不过是小毒。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我从来不会看到鲁迅有谩骂，倒是只看见他的慎重。他的骂人是极有分寸，适如其分，连用字都非常谨严，仿佛戥子秤过似的。所谓“以直报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他的慎重，我在此只举一个例，就可以概见其余。当一九二五年初，《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有许多人大开书目，陆续发表，连我也未能免俗，他呢？只写了十四个大字，叫做：


    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


    后面有附注（见《华盖集</a>》）。可见自命为青年的导师的，不见得胜任愉快，而他的谨慎工夫，则真可为青年的领导。


    又有人以为鲁迅多疑，这是确的，他曾经有自白，例如《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集外集</a>》）其一有云：


    现在我对于我那记事后半篇中神经过敏的推断这几段，应该注销。但以为那记事却还可以存在：这是意外地发露了人对人——至少是他对我我对他——互相猜疑的真面目了。


    又其二有云：


    今天接到一封信和一篇文稿，是杨君的朋友，也是我的学生做的，真挚而悲哀，使我看了很觉得惨然，自己感到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他已经陷入这样的境地了，我还可以不赶紧来消除我那对于他的误解么？


    然而旧社会上，另一方面的下劣凶残，每每有出于他的猜疑之外的，这又从何说起呢！例如《记念刘和珍君》（《华盖集续编</a>》）所云：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


    又有人以为鲁迅长于世故，却又有人以为他不通世故，其实都不尽然，只是与时宜不合罢了。他在《世故三昧》（《南腔北调集</a>》）里说得很明白：


    ……待到他们又在谈着这事的时候，我便说出我的所见来，而不料大家竟笑容尽敛，不欢而散了，此后不和我谈天</a>者两三月。我事后才悟到打断了他们的兴致，是不应该的。


    这种使人扫兴的事，那些更“‘深于世故’而避开了‘世’不谈”者决不会做，而鲁迅热情难遏，偏要“说出”，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总之，鲁迅是伟大的。……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鲁迅逝世后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