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杂记

    ——《明史</a>》


    所谓官修之正史中，自来学者多推崇《明史》。阳湖赵氏曾谓：“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a>》简略，《宋史</a>》繁芜，《元史</a>》草率，唯《金史</a>》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推其理由为：


    （一）修史时间极长，屡经更定，无简略草率之弊。


    （二）纂修者大都为一时硕学耆宿。（如李清、汤斌</a>、姜宸英</a>、郑江、刘献廷</a>、毛奇龄</a>、汪琬</a>、万言、吴志伊等均被罗致。学贵专家，《明史·食货志》出于潘耒，《流贼》、《土司》、《外国传》出毛奇龄手，《艺文志》成于黄虞稷</a>、尤侗，《礼志》成于金德嘉，《后妃》、《诸王》、《开国功臣》传出于汪琬，《地理志》出于徐乾学</a>，《历志》出于吴志伊、汤斌，《隐逸传》出于严绳孙</a>，《五行志》成于倪灿、吴志伊，汤斌撰《太祖本纪》，徐嘉炎撰《惠帝本纪》，朱彝尊</a>撰《成祖本纪》，姜宸英撰《刑法志序》……其他撰人可考者亦不下数十家，虽不必成于一人手，要其集众腋，聚精华，且经黄宗羲</a>高弟万斯同</a>所订定裁量，虽经王鸿绪</a>窜乱，大体仍自可观。）


    （三）立传存大体。


    （四）去前朝未远，见闻尚接，故事原委，多得其真。


    （五）事详文简。


    訾《明史》者亦以为：


    （一）修史时间太长，时作时辍，主持者不一其人，无一贯宗旨，每多矛盾。


    （二）适当逊国遗臣负嵎海角，王孙饮泣路嵎之际。清帝屡兴文字诏狱，钳禁过甚，忌讳过多。难成信史。


    （三）清帝崇朱学，廷臣因学派门户之偏见，所撰志传，未免抑扬。


    （四）搜访漏落，弘光迄永历终事多不备，即有记载，亦多失实。


    （五）嘉靖后之明清关系多失真相。


    两者相衡，各有所当。“甘井近竭，招木近伐，灵龟近灼，神蛇近暴”（《墨子</a>·亲士第一》）。《明史》之所以被推崇，亦即其所以被谤詈，世无绝对的善，物固莫能两全也。


    年来碌碌，穷日夜读史，尤致力于有明一代。有所得辄笔之书。诵读既深，间取并时同事诸载籍校读之，信手未黄，则又叹其难读，盖非惟讹字脱文，遍地都是，抑且纪一事而缺佚，述一事而两歧，或则重出，或则偏据，亥豕鲁鱼之失固可委之手民，而套句误记，则不能不归咎于当时主持者之疏陋。《明史》优劣短长，学者时有论及，校雠考证之学，惟长洲王颂蔚曾辑史馆订正《明史》之残册为《明史考证》一书，顾王书所辑，只以当时以新定译名施诸旧刊，于史实虽少有考订，大部仍属文字上之一二剪裁，于史实无裨。不贤识小，爰董理所记著于篇。录《明史杂记》第七：


    一、缺佚


    卷二百八十五《赵壎传》：


    （洪武）三年重开史局，仍以宋濂</a>、王祎</a>为总裁，征四方文学士朱右</a>、贝琼</a>、朱廉、王彝</a>、张孟兼</a>、高逊志</a>、李懋、李汶、张宣、张简、杜寅、殷弼、俞寅及曛为纂修官，先后纂修三十人，两局并与者，壎一人而已。


    按洪武二年之元史纂修官为汪克宽</a>、胡翰</a>、宋僖、陶凯、陈基</a>、曾鲁、高启</a>、赵壎、张文海、徐尊生、黄篪、傅恕、王锜</a>、傅著、谢徽、赵汸</a>十六人（见同传），合三年之纂修官十四人为三十人。


    但赵锜以一人而预二次史局，前后二次纂修官之总数固为三十人，如以《元史》之纂修者总数而论，则实为二十九人，《明史》所记人名总数似有脱误。


    考所遗一人为王廉，朱彝尊《曝书亭集</a>》卷六十二有传：


    王廉字希阳，青田人，侨居上虞，洪武二年用学士危素</a>荐授翰林编修，明年与修元史，又明年偕典簿牛谅使安南还，改工部员外郎，固辞，出为渑池县丞，十四年擢陕西左布政使，无子，卒葬杭州之西山。


    二、误文


    卷三《太祖本纪》三：


    （洪武）十五年十一月戊午置殿阁大学</a>士，以邵质、吴伯宗</a>、宋纳、吴沉为之。


    故宫出版乾隆</a></a>四十二年重纂本纪文同</a>，按宋纳即宋讷</a>，纳为讷之讹文。卷一三七有传。吴伯宗吴沉传亦见《明史》卷一三七。惟邵质无考。


    按王鸿绪《明史稿·本纪》三仅云：


    十一月戊午仿宋制置殿阁学士。


    不著四人姓氏。考王槁《太祖纪》原出汤潜庵手，检拟《明史稿》卷三：


    戊午初置殿阁学士，以礼部尚书</a>刘仲质为华盖殿大学士，翰林学士宋讷为文渊阁大学士，检讨吴伯宗为武英殿大学士，典籍吴沉为东阁大学士。


    则邵质原作刘仲质。《明史》卷一一一《七卿年表》：


    洪武十五年壬戌二月刘仲质任礼部尚书，十一月改大学士。


    北平图书馆藏《太祖高皇帝实录》亦作刘仲质。《仲质传》附见《明史》卷一百三十六《崔亮传》：


    刘仲质字文质，分宜人。洪武初以宜春训导荐入京，擢翰林典籍。奉命校正春秋</a>本末。十五年拜礼部尚书……是年冬改华盖殿大学士，帝为亲制诰文。


    诸书所言，一一具合。是则汤稿原不误，且备详历官，足资考订。王鸿绪妄为删节，冀自附于“文省事增”之义。史馆诸臣据一别本又增详四人名氏，而误“刘仲”为“邵”。《七卿年表》与《刘仲质传》撰人非一，以卷帙多，总裁不能遍校，故有此失耳。


    三、套句


    卷二百八十五《赵壎传》附《乌斯道</a>传》：


    傅恕字如心，鄞人。与同郡乌斯道郑真</a>皆有文名……斯道字继善，慈溪人……子缉亦善诗文。洪武四年举乡试第一，授临淮教谕。入见赐之宴，赋诗称旨。除广信教授。自号荥阳外史。


    校《明史稿》原传，“缉”作“熙”，“子缉亦善诗文”下，“洪武四年”上有“真字千之”四字。与《明史》不同。


    按《明史》与《明史稿》俱误。张时彻</a>《宁波府志·文学传·乌斯道传》：


    子熙光，字缉之，为国子监丞，亦以诗文擅名。


    《慈溪县志·文苑传》文同。据是则《明史》作缉固误，《明史稿》作熙亦误。


    《四库全书总目</a>》卷一百六十九《别集类》二十二：


    《荥阳外史集</a>》七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郑真撰。真字千之，鄞县人。成化《四明郡志》称其研穷六经，尤长于春秋，吴澄</a>尝策以治道十二事，皆经史之隽永，真答之无凝滞。洪武四年乡试第一，授临淮县教谕，升广信府教授。


    则《明史稿》“真字千之”四字，乃承上文郑真而言。“洪武四年”以下所述俱郑真事。乌熙光事迹仅“子熙光亦善诗文”一句。《明史》落此四字，张冠李戴，“洪武四年”下一段便都成乌熙光事迹矣。


    四、重出


    郑定事见卷二百八十六《林鸿</a>传》：


    郑定字孟宣，尝为陈友定记室。友定败，浮海亡交广间。久之还居长乐，洪武中征授延平府训导。历国子助教。


    卷一百二十四《陈友定传》又载：


    郑定字孟宣，好击剑，为友定记室。及败，浮海入交广间，久之还居长乐，洪武末累官至国子助教。


    二传所差仅一二字，其文并出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六十三《林鸿传》。惟省去“授延平府训导”下“历齐府记善”五字而已。


    五、互异


    刘香事迹卷二百六十五《施邦曜传》与二百六十《熊文灿传》互异。《施传》云：


    刘香李魁奇横海上，邦曜絷香母诱之，香就禽。


    《文灿传》则云：


    郑芝龙合广东兵击香于田尾远洋。香胁（洪）云蒸止兵，云蒸大呼曰：“我矢死报国，急击勿失!”遂遇害。香势蹙自焚溺死。


    六、矫诬


    胡惟庸之获罪，传闻异辞。《明史》卷三二四《占城传》：


    洪武十二年贡使至都，中书不以时奏。帝切责丞相胡惟庸汪广洋</a>，二人遂获罪。


    以惟庸之获罪为不纳贡使。卷三二二《日本传》：


    先是胡惟庸谋逆，欲藉日本为助，乃厚结宁波卫指挥林贤，佯奏贤罪，谪居日本。令交通其君臣。寻奏复贤职，遣使召之。密致书其王借兵助己。贤还，其王遣僧如瑶率四百余人，诈称入贡，且献巨烛，藏火药刀剑其中。既至而惟庸已败，计不行。帝亦未知其狡谋也。越数年其事始露，乃族贤而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意以防海为务。


    则又以为私通日本谋逆。卷三〇八《胡惟庸传》：


    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至十八年李存义为人首告，免死安置崇明。十九年林贤狱成，惟庸通倭事始著。


    二十一年蓝玉征沙漠，获封绩……讯得其状，逆谋益大著。


    则其罪状又有“通虏”一条，且与“通倭”、“谋逆”二事之发觉俱在惟庸死后。此三事俱莫须有。余曾撰《胡惟庸事件》一文力辟其诬。《明史》惟据官书——大诰——之属，笔为定论，实为矫诬。


    七、事伪


    卷一百三十六《陶安</a>传》：


    安坐事谪知桐城，移知饶州。陈友定兵攻城，安召吏民谕以顺逆，婴城固守，援兵至，败去。


    攻饶者据朱国桢《开国臣传·陶安传》：“信州贼萧明攻饶安”，作萧明。汤斌《拟明史稿》卷一《太祖本纪》一：


    至正二十五年冬十月癸丑信州贼萧明犯饶州。


    此事《明史·本纪》削去不书。按《陶安传》出汪琬手，《汪氏传家集</a>钝翁续稿》卷三十八正作：“信州盗萧明攻饶安。”与朱汤二书合。考史是时友定据有八闽，仅一遣兵攻明处州，为胡深所败，即闭境自守，岂能越浙攻饶?《明史》之误明甚。


    八、简略


    卷二百八十六《林鸿传》：


    王偁</a>字孟，父翰仕元抗节死，偁方九岁。父友吴海</a>抚教之。洪武中领乡荐，入国学。陈情养母。母殁，庐墓六年。永乐初用荐授翰林检讨，与修大典。学博才雄，最为解缙</a>所重。后坐累谪交阯，复以缙事连及，系死狱中。


    详述偁行历。卷一百二十四《陈友定传》：


    王翰</a>字用文，仕元为潮州路总管。友定败，为黄冠，栖永泰山中者十载。太祖闻其贤，强起之，自刎死。有子偁知名。


    详述翰事迹。二传互为详略。


    按二传俱出朱彝尊手。见《曝书亭集》卷六十三《王偁传》，翰传附。《明史》析之为二，以翰始终为元臣，附《陈友定传》。以偁为文士，附《林鸿传》。


    考原传：


    偁中洪武二十三乡试。


    《明史》作：


    洪武中领乡试。


    以一“中”字易去肯定之年月，颇嫌简而无当。原传：


    留永福山中为道士者十年。


    《明史》易为：


    为黄冠，栖永泰山中者十载。


    据《明史·林鸿传》“永福王偁”之文，参以原传知偁以父入闽故占籍永福，则“永泰山中”为“永福山中”之讹明甚。


    九、偏据


    卷二百八十五《戴良</a>传》：


    太祖初定金华，命与胡翰等十二人会食省中，日二人更番讲经史陈治道，明年用良为学正，与宋濂叶仪辈训诸生。太祖既旋师，良忽弃官逸去。


    元顺帝用荐者言授良江北行省儒学提举。良见时事不可为，避地吴中依张士诚。久之，见士诚将败，絜家泛海抵登莱，欲间行归扩廓军，道梗，寓昌乐数年。洪武六年始南还。变姓名隐四明山。


    太祖物色得之，十五年召至京师，试以文，命居会同馆，日给大官膳，欲官之，以老疾固辞。忤旨。明年四月暴卒，盖自裁也。


    此出黄存吾《闲中今古录》。《曝书亭集》卷六十三《良传》与之多异，仅言：


    元末以荐授淮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儒学提举，时太祖兵已定浙东。良乃避地吴中。久之絜家浮海至胶州，欲投扩廓（王保保）军前，不得达。侨居昌乐。


    洪武六年变姓名隐四明山，十五年征入京。


    是良在洪武十五年前未尝见明太祖</a>，始终为元遗臣。全祖望</a>《鲒埼亭集</a>外编》卷十八《九灵先生山房记》力辩其十五年前曾仕明之诬，《明史》偏信野乘，引为信史。实不足取。且即如《明史》所言，是戴良在明祖初定金华时已侍讲幄，应深知其才否，何以十五年召见时又试以文?且良如前已受官学正，何以后又不肯屈节?即其所述，已数矛盾，何明史馆臣之轻信也!


    十、舛夺


    卷二百八十三《湛若水</a>传》：


    湛氏门人最著者永丰李怀，德安何迂……怀字汝德，南京太仆少卿。


    按李怀，黄宗羲《明儒学案</a>》卷三十八作吕怀：


    号巾石，嘉靖壬辰进士。著有《律吕古义》《历考》《庙议》诸书。


    《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唐伯元</a>传》：


    伯元受业于永丰吕怀。


    卷二百八《洪垣传》又附有《吕怀小传》：


    吕怀，广信永丰人。亦若水高弟子，由庶吉士授兵科给事中，改春坊左司直郎，历右中允。掌南京翰林院事。每言王氏之良与湛氏体认天理同旨。其要在变化气质。作心统图说以明之。终南京太仆少卿。


    是则《湛若水传》之李怀即吕怀，“李”为“吕”之误字。


    《湛》《洪》二传详简虽不同，如律以《明史》传中涉另一人而有传者即以“另有传”三字了之，不复赘其仕履之例，则此亦属重传。


    一九三三，三，一四，晚十二时旧稿重写


    《清华周刊》编者按


    辰伯先生治明史有年，此文虽仅涉及校勘学一方面，数量上仅寥寥十条，然颇多创获。用力之勤，令人拜服。惟篇中将《明史》之误，分为十项，各立名目，并系以例证；分合编次，似尚可斟酌。鄙意以为本篇既将《明史》之误，依其性质而分类，则性质相似者，应并入一类，性质大同小异者，可并入一纲，而分为二子目，然后各系以例证，以示各种“典型的错误”（Typical Errors）。如是则本篇后段，可分为四纲，九子目。兹列表以明之：


    （甲）脱落字句：


    （1）脱落单辞如原文“一、缺佚”所举之误脱一人名。


    （2）脱落句语如“三、夺句”所举之脱落“真字千之”一语。


    （乙）疏忽致误：


    （3）文字错误加“二、误文”所举之误以刘仲质为邵质，又“十、舛夺”所举之误以吕怀为李怀。


    （4）事实错误如“七、事伪”所举之误以萧明之事为陈友定事。


    （丙）考据不精，仍前之人误而未改。


    （5）误据前人诬造之语如“六、矫诬”之胡惟庸事。


    （6）误据野史传闻失实之语如“八、偏据”之戴良事。


    （丁）体例未善：


    （7）重出如“四、重出”及“十、舛夺”后段所举之例。


    （8）互异如“五、互异”所举之例。


    （9）简略如“八、简略”所举之例。


    依上表所列以批评《明史》，则丁项为史例未善，以证其识之陋；丙项为考据未精，以证其学之疏；甲乙两项，由于手民之误，或由于撰者之忽，其失较轻。私意以为如此分类，较原来十项并列，不相统属，似为稍胜。不知辰伯先生亦以为然否?


    （原载《清华周刊》，第三十九卷第三期，1933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