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鸦片战争及善后问题

    律劳卑来粤之交涉　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英国会通过法令，取消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之特权。英王任命律劳卑（Lord Napier）为商务监督，明年，商人自由来粤贸易。六月，（公元七月，以下省注公元）。律劳卑率其率员抵于广州商馆。两广总督卢坤闻知夷目抵澳，饬行商说其暂住其地。至是，行商谒见监督；监督不愿与之往来，称将直致公函于总督，明日，遣书记投递，不得。行商说其改用禀帖。律劳卑弗应，卢坤迭谕行商说其退出广州，亦不可得。行商进退困难，主张停止英商贸易。总督尚欲夷目悔悟，又得英舰二只泊于虎门外之报告，遣委员三人见之；双方争放坐椅，达二小时，及见，未有结果。七月末（八月），总督下令封舱，八月初（九月），英舰驶入黄埔，形势剧变，卢坤调兵严备。会律劳卑病疟，交涉由属员主持，英舰退出，律劳卑亦去广州。总督派船押其出口，复准英商贸易。


    交涉困难之原因　今观交涉之始末，律劳卑为英国大员，奉命与华官往来，直接投递公函，而外人向用禀帖，例由行商传递，后因积弊丛生，乃许外商于城门投递，从无直接投递公函之例，倘许此请，则总督降而与夷目平等，信如卢坤之言曰：“事关国体，未便稍涉迁就，致令轻视。”有丧国体，则罪甚重。就总督地位而论，亦决不能自卑也。公司驻粤领袖，名为大班，官称为夷目，先未奏报朝廷，而即住于商馆，卢坤倘不令其退出广州，将受处分。其处置方法，自当时立场而言，无可非议。律劳卑要求平等待遇，直递公函，原为国际上当然之例，而中外习惯不同，固难适用于道光初叶之中国也。律劳卑奉和平亲善之使命而来，乃徒造成恶劣之情状，惜哉！九月（十月），律劳卑死，其继为监督者，采取缄默政策。商人反对，请以武力改善待遇。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义律（Elliot）继为监督。


    中英问题　其时中英问题，一为商欠。行商欠英商款项约三百万元，无力偿还，总督饬令分期摊还。一为烟禁。罂粟传入中国颇早，国人初用其汁制之成丸，用以治病，十八世纪，改食为吸，销路激增，尤以来自印度者为多，雍正</a>七年（一七二九），输入年凡二百箱，（箱以百斤为多），嘉庆五年（一八○○），增达四千余箱。清帝迭下禁令，顾无实效。宣宗（道光）嗣位，外商不敢于黄埔及澳门贩卖鸦片，烟船泊于虎门外之伶仃岛，卸于趸船，贩烟者勾通兵弁，用船运银出洋，载烟入口，并有军械自卫。宣宗迭谕禁烟，加重罪名，而鸦片输入反而激增，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竟至三万箱，问题遂益严重。其先外船来粤，携带现银贩买丝茶，及鸦片销路日广，外商反有余款带回本国。清初纹银一两，换制钱八百，至此，增至一千六百文。官吏解银入京，乃致赔补，吸烟又足以破坏家庭，增加社会上之罪恶，而外商视为有利可图，莫不贩运来华。商欠则外商禀请总督核办，烟禁则粤官责令义律负责。义律就职之后，来至广州，外交部谕其不得擅用禀帖，又以烟禁问题，复至澳门。英国渐变政策。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东方舰队来粤示威，终以烟禁造成战祸。


    烟禁　道光十六（一八三六）年，朝臣许乃济奏请弛禁，主张以货易货，庶塞漏卮，粤官奉旨覆议，奏称可行，朝中忽有异议。十八年（一八三八）夏，鸿胪寺卿黄爵滋请用死刑禁烟，宣宗谕交外省将军督抚覆奏，奏上，未有赞同弛禁者，廷议亦然，乃谕各省长官严拿罪犯，王公且有以吸烟受罚者。各省奉旨禁烟，粤督邓廷桢捕获烟犯，欲杀于商馆前以示威，因外人反对作罢。湖广总督林则徐</a>覆奏，主张严刑禁烟，并拟订办法，实行保甲，查拿烟犯。于其管辖境内，严厉禁烟，成效昭著。十一月，宣宗诏授林则徐钦差大臣，查办广东海口事件。则徐入京陛见，帝谕邓廷桢合作。邓氏雷厉风行，并饬海外趸船离粤，外商推诿，几致封舱。明年正月二十五日（三月十日），林则徐来至广州。其禁烟办法，则晓喻外人以理，而并怵之以威，令其将趸船烟土尽行缴官。二月四日（十八），谕行商晓喻外人缴烟，并具甘结，永不敢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明日封舱。英商初托辞推诿，后愿交出一千余箱，钦差知其去实数尚远，惩罚奉行不力之官员行商，会义律来至商馆，形势一变。


    缴交鸦片　义律住于澳门，及知钦差缴烟，冒险抵于广州，此十日（二十四）事也。于是谣言蜂起，钦差下令撤退商馆之雇员，添兵扼守要隘，断绝黄埔澳门往来信息。外人颇为惊惶，钦差催其交出鸦片。十三日（二十七），义律通知英商，报告鸦片箱数于监督，明日，禀报钦差共二万二百八十三箱，中有美商鸦片一千余箱。义律意欲联合美国一致行动，土耳其烟则未交出。报告箱数中有计算二次者，实则不足二万箱。钦差得禀，赏给商人食物，并欲义律具结。义律不可，心存报复，四月九日（五月二十一），鸦片缴清，后三日，率同英商退出广州，并求美商同去，美商不可。至于英商缴交之鸦片，林则徐奉旨销毁，乃于虎门外挑池，四月末开始销毁，夥粒悉尽。参观之外人，深赞钦差之公正。同时，各省严禁鸦片，广东成绩优于他省，政府另订禁烟新例，贩烟者死。


    形势之严重　义律既至澳门，态度转而强硬，不肯议订禁烟章程，拒领赐赏之茶叶，不收钦差之批谕，英船贩运货物，概由中立国商船转运。船只泊于香港，五月（七月）末，水手饮于九龙之尖沙村，醉而棍杀林维喜，村人谓为英人。义律不理粤官之要求，形势趋于恶化。澳门葡官奉命不许英人居住，英人无法购买食物。七月二十七日（九月四日），义律于九龙开枪，死伤八人，强买物去。林则徐初以英国不敢启衅，中国断其粮糗淡水，即足以制其命，陆军非其所长，上岸即无能为，会知战无把握，新得不可冒昧偾事之旨，遣员与义律会商于澳门，颇有让步。九月，英船具结入港贸易，朝旨令其停止英商互市，钦差态度转而坚决，令义律交出林案罪犯，限英船三日内入港，或驶归国，否则焚烧。义律率同军舰二只，要求取消前令，九月二十八日（十一月二日），与广东水师战于虎门外川鼻岛，水师败入虎门，损失颇重。


    第一次和战　义律缴烟之报告，八月达于伦敦，内阁承认义律越出职权之行动，及林案发生后之事变报至伦敦，政府决定用兵，实业界亦以为言，国会通过宣战，政府遣军舰陆军来华。道光二十年（一八四○）五月，英兵船来粤封锁广州，其统帅兼专使则懿律（George Elliot）也。其统率之军舰十六只，炮五百余尊，武装汽船四，运输船二十七，陆军四千人，六月北上。其去广东者，非惧林则徐之设备，乃奉政府训令也。六日，抵于浙江洋面，攻陷定海。英国用兵专为达其和议条件，两次设法递送外相公函，均不可得，乃入渤海，进逼海河。直督琦善奉旨接收其公文，并与义律会商，争执焦点为赔偿军费。琦善求免战祸，以含浑隐约之辞答复，最后决定到粤后再议。八月，英舰南下，宣宗之意倾于议和，以为英人诉冤，查办后即可了事，战祸延长，沿海各省调兵设防，所费甚巨也。


    英舰返至定海，病者甚多，专使与钦差大臣伊里布议定浙江休战后，南至澳门，琦善亦至广州。英方交涉，由义律主持，一索烟价，一请割让香港。和议决裂，十二月十五日（一八四一年一月七日）战起，虎门外炮台被毁，水师亦败。提督关天培请许其要求，琦善迫而许割香港，亲与义律会商，订成川鼻条约。条件远胜于南京条约，论者谓其裁兵，尽废守具，实无根据之讹言。林则徐时在广州，亦言战无把握。后与友人书曰：“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今此一物（指大炮）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宣宗初知义律要求，即主剿办，诏伊里布进攻定海，旋知虎门外炮台陷失，诏授奕山靖逆将军，杨芳隆文为参赞大臣，调兵入粤，后知琦善屈服议和，诏令押解来京，查抄家产。伊里布亦奉旨办罪。和议既成，定海英兵奉令撤回，宣宗谓为粤省声罪致讨所致。条约报于英国，内阁认为所得无几，将其否决，招回义律而以朴鼎查（Poltinger）代之。


    广州之役　道光二十一年春，援军入粤，广东长官修筑炮台，义律认为蔑视和约，提出要求，二月初战事复起，炮台毁陷，虎门失守，关天培死焉。英舰驶入黄埔，战败水师及外省援兵，粤督迫而求和。会杨芳兵至，战亦不胜，再向义律乞和。闰三月（五月），奕山等亦帅兵至，四月夜间袭击，战又大败。英军乘胜攻城。奕山应粤人请愿，遣员议和，其主要条件，则援兵限期离开广州，交出六百万元，作为广州赎金，英舰退出虎门，屈服无以复加。言者犹夸张三元里义勇围困英酋之事，实则英兵奸一妇人，村民聚众，粤官出而弹压而已。广州兵败，宣宗知之，以为和局已成，置而不问，饬令沿海各省裁撤军队，会闻海风大作，淹毙“夷匪汉奸”浮尸满海，发大藏香以谢海神，不知朴鼎查至，祸又作矣。


    英舰第二次北上　六月（八月），朴鼎查来粤，舰队奉命北上，有兵舰十只，汽船四只，陆军二千五百余人，七月，攻陷厦门，留船守鼓浪屿而去，再陷定海，八月，进攻镇海，陷之，钦差大臣裕谦自杀，不战而得宁波，遣船至慈溪、奉化、余姚，测量水道。宣宗闻知败报，诏授奕经为扬威将军，督军应援，明年一月，援兵抵浙，奕经划定作战计划，分路进攻。其时朴鼎查南至澳门，英兵待援进攻，至是，击退清兵，追杀甚惨。宣宗得报，意渐转变，起用伊里布，不准杀害捕获之逆夷汉奸。其尤使之失望者，迭谕奕山乘机往攻香港，而奕山终不敢动，实则渡海往攻，必无倖胜也。三月二十七（五月七日），英军退出宁波镇海，往攻乍浦，陷之。浙抚刘韵珂再请议和，奕经送还俘虏，而英船先已他驶，四月末（六月），驶近吴淞，攻陷炮台，两江总督牛鉴先逃，提督陈化成战死，乘胜进至上海。朴鼎查率援兵至，于是共有军舰二十五只，汽船十四，大炮七百余门，运输船犹不计焉。作战兵士约七千人，五月末上驶，未遇抗拒，直抵镇江，六月十三日（七月二十），战败守兵，攻陷县城，船再上驶，七月初，直抵南京，乃订和约。


    和约之成立　宣宗于浙东败后，意始转变，及英船驶入长江，始命耆英议和。耆英为帝亲信，奉命入粤，及至浙江，奏请议和，故有此命。会镇江失守，命其便宜行事，且曰：“但期有成，朕亦不为遥制。”其主和之原因，固由于战败，而国内情状之不安，匪徒乘机作乱，亦促成之也。耆英伊里布迭函英使请和，英使复称全权大臣来商条约，即可罢兵。耆英复称钦差与全权大臣无异，和议开始进行，由布政使黄恩彤等往议。朴鼎查提出条件，争执有三，一、福州开放，二、行商废除，三、外人挈眷同住。英使不肯让步，终许其请。七月二十四日（八月二十九），条约于英船上签字，是为《南京条约》，共十三条，其要款如下：一、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港口，许英商贸易，眷属居住，并准其设置领事。二、割让香港。三、赔偿烟费六百万元，商欠三百万元，军费一千二百万元。四、废除行商。五、往来文书，概用平等款式。


    条约之重要　综观战争之始末，中英之冲突已久，其根本原因，则为中外礼教之不同，又无适当解决困难之机关与途径，误会益多，烟禁直其导火线耳。虽然，条约为烟商索烟价，论者谓为鸦片战争，亦有所见。自战斗力而言，中国远不及英，决无胜理，奈时人不知英国状况何？战败结果，订成《南京条约》。其重要则解决一部分之争执，为中国开关之起始，渐而与列国发生寻常之国际关系。不幸当战败之后，丧失主权之条约，次第成立，言者谓为不平等条约之开始。要而言之，固改变中国国际关系之重要条约也。条约成后，其有待于解决之问题尚多，兹分述之于下。


    善后事宜　一、善后条约——通商章程说定于广东再议，明年议成，二国又订《虎门条约》。美法闻知中国开港，各遣使来粤。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春，美使顾盛（Cushing）抵粤，与耆英会商，夏间订成《望厦条约》。俄而法使亦至，缔结《黄埔条约》。中国准许小国享受商业上之权利，间有许与订约者。条约之中，以《望厦》为最重要，损失亦最大。外人享受之权利，以最惠国条款之故，可谓相同。其他主要条款凡四：（一）领事裁判权；（二）关税协定；（三）兵舰驻于商港；（四）十二年后修改条款。其未载入约中而关系至巨者，则应法使之请，旨许免拿中国习教之人也。虽此禁从前并未实行，而明令弛废教禁则始于此时。


    二、五口开放——广州为议商税则之地，首先采用新税率，粤人不许外人入城，造成严重之局势（其详见后）。其他商港以上海开放为最早，地方官许外人于城内租屋，后则划定其居住区域，是为租界之起始，更以内乱丧失管理之主权。宁波福州厦门商业均不发达，外商至者甚少。


    三、香港与澳门——香港割让于英，中国尚未丧失管理往来船只之权，不幸粤官置而不问，丧失主权。澳门初为外人唯一居住之地，至是，香港与之竞争，香港为自由商港。澳门有华官征税，乃处于不利地位，葡官提出要求，朝廷不许，终遂驱逐华官吏，封锁海关，不交地租。


    四、鸦片——烟禁促成战祸，战后禁令如旧，而官吏视为具文，烟商公然贩卖于广州上海，道光三十年（一八五○），增达四万二千余箱。英属印度政府视烟为大宗收入，朴鼎查等力劝钦差奏请弛禁，奏上，宣宗皆不之许。烟禁弛废之实状，帝盖不知。


    广州入城问题　自订约开港后，外人来华者益多，时值英国工业发达时期，二国有轮船往来，恢复闭关状态，断不可能，而朝臣疆吏从不认识环境之剧变。宣宗之批准条约，则受群下之恐吓，以为兵力不能战胜外国耳。士夫清议，更始终反对和议，而亦别无良策，唯造讹言诋毁主和之大臣而已。于此期内，中外争执自不能免，其最严重者，当推广州入城问题。南京条约未有入城之文，而上海等地许外人住于城内，粤人气甚壮，力反对外人入城。耆英布告开放广州，市民起而暴动。英国考虑后，允许缓期入城，要求中国不割让舟山群岛于他国，耆英许之，问题暂告解决，然与粤人争执迭起。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英采积极政策，兵舰突入黄埔，耆英屈服，许其要求，广州于二年后开放。后徐广缙代为总督，不肯如约开放广州，乡勇团练驻守要害，严防英人入城。英国以为粤人反英之气盛，强迫入城，终无所得，未有举动。徐广缙奏称胜利，宣宗诏赏官绅，报至英国，外相训令英官提出严重警告。文自上海白河投递，终无结果，双方之误会益多，更以其他事故，造成二次战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