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目[1]

    昌黎韩愈</a>崛起中唐，世称文宗，伯代所仰。然余读苏轼</a>《潮州韩文公庙碑》，谓：


    东汉以来，道丧文敝，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捄。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a>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


    方髫年肄诵及此，何尝不忾慕愈为人，彽徊往复，伟其议论文章。既而齿差长，闻见稍广。读唐宋人杂记，其中有涉愈者，微言讽刺，不少概见，而知言</a>行之覈，相符实难，而愈之过不彰。又读陈子昂</a>、元结</a>、独孤及</a>、萧颖士</a>、李华</a>诸家文，上承齐、梁浮靡之习，始湔除繁滥，矫以疏朴。而《旧唐书</a>·愈传》亦言：


    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a>、董仲舒</a>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


    盖独孤诸公之于愈，如陈涉、项羽</a>之启汉高焉！而知文章之变，其渐有自。而愈之名独盛，诚窃叹知人论世之难。孟子</a>有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盖慎之也。因就睹记所及，自新、旧《唐书》旁逮唐、宋、元、明、清诸家文集及稗官野记</a>之属，其有片言只字及于愈者，靡所不毕采，互勘本集以验其信，旁涉诡闻以博其趣，成为是志，凡六篇：曰《古文渊源篇》第一，《韩愈行实录》第二，《韩愈佚事状》第三，《韩友四子传》第四，《韩门弟子记》第五，而殿以《韩文籀讨集》第六。独抒心裁，尤自得意。庶几尽古文之流变，明韩氏之功罪。然韩氏不云乎：“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袭。”而吾是志，所自得意者，诚非己出之难，而镕裁之难。会稽章实斋言：


    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于己；其大本已不同矣！史体述而不造，史文而出于己，是为言之无征。无征，且不信于后也！


    此明文史之所以异。而吾志，则史之流也。尝读《太史公书》点窜内、外《传》、《战国策</a>》诸书，遂如己出。班氏袭用《史记</a>》，微有增损，而截然为两家。斯如制药冶金，随其熔范，形依手变，性与物从，神明变化，何嫌剽袭！泾县包慎伯自诩所作《谷阿西传》，采录其奏议三篇，以文笔芜靡不及其意，而一加润色，又恐与国史互异，致启后人之疑，故止为之删削移动，较量篇幅，十不存五，而未曾改易一字，醇茂痛快，顿可诵读。既与原文殊观，又不乱以己意。未尝不有味乎其言。仆驽劣不文，无能为役，而镕裁成书，别出机杼，文词尽非己出，神明依然故吾。昔贤可作，傥不以剽袭为讥乎！


    自宋有吕大防《文公集年谱》一卷，程俱</a>《韩文公历官纪》一卷，洪兴祖</a>《韩子年谱》五卷，金堂樊汝霖因之成《韩集谱注》四十五卷，又集其碑志、祭文、序谱之属为一编，曰《韩文公志》五卷，莆田方崧卿</a>增考洪兴祖《谱》，且撰《举正》以考其同异，凡十卷。诸家之书具在，独佚樊汝霖《志》及《年谱注》。而留耕王氏伯大倅剑南时，取樊氏《志》及《年谱注》，与《洪氏兴祖年谱辨证》参附正集本文之下，辄亦得窥崖略。斯以考韩愈之行实者备矣！而重有待于吾之一志者。诚以诸家之于韩愈，如孔颖达</a>之疏《五经</a>》，义尚墨守，例不破注，遇有舛违，曲相弥缝，《春秋</a>》为贤者讳之义也。而吾之志愈，美恶不掩，直道而行，其文则</a>史，此所以别出诸家而自成一书。顾或者谓：


    神之与怪，尼父不语。而吾子载笔，乃云：东阿梦托，仲卿序其文。金甲降神，愈愿从之讨。弄玉不死，重嫁于下贤。神君迁都，属记有长吉。凡此之类，事出不经，儒者所羞道，而言之无怍，徒长巫风，无裨监戒。


    是诚不然！窃谓鬼神德盛，著称《中庸</a>》。《明鬼》有篇，亦见《墨子</a>》。一切心造，何幻不真。在我尽斥曰迷信，古人自征其实有。傥必执我之所不悦，而武断古人之所遇，摈绝之而不书，宁所以昭实录。所以《左氏春秋》不废神鬼，亦以典籍攸征，未可以意废削。语曰：“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存之。”仍其旧录，按而不断，其信其否，付之读者。匪云神道设教之义，庶几史家传疑之旨。曰信其有，匪我思存也！或又谓：


    房乔《晋书</a>》，侈陈琐闻，比于小说，鄙俗所憙。君子讥之，谓未识大也。吾子旁摭稗官，好为诡诞，宁曰文人之好奇，无乃诒讥于不贤欤？


    则又不然！伊古人物，臧否何常。大节攸关，庸存矫饰。性情所系，或验细端。学书学剑，已觇项王之雄。负我负人，足征阿瞒之悖。昔在《顾虎头》图写特妙，而为裴楷象颊上加三毛，观者觉神明殊胜，乃曰：“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耳。”绘事如此，文亦有然。於戏！此稗官识小所以不废，而君子观人必于其微也！然而援引所及，必明据依。采摭攸存，不废伪托。子厚《龙城》之录，刘斧</a>《青琐》之议，虽论者斥其驾名，而宋贤已见援据，亦征传说之有自，而采葑菲所不弃焉！


    昔孔子</a>论史记旧闻而次《春秋》，约其辞文，鲁君子左丘明</a>惧学者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著二百四十年本末，成《左氏春秋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别为《春秋外传国语</a>》，合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而小异。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仆纂《韩愈志》既卒篇，重采唐、宋、元、明、清人文集、札记之论文及于韩愈者，成《附录》，曰序之属、跋之属、考论之属、书之属、杂记之属，别写为目，部居类次，以资参考。其中雠订板本，参证行事，取与吾志之言相为经纬，以拾遗补阙，明一家之学，如左氏《春秋》之有外传焉！於戏，会稽章实斋氏不云乎：


    古人最重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竟其流别。所谓著作之标准，群言之折衷也。


    余故备集睹记，不惮烦琐，利钝毕著，义蕴究宣矣！


    昔裴丞相《与皇甫湜</a>书》论唐中叶以前文家，而于韩愈独致贬词。又《寄李翱</a>书》曰：


    文人之异，在气格之高下、思致之浅深，不在其磔裂章句、隳废声韵也。昌黎韩愈，恃其捷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


    而愈之名作，莫如《淮西》一碑，然柳宗元</a>驳之曰：


    韩十八《平淮西碑》云“左餐右粥”，何如我《平淮西雅》云“仰父俯子”。《韩碑》兼有冒子，使我为之，便说用兵讨叛矣！


    又以碑文归美裴相，时论不平。宪宗磨之以命段文昌。而与愈并世，文章有名者，则有裴相、段文昌、权德舆</a>、元稹</a>、刘禹锡</a>之流，上承燕、许，力摹汉京，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单字复谊，杂厕相间，其势不如愈雄。而好整以暇，别饶风致。故知愈在当日，未能俯视群流也！徒从日盛，遂称宗师。而明之何大复，乃曰：“古文之法亡于韩。”誉者不免溢量，诃者亦未为尤。平情而论，近推余杭章炳麟</a>氏。其言曰：


    北朝更丧乱久，文章衰息，浸已绌于江左，魏收</a>、邢子才刻意尚文，以任沈为大师，终不近。会江左文体亦变。徐陵</a>通聘，而王褒、庾信</a>北陷，北人承其蜚色，其质素丑，外自文以妖冶，貌益不衷。陵夷至于唐世，常文蒙杂，而短书媟慢，中间亦数改化，稍稍复古，以有韩柳，自任虽夸，顾其意岂诚薄齐、梁耶！有所欿于徐、庾，而深悼北人之效法者，失其轶丽，而只党莽不就报章，欲因素功以为绚乎？自知虽规陆机</a>、摹傅亮，终已不能得其什一，故便旋以趋彼耳！（《与人论文书》）


    则是韩愈善用北人之所长也。炳麟又曰：


    北方流势本拥肿也，削而砻之，大分不出后汉。碑诔尤近。（《与人论文书》）


    退之石刻转益瑰怒。而宋世效韩氏为文章者，宋子京得其辞，欧阳永叔得其势。（《〈天放楼文言〉序》）


    则是韩愈不废东京之造辞也。独抒伟议，抉发利病，信足以破门户之拘墟，而阐韩文之阃奥。徒以造论有主，不为韩发，采摭所及，遂从盖阙。掇其绪论，以当拾遗云尔！中华人民造国之十八年二月十四日无锡钱基博</a>序记。


    注解：


    [1]　据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校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