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封建制在秦国的确立

    商鞅</a>变法以后，地主阶级政权确立起来，秦国正式进入封建社会。


    一、秦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


    地主和农民，是封建制确立以后，秦国社会中的两个主要阶级。除此而外，还有奴隶、手工业者、游民和商人。因各个阶级所处的地位不同，它们各自的作用以及相互间矛盾斗争的性质也不尽一样。


    封建地主阶级　地主阶级，这是秦国封建生产关系的主导方面。


    商鞅变法使封建生产关系在秦国得到正式承认和保护。田间的“阡陌”成为私有土地的标志，而秦国政府明令要维护这个标志，政府要求官吏把维护“阡陌津桥”（《为吏之道》）作为重要职责。在秦律中规定：对擅自移动阡陌标志的人，要处以“耐”刑。（见《法律答问》）正是由于封建国家保护土地私有，所以商鞅变法以后，就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a>?食货志》）的社会现象。在秦国，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对立是十分鲜明的。


    在地主阶级中，有大地主与中小地主之分。


    （一）大地主


    国君王室是全国最大的地主。除对无主荒地拥有所有权外，他们还占据大片土地修建宫殿，划为苑囿。仅供国君游猎之用的苑囿，就有“具囿”（又名“具圃”，见《淮南子</a>?地形》）、“五苑”（《韩非</a>子</a>》）和“上林苑”（《史记</a>?秦始皇</a>本纪》）。苑囿中的禽兽是禁止人民捕杀的，连犬入其中也要遭到呵禁。（《田律》）在王室的苑囿里，有不少劳动者被驱迫进行生产，如“王苑”就出产“蔬菜、橡果、枣栗”（《韩非子?外储右》）。在秦国的法律中还规定着每亩地应下的各种作物种子的数量（《仓律》），还有考核耕牛饲养情况（《田律》），以及舂粟为米的标准比例（《仓律》）。这些规定，只有耕种王室土地，直接受国家剥削时才有必要。因此，它证明国君王室拥有大量的私有土地，用来直接剥削劳动者。


    除国君外，秦国还有一些封君列侯：如商鞅封为商君，樗里疾</a>为严君，张仪为武信君，白起</a>为武安君，蔡泽为纲成君。另外，昭襄王时还有泾阳君、高陵君、华阳君、阳泉君、安国君。封侯的有：魏冉为穰侯、范雎为应侯、嫪毐为长信侯、吕不韦</a>为文信侯，等等。这些封君列侯也是一批大地主。


    国君王室和封君列侯之所以为“大”地主，不仅因为他们占有的土地多，还因为他们在秦国中享有特权，取得剥削收入的方式也同中小地主不一样：如国君不仅能从王室私有土地上取得剥削收入，更主要的是以封建国家的名义向全国收取税赋和征发徭役。封君列侯则享有食邑租税之权：“秦汉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汉书?货殖传》）。所以，他们与普通的中小地主不同，他们是封建国家的代表，是“最高的地主”（《资本论》，第三卷，894页）。


    这样，秦国的大地主实际上对于所有权属于中小地主和自耕农的私有土地，也能以国家的名义进行干预，以保障其赋税和徭役的来源。如秦国政府规定：各地必须将土地上的降雨量、灾害以及农作物生长情况，及时向官府报告。（《田律》）对于土地利用等各方面的问题都有法律条款，如在《田律》中竟规定：“百姓居田舍者毋敢 （酤）酉（酒）”，说明对土地利用的干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这一切措施无非是保障封建国家的赋税和徭役。而这些，正是一切大地主剥削收入的主要来源。


    （二）中小地主


    中小地主是地主阶级中的大多数。因秦制规定：凡得敌甲首者，均可得到爵位和土地。但这并不是无限制的，实际上秦国决没有按“赏爵一级，益田一顷”（《商君书</a>?境内》）的比例，实行赏军功。因为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直到统一之前，有记载可考的斩首数就达一百六十余万。如果真按前述的规定赐田，将有多少大地主？但事实上并没有太多的大地主，还是中小地主占地主阶级的大多数。


    中小地主与大地主的最大区别，就是他们不仅没有大地主享有的那么多的特权，而且还要将剥削收入的一部分，以赋税的形式奉献给封建国家——也就是“最高的地主”。秦律规定：无论是自耕农还是中小地主，必须以“受田之数”（《田律》）缴纳赋税。尽管中小地主缴纳的赋税最终还是出自农民，然而，由于这一规定，他们也不能不把剥削收入的一部分分给大地主。这样，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之间就产生一定的矛盾。中小地主和下层官吏，常常以隐匿田地租税收入来逃避封建国家的征收，而大地主则通过国家政权制定法令，严禁这种隐匿行为。（见《法律答问》）在秦国，“匿田”和反“匿田”的斗争是十分尖锐的。


    一般中小地主、下层官吏也没有免除徭役的特权。按秦规定：只有爵至不更（第四级爵）以上，才能免除更役。最近发现的云梦秦简《编年纪》其主人喜曾为小官吏，其地位相当于中小地主（见《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发掘报告》，载《文物》，1976（7）），然而他也曾三次服军役（《编年纪》）。可见，中小地主和下层官吏也必须按规定服役。


    在统治机构内的小官吏，虽也属于地主阶级，但他们是统治阶级中的下层，在秦国极端的中央集权统治下，他们往往动辄得咎：如百姓饲养耕牛不善，要惩处田啬夫（《田律》）；仓库粮食受损失，要惩处官啬夫，并要赔偿损失（《仓律》）；度量衡不准、官府收藏之皮革生虫，要惩处官啬夫（《效律》）；发弩啬夫发弩不中者，也要受到惩处（《除吏律》），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按秦制：“命都官曰‘长’，县曰‘啬夫’。”（《法律答问》）从这里可以看出：秦国的小官吏地位十分脆弱，严厉的刑罚动不动就要加在他们头上，这也加深了大地主同中小地主之间的矛盾。


    随着封建制的确立，秦国中央集权愈加强，大地主同中小地主的矛盾就愈大。中央集权的特点，使秦国统治权控制在有限的几个大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手中，这就使中小地主的地位距大地主愈来愈远。不承认大地主同中小地主之间这一重要区别，就无法解释以后历史发展的许多重要现象。


    当然，大地主同中小地主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还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这个矛盾比起整个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矛盾来，是极为次要的，非本质的。中小地主不仅可以将一切负担都转嫁到农民身上，而且大、中、小地主在剥削压榨人民这一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因此，社会基本矛盾仍是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矛盾，地主阶级共同的剥削对象，主要的还是农民。


    农民阶级　站在地主阶级对面的一个主要阶级，就是农民阶级。


    秦国的农民大部分由奴隶转化而来，商鞅变法使许多奴隶成为农民。变法以后，秦国仍实行奖励军功的政策，农民逐渐成为秦国的主要劳动阶级。


    农民处于地主阶级剥削、压迫之下，生活极端贫困，从受压迫、受剥削的程度、方式区分，秦国的农民有两部分：


    （一）自耕农


    自耕农是农民中主要成分，他们被称为“士伍”。因为“无爵为士伍”（《汉官旧仪</a>》），他们没有取得爵位，又有独立的户籍，并非依附农民，也不是奴隶，所以一般应称为自耕农。


    但是，自封建土地私有确立以后，土地“民得买卖”（《汉书?食货志》），有些自耕农就可能上升为地主。如秦国的法律文书中所举的案例，就有一个“士伍”，既有“家室、妻、子”，又有“臣妾、衣服、畜产”（《治狱程式》）。可见，这个无爵的“士伍”，经济地位早已超过自耕农，至少成为了一个小地主。“庶人之富者累巨万”（《汉书?食货志上》），正是这种情况。


    但绝大部分自耕农则愈来愈贫困，甚至有重新恢复到奴隶地位的可能。因为封建制的秦国一切沉重负担，主要地都压在他们身上。


    自耕农所受的剥削压迫，主要来自封建国家，他们直接承担封建国家的赋税和徭役。秦国的赋税和徭役，大致有四种：一、以人头取税的“口赋”；二、按田亩收税的“田租”；三、军役；四、各种杂徭。这些负担是十分沉重的。所谓“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上》）。到底多少财富被“敛”去？从“收太半之赋”（《淮南子?兵略训》）这样记载，可以推知：每个自耕农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产品，被封建政府以“赋”的形式掠夺而去。


    其实，封建政府的赋税徭役剥削决不仅限于上列几项，各种各样名目的苛杂赋税是很多的。在秦律中可以看到各种名目的罚款：“赀一盾”、“赀一甲”等等。这一切负担都落在自耕农身上。


    （二）依附农民


    农民中另一部分是依附农民，其地位比自耕农还低。这部分农民包括“耕豪民之田”，并将收获量一半以上奉献给地主——“见税什五”（《汉书?食货志》）的佃农，和“为人佣耕”（《史记?陈涉世家》）的雇农。但不论前者和后者，他们都直接受着大大小小的地主剥削，比起自耕农来，他们对地主必须具有更多的人身依附。因此，可以笼统地称他们为依附农民。


    比起自耕农，依附农民所受的剥削压迫更深。《商君书?境内》有下面一段资料：


    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无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之军。


    这里说的“庶子”，就是依附于地主的农民，他们平时每月要为地主服役六天，有事时则随时供驱使。他们虽有自己的经济，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某一个地主支配，类似地主家中的奴仆，因此，又称为“弟子”。秦国法律规定：一为“弟子”便不得随意改籍（《秦律杂抄》），只能世世代代地作为依附农民。他们所受的剥削压迫，是无法用田租、口赋或者徭役的数量来表示的，他们实际就是农奴。


    以自耕农和依附农民相比较，前者主要直接受封建国家压榨，后者主要直接受个别地主压榨。尽管封建国家实质也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但它的剥削、压榨毕竟由制度和法令所规定，而后者的压榨则没有任何规定限制。所以，依附农民比自耕农所受的“超经济强制”要重得多。正如列宁指出的：虽然人身依附乃是封建经济关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但是“从农奴地位起，一直到农民等级没有完全的权利为止”，超经济的强制，“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三卷，162页）。整个农民阶级都处于地主阶级压榨之下，而依附农民更在最下层。这也是后来，首先起来发动推翻秦王朝的农民起义领袖，正是一个“为人佣耕”的雇农的根本原因。


    奴隶阶级　除地主和农民两大阶级以外，一直到战国末期，秦国社会上还存留着大量的奴隶。


    秦国的奴隶最重要的来源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还没有解放的奴隶后代


    秦律规定：没有军功者不得改变身份，奴隶的后代仍为奴隶，若隐瞒身份，要受到严厉制裁。（《法律答问》）这样，就仍然有许多奴隶保留下来。


    （二）被镇压的人民和战争中的俘虏


    秦国法律：“寇降，以为隶臣。”（《秦律杂抄》）这里的“寇”，无非是两部分人：一是反抗统治者的人民，二是敌对国家的军队。“隶臣”是官奴隶。对于降“寇”，秦国政府把他们收为官奴隶。


    （三）捕捉少数民族人民为奴隶


    秦律中专门有规定：“道相输隶臣妾、收人，必署其已禀年日月……”（《属邦》）“道”是当时少数民族聚居的县，从这里送来的“隶臣妾”，无疑就是由那里捕捉来的人民。这种情况一直到汉代还存在，从西南少数民族弄来的奴隶称为“僰僮”（《史记?货殖列传》），可证明这是秦国奴隶来源的一部分。


    （四）“罪犯”及其家属被罚为奴


    秦国规定了严刑峻法，不少条款皆可使“罪犯”变为奴隶，或其家属也收为奴隶。（详见本章第四节）


    以上四个原因，使秦国社会上充斥着大量的奴隶。


    秦国的奴隶分私奴和官奴两种。


    私奴主要是地主、贵族和商人私家役使的奴隶。如《商君书?垦令》中说</a>：“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童者必当名。”这里举的“厮、舆、徒、童”皆为商人家的各种奴隶，相国吕不韦就有“家僮万人”，嫪毐也有“家僮数千”（《史记?吕不韦列传》）。有些中小地主家也有奴隶，如秦律规定：“徒”、“舍人”在主人死亡后，应代替主人服徭役。（《工律》）私家奴隶不仅用来进行家务劳动，而且用来进行农业生产，秦律中有这样一个案例：


    丙，甲臣，桥（骄）悍，不田作，不听甲令。谒卖公……（《治狱程式》）


    这里举例说：甲的“臣”丙，因不服从甲的役使，“不田作”，所以甲请求将丙卖给官府。可见，有些“臣”是用来进行农业生产的。


    除私家奴隶外，秦国政府还役使着大量的官奴隶。


    男官奴称“隶臣”，女官奴称“隶妾”，未成年的称“小隶臣妾”［1］。这些奴隶从事各种劳动：从修城、舂米、田作到手工业生产，都有他们参加，而其待遇是十分恶劣的。秦律中规定的每个奴隶的口粮，每月不得超过二石半，隶妾一石半，劳动量减少时，口粮也要减少。秦汉时一般丁男的口粮皆在三石左右（见《盐铁论</a>》），汉代的戍卒口粮尚有三石三斗多（见《居延汉简考释》）。秦国隶臣妾的口粮标准如此之低，其生活艰苦之状况，是难以想象的。


    官奴隶还可借给民间役使：“百姓欲有叚（假）者，叚（假）之”（《仓律》），以便使奴隶主最大限度地榨取奴隶的血汗。


    刑徒如城旦（男刑徒）、舂（女刑徒）等，也是秦国政府的官奴隶，其状况同隶臣妾相似。


    还有一种“更隶臣妾”，他们既不同于隶臣妾，也不同于农民：“更隶臣妾节（即）有急事，总冗，以律禀食；不急勿总”（《仓律》）。其地位介乎“隶臣妾”与“庶子”之间，基本上还是奴隶。


    奴隶是秦国社会最底层，他们的地位较农民更为低下。这就不难理解：何以秦末农民起义过程中，奴隶以及苍头军等成为反秦最坚决的力量。


    当然，封建制确立以后，秦国的奴隶不可能同奴隶社会中的奴隶一模一样。他们是有一些变化的：首先，不经官府允许是不准屠杀奴隶的。其次，奴隶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赎免为庶人，如以“冗边五岁”即可免家庭成员中有奴隶身份者一人为“庶人”（《司空律》），又如“归爵二级”也可以“免亲父母为隶臣者一人”（《军爵律》），如此等等。总之，奴隶的地位与封建制确立以前是有些改变的，显示了社会的进步和奴隶们斗争的伟大成果。


    手工业者、游民和商人　在秦国社会中，还有一部分手工业者、游民和商人，他们分属不同的阶级。


    手工业者，这是指独立的手工劳动者，所谓“技艺之士资在于手”（《商君书?算地》），他们依靠自己的“技艺”为生，这在秦国是有一定数量的。据考古发掘证明，在秦都咸阳就有不少私家手工业作坊，如咸阳遗址发掘出的陶器残片上，凡制造者姓名上冠以“咸里”等里居字样的，皆为私家作坊制造，而这样的残片已发现很多（《秦都咸阳遗址勘探简报》，载《文物》，1976（11）），可以看出这里已有不少独立的手工劳动者。手工业者的地位与农民相似，同样遭受地主和封建国家剥削压榨，是被压迫阶级。


    游民，这部分人成分很复杂，秦国统治者将他们称为“游惰之民”（《商君书?垦令》）或“游士”（《法律答问》）。他们中间有“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失掉土地、到处流浪的农民，也有散兵游勇和失掉财产和地位的旧贵族。秦国政府对这部分人采取严厉镇压的政策，秦律规定：“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游士律》）因此，游民也是被压迫者。


    商人，在秦国已为数不少。这些“商贾之士”（《商君书?算地》）在城市中已经组织了起来（《金布律》）。秦国政府基本上采取抑商政策。但是，经济的发展并不以统治阶级的意志为转移，也同汉代一样，“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汉书?食货志》）。到战国末年，秦国已出现了一些大商人，如乌氏倮等。对于这种现实，秦国统治者则采取拉拢大商人的政策，如秦始皇“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史记?货殖列传》）。


    商人中的下层，在秦国处于被压迫地位，其上层则与大地主阶级结成联盟，是秦国的统治阶级。


    综上所述：地主阶级是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因秦国极端集权的统治特点，控制全国政治、经济权力的主要是少数大地主的代表。农民、奴隶则是受压迫最深的阶级。手工业者、游民、商人中的下层，也是被压迫阶级。从各个阶级的关系来看，秦国政治统治中集权的特点是十分显著的，这种特点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曾起过积极作用，但统一以后，正是这一特点对阶级矛盾的激化起了加速作用，促使了秦朝的灭亡。


    二、封建政权的完善和强化


    从商鞅变法以后，秦国不断完善和强化封建政权，到统一前夕，已建立起从地方到中央的一整套封建国家机构，为统一的新王朝奠定了基础。


    封建国家的中央统治机构　秦国在商鞅变法时，在中央统治机构的官职方面没有改变，如国君以下的官职最高的是大庶长、大良造。而其他一些诸侯国已在国君之下设相。因此，秦国的官制与别的诸侯国不大一样。


    商鞅死后，秦惠文王继续健全封建制，首先模仿其他国，在国君之下设相：公元前328年（秦惠文王十年）任张仪为相（《史记?秦本纪》），这是秦国第一个相。至秦武王时，又分设左、右相，以樗里疾为左丞相、甘茂为右丞相。不过，在以后秦相有时也不分左右，至秦昭襄王时代，穰侯魏冉又称相国。从此，君下置相乃成秦国定制，庶长仅成为爵位名称。丞相、相国或左、右相是封建官僚系统中最重要的官职，在政权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秦国自惠文王设相以后，至秦灭亡为止，先后曾担任过相的人，初步考证有以下诸人：


    不过，统一全国前后的相权大小尚略有不同：统一前的相，不仅是最高行政官，也可率兵打仗，如张仪、樗里疾、甘茂等皆曾率兵作战，所以，相乃为军政之最高长官。统一后则略有不同。


    统兵武将称为将军。以前，秦国将军并非固定官职，只在出征时临时任命。自秦昭襄王时命魏冉为将军，从此将军才成为秦国固定官职。


    尉也是统兵武将，相当于大将军。（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引《正义》）原为大良造以下一级的武官，后去大良造，尉就成为最高的武官。秦昭襄王时白起曾为国尉。（《史记?白起列传》）公元前237年（秦始皇十年），“以尉缭</a>为秦国尉”（《史记?秦始皇本纪》）。


    战国时期的秦，还有御史（《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郎中令（《战国策</a>?韩策三》）、谒者（《史记?范雎列传》）、卫尉（《史记?秦始皇本纪》）、太仆（《韩非子?说林上》）、廷尉（《史记?李斯</a>列传》）、内史（《史记?秦本纪》）、少府、佐弋（《史记?秦始皇本纪》）、尚书</a>（《战国策?秦策五》），等等。这些官职在战国时期虽尚未固定下来，时常改换名称和职权范围。不过，已为统一以后的“三公”、“九卿”的封建官僚制奠定了基础。


    地方的统治机构和官制　继续完善郡县制。商鞅变法时，只在全国实行县制，尚无郡一级组织。郡制最初设立在三晋诸国，出现较县为晚，开始设于边境，地位较县低，后来边地扩大，各国先后形成郡下辖县的郡县制。秦国自孝公死后才开始设郡，最早建立的一个郡是公元前328年（秦惠文王十年）建的上郡。以后就随着土地扩大，陆续在各地设郡。从此，郡县两级的地方行政组织，遂成为秦国定制。


    郡的首长称郡守，因郡多设于边地，故常以武官充任，如南郡守腾原来即为武官，公元前230年他曾率兵灭韩，俘获韩王安，后来才被委任为南郡守（云梦秦简《编年纪》；《南郡守腾文书》）。


    郡以下的县，县以下的乡、里、聚各级组织如旧。不过机构愈来愈严密，如商鞅变法时，最初设县只有县令（长）以及县令（长）以下的丞及尉，分管民政及军事；自公元前349年（秦孝公十三年）以后，又设秩、史（《史记?六国年表》），到后来又发展为专司各种职务的史，如令、丞、尉下都有史，称为令史、丞史、尉史（《汉旧仪》），为具体办事人员。云梦秦简《编年纪》之主人喜，就曾任过令史。此外还有狱史，乡有秩、佐史等。其下又有斗食、官掾史、幹小史，最小为书佐与循行。县丞、尉为县的长史，有秩、斗食、佐史等称为少吏。这些官吏又统称为啬夫，如县令（长）称为县啬夫，管理田事的官吏称田啬夫（云梦秦简《田律》、《仓律》）。


    封建中央政权对地方政权的控制，主要通过上计制度。上计制是战国时期赵、魏等国都实行的制度。秦国也实行上计制：每年，地方官吏事先把赋税收入的预算写在木“券”上，送交朝廷。年终时，地方官吏必须把实际情况（收入、开支、损耗等），向朝廷报告，谓之上计。秦国中央政府就通过这种办法考核地方官吏的成绩，掌握各地情况，控制全国的剥削收入。


    秦国封建政权这一套行政统治机构，并不是一次建立起来的，而是从商鞅变法开始，至统一前夕，才陆续完成。


    三、兵制和军队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547页）秦国的军队对于封建政权的巩固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兵役制度　秦国实行郡县普遍征兵制。据以前的文献记载：男子至二十三岁以后就要服兵役，一人一生须当兵两次，一次叫“正卒”，守卫首都一年；一次叫“戍卒”，戍守边疆一年。另外，还要在本郡、县内服役一月，称为“更卒”。（见《汉书?食货志》引董仲舒</a>语）过去，一直认为秦国的服役制度就是如此。


    但这仅仅是规定，实际执行往往超过规定。


    据云梦秦简有关材料证明，秦国的男子自十五岁傅籍以后，随时皆有被征调入伍的可能。何时服兵役以及当兵时间长短，均视当时需要而定。如云梦秦简《编年纪》中记载，喜这个人在秦始皇三年、四年、十三年曾三次参军。可见，秦国的每个男子一生服兵役决不止一次，当兵的年龄也绝非自二十三岁开始，如“长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发”（《文献通考</a>?兵考一》）。服兵役的还不仅限于庶人，而且包括小官吏，如公元前236年（秦始皇十一年），大将王翦攻阏与、橑阳，“斗食以下，什推二人从军”（《史记?秦始皇本纪》）。“斗食”是小吏，在小吏中也要有十分之二的人参军，《编年纪》中记的喜在参军前也是小官吏，证明小吏也需服兵役。只有爵位较高的官才可免役，按秦爵“第四级为不更”，“不复与凡更卒同也”（《后汉书</a>?百官志》引刘劭</a>《爵制》）。也就是说，到不更以上才有可能不服兵役。


    材料证明，秦国兵役制度凡爵自不更以下、十五岁以上的男子，随时皆有被征调当兵的可能。正是由于这样的兵制，才保证了秦国有源源不绝的兵源，使秦国的军队数目最多达到“带甲之士百万”、车千乘、骑万匹（《战国策?秦策一》及《韩策一》、《楚策一》），为统一中国准备了重要条件。


    秦军的编制和统辖　秦国的军队分正规军与地方武装两部分。正规军包括边防、野战及首都的警卫部队，均直接由朝廷掌握，地方军队由郡县尉统率。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正规军，战士们称为“锐士”（《汉书?刑法志》），或是“奋击”（《战国策?秦策一》）。地方武装作为正规军的补充和预备队，也是一支重要力量，所谓“材官蹶张之士”，均属傅籍之后在郡县经过一定训练的武装战士。郡县的武装随时可调归中央，派出作战或是守边以及保卫首都，所以郡、县武装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战国末期，秦国军队的兵种已有步（徒）、弩、车、骑之分。秦军兵阵是将这几个兵种混合编队，而以步兵为主，以便发挥各种兵器的作用。这种混合编队的兵阵，从现在还在继续发掘的始皇陵秦俑从葬坑展示的场面，就得到具体的证明：在一个六千人的方阵里，战士驱车策马，徒兵结队蹲射，或挽弓挟箭，或执矛秉钺，车、骑、步、弩相互配合。这是战国时期较为先进的阵法。（见《秦俑坑兵马俑军阵内容及兵器试探》，载《文物》，1975（11））


    由于同楚及巴蜀作战的需要，秦还建立水军。水军的关键在于船，秦国的战船，一舫可载五十人，装三月之食，顺水而下一日行三百里。（见《战国策?楚策一》）从秦国的蜀地沿汉水下长江，五天就能至楚国都郢。（见《战国策?燕策二》）秦将司马错在伐楚时，曾率十万大军，乘大船万艘，载米六百万斛，沿江而下。（见《华阳国志</a>》三及《初学记</a>》）可见，秦国的“楼船之士”（《汉书?主父偃传》）数目也相当可观。


    秦国军队调动大权完全操在国君手中，就是征调县卒，也要有国君的命令，并盖上御玺才有效。战国时，各国调发军队都用虎符，国君委任统兵大将时，将左半个符交与主帅，右半个符由国君掌握，凡用兵五十人以上必须有国王的一半虎符来会合，否则任何人均不得擅自调动军队。秦国的制度也是如此，调动军队以虎符为据，过去就曾发现过统一以前的秦“新郪”虎符。（见《秦汉金文录》）1978年西安市南郊丈八沟农民在翻地时，又发现另一秦符，符上铭文曰：“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用兵兴士被甲五十人以上，必会符，乃敢行之。燔 之事，虽毋会符，行殹（也）。”此符经考证为秦统一全国以前之物，称为“杜符”。（见陈直</a>：《秦兵甲之符考》，载《西北大学</a>学报》，1979（1））杜符的铭文内容与新郪虎符基本相同，证明军队由国君直接控制。


    秦虎符（1978年西安市丈八沟出土）


    秦国军队的战斗力　秦国的军队，自商鞅变法以后愈战愈强。随着生产的发展，秦军的武器和装备不断得到改进。至战国末期，在秦国的军队里使用着从镖、殳、钺、钩到戈、矛、剑、箭等各式各样的武器。尤其是战国时期才普遍采用的先进武器——弩机，在秦军的兵器中占有显著地位。秦国对弩机进行了改进，小弩射程为150米，大弩射程竟可达到900米。（见《秦兵和秦卒》，载《西北大学学报》，1978（1））对矛和剑这两种传统武器，秦国也做了改进。据《考工记》载，矛一般不过三寻，约合5.54米，而在秦俑坑发现的秦矛竟达到6.3米。春秋</a>时代的剑一般都在30厘米左右，至战国时发展至六七十厘米，而秦俑坑出土的三把秦剑，却分别为81、89和91.3厘米，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光耀夺目，闪烁泛青，锋利如新。


    秦国正规军战士均身着铠甲。甲衣由金属扎叶制成。因兵种及地位不同，而有不同形式的甲衣，表示秦军的组织和装备已经相当完善。


    恩格斯说：“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509页）。秦国精良的武器和装备，反映了秦国封建经济的迅速发展。


    正是因为秦国有雄厚的封建经济基础，加上封建中央集权强有力的统治，以及军队组织、战略战术恰当、武器精良等条件，尤其是统一战争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奖励军功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调动起一般士兵作战的积极性，这就使秦兵愈战愈强，到战国末期，成为一支所向无敌的军队。


    本来在战国末期，韩、魏两国军队的战斗力是很强的，韩国的武器优良，所谓“强弓劲弩皆在韩出”（《战国策?韩策一》），“天下之宝剑韩为众”（《史记?苏秦列传》《索隐》引《太康地记》）。尽管这样，韩军在秦军面前却不堪一击，在六国中，韩是首先被秦灭掉的一个。魏国的武卒，在装备和训练方面也是驰名的：“衣三属之甲（即全身上下都有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汉书?刑法志》）。这样的战士，到战国末，遇到秦军也望风败北。所以有这样说法：“齐之技击（齐军战士谓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锐士”（《汉书?刑法志》）。秦军在作战时所向披靡的情景，战国时曾有人做过这样的描述：“……虎挚之士，跿跔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计也。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趹后，蹄间三寻者，不可称数也。山东之卒，被甲冒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裎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之与山东之卒也，犹孟贲之与怯夫也；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也。夫战孟贲、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以异于堕千钧之重，集于鸟卵之上，必无幸矣。”（《战国策?韩策一》）这样的描述尽管有些夸张，但从战国末期秦军战无不胜的历史事实看，它确实是七国中最强的一支劲旅。


    四、法律制度


    随着封建制的发展，至统一前夕，秦国已经制定出一套较为完整的法律制度。


    秦国立法概况　秦国封建的成文法，创始于商鞅变法时代。商鞅以李悝《法经》为基础，“改法为律”，成为“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六律”（《唐律疏议</a>?序》）。自商鞅以后，秦国统治阶级根据需要，不断创制出新的法律，以维护新的封建生产关系。这一立法过程，一直延续到统一中国以后。［8］经过一百余年的补充和发展，至秦统一前夕，秦国的法律已有好几种形式，据现在见到的，至少有以下四种形式：


    （一）律，这是在“六律”的基础上，经过补充和增加，由中央政府发布的法律条文，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二）对律的解释，如《法律答问》，它是对秦法的主干——律的具体解释和补充，实际与律具有同样效力。如“律曰：‘斗夬（决）人耳，耐。’今夬（决）耳故不穿，所夬（决）非珥所入殹（也），可（何）论？律所谓，非从珥所入乃为夬（决），夬（决）裂男若女耳，皆当耐。”这里虽解释律文，但实际已超出律的本身内容，因此，这种解释就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而其中所举的例也就成为判案的根据，具有汉代“比”的性质。［9］


    （三）关于审理案件的准则和法律文书程式的规定。如秦国的法律文书《治狱程式》就是这种性质，它具有行政法规的作用。


    （四）地方政权发布的文告。除中央政府统一发布的法律外，各地方政府也可以根据当地情况发布文告，它是对秦律的补充和具体发挥，当然也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如云梦秦简《南郡守腾文书》就属于这种性质。


    秦国法律形式虽尚无汉代的“科”、“比”、“例”和唐代的“律”、“令”、“格”、“式”那样繁多的名称，但已经具备了它们的雏形。


    云梦秦简


    秦律共有多少章？至统一前夕早已突破商鞅时的六章，据新发现的云梦秦简的材料，仅“律”就有：


    《田律》六条


    《厩苑律》三条


    《金布律》十五条


    《关市律》一条


    《仓律》二十六条


    《工律》五条


    《工人程》四条


    《均工》三条


    《徭律》一条


    《司空律》十三条


    《军爵律》二条


    《置吏律》三条


    《效律》二十六条


    《传食律》三条


    《内史杂》十条


    《尉杂》一条


    《行书》二条


    《属邦》一条（以上见《秦律十八种》）


    以上共十八种一百二十五条。但在《秦律杂抄》中，尚有《除吏律》、《游士律》、《除弟子律》、《中劳律》、《藏律》、《公车司马律》、《牛羊课》、《傅律》、《敦表律》等九种，另外在法律条文中曾提到过的还有以下律目：《戍律》、《捕盗律》（《秦律杂抄》），《厩律》［10］（《内史杂》）、《赍律》（《工律》）。见于其他文献记载的还有《挟书律》（《汉书?惠帝纪》）。总计以上所见到的律目就有三十余种，其内容已经包括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各方面。当然，在律文中并没有区分得这样清楚，而且主要还是刑法。不过，早已不是《唐律疏义》说的秦只有六律，这是肯定的。


    总之，到战国末年，秦国的法律制度，从形式上，法律条目上和内容上，都已有大大的丰富和发展，使封建法制趋于完善。


    秦律的阶级实质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法权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秦国的法律制度就是秦国地主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它所反映的是封建的生产关系。尽管秦律有五花八门的名称，但它的作用无非是下列几个方面：


    （一）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


    秦律在《厩苑律》、《田律》中有许多条明确规定，封建土地所有制不容破坏。在《法律答问》中这一条表明了封建法律保护土地私有：


    “盗徙封，赎耐。”可（何）如为“封”？“封”即田千（阡）佰（陌）。顷半（畔）“封”殹（也），且非是？而盗徙之，赎耐，可（何）重也？是，不重。


    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目的，在于保障封建国家和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因此，秦国法律有关这方面的规定反映了封建法律的本质。


    （二）保护私有财产


    秦律的基础——盗、贼、囚、捕、杂、具六律，以“盗”、“贼”置于六律之首，表明秦国的法律对私有财产是保护的。除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是秦律首先维护的对象外，举凡一切私有财产，秦国的法律都是保护的，例如桑叶、系羊的绳索被盗如何处理，都有具体规定：


    或盗采人桑叶，臧（赃）不盈一钱，可（何）论？赀 （徭）三旬。


    士五（伍）甲盗一羊，羊颈有索，索直（值）一钱，问可（何）论？甲意所盗羊殹（也），而索系羊，甲即牵羊去，议不为过羊。（均见《法律答问》）


    姑不论处理的轻重，仅就其对不盈一钱的桑叶和仅值一钱的索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就可以说明秦律维护私有财产的作用，而在封建社会拥有私有财产最多的当然是地主。这样，秦律的阶级实质是十分明显的。


    （三）保障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


    在《田律》、《徭律》、《仓律》、《工律》、《工人程》、《金布律》、《关市律》等律中，对劳动人民缴纳田租、赋税、服徭役以及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活动都有明确规定和限制，违反者处以严厉的刑罚，如征收饲草和柴禾的数目，在《田律》中有“顷入刍（饲草——笔者注）三石、稾（禾秆——笔者注）二石”，甚至连刍、稾的质量都有规定：“刍自黄 （指干草）及 束以上皆受之。”仅刍、稾一项就有这样具体，其他可想而知。秦法的这方面的作用，在于使地主阶级剥削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成为“合法”行为。


    （四）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秩序


    封建制的法律是特权法，它公开肯定封建等级制，如对于标志着等级身份的爵制，在秦律中具体规定不得破坏，各级爵之间的界限不能逾越，如“大夫寡，当伍及人不当？不当”（《法律答问》）。“大夫”相当于中小地主，“伍人”乃指一般无爵的人民，这两个阶级的界限，是不能混淆的。另外，秦法对“宦大夫”等地主阶级、“隶臣妾”等被压迫阶级的身份、地位以及户籍等都有明确规定，不得任意变更。


    在《置吏律》、《效律》、《传食律》、《行书》、《属邦》及《治狱程式》中，对秦国封建社会的各种制度，都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其作用就是维护封建的等级制和统治秩序。


    以上各个方面，最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地主阶级对广大人民的统治，秦国法律的实质就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


    秦国法律制度的特点　作为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秦国的法律制度和以后的汉代、唐代的有什么不同呢？


    （一）法网严密，条目繁杂


    法网严密是封建社会一切法典所共有的，不过，秦律更为突出。作为封建社会早期的一部系统的成文法，秦律包括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上至军国大事，下至人民日常生活，都有法律的限制，如“毋敢履锦履”，何谓锦履？这也在律中有具体规定：“律所谓者，以丝杂织履，履有文，乃为‘锦履’，以锦缦履不为。”（《法律答问》）像这类琐事也在律中详细规定，其他则可想而知。这正是所谓“事皆决于法”（《史记?秦始皇本纪》）的秦国的特点。


    正因为“事皆决于法”，所以秦律内容相当多，而从法律系统方面比较，秦律不如唐律那样形式整齐，条目简明，有些律的条目不甚清晰，有些律的内容范围不明，有些重复、烦琐，这反映了封建法律初创时的特点。


    （二）“轻罪重刑”的立法指导思想


    先秦法家主张“轻罪重刑”，从秦律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主张在立法中得到贯彻。十分轻微的罪，都要处以严厉的刑罚，如“五人盗，臧（赃）一钱以上，斩左止”、“甲盗不盈一钱”，乙见而弗捕，“当赀一盾”（《法律答问》），等等。这种“轻罪重刑”的指导思想，同唐以后的不同，《唐律》将触犯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谋反”等列为“十恶”，列为突出大罪，处以重刑，因为立法者认为：“五刑之中，十恶尤切。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特标篇首，以为明诫”（《唐律疏议》），而秦律的立法者则认为：“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由至矣”（《商君书?说民》），这显然是两种不同的立法思想。


    “轻罪重刑”的意思，不能理解为“重罪轻刑”。轻微的小罪就加以严厉的刑法，较大一点的罪所处的刑罚则更加严厉，这就造成秦国的刑法特别残酷，不仅动辄用刑，而且刑法名目繁多，施刑的办法层出不穷，据初步统计，在秦国处刑的名目就有数十种，如：


    根据文献记载，以上诸刑皆实行过，还有一些尚待进一步考证。仅上述这些就足以表现秦法的野蛮和残酷，比起唐代基本上实行“笞”、“杖”、“徒”、“流”、“死”五刑来，显然落后得多。这也是封建刑法在初创阶段的特点。


    儒家思想影响较小　秦国法律制度的另一个特点是儒家的思想影响较小，尤其表现在断狱方面。


    秦以后，汉和唐在断狱方面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以儒家经典为根据。不仅律令条文中渗透了儒家思想，而且在断狱时，儒家经典与法律条文具有同样的效力。如汉代董仲舒主张以“春秋经义”断狱，兒宽则“以古法义决疑狱”（《汉书?兒宽传》），隽不疑据《春秋》决狱，都受到皇帝的赞赏。汉武帝说：“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汉书?隽不疑传》）。董仲舒专门撰《春秋决事比》，作为审判时以春秋经义断狱时的根据。到了唐代，儒家思想进一步渗透到法律中，如董仲舒根据儒家思想断狱，肯定父子相隐无罪，《唐律》则将这一原则化为具体律令：“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根据同样的原则：凡子孙控告祖父母、父母者均列为不孝，要处以绞刑（《唐律疏议》），这是儒家维持封建伦理关系，以巩固地主阶级统治的具体运用。


    但是，秦律在这方面的影响就较小。由于连坐法，实际鼓励父子、夫妻之间互相告发。若不告发的还要受到严惩，这就比唐和汉的法律制度更加显得赤裸裸，而较少欺骗性的色彩，这也就是过去人们评论秦时，指责其“刻深寡恩”（《战国策?秦策一》）、“刻削，毋仁恩和义”（《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原因。


    注释


    ［1］“小隶臣妾”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未成年的儿童（《厩苑律》），一是“高不盈六尺二寸”的“罢癃”（即有残疾者）（见《汉书?高帝纪》注引如淳曰：《汉律》“高不满六尺二寸为罢癃”及云梦秦简《仓律》）。


    ［2］魏冉在秦昭襄王时曾先后五次据相位，是秦国任相时间最长的一个人，详见本书第十章。


    ［3］金受为秦相，见于《史记?秦本纪》《正义》，时在昭襄王九年以后。但昭襄王九年（《史记?秦本纪》作“十年”）以后，本有楼缓继薛文为相，金受与楼缓既为同时任相，则必分别为左、右相无疑。


    ［4］杜仓相秦，不见于《史记》，仅见于《韩非子?存韩》：“先时五诸侯共伐秦，韩反与诸侯先为雁行，以向秦军于关下矣。诸侯兵困力极，无奈何，诸侯兵罢，杜仓相秦，起兵发将以报天下之怨，而先攻荆。”据此可知，杜仓曾在“五诸侯共伐秦”之后相秦。但“五诸侯共伐秦”究指何次战役，在上文中没有说明。因此，不能从文中看出杜仓相秦在何时。最近，有人从上述引文中提到“五国共伐秦”前后的情况：（一）五国伐秦，韩先为雁行；（二）诸侯兵罢，杜仓始为相；（三）杜仓相秦，始攻楚国；（四）攻楚之结果，以楚为主动，移祸于韩，迫使韩割上地十城以谢秦而解其兵。考证出：杜仓相秦“必在昭襄王二十六年至三十二年之六年间”，又进一步推出《战国策?秦策五》提到的“子傒有承国之业，而士仓又辅之，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士仓用事……”其中提到的“士仓”即“杜仓”（参见《杜仓相秦考》，载《历史研究》，1978（12））的结论。这一考证是可信的。


    ［5］芈戎相秦，见《战国策?韩策三》：“段干越人谓新城君曰：‘……今臣虽不肖，于秦亦万分之一也，而相国见臣不释塞者，是 牵长也。’”这里的“新城君”即芈戎，见鲍本韩襄十二年注。可见，芈戎亦曾为相，但其为相于何时，观《战国策?秦策》及《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曾多次将芈戎（亦称华阳君）与太后、穰侯并提，可证芈戎为相时，可能在昭襄王三十二年至四十一年之间。既与魏冉同时为相，芈戎必居魏冉之下，故断定其为左丞相。


    ［6］徐诜为秦相，不见于《史记》、《战国策》两书，仅见于《新唐书</a>?宰相世系表》。不过，徐诜为相与芈戎为相一样，目前尚无更多根据。姑记于此，仅备参考。


    ［7］昌平君为相，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九年“长信侯毐作乱”，“王知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有人据此说，昌平君和昌文君俱为相，但据《索隐》：“昌平君，楚之公子，立以为相，后徙于郢，项燕立为荆王，史失其名。昌文君名亦不知也。”又据云梦秦简《编年纪》：“廿一年，韩王死。昌平君居其处。”由此可见，为相者乃昌平君，其为相正与吕不韦同时，以其权力大小衡之，昌平君当为左丞相。


    ［8］从云梦秦简的律令中，可知秦国的立法活动不断在进行中，如《法律答问》中有这样一条：“可（何）谓‘甸人’？‘甸人’守孝公， （献）公冢者殹（也）。”“ 公”即秦献公。这里举秦国先君至孝公为止，以下便不提，可知此律最迟制于孝公之子惠文王之时，而决不会在惠文王以后。


    但是，另外一条法律却有如下内容：


    县、都官、十二郡免除吏及佐、群官属，以十二月朔日免除，尽三月而止之。其有死亡及故有夬（缺）者，为补之，毋须时。（《置吏律》）


    这里提到“县都官十二郡”揭示了本条律发布的时间：都官是秦国畿辅地区的长官，就是内史，十二郡即畿辅以外的地区，而郡的出现从公元前328年（秦惠文王十年）开始，到秦有十二个郡时已至公元前246年（秦庄王三年）。这十二个郡建立的时间如下：


    公元前328年（秦惠文王十年）设上郡。


    前316年（惠文王更元九年）设蜀郡。


    前312年（惠文王更元十三年）设汉中郡。


    前311年（惠文王更元十四年）设巴郡。


    前280年（昭襄王二十七年）设陇西郡。


    前278年（昭襄王二十九年）设南郡。


    前277年（昭襄王三十年）设黔中郡。


    前273年（昭襄王三十四年）设南阳郡。


    前271年（昭襄王三十六年）设北地郡。


    前249年（庄襄王元年）设三川郡。


    前247年（庄襄王三年）设上党郡，同年又重建太原郡。


    因此，最早也要到公元前247年以后，也就是秦始皇当政时才可能发布上项法律。


    ［9］《汉书?刑法志》：高祖七年诏“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这是历史上最早出现“比”的规定。秦国法律文书中的案例作用，同“比”的性质相近。不过没有这种称呼。


    ［10］日本学者大庭脩认为《厩律》可能是《厩苑律》的略称（见《云梦出土竹书秦律の研究》，见关西大学《文学论集》第二十七卷，第一号）。笔者以为不是，证据就是汉代“厩律”自成一篇（见《晋书</a>?刑法志》）。另外，在云梦秦简秦律中提到“苑计”。可见，“厩”和“苑”是可以分开的，《厩律》并不一定就是《厩苑律》，因无律文只能做如是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