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秦国奴隶制的衰落

    秦国的奴隶制，到秦穆公统治时期（公元前659年至前621年）发展到了顶点。自穆公以后，就迅速走向衰落阶段。


    秦国奴隶制衰落，是全中国奴隶制迅速崩溃的历史潮流冲击的必然结果，也是这个历史潮流中的重要部分。


    从西周末年开始的社会大变革，到春秋中叶以后更加急剧起来。铁工具和牛耕在先进地区已经普遍推广；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奴隶的逃亡、暴动和国人的反抗斗争比前一个时期更加频繁、激烈［1］；井田制瓦解的速度在许多诸侯国中达到高潮［2］；在一些先进国家和地区新旧势力的斗争即将达到决战的阶段。［3］总之，奴隶制已经走到最后灭亡的时刻。


    在这样时代浪潮的冲击下，秦国的奴隶制也维持不住了。


    一、奴隶制出现危机


    人殉制受到谴责　公元前621年，秦穆公走完了他东征西伐的一生，在临死时还用了177个人殉葬，其中包括国人子车氏的三“良人”（奄息、仲行和虎）。当时就有人写诗，用哀悼三“良人”的形式，表达他们对人殉制的不满。诗中这样写道［4］：


    往来飞翔的黄鸟啊，落入了荆棘丛里。［5］


    是谁随从穆公殉葬的呢？


    是子车家的奄息。


    就是这个奄息，一人能与百夫敌。


    瞧他临穴时战战栗栗的神态啊，


    老天爷！为何把这样的好人都杀死呢？［6］


    如果允许的话，


    用一百个人代替他们都可以。


    往来飞翔的黄鸟啊，落到了桑树上。


    是谁随从穆公殉葬的呢？


    是子车家的仲行。


    就是这个仲行，一人能把百夫抵挡。


    瞧他临穴时战战栗栗的神态啊，


    老天爷！为何把这样的好人全都杀死呢？


    如果允许的话，


    用一百个人代替他们都可以。


    往来飞翔的黄鸟啊，落到了楚木。［7］


    是谁随从穆公殉葬的呢？


    是子车家的虎。


    就是这个虎，一人能抵御百夫。


    瞧他临穴时战战栗栗的神态啊，


    老天爷！为何把这样的好人全都杀死呢？


    如果允许的话，


    用一百个人代替他们都可以。


    这首诗虽然没有直接反对殉葬制，但从哀怨声中可以听到对殉葬制的不满，而且还大胆地质问“为何把这样的好人全都杀死”（“歼我良人”），这实际是对殉葬制的谴责。秦国自武公（公元前697年至前677年）开始，就实行奴隶社会普遍实行的殉葬制，到穆公死时，就已经有人敢于对这种制度提出谴责了，表明了人们对这种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开始有怀疑了。


    秦国人对用三“良人”殉葬表示不满，不是偶然的。因为，到春秋中期以后，人殉的现象在各诸侯国普遍地遭到指责，如宋襄公祭社时要杀人，就有人提出反对。［8］晋国的大夫魏武子死时，曾命他的儿子魏颗将他的爱妾殉葬，而魏武子死后，魏颗根本不听他那一套，竟把那个爱妾嫁了，还说魏武子说要殉葬是昏话。（见《左传》宣公十五年）齐国的陈子车死后，其妻和家宰要用人殉葬，其弟子亢极力反对，说如果一定要人殉葬，唯有“妻与宰”最合适，那二人一见不妙，只好作罢。（见《礼记?檀弓下》）这种反对殉葬的行为，反映了奴隶制度走向崩溃。尽管秦国的奴隶制发展得比较晚，但在这种历史趋势之下，到穆公死后，也不能不开始衰落下去。


    当然，反抗殉葬制最坚决的应当是广大奴隶，因为他们是这种残酷制度的直接受害者，虽然历史上没有留下记载他们愤怒呼声和强烈反抗的资料，但从国人大胆的抗议中，可知广大奴隶的反抗斗争必定是很激烈的。


    穆公死后秦国的内部矛盾　秦穆公死后，康公继位（公元前620年至前609年）。从各种资料来看，康公是一个好大喜功而又昏庸无能的君主。他穷兵黩武，“好攻战，亟用兵而不与民同欲”（《诗经?无衣》毛氏传）。康公还穷奢极欲，曾经以三年时间筑台，当时就有人向他指出：“饥召兵、疾召兵、劳召兵、乱召兵”（《韩非子?说林》），这样劳民伤财必然引起兵祸。康公以后的共公（公元前608年至前604年）、桓公（公元前603至前577年）、景公（公元前576年至前537年）、哀公（公元前536年至前501年）、惠公（公元前500年至前491年）、悼公（公元前490年至前477年）的统治时期，秦国的统治者一代不如一代，致使秦国内部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一天比一天激烈起来。


    劳动人民反抗奴隶主统治的斗争，常常以“盗”的形式出现。在秦国的历史上，自穆公以后，出现了“盗”的记载：公元前593年（秦桓公十一年）“晋国之盗逃奔于秦”（《左传》宣公十六年），从而证明秦国境内已经有“盗”——也就是反抗奴隶主统治的革命人民。这不仅是因为自公元前593年这一年晋国的“盗”来到秦国，才使秦国有“盗”，更重要的是它证明在此之前秦国就有“盗”。就在《左传》上述记载后面，紧接着就有羊舌氏说的这样一句话：“吾闻之：禹称（举的意思——著者）善人，不善人远。”这就证明了，“盗”之所以逃向秦国，那里必然有“不善”之人，而统治者视为“不善”者，自是不服从统治的劳动人民了。关于“盗”的记载，反映了秦国劳动人民反抗斗争的日趋激烈。


    统治阶级内部的重重矛盾，在穆公以后也公开暴露出来。有一些人对国君不满意，公开讥讽最高统治者，据说《诗经》中的《权舆》、《无衣》、《晨风》等诗都是“刺康公”的（《诗毛氏传疏》）。他们认为秦国的统治江河日下，是由于后来的国君“忘穆公之业”（《诗经?秦风?晨风》郑笺），所以有的人哀叹：看不到穆公那样好的国君，怎不叫我忧心忡忡，现在的国君啊，简直把我们都忘光了。［9］有的人以怀恋过去的方式，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他们说：从前住的房子多么宽敞高大：“夏屋渠渠”；那时每餐至少有四个菜：“每食四簋”；而如今简直快饿肚子了，“每食无余”，“每食不饱”［10］。从统治阶级中间发出的这些哀鸣，反映了奴隶主阶级有一部分人，已因奴隶制衰落而开始破落。一些奴隶主的生活不那么保险了，说明整个奴隶主的统治已走下坡路，奴隶制发生了动摇。


    至秦景公时，连统治阶级中的最高层也发生了分裂：景公之弟后子，因同景公的矛盾，竟逃往晋国，并在晋国公开咒骂“秦公无道”（《史记?秦本纪》、《左传》昭公元年、《国语?晋语》）。可见，旧的统治已经难以维持下去了。


    二、奴隶制衰落时期的对外战争


    秦国奴隶制虽然日趋衰落，但对外战争——主要是对晋国的战争，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这些战争由于双方国内形势的变化，相互间力量的消长，而互有胜负。不过，随着晋国新兴势力逐渐在国内取得优势，对比之下，秦国的军事实力就一天天显得江河日下了，反映出奴隶制日薄西山的景象。


    令狐之役　秦晋之间的战争往往与晋国内政有直接关系。公元前621年秦穆公死的那年，晋襄公也死了。因襄公太子夷皋（后为灵公）年少，晋国统治集团内部在拥立何人继位的问题上发生矛盾。以赵盾为首的一部分贵族，主张立晋文公重耳之子、襄公的庶弟雍。以贾季为首的一部分贵族，则主张立公子乐。这时，公子雍在秦，公子乐在陈。晋国内部两派争执不下，赵盾即派先蔑、士会至秦迎公子雍；贾季也派人去接公子乐。但公子乐在回来途中就被赵盾派人在郫（在晋国境内）杀死。贾季又派续鞫居杀死支持赵盾的大夫阳处父，接着又有人杀死续鞫居，贾季见此情况就逃至狄。这时，晋襄公的夫人穆嬴听到大臣们不立夷皋，而准备立雍，就抱着太子夷皋“啼于朝”，并对掌权的赵盾一面进行威胁，一面又哀告。［11］在穆嬴软硬兼施之下，赵盾只得让步，不顾已派到秦国迎公子雍的先蔑、士会，而在国内立夷皋为君，是为晋灵公。这就种下与秦战争的祸根。


    公元前620年，秦康公已派人将公子雍送往晋国，行至令狐（今山西临猗西），碰到赵盾率领的晋军。赵盾为了麻痹秦军，扬言前来迎公子雍。实际早在未至令狐前，当兵到堇阴（今猗氏东）时，赵盾就作好击秦的准备。所以，遇秦兵以后，趁其毫无准备之时，“秣马蓐食，潜师夜起”，半夜偷袭，把秦军击溃。秦军一直退到刳首（今临猗西），晋国取得胜利。


    就是在“令狐之役”晋国取胜之后，晋国的先蔑和士会因赵盾背约，而毅然投奔秦国。（见《史记?秦本纪》、《史记?晋世家》及《左传》文公七年）


    “令狐之役”以后的几次战争　在秦康公统治的年代里，秦晋也多次交兵，其中较大的有四次：公元前619年（秦康公二年）即“令狐之役”的次年，秦派兵攻晋，攻占了武城（在华县东十七里）；公元前617年（秦康公四年）春，晋伐秦，夺取秦的少梁（在韩城县南二十里）；就在当年夏天，秦实行报复性进攻，占领晋地北征（澄城西）；第四次战役在公元前615年（秦康公六年），这一次战役有必要做一点论述：


    公元前615年，秦康公决定伐晋。在进攻之前，秦先派西乞术到鲁国进聘礼，并将伐晋的计划告诉鲁国，以取得鲁的声援。是年冬，秦攻占了晋的羁马（今山西永济南），晋军由赵盾统率迎击秦军，双方对峙于河曲（黄河自永济折而东入芮城之地）。秦师早有准备，故急于求战。但晋将臾骈向赵盾献策“深垒固军”，以逸待劳，消耗秦军实力，赵盾接受臾骈建议，拒不出战。这时从晋国投向秦的士会向秦康公指出：这样的妙计必是臾骈所出，非去此人不能得胜。晋国有赵盾叔父赵武子之子赵穿，此人不懂军事，又狂妄骄横，只会纸上谈兵，又嫉妒臾骈。若派人去向晋挑战，赵穿必定逞其好勇得宠而出战。康公采纳士会的计谋，十二月，秦军出兵偷袭郤缺和臾骈统率的晋国上军，上军按兵不动，果然只有赵穿受激，出兵追击。但秦军早已远遁，赵穿追之不及，收兵后怒责军士“敌至不击”。旁人劝他要等待时机，赵穿坚持要出击，竟率其私属单独向秦进攻。赵盾闻赵穿单独出战，忙下令出兵接应，结果双方胜负未分而争相退兵。当夜，秦派人向晋师传言：约定明日继续交战。臾骈看出其中有诈，指出：“使者目动而言肆”，神色慌张，语无伦次，说明秦军恐惧，必定要逃跑，若待其渡河之时趁机进攻，秦军必覆灭。但赵穿等反对这样做，愚蠢地提出：“死伤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险，无勇也。”（《左传》文公十二年）结果，眼睁睁地看着秦军撤兵。这次战役本来晋国可以取胜，只是因为赵穿采用了错误的战术，而贻误了战机。［12］


    不久，秦又出兵攻占晋国的瑕（在今河南陕县西南）。但这里是秦国向东进攻的咽喉之地，晋国是不会放弃的。在下一年，瑕又被晋国夺回，并派大夫詹嘉在这里率兵驻守，紧紧地扼住“桃林之塞”，堵住秦的出路。［13］


    综观康公一代与晋国的战争，表面虽旗鼓相当，实际秦国已逐渐走下坡路。


    康公以后秦晋战局　自秦康公以后，秦国历经共公（公元前608年至前604年）、桓公（公元前603年至前577年）、景公（公元前576年至前537年）统治时代。秦晋在多次交锋中，秦国胜少败多，逐渐处于劣势。［14］


    在此期间，秦晋最大的一次战役是“麻隧之战”。


    公元前580年（秦桓公二十四年），秦晋两国在令狐订立盟约，双方表示要停战。但就在这次会上，双方都各怀鬼胎，互不信任。［15］果然，不久，晋厉公就为攻秦大造舆论，同时进行了外交活动，争取了楚国的中立。公元前579年（秦桓公二十五年），晋楚召开“弭兵之会”，订立休战盟约，共同约定：彼此不动刀兵，信使往来，并联合讨伐不听命的第三国。晋国解除了后顾之忧，争取了多数国家支持，就联合了鲁、齐、宋、卫、郑、曹、邾、滕，连周王室也派刘康公、成肃公参加，组成十国的攻秦之军，开始向秦大兴问罪之师。


    公元前578年（秦桓公二十六年），晋国派吕相［16］至秦宣布绝交书，这实际是一篇伐秦檄文。文中历数自晋献公、秦穆公以来秦国的“罪恶”：从晋文公死时秦国不派人参加葬礼，一直到秦晋两国发生过的大小战争，把一切罪责都加到秦国名下，尽其夸张之能事，将晋国形容为被欺侮与被损害的角色，这就为伐秦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当年五月，阵容强大的晋军同秦军战于秦国的麻隧（陕西泾阳北）。晋师将士协同一致、斗志高昂，“晋帅乘和”，秦军大败。秦将成差及不更（官名）女父（人名）被俘，晋师渡过泾水，至侯丽（泾阳县境）而还。晋厉公亲自到新占领的秦地——新楚（陕西大荔、朝邑境内）迎接凯旋的晋军。这是自秦康公以后晋军第一次大败秦军，并深入秦国的腹地。（见《史记?晋世家》，《史记?秦本纪》及《左传》成公十一年、十三年）


    麻隧之战以后，秦国组织了几次反攻，取得了一些微小的胜利：


    公元前564年（秦景公十三年），秦楚联合伐晋，这时晋国正发生饥荒，无力反击，秦国因而取得胜利。但是，次年即公元前563年（秦景公十四年），晋国的荀罃又率兵伐秦，给秦以回击。（见《左传》襄公十年）公元前562年（秦景公十五年），秦国的庶长鲍率兵进攻毫无防备的晋军，在栎取得胜利。（见《左传》襄公十一年）


    从秦晋双方总的力量相比较，这个时期晋国仍占优势。同时，它还能够常常把一些小国联合起来共同对秦。公元前559年（秦景公十八年），晋悼公会合齐、宋、卫、郑、曹、邾、滕、薛、杞、小邾等共同伐秦。这次战役是在秦国境内泾河岸边进行的，当晋军将要渡河时，秦国军队在泾河上游施放毒药，毒死了许多晋国将士，但这并没有能够阻止晋军的进攻，在鲁人、郑人及莒人勇敢精神的带动下，晋方的军队冲过泾河，一直攻到棫林（陕西华县附近）。在这次战役中，晋军抱定绝不后退的决心，他们在进攻之前填塞了取水的井，拆毁了做饭的灶，表示不取胜就要战死，再也不会回到原地吃饭了（见《左传》襄公十四年），结果取得胜利。晋国这次又深入秦国腹地，是继麻隧之战后晋对秦战争中的第二次重要的胜利。


    秦晋两国内部统治情况对比　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胜者或因其强，或因其指挥无误；败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挥失宜；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自秦康公以后，秦晋两国战争虽互有胜负，但总的趋势是：秦由胜而败、晋由败而胜。之所以出现这种趋势，除了其他原因外，最根本的原因是由秦晋两国内部政治统治情况所决定的。


    春秋中期以后，秦晋两国的奴隶制度都处于衰落阶段，但其衰落的速度和程度又有所差别：晋国从春秋开始就动乱不止，奴隶制已经崩溃；秦国则从春秋开始才进入奴隶社会。然而秦国的奴隶制自康公以后就一蹶不振，并且没有进行任何改革的迹象。晋国自惠公以后，“作爰田”、“作州兵”，晋文公又继续进行改革，使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不断得到调整。因此，虽然从总的历史潮流来看，秦晋两国的奴隶制都在走下坡路，但在一个阶段中，即康公以后的秦，国内统治每况愈下，而晋国却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政治统治的稳定，这就是秦败晋胜的根本原因。


    以人殉葬这样具体的制度为例，在秦国虽自穆公死时它就遭到诅咒和谴责，但在数百年内仍旧维持不变，既没有任何一个国君发布过改革的诏令，也没有个别奴隶主实行过改革，一直到秦献公上台以后，即公元前384年，才废除了人殉制——“止从死”。由此可见，穆公以后的秦国统治，改变是极少的。在晋国则不然，自春秋中期以后，新旧势力斗争逐渐剧烈。虽然这种斗争在当时尚未足以改变政权性质和社会性质，但在新形势下，统治阶级内部已经有一部分人主动改变不合时宜的旧制度了，像魏颗拒不执行其父遗言，断然将其父魏武子准备用以殉葬之妾嫁出去（见本章第一节），就是一例。这种改革虽不是通过法令形式进行的，但事实上它已改变了奴隶社会的殉葬制。当然，这种一点一滴的改变是不可能彻底的，不过它对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统治还是起着一定作用的。据记载：公元前594年（秦桓公十年），秦军向晋国进攻，晋国的魏颗率兵迎击，在辅次大败秦军，并俘获秦国的大力士杜回，取得胜利。在这次战斗中，晋国就有人自动参战，帮助晋军捉拿杜回。而这个主动帮助晋军捉住杜回的人，就是曾经被魏颗释放的妾之父，他因感激魏颗，而在危急关头自愿参战。（《左传》宣公十五年）这件事充分反映：对奴隶社会的旧制度进行的任何一点改革，均有其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晋国自文公以后，尽管无重大改革，但在统治政策方面较为清明，所以在一个时期内国内政治形势比较稳定。公元前564年，楚国的大臣子囊就向楚共王指出，当前晋国的卿、大夫都尽职奉公，“其庶人力于农穑，商工皂隶不知迁业”（《左传》襄公九年）。可见晋国内部是较稳定的，连子囊也不能不承认当时楚国不是晋国的对手：“当吾今不能与晋争”（《左传》襄公九年），这也确是事实。


    秦国政治腐朽，除前面列举的几方面外，国君的昏庸无能，也是其中原因之一。自穆公死后，秦国再也没有出现过比较有作为的君主。像秦穆公那样有雄才大略、能知人善任的统治者没有了，有的只是政治上毫无远见的一些国君，在这样的君主手下，一些有才干的大臣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甚至由于是非颠倒、忠奸不辨，往往使忠于秦国的智谋之士遭到杀害，致使秦国对内对外的政策屡遭失败。


    如公元前620年令狐之役时，晋国的士会（又称随会）因不满晋君的背信弃义而投奔秦国。士会是个十分重要的谋臣，到秦后曾为秦国出谋划策。公元前616年，秦晋两国大战河曲时，就是因士会献计诱晋国的赵穿出战，才使秦免遭失败的。但是，士会同当时的许多谋士一样，常常是朝秦暮楚，他们肯为谁出力，往往决定于某个君主是否会用人。由于士会投奔秦国对晋的威胁很大，晋国的六卿经过筹划，决定派魏寿余诈降于秦，以诱回士会。公元前615年（秦康公六年），晋国佯将魏寿余妻子执拘，寿余“逃”奔秦国，向秦君表示要将私邑献给秦国。他骗取秦君信任后，又策划鼓动士会归晋。他向秦君请求：选一在秦的晋人与自己一道回河东，以取得归秦之私邑。很明显，这是要士会去，康公果然中计，立即派士会与魏寿余同往。士会却故意推辞说：“晋人虎狼也。”意思是说：晋国讲话是不算数的，我若去后得不到土地，又不能回秦，那时在秦的妻子儿女恐被杀戮。此时康公仍执迷不悟，指河发誓说：即使晋人食言，你不得归秦，我也决不会拘留你的妻子。士会取得康公的保证后，安心地回到晋国。（《左传》文公十三年）


    其实早在魏寿余来降时，秦国大臣中就有人看出其中有诈。绕朝曾向康公指出，魏寿余是为士会而来的：“魏州（即寿）余来也，台（殆）□□（此处原文为方框“□”）随会也”，并建议：“君弗许也。”（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晋献公欲得随会章》）但是，这种正确的意见不仅没有得到秦康公的重视，他反而轻信士会散布的谣言，怀疑绕朝有私，并把绕朝杀掉。士会归晋后，果然再不回秦，秦康公又只得按照前约将士会妻子送去晋国。［17］就这样，绕朝、士会等有才干的谋臣被杀的被杀，放走的放走，充分说明了秦康公的愚蠢。仅此一事，就可看出康公及其以后的国君，与秦穆公比较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正因为秦国政治江河日下，到公元前575年时，它的军事实力已不能与晋、楚两大国相抗衡了。前面指出过：楚国人此时已公开承认不能与晋匹敌，说明晋强而楚弱。但秦连这样的楚还不如，在晋国看来，秦已经不在话下了。晋国的范文子就说过：“吾先君之亟战也，有故。秦、狄、齐、楚皆强，不尽力子孙将弱，今三强服矣，敌楚而已。”（《左传》成公十六年）他说现在三强都服了，晋国人的心目中只剩下一个楚国。可见，这时的秦积弱到何等地步！


    秦国之所以屡遭失败，正是国内奴隶制已经衰落，而又无丝毫改革的必然结果。


    三、春秋末年形势的变化


    春秋末年，各国之间的争霸趋向缓和，这是因为各诸侯国内部新、旧势力的斗争，阶级斗争一天天更加尖锐，甚至包括像晋国这样的曾经实行一些改革的诸侯国，也不能以个别制度的改革来维持整个奴隶社会了。因而，到了春秋末年，秦国同各国之间的关系又有一些新的变化。


    秦楚联盟的加强　春秋以来，秦楚之间虽有过数次战争，但基本上仍然保持着联盟关系。秦康公时代，为了对付晋国，就加紧拉拢楚国。楚国的国势也一天天下降，当然也需秦国的支援。在公元前611年（秦康公十年），当楚国正闹饥荒的时候，楚的附庸小国——庸（在今湖北竹山）也趁机向楚进攻。这时，正在楚庄王（公元前613年至前591年）即位之初，楚国边境的“群蛮”和戎族也不停地骚动。在楚国陷于困境之际，秦国出兵帮助楚国消灭了庸国，解救了楚的危难。


    秦国助楚灭庸，对此后的斗争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因为庸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秦楚两国必争之地。秦国占领庸，如站到楚的背后，楚国得庸，就像“窥秦之腹”。然而，秦国取得庸却还给楚，是有其深谋远虑的。其目的就是：一方面加强与楚的联盟，以安定后方，另一方面则利用楚直接牵制晋。所以说，秦国助楚灭庸，实际上是在制晋。当然，秦与楚的矛盾只是暂时隐伏起来，一旦强大的晋国衰落下去，秦与楚之间更剧烈的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不过，在春秋时期，秦、楚之间都需对方的支持，所以暂时还保持联盟的关系。


    以后，楚国逐渐强大，不断与晋、郑、陈等国进行战争，公元前597年，楚国大败晋国于邲（今河南荥阳北），又称霸中原。公元前589年，楚为对付晋国，就在蜀（山东泰安）召集齐、鲁、宋、卫、郑、陈、蔡、许、曹、邾、薛、鄫诸国会盟，秦也派大夫说参加。自麻隧之战以后，争霸的形势又发生变化：公元前575年（秦景公二年），晋、楚发生鄢陵之战，楚被晋所败。不久，晋国悼公（公元前57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