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秦人早期历史探索

    为了弄清秦的来源，首先有必要把春秋</a>以前、当秦尚未建国时的历史做一番探索。


    关于秦人从远古至春秋以前的这一段漫长的历史，当时没有留下文字资料，现有的只是后来的文献中一些零星记载。就是这一点简略的材料中，还有相当大的部分属于神话传说的性质。因此，研究这一段历史，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细密地考证现有资料，透过那些糅杂着事实与神话的记载，才能勾画出秦人早期历史的一个轮廓。


    一、远古时代的传说


    历史的长河奔腾呼啸，飞驰向前。自从人类出现在地球上三百多万年以来，在历史舞台上，演出过多少威武雄壮的场面。然而，在那遥远的过去，当人们还不会使用文字记事的时候，那些生动的历史情节，大部分都随着悠长的岁月流逝，在人们的记忆中泯灭了。流传下来的，只是一些神秘而离奇的故事……［1］


    母系社会的传说　我国古代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神话故事：从前有一位名叫女脩的姑娘，有一天她正在纺织，看见一只燕子掉下一个卵，她就拿来吃了。谁知道吞下这个卵后，女脩竟生了一个男孩，这男孩取名大业，他就是秦人的祖先。［2］


    一个姑娘仅仅因为吞吃了燕卵，就生了孩子，这当然是绝不会有的事。但是，我们也决不要把这类神话传说看做与历史真实毫无关系。它虽荒诞，但之所以能够产生，也是与一定现实相联系的。赫胥黎曾经说过：“古代的传说如用现代严密的科学方法去检验，大都像梦一样平凡地消逝了，但是奇怪的是，这种像梦一样的传说往往是一个半醒半睡的梦，预示着真实。”（《类人猿的自然史》）因此，如果我们用现代严密的科学方法，细心地剥去其神秘的外衣，透过怪诞不经的神话传说，仍然可以看到它所反映的某些历史事实的影子。


    像女脩吞玄鸟卵而生大业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古书中是有不少类似记载的。［3］而这些类似的故事，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故事的主人生下来后，都“知其母，不知其父”。这绝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在远古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母系社会阶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在原始社会曾存在过群婚，“在一切形式的群婚家庭中，谁是某一个孩子的父亲是不能确定的，但谁是孩子的母亲则是确定的。即使母亲把共同家庭的一切子女都叫作自己的子女，对于他们都担负母亲的义务，但她仍然能够把她自己亲生的子女同其余一切子女区别开来。由此可知，只要存在着群婚，那么世系就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因此，也只承认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38页）秦人的祖先，流传下来最早的一个名字就是女脩。根据民俗学，这是因为秦的后人追溯他们祖先世系，从传说中一直追到母系时代便无法追下去，于是就产生了“吞玄鸟卵”而生子的神话。


    因此，从有关秦国历史的第一个动人传说中，可以肯定这样一个事实：秦人是祖国土地上最古老的居民之一，他们在遥远的母系氏族社会末期，就在漫长的历史道路上，留下了自己模糊的足迹。


    由母系氏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　从传说中的大业以后，秦人的祖先就由母系氏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从文献记载的秦人先祖世系中，可以看出这一重要的变化：


    “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大费以“姚姓之玉女”为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其玄孙曰中潏……生蜚廉。蜚廉生恶来。”“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史记</a>?秦本纪》）


    这里明确记载，至蜚廉时则相当于商王朝末期（蜚廉“事殷纣”）。根据以上仅有的断断续续的记载，试将秦人祖先排列如下一个世系：


    从以上世系表中可以看出两个问题：（一）自女脩以后再也没有“吞玄鸟卵”而生子之类的记载。可证明这时已由“神”的传说，进入到人的传说，自此开始有了可供研究的历史资料；（二）上述记载除大业之妻女华和大费之妻姚姓之玉女外，再也没有留下女人或母亲的名字，传说的这种变化，暗示着当时女人社会地位下降。恩格斯在谈到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变革时指出：“……随着财富的增加，财富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废除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原动力。但是，当世系还是按母权制来确定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废除母权制，而它也就被废除了。”“这样就废除了按女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母系的继承权，确立了按男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父系的继承权。”（《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53页）在秦人的传说里暗示出女人的地位逐渐下降，从始祖女脩到女华和姚姓之玉女为止，她们的名字终于在世系上消失了。这就反映：自大业、大费以后，秦人的祖先就由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


    秦人的祖先从何时起由母系氏族进入到父系氏族的？现已无法考察，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这一革命在文化民族中是怎样和在何时发生的，我们毫无所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53页）但如果把关于秦人祖先的传说，同夏、商、周人祖先的传说相比较，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发展程度相距并不太远。现仅根据《史记》一书中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和《秦本纪》有关世系的记载，试排出下列世系表，便可一目了然［4］：


    一看上表便可知道《史记》中记载的这一套世系有许多矛盾：唐代司马贞</a>早就提出，“按：鲧既仕尧，与舜代系殊悬。舜即颛顼六代孙，则鲧非是颛顼之子”。谯周认为契也不是帝喾之子：“契生尧代，舜始举之，必非喾子。”（《史记索隐</a>》）其实类似的问题还可以提出很多，如秦的大业距少典至少悬隔五代，说“大业娶少典之子，曰女华”（《史记?秦本纪》），焉得令人相信？尽管历代都有人对这一套混乱的世系进行研究、考证，但至今也没有清理出一个头绪来。其实，对于这种传说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然而也绝不能把它们视为荒诞无稽，于历史研究毫无作用。以上的世系表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在秦和夏、商、周人的祖先传说中，都有“知其母，不知其父”的人，说明他们都经历过了母系社会阶段；（二）夏、商、周和秦人的祖先世系都能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中国古史</a>中长期争论未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司马迁</a>主观有意编排的，还是反映了中华民族祖先同源的实际？这一点暂存而不论。意味深长的是：秦的大业，同殷契、周弃这几位“知其母，不知其父”的人物，相距不过一代。司马迁这样记载不能说毫无根据，至少它们反映了：秦的祖先同夏、商、周人祖先在由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的相对时间，大致是相近的。根据当前史学界公认的看法，我国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一些氏族部落，大约在四五千年以前，就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时期（见郭沫若</a>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秦的祖先同夏、商、周的祖先一样，都是属于较早地融为华夏族的许多氏族部落中的一个。［5］


    二、秦人来自东方


    六七千年以前，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诸氏族正处在繁荣的母系氏族社会。有许多氏族部落分别从东、西两个方向，逐步向肥沃富饶的黄河中游黄土平原移动。后来，他们终于在中原地区汇合，并同当地的部落集团融合，而成为历史上进入文明时代最早的华夏族。


    在这些部落集团中，以后建立商王朝的商人，最初活动于东方；以后建立周王朝的周人，最初活动于西方。他们原是分别来自我国境内不同方向的氏族部落，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秦同殷一样，都来自我国的东海之滨。［6］有什么证据呢？


    共同的“图腾崇拜”　首先，从观念信仰方面考察，秦人同殷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奉“玄鸟”为祖先。前面已经提到：秦人祖先女脩，是因吞玄鸟卵而生的大业。而关于殷人祖先的传说也非常类似。据说从前有一个名叫简狄的女人，在洗澡的时候，见玄鸟生下一个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史记?殷本纪》）。这个契，就是殷人的祖先。在远古各氏族关于其始祖产生的各式各样神话中，唯有秦和殷的传说如此相近，这决不是偶然的，也不可能是哪一个人任意编造出来的。那么，它说明什么问题呢？


    秦和殷都留下与玄鸟有关的祖先产生的传说，反映了他们的祖先曾经有过共同的“图腾崇拜”，其共同崇拜的图腾，就是燕。


    原来古人所说的“玄鸟”就是燕，《吕氏春秋</a>?仲春纪》高诱</a>注：“玄鸟，燕也。”吞玄鸟卵而生子的传说，反映了秦人和殷人都把玄鸟即燕视为自己的祖先。他们都是把燕作为图腾而加以崇拜。


    秦和殷的祖先都以燕为图腾，有很多事实证明，如直到以后，他们都对燕表示极大的崇敬，以致把想象中的祖先名字，同燕联系起来。殷人是十分迷信的，他们动不动就占卜问吉凶，在占卜的甲骨中，留下这样的字迹：


    “吉燕”


    “贞惠燕”


    “贞惠吉燕”（《殷墟书契》前编卷六）


    将“燕”同“吉”与“惠”这样的好字眼联系起来，并卜而祀之，可见其崇敬的程度。殷人还把自己的祖先称为“玄王”，如《国语</a>?鲁语》记载：“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汤。”《诗经</a>?商颂?长发》中也有“玄王”的称呼。“玄王”就是殷人的祖先契，《荀子</a>?成相》说：“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这表明殷人把燕——玄鸟用来做自己祖先的名字。


    这种情况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中，是普遍存在的。恩格斯在征引摩尔根所调查的塞讷卡原始部落的氏族时曾经指出：“这个部落内有八个氏族，都以动物的名称命名：（1）狼，（2）熊，（3）龟，（4）海狸，（5）鹿，（6）鹬，（7）苍鹭，（8）鹰。”接下去，恩格斯写道：“氏族有固定的人名或几套人名，在全部落内只有该氏族才能使用这些人名，因此，氏族个别成员的名字，也就表明了他属于哪一氏族。氏族的人名一开始就自行带来氏族的权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84、86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殷人和秦人都把他们传说中的祖先——尽管是个别成员——称为玄鸟或燕，这里就正与恩格斯指出的情形一样，表明了他们都是属于以玄鸟——燕为名字的那一氏族。


    从秦人和殷人的共同的图腾崇拜中，可以推断他们所属的这一氏族，最初可能活动于我国东方：


    《吕氏春秋?音初》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当殷契的母亲简狄还是个姑娘的时候（有娀氏之女），上帝派一只燕子去看她，简狄见燕十分喜爱，后来燕遗下卵就飞走了，从此再不回来。在这个记载中，说这只来探望简狄的燕鸣的声音为“嗌嗌”。从这个记载中可知：秦人的祖先称为“伯益”，可能与燕鸣的声音“嗌嗌”也有关系，因为“嗌”和“益”两个字在古代是通用的。而在古代我国东部地区的一些部落，正是把燕直呼为“益”或“乙”的。《说文》中有：“乙乙，玄鸟也，齐鲁之间谓之乙乙，取其名自呼。”这就证明前面的那个故事，是流传于“齐鲁之间”的。当然，这里所谓的“齐鲁之间”不可能是十分精确的地域概念，但却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方位的线索，至少在当时中原地区的东方，或者说是黄河、长江下游。也就是说，由玄鸟的崇拜而将自己祖先称为“益”的，当是我国古代东方的某些部落集团。


    以玄鸟为图腾的部落早期活动的地方，可能就在山东半岛的齐、鲁一带，还可以找到许多证明：《左传</a>》昭公十七年载鲁叔孙昭子问郯子，少昊氏以鸟名官之故，郯子说：“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爽鸠氏，司寇也……”这个郯子就是与秦人同源，也为嬴姓，其所说的爽鸠氏、少昊就是在齐鲁。《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晏子</a>与齐景公谈到齐的早期居民时，曾这样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鲁的曲阜是少昊之虚，可见爽鸠氏居地就在曲阜，后来的蒲姑氏也是殷的同盟，亦当为鸟图腾部落，所以秦人的祖先最初活动于东方，大致是可以肯定的。［7］


    从秦人崇拜句芒，也可以证明他们同殷人的关系，《墨子</a>?明鬼下》记载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秦穆公在庙中见到一个穿黑衣服的神，他十分害怕。谁知这个神说：你不要恐惧，我是上帝派来护佑你的，能使你的国家昌盛，子孙繁茂。秦穆公感激涕零地问道：神是什么名字？神说：“予为句芒。”据专家们研究，原来这传说中的句芒神就是由人们对玄鸟崇拜而演化来的，所以句芒乃是古代东方之神，在东方的一些部落都崇拜句芒。像秦穆公遇到句芒的故事，就反映了秦对句芒的信仰，殷人当然自不待言。［8］句芒是他们共同信仰的大神。


    从对祖先来源的传说中，以及崇拜、信仰等观念方面考察，可知秦人同殷人祖先原系东方之氏族。


    经济生产的共同性　在经济生产方面，秦人祖先与殷人祖先也是最为接近的。殷人早先本是以狩猎、牧畜为主的游牧氏族，这从他们在商汤以前频繁迁徙［9］，以及有关商人祖先事迹的记载中都可以得到证明，无须赘述。


    秦人祖先也是以游牧、狩猎为其经济生活主要内容的，如柏翳（伯益）能“调驯鸟兽”（《史记?秦本纪》），不少古籍还记载他是“虞官”（《国语?郑语》注），专管“草木鸟兽”（《史记?五帝本纪》）。伯益以后秦人祖先的事迹，都与牧畜、狩猎有关，如费昌、孟戏、仲衍等都是以能“御”而出名。还有恶来、飞廉也具有猎人的特点：“恶来有力，蜚廉（即飞廉）善走。”（《史记?秦本纪》）还有一些资料记载费仲能“足走千里”（《太平御览</a>》引《墨子》佚文），恶来能“手裂兕虎”（《晏子春秋</a>》）。在战国时代的诗人屈原</a>的《离骚》中也提到飞廉。从流传下来的这些事迹，可窥知秦人祖先的生活与游牧、狩猎是分不开的。直到以后，在秦人的习俗中，还长久地保持着游牧的传统，如周孝王时，秦的非子“好马及畜，善养息之”，并为周孝王养马，使“马大蕃息”（《史记?秦本纪》）。秦人长于牧畜，故古代流传着善相马者皆出于秦、赵。赵本与秦为同族：“自蜚廉生季胜已下五世至造父，别居赵。”（《史记?秦本纪》）这是赵人的祖先。所以，秦、赵均</a>有善相马者，这正是保持本族牧畜生活传统的重要反映。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往往保持着很长时间尚不泯灭。到春秋初期，秦人的某些生活习惯还遗留着早先游牧人的传统，《史记?秦本纪》的一段记载，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


    秦文公一次游猎就率领七百人的队伍，持续达一年之久，其规模已相当可观。更可异者，竟在游猎中由原居甘肃东部，移至汧渭之会（今陕西眉县）“即营邑之”。这在当时各诸侯国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件事正说明秦人在当时还保持着狩猎、游牧民族的古老传统。


    从经济生产的特点看，秦同来自东方的殷人，显然有极为重要的共同性。


    墓葬材料的证明　在墓葬材料中，也可找到秦与殷人祖先关系十分密切的证明。从新中国</a>成立以来在陕西省地区陆续发掘的近千座秦墓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墓葬，与殷商时期墓葬有不少相关之处，例如殷制天子墓为亚字形，诸侯墓为中字形，有严</a>格等级界限。而在陕西省凤翔南指挥发现的秦公大墓，虽然有的规模较殷王墓大得多，但在七个秦公陵园二十二座大墓中，只有中字形墓、甲字形墓，而绝无亚字形墓。这表明秦国陵墓形式仍遵循着殷制，秦公仅以诸侯自居，而不敢僭越。在1976年至1977年发掘的陕西省临潼县上焦村秦始皇</a>陵陪葬墓，已清理的八座，也均为甲字形。其他像墓壁、殉葬等方面，秦墓与殷墓也有惊人的类似之处。随着这些秦墓发掘报告的公开发表，可以找出更多的考古材料证明秦同殷人的密切关系。


    综观上述，可以断定秦人的祖先与殷人祖先，最早可能同属一个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既然殷人早期活动于我国东方已成不疑之论，那么秦人的祖先最早也应生活在我国东海之滨，大约在今山东境内，这也是可以肯定的。［10］


    这里应当顺便指出：有些外国学者曾经极力鼓吹，古代的居住在黄河流域的民族乃是从中亚甚至欧洲迁来的，也就是说“华夏”族是由西方迁移过来的居民融合而成的，而“西戎”和秦便被认为是西来的人种。对于西戎的研究因超出本书的范围，暂存而不论；对秦的来源，通过以上论证，则足以驳倒“西来说”的谬论。总之，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国古代形成的族（“华夏”共同体），其成分主要是黄河流域的居民，在人种学上为太平洋蒙古人种，首先是统称为东亚（远东）种族的北方集团。就连一些外国学者也不能不承认：“欧罗巴人种比较明显的混入是在现今中国的西北和西部出现的，看来其实很晚，很可能不早于公元前第一千年。”（刘克甫、索弗罗诺夫、切博克萨罗夫：《古代中国人民的民族起源问题》）秦人是较早地融入“华夏”族的一部分，他们是从东方来的，因此在人种上与欧罗巴是绝对没有关系的。


    三、夏、商、周时代的秦人


    从公元前21世纪开始，在中国土地上相继建立了夏（公元前21世纪至前17世纪）、商（公元前17世纪至前11世纪）和西周（公元前11世纪至前770年）三个奴隶制王朝。在夏、商、周时代秦的祖先情况如何呢？


    夏王朝时期的秦人祖先　从记载中的夏启开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奴隶制的国家。当夏王朝统治时期，“秦人”或“秦族”这个名称实际并未出现，因为将这一部分人称为“秦”还是以后的事情。不过，为了照顾习惯，这里仍把他们的祖先称为秦人。


    在夏王朝建立前夕，秦的祖先伯益曾帮助过禹治水，并为舜驯服鸟兽，舜因此而“赐”秦人“姓嬴氏”（《史记?秦本纪》）。秦人的姓是否系舜所“赐”，虽仅属传说，但他们为“嬴”姓，确是无疑的。直到以后秦国的宗族始终自称姓“嬴”，如秦文公说：“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史记?秦本纪》）秦国女子出嫁他国者姓名中皆有“嬴”字：襄公妹嫁丰王称</a>“穆嬴”（《史记?秦本纪》）；穆公时秦宗女嫁与晋公子重耳者称“怀嬴”（《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和“辰嬴”（《左传》文公六年）；秦女嫁与楚平王者称“伯嬴”（《列女传</a>》四）；秦女嫁与鲁文公者称“敬嬴”（《左传》文公十八年、《史记?鲁世家》）。此外尚有《左传》昭公十九年：“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左传》襄公十二年：“秦嬴归于楚”，等等，不胜枚举。所以司马迁说：“秦之先为嬴姓”（《史记?秦本纪》），既非神话，也不是传说，这已为事实所证明。但秦何以姓“嬴”？确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一问题虽被尧、舜的传说弄得神秘化了，然而若联系秦人早期历史，自不难找到科学解释。原来“嬴”姓与秦人对玄鸟的图腾崇拜有关，玄鸟就是燕，而据刘节先生研究：“燕、赢，实为同类双声”，刘先生这里提出的“赢”就是“嬴”，从他文章的引文中就可证明：“文公六年贾季曰：辰赢嬖于二君。杜预</a>云：辰嬴，怀嬴。”（《释嬴》，载《国立中山大学</a>文学院研究集刊》第一册）所以“嬴”也就是“燕”，嬴姓即燕姓。把祖先崇拜的图腾名称作为自己的姓，这是中国姓氏的重要来源之一。了解秦人祖先是以燕为图腾，对于秦人何以姓“嬴”的问题就不难理解了。


    据《史记?夏本纪》载：舜死后，禹即位，“举益，任之政”，禹死时“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这一段有关夏代奴隶制国家起源的重要资料，反映了什么问题，这里先不讨论，仅就传说中秦的祖先伯益（即文中的“益”）同禹的关系来看，这一支游牧于东海之滨的氏族部落，在夏王朝建立前夕（即公元前21世纪）已经同居住于中原的部落有所接触，在夏代，杼（或作帝予）曾“征于东海”（《古本竹书纪年</a>》），其势力达到遥远的东方。那么，秦人的祖先已经同夏奴隶制政权发生联系，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了。


    由于夏代历史至今仍不十分清楚，所以秦人祖先在夏代时的情况也不可能有更具体的资料。随着夏代历史研究的深入，相信会有更多的材料出现，使秦人祖先的历史更加清楚。


    商王朝时期秦人的祖先　公元前17世纪，商灭夏，从此商王朝代替夏王朝，在中国建立了第二个奴隶制国家。由于秦人的祖先同商人的祖先为近族，故秦人同殷人政治上的关系亦非常密切。从文献记载来看，夏以后秦人的祖先始终为殷奴隶主忠心效劳。如夏末，秦人“去夏归商”，在推翻夏王朝的战斗中，他们发挥了自己的特长：“为汤御”，“御”就是“驭”，从《大盂鼎》铭文“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可知：“驭”是属于“人鬲”的一种，而人鬲在商周奴隶制时代的身份是奴隶。因此“驭”的身份也无疑是奴隶（参见郭沫若：《奴隶制时代》，92～93页）。不过“驭”是奴隶——“人鬲”中最高的一级，加之秦人的祖先在助殷灭夏的过程中有功：“败桀于鸣条”（《史记?秦本纪》），所以得到殷商统治者的另眼看待：大廉的玄孙孟戏、中衍不仅为帝太戊御，而且“使御而妻之”，得到宠幸。至中衍以后，因“遂世有功，以佐殷国”，秦人的不少首领被殷商奴隶主提拔起来，成了殷王的大臣。这从“嬴姓多显，遂为诸侯”（《史记?秦本纪》）的记载就可得到证明。


    秦人由奴隶的地位，而有部分人进入统治者之列，在古代并不奇怪。据郭沫若考释：“臣民均古之奴隶”，“臣民字均用目形为之”，如臣字作（见《周公》），而民字作（见《盂鼎》）。臣字是以竖目表示顺从的奴隶，民字则以横目并被一物穿刺表示不顺从的奴隶。于是，统治者对于他们给予不同待遇：“其柔顺而敏给者则怀柔之，降服之，用之以供服御而为臣。其愚戆而暴戾者初则杀戮之，或以之为人牲，继则利用其生产价值，盲其一目以服苦役，因而命之曰民。”（《释臣宰》，见《沫若文集》第十四卷，348～354页）郭沫若的这个论断是颇有见地的，这也说明：为什么商周时代的奴隶称为“驭”，而高级大臣中也有“御”这一职位。事实上，并不矛盾，秦人祖先的历史就进一步替这一论断作了证明。从古代文献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在殷商奴隶制王朝统治时期，秦人的首领确实顺从商王朝，尤其是到中衍以后，更为清楚：中衍之玄孙中潏“在西戎，保西垂”（《史记?秦本纪》）。这个“西垂”以前曾被误解为某个具体地名，实际“西垂”乃是“西陲”，“垂”与“陲”通。如秦泰山石刻“陲于后世”（《金石索》），《史记?秦始皇本纪》作“垂于后世”。所以，郭沫若指出：西垂，“乃泛指西方边陲”（《两周金文辞大系?秦公铭文考释》）。也就是说，中潏曾率一部分秦人替殷商奴隶主保卫西方的边陲。这时商王朝的边界大约是：天邑商即商王畿</a>西界北段以太行山为界，西南界为沁水，而商王朝的外服范围，“其西界达渭水之中游”（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这一部分秦人在渭水中游保卫着殷王朝的西部边界，因这里乃西戎之地，故《史记?秦本纪》记曰：“在西戎，保西垂。”很明显，这时在中潏率领下的部分秦人是在保着殷商的“西垂”。但后来在周孝王时，秦的申侯却对周孝王说：“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史记?秦本纪》）从这段话来看，中潏似乎在保卫着周人的西陲。这完全是申侯为讨好周孝王而故意混淆事实的说法。因为当时已至殷末，殷、周对立已经十分尖锐，若中潏在周之西陲，则与殷的本土相隔很远，往来决非容易。但中潏之子蜚廉、蜚廉之子恶来都是效忠于殷王朝的有名人物：“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史记?秦本纪》）许多古籍都记载了他们“助纣为虐”的事。《荀子?成相》：“世之灾，妒贤能，飞廉知政任恶来。”《吕氏春秋?当染》：“殷纣染于崇侯、恶来。”可见恶来、飞廉事纣之记载决非虚妄。既然如此，中潏也决不可能远离殷商而去周的西陲，所以申侯对周孝王说的话是不能完全相信的。


    殷末，除一部分秦人在殷王朝西陲的渭水中游以外，大部分则仍留在殷的东面，而他们的首领则忠实地为殷商奴隶主效劳。自中衍以后“嬴姓多显”，表明秦人内部已开始了阶级分化，当殷商被周人灭亡之际，秦的首领也同殷纣王一起被杀：“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史记?秦本纪》）恶来之父蜚廉也为殷人殉死，《史记?秦本纪》这样记载：“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遂葬于霍太山。”《孟子</a>》记载稍异：“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11］


    总之，在殷商时期，秦人的祖先属于对殷商奴隶主统治驯顺的一个氏族部落。


    西周初期的秦　公元前11世纪，突起于西方的周人一举灭殷。周人原居于渭水流域，当他们在灭殷前，还处于氏族社会末期，总人口只有六七万人。［12］周人灭殷以后，就把殷人变为自己本族的氏族奴隶，原来顺服于殷的各族当然也成了周人的奴隶。这样，在殷商时已开始阶级分化的秦人祖先，此时则全族皆变为周人的氏族奴隶。


    周初，当武王死后，成王继位时，商纣的儿子武庚曾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反周叛乱。这次叛乱有居于周人统治东方的不少氏族和诸侯国参加，居留在东方的秦人祖先嬴姓氏族也参与了叛乱。据《逸周书</a>?作雒解》云：“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畔。”这里说的“徐”、“奄”都是嬴姓，而“盈”就是“嬴”。［13］可见，这些嬴姓之人此时尚坚决与西周统治者为敌。当时，辅佐成王的周公姬旦毅然调动大军举行东征，平定了叛乱。


    叛乱平定后，周族奴隶主阶级对参与叛乱的人们予以残酷的镇压，除大量杀戮以外，对剩下的“顽民”，就采取强迫迁出原地的办法，如对“奄”，就“迁其君薄姑”（《史记?周本纪》）。嬴姓氏族被迁往各地，一部分迁往黄、淮流域，这些嬴姓氏族后来在那里建立了一些小国，到春秋时有的还存在着。［14］还有一部分参与叛乱的嬴姓氏族则被迁往西方。原来在殷商西陲的一部分秦人祖先，因西周占据了殷人统治地区，已被赶向更西的西周边陲。这时，又有被从东方迁来的部分嬴姓氏族，两部分加在一起，就成为最大的一股嬴姓氏族，他们被西周统治者赶向西方边陲，踏上了那遥远的、荒凉的黄土高原。这些人就是秦人的直接祖先。


    秦人的祖先被赶往遥远的西方，他们居住在西陲，随着周王朝的边境扩展得愈来愈大，这个西方的边陲则愈来愈远。最后，秦人来到今甘肃天水附近。


    西周初年，由于整个氏族都沦入周人的奴隶地位，所以秦人内部的阶级分化也暂时停滞下来。直到周穆王时代，才有造父替周穆王赶车，充当“御”的职务。［15］此时，他们最多也只是周奴隶主贵族的高级奴隶。因此，在当时留下来的历史文献中，没有关于秦人的记载，这就不难理解了。


    西周末年的秦　大约到公元前890年，秦的历史脱离了神话和传说的时代，开始有了可靠的记载。


    在周孝王时，秦人的祖先仍旧过着游牧生活，养马依然是他们的特长：“好马及畜，善养息之。”（《史记?秦本纪》）此时他们居住的地方叫“犬丘”（在今甘肃天水地区）。［16］首领叫非子。由于非子善于养马，后来被周孝王召至“汧渭之间”（在今陕西扶风和眉县一带），叫他负责给周王室养马。随着周王室的衰落，秦的地位和作用也愈加受到周王室的重视。后来，周孝王封秦为“附庸”，并准许他们在秦这个地方建筑城邑——“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从此定居下来。从这时候起，“秦”才成为他们的正式名称，嬴秦真正登上历史舞台了。


    秦，这个地方在今天的甘肃省清水的秦亭附近。这里土地肥沃，一直是农业区。（秦）字，像手舂禾，表明“其地宜禾”。秦人定居在这里，反映了游牧经济开始向农业经济转变。


    秦人由游牧转向定居，还意味着：原来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社会开始解体，代之而起的是以地域划分国民的阶级社会，国家即将出现。这在秦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自从秦被赶向西陲以后，在周人的眼里，他们就同戎、狄无异。随着秦的发展、壮大，又被封为“附庸”，表明周奴隶主已开始把秦同戎、狄区别开来。这时，秦人大约已有数万人之众［17］，他们已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了。


    西周奴隶制的崩溃和秦奴隶制的产生　早在西周中期，封建的经济因素就在王畿附近出现了，奴隶制开始动摇。到周孝王、夷王，特别是周厉王统治时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就连平民阶级——国人也对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不满，于公元前841年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国人暴动，揭开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社会大转变的序幕。


    与此同时，西周四围的一些方国也加强了对周王室的反抗和进攻，其中对周威胁最大的，是以狁为首的戎、狄部落，这些戎、狄部落在关中地区抢掠，甚至侵扰到周国都的丰、镐附近，使周王朝的统治阶级惶惶不可终日，加速了奴隶制的崩溃。


    这时，秦人虽已在周孝王时就“分土为附庸”（《史记?秦本纪》），但其本族之人仍有被西周奴隶主掠去当奴隶的。1959年6月在陕西蓝田发现的《询簋》铭文中有：


    今余令女（汝）、商宫（司）邑人先虎臣后庸：西门夷、京夷、夷、师笭侧薪、□（此处原文为方框“□”）华夷、由□（此处原文为方框“□”）夷、人、成周走亚、戍秦人、降人、服夷……


    据郭沫若考释：此器作于周宣王十七年（公元前811年）［18］，其铭文内容“先虎臣后庸”与《大盂鼎》的“自驭至庶人”的意思相仿，“庸与佣通，即是奴仆，庸字统括‘西门夷’以下至‘服夷’。”（《弭叔簋及询簋考释》，载《考古》，1960（2））可见：“秦人”在这里同“服夷”、“西门夷”一样，是当做奴隶被征戍去替西周奴隶主服役的，在过去流传下来的《师酉》中也有类似的铭文：


    王乎（呼）史（墙）册师酉：乃且（祖）啻官邑人，虎臣、西门尸（夷）、尸（夷）、（秦）尸（夷）、京尸（夷）……（《两周金文辞大系?师酉》释文）


    这里也出现了被作为奴隶看待的“秦夷”。郭沫若根据“询之祖为乙伯，酉之父为乙伯”，断定“酉与询为父子”，因将原来被认为系懿王时代的《师酉》，改置为宣王元年。从以上两件铜器的铭文来看，在西周末年，尽管秦人已有“分土”，但仍有部分人当做奴隶被西周奴隶主役使。


    不过，对于大部分秦人说来，西周的统治阶级已无法把他们当奴隶役使。随着周王室的衰落，整个秦这一附庸，在西周统治者眼中的地位，则愈来愈高。因为戎、狄的进攻，周王室甚至也不能不向人数不多的秦求援。所以当周宣王在内外交困之际，就封秦的首领“秦仲为大夫”，叫他率领秦人去打戎、狄，大夫总比附庸的地位高了一点，秦仲也就不惜为周宣王卖命。公元前825年，秦仲奉周宣王之命伐西戎，但毫无所获，最后连秦仲自己也在公元前822年的伐戎中送了命。


    秦仲死后，周宣王又召秦仲的大儿子庄公昆弟五人领兵七千同西戎作战。这一次取得很大胜利，夺回了被西戎占去的犬丘。从此，秦开始强大起来，于是秦庄公被封为“西垂大夫”。以后，秦人的头目更加卖力地替西周王室打仗。庄公的大儿子世父发誓赌咒要“杀戎王”，并将继位的机会主动地让给他的弟弟襄公，自己率人去与戎作战。


    公元前777年秦襄公即位。这时戎、狄势力更加猖獗，竟围攻犬丘，并虏走世父，一年多后才将他放回。秦在戎、狄进攻面前采取两个措施，一方面秦襄公将自己的妹妹嫁给西戎中的丰王为妻，以便分化戎人［19］；另一方面迁都于汧邑，节节向东逼进。当时秦的地位在东方许多统治者的眼中迅速上升，公元前773年（秦襄公五年），司徒郑桓公曾问史伯说：“姜、嬴其孰兴？”史伯对曰：“夫国大而有德者近兴。秦仲、齐侯，姜、嬴之隽也，且大，其将兴乎！”（《国语?郑语》）这时秦仲已死，当为襄公之时，而史伯则以秦与齐并论，认为它们是大国，且“将兴”。由此可见秦的势力在襄公时已有很大增长。


    然而，西周王朝的统治则愈来愈衰落。周幽王（公元前781年至前771年）末年，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更加残酷，从而使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在西周王室统治范围内，奴隶的反抗更加猛烈，连平民阶级也对腐朽的朝廷不满意了：“国人皆怨。”趁这样的机会，在公元前770年，戎、狄又大举向西周都城进攻。周幽王召集诸侯救援，但“兵莫至”（《史记?周本纪》），表明西周奴隶主的集权统治已经瓦解。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秦襄公曾尽力帮助周王室的军队抵抗戎、狄的进攻，也挽救不了它的灭亡。戎人终于攻入镐京，周幽王被杀死在骊山。从此结束了西周的统治，历史进入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年至前476年）。


    从西周末年开始，一方面是周王室势力一天天衰落；另一方面则是秦的地位一天天上升，他们在帮助周王室抵御戎、狄的过程中，由附庸而大夫。这种变化正反映了长期被压抑的秦，在周王室衰落的情况下，得到了发展的机会。秦人首领地位的提高，显示了内部阶级分化已趋于完成。长期徘徊于阶级社会门槛之外的秦，趁着西周的灭亡，就要跨进奴隶社会的大门了。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中说</a>：“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后来，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又加的注：“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公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起源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村社是或者曾经是从印度到爱尔兰的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72页）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说明，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著作问世以前，很少有人了解阶级社会以前的历史，而关于那个时代的具体情况，由于没有文字记载，当然没有人知道了。所以留下来的只是一些神话和传说。


    ［2］《史记?秦本纪》云：“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按：玄鸟即燕。见《吕氏春秋?仲春纪》高诱注：“玄鸟，燕也，春分而来，秋分而去。”陨，《说文》：“从高下也。”清人洪亮吉</a>认为：秦人祖先传说与殷人传说相似，就断定“此乃因简狄事附会，不足信”，这种说法未免武断。


    ［3］如：燧人之氏，“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宓牺”（《太平御览》七十八引《诗?含神雾》）。


    “黄帝</a>……母曰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明郊野感，附宝孕廿四月，生黄帝于寿丘。”（《绎史</a>?帝王世纪》）


    “少典妃安登，游于华阳，有神童感之于常羊生神子，人面龙颜好耕，是为神农</a>。”（《路史</a>?后纪三》注引《春秋元命苞》）


    此外还有：颛顼母见摇光之星生颛顼（见《今本竹书纪年》、《山海经</a>》等引），帝喾母不觉而生帝喾（见《帝王世纪》），庆都与亦龙相配而生尧（见《含神雾》、《初学记</a>》及《太平御览》引），舜母见大虹而生舜（见《今本竹书纪年》引），枞华感枢星而生舜（见《尚书</a>帝命验》引），女嬉得意苡吞而生高密（见《吴越春秋</a>》），女节接大星而生朱阳（《帝系》），等等。殷人的祖先契，是因母简狄吞玄鸟卵（见《史记?殷本纪》及《诗经?商颂?长发》），周人的祖先弃，也是因其母姜原“践巨人迹”而怀孕的（见《史记?周本纪》）。


    ［4］有关远古时代传说的记载，在《史记》中还有《三皇本纪》，系唐司马贞补作。我们在这里只是将司马迁写《史记》时取的传说材料做一个比较，所以对于唐人补写的《三皇本纪》和其他材料则不涉及。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生二子……其一曰玄嚣……其二曰昌意……昌意……生高阳……是为帝颛顼也……帝颛顼生子曰穷蝉……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极，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勳。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而弟放勳立，是为帝尧。”


    《史记?夏本纪》：“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


    《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


    《史记?周本纪》：“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


    ［5］从大业、大费以后秦就进入父系氏族时期，这一点从《史记?秦本纪》中可以得到确凿的证据，也为一般学者所公认，


    但是，据蒙文通</a>先生研究：“《秦本纪》称申侯言‘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仲潏，保西垂’。班固</a>《律历志》称张寿王治黄帝《调历》，言‘化益为天子，代禹。骊山女亦为天子，在殷周间’。仲潏生蜚廉，善走，以材力事殷纣。则郦山之女，固在殷周间，当即张寿王所谓骊山女为天子者也。”（《周秦少数民族研究》，22页，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照上述说法看：秦的祖先中又有“郦山之女”曾在“殷周间”“为天子”，这似乎也是母系氏族社会的反映。好像至殷周间，秦的祖先仍停留在母系氏族社会的阶段。


    蒙先生提出的资料是值得重视的，但仔细研究则大成问题。首先，这个“郦山之女”曾“为天子”之事不见于《史记?秦本纪》。在《史记?秦本纪》中只是通过申侯倒叙的口吻说出：“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这里并没有提到胥轩之妻“郦山之女”曾为天子。请注意：申侯说这段往事的目的在于强调与戎族的关系，以便达到“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适者”（《史记?秦本纪》）。如果郦山之女果真曾有过“为天子”的事，申侯不会不提。此其可疑者一。其次，据申侯言：“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则郦山之女即为中潏之母。然而，《史记?秦本纪》在叙述秦之世系时，只提到：“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其玄孙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这里，根本没提中潏之母，连胥轩亦未提到，如果郦山之女果真曾“为天子”，在这里决不会连提都不提。此其可疑者二。蒙先生说：“（太史公）乃于仲衍至仲潏之世系不能言，又不纪戎胥轩事。”（《周秦少数民族研究》，24页）但太史公何以宁付阙如而不纪郦山之女以及胥轩事？回答只有一个，就是司马迁认为申侯所说的这段历史是不可信的，更不用说连申侯提都没提到的“为天子”事了。


    至于《汉书</a>?律历志》所载“骊山女亦为天子”，也有以下两个问题：首先，这个“为天子”的骊山女何以证明就是申侯提到的郦山之女呢？蒙先生仅因其“在殷周间”就断定申侯提到的郦山之女“当即张寿王所谓骊山女为天子者也”。其实，如上所述，申侯的话是很难当做信史看待的。而且，张寿王所说的这一段话可靠程度，也应画问号。《汉书?律历志》是把张寿王的言行当“作祅言欲乱制度”的内容记载下来的：“寿王及待诏李信治黄帝《调历》，课皆疏阔，又言黄帝至元凤三年六千余岁。……寿王又移《帝王录》，舜、禹年岁不合人年。寿王言化益为天子代禹，骊山女亦为天子，在殷周间，皆不合经术。”由此可见，汉代人就已不相信张寿王这一套虚妄不实之词，后因其“诽谤益甚，竟以下吏”。现在看来，张寿王所言，确也有不少荒诞不经之处。因此，仅凭一句“骊山女亦为天子，在殷周间”的话，就断定此其为申侯所说的真伪难辨之“骊山之女”，显然是很难令人相信的。


    因此，蒙先生的推论是不能成立的，秦之祖先郦山之女“为天子”是不可信的。秦人由母系社会转入父系社会是在大业、大费时期，而不在“殷周间”。这一结论是不能动摇的。（蒙先生上述论证并不在于说明秦人于殷周间存在母系，而在于说明秦人祖先系戎族。因涉及这个问题，故附证于此。至于秦人祖先来自西戎的说法，蒙先生的重要根据就是这一条，所以此说亦不攻自破了。）


    ［6］殷人来自东方，这种看法现在已为大多数史学家所公认，如范文澜</a>的《中国通史简编</a>》第一编107～108页，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155～156页，以及李亚农的《李亚农史论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中对此均有论述，故不需在此赘述。唯金景芳先生在《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说》（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中提出“商文化起源于辽水发源处”，即今内蒙古昭乌达盟一带。这种说法确为一种新颖见解，颇值得注意。不过，金先生的论点，目前尚缺乏根据，在该文中提出的最重要根据仍是对“砥石”一地位置的确定。金先生认为：“《荀子?成相》说：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这个“砥石”就在“辽水发源处，今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白岔山。正是我国的北方。证据就是《淮南子</a>?坠形训》说：‘辽出砥石。’高诱注说：‘砥石地名，在塞外，辽水所出，南入海。’惜前人多不注意及此。”这种论点之所以难于成立，主要是仅仅据一个高诱的孤证，就否认过去一切人的研究成果是比较困难的。其实，关于砥石的地望，自古就有种种不同说法，除王国维</a>考证为沩水流域外（参见《观堂集林》），还有另外的一些说法，如《荀子》杨倞</a>注以为砥石即砥柱，而砥柱则在黄河中游，今河南境内。《水经</a>?河水注》云：“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当水者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显然，这不可能当做商人起源的根据。此外尚有其他的种种说法，不能一一列举。总之，拙见以为：金先生提出殷人起源地望的新看法，是值得注意的。但就目前提出的根据来说，还不足以改变一般看法。因此，本书采用通行的论点，坚持殷人来源于东方。


    ［7］参见徐中舒：《殷商史中的几个问题》，载《四川大学学报》，1979（2）。


    ［8］参见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社稽五祀”、“句芒即玄鸟”一节，48页。


    ［9］关于盘庚以前殷人迁徙的次数有几种不同的记载：《尚书?盘庚》序：“盘庚五迁。”孔氏传：“自汤至盘庚凡五迁。”马融</a>曰：“五迁，指商立、亳、嚣、相、耿。”但一般认为自契至汤共十四代八迁，即：由亳居蕃一迁；蕃迁砥石二迁；砥石迁商三迁；商迁泰山之下，复又迁商四迁、五迁；商迁殷六迁；殷又迁商七迁；商迁亳八迁。（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二）不论五迁、八迁，殷人在盘庚以前迁徙较频繁是毫无问题的。


    ［10］过去，有的研究者根据后来秦人居于周人之西，从而断定秦人原系西方的氏族部落，乃羌人的一部分，甚至认为同周人原属同一氏族。如吕振羽在《中国原始社会史》一书中写道：“商族自东来”，“夏族自西来”，后来夏族“向东南者便发展为后来的周族，留在关中一带者，便又形成后来的秦国”。这是没有什么材料证明的，事实上，从各方面考察，秦人同周人毫无共同之处，他们决不会来自同一氏族部落。如关于始祖的传说，周人后稷（即弃）乃其母姜原“见巨人迹”，“践而身动”（《史记?周本纪》）生出来的，与殷人、秦人传说的吞玄鸟卵生子不相干。神话传说的不同，反映了产生这些神话传说的氏族经济和文化生活各异。玄鸟、驯兽一类的神话，产生于狩猎、牧畜发达的氏族，而有关周人祖先的传说，几乎与狩猎、牧畜根本无关，却与农业种植有密切联系。如：“弃为儿时……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史记?周本纪》）以后关于周人祖先的传说均与农业生产有关，甚至后稷这个名字本身，也是农业经济现实的反映。事实证明：在经济生活方面，周人与秦人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在政治关系方面，从文献记载来看，至少在西周以前，秦人同周人没有发生过任何联系，就是在周武王灭商时，他们联合起西方、南方一切能联合起来的人：“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尚书?牧誓》）其中并没有秦，证明秦此时确是站在殷商一方的，现有的一切材料都记载着秦人始终把自己的命运同殷人联系在一起，而同周人为敌。


    另外，蒙文通先生也认为：秦原系西方戎族。但蒙先生的根据主要是申侯所言：“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以及张寿王言“骊山女子亦为天子”这两条材料，猜测：“殷周之间，中国安得有天子曰骊山女，斯其为西戎种落之豪欤？”由这一猜测而推出：“胥轩曰戎，自非夏族，此秦之父系为戎也。”又进一步推出：“则申侯之先，骊山之女，亦当为戎，此秦之母系亦为戎也。”（《周秦少数民族研究》，22～23页）但是，蒙先生所根据的这两条材料是成问题的（在本章注［5］已经详加论证），所以秦系来自西戎的说法很少为人们所接受。


    蒙先生认为秦系来自西戎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一些古籍称秦为“狄”或“戎狄”，如《春秋公羊传</a></a>》：“秦者，夷也。”《春秋穀梁传</a>》：“狄秦也。”商鞅</a>也说：“始秦戎狄之教。”（《史记?商君列传》）其实这些皆不足以证明秦系西戎，因为像《公羊传》、《穀梁传》这些书的作者，说秦是“夷”、“狄”，乃是一种鄙薄、蔑视之意，说秦“戎狄之教”，也最多表明秦的风俗习惯和教育同戎、狄一样，亦不能说明其民族来源。即便是由于秦人久处西方，后来有不少人与西戎人融合——这一点，《史记?秦本纪》已写清：“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也不能说秦系西戎族。因《史记?秦本纪》记载得十分清楚：秦为颛顼之后，其原非西戎乃毫不含糊。至于长期同西戎接触，甚至染上戎狄风习，或自称为“戎”，也不能据此而断定秦系西戎族。拙作有《秦人早期历史探索》一文（载《西北大学学报》，1978（1）），对此有较深入论述。


    ［11］在古籍中经常出现“蜚廉”一名，但它在不同时期有不同意义：蜚廉（或写作飞廉）本来是“风”字的古音。秦人的祖先有取名为蜚廉的，这是因为“蜚廉善走”，形容其疾走如风。这个善走的蜚廉因效忠于殷纣王，而为人们所恶。因此，后来人们就把想象中的一种凶恶的野兽称为“飞廉”，所以到汉代，“飞廉”就成了一种兽名。《淮南子?俶真篇》：“若夫真人，则动溶于至虚……骑蜚廉而从敦圄，驰于外方，休乎内宇。”东汉高诱注：“蜚廉，兽名，长毛有翼。”由于这种野兽实际并不存在，因此，人们就把它想象为神兽。《史记?封禅书》记述了好神仙之术的汉武帝在长安作“蜚廉桂馆”。《汉书?武帝纪》：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夏四月……作甘泉通天台、长安飞廉馆。”尽管被视为神兽，但人们把它的样子想象得十分难看：《汉书?武帝纪》注引鲁灼：“身似鹿，头如爵，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所以，在汉代以后的许多画像石、砖以及壁画、帛画中经常出现飞廉。如河南密县打虎亭2号东汉墓的券顶上“藻井”旁，就画有许多飞廉，其形状怪异，相貌狰狞，反映人们视飞廉为恶兽。


    ［12］参见李亚农：《李亚农史论集》，667页。


    ［13］奄，一作、盖，它就是《史记?秦本纪》说的嬴姓的奄运氏。徐，也为嬴姓，见《左传》昭公元年：“周有徐、奄。”杜注：“二国皆嬴姓。”又《汉书?地理志》：“临淮郡徐县”下自注“故国盈姓”。而“盈”即“嬴”，这两个字通用，如楚大夫贾字伯嬴，《吕氏春秋》作“伯盈”，可证：徐、奄、盈均为嬴姓氏族。


    ［14］如：徐国（《左传》庄公二十六年），在今安徽泗县附近。


    穀国（《左传》桓公七年），在今湖北穀城西。


    黄国（《左传》桓公八年），在今河南潢川西。


    江国（《左传》僖公二年），在今河南正阳县东南。


    葛国（《左传》桓公十五年），在今河南睢县北。


    梁国（《左传》桓公九年），在今陕西韩城西南。


    ［15］据《史记?秦本纪》云：造父“以善御幸周穆王”，“为穆王御”。


    周穆王以秦人祖先造父为驭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周穆王曾</a>经“周行天下”（《左传》僖公二十年）。《史记?秦本纪》及《列子</a>?穆王》都记有此事。《穆天子传</a>》还记载了他从昆仑往西三千余里，到“西王母之邦”，折而北行约两千里，到“飞鸟之所解羽”的“西北大旷原”。这虽是小说的写法，也反映了周穆王时周的统治深入到宗周以西很远的地方，徜徉于这里的秦人祖先，自然免不了要为周族奴隶主效劳的。


    ［16］古代人没有把犬丘地位弄清楚。如《史记?秦本纪》《集解》、《正义》引《括地志》和《汉书?地理志》等，都认为犬丘即汉代槐里，其地在“雍州始平县东南十里……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废丘，高祖三年更名槐里”。按槐里就在今陕西兴平县，以后的著作都沿袭了这个错误说法。其实，犬丘本有东犬丘、西犬丘两地，东犬丘即槐里，非子所居乃西犬丘。《史记?秦本纪》说得很清楚：“庄公居其故西犬丘。”西犬丘在何地？《史记?秦本纪》有：非子居犬丘，周孝王“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下注云：“今天水陇西县秦亭也。”很明显，“犬丘”是较大的地名，其中包括“秦邑”，即“陇西秦谷亭”（见明人董说</a>：《七国考</a>?秦都邑》），其地在今甘肃境内，而秦始皇时的废丘（即槐里）乃在今天的陕西境内，二者不可混为一谈。非子所居乃犬丘，而非后来的废丘。这一点，王国维早已指出（参见《观堂集林?秦都邑考》）。但王氏认为“犬丘、西垂本一地”、“西犬丘为西垂”则不确。前面已经指出：“西垂”乃泛指西方边陲，而“犬丘”则指具体固定的地区，其地望相当于秦之陇西郡，汉以后又别置天水郡，以后历代屡经变更，到清代为“秦州”（见光绪十五年重纂《秦州直隶州新志》卷一，《沿革》）。而清代的“秦州”下辖五县：秦安、清水、礼县、徽县、两当县。考其州界约相当于现在的天水专区而略小。因此，说“犬丘”在今天水境内，则是正确的。


    至于后来“邑之秦”的“秦”，则是在上述地区范围内的较小地点。《史记?秦本纪》徐广注云：“今天水陇西县秦亭也。”此地至清代则为秦州清水县，《秦州直隶州新志》卷二十四《附考》四有明确记载：“……非子所封之秦亭，则在清水县东四十里，俗名亭乐山，李吉甫</a>曰：周孝王邑非子于秦邑，今天水陇县秦亭、秦谷也。乐史</a>曰：清水地即秦仲所封……”从上述记载可知：秦在唐代的天水陇县，清代改为清水县，现在甘肃省天水专区仍有清水县，“秦”当在此。


    ［17］秦的人数是根据以下材料推测的：周代分封制规定：“天子之制，地方千里</a>（按：周代千里约合现在七百二十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孟子?万章下》）所谓“附庸”其占地一般不超过五十里。《商君书</a>》对战国时期的土地和人口比例曾作这样的估计：“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以此食作夫五万。”（《商君书?徕民》）以这个标准推测春秋以前秦国的人口，至少也有二三万之众。当然，这也只能是一般的推测而已。


    ［18］关于询簋的年代共有宣王、康王、厉王及穆王四种说法，见段绍嘉：《蓝田出土弭叔等彝器简介》（载《文物》，1960（2））、王祥：《说虎臣与庸》（载《考古》，1960（5））、容庚：《弭叔簋及询簋考释的商榷》（载《文物》，1960（8）～（9））、黄盛璋：《关于询簋的制作年代与虎臣的身份问题》（载《考古》，1961（6））、李福泉：《訇铭文的综合研究》（载《湖南师院学报》，1979（2）），以及日本学者樋口隆康：《西周铜器的研究》（见《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七辑，1963）等。但笔者认为：上述研究文章在关于询簋年代方面的考证，皆无郭沫若《弭叔簋及询簋考释》一文中提出的论据精当，容庚的文章也基本上同于郭说，故本书采郭说，而断定询簋为宣王时所作。


    ［19］《史记?秦本纪》：“襄公元年，以女弟缪嬴为丰王妻。”这个丰王就是：“戎人之号，荐居丰岐，周称丰王。”（《史记会注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