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秦汉时代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

    秦汉时代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都达到很高的水平，留下足以称道的成果，在中国和人类文化史上放射出瑰丽的异彩。


    第一节　科学技术的主要成就


    一　数学、天文、历法的发展


    数学的研究成果　数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它的产生，甚至“还在书法以前”（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伍况甫等译，科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65页）。中国古代人的数学知识，在殷、西周时期即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春秋</a>时，人们已熟练地将数学和几何学的知识用于城市建筑，土地测量和征收赋税等方面。到秦汉时代数学的研究，已出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


    在西汉时期，出现了我国现存的最早的数学著作——《周髀算经</a>》。据《隋书</a>·经籍志》天文类下首列《周髀》一卷，赵婴注；又一卷甄鸾</a>重述。该书“内称周髀长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盖髀者，股也。于周地立八尺之表以为股，其影为勾，故曰周髀”（《四库全书总目</a>提要</a>》卷106《周髀算经》）。这是解勾股之最早数学书。旧本题云“汉赵君卿注”，此人或曰“爽”，疑即为汉代之赵婴，注中常引《灵宪</a>》等书，则赵婴可能是东汉时人，而《周髀算经》乃秦汉时数学研究的杰出成就可无疑义。


    《九章算术</a>》是秦汉时代数学的另一重要著作。此书并非完成于一时，西汉前期数学家张苍、耿寿昌等曾对此书进行增删，正式成书则在东汉，全书共九章，搜集了246个数学问题的解法。其中有开平方、开立方的方法，特别是关于分数四则和比例的算法在当时是世界最先进的，而负数的概念和正负数加减法的运算在这部书中的记载，是世界数学史上首见。因此，本书对古代数学发展的影响很大，可以和古希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a>》相提并论。


    天文和历法的发展　秦汉时代天文和历法也取得惊人成就，首先，关于天体、星象的观测和研究，西汉时期已有关于太阳黑子的记载，现在，世界天文学界都公认，最早的黑子记录，是我国《汉书</a>·五行志》中“河平元年……三月乙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这一记载比欧洲直到公元807年才有黑子记录早九百多年。其实，早在这一记载之前《淮南子</a>》和《汉书·五行志》中汉元帝永光元年也记载了类似的黑子现象，事实证明，我国天文学研究的水平在古代世界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1974年在湖北云梦发现的《睡虎地秦墓竹简</a>》中有《日书》二种，其中记录了大量的天文现象和历法知识。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a>》中，记载了五大行星的运行，这都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天文学著作。


    对天文学的研究，我国古代有极悠久的历史，至秦汉时代更是盛极一时。汉武帝时，著名的天文学家落下闳造浑天仪，太初三年（102年）立日晷仪下漏刻，求二十八宿的位置。到东汉时，张衡</a>（78～139）发明浑天仪，为天文学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349]：


    “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张衡《浑天仪》，见《全汉文</a>》卷55）根据这一认识所创造的浑天仪是用水力转动的一个浑象（即现在的天体仪），用铜铸成，球面上标出黄道、赤道、南极、北极，还刻上二十八宿及其他星座，使漏壶滴水转动浑象，每天有规律地回转一周，在室内观察星体的出没，和实际完全一样。这个浑天仪是现在天球仪的鼻祖。


    与天文密切关联的历法，在秦汉时代也取得重要成就。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发现元光元年（前134年）的历谱，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完整历谱。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日书》已有较科学的记日、记月、记年的方法。汉武帝时，司马迁</a>、落下闳、邓平等人改《颛顼历》而作《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采用有利于农时的二十四节气，其中插入闰月，使错误降低到每三百九十九年始差一日。到汉成帝时，刘歆</a>又依《太初历》作《三统历》，太阳年的计算已经精确到三百六十五天又一五三九分之三三五。一月为294381日，十九年有七个闰月。东汉末，刘洪又造《乾象历》，有推算日蚀、月蚀的算法。他还编了一张月亮运行速度表，为以后历法的改进，提供了根据。


    秦汉时代的数学、天文、历法的成就，在当时的世界上居于最先进的地位，对人类文化史作出有益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有许多科学成就，目前已不被人所理解和认识。近年来各地出土了不少秦汉简牍、帛书等新资料，可惜目前研究得很不够，尚有待于今后的努力。[350]


    二　物理、化学和地理学的成就


    物理学　秦汉时代物理学和地理学的科学成就，首推张衡地动仪的发明。地动仪是用精铜制成的用以测量地震的仪器，其状如酒樽，圆径八尺，中有立柱，以机械连着八个方向，樽外有龙头八个，各皆口衔铜丸，每龙头下置铜蟾蜍一只，口向上张。若发生地震，震源在何方，地动仪上何方的龙头口内的铜丸就落入蟾蜍口中。由此即可知地震的方向和距离。据说，张衡发明地动仪后，有一次仪上的四面龙口中铜丸坠落，但人们并未感到地震，都以为此仪器不准。不料，几天后驿使前来报告，铜丸坠落之日陇西曾发生地震，由此人们才惊服其准确性。这一仪器发明于东汉阳嘉元年（132年），较欧洲发明的地震仪要早一千七百余年之久。


    秦汉时代在物理学研究方面，无论是关于物质知识，还是对力、声、光、电、磁的认识，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如西汉的《韩诗外传</a>》中有“雪花独六出”，指出雪花呈六角状态。这个物理现象在欧洲直到公元1611年才被发现。成书于西汉的《淮南子》中，有“悬羽与炭而知燥湿之气”。这是天平式湿度计发明的原理，而欧洲到公元15世纪才用这种办法测量空气湿度。在《考工记》中有“马力既竭，辀犹能一取焉”。这是对惯性现象的认识。还有“直庛则利推，句庛则利发”的记载，“庛”即“耒”的下面入土的一段，“句”即弯曲的意思，这是对杠杆原理应用的总结。《考工记》中还有“钟大而短，则其声疾而短闻，钟小而长，则其声舒而远闻”。这是对声学原理的准确概括。


    秦汉时代物理学应用于工艺方面的成就，有不少至今仍为人们叹为观止，如汉代的透光镜就是长期以来曾经引起全世界科学家惊异的器物。此镜外形与普通铜镜一样，但若以一束光线照到镜面上后，反射到墙壁上的竟有镜背面的花纹及文字。上海博物馆珍藏的一面西汉透光镜，背面有“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八个字，在光线照射下，竟能通过镜面“透”出来。这种奇妙的物理现象，直到20世纪才为世界许多科学家解释清楚。到1975年上海的科学家才成功地复制出同样的透光镜。


    汉代已能用涂水银的办法制造平面镜，《淮南万毕术》中记载：“取大镜高悬，置水盘于其下，则见四邻。”这是利用折光的原理研制出的世界最早的潜望镜。该书还记载“削冰令圜，举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则火生”这种说法是符合凸透镜光学原理的。秦汉时代对静电学的现象有一定认识，并作出较符合实际的解释，东汉王充</a>《论衡</a>·乱龙篇》：“顿牟掇芥、磁石引针……他类肖似，不能掇取者，何也？气性异殊，不能相感动也。”说明当时人们对绝缘体（玳瑁）经过摩擦后带电的现象有所认识。《汉书·天文志》中还有世界上较早的最精确的极光记录：“孝成建始元年九月戊子，有流星出文昌，色白，光烛地，长可四丈，大一围，动摇如龙蛇形，有顷，长可五六丈，大四围所，诎折委曲，贯紫宫西，在斗西北子亥间。后诎如环，北方不合，留一刻所。”这仅有七十多字的记载，描绘了极光出现的时间、地点、色彩、明亮度、运动状态、范围、大小、方位与停留时间等。如此精确的记录，说明当时对这种物理现象的观察，同现代世界上极光观察站的要求已相当接近。此外对磁石的认识及磁性原理的发现也有很高的成就，不一一备举。


    化学——炼丹术　汉代道教的炼丹术，是古代化学实验的摇篮。而中国的炼丹术对全世界都有一定影响，贝尔纳在《历史上的科学》一书中写道：“炼丹术和伴随着科学的化学是否起源于亚历山大城，仍是一个未决的问题。最早的可靠著作如班诺坡利（Panopolis）的左思</a>马斯（Zosymus）和女犹太马利（Mary the Jewess）的作品，迟到4世纪和5世纪才出现。他们的任何理论可能受到中国炼丹术的影响。”（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第127页）。因此，科学史家对中国汉代炼丹术给以极高的估价：“在史前时代，中国人已用朱砂作为活人的血液的玄术性代替物，并分出它的元素硫和汞。道教把这二种元素等同于一般化的雄雌两性，即本身来源于图腾的阴和阳，从而发展了炼丹术的体系。”（同上第167页）


    对于汉代炼丹术的详细记载，有魏晋时代的葛洪</a>（约281～361）所著的《抱朴子</a>》一书。该书记述了一些实用的化学制法，如硫化锡，亦即貌似黄金的“镶嵌金”的制备方法。其书虽被一片道家迷信色彩所笼罩，但仍是有很高的科学价值，正如较《抱朴子》一书出现更为早的另一部炼金术专著《参同契》一样。现代西方的科学家称这部出现于东汉的著作及其作者魏伯阳</a>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炼金专著。该书载有许多带有迷信色彩的资料，并用一些异想天开的名称隐喻所用的许多制法和试剂；这和西方的情况并无两样。不过，它仍可表明作者是一位实用化学家。下面一段关于某种蒸发和结晶过程的描述，会使每一位细心观察过激烈反应过程的化学家为之动容”（亨利·M.莱斯特《化学的历史背景》，吴忠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第59页）。关于汉代炼丹术中化学研究的成果，英国李约</a>瑟博士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有详细的论述。


    地理学　秦汉时代的地理学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汉书》《史记</a>》都列有专篇记载山川地理、都市等。当时作为表达和传播地理知识的手段——地图、测绘的水平也很高，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三幅地图就是很好的佐证：


    绘在帛上的地图共发现三幅，据考定为西汉时的作品：第一幅是西汉长沙国南部地形图，据推算主区比例为十七万分之一至十九万分之一。主区绘今湖南、广西、广东三省交界的地方。其中主要河流、山脉和城市的方位，都和实际情况基本符合。第二幅是长沙国南部驻军图，主要绘今湖南道县以南至广东连州以北地区。第三幅是一个县的平面图，绘有城垣房屋等。这是中国，也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地图。其绘制方法十分出色，已有统一图例：地形图的居民点采用两种符号，县治用方框，水道用上游细、下游粗的曲线，道路用细直线。对九嶷山的表示更有独特之处，除用比较粗的闭合曲线勾出山体外，又用细线画成鱼鳞状层层重叠，表示峰峦起伏的特征，很似如今的等高线画法，充分表现出汉代地图绘制和测量的高度发展。


    三　医学和其他科学技术


    一般医药学的水平　我国的医学具有独特的体系。早在秦汉以前就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到秦汉时代又有进一步发展。


    秦汉时代，中医已建立一套诊断和治疗的医学体系，当时主要是以阴阳五行来解释人的生理、病理现象，并用这种理论进行辩证的治疗。这时的名医辈出：如西汉初年的淳于意“少而喜医方术，高后八年，更受师同郡元里公乘阳庆。庆年七十余，无子，使意尽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传黄帝</a>、扁鹊</a>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甚精，受之三年，为人治病，决死生多验”（《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从有关记载中可知：当时的诊脉的准确程度及妇科的水平都是相当高的。[351]东汉时代的张仲景</a>是我国医学史上另一个重要人物。张仲景（150～219），名机，河南南阳人，他从小精心研究医学，广泛征集方剂，总结前代经验，写成中医学史上的奠基著作——《伤寒杂病论</a>》。此书共十六卷，总结了诊断和治疗两个方面的经验，在诊断方面：辨明症状时，先分析阴、阳，由阴、阳而辨明表里、虚实、寒热，这就是中医诊断学上的八纲，在治疗方面，他用汗、吐、下和概括了各种症状和疗法。《伤寒杂病论》为中医的经典著作，可惜，此书流传下来的，只有经过晋代名医王叔和</a>改编过的《伤寒论</a>》和《金匮要略》两种。


    华佗</a>（约141～203）是东汉时另一名医，据《后汉书</a>·方术列传》记载：华佗“精于方药”、“针灸不过数处。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由此可知：当时的医学已达到利用麻醉药施行较大的外科手术的水平，还能剖腹破背，剪截冲洗肠胃，还能进行精确而复杂的脑外科手术。华佗还创作“五禽之戏”，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姿态来锻炼身体，这可以说是最早的健身操。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的帛书，也有大量的医书。其中《五十二病方》


    汉帛书《黄帝内经》（局部）


    包括医治五十多种病的近三百个医方，涉及内、外、妇、儿和五官科病的多种疗法。其中有不少方后注有“善”“令”字样，说明是经过检验的。医书中的《导引图》绘出四十四个男女的多种运动姿态，可能即华佗的“五禽之戏”。说明体育疗法在我国有极其悠久的历史。


    我国中医学的基础理论著作——《黄帝内经》，也成书于秦汉时期，至少其基本思想是成熟在这个时期。这本著作至今仍有效地指导中医实践，而《黄帝内经》与上述淳于意、张仲景、华佗所总结的中医理论与秦汉时代完成的以儒学为基础的哲学体系（见下节）又是一致的，其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五运六气”之类的提法均有相通之处。实践证明：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理论，是阴阳五行系统论中的科学因素，它虽被一片神秘色彩所包围，但经过两千年漫长时间至今仍有效，这本身就证明：中医理论乃是阴阳五行系统论的最高成就和典型形态。[352]


    针灸疗法在秦汉时代也得到发展。1962年在河北满城发现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不仅发现了“医工”专用的铜盆、铜药匙等医疗专用器械，而且有四根金针，五根银针，保存完好。这时期还出现了《黄帝明堂经》等比较有系统的针灸学专著。这表明针灸术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


    尸体的保存和防腐技术，在秦汉时代达到惊人的水平：近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的女尸及湖北江陵汉墓发现的男尸，在地下保存了二千多年，尸体基本完好，成为直到现在仍然轰动全世界的文化大事。


    药物学的成就，集中反映在东汉初年编成的《神农</a>本草经</a>》上。这部书记载了365种药物的性能和用途，是我国最古的一部药物学著作。


    法医学的成就　秦汉时代的法医学，是值得专门记述的一门科学成就。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已有大量的关于法医学的资料。秦律中已规定法医在刑事案件中的任务，并创立了杜绝犯人传染麻风病的机构——疠迁所，以及对有恶性传染病的犯人处以不同刑罚的律令。在秦律《封诊式》中还有对麻风病诊断的报告书和其他病例的检验书、检验记录。说明在秦统一前法医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秦汉时的法医学在先秦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发展，如活体损伤检查和尸体检查都有许多精彩的实例，《汉书·薛宣朱博传》中载有以下一事：


    长陵大姓尚方禁，少时尝盗人妻，见斫，创著其颊。府功曹受赂，白除禁调守尉。（朱）博闻知，以它事召见，视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问禁：“是何等创也？”禁自知情得，叩头服状。


    这就是法医学上的活体损伤检查在实际中的运用（参见贾静涛《中国古代法医学史》，群众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40页）。另外《疑狱集</a>·严遵</a>疑哭》中还记载：东汉时，严遵任扬州刺史，一天他巡视自己管辖的地方，忽听有妇女哭声，但哭声惧而不哀，于是停车问其故，手下人回答说有个妇女被火烧死了。严遵一听非常怀疑，就命人前去检查，看到有苍蝇集在死者头部，就把发髻打开，果然有铁钉子钉进头部。于是拘来那个妇女进行审问，在事实面前她不得不服。据专家研究“现今各地对这种损伤仍时有所闻”（见《中国古代法医学史》第41页）。


    秦汉时代的其他方面的科学技术成就，如造纸术、酿酒术及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方面的技术均有很高成就，有一些已在本书中有关章节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


    第二节　哲学思想和宗教迷信


    人类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愈来愈复杂、细致。因而整个社会的思想就不能用某一部分人的理论、观点以偏概全，必须分别不同层次全面的研究。秦汉时代的哲学、宗教、迷信都是属于思想的范围，不过它们分别处于不同的层次。这里只能简单地加以探讨。


    一　以儒为主各家融合的哲学、政治思想


    一个时代的哲学、政治思想基本上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而统治阶级的思想又是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秦汉时代的思想——特别是哲学、政治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占据极为重要地位。“正如秦汉在事功、疆域和物质文明上为统一国家和中华民族奠定了稳固基础一样，秦汉思想在构成中国的文化心理结构方面起了几乎同样的作用。”[353]


    秦汉时代思想的特点是：以儒家为主吸收道、法、阴阳，而形成一种新的思潮和理论。但这种新思潮和理论的形成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在秦和两汉各个时代又表现为不同的特色。


    秦代的思想特点　首先要说明：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固然同当时的政治措施是一致的，但二者不能等同。在研究秦代思想的时候更要注意这种关系。因为如果把二者混同，仅仅依据秦始皇</a>“焚书</a>坑儒”实行严刑峻法等等政治措施，就断定秦是法家思想独占，或称秦是“一个没有思想的时代”，显然是不全面的。


    秦是在法家思想指导下的实践而不断取得胜利的。但是，取得成功后的秦，并没有在思想理论上完全采用法家思想，而是有意识地在法家思想的基础上吸取了各家——尤其是儒、道两家的思想理论。这种有意识地搞合流、统一，早在秦王朝建立前（即秦统一中国前）的十几年就开始了，重要的标志就是《吕氏春秋</a>》的出现。《吕氏春秋》完成于公元前239年，是吕不韦</a>招揽各派学者集体编撰的一部论集，其书“兼儒墨、合名法”（《汉书·艺文志》），历来被认为是“杂家”的代表作。“杂”正是百家汇合的产物，根据近年来学者研究的成果，多数人认为《吕氏春秋》的“杂”，并非主次不分，而是以儒家思想为实体骨干，用阴阳家的宇宙图式为构架，渗透着法家精神的哲学和政治方略。如《吕氏春秋》中强调：“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务本莫贵于孝。”（《孝行》）这与儒家强调的“君子务本……孝悌者也，其为仁之本欤”（《论语</a>》）之类很相似，应当视为儒家思想。但《吕氏春秋》中所强调的“孝”纯属功利的需要，是从人君统治角度出发的：“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耘疾，守战固，不罢北。”（《孝行》）可见，《吕氏春秋》的“孝”又与《论语》中纯以伦理感情需要而强调的“孝”有所不同，它又渗透着法家的精神。也可以说《吕氏春秋》中的儒家思想是不同于孔子</a>《论语》所代表的原始儒家的“新儒家”。至于《吕氏春秋》吸取的阴阳五行思想，则十分明显，其“十二纪”就是金、木、水、火、土，配以四时。这正是邹衍五行学说的具体运用，笔者在《秦史稿》中已有论述，不赘（参见《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7-324页）。


    秦统一中国前夕，公元前238年秦国发生政变，秦始皇趁机锄掉吕不韦及其门客。历来学者都认为《吕氏春秋》中鼓吹的思想理论从此在秦绝迹，留下来的只有法家思想。但实际并非如此。《吕氏春秋》所开始的各种思想合流的趋势，在秦统一后并未停止，而有进一步发展。不过这时的合流是以法家为基础，吸收阴阳五行和儒家学说而进行的。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初定统一后的各种制度时，“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显然是按照“五行”说制定的。[354]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为吏之道》可以看到十分明显的儒家思想，如“术（怵）悐之心，不可不长。以此为人君则鬼（鬼读为怀，怀柔之意），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兹（慈），为人子则孝”，“父兹（慈）子孝，政之本殹也”，“兹（慈）爱万姓”，“惠以聚之，宽以治之”，“宽裕忠信，和平毋怨”，“慈下勿凌”，“恭敬多让，宽以治之”，“有严</a>不治”等等不胜枚举，这表明：秦王朝的统治思想和实际的政治，并不像韩非</a>的理论及秦始皇的实践那样极端，从《吕氏春秋》开始的各派思想合流的趋势（主要是法、儒、道即阴阳五行）并没有改变。


    以道家统摄儒法的汉初思想特点　汉初70年实行“无为而治”，黄老思想占统治地位，在前面有关章节已详细论述。在此不拟重复。这里只需指出的是：汉初的黄老之学虽属道家，但这种道家也与先秦时代有所不同，其中已溶入儒、法的成分，西汉初年的陆贾</a>、贾谊</a>的言论中“仁义”“教化”“制礼作乐”的言词屡见不鲜，呈现出各种思想杂凑而合流的总特色。这一特色到《淮南子》的出现而达到一个阶段。这就是以道家面貌出现的新体系中，以阴阳五行为骨架而渗透着儒家思想的特征更为精细和内在。如在这部书中虽主张道家的“无为”，反对“有为”，但它反对的乃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活动，而对于耕田或者是行政则不必反对，它们像“水东流”一样“人必事焉”（《淮南子·修务训》），是应当做的。显然，儒学中积极入世的精神已渗透进《淮南子》中的道家体系。


    以儒为主的各家融合完成　到西汉武帝时，完成了自战国以来以儒家为主，按阴阳五行宇宙论配置而融合各家的建构体系，其标志就是董仲舒</a>的理论出现。


    董仲舒在其《天人三策》（见《汉书·董仲舒传》）及《春秋繁露</a>》中系统地表达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其特点是，在精神实质上继承了《吕氏春秋》开拓的方向，竭力把人事政治与天道运行附会而强力地组合在一起，其中特别是把阴阳家作骨骼的体系构架分外地突现出来，以阴阳五行（“天”）与王道政治（“人”）互相一致而彼此影响即“天人感应”作为理论轴心。从而完成了对传统的儒学改造，奠定了在此后两千余年风行不衰的“新”儒学的基础。


    “天人理论”是董仲舒儒学理论的轴心，在这一理论体系中“天”是宇宙间最高主宰“存神之大君也”（《春秋繁露·郊语》）。但“天”在董仲舒的理论中已不完全与先秦墨家的仅是人格神的“天”相同。而是天、地、人、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十大因素之一，这十大因素组合而成四时，五行从而结为一个整体：“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这就是说：“天”是通过五行次序来显示它的性格和功能的，而五行的次序与人间的政治伦常、社会制度相配合：“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春秋繁露·四时之副》），“夫木者，农也。农者，民也。不顺如叛，则命司徒诛其率正矣，故曰：金胜木。”“金者，司徒。司徒弱，不能使士众，则司马诛之，故曰火胜金。”……（《春秋繁露·五行相胜》）。这样，董仲舒就把君主的权力、社会的统治秩序与以“天”为中心的宇宙系统配合起来。根据这一理论：一方面皇帝是“天”的代表，高踞万民之上，另一方面又受着系统的制约。这就是说：用这一套宇宙系统论来说明统治秩序，一方面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另一方面又反对君主滥施权威，否则就要受到惩罚，如“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若“逆天”，自然界就会出现灾异，统治也会出现危机。这就给董仲舒及其信徒们用自然界中某些现象如日蚀、地震、水灾等作为“天”对人君的警告提出政见，准备了理论基础。


    董仲舒援引《春秋》大一统的理论，为封建的统一制造理论根据。“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根据这种理论加强皇权，强干弱枝的政策自然都是符合“天”意的了。在政治体制方面，董仲舒的理论中认为“天道”中包含着整个封建官僚体系：“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备矣。吾闻圣主所取仪，金天之大经，三起而成，四转而终，官制亦然者，此其仪欤？”（《春秋繁露·官制象天》）在董仲舒理想中的官僚体系，就是由“孝悌”、读书出身和经由推荐、考核而构成的文官制度。如本书第七章所述：董仲舒曾协</a>助汉武帝建立汉代的政治—教育（“士—官僚”）系统，作为专制皇权的支柱。从此这种官僚体制成为代替从属血缘宗法社会的古代官僚体系。而为此后两千年沿袭的类似于近代的官僚系统（即具有职能分化，各有定规、执行权威、不讲情面等非人格的机器特征和理性模式）。


    总之，董仲舒所完成的“新”体系，是把儒、法、道、阴阳五行构成一个系统，完成了自《吕氏春秋》以来的各家汇合。“如果说，《吕氏春秋》是用儒家精神变换了法家，《淮南鸿烈》是用儒家精神渗进了法家；那么董仲舒的特点就在于，相当自觉地用儒家精神改造了利用了阴阳家的宇宙系统。”这个体系的运用“在意识形态和科学文化两个方面都上升了一级，也为下一步魏晋本体论和宋明心性论作了理论上的足够储备”（李泽厚《秦汉思想简议》，载《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因此，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二　谶纬之学盛行和反谶纬的思想


    董仲舒以后的统治思想，基本上是依照董仲舒所完成的儒学体系发展的。不过，到西汉末，尤其是在东汉时代这种儒学体系朝两方面发展，一方面是谶纬之学的盛行，另一方面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反谶纬思想的出现，从而使儒学思想加入了新内容。


    谶纬之学　西汉末年，谶纬之学开始流行以至广泛传播于社会。


    谶纬是董仲舒神学化儒学的恶性发展，其主要特点是用神秘的隐语、预言作为神的启示，向人们昭告吉凶祸福和治乱兴衰。这种隐语、预言往往以图书、符箓的形式出现，这类宣扬“天命”的作品，往往有图有文，所以称图谶。这种符箓、图谶早在秦汉以前就出现过，到汉武帝后又同神学化的儒学结合起来，即用宗教迷信的观点解释儒家的经典，因此称作“纬”。西汉末年，由于社会动荡不安，民穷财尽，国本动摇，统治阶级需要新的精神支柱，谶纬之学就发展起来。图谶往往成为地主阶级争权夺利的工具。如西汉王莽时“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这就为王莽当摄皇帝制造了根据，堂而皇之的登上“摄皇帝”的御座，“符命之日，自此始矣”（《汉书·王莽传》）。后来，临淄亭长发现了一口新井，巴郡得到石牛，扶风得到石文。王莽就根据“天意”去掉“摄”字。后来，每有一种重要政治举动之前，都会出现图谶。王莽还专门派人颁发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说明汉德已亡，他自己所代表的土德应当兴起等等。刘秀起兵灭“新”也借助图谶和符命为自己大造舆论。当他最初还是一个普通的刘氏宗室时，李通给他看图谶、“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劝他起兵，打了三年，他属下劝他当皇帝，正在迟疑间，彊华从关中带回《赤伏符》：“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证明刘秀讨王莽是符合“天”意的，东汉政权建立后，对谶纬崇信更甚，各种纬书自王莽时代便应运而生[355]，到东汉初越发兴盛。这些纬书都是借演儒家《六经》之名，宣扬迷信思想，如《西狩获麟谶》《援神契》《录运法》《括地象》《稽曜钩》《帝览嬉》《皇参持》《闿苞受》《帝视萌》《运期受》《甄曜度》《灵准听》《洛罪级》《考河命》《准谶哲》等等，五花八门，十分神秘。


    东汉是谶纬之学猖獗的时代，刘秀本人就熟读各种谶纬，用人施政都要以谶纬作根据，各种重大问题的决策，也以谶纬来决定。对经典的解释也都是以谶纬为最后结论。这样，谶纬被奉为官方学问，被称为“内学”，儒学生徒均需记诵。政治、学术都弥漫着谶纬的妖风鬼气。


    经学谶纬化的完成——“白虎观会议”根据东汉地主阶级统治的需要，章帝建初四年（79年），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经学讨论会——“白虎观会议”。这是一次使谶纬更加符合经学体系，又使经学更加谶纬化的活动。会议中章帝亲自主持，由来自全国各地的名儒“共正经义”，讨论“五经</a>同异”（《后汉书·章帝纪》）。这次会议的记录，后来由班固</a>整理成书，名为《白虎通德论》，或简称《白虎通义</a>》《白虎通》。


    《白虎通》及白虎观会议把董仲舒所完成的儒学体系进一步神学化。所谓“正经义”，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用谶纬证儒家经典，一层是用官方意志证经学。这样，经过这次会议统一的五经解释，就成为具有权威性的法典。而这一用意是为维持和巩固统治秩序服务的，如“天道莫不成于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父、师”等，把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理论加以神圣化，使儒学的独尊地位通过政治权力最后确定下来。


    对谶纬批判的思想家　当谶纬之学盛行之际，在思想界也出现了一些批判谶纬之学的学者。其中代表人物主要有桓谭</a>和王充。


    桓谭（前40～32），生活于西汉末、东汉初，沛国相（安徽淮北市）人，著有《新论</a>》，集中地代表了他的思想观点。他认为：谶记纬书均是“奇怪虚诞之事”，并非“仁义正道”，全不足凭信，惟一“有益于政道者”，是“合人心而得事理”（《后汉书·桓谭冯衍</a>列传》）之政策。灾异变化是自然现象“无事而不然”（《新论·谴非篇》），因此不足以奇怪。他还认为精神不能脱离形体存在，譬如烛光和蜡烛的关系“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燃烛矣……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新论·形神篇》）。这种无神论的观点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在古代哲学史上具有很大意义。


    另一个有影响的思想家是王充。


    王充，字仲壬，会稽上虞（浙江上虞）人，生于东汉建武三年（27年），死于和帝永元年间（约100年前后）。王充出身“细族孤门”，年幼家贫读不起书，经自学努力，终博览群书，成为学识渊博的学者。经30年的努力写作，成《论衡》一部，其中表达了反谶纬迷信、批判唯心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


    王充否认“天”有意志，认为天只是一种自然的存在，所谓的“灾异”无非是一些自然现象，与人事无关。这就同董仲舒所宣扬的“天人感应”对立起来。因此，他批判了谶记纬书中所捏造的一些神怪故事，指出：没有什么天生具有“达视洞听之聪明”的圣人，更无人有“先知之见”（《论衡·实知篇》），人要获得知识，就要学习。人们通过感觉器官：耳、目、口、鼻与外界接触，获得知识。他还否认人死为鬼的迷信思想，说鬼、神观念“皆存想虚致，未必有其实也”（《论衡·订鬼篇》）。


    王充和桓谭一样，是古代具有唯物论观点的思想家，其批判谶纬迷信的论著在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应当指出：无论是桓谭还是王充，他们理论依据仍未超出儒学的范畴。因此，他们都是站在儒学立场上对董仲舒以后扩展起的神学目的论那部分内容进行批判，并没有反对整个儒学。所以，过多地强调王充、桓谭等人思想中反“儒”的作用，甚至把他们对谶纬的批判说成是“儒法斗争”，则是不恰当的。


    三　迷信和宗教


    宗教迷信与哲学有联系亦有区别，是思想文化的另一个层次。


    《日书》所反映的秦人中下层的鬼神观　如果说哲学的概括所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那么社会中下层的意识又是怎样的模式呢？


    不可否认，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思想，但是不能因此而无视社会的中、下层与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上层在思想意识方面必然存在的差别。不过，以往由于缺乏这方面的资料，只好略而不谈，或将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派别的思想斗争（例如上述王充等反谶纬的斗争）夸大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实际上，社会的上层与中、下层思想的区别，不一定仅仅是“斗争”，它们只是存在着差别。这种差别是各自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决定的。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中发现的《日书》为我们提供了秦人中、下层社会情况的珍贵资料[356]，其中丰富的思想方面的资料，为我们研究秦人社会中下层的思想准备了十分可贵的根据。


    根据这些资料：我们看到秦人迷信和“五行”的观念是渗透到社会各阶层的。其鬼神观念则具有与统治思想所不同的特色：


    （一）秦人的鬼神观表现为直观、质朴的特色。秦人对鬼神的认识，缺乏丰富的想象，其心目中的鬼神有浓厚的世俗气息，而超人的力量和怪异的浪漫主义色彩则比较薄弱，更没有赋予神作为社会等级秩序和道德源泉的实体意义。这种特点不仅与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不同，与秦代统治阶级的观念也有所区别。


    （二）与上述有关的是：秦人的鬼神观中表现出明显的功利主义特点，在《日书》中可以看出，人们所关心的，不是礼乐的兴废，而是战争、灾荒、婚丧嫁娶、生死饮食、耕耘稼穑等，更多的是日常生活、生产的琐事，所谓吉、凶、祥、不祥、利、不利、殃、大殃、可、不可之类的占卜用的断语，其含义都是某日作某事对占问者的实际价值，不包含任何道德判断与道德评价的意义。


    上述两个特点从《日书》的全部内容中充分地表现出来，这里仅举数例，可反三隅。如关于神的功能：《日书》中的神虽也为人间的主宰，其意志不可违背，但它的作用多限于嫁女、娶妻、生子、日猎、饮食、歌乐等等。如简888反面：“甲子、午庚、辰、丁巳，不可取（娶）妻家（嫁）子”、简741：“夬无光，利以登高，饮食、猎四方壄（野）外”等。关于鬼的观念也有其独特之处，认为鬼虽能作祟害人，但它们的能量是很有限的，缺乏超人的力量和本领。所以，鬼的力量并不强大，鬼也并不可怕。人可用各种办法驱鬼。《日书》中记载的各种驱鬼的方法就有：


    以桑心为杖，鬼来而击之，畏死矣。（简864反面—863反面）


    以桃为弓，牡棘为矢，羽之鸡羽，见而射之，则已矣。（简869反面—868反面）


    “以牡棘之剑刺之”，“以若便击之”。（同上）


    此外还有用药物，用火、水、土攻的办法，都可使鬼或伤、或亡、或逃走。总之，人是可以战胜鬼的。


    总之，从秦简《日书》中反映出的鬼神观，可以窥见秦代（包括统一前后的秦）中下层思想的一个侧面，为秦汉思想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不过，因这是一个崭新的领域，目前尚在探索，在此仅提出看法，以质诸各方面的专家学者。


    道教的产生和流行　秦汉时代是道教产生和流行的时代。本书第十八章中曾对道教作过简单的介绍。这里仅做必要的补充。


    关于道教的起源，史籍无明文记载。从散见于各古书中之零星资料，可以看出大约在西汉武帝时就已出现了道教最早的形态。《史记·封禅书》中有“方仙道”之称，当时的人们用“方仙道”来概括方术士的活动，同时“道士”这个名称也出现在汉武帝时代，《史记·封禅书》索隐引《汉武帝集》记载“道士皆言，子侯得仙，不足悲”，这里说的“道士”实际包括方士和道士两类。武帝时的“方仙道”也指的这两类。可见，当时道士和方士还很难区别开。不过，“方仙道”在当时已具有一些宗教性的特点，对以后道教的正式形成有很大影响，如李少君的“却老方”，用丹砂化黄金，食枣成仙等，为后来道教的外丹黄白、辟谷服食之术的前身，而武帝时的李少翁有所谓的“鬼神方”，能招致鬼神，厌胜辟恶，对后世道教的巫术也有很大影响。尤其是其中的“太一方”受到汉武帝的提倡，在甘泉立泰畤，三年一次，亲郊太一，成为定制。这对道教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西汉元帝以后，因经学的发展和公卿中儒臣辈起，方仙道被排摈，渐次衰落。但不久随着图谶内学的兴起，一些道士便以图谶求得统治者的青睐，于是部分道士便与图谶学汇合而进入东汉。在东汉初年有以各种名目出现的方术之士，如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及望云、省气、推处祥妖（见《后汉书·方术列传》序）等，其中不少就是西汉时方仙道的流派。自汉光武帝到顺、桓帝时，许多游方道士在各地传授道术，但尚无教派性的组织和联系。


    自东汉桓帝时起，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出现了有组织、有道书、有宗祀信仰和简单仪式的道教。如本书十八章所说的太平道和</a>五斗米道就是其中两支。此外，重要的还有张修的巫鬼道。张修约起于灵帝光和年间（178年至183年），在黄巾起义时也在蜀举兵。其他各支派当不在少数。只是历史上未留下详细记载，尚待进一步研究。自东汉以后，道教就正式成为我国流行的重要宗教之一，对此后的历史和文化均产生了较重要的影响。[357]


    佛教的传来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由于阿什卡（Ashoka）国王皈依了佛教，从而使几乎全国人都成了教徒。西汉时，西域的某些城邦小国已经信奉佛教。东汉初年，佛教在统治阶级中间开始流传。如楚王刘英“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首先传来中国的，不是佛经，而是佛像，后来才有佛经的传译。


    汉桓帝时西域安息人安世高</a>和月氏人支娄迦谶是来到内地译经的最早的两人。安世高相传是安息国王子，于桓帝建和初（147年）来到洛阳，翻译佛经三十五部，四十一卷；支娄迦谶于桓帝末（167年）来到洛阳，翻译佛经三部，十四卷（还有九部、十二卷是否支娄迦谶所译尚有疑问）。佛经的翻译和流传应视为佛教在中国正式传播的标志。[358]


    从上述译经的数量上看，安世高译的较多，支译的较少。安译的经属小乘上座部，支译则属大乘般若经。因此，在佛教初传入中国之时，小乘教是颇为流行的。按佛教所宣扬的教义，一般的可归结为下列几点：（一）宣扬“人死精神不灭”的“神不灭”（袁宏</a>《后汉纪</a>》）；（二）宣扬“因果”报应；（三）认为要“行善”“修道”为来世积福；（四）不杀生，专务清静。而小乘教上座部的教义，重点是讲“禅数”，提出戒、定、慧三学。戒是根本、定指“禅”，慧是了解“数”即“数法”。“禅”也有各种方法，一种叫“安般守意”（也译作“持息念”）“安”即吸气，“般”即出气，“持息”就是控制呼吸。“念”就是思念专一，专注一心。这种禅法要求有意识地控制呼吸，集中思想。由于方法很简单，所以此法在印度就很流行，而中国道家的吐纳，食气等养生之术也与之很相近，所以安世高有意识地介绍了小乘教的上座部，而这一教派的经典介绍到中国之后就很快地被接受开始流传起来（见吕澂</a>《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第28-29页），佛教传入中国后，对我国思想界和文化、艺术都有极大的影响，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359]


    第三节　经学、史学和文学艺术


    一　经学和史学


    经今古文之争　在上一节对经学的历史已略有涉及，这里着重介绍两汉的经今古文之争。


    西汉时，自汉武帝罢黜百家以来，尽管实际“百家”并未完全废除，但儒家确已取得独尊地位，在中央设太学，立五经博士（《诗》《书》《礼》《易》《春秋》各一经），在郡（国）、县，立学校，置经师。当时博士教弟子的经书，都是用当时通用的隶书写成的，故后来有“今文经”之称。武帝末年，鲁恭王坏孔子宅，出现过一批竹简，经当时学者孔安国</a>研究得知其中有《尚书</a>》《礼》《论语》《孝经</a>》等数十篇。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土的简牍，孔安国堪称世界上最早之研究简牍之学者（参见拙著《简牍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3-9页）。因这批简牍均是用汉以前的小篆字体写成的，所以后来将这些经书称之为“古文经”。


    汉武帝时曾开献书之路，成帝时又派人到各处搜集遗书，又派刘向</a>等整理藏书，刘向之子刘歆在协助校订藏书时，发现一部用古代文字写的《春秋左氏传》及《毛诗</a>》《尚书》等。刘向死后，刘歆代替父职，便请求朝廷将这些书列于学官，但遭到大臣和博士们的反对，刘歆最后只好离开京师去官而走。对于“经”的今文和古文的争论，不仅仅是书写和读法问题，而且是对其如何解释的分歧。主张今文经学的对儒家经典任意发挥，用阴阳五行的天变灾异说，迎合西汉统治者的需要；主张古文经学的，则把儒家经典看成历史资料，否定凭空臆造。不过，这种分歧也包括儒家内部的“禄利”之争，双方都在争取最高统治者的承认和器重，所以，并没有什么绝对的界限。因而，在王莽掌权时，召刘歆回朝，古文经学又得势。而王莽就是依据古文经中的《周礼</a>》托古改制的。在王莽的“新”朝《春秋左氏传》《古文尚书》《逸礼》《毛诗》等都立为学官，每经博士也增为五人，每一博士领弟子三百六十人，古文经学家在帮助王莽改制中起着重要作用。


    但到东汉初，今文经学又重新抬头，古文经学一直未立博士，今文经学得到皇帝的提倡成为官方学术主体，从太学到各州、郡、县设立的官学，传授的都是今文经。不过，古文经学也得到发展，到东汉末就出现今、古经文融合的趋势。因为两汉时代的今、古经文之争除了对学术的发展有一定推动作用外，双方实在没有根本的对立。


    经今古文之争使古代经学发展很快，在解释经义、训诂文字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绩，也出现了很多经学大师，如杨雄、桓谭、班固、王充、贾逵、张衡、许慎、马融</a>、服虔、郑玄</a>等。其中最有名的是许慎、马融和郑玄三人。[360]在学术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史学的成就　秦代没有留下什么史学著作，两汉的重要史籍在本书第一章中已有介绍。这里只简述两汉史学的主要成就。


    纪传体史书的出现是两汉史学的最重要成就。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为其代表，前者是中国第一部通史，后者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


    司马迁在史学上的贡献首先是创立了完整的纪传体史书。《史记》中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联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将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较为完整地勾画出来，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郑樵</a>说：“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通志</a>·总序》），赵翼</a>说：“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廿二史札记》卷1《各史例目异同》）现在看来，将《史记》体例作为“极则”当然不恰当，但它确实直接影响着二千年的历史编纂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许多史学家编写史书，都采用司马迁所创的纪传体，并且因为它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而被确定为正史。《史记》对后世的影响还表现在史料的搜集与取舍、详近略远的编撰原则，“寓论断于叙事之中”的写作方法以及语言的运用等方面，至于《史记》中表达的作者进步的史学观点，更为历代学者所肯定。这方面的研究专著很多，不赘述。


    司马迁祠


    《汉书》的作者班固在史学上的贡献，除首创纪传体断代史外，扩大了志书的范围是其重要内容，因《汉书》名为“书”，故将其中篇名“书”改称“志”。《汉书》中十志较《史记》八书内容更加充实、丰富：《地理志》为《史记》所无，《艺文志》亦为新创。以后正史大多依《汉书》十志加以损益而成，从而形成中国史学史</a>上的志书体。《汉书》中的内容及记述范围也较《史记》扩大了，尤其是对少数民族和邻国历史的记载均有其特色。


    《史记》和《汉书》在文字、语言方面也各有特色，为中国史学上的两朵鲜丽的奇葩。反映了秦汉时代我国史学研究的最高成就。


    除《史记》和《汉书》外，秦汉时代还出现许多史书，如荀悦</a>按《春秋》《左传</a>》体例，将《汉书》的内容，编为《汉纪》三十篇。会稽人赵晔</a>编的《吴越春秋</a>》、无名氏撰的《越绝书</a>》开创了地方志的编写先例，在史学史上也应占有一定地位。《东观汉纪》为东汉政府陆续增修的官修史书，对后来各家修的《后汉书》提供了翔实的材料。本书第一章中已将有关史书作了详细介绍，故从略。


    二　文学和艺术


    秦代文学的特色　历来皆认为秦代是一个文学极不发达的时代：“秦代没有一个诗人，没有一个散文作家，所有的，只不过是一位善祷善颂的李斯</a>”（郑振铎</a>《插图本中国文学史</a>》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84页）。但这种传统看法似不恰当，应加以改变，特稍加辨正。


    秦王朝建立后，实行愚民政策，统一思想，又下焚书令，坑杀儒生等，在严刑酷法之下，不少学者、文人受到摧残，战国以来文学兴旺的气氛被泼了冷水，这是事实。但还应看到：秦统一中国后只15年就被推翻，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还来不及出现这一客观原因。尽管如此，完全否定秦代的文学是不符合事实的。


    秦代文人留下来的作品很少，但在这仅有的作品中却具有鲜明特点，李斯的著作，明洁而严于结构，为历代评论家公认，他的作品中属于秦统一后的有秦始皇巡行全国时在各处立的碑碣，从这些碑碣中可以看出李斯的散文具有短小精悍、气势伟大的特点。《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将这些碑碣文记载了下来，从而使今天可睹其文章风格。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无名的文学家和并非文学作品的文风。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有《语书》及《为吏之道》，前者是一篇政府文告，后者似供为吏用的“识字课本”（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出版，第280页）。从这两篇不同性质的散文中，可看出秦代的文学气氛并非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可怜，如《语书》中文词典雅、简明扼要，行文风格与这一文件的性质很符合。尤其是《为吏之道》具有很浓的文学特色，特别是最后一段散、韵结合，简直是六言诗的滥觞：


    凡治事，敢为固，谒私图，画局陈以为耤。肖人聂心，不敢徒语恐见恶。


    凡戾人，表以身，民将望表以戾真，表若不正，民心将移乃难亲。


    操邦柄，慎度量，来者有稽莫敢忘。贤鄙溉薛，禄立（位）有续孰上？


    听有方，辩短长，囷造之士久不阳。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91页）


    从上引的这段《为吏之道》文句中，可以看出秦代的文章并非全部都是冷峭、严刻而缺乏文采。也有辞藻华美，语句对仗，声调铿锵而富于文采的作品。因此对秦代文学的传统看法应予改变。由于秦代缺乏如汉赋那样的专门为欣赏而创作的文章，所以对秦代文学评价应多从其各种应用文中发掘资料，也就是说秦代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各种应用文上，如刻石、铭文以及各种文书等。这或可视为秦代文学的一个特点。目前，所发现的秦文物尚有限，随着今后秦代文物和有文字的资料不断被发现，相信对秦代文学定会有一个新的评价。


    两汉文学成就　汉代文学成就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散文。以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为代表。在文学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有很多论著对它们进行评价，兹不赘述。


    二赋。这是从楚辞</a>发展来的文体。西汉初年盛行骚体赋，形成于汉初的散体大赋，至武、昭、宣时代兴盛，成为汉赋的主流，汉初的骚体赋代表作品有贾谊的《吊屈原</a>赋》《鵩鸟赋》，枚乘</a>的《七发</a>》等。散体大赋的作品很多，有名的赋家有司马相如</a>、扬雄</a>、东方朔</a>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a>》《上林赋</a>》等皆是汉赋中的名篇。汉赋的特点是以华丽的辞藻，铺张的手法描写宫廷或贵族生活及社会的繁荣景象。在内容上虽不免空虚，形式也稍有呆板，但在遣词炼句及文学形式及技巧方面对后世还是有一定积极影响的。


    三诗。西汉时盛行的乐府诗，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乐府”是掌管音乐的官署，始于秦。到汉武帝时曾大规模地采集民歌，集中于乐府。这些民歌虽经过文人加工，但基本保持民歌特色，因此是文学中的瑰宝。其中既有反映边疆生活的、也有控诉战争的内容，还有描写爱情和反抗强暴的诗歌如《战城南》《陌上桑》《羽林郎》等都是语言生动，形象鲜明，思想性强的佳作。西汉民歌多种多样，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不等。其中以五言最多，东汉时的五言诗就成为文学中的主流。


    秦汉时代的文学成就，很难用有限的篇幅概括地叙述出来。因为它们同当时的经济、政治发展趋势一样，都是在统一的主流下呈现出千姿百态的艳丽风貌，这里只能挂一漏万地略提几句，若做专门研究尚需翻阅专门的文学史典籍。


    艺术　秦汉时代的艺术在本书十九章中也略有涉及，这里仅做补充：


    秦汉时代的绘画、雕刻，都有很高的水平，在世界艺术史上大放异彩。秦代的绘画以前没有发现，1982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咸阳市东窑店秦都第三号宫殿遗址内，发现大批壁画，壁画长32.4米、宽5米。目前能见到的虽仅是残存的很小一部分，但依然可见画面上的人物、车、马、台、榭、楼阁、树木等，画法着色富于变化，勾勒平涂点染兼用，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壁画，反映了秦代较高的绘画水平，也填补了艺术史上一页空白。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为帛画中最有代表性的杰作：这幅帛画长二百零五厘米，上部宽九十二厘米，下部宽四十七点七厘米，全体呈T字形，画面十分生动，内容丰富，有人物，有日月，有人身蛇尾之神像，有龙、蛇、龟、虎、马和各种奇禽异兽，线条流畅，刻画生动，色彩鲜艳，布局和谐，是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珍品。1979年在江苏邗江县西湖公社汉墓中，出土了两幅木板彩画和一件彩绘漆器。有一幅木板彩画，人物形象逼真，仪态生动。整个壁画画面主题突出，疏密有致，体现了作者的精心构思。彩绘的漆器制作精巧，在器身和器盖上绘有各种动物31个，走兽飞禽跃然画面之上。东汉时代的绘画也多有发现，如在河南、四川、辽宁、河北等地的东汉墓中，常有壁画被发现，在陶器、漆器上面的图画也反映了当时绘画的高超技巧。


    秦彩绘俑头


    雕塑艺术的惊人成就，首推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大型陶俑群。1974年发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其中整齐地排列的数以千计（据估计六至八千）的兵马俑，为震惊世界的大发现。这些排成严整密集队列的人俑身高均在1.75～1.80米左右，体形、服饰、眉眼、须发及神态都刻画得逼真生动，马俑也与真马一样大小，塑出了勇猛警觉的临阵状态，堪称古代雕塑艺术的杰作。汉代雕刻艺术流传下来的珍品也很多，如陕西兴平霍去病墓前的石人、石马、石牛、石虎、“马踏匈奴”等造像，生动逼真，手法简炼，极富有浪漫色彩。东汉的石刻画，线条流畅，刀法娴熟，著名的有山东嘉祥县的武梁祠石刻、肥城县的孝堂山祠石刻、沂南县的东汉墓石刻等等。值得强调指出的是：秦汉瓦当是中国艺术史上一株奇花。瓦当是宫殿建筑（也有少数贵族住宅）上的覆盖物，在一片小小的圆形或半圆形的陶瓦当面上，塑出形象各异、千姿百态的花纹和文字，是中国古代艺术家的独创。在以往的长时期内，很少有人注意这一类艺术品，近年来才开始有人研究它的艺术价值，这是值得庆幸的。


    本章小结


    秦汉时代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是同当时的政治统一和经济发展同步前进的。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和思想文化领域中丰富多彩、绚丽耀目的辉煌成果，秦汉时代的中国不愧为当时世界最文明，最先进的国家，同时也给后世留下了珍贵的科学和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