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黄巾大起义和东汉的灭亡

    东汉后期由于政治腐败给广大人民造成的苦难，使阶级矛盾尖锐化，自汉安帝（107年至125年）时起，以农民为主体的全国各族人民，就开始同东汉王朝的统治阶级进行英勇无畏的反抗斗争。随着东汉王朝统治的日趋黑暗，这种反抗斗争愈来愈激烈，到汉灵帝时（168年至188年）终于爆发了“八州并发、烟炎绛天”的全国性的、空前统一的大起义——黄巾起义。黄巾起义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它给东汉王朝以致命打击，加速了这个腐朽王朝的灭亡，促成割据形势的再现。到公元220年再也无法苟延残喘的东汉朝廷被曹魏政权取代。东汉王朝的灭亡，标志着自秦以来的封建王朝统一局面结束，代之而起的是几个政权并存的割据形势的再现。中国历史的步伐又迈进了另一个阶段。


    第一节　“小民从来不可轻”


    广大劳动人民从来是不甘心被奴役的，面对着东汉王朝的腐败统治，一部分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群众，早在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前就起来勇敢地同统治者作斗争了。正如当时的一首民谣唱出的：


    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


    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320]


    统治者的屠刀是杀不完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的！人民就是以这种豪迈的精神，投入对东汉统治者的斗争。


    一　桓帝以前的农民起义


    东汉末年的政治统治，以桓帝为分界线，宦官肆虐是从桓帝统治时期开始的。与这一形势相适应，人民的反抗斗争也以桓帝为分界。在桓帝以前东汉农民起义的特点是：自汉安帝以来各地农民起义浪潮时高时低，不绝如缕。


    第一次起义高潮　东汉安帝时期，出现了第一次农民起义高潮：永初二年（108年）就有被称为“剧贼”的毕豪，率兵战于平原界，打败平原县兵，捉县令刘雄。但这仅是一次小规模起义，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官兵镇压下去，更大规模的起义还在后面。


    接踵而来的是张伯路领导的起义在山东爆发。安帝永初三年（109年），被统治阶级称为“海贼”的张伯路自称将军，率众三千余人，转战于山东沿海九郡之地，杀二千石、令、长，声威大振。这次起义影响较毕豪领导的起义大得多。东汉政府派侍御史庞雄督兵镇压，永初四年（110年）渤海、平原诸地义军刘文河、周文光等部与张伯路部会合，攻厌次，直入高唐（山东禹城西南），杀长吏，烧官府，声势更大。由于东汉政府派来的御史中丞王宗调数万郡兵镇压，张伯路战斗失利，率义军退守辽东海岛。永初五年（111年）张伯路率兵击东莱，不幸失败，为辽东人李久杀害，起义陷于失败。


    第二次起义高潮　张伯路领导的农民起义是东汉建立后第一次声势较大的起义。这次起义前后坚持三年之久，转战数郡，打乱了东汉封建政府的统治秩序。“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从此，东汉政权再无平静之日了。自张伯路起义开始，至冲帝永嘉（145年）年间，在三十余年中，全国各地发生的起义达十七八次之多[321]，形成了冲击封建政权的强劲浪潮。这次起义浪潮的各次行动，虽皆为彼此分散、无联系的孤立进行的，但其中以发生在徐州、扬州和江淮地区的最为集中，有成为起义中心的倾向。如这一地区在顺帝阳嘉元年（132年）二月，就有曾旌率众起义。他们攻入会稽，杀句章（浙江余姚东南）、鄞（浙江奉化东）（浙江镇海南）三县县长，进击东部都尉。与此同时，扬州六郡有章河起义；稍后，九江有蔡伯流起义；到永和四年（139年）徐、扬地区农民起义“磐牙连岁”（《后汉书</a>·张法滕冯度杨列传》）纷纷揭竿而起：范容、周生部聚屯于历阳，徐风起于当涂马丘聚，马勉也扎营于当涂山中（在安徽怀远</a>东南），此时，农民革命军</a>已发展到建立政权的程度：徐风称“无上将军”，马勉称“黄帝</a>”，建年号，置百官，公然与东汉政权对峙。这次起义虽在永嘉元年（145年）被镇压而失败，但在此期间，荆州、泰山、广陵、南郡、丹阳等地义军迭起，从而构成了东汉农民起义的第二次浪潮。


    二　桓帝以后的农民起义


    从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到灵帝光和三年（180年）黄巾起义前，全国各地先后爆发的起义有十五六起。[322]这时期起义的特点是：（一）有更多的义军首领自称“皇帝”；（二）战争进行得更加残酷。其中重要的起义有：


    以泰山为中心的几次起义　桓帝时期，泰山地区形成了农民起义的另一个中心，这里连续爆发了多次起义：永兴二年（154年），公孙举、东郭窦在泰山琅邪一带率三万人起义。他们“杀长吏”、“破坏郡县”，活动于青、徐、兖一带，给封建政权以沉重打击，致使东汉皇帝下诏“太山、琅邪遇贼者，勿收租、赋，复更、筭三年”（《后汉书</a>·桓帝纪》），又增加地方常备兵，用软硬兼施的两手仍不能将起义烈火扑灭，“连年不克”（《后汉书·皇甫张段列传》）。到永寿二年（156年）段颎被任命为中郎将，用极残酷的手段，才将起义镇压下去。起义军领袖公孙举、东郭窦和将士万余人被血腥屠杀。


    公孙举、东郭窦领导的起义虽遭镇压而失败。但泰山地区的起义烈火并未熄灭，桓帝延熹三年（160年）九月，劳丙又在泰山琅邪一带举起义旗。十一月，泰山的另一支义军在叔孙无忌的率领下杀都尉侯章，与劳丙部会合，两支义军合在一起实力倍增，纵横驰骋于泰山及其附近地区“州郡不能讨”（《后汉书·第五钟离宋寒列传》）。直至桓帝延熹三年（160年）十二月，起义才被镇压下去。泰山地区的农民起义风潮前后持续达七年之久。


    荆州地区的起义浪潮　桓帝时，南方的荆州地区又成为另一个起义中心。这里爆发的起义有两个特点：（一）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共同联合；（二）被征发的戍卒与用来镇压起义的人也参加了起义，从而使起义军拥有更广泛的民众基础。


    桓帝永寿三年（157年）长沙的蛮族起义，占据益阳。与此同时，桂阳的蛮族与以朱达为首的汉族人民联合起义，进攻九真郡。延熹五年（162年）四月，长沙和零陵郡的农民七八千人，进攻桂阳、苍梧，“交阯刺史及苍梧太守望风逃奔，二郡皆没”（《后汉书·张法滕冯度杨列传》）。东汉王朝派御史中丞盛修率兵镇压，结果，不仅没有将起义镇压下去，被募的农民反而举行了起义“豫章艾县六百余人，应募而不得赏直，怨恚，遂反”（同上）。这六百人烧长沙郡县，进攻益阳和临湘，杀县令，发展至万人。从永寿三年（157年）起，武陵蛮不断起义，平而复叛，与汉族人民的起义彼此呼应。到延熹八年（165年）荆州士兵，因“征戍役久，财赏不赡，忿恚”（《后汉书·张法滕冯度杨列传》）在朱盖等率领下举义。这支由士兵组成的起义队伍，很快与桂阳的农民起义军胡兰等三千余人会合，攻桂阳，吓得地方官吏弃城而走，这支队伍发展至数万人。荆州地区的各民族起义，一直延续到黄巾起义以后，到灵帝中平三年（186年）还有武陵蛮的起义在这里爆发，形成了东汉末年农民起义的一个重要中心。


    其他地区的重要起义　除上述两个地区外，在全国各地均有大大小小的起义爆发。其中有许多自称“帝”的，显示了起义军的组织有了进一步发展，如桓帝建和元年（147年）陈留（治所在今河南开封东南陈留城）人李坚起义，“自称皇帝”（《后汉书·桓帝纪》），建和二年（148年）十月，长平（今河南西华东北）人陈景自称“黄帝子”，并设置官属。同年，南顿（治所在今河南项城西）人管伯也自称“真人”，准备起义。桓帝和平元年（150年）二月，关中的扶风人裴优起义“自称皇帝”（《后汉书·桓帝纪》）。桓帝永兴二年（154年）九月，蜀郡李伯也趁各地农民起义之机，自称为“太初皇帝”（《后汉书·桓帝纪》）。桓帝延熹八年（165年）十月，渤海盖登起义，自称“太上皇帝”，并制有玉印、珪、璧、铁券，置官署。延熹九年（166年），沛国戴异与广陵（治所在今扬州市）人龙尚，称“太上皇”。灵帝建宁元年（168年）九江山民起义，“连月不解”（《后汉书·酷吏列传》）。熹平元年（172年）会稽人许昭起义，立其父为越王，自称大将军，攻城破邑，队伍迅速发展至数万人。还有为数众多的起义，在各地爆发，不一一遍举。


    上述这些起义遍布全国，自桓帝初年至灵帝熹平元年（172年）延绵不断，形成了东汉末年农民起义的另一次高潮。灵帝熹平元年以后，至黄巾起义前的十余年，各地农民起义虽出现了短暂的沉寂局面，但并未完全停止，如灵帝熹平四年（175年），五官郎中冯光、沛县上计掾陈晃说：“历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盗贼相续为害。”（《后汉书·律历志》）。熹平六年（177年）又有人上书：“自春以来，三十余发，方今郡县盗贼劫摽人财，攻犯官民，日月有之。”（蔡邕</a>《难夏育请伐鲜卑议》，见《全后汉文</a>》卷73）灵帝光和三年（180年）“是时苍梧、桂阳猾贼相聚，攻郡县，贼众多……”（《后汉书·张法滕冯度杨列传》）。文中所谓的“盗”“贼”“妖民”等无非都是被封建政府逼得走投无路起来反抗的农民和其他下层人民。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熹平元年之后的农民起义火种并未全熄，且时时迸发出令统治者胆战心惊的烈焰。


    农民起义面临的严酷形势　不过，自汉灵帝熹平元年以后的农民起义，确不如在此之前的声势浩大。这并不是偶然的。原因之一就是农民起义军遇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凶狠得多的敌人。


    东汉末年农民起义面临的不仅有东汉王朝中央政权的武装镇压，而且还面临着地方政权和私人武装的攻击。所以战争进行得十分残酷。如会稽许昭率众起义后，遭到扬州刺史臧洪的长期围剿，“连战三年”，终于在寡不敌众，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失败。最后，许昭父子被俘，起义军被“斩首数千级”（《后汉书·虞傅盖臧列传》）。如吴郡孙坚，在许昌起义之后，也召集地方武装“得千余人”，配合州，郡兵，终将许昌等镇压下去。失败后的起义农民被斩首动辄“数千级”。大批的人就被反动统治者屠杀了。在这种严酷的镇压面前，农民起义自熹平元年后进入低潮。


    但是，这时的低潮正是高潮的前夜，在沉寂中，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正在酝酿，准备。十多年后，一场空前壮阔的大起义，终于爆发了。


    第二节　“遐迩动摇，八州并起”的黄巾大起义


    一　黄巾起义的长期准备


    公元184年爆发了彻底动摇东汉统治政权基础的黄巾大起义，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有组织的伟大行动。早在起义前，准备活动已在进行……


    《太平经</a>》的出现　黄巾起义的准备是和《太平经》、道教有密切关系的。


    早在东汉顺帝时，有琅邪人宫崇向皇帝献其师干吉所藏的“神书”一百七十卷：《太平清领书》，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太平经》的道教最早的经典。这部书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部，每部十七卷。其内容“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后汉书·郎襄楷列传》）。是一部宣扬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之类的迷信书。但是，宫崇将此书送上之后，却被朝廷认为是“妖妄不经”而被“收藏”（同上）起来。后来，在桓帝时，又有襄楷两次献此书。同样被朝廷以“不合明听”（同上）而拒绝承认其存在价值。


    一部宣扬迷信的书，何以被人如此重视，以至有的人向朝廷一献再献，而皇帝又一再将其否决呢？


    这是由于《太平清领书》中所包含的思想极为复杂。在这一百余卷的巨著中，既有辟谷食气，符诀神咒，鬼魂邪怪，求神成仙之类的迷信思想；也有一些改造社会的主张和太平社会的美好理想。如其中有“教其无刑而自治者，即其上也；其出教令，其惧之、小畏之者，即其中也；教其小刑治之者，即其大中下也；多教功伪，以虚为实，失其法，浮华投书，治事暴用刑罚，多邪文，无真道可守者，即是其下霸道之效也”（王明《太平经合校</a>》，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第140页）。从这段话中显然可以引申出反对统治者严刑酷法的思想。在《太平清领书》中，还有很多主张财富平均的言论，其作者提出：“此财物乃天、地、中和之财”、“以共养人也”（《太平经合校》第247页、248页）。即财富应为天下人所共享用，这就为反对少数人独占财富提供了理论根据。所以，书中有大量的内容攻击统治者的贪婪和不劳而食，如说“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是人生六大罪之一，那是“与天为怨，与地为咎，与人为大仇”（《太平经合校》第246至247页）。又说“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自衣食者，而不肯力为之，反使饥寒，负其先人之体”（同上）也是六大罪状之一。《太平清领书》中还有“人无贵贱，皆天所生”这一类的言论。这种言论，自然十分方便地引申出人人平等的主张。总之，由于这部书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又非一时完成。所以，思想内容相当庞杂：其中既有迷信、落后的方面，也有主张平均，反对剥削、压迫的积极方面。不过，《太平清领书》最初是在社会下层流传的，因此，它的内容更加接近农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要求和愿望。正因为如此，东汉末年的人民群众和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它，只是前者希望它得到统治者的承认，后者则力图将它的影响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而已。[323]


    道教的传播《太平清领书》虽被汉代统治阶级斥为“妖妄不经”而予以否定，但以它为经典的道教则在东汉时代广为传播。关于道教的形成和演变，将在本书第二十章中叙述。这里仅说明与东汉末年农民起义有密切关系的两支道教组织“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活动情况：


    信奉《太平经》的，主要是太平道，其创始人是巨鹿人张角。关于张角的身世，史籍上留下的记载很少。只知他是在宫崇献《太平清领书》被拒绝后得到此书的。他在广大的东方地区传道“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子弟，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后汉书·皇甫嵩朱儁列传》）。他利用原始巫术的方法治病以传道，从科学的观点来看，这种用“符水咒说”治病的方法显</a>然是不会有任何效果的，但又何以“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呢？其原因有二：一是同其他宗教迷信一样，太平道有一套迷惑人的说法：“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三国志</a>·魏书</a>·张鲁传》引《典略》）原来是病自然而愈之就是“信道”，不愈者就是“不信道”。这当然无不灵验了。不过，这种说法并非太平道独有，一切宗教迷信的学说大都是如此。显然，东汉末年太平道得以广泛传播“百姓信向之”是另有原因的，那就是东汉末年统治阶级：皇室、贵族、外戚、宦官和一切贪官污吏、地主豪强给人民群众造成的苦难。在那暗无天日的社会里，人民备受压迫、剥削，生活在朝不保夕的危难之中，生不得温饱，病无力医治，在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情况下，只好求助于这种原始的巫术，为自己精神上找到“廉价的慰藉”。而太平道所宣传的平均思想，又恰投其所需，因而太平道在东汉末年得到广泛传播，《太平经》的内容也因辗转宣扬，而愈来愈多了。《太平经》中的一些积极的因素，在太平道传播的过程中，逐渐深入人心。从而为东汉末年的农民大起义做了充分的思想、理论的准备。


    当东方地区太平道广泛传播之时，在巴蜀地区流行的“五斗米道”也成为一支力量颇强的宗教组织。“五斗米道”的创始人张陵，学道于鹤鸣山（亦作鹤鹄山，在今四川仁寿）。后吸收了西南地区某些原始宗教而创“五斗米道”。其传道特点是：凡入道者，皆“出五斗米”（常璩</a>《华阳国志</a>·汉中志》），故有是称。“五斗米道”活动的地区主要在雍、益二州，根据地在汉中。其教义中的平均思想虽不如太平道明显，但也与其接近。所以，在东汉末年“五斗米道”也很流行。


    道教的传播，特别是其教义中朴素的平等观念，平均思想，深受农民和其他下层人民群众的拥护，成了农民和广大劳动人民同封建统治者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早在黄巾大起义之前，汉冲帝时，历阳华孟起义，自称黑帝。建和二年（148年），长平人陈景，自号黄帝子，南顿人管伯，自称真人。他们都是利用道教组织武装起义的。不过，这些起义因组织得不够严密，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


    “八州之人莫不毕应”《太平经》和道教的长期流传，终于成为一支反对封建政权的潜在力量，其中张角的一支迅速地发展到足以同东汉王朝公开决战的程度。


    张角既以治病手段传布太平道，则这种半公开的活动在群众中得到很大的反响，贫苦农民“流移奔赴”，纷纷“繦负归之”（《后汉书·杨震列传》）。到灵帝熹平年间，太平道的发展已引起统治阶级极大的恐慌，熹平六年（177年）太尉杨赐曾为此事专门给灵帝上书。据《后汉书·杨震列传》记载：


    （杨）赐时在司徒，召掾刘陶告曰：“张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讨，恐更骚扰，速成其患。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何如？”陶对曰：“此孙子</a>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庙胜之术也。”赐遂上书言之。


    从杨赐的话中可以看出：当时太平道的发展，已经使统治阶级不敢贸然捕讨。只好采取分化的办法“以孤弱其党”，然后再对太平道的首领下毒手。不过，杨赐的毒计并未能实现。因为当时宦官专权，“党锢之祸”仍在继续，统治阶级内部正忙于争权夺利，没有多少人顾及到正在迅速发展的太平道。


    就趁这样的大好时机，张角进行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准备活动。早在此之前，他就派弟子八人，分赴各地以传道为名组织群众，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后汉书·皇甫嵩朱儁列传》）。在上述八州中已有数十万徒众。张角又将这数十万人按地区分编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首领，犹将军。这样，太平道就成为一支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同时，太平道还宣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并“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同上）。


    张角等提出的口号，是以道教的语言说出了农民阶级推翻封建政权的决心和斗争目标：所谓“苍天”，就是东汉统治；“黄天”就是农民阶级和其他下层群众。“黄天”要在“甲子”这年取“苍天”而代之，推翻东汉封建政权，天下才能从此太平。人民群众利用宗教的语言，喊出了自己的革命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一革命口号的提出并深入人心，并非朝夕之功。出土于安徽亳县曹操</a>宗族墓中的灵帝建宁三年（170年）刻字砖中，就有如下刻辞：


    人谓壁作乐，作壁正独苦，却来却行壁，反是怒皇天。（《亳县曹操宗族墓葬》第30号墓砖刻辞，见《文物》1978年第8期）


    王复汝使（或作我）作此大壁，径冤，（或作我）人不知也。但抟汝属，仓天乃死。（《亳县曹操宗族墓葬》第32号墓砖刻辞，见《文物》1978年第8期）


    刻辞中对统治阶级大兴土木（“作壁”）提出抗议，并出现了“苍天乃死”的言辞。它表明，早在黄巾起义爆发的十多年前，起义的口号就逐渐深入人心了。


    “甲子”年就是公元184年，太平道决定在这一年举行全面起义。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顺利地迅速进行着。广大贫苦农民暗下决心准备与压在他们头上的统治者决一死战。但是腐朽的东汉统治者还蒙在鼓里，虽然在灵帝光和六年（183年）有一些官吏已报告“张角支党不可胜计”（《后汉书·杜栾刘李刘</a>谢列传》），但更多的地方官吏出于“忌讳”而不肯如实向皇帝报告“莫肯公文”，那个昏庸的灵帝更是“殊不悟”（同上）。于是，起义准备顺利地进行，张角亲自到首都洛阳察看形势后，调大方马元义率荆、扬一带数万人，定期集中于邺（今河南安阳），接着又同京师太平道约定：于甲子年三月五日，在首都和全国同时起义。这一场有组织、有准备的大起义，基本布置就绪。满腔仇恨的广大农民同恶贯满盈的反动统治者的一场生死决战就要爆发。


    二　“八州并发，烟炎绛天”——黄巾起义的爆发


    一场经过精心准备的、震撼全国的大起义，终于爆发了。


    叛徒告密提前行动　起义的时间决定后，张角又派人在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用白土书上“甲子”二字。八郡的决心起义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都在等待着甲子年（184年）三月五日的到来。可是，在这紧要关头，起义队伍中出现了叛徒，当预定起义的前一个月，张角的弟子唐周向东汉政府告密，将起义计划全部泄露。东汉政府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捕获起义军重要首领马元义，并在洛阳处以酷刑——车裂。京师中信奉太平道的“宫省直卫”和百姓一千多人，也遭到杀害。在全国范围内逮捕太平道首领的镇压行动就要展开，形势对起义者来说已刻不容缓，原来拟定的计划全部被打乱。


    面对着突变的形势，张角当机立断，毅然决定立即起义。“晨夜驰敕诸方”（《后汉书·皇甫嵩朱儁列传》），下达提前起义的命令。虽然是仓猝之间开始的行动，但由于早有十余年的长期准备，所以“旬日之间，天下响应”（同上）。数十万农民同时拿起了武器，他们头裹黄巾，以为标志，因而有“黄巾”军之称。张角自称“天公将军”，角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弟张梁称“人公将军”，兄弟三人为最高统帅，全国各地有太平道活动的州郡“同时俱发”（《后汉书·五行志》）：张角兄弟所率的主力，活动于河北广阳（河北良乡）、广宗（河北宗城）、巨鹿等地；东汉王朝的统治中心地区：河南颍川、南阳、汝南和陈国一带，波才、张曼成和彭脱率众起义，在东郡各地，则有卜己、张伯和梁仲宁所领导的起义。一时之间形成“遐迩摇荡，八州并发，烟炎绛天”（《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a>《汉官》）的巨大声势。


    在太平道起义的影响下，五斗米道系统的巴郡张修也在汉中一带举行起义。另有北宫伯玉、李文侯等也在抱罕、河关一带起义。边章、韩遂等为义军拥戴，杀金城太守，与东汉政府军对抗。东汉王朝统治的地区几乎全部都处于动摇状态。


    义军所至，封建政权土崩瓦解　黄巾起义后，义军主力集中在冀州、颍川、南阳三个地区。义旗所指，封建政权顿时土崩瓦解，官吏抱头鼠窜“长吏多逃亡”（《后汉书·皇甫嵩朱儁列传》），义军所到之处烧官府、杀地主“劫略聚邑，州郡失据”（同上）。黄巾军的英勇作战，在短时间内取得辉煌战绩：三月间，张曼成所率的南阳黄巾军，一举攻克郡城，杀死郡守褚贡；河北义军活捉了安平王刘续、甘陵王刘忠；汝南黄巾在召陵（今河南偃城东）大败太守赵谦，广阳黄巾军斩杀幽州刺史郭勋</a>和太守刘卫。黄巾军的这一系列胜利，显示出起义人民勇敢战斗的精神，和起义军首领的组织、指挥才能。


    黄巾军仓猝起义后就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使东汉统治者惊慌失措。东汉政府首先急令各州郡“修理攻守，简练器械”（同上），挡住逐渐向首都洛阳逼近的黄巾军。接着就命令何进为大将军，率左右羽林五营士驻守都亭，守卫京都洛阳。又派人率兵防守洛阳周围的函谷、大谷、广城、伊阙、辕、旋门、孟津、小平津等八个要塞。作了这些应急措施后，灵帝召开群臣会议，作进一步策划。而各地豪族地主武装也在挖长壕、修坞堡，组织力量与黄巾军对抗。


    解除“党锢”向义军反扑　面对着强大的黄巾军武装，东汉统治阶级内部三个派别：外戚、宦官和官僚集团，在覆亡的威胁下，感到有必要联合起来，一致对付黄巾起义。于是，他们之间的矛盾立即缓和下来。


    在灵帝的御前会上，北地太守皇甫嵩提出解除“党禁”调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以应付危局，这一建议立即得到批准。灵帝中平元年（184年）三月下诏“赦天下党人”。同时，还紧急征募将士“诏公卿出马、弩，举例将子孙及吏民有明战阵之略者，诣公车”（《后汉书·灵帝纪》），任命皇甫嵩、朱儁为左、右中郎将，率主力镇压对洛阳威胁最大的颍川黄巾军，命卢植为北中郎将，向张角所率领的河北黄巾军进攻。整个地主统治阶级都已动员起来，开始向黄巾军疯狂反扑。


    在洛阳附近的战斗，颍川黄巾军开始取得很大胜利。朱儁、皇甫嵩的反扑，被波才指挥的义军打得大败，退守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但不久形势就急转直下：皇甫嵩利用黄巾军轻敌思想，施行纵火突击，东汉王朝的骑都尉曹操也率兵赶至。经过激战，义军大败，数万黄巾军壮烈牺牲。颍川黄巾军的失败，解除了对东汉首都的直接威胁，东汉政府又调皇甫嵩率军北上，向冀州主力军进攻，朱儁则转向南阳，围剿南阳黄巾军。


    南阳黄巾军在张曼成的指挥下，开始也取得了胜利，将南阳太守秦颉围困于宛城，相持一百余日。秦颉虽疯狂反扑，义军领袖张曼成不幸战死，但黄巾军在新推出的领袖赵弘率领下，经过激战，终于夺取了宛城。义军发展到十余万人。“苍天当死，黄天当立”的口号响彻云霄。然而，当朱儁率颍川战后的政府军增援南阳秦颉军以后，黄巾军就处于极不利的地位，坚守宛城达数月之久的赵弘不幸战死。到这年十一月，宛城陷落，南阳黄巾也被镇压下去了。


    就在南阳、颍川激战之时，黄巾军的总指挥张角猝然病逝，河北的黄巾军在张梁领导下，在广宗（今河北威县东），与率兵扑来的皇甫嵩军展开血战。十月，黄巾军大败皇甫嵩，但得胜后的黄巾军又因麻痹轻敌，被皇甫嵩军偷袭。黄巾军在被动应战下，遭到惨重损失，战斗从黎明延续至傍晚，三万义军同他们的领袖张梁英勇战死，其余的五万黄巾军全部“赴河”就义，宁可自尽，决不向敌人投降或被俘。十一月，在下曲阳张宝也同十万黄巾军将士一起，与敌人拼死鏖战后，全部壮烈牺牲，河北黄巾军也告失败。


    二十万黄巾军经过九个月的激烈战斗。先后均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但他们在战斗中表现的英雄气概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却表明，人民是不甘心任统治者宰割的。


    三　坚持战斗的起义军


    黄巾军的主力虽在起义后的九个月就被镇压下去，但东汉末年的农民大起义并未在中平元年（184年）十一月结束。坚持在各地的黄巾军余部仍在进行着战斗，在广大地区又有许多贫苦农民纷纷举起义旗。他们在黄巾主力失败后的艰苦、险恶形势下，继续坚持同东汉政府斗争达二十余年之久。主要的有：


    北方义军战旗高举　今河北、河南、山西一带的广大农民，以更加顽强的战斗回答了东汉政府军对黄巾起义主力的镇压：自中平二年（185年）起，这一带起义军战帜林立，名号繁多，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洪、司隶、缘城、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畦固、苦蝤等部。起义军大者二三万人，小者六七千人。他们在战斗中逐渐联合起来，并以黑山（今河南浚县西北）为根据地，号称“黑山军”，有众至百万。


    黑山军的首领起初是博陵张牛角（即“青牛角”），张牛角死后，常山褚燕被推为帅，改名张燕。黑山军继续同政府军队及地方豪强武装斗争，使“朝廷不能讨”（《后汉书·皇甫嵩朱儁烈传》）。反动统治者无力镇压起义军，就变换手法，采用招降的策略，以“平难中郎将”的官位，和管理河北各山谷的权力，诱褚燕投降，经不住诱惑的褚燕终于投降了政府军。但更多的起义军将士并未动摇，他们在褚燕投降后，继续坚持战斗。后来才被袁绍、曹操等镇压而失败。


    山西南部，有黄巾军余部郭太，于中平五年（188年）重整旗鼓。在白波谷（今山西襄汾永固镇）率众起义，号称“白波军”，活动于太原、河东一带，力量发展到十万余人。成为北方起义军中的另一支主力。


    青、徐黄巾军威震东方　在黄巾军奋战过的青、徐二州，“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黄巾主力被镇压后不久，起义军又飒然复起，活动于青、冀、徐、兖等地，把刚刚恢复的封建统治秩序重新打乱。光熹元年（189年）这部分黄巾军在张骁率领下进攻北海（郡治剧县，今山东昌乐西），将北海相孔融</a>所率的政府军打得落花流水。孔融自己则被围困于都昌（今山东昌邑西）。后来在平原（今山东平原西南）的刘备救援下，才得逃命。


    大败孔融军之后，青州黄巾军迅速发展至三十余万人。初平二年（191年）。他们由泰山向北进军，攻勃海（郡治南皮，今河北南皮东北）准备再入冀州境与黑山军会师。但在东光遭到公孙瓒的堵截，损失达十万人。于是，黄巾军又返回山东，至初平三年（192年）起义军又发展到一百多万人。他们于是年四月攻破兖州，杀任城相郑遂，又攻东平，杀兖州刺史刘岱，又在寿张（今山东东平西南）击败曹操，杀死鲍信。但是不久曹操就利用青州黄巾军缺乏粮草的机会，连续向起义军进攻。十二月，青州黄巾军在济北（治卢县，今山东长清南）为曹操所败。但另一部青州黄巾军仍在坚持战斗，建安二年（197年）起义军击败琅邪（治开阳，今山东临沂市北）相萧建。建安十年（205年）又有徐和、司马俱率领的黄巾军进攻济南（治东平陵，今山东章丘西）、乐安（治临济，今山东高青东南）等郡，至建安十二年（207年）这里还有黄巾军活动。


    益州黄巾的战绩　中平五年（188年）六月，益州黄巾复起。这支队伍，原来只有“疲役之民数千人”（《后汉书·刘焉袁术吕布列传》）。但他们不畏强敌，在首领马相的率领下，先杀绵竹县令李升，又进攻雒城，杀刺史郗俭，并派兵直下蜀郡，一路势如破竹，取犍为。旬月之间，连克三郡，起义群众骤增至万数。马相自称天子，又令一支黄巾军攻巴郡，杀太守赵部。益州黄巾军的胜利，使统治者惊慌万状，而少数民族人民则配合起义进行武装斗争。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至中平五年，巴郡黄巾贼起，板楯蛮夷因此复叛。”可见，黄巾军的胜利，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斗争也起了鼓舞和推动作用。


    益州的黄巾军后被东汉王朝的益州从事贾龙率兵，联合地方豪强武装镇压下去。


    汝南、扬州等地的黄巾　在汝南、颍川有好几支黄巾军活跃于东汉统治的中心地区。直到献帝建安元年（196年）这里还有何仪、刘辟、黄邵、何复等部“众各数万”（《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他们“攻没郡县”（《后汉书·灵帝纪》）劫杀官吏。虽有时在官军逼迫下暂时放下武器，但一有机会又举起反旗，使东汉王朝束手无策。


    扬州地区的黄巾军也不示弱，曾攻舒“焚烧城郭”（《后汉书·郭杜孔张廉</a>王苏羊贾陆列传》），致使地方官吏胆战心惊。费出九牛二虎之力，才平定下去。不久又有戴风等领导的起义。统治者实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政策“斩首三千余级”（同上），“其余党辈原为平民，赋与佃器，使就农业”（同上）。从上述资料中可知，统治者所屠杀的无非都是贫苦农民，而仅被斩首的就有三千余级，“其余党辈”则绝不在少数了。


    此外，在灵帝中平三年（186年）有江夏兵赵慈起义，杀死那个狡猾而顽固的南阳太守秦颉，攻破六县。中平四年（187年）二月，荥阳又出现起义军“数千人群起，攻烧郡县，杀中牟县令”（《后汉书·窦何列传》）。与此同时，南方的零陵人观鹄自称“平天将军”（《后汉书·灵帝纪》）进攻桂阳。长沙人区星也“自称将军，众万余人”，于中平五年（188年）起义“攻围城邑”（《三国志·吴书·孙坚传》）。长沙、零陵、桂林等郡还有周朝、苏马领导的起义军；东南的吴郡有陈败、万秉统率的黄巾余部，下邳阙宣还“自称天子”（《三国志·魏书·陶谦传》）、长广县人管承“徒众三千余家”（《三国志·魏书·何夔传》）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


    汉中张鲁政权的崛起　当信奉太平道的黄巾军在东方浴血奋战时，西部的五斗米道也举旗起义。


    初平二年（191年）在汉中传播多年的五斗米道，以张鲁为首举行起义，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张鲁自号为“师君”，初入道的人称“鬼卒”，入道久的被任命为“祭酒”和“治头大祭酒”，处理信徒教众事务，统领部众。据《三国志·魏书·张鲁传》云：


    （张）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


    张鲁的政权实行着与封建政权完全不相同的制度：


    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县（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张鲁在汉中建立的政权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教人诚实不欺诈；


    （二）不置官吏，由宗教首领处理教徒和民众的事务；


    （三）置义舍，放置义米、肉，任人随意吃，但以腹饱为限；


    （四）犯法者，准许改过，重犯三次者（三原）才行刑；


    （五）有病者要向鬼神忏悔（自首其过），贪心者有鬼来惩罚（“若过多，鬼道辄病之”）。


    显然这是一个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政教合一的政权。这一政权实行的正是农民在封建重压下朝夕向往的平均主义。难怪这一政权受到“民夷”的拥护。以至“雄据巴、汉垂三十年”（《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成为割据一方的太平乐土。[324]直到二十多年后，这个政权才在历史上消失。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主力军失败后，更多的起义军坚持同封建政权进行着长期的战斗。经过黄巾军及其后继的起义军沉重打击，东汉王朝虽继续苟延残喘，但更加虚弱，在风雨飘摇中，等待着灭亡。


    第三节　割据形势的再现，东汉的灭亡


    自黄巾大起义失败后，摇摇欲坠的东汉王朝又维持了三十余年，才在建安二十五年（220年）灭亡。在这三十余年中，历史重又出现复杂的局面。


    一　黑暗势力空前猖獗


    东汉王朝对人民的血腥屠杀　黄巾起义后，东汉王朝的统治者并没有像西汉初年的统治者那样，对人民做出一些让步，以缓和阶级矛盾，而是变本加厉地血腥屠杀人民。历史事实说明：当农民起义失败后，封建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和起义群众，不仅有“让步”政策，也有“反攻倒算”，究竟采取哪种政策，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法则。


    东汉封建统治者对人民镇压和屠杀，首先从对起义失败后的群众开始。大批的革命群众被反动统治者的屠刀杀害。每次起义军的战败，都伴有血淋淋的屠杀。如张宝等在下曲阳失败后，十余万起义军被杀，其他各地也无不如此，史称“州郡所诛，一郡数千人”（《资治通鉴</a>》灵帝中平元年），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就杀了几十万人之多，连张角的尸体，也受到剖棺戮尸，传首京师的惨无人道的毁坏。至于在战争中被杀的群众，更无法数计，如初平二年（191年）应劭率兵与黄巾战“前后斩首数千级”（《后汉书·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这是极常见的。很多战役被杀的群众都是“死者数万”（《后汉书·刘虞公孙瓒陶谦列传》）。


    更残酷的屠杀是那些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军阀实行的。他们在各地争夺土地，杀掠人民，还以各种名目屠杀无辜，如董卓捉到敌对军的士卒时，常“以布缠裹，倒立于地，热膏灌杀之”（《后汉书·董卓列传》）。董卓等嗜血成性，杀人如麻，本书后面还要记述，其他军阀也多如此。宦官作恶在黄巾起义后更有增无已，如灵帝时中常侍张让“所在贪残，为人蠹害”。黄巾起义后，郎中张钧曾上书指</a>出：黄巾起义的原因“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后汉书·宦者列传》）。这纸奏书被张让得知后，结果是“御史承让等旨，遂诬奏钧学黄巾道，收掠死狱中”（同上）。可见，宦官横行霸道毫无收敛。至于严酷的刑罚，在黄巾起义失败后被加诸广大人民身上，更是不在话下了。“斩之”，“夷三族”，“族之”的血淋淋记载，从桓帝以后突然增加，绝不是偶然的。东汉统治者疯狂地挥舞着屠刀，妄图用人民的鲜血延缓自身末日的来临。


    赋役盘剥灾疫肆虐　黄巾起义后，东汉统治者并没有接受农民起义对他们的教训，反而加紧对人民的榨取，想方设法榨尽劳动人民身上的最后一滴血汗。


    就在黄巾主力被镇压的次年，东汉王朝政府就借口京城火灾，以修缮宫殿为名，普加天下田亩税“亩十钱”（《后汉书·灵帝纪》）。此外，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不可胜数，如“宫室连年不成，刺史、太守复增私调，百姓呼嗟”（《后汉书·宦者列传》），这样层层加码，人民当然不胜其苦。又如中平四年（187年）灵帝卖官，竟连关内侯这一级也可出售，明码标价“钱五百万”（《后汉书·灵帝纪》）这些用钱买来的官吏，到任后不搜刮又何为呢？可见，从皇帝那里就鼓励官吏们贪赃枉法，剥削百姓的。


    从公元2世纪20年代以来，中原流行着可怕的疾疫。[325]给人民带来更沉重的苦难，全家、全族、整个地区死于疾疫者史不绝书，如《续汉书·五行志》载“京师……民多病死，死有灭户，人人恐惧”。又魏文帝</a>与吴质书曰“昔年疾疫，亲故多遭其灾”。魏陈思</a>王说疫气云：“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者。”可见，死于疾疫者绝不是少数人。天灾频仍，又是劳动人民另一大灾难。每一次天灾一来，就是成千上万的人死亡，如献帝兴平元年（194年）“三辅大旱……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后汉书·献帝纪》）。有时统治者还假惺惺地实行一点“抚恤”救济，也常因官吏中饱而成为纯粹的骗局。[326]很明显：疾疫之所以特别猖獗，同统治者杀人和战争有很大关系，在东汉末年各路割据武装混战之中，常常是数县“皆屠之，鸡犬亦尽”（《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注引《曹瞒传</a>》）。这些被杀的人，尸体抛入水中，有时竟至“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同上），有的就扔在路上：“百姓死亡，暴骨如莽。”（《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典论</a>·自叙》）这么多腐烂的尸体怎么能不传染疾疫呢！至于因天灾而饿死的，也多由于政治的腐败已如上述。所以，归根到底，人民苦难的根源是封建统治的剥削、压榨和腐败的政治。


    人民流徙户口骤减　由于天灾、人祸造成的灾难，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东汉末年许多地区荒无人烟，就是原来十分富庶的地方，在统治阶级混战之后，也变得荒凉不堪，如人口集中的黄河流域，“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仲长统</a>《昌言</a>·理乱篇》）。历来极为富庶的关中，经过董卓的劫掠后“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三国志·魏书·董卓传》）。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的因素，没有人如何进行农业生产？所以，东汉末年经济空前萧条，生产凋敝，粮食和物资极度匮乏。如袁绍的军队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州里萧条”（《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刘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踧，吏士大小自相啖食”（《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英雄记》）。军队都这样缺粮，可见社会已匮乏得无可搜刮了。


    在屠杀、疾疫、酷刑和饥饿下幸存下来的劳动人民，为求生存，也无法死守住荒凉、残破的乡里，只好以锋镝余生，奔走四方。因而，东汉末年出现人民大批流亡的现象。仅从黄巾起义后的有关记载中，就可以找到如下大规模流徙的事实：


    从上表可以看出：东汉末年农民流徙的方向，大多数都是从中原地区流向边地。原来被认为是荒凉的，甚至是不毛之地，竟成为人民向往之地。究其原因无非是由于那里的封建统治较为薄弱，人们在那里尚能求得一息生存的可能而已。这种流徙的事实虽对于边境的开发有一定积极作用，但也可想见其人民生活之惨状。


    由于上述诸种原因，东汉末年中原人口锐减，东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时，全国有户一千六十七</a>万余，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余，至西晋太康元年（280年）仅剩下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余户，口一千六百十六万余口了。经过了一百多年，人口反而减少了三分之二。反映了经济残破的严重程度，以及大量的人口变为依附于豪族地主的无户籍者的事实。而这一切又同东汉末年统治阶级内部的混战，有直接关系。


    二　统治阶级内部的混战，东汉王朝的灭亡


    军阀割据局面的出现　黄巾起义后，东汉政权实际已被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壮大起来的各武装集团瓜分，名存实亡。而各武装集团又因争夺地盘进行长期混战，从而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灭亡。


    在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各地州、郡长官和豪强地主都趁机发展了自己控制的武装力量，成为地方割据的军阀。黄巾起义失败后，灵帝中平五年（188年）东汉王朝正式将一些重要地区的州刺史改为州牧，选择有名望的官僚充任，总掌一州军政大权。这无异于承认地方割据势力，因此更助长了军阀势力的膨胀。


    黄巾起义开始时，灵帝何皇后之兄、大将军何进领兵守护洛阳。中平五年灵帝成立京师近卫部队——西园八校尉，却以宦官蹇硕为上军校尉。这就又重新引起外戚和宦官集团之间的矛盾。公元189年，当灵帝死后，以何进为首的外戚集团与官僚，名士联合，开始了同宦官集团的决战。


    灵帝死后，何进立他的外甥刘辨为帝（少帝），时年14岁，何太后临朝。何进以大将军录尚书</a>事。不久就杀掉宦官蹇硕。为进一步消灭宦官，何进又召并州牧董卓进京。在董卓尚未到达洛阳时，何进已联合西园八校尉的副统领、中军校尉袁绍等杀掉宦官二千余人。何进等欲杀尽宦官，一概不留，甚至有些没长胡须的人也被当成宦官给误杀了。他们这样乱杀乱砍，引起统治阶级中的混乱，早就怀有野心的董卓领兵到洛阳后，恰好找到借口，他依靠掌握的武装废掉少帝刘辨，立刘协为帝（献帝），自任相国，控制朝政。


    董卓专权后，各地握有军事实力的州牧、太守、刺史等纷纷起兵，以讨董卓为名，实际进行争夺地盘的割据战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起兵讨董卓的有：渤海太守袁绍，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济北相鲍信以及典军校尉曹操。共推袁绍为盟主，组成“关东军”。于是“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典论·自叙》），从此开始了军阀割据的战争。


    董卓败亡和军阀混战　董卓见“关东军”已威胁到洛阳，而在白波谷（今山西临汾境内）又有十多万黄巾余部在活动。就慌忙挟汉献帝由洛阳迁往长安。董卓是极为残忍的军阀，以杀人为乐，所过之处，无不残破。当他撤出洛阳时，“兵烧洛阳城外面百里。又自将兵烧南北宫及宗庙、府库、民家，城内扫地殄尽”（《三国志·魏书·董卓传》注引《续汉书》）。又“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籍，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后汉书·董卓列传》）。他平时就纵士兵杀、烧、夺、掠，无所不为。有一次他曾派军队到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把正在祭社的男子全部杀了，将头挂在车上，掠走全部的妇女和财物，回到洛阳后，还要庆贺“凯旋”。这样一个惨无人道的家伙，其逃离洛阳时造成的灾难是不难想象的。董卓到长安后，又继续大肆聚敛，疯狂掠夺“淫乐纵恣……又筑坞于郿，高厚七丈，号曰‘万岁坞’，积谷为三十年储”。其杀人的手段更为凶残：“先断其舌，次斩手足，次凿其眼目，以镬煮之。未及得死，偃转杯案间。会者战栗，亡失匕箸，而卓饮食自若。”（《后汉书·董卓列传》）


    以讨董卓为名组成的“关东军”中，各路军阀都有自己打算，实际并未与董卓进行决战。公元192年，董卓在长安被其部将吕布与司徒王允合谋杀死。卓部将李傕、郭汜又杀王允，关中陷于更加混乱的状态。李、郭二人丝毫不比董卓善良，烧杀抢掠更加疯狂。


    关东讨董军在董卓死后并未卷旗收兵，而是展开更大规模的混战。在混战中遭受损失的仍是劳动人民，如曹操攻陷彭城（江苏徐州市）“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注引《曹瞒传》）。在战祸频仍的地区大批无辜人民被屠杀，如东汉时涿郡有十万余户，鄢陵县有五六万户，兵祸后涿郡仅余三千户，而鄢陵只剩数百户了。富庶的中原地区变成一片荒原。


    在建安元年（196年）以前，除关中的董卓和李傕、郭汜外，还有以下一些主要武装集团，割据于各地：


    （一）公孙度占据辽东（今辽宁一带）。


    （二）公孙瓒、刘虞占据幽州（今河北北部）。


    （三）袁绍占据冀州、青州和并州（今河北中，南部，山东东北部和山西）。


    （四）曹操占据兖州（今山东东南部，河南东部）。


    （五）袁术先占据南阳，后占据扬州（今淮河下游和长江下游以北）。


    （六）陶谦、刘备、吕布先后占据徐州（今江苏北部）。


    （七）孙策占据江东（今长江下游以南）。


    （八）刘表占据荆州（今湖北、湖南）。


    （九）刘焉占据益州（今四川、贵州和云南北部）。


    （十）马腾、韩遂占据凉州（今甘肃）。


    此外，在汉中还有一个张鲁政权。


    经过几年的混战，到公元199年，全国大的军事集团就只剩下孙策、刘表、刘璋</a>（据益州）、韩遂、马腾、公孙度、袁绍和曹操几股。其中最大的割据势力就是曹操和袁绍。


    曹操统一北方的官渡之战　献帝建安五年（200年）北方的两大军事集团发生了决定性大战——官渡（今河北中牟东北）之战，从而使曹操统一了北方。


    曹操本是宦官曹腾养子，买官至太尉。在镇压黄巾军的战争中，于公元192年在济北（今山东长清）打败青州黄巾军，将黄巾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编为自己属下，“号为青州兵”（《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从此，成为各军事集团实力较强的一支。公元196年汉献帝趁关中混战之机从长安逃回洛阳，曹操立即迎献帝并迁都于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取得优势。同年，曹操又用屯田的办法，解决了军粮问题。在满目荒凉的中原，曹操占领的地区竟出现生产发展的迹象，这就使他逐渐成为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


    在公元200年以前，北方军事集团中惟一能与曹操抗衡的只有袁绍。这样，曹、袁之间的战争就不可避免的了。


    官渡之战前，袁绍占有冀、并、青、幽四州之地，拥有大军十万，战马万匹，而曹操只有兖、豫二州，军队一二万人。从军事实力及后方物资方面看，袁远胜曹。但袁绍在政治上不得人心，“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其残暴统治早引起统治下的人民的仇恨。而曹操的统治则较为清明，治军赏罚严明，任人唯才是举，又比较注意发展生产。因此，当公元200年官渡之战开始后，曹操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以少胜多。很快地使袁军瓦解。十万大军全线崩溃。袁绍从前线仓促逃回，两年后忧愤而死。


    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率兵扫平袁绍死后由其子袁尚统率的残余势力，统一了南起长江北至长城的北方地区。


    赤壁之战和东汉的灭亡　曹操统一北方后，全国其他地区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主要是荆州刘表死后，其子刘琮向曹操请降，而投靠刘表的刘备则在诸葛亮</a>的劝说下决心联络江东的孙权与曹操对抗。孙权为孙策之弟，在其属下集聚了一批谋士和武将，江东在孙氏统治下，经过较长时期的开发，又成为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地区。这样，孙、刘的联合就成为曹操扩展实力的主要障碍。


    经过充分准备，以孙、刘联军为一方，以曹操为一方的赤壁大战终于在建安十三年（208年）开始了：曹操率军队二十万，号称“八十万”由江陵顺江而下，此时孙、刘联军只有五万人，双方相遇于赤壁（湖北蒲圻西北）展开激战。结果，孙、刘联军以少胜多，曹军大败，全军覆没。曹操逃回后，从此不再向长江以南进攻，而刘备的势力又占据了巴蜀、汉中，这样，孙、曹、刘鼎立的局面形成了。


    从黄巾起义主力失败后，东汉皇帝就已经成为董卓、曹操手中的傀儡，东汉王朝已名存实亡。无论从经济上、政治上，还是军事集团的实际占领方面看，统一的政权早已不复存在。因此，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当曹操死后，其子曹丕</a>就轻易地废掉汉献帝，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国号魏，都洛阳。这样，刘氏家族统治的东汉王朝二百余年统治正式宣告结束。历史又翻开另一页。


    本章小结


    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是秦汉时代三次大规模起义（秦末、西汉末和东汉末）中最大的一次。其组织、计划的严密，行动的划一及声势都是空前的。显示了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黄巾起义的主力虽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镇压下去，但其所起的作用则是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灭亡。在黄巾起义后，东汉王朝实际已被各个割据的军事集团所取代，所以，汉献帝的退位仅仅是一个形式，实际上已无任何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