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绿林、赤眉起义和“新”莽的灭亡

    “新”莽政权自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开始，至地皇四年（23年）被推翻，在这14年中，西汉末年出现的社会危机，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进一步加深，严重地动摇着封建统治基础的两大问题——奴婢和土地，并未因王莽提出的“王田”和“私属”而得到解决，且由其倒行逆施的“改制”和狂妄、愚蠢的政策，使社会各种矛盾都迅速激化起来：农商凋敝，民不聊生，货币混乱，社会动荡，与周边各少数民族普遍发生冲突。于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同时激化。面临这种形势，王莽除“托古改制”，依靠谶纬宣扬“天命”以外，拿不出任何办法，只有依靠骗术自欺欺人。但一个政权毕竟不能靠欺骗来维持，因此，“新”莽政权最后终于在人民大起义的怒涛中覆亡。


    第一节　自掘坟墓的王莽


    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在“新”莽时期进一步加深，其罪魁祸首不是别人，就是王莽自己。


    一　王莽的政治品格


    “新”莽的政治变化，当然是由社会各种条件制约的，不能完全归咎于一人。但作为专制制度最高统治者，其个人性格，在施政中不可能不产生巨大影响。“新”朝统治的混乱及其政权的迅速垮台，与王莽的政治品格有极密切关系。尽管他在主观上亦不妨有挽救社会危机，缓和各种矛盾的良好愿望，但由于缺乏与之相应的政治品质，而结果却走向他自己愿望的反面。这不仅是王莽个人，也是历史上不少政治家的悲剧。


    浮夸拒谏猜疑心重　据传王莽相貌与常人不同，故有的史学家据此论定其性格怪僻，这当然难以令人相信。[242]不过，从王莽为政时的各种表现，可以看出他缺乏政治家应有之风度，而具有当权者最致命的弱点，即心胸狭小。


    大凡心胸狭小者，其潜意识皆具有自卑感，而表现则为喜自夸，自命不凡，似乎不可一世。王莽称帝后的言行举止，无不与此有关。


    王莽之夸大狂表现于各个方面，如伪造先代世系，自称“黄帝</a>之后，其《自本》曰：黄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妫汭，以妫为姓。至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子敬仲，奔齐，齐桓公以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齐国，世称王，至王建</a></a>为秦所灭。项羽</a>起，封建孙安为济北王。至汉兴，安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汉书</a>·元后传》）。将自家“王”氏上溯至黄帝，其可信程度已应打上问号，何况其自造的世系又颇多矛盾，在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诏书中自称“惟王氏，虞帝之后也，出自帝喾，刘氏，尧之后也，出自颛顼”（《汉书·王莽传》中），将古史</a>传说中之尧、舜世系任意颠倒。[243]可见其所述世系无需事实根据，姑妄言</a>之而已。而其故意编造的目的，无非是抬高自己身价，夸大其出身罢了。


    这种夸大狂表现在施政方面，则为不求实效，但务虚名，如更改官制均仿古制，徒袭经典中之官名，不顾实际需要，结果重床叠架，大而无当。改“王田”“私属”仅依先贤言论，而无具体办法，终无法实行。至于将少数民族王为侯，改“高句骊”为“下句骊”，改“匈奴”为“恭奴”，改“匈奴单于”为“降奴单于”等愚蠢举动，更是夸大狂的反映。这种夸大狂使王莽失去正常理智，从而付出极惨重的代价。


    拒谏和猜忌也是王莽心胸狭隘的重要表现。他拒不听严尤等慎征伐的有益建议，而遭覆顶之灾已如前述。其兴“六筦”之举，司允费兴曾极</a>言“六筦”之弊，王莽不仅不听，反而将兴免官。其他拒谏之事不胜枚举。其拒谏之根源在于猜忌心重，对属下文臣武将均明显地表现出不信任，如他遣将出征，有时却不给兵符，必先请而后动，遣其心腹将所谓“九虎”者出征，却纳其妻子于宫中而为质，吏民上书，宦官左右可开视，尚书</a>却不知。表现王莽猜忌之心最具有讽刺意义的事件，莫过于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所发生的“吕宽之役”：王莽立平帝后，欲专国权，为防帝母卫姬及卫氏家族势力，先扬言鉴于哀帝时丁、傅外戚乱国法之覆辙，拜帝母卫姬为中山孝王后，于帝舅、弟妹皆有封赐、食邑，但必须居留中山（今河北正定东北）不得至京师。王莽这种隔绝平帝与卫氏的做法，遭到许多大臣反对，如扶风功曹申屠刚等曾直言对策，但均遭到王莽打击。就连王莽长子王宇也不以为然，曾暗与卫氏通报，并与其师吴章、妻兄吕宽密议，利用迷信鬼神，劝王莽放弃隔绝卫氏之做法。吕宽乘夜持血洒莽第宅，不料被捕，王莽执而审讯。结果，除吕宽讯后即被诛外，牵连及于千人之多：王宇被捕后饮药自尽，宇妻吕焉怀孕，俟产子后杀之；卫氏全族，除卫后外，满门皆斩，吴章腰斩，磔尸东门，其教授子弟千余人，皆禁锢不得仕宦。由吕宽之狱，连及王莽素所恶者，皆趁机诛之。如元帝妹敬武长公主，红阳侯王立，平阿侯王仁以及许多贵戚大官皆因早为王莽猜忌，均遭杀身之祸。这次大狱，起因全系王莽猜忌心理作怪。事件本身虽仅系统治阶级内部倾轧，却也看出王莽之性格，对自己亲生之子尚且如此，对臣下则更不在话下，而于用人为政方面嫉贤妒能，喜阿谀，讲形式，尚空论，等等，乃是十分必然的了。


    喜怒无常朝令夕改　王莽之性格具有一般懦弱无能的暴君特点：喜怒无常，而于施政方面又缺乏有益的成见，常常朝令夕改，有时令人莫名其妙。如上述吕宽一案，株连至司命孔仁之妻。孔仁妻畏罪自杀，孔仁自动投案见莽。开始王莽要尚书对孔仁论罪，但不久又下令免罪。又如太傅平晏属下之戊曹士，对掖门仆射非法拘捕，王莽大怒，发士兵数百人围太傅府，当场捕杀戊曹士，而大司空士夜间违法过奉常亭，又鞭打亭长，告至王莽，莽却不予治罪。从这些小事就可以看出王莽的性格。其行“王田”“私属”之法时，曾引经据典，大张厥词。什么“天地之性人为贵”，“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等等。这些揭露秦汉以来社会危机的言论不能不谓之深刻。推行“六筦”时，也颇似雷厉风行“每一筦下，为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吏民抵罪者浸众”（《汉书·王莽传》下）。大司马允费兴等因谏除“六筦”而被免官，但不几年又下诏“除井田奴婢山泽六筦之禁”（同上），轻轻的一句话将前此施行的改革措施一笔勾销。这固然是由于那些倒行逆施无法贯彻下去，但也可看出作为一个统治者，王莽缺乏政治家的深思熟虑，更缺乏主见和魄力，色厉而内荏。这种性格造成“新”莽政治混乱，政令前后不一。纵观“新”莽时全部政治措施，正如其颁行的币制一样，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皆为权宜之计，缺乏长远之策，如此为政，不垮台才是怪事。


    食古不化顽固迷信　王莽幼年熟读经书，掌权后每有动作必先据古代经典，徒从形式上模仿，毫无意义的为古而古。如官名中原大司农，王莽依《尚书·尧典》“乃命羲和……敬授八时”改为“羲和”。后又依《尚书·舜典》“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改为纳言。其他官员、地名、人名，等等，无不如此模仿，改来改去，于事毫无补益。


    王莽是借助于符瑞、谶纬、谣言等迷信手段登上“真命天子”宝座的，因此他当皇帝后愈加相信和依靠这些迷信勾当。神仙道术、符瑞、谶纬等等已构成“新”莽统治时期政治生活的一部分。王莽不惜人力、财力大兴迷信之事。始建国二年（10年），王莽听方士苏乐的鼓吹，习“黄帝谷仙之术”，以万金起八风台，顺风作液汤，又种五粱禾于殿中，煮鹤髓、瑇瑁、犀玉等二十余物，用其汁渍谷种，每斛粟成费一金。这种劳民伤财之事不胜枚举。又如地皇元年（20年）七月，大风毁王路堂，发屋拔木，王莽忧恐，但他从来未想到如何改善政治，而由大风联想到二子多病，于是改二子名号，以为这样就可天下太平了。王莽当政前后经常有所谓“符瑞”出现，如哪里母鸡变为公鸡，哪里出现“黄龙”等等。王莽加九锡时曾说：有“众祥之瑞，七百有余”（《汉书·王莽传》上），以此来证明“天命”归于王莽。其实，这些所谓的“符瑞”有的乃是自然现象，有的是阿谀之徒编造，有的实为牵强附会。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派太仆王恽</a>等八人，分行天下，观风俗，次年还朝，言天下风俗齐同，各郡国歌谣（实际皆伪造）颂莽功德的谣、谚三万言。像这样的“符瑞”歌谣王莽当然乐于接受。于是，各地的歌谣“符瑞”纷纷出现，在王莽之世似乎所有的现象都证明“新”莽政权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年代，人民安居乐业，歌舞升平，老幼妇孺个个颂赞当代君主的恩德。王莽也就沉浸在一片神秘而虚幻的颂声中，走向自己掘开的坟墓。


    王莽的这些性格，对于当时政治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正因为如此，“新”莽政权的统治也达到极其黑暗的程度。


    二　“害遍生民，辜及朽骨”的统治


    在王莽统治期间，政治昏暗。不仅下层劳动人民承受着空前的灾难，就是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这种危机给被压迫阶级的愤怒和不满造成一个爆破的缺口。从而使广大劳动人民不得不进行历史性的发动。


    赋役和酷刑　王莽不断“改制”，口口声声以民生为念，其实，在不断的“改制”中，人民遭到的剥削、压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沉重。


    王莽时的赋税徭役，史虽无明文记载，但《汉书·食货志》云：“边兵二十余万人，仰县官衣食，用度不足，数横赋敛，民愈贫困。”可见其赋税、徭役比西汉末只有增加，决无减少。仅据现有资料可知，在王莽时期，新增加的赋税就有很多，如王莽根据《周礼</a>·地官司徒·载师》中有：“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宅不树桑麻者，罚以一里二十五家之钱），凡田不耕者出屋粟（空田者罚以三家之税粟）。凡民无职者出家之征（无职者，出夫税家税，夫税者，每亩之税，家税者出士徒车辇给徭役）”，于是立“税民之法”：


    凡田不耕为不殖，出三夫之税；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无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县官衣食之。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嫔妇桑蚕织纴纺绩补缝，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在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实者，尽没入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汉书·食货志》）


    这就是说：田不耕而令其荒芜者，收“三夫”之税；宅中不种树者，收“三夫”之布；对失业者，征“夫布一匹”，不能出布者罚作苦役。对桑蚕、纺织、缝补等副业，及工、医、巫、卜、商贾等收十分之一的税。上报不实者，罚一年的劳役。从这些规定中看出：对荒地及失业者征税乃是西汉所没有的。至于“一夫之税”“一夫之布”是多少，虽有待考证，但赋税之烦则是肯定的。就连王莽左右的官吏也都不得不承认，百姓“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贡税”（《汉书·王莽传》下）。


    随着赋税、徭役和各种名目“改制”而来的是严刑酷法。王莽时每行一“新政”都伴着极严厉的镇压，法网愈来愈密，如非议井田制及挟五铢钱、言大钱当罢者皆“投诸四裔”（《汉书·食货志》），又如始建国二年（10年）加重对私铸钱者的处罚，一家铸钱，五家连坐，没入奴婢。仅这一方面因触禁令而被判刑者就多得不可胜数。地皇二年（21年）因犯罪而没入官奴婢者达数十万人。由此可见王莽时代刑罚的严酷程度了。


    赋役和酷刑下的人民生活　本来就已十分悲惨的人民生活，到王莽统治时期就更加每况愈下。繁重的赋税、徭役和严刑酷法把愈来愈多的人推到死亡线上。


    王莽即位后自诩为变“秦为无道”之治而“改制”，其结果比秦还坏。其各项“改制”所带来的恶果，已如上述。就是“改制”过程本身，也给社会造成极大灾难：由于王莽醉心于托古改制，将大部分时间用在空与朝臣们议论经书上面，对政务无暇过问，各地官吏则趁机为非作恶，贪残刻剥，贿赂公行。据记载：“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里，制礼作乐，讲合《六经》说。公卿旦入暮出，议论连年不决，不暇省狱讼冤结民之急务。县宰缺者，数年守兼，一切贪残日甚。”就连朝廷派出监察执行法令情况的专员也贪赃枉法。“中郎将、绣衣执法在郡国者，并乘权势，傅相举奏”，“皆便为奸于外，扰乱州郡，货赂为市，侵渔百姓”，“郡县赋敛，递相赇赂，白黑纷然”（《汉书·王莽传》中）。由于制度不断变化，王莽不给官吏发薪俸，这就是说默许其向人民任意勒索。因此“天下吏以不得奉禄并为奸利，郡尹县宰家累千金”（《汉书·王莽传》下）。


    王莽的迷信，也给人民造成极大痛苦。地皇元年（20年）因听从望气者的胡诌而大兴土木，在长安城修建九庙，又将城西之建章、承光、包阳、大台、储元等宫，及平乐、当路、阳禄等馆十余所建筑物拆除。其修建之“太初祖庙东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余庙半之。为铜薄栌，饰以金银琱文，穷极百工之巧”。这样拆、修不已，浪费大量的物力和人力“功费数百巨万，卒徒死者万数”（《汉书·王莽传》下）。


    王莽兴师动众讨伐匈奴及镇压少数民族，迫使成批劳动人民死于非命，如征天水、陇西骑士，广汉犍为吏民十万人，转输者合二十万人“其后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费以亿计，吏士罹毒气死者什七”。人祸加上旱、蝗等天灾，使土地荒芜，物价腾贵，米价由汉初数十钱升至王莽时“米石二千”（《汉书·食货志》），以至“黄金一斤易粟一斛”（《后汉书</a>·光武帝纪》），竟上升千倍至万倍之多。[244]


    在王莽苛政、贪吏刻剥之下，人民战死、饿死“民庶涂炭，百不一在”（《后汉书·杨震列传》）。大批无以为生的百姓，纷纷逃亡成为“流民”，饥寒交迫下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穷苦人民愈来愈多，有时东方流民入关求食者就有数十万人，而王莽却派人教这些饥民“煮木为酪”（《汉书·食货志》）让人吃木头，当然无法活下去，以至发生人吃人的现象，“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汉书·食货志》）。不少铤而走险的贫苦百姓只能食人以延续生存，被称为“饿贼”。请看这些血淋淋的记载：


    赵孝字长平，沛国蕲人也……及天下乱，人相食，孝弟礼为饿贼所得，孝闻之，即自缚诣贼曰：“礼久饿羸瘦，不如孝肥饱。”贼大惊，并放之，谓曰：“且可归，更持米糒来。”孝求不能得，复往报贼，愿就烹，众异之，遂不害。（《后汉书·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


    淳于恭字孟孙，北海淳于人也……王莽末，岁饥兵起，恭兄崇将为盗所烹，恭请代，得与俱免。（同上）


    蔡顺，汝南人，至孝。王莽乱，人相食，顺取桑椹赤黑异器，贼问所以，云：“黑与母，赤自食。”贼异之，遗盐二斗，受而不食。（《东观汉记</a>·蔡顺传》）


    从以上记载看出：那些“饿贼”“饥兵”在饿得不能不食人的境况下尚对至孝至义者仍极尊敬，也可看出王莽的暴政确实把他们逼得无路可走，才出现这种人类最悲惨的自身相食的悲剧。


    统治阶级内部分崩离析　王莽的统治不仅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灾难，使“众庶各不安生”（《汉书·食货志》），就是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引起极大的反感。地主、富商也对王莽的政策不满。“王田”“私属”虽未能实行，却引起许多富人恐惶，“五均”“六筦”之令也使得一些吏民“抵罪”。拥有奴婢之家“率一口出钱三千六百”，使“天下愈愁”（《汉书·王莽传》中）。他又下诏“诸军吏及缘边吏大夫以上为奸利增产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财产五分之四”（《汉书·王莽传》中）。这些政策遭到地主、富商的反对也是必然的。王莽个人不断膨胀的权势欲、夸大狂使他对于一切人，包括自己家族和臣下，都不惜使用残酷手段，以保持统治地位。这就在统治阶级内部，首先在王莽家族和朝廷内开始分崩离析。


    王莽长子宇，次子获，分别因“吕宽之狱”和杀奴，而被王莽逼死。王莽兄子衍功侯光曾使执金吾窦况杀人，王莽也逼其自杀。这些举动曾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表示赞赏，认为王莽执法持平，能大义灭亲。其实，这只是王莽沽名钓誉的一种手段和虚伪狂悖的表现。了解王莽的人品，就知上述举动并不值得歌颂，反为其违背人性而厌恶。


    同其他统治者一样，王莽的生活极其荒淫腐朽。早在他称帝之前，以“贤孝”“恭谨”扬名于世时，他就与侍女增秩、怀能、开明等私通，并生有儿女；后又与侍女原碧私通。这种隐私，在统治阶级中司空见惯，原是公开的秘密，但王莽却伪装谨饬，俨然“正人君子”，对此一向讳言。王莽的伪装只能欺骗被挡在高大宫墙以外的一般群众，而无法瞒过左右亲人。莽妻因其虚伪和狂悖，时常啼泣，以致双目失明。太子临入宫奉侍，临又趁机与侍女原碧私通，后恐王莽发觉，即与妻刘愔谋划杀莽，事未成而暴露，临及妻愔均被莽逼死。天凤五年（18年）皇孙功崇公宗，自画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又刻三印，意为“新”皇位应传于己，欲取继莽位。事被王莽发觉，也被逼自杀。以上数事虽属王莽家族内部丑事，但说明：近在王莽身边之人，对他为人、为政了解得十分透彻，因而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所以，除广大劳动人民因遭压迫、剥削起而反抗外，最先反莽的乃是“郡国豪杰”和最为了解王莽为人的亲属和心腹大臣。地皇元年（20年）“巨鹿男子马适求等谋举燕、赵兵以诛莽”，后被王莽派兵镇压，“连及郡国豪杰数千人，皆诛死”（《汉书·王莽传》下）。这里指出被诛死的乃是“郡国豪杰”，就是豪强地主。至于王莽左右的心腹，对他早就恨之入骨。早在王莽居摄三年（公元8年），期门郎张充就准备劫杀将要称“真皇帝”的王莽，后被发觉，诛死。甄丰是王莽早年时的心腹，其向权势顶峰逼进的过程中，曾为之出谋划策。王莽为宰衡时，常与甄丰密谋至半夜，有所谓“夜半客，甄长伯”（《王刘张李彭</a>卢传》）之谚。可见其亲密程度。但王莽称帝后，封甄丰为更始将军，与卖饼儿王盛同列，因与子寻谋作“符命”，被王莽发觉，处死（见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刘歆</a>也是王莽的心腹之一，但歆子棻、泳因甄丰案被牵连致死，女即王莽子临之妻愔，也为王莽所杀，因而与王莽结怨。地皇三年（22年）刘歆与卫将军王涉勾结，准备谋杀王莽，但未及动手，事泄，地皇四年（23年）被迫自杀。此外，王莽篡汉，将刘氏天下据为己有：一方面大封亲信“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汉书·翟方进传》），另一方面将刘氏宗族诸侯王三十二人，王子侯一百八十一人废黜（见《汉书·诸侯王表》及《汉书·王子侯表》），这就同刘氏集团的冲突进一步加剧，而刘氏宗族在西汉末年已成为地主阶级中一股很有影响的势力。[245]早在居摄年间，就有刘氏宗族刘崇、刘信等举行反莽起义。后虽失败，至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又有刘快、刘都起义，始建国二年（10年）又有刘曾、刘贵举事。这些反莽起义，说明刘氏宗族同王莽政权的矛盾已经激化。


    王莽亲属和左右大臣对他的背叛，甚至企图取而代之，以及同刘氏集团的矛盾激化，虽然不具有压迫反压迫、剥削反剥削的意义，只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但这些矛盾的爆发，标志着王莽政权从上到下发生动摇，它反映了这个政权遭到愈来愈多的人唾弃，不能再继续维持下去了。


    广大劳动人民无法再继续生活下去，统治上层也发生缺口，全国人民推翻王莽政权的起义时机成熟了。


    第二节　农民起义军的崛起


    在王莽统治时期，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分散各地的农民反抗地主政权压迫的斗争由小到大，终于汇合为以绿林、赤眉为中心的两股大军，把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推向高潮。


    一　由局部走向全国的农民起义


    “新”莽政权的丧钟　自王莽登上帝位之日起，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反抗斗争就没有一日停止过，随着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给农民革命造成“爆破的缺口”愈大，广大劳动人民的反抗烈火愈烧愈旺。始建国三年（11年），苦于徭役、兵役的各地人民就有“弃城郭流亡为盗贼”的，其中并州（约相当今山西大部及河北、内蒙古一部）及平州（约相当今辽宁境）“尤甚”（《汉书·王莽传》中）。天凤二年（15年），北方的五原（郡治在今包头市西北）、代郡（郡治在今河北蔚县西南）一带的农民“起为盗贼，数千人为辈，转入旁郡”（《汉书·王莽传》中）。此后各地农民起义普遍展开，“四方盗贼多”，连首都附近也不例外“三辅盗贼麻起”。为此王莽专门“置捕盗都尉官，令执法谒者追击长安中，建鸣鼓攻贼幡，而使者随其后”（同上）。这当然制止不了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这些分散的农民起义此伏彼起，为刚当上“真皇帝”的王莽敲响了丧钟。


    在这些起义中，吕母起义和瓜田仪起义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吕母是琅邪海曲（今山东省日照西南）的一位妇女，“家素丰，赀产数百万”（《后汉书·刘玄刘盆子传》），其经济地位应属于地主。其子吕育于天凤元年（14年）当游徼时犯小罪被县宰所冤杀，愤怒的吕母就“散家财，以酤酒买兵弩”（《汉书·王莽传》下），聚众起义。在不长的时间内“相聚得数十百人”（同上）。跟随吕母起义的大部都是“贫穷少年”（《汉书·王莽传》下），这表明：王莽的暴政已将部分地主分子推向农民起义这一边，使王莽的统治基础愈来愈狭小。吕母为个人报仇的目的，在客观上与农民起义的要求结合起来，因此得到劳动群众支持，她于天凤四年（17年）[246]率众攻破海曲，处死县宰，自称将军，游击于海上。随吕母起义的群众由“数千”人发展到数万，“其众浸多，后皆万数”（《后汉书·王莽传》下），给统治阶级以沉重打击。吕母出身于富家而成为农民起义的领袖。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这是历史上常见的事。值得注意的倒是，吕母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位农民起义的女领袖，她为报杀子之仇而聚众至数万人，给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其胆识、才能和组织水平都是惊人的。吕母的起义，使王莽十分恐惶，镇压不能奏效，就采取招抚的办法“赦盗贼”，但这些起义者时聚时散，“盗贼解，辄复合”，始终不能瓦解。王莽询问被派出诱降的官吏究系何故？皆回答说：“愁法禁烦苛，不得举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贡税。闭门自守，又坐邻伍铸钱挟铜。奸吏因以愁民。民穷，悉起为盗贼。”（《汉书·王莽传》下）这说明人民除起义以外再也无路可走，是王莽自己逼得全国人民打倒自己的。后吕母死，其众分投于赤眉等军中。


    天凤四年（17年）前，瓜田仪于会稽长洲（江苏吴县东）起义。这次起义坚持数年，地皇二年（21年）王莽派人招降，瓜田仪本人虽上书言降，但未出而死，尽管王莽用种种手法招降其余众，包括给瓜田仪“起冢，祠室，谥曰瓜宁殇男”，可是依然“无肯降者”（《汉书·王莽传》下）。就在这一年农民起义已经在全国各地普遍展开了。


    遍及各地的零星起义　从吕母起义之后，各地零星的农民起义遍及全国，东到海边，西到关中，南达江淮，北起长城都有以贫苦农民为主要成分的起义爆发。


    在东方，天凤五年（18年）东海（治所在今山东郯城北）人力子都（又作刀子都）等“以饥馑相聚”率众起义，迅速发展至万人，王莽“遣使者发郡国兵击之，不能克”（《汉书·王莽传》下）。次年，青、徐地区因不堪忍受王莽集团的加倍勒索，又加饥荒严重，纷纷逃亡，“多弃乡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壮者入贼中”（《汉书·王莽传》下）。许多人投奔力子都部，义军扩大至六七万人，活动于徐、兖地区，成为赤眉军的重要盟军。


    北方的起义军先后有数十支之多。其中著名的有铜马部、青犊部、上江部、大彤部、铁胫部、五幡部、尤来部、大枪部、檀乡部、富平部、高湖部、重连部、五楼部及城头子路部等名号。这都是以山川土地或起义军首领或军容为号的起义军。各军人数不等，少则数千，多则数万、数十万，总数约数百万之众，分布于长城以北至黄河流域下游的中原地带。如北方最强的铜马部，共数十万人，在东山荒秃、上淮况率领下活跃于巨鹿（河北平乡西南）、清河（今清河东南）、魏郡（今河北境内）的广大地区，是河北最强的一支起义军。在铜马部附近的青犊等部十余万人，有些后来发展到中山（治今河北定州）、渔阳（治所在今北京密云西南）等地。铜马部南接城头子路部，它是东平（今属山东）人爰曾、字子路，与泰山郡肥城（山东肥城）人刘诩在卢城头（即卢县，山东长清南）领导的起义，故号称城头子路。这一支义军转战于河济之间，发展至二十余万人，对王莽政权威胁很大。檀乡部是董次仲在东郡茌平（山东茌平南）领导的起义。后来在檀乡（山东兖州东北）与力子都死后余下的部队会合，故名檀乡，以后又与五校部汇合。从这些起义部队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农民武装由小到大，涓涓细流很快地就汇合成汹涌澎湃的革命怒涛。


    在北方的起义队伍中，还有一支由平原女子迟昭平领导的武装。迟昭平“能说博经以八投”是一有才识之妇女，她聚众数千人于地皇二年（21年）在河阻中举行起义。起义军中不断有妇女参加并成为群众领袖，反映了革命发动的深入程度，使“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


    在南方，自天凤四年（17年）起，就有张霸起义于南郡（治所郢，在今湖北江陵东北）、羊牧起义于江夏郡（治所安陆，今湖北云梦），均发展至万人。地皇二年（21年）又有秦丰在南郡起义，聚众有万人，据黎丘，称楚黎王。在庐江（今安徽庐江西南）王州公起义拥众至十余万人。


    就连王莽政权的首都附近“三辅”地区，小股起义也多得不可胜计。地皇二年（21年）“三辅盗贼麻起”，甚至在长安城中也时有“盗贼”。王莽不得不“置捕盗都尉官，令执法谒者追击长安中，建鸣鼓攻贼幡，而使者随其后”（《汉书·王莽传》下），可见起义范围之广。


    在这些起义军中有两支最大的队伍，形成西汉末年农民军的主流，冲击着腐朽的王莽政权，这就是南方的绿林军和北方的赤眉军。


    绿林山义旗高举　王莽天凤年间，南方饥馑，穷苦人民被迫流亡，许多人入山泽挖野荸荠为生。至天凤四年（17年），新市（今湖北京山）人王匡、王凤在饥民中为大家排难解纷，威望很高，被推为“渠帅”（即大帅）。开始，这一支饥民队伍只有“众数百人”，不久，其他地区的一些流民也聚到这里，如“诸亡命马武、王常、成丹等往从之”（《后汉书·刘玄刘盆子传》），数月间达到七八千人，他们以绿林山（即今湖北钟祥、京山、随县间的大洪山）为根据地，所以名为绿林军。王莽曾派人招抚，但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除铤而走险外，别无出路，故散辄复聚。绿林军在王凤、王匡率领下夺取附近地主豪富之财产、粮食，受到贫苦农民拥护。绿林山属荆州地区，天凤五年（18年）王莽任大司马允费兴为荆州牧。王莽召见费兴时问他如何处置绿林饥民，费兴主张取消“六筦”，令流民归田里，政府贷给牛、种，宽其租赋即可安释。这本是惟一良方，不料王莽听后勃然大怒，立即将费兴罢官。但农民军力量迅速壮大，成为南方起义军中的主力。


    地皇二年（21年）荆州牧率二万人进攻绿林军。王匡亲率部分起义军迎击官军于云杜（湖北京山县），给敌军以沉重打击，歼敌达数千人，俘获全部辎重。官军狼狈朝随县方向逃窜，途中又被绿林军截击。绿林军乘胜西进一举攻克重镇竟陵（湖北潜江西北），又从竟陵回师，分击云杜、安陆（湖北安陆北）。一路上队伍不断壮大，当回至绿林山中时，已发展到五万余人了，“州郡不能制”（《后汉书·刘玄刘盆子传》），显示了起义军的巨大威力，这是绿林军起义后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地皇三年（22年），绿林山发生大疾疫，在医疗条件很差的情况下，起义将士死者近半数。不得已绿林军分两路向外转移：一支由王匡、王凤率领，北入南阳，号“新市兵”。成丹、王常率另一支绿林军向西进入南郡的蓝口聚，号“下江兵”（《后汉书·李王邓来列传》）。七月，新市兵进攻随县，得到平林（湖北随县东北）人陈牧和廖湛领导的“平林兵”响应，队伍迅速扩大。但下江兵于是年十月遭到王莽军队袭击，损失很大。成丹、张卬等率余众数千人撤至南阳郡随县的蒌溪一带，活动于当地的石龙山和三钟山之间，在这里进行整顿，兵势复振。接着，在上唐乡（今湖北枣阳东南）将荆州地方军击败，并引军至宜秋（河南唐河东南）与新市军会合。


    绿林军以及后来名为“新市”“下江”“平林”军的起义部队，在战斗中发展、壮大起来了。


    赤眉军突起东方　当王匡等人在绿林山举起义旗的时候，另一支农民起义军在东方突起，这就是赤眉军。


    天凤六年（18年），琅邪（今山东省诸城东南）人樊崇在莒县（今山东省莒县）发动起义，后来这支起义军就被称为赤眉军。最初参加樊崇起义的只有百余人，起义爆发后他们进入泰山山区展开活动，四处贫苦农民纷纷参加义军，在一年的时间内就发展到万人。赤眉军起义后，附近地区人民也举行起义响应，如东莞（山东沂水）人逄安、东海郡临沂（山东临沂北）人徐宣、谢禄、杨音等分别在琅邪、东海两郡起义，然后与樊崇会师。吕母死后，她率领的部分义军也汇合到樊崇军内。这样，赤眉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由泰山的活动范围扩大到沂蒙山，以后又挺进到苏、鲁、豫、皖广大地区，在淮、黄流域同王莽政权及其军队进行英勇战斗。


    樊崇所领导的起义军，在战斗的过程中建立了一套农民军队独特的组织、纪律。他们“以言辞为约束，无文书、旌旗、部曲、号令”（《后汉书·刘玄刘盆子传》），表明他们是一些“饥寒”的贫民，对“部曲旌旗号令”这一套“不知为之”（《汉书·王莽传》下）。但他们有着自己的严明而简单的纪律：“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并建立了三级组织：“最尊者号三老，次从事，次卒史”，互相间称“巨人”（《后汉书·刘玄刘盆子传》）。樊崇被推为“三老”，原来，“三老”“从事”“卒史”都是封建政权基层组织最低的乡官，农民起义军用这些称谓命名各级领导，反映了他们淳朴和缺乏政治、军事常识，同时也说明村社组织对他们的影响很大。因为“三老”乃是源于原始社会末期村社的古老制度，在进入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后，这一社会细胞被延续下来，在古文献中不乏有三老的记载，如“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左传</a>·昭公三年》）。这种原始社会由选举而产生的“三老”，到汉代虽被政府任命所代替，成为封建政权的基层组织，但在农村中它们仍同从前一样，作为村社组织在农民中有极深的影响，淳朴的农民长期以来就在这种村社组织中生产和生活，起义后借用这种组织的形式和名称，是十分自然的事。而起义军这样做也正说明，他们所要求的“是希望恢复村社宁静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刘修明《两汉乡官“三老”浅论》，载《上海市历史学会1981年年会论文选</a>》）。赤眉起义军“常思岁熟，得归乡里”（《汉书·王莽传》下），一味想回家乡，原因就在此。这是农民起义的特点，也是它们的弱点。


    绿林、赤眉两支起义军，犹如奔腾咆哮的长江和黄河，它们不断汇聚着各地喷发的革命细流，形成两股势不可挡的洪流，冲击着王莽政权。


    二　赤眉、绿林军的辉煌战绩


    以赤眉、绿林为主的全国农民大起义爆发以后，就以其摧枯拉朽的威力向地主政权猛攻，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姑幕之战田况</a>败北　赤眉军在东方的迅速发展，使王莽惊恐万状，他急忙下令“急捕殄盗贼”，并痛责官吏“有不同心并力，疾恶黜贼，而妄曰饥寒所为，辄捕系，请其罪”（《汉书·王莽传》下）。但是，那些官吏比他还怕起义军，哪里敢同赤眉军较量“莫敢言贼情者，亦不得擅发兵”（同上）。只有翼平连率（即北海太守，当时王莽把北海郡更名翼平郡，郡守更名为连率）田况敢于以卵击石，纠集了一支武装，妄图堵截刚刚爆发不久的赤眉起义军。但在地皇二年（21年）田况这支反动军队就在姑幕（山东诸城西北）被赤眉军打得落花流水，丧失一万余人。这是赤眉军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田况失败后，并不甘心，他又将统治区内“民年十八以上四万余人，授以库兵”（《汉书·王莽传》下）组织起来，同赤眉军对抗。王莽又派太师羲仲景尚和更始将军护军王党率军进攻赤眉军。但起义军运用灵活的战术，使景尚等东奔西跑毫无所获，而赤眉军则愈战愈强“旬日之间更十余万人”。不久，在地皇三年（22年）景尚就被起义军打死。田况的武装虽然比较强大，又被王莽授以领青、徐二州牧事之要职，但是，王莽对他并不信任，特别在镇压赤眉起义的策略上，两人是有分歧的。田况曾给王莽上书攻击太师景尚和更始将军王党，说他们“多从人众，道上空竭”（《汉书·王莽传》下）实际并不能剿灭义军。他主张“宜急选牧、尹以下，明其赏罚”（同上），发挥地方官吏的作用，反对朝廷重臣出征。这一主张不失为老谋深算，但却不符合王莽的心意，“莽畏恶况”（同上）反映了统治阶级各派力量间勾心斗角的矛盾。因此，在景尚被歼后不久，王莽就以明升暗降的办法，拜田况为师蔚大夫，将他调离。自田况离开青、徐之地以后，封建政权的势力在这里一溃千里。赤眉军同王莽派来的军队英勇决战，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东方战场的决战——“无盐之役”地皇三年（22年）四月，王莽派太师王匡和更始将军廉丹率十万军队从长安出发，向赤眉军进攻。这几年，关东地区连年饥馑，“洛阳以东，米石二千”。当王匡和廉丹杀气腾腾地向东进军的时候，严重的灾荒再加上官军的蹂躏，使人民痛苦不堪。官军一路上烧杀抢劫，奸淫勒索，同赤眉军严格遵守的“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的纪律形成鲜明对照，广大人民宁可碰到赤眉军，也不愿落到太师王匡军手中。他们说：“宁逢赤眉，不逢太师！”（《东观汉记》卷2）就是这一认识的反映。


    王匡、廉丹所率官军先从定陶北上，向无盐（今山东东平东）进攻。驻守在此的索卢恢部，是一支刚刚响应赤眉起义的新军，官军倾十万兵力攻打这一无援而孤立的据点，结果义军被打败。王匡在无盐屠杀一万余义军之后，气焰嚣张地掉头南下，妄图消灭梁郡的赤眉军董宪部。他以为依然会像攻击索卢恢部一样，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但是，他们万没料到等着他们的都是惨败。


    在官军向南进攻之时，统率部队的两员将就先发生了分裂，更始将军廉丹认为“新拔城罢（疲）劳，当且休士养威”（《汉书·王莽传》下），但王匡根本不听，坚持南下。结果王匡独自率军冒进，廉丹也只得率部追赶。政府军首尾脱离分裂为两部，给赤眉军以有利时机。董宪部原有几万人，本就是一支不小的部队，樊崇又决定趁敌军混乱之际，给以致命打击，就将赤眉军主力投入战斗。在组织这一场大战役前，樊崇作了周密</a>安排，为了避免战斗中与官兵混淆，义军将自己眉毛染红“皆朱眉以相认别，由是号曰‘赤眉’”（《东观汉记》卷22）赤眉之称由此而起。樊崇所率之赤眉军在无盐的成昌向王匡部进攻。气势汹汹的王匡在赤眉军进攻面前狼狈逃窜，官军万余人被歼，后面的廉丹所部还龟缩在无盐城内。樊崇率得胜之师向无盐城进攻，一举消灭了这股敌军。廉丹及其属下汝云、王隆等二十余名将领皆在此役中毙命。


    无盐之役是东方战场形势的转折点。在此之前，赤眉军仍是处于被围剿的地位，官军则主动向起义军进攻。在此之后，官军则基本丧失了进攻赤眉军的实力，而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这里只剩下王匡所率领的一支残军，虽然王莽不断派人支援，如国将哀章驰援王匡，大将阳浚守敖仓，但依然阻止不住赤眉军的进攻，郡太守以下的各级官吏一批批地被击毙，赤眉军发展至数十万人，活跃于广阔的东方地区，完全控制了战争的主动权。


    当东方战场上频传捷报之际，南方的绿林军也空前地发展、壮大起来。


    舂陵兵加入绿林军　当新市、平林、下江军向南阳郡随县进军的时候，在随县北边蔡阳（湖北枣阳西南）的舂陵乡，出现了一支反对王莽政权的武装，这就是以刘、刘秀为首领的舂陵军。


    刘，字伯升；弟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乃刘氏宗室，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虽然刘、刘秀兄弟因支庶而未获得王、侯封爵，但仍是南阳地区的大地主。他们的父亲刘钦曾任县令，在刘秀九岁时已病故，刘“好侠养士”，刘秀“事田业”。地皇三年（22年）当“天下连岁灾蝗”流民四起，“南阳饥荒”（《后汉书·光武帝纪》）之际，刘秀还出卖粮食，证明他们是拥有大片土地的地主。在刘氏兄弟左右，还集聚着一批地主，如“居家富逸”的“货殖著姓”（《后汉书·李王邓来列传》）宛人李通；“家自富足”（《后汉书·李王邓来列传》）的邓晨，等等，都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宾客”。他们虽然同王莽一样都属于地主阶级，但是王莽篡夺刘氏政权，排斥宗室，尤其是实行“王田”“私属和“五均”“六筦”等新政，却侵犯了这部分地主分子的利益。随着王莽种种倒行逆施的政策推行，他们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激化了。所以在绿林军节节胜利之时，这些反对新莽政权的地主分子也看出“此亦天亡之时”（《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


    地皇三年（22年）十月，刘、刘秀在李通等人怂恿下密谋起义，宛人李通伪造出图纬“刘氏复起，李氏为辅”，以坚定刘氏举事的信心。计议已定，刘氏兄弟先在家乡舂陵（湖北枣阳南）起兵。随后，邓晨在新野举事，李通兄弟也率领宛城带来的队伍会合。此外还有阴识等率来武装部队，总共有七八千人。组成一支地主武装，称舂陵兵。刘自号柱天都部，并派宗室刘嘉与新市、平林兵王匡、陈牧联系。


    很明显：刘等地主分子起兵与农民起义的目的有根本区别，他们是为“刘氏复起”，“复高祖之业”（《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


    而起义的。然而，在反对王莽政权这一点上，他们同赤眉、绿林军则是一致的。因此，地主武装舂陵军可以暂时同农民起义军结成联合阵线。


    舂陵军与新市、平林联合后第一次军事行动，就是进攻长聚（河南唐河境），进攻唐子乡，杀新野和湖阳两尉，进攻棘阳（河南南阳南）取得初步胜利。从此，舂陵军成为绿林军中的一部分。


    地主阶级武装加入到农民起义的队伍，自然给革命带来不纯的成分，使绿林军的起义带上浓厚的“兴汉”色彩，削弱了绿林起义军的革命性，这是无可讳言的。但是，也不能否认刘等所率舂陵军的加入，扩大了当时反莽的联合阵线，对于加速王莽政权的灭亡，是有一定作用的。如果仅仅强调舂陵军对绿林军的消极作用，而完全否认其积极作用，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247]


    棘阳大捷　地皇三年（22年）十一月，刘率舂陵军进攻南阳首府宛。在城南三十里的小长安聚，被南阳太守甄阜和都尉梁丘赐所率官军击溃，大败而归，退保棘阳。这时，刘几乎全军覆没，他就极力拉拢义军。当他知道从南方北上的下江兵刚刚到达比阳县的宜秋以后，就亲自同刘秀和李通星夜前往联系，投靠平林军。大敌当前，平林军决定同舂陵兵联合。王莽军队在这一地区共有十万多人，在甄阜和梁丘赐的率领下正准备一举消灭这一带的绿林军，一场恶战即将开始。


    地皇四年（23年）正月，官军十万人将辎重留在棘阳东面的比阳县兰乡，轻装渡过黄淳水，企图袭击汇集于棘阳和比阳之间的绿林军主力。但绿林军却转守为攻，首先派出一支部队趁黑夜偷袭兰乡，夺得敌军全部辎重。接着全军出击向陷于黄淳水和沘水之间的、无援的敌军进攻。正月十三日是会战的高潮，绿林军勇猛冲杀，将十万官军歼灭了二万，甄阜、梁丘赐也被击毙，其余敌兵纷纷逃溃。王莽派来的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听说阜、赐兵败，率兵据守宛。刘率兵乘胜追击，“陈兵誓众，焚积聚，破釜甑”（《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表示义无反顾，“鼓行而前”，在育阳城下同严尤、陈茂部展开激战，官军大败，被斩首三千余级，尤、茂仓皇弃军而走，刘率兵进宛。


    棘阳大捷给王莽军队以沉重打击，使王莽“大震惧”（《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这是舂陵兵和新市、平林、下江军联合取得的胜利，“诸部齐心同力，锐气益壮，遂俱进”（《后汉书·李王邓来列传》），决不是刘所率孤军作战的结果。


    更始政权的建立　棘阳大捷后，以绿林为主的反莽联军已达十余万人。形势的发展使各路义军的首领都感到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组织，而刘氏集团的地主分子的加入，使皇权主义在农民起义队伍中的影响增加。所以，在当时起义军要建立统一组织，没有别的形势可选择，只有推举出一个皇帝为政权的代表。地皇四年（公元22年）二月初一，新市、下江、平林、舂陵各路绿林系统的义军汇集于淯阳，经过协议推举，共议以刘玄为帝。因刘玄曾为平林军之更始将军，故称为更始帝，建元曰更始元年。


    诸将领推举刘玄为帝不是偶然的。刘玄，字圣公，是刘秀之族兄，当然也属远族皇亲。当绿林军起义之时，刘玄是较早投入到农民起义队伍中的刘氏宗族的一员。当他加入到平林人陈牧所领导的平林人陈牧所领导的平林军，为其军安集掾时，刘和刘秀才率地主军舂陵兵与农民军会合。另外，刘玄同王莽政权的斗争也应是很坚决的，在他参加平林军之前，就是因为“弟为人所杀，圣公结客欲报之。客犯法”（《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他才“避吏于平林”的。可见，刘玄同王莽政权没有任何妥协的可能。以上三项条件：（1）刘氏宗族；（2）较早投入农民军；（3）同王莽政权势不两立，使刘玄成为当时绿林军选择的最合适的皇帝。这是由绿林军队伍内部各种力量相互牵制关系决定的：自刘、刘玄的舂陵兵加入绿林军中，农民起义队伍就带有浓厚的恢复刘氏政权的色彩。地主阶级又大造舆论“刘氏复起”（《后汉书·光武帝纪》）也不能不给起义的农民以影响。“故群雄之起兵者，无不以刘氏举号”造成一种“人心思汉，举天下不谋而同”（赵翼</a>《廿二史札记》卷3）的气氛。当时反莽的起义，大多以“兴汉”“辅汉”相号召。淳朴的绿林军领袖自然也不会超越这种认识水平。欲推举皇帝，只能在刘氏宗族中挑选，这似乎是不成问题的事。问题是选哪一个皇族。


    刘起事前就“怀复社稷之虑”并不惜“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


    起事后，又“自称柱天都部”（《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可见他确是有称帝的欲望。南阳地主也多欲推他为帝。但绿林军却不拥护他，舂陵兵也是新加入义军的一支数量不大的武装。诸义军领袖是不会推举刘的。而刘玄所具备的三个条件，一方面为刘氏宗族所率的地主武装所拥护，另一方面也为广大的农民军所信任。这样，更始就理所当然地被推到绿林军皇帝的位置上了。[248]


    刘玄称帝后，以族父刘良为国三老，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为成国上公，朱鲔为大司马，刘为大司徒，陈牧为大司空。其余诸将分别为九卿、将军等。五月，刘攻克宛。六月，刘玄入都宛城，尽封宗室及诸将、列侯百余人。建立起组织机构较为完整的更始政权。


    更始政权的建立，是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发展到更高阶段的重要标志，是反莽斗争进一步广泛开展的里程碑。由于出现了与王莽相对立的更始政权，对各地起义具有很大的号召力，“是时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更始政权的建立是值得肯定的。


    第三节　昆阳大战和“新”莽政权的覆亡


    在更始政权成立以后，全国反莽斗争形势迅速高涨，新莽政权灭亡的日子到来了。


    一　决定性的胜利——昆阳大捷


    更始政权内部的矛盾　地皇四年（23年）二月以后，虽然全国各地有许多支反莽武装都在同王莽政权进行战斗，然而绿林军建立的更始政权则被王莽视为这些力量的总代表，所以新莽政权同革命军</a>之间的较量主要是同更始政权进行的。更始政权内部情况如何对于战争的胜负是有决定性作用的。


    在更始政权内部，基本上是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以刘、刘秀为首的南阳“豪杰”即地主武装，一部分是平林、新市兵。这两部分武装力量各有短长：新市、平林兵淳朴、勇敢，与王莽军斗争坚决，但纪律涣散；刘等汉宗室同王莽的斗争，具有浓厚的恢复刘氏政权色彩，因此，他们同农民争生存权的最后目标并不一致，但他们拥有一定文化知识，政治谋略远胜于农民军，对部队约束较严。因此，王莽对刘相当重视，曾下诏以封邑五万户、黄金十万斤、位上公购刘，并在长安官署及天下乡亭画刘像，令人早晚射之。可见，刘对王莽是有相当威胁的。这两部分力量本可相互取长补短，给王莽军以更沉重打击。但是，随着起义军的节节胜利，双方将领间的矛盾就公开化了。尤其是在更始称帝后攻新野时，以前平林军曾攻新野，但久攻不下，及刘率兵至，新野城宰宣称：有“刘公一信”即可交出此城，“及伯升军至”新野宰果“即开城门降”，当年五月刘又顺利地克宛，“自是兄弟威名益甚”（《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这就更加深了更始帝君臣对刘的猜忌。本来，刘未当上皇帝，南阳地主集团就很不满意“由是豪杰失望”对更始称帝“多不服”。随着刘等影响在更始军内迅速上升，双方裂痕也就愈来愈深。更始诸将领建议借召开会议之机将刘杀掉。当聚会诸将时，更始帝取刘宝剑观看，这本是杀死他的好机会，绣衣御史申屠建也随献玉玦。玦者，决也，暗示更始早下决心除掉刘。但刘玄却犹豫不决，不理会申屠建的一再示意，最后还是把他放了。刘也过低地估计更始的胆识。会后当其舅父樊宏告诉他更始有杀他之意后，他竟“笑而不应”表示毫不在意。刘氏宗室刘的部将刘稷是反对更始的代表人物，他公开扬言“本起兵图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为者邪”（《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由于刘稷作战勇敢，立有战功，他的言行在军中有极大影响，所以更始君臣对他颇有忌心，更始封其为抗威将军，他又拒绝接受，这就促使更始君臣决心将其除掉。当更始君臣要杀掉刘稷时，刘又出来“固争”。在这种形势下，在李轶、朱鲔等劝促下，更始下令杀掉了刘刘被杀的同时，刘秀正率一支军队与王莽军苦战于昆阳。


    昆阳决战　更始政权成立后，起义军连续攻克了昆阳（今河南叶县北）、定陵（河南舞阳县东北）、偃（河南偃城），“多得牛马财物，谷数十万斛”（《汉书·光武帝纪》）使王莽十分惊恐。尤其是昆阳被义军占领，对王莽的威胁很大，因为，这里是南阳盆地的桥头堡，更始军占领昆阳，就等于打开了西北通向洛阳，东向长驱黄、淮平原的门户。所以使王莽恐惶万状，他又听说更始帝立，就决心向昆阳孤注一掷。本来，在此之前王莽已派王匡和哀章率三十万州郡兵去抵挡东方起义军，又派严尤、陈茂等率十万州郡兵向南方起义军进攻。但由于严尤、陈茂在起义军威力震慑之下，逡巡于颍川不敢前进。王莽就另派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率精兵四十二万，连同后勤辎重共百万人支援严尤、陈茂。[249]五月，王邑奉命到洛阳与王寻会合，并指挥集中到这里的数十万州郡兵出发，为壮“军威”，这支军队还带有大批虎、豹、犀、象等猛兽，并随军征调了六十二家精通兵法的人物出谋划策“旌旗辎重，千里不绝”“车马兵甲之盛，自古出师未尝有也”（《汉书·王莽传》下），一路浩浩荡荡向颍川进发。同严尤、陈茂在颍川会合后，王邑决定进攻昆阳。五月末，王邑率军包围了昆阳。


    当时更始的主力军在围困宛城，另一部分在昆阳以东的定陵、偃城方向，留在昆阳城内的只有八九千人，由王凤和王常指挥，而围攻昆阳的敌军则有数十万之多。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形势万分危急。


    在这种形势下，若不坚守昆阳，正向宛城进攻的更始军也要受到威胁。王凤召集部将计议，更始军诸将，见王莽军兵多，开始有些动摇。刘秀劝大家协力同心守住昆阳，不能分散，否则将为敌人所破。最后大家坚定了据守昆阳的决心，并派刘秀、宗佻、李轶等十三骑从南门突围而出，收集郾、定陵的兵力接应昆阳。


    被困于昆阳城内的义军将士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守着。大司空王邑、司徒王寻所率之官军将昆阳围住后，严尤曾劝王寻说：“昆阳城小而坚，今假号者在宛，亟进大兵，彼必奔走；宛败，昆阳自服。”但王邑不听，决心攻下昆阳。官军“列营百数，云车十余丈，瞰临城中，旗帜蔽野，埃尘连天，钲鼓之声闻数百里，或为地道，冲輣橦城，积弩乱发，矢下如雨，城中负户而汲”（《后汉书·光武帝纪》）。王寻、王邑得意洋洋“自以为功在漏刻”。没想到就在这时刘秀率兵赶到。六月初一，刘秀亲率步骑千余，连打两仗后，又略施小计：当时宛已被刘攻占，刘秀尚不知，但刘秀伪造向昆阳城内送去之书信曰“宛下兵到”，而故意将书信丢掉。王寻、王邑之官兵见书信已失斗志，而刘秀率领一支三千人组成的敢死队，从城西的滍水（今河南鲁山、叶县境内的河流）插入敌军营垒心脏，击毙了敌军主帅王寻。这时“城中亦鼓噪而出，中外合执，震呼动天地，莽兵大溃，走者相腾践，奔殪百余里间。”这一仗打得空前激烈。当时正在刮大风，屋瓦皆飞，雨下如注，滍水暴涨，士卒争渡，“溺死者以万数”，王莽军弃甲丢盔，全线崩溃。王邑、严尤、陈茂等少数将领“轻骑乘死人度水逃去”幸免一死。义军缴获的官军辎重、车甲珍宝，不可胜数，连月搬运不完，只得将搬不走的烧掉。


    昆阳大捷是历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官军与义军双方力量对比约在50比1。在实力如此悬殊的条件下取得胜利，首先是由于王莽政权早已腐朽，王莽军人虽多，但内部矛盾重重，人心涣散，特别听到宛被更始军攻下后，就已丧失战斗力。这是更始军取胜的根本原因。其次，在战术上更始军后发制人，集中兵力突破一点等等也是不可忽略的原因。在整个战役的布置上，刘秀的指挥对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250]但就在这次胜利的同时，更始军内部却将刘杀掉。此举虽使义军内部意见暂时归于统一，但却埋伏此后分裂的危机。不过，在当时义军内部统一对胜利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昆阳大捷是反莽战争中决定性的一役。这次战役不仅消灭了王莽的数十万主力部队，而且支援了全国其他战场，使东方农民起义军也打败了前来进攻的三十万政府军队。各地的起义军都转向王莽军进攻，新莽政权四面受敌，末日已经来临。


    二　灭亡前夕的“真皇帝”


    随着起义军节节胜利，“真皇帝”王莽愈来愈清楚被推翻的命运已不可避免。但是，同绝大多数统治者一样，王莽不敢正视这一现实，又无法改变命运。于是，只有用各种办法麻醉自己，施展各种骗术欺骗别人，沉溺于声色之中等待着末日的到来。就使这位“真皇帝”在灭亡前夕干出丑恶而荒谬的表演。


    迷信的滑稽表演　王莽一直十分迷信，在灭亡前夕，绝望的心情使他的迷信变本加厉，表现出与一般人不同的变态心理。其滑稽可笑足以令人捧腹：早在天凤四年（17年）当各地农民起义开始逐渐走向高潮之时，王莽就使用各种法术“厌胜”，如改名、改年号等等，但皆无济于事。同年八月，王莽亲至南郊作威斗。所谓“威斗”者，即熨斗，仿天上北斗，取其“威”字，以厌胜众兵。[251]王莽所铸威斗用五石铜，长二尺五寸。铸斗日天寒特甚，百官人马有冻死者。造成后，王莽命司命背在身上，随侍自己左右。像这种无聊的玩意当然毫无用处。到地皇二年（21年）绿林、赤眉军猛烈发展，王莽已开始心神不宁，常作噩梦</a>。有一次梦到长乐宫五枚铜人立起，这些铜人本是秦始皇</a>时铸造后被推倒。因铜人身有铭文“皇帝初兼天下”，又由于当时流传有“荆楚当兴，李氏为辅”的谶书，二者联系起来，使王莽极为恐惧，立即令人磨掉铜人身上之铭文。又联想到十年以前始建国二年（10年）长安女子碧狂呼“高皇帝大怒”一事，又令武士入汉高祖庙，拔剑乱砍，用斧凿坏门窗。又令北军中垒率兵居于庙中以镇压高庙神灵。后来，又派人将元帝、成帝的渭陵、延陵中所有君臣画像一一破坏，又以墨染园陵周围之墙垣，认为这样就可使人不思汉，并可慑服墓中之神灵。这种所谓“厌胜”真是疑神疑鬼到可笑的地步。


    又有人告诉王莽，建华盖可以登仙。王莽即令人造八丈一尺之华盖，用四轮车载，驾六马，力士三百人侍卫。车上人击鼓，拉车者皆高呼“登仙”。王莽出行，此车在前，百官皆暗地说，“此似丧车”。但王莽毫不减兴，每遇不如意之事，都要“登仙”一番。像这类荒诞不经之事，不胜枚举。


    自欺欺人的新花招　自欺欺人本是王莽惯用故伎，在连遭失败后，这一故伎又有新的发展。


    昆阳战败后，王莽如惊弓之鸟，忽闻起义军宣布王莽罪状之一是杀害平帝。听到这一消息后，王莽乃大会公卿于皇路堂（即王路堂）开所谓为平帝请命之金縢之策，流泪展示于群臣之前，表示其忠于平帝，所谓“金縢之策”原是根据《尚书·金縢》，周克商二年武王有疾，周公为其请命，愿以自身代武王承受灾难，望天降灾于自己，而使武王病愈。书成藏之于金匮，直到武王病愈，其金匮之藏书也不欲示人。武王死后，继位之成王年幼，周公辅政，管叔等散布流言说：周公“将不利于孺子”诬周公有野心，后来诸王公贵族启金匮，检视武王有疾时周公所作之请命书，方信周公之忠。王莽仿周公“金縢之策”早在杀死平帝之前就做好金縢，竟在十四年后，当所夺取的刘氏皇位无法再维持之时，宣示于众人，其用心可谓良苦，似乎在其掠取皇位之初就有被赶下台的思想准备。


    王莽于黔驴技穷之际，对挽回败局虽拿不出什么办法，但对欺骗手段却不断更新。当他知道刘在更始军中有很大势力，但尚不知已为更始杀死时，为欺骗世人就命人称说符命，引《易经</a>》中“伏戎于莽，升高其陵，三岁不兴”之语，加以附会道：莽，皇帝之名（即指王莽）；升，即刘，，字伯升，高陵侯子翟义。《易经》中这句话就是：高伯升、翟义为伏戎之兵，于新皇帝之世，即被消灭。这样一解释，群臣皆呼万岁。王莽又令人从东方送来囚车，扬言刘等已被捉捕处死。实际此时刘早在更始军内部矛盾中被杀死，而王莽尚且不知。这种自欺欺人的手法实在太拙劣了。


    纵淫、娶妇的丑剧　自欺、迷信以外，王莽又以纵淫麻醉自己。如前所述：本来王莽就极其荒淫。不过，早年尚有伪装遮丑，至灭亡前夕，最后的一丝伪装也抛弃掉，一副赤裸裸的淫棍面孔在世人面前暴露无遗。


    当东方义军一步步逼近长安之时，王莽整日与方士涿郡昭君等于后宫“考验方术，纵淫乐焉”（《汉书·王莽传》下）。这里所谓“考验方术”就是指房中术。《汉书·艺文志》有房中八家：《容成阴道》《务成子阴道》《黄帝三王养阳方》《三家内房有子方》等，今已佚，大抵言阴阳交合之事。王莽如此纵淫尚不满足。当他听到更始政权成立之时（24年）心忧如焚，惶恐不安，为安定人心，也为借纵欲以忘忧，竟演出一幕娶妇丑剧，时王莽已为68岁之老翁，须发皆白，乃为染黑，不愧谓我国染发史上之著名者，将各地征来之美女一一过目，最后选定杜陵史氏女为皇后。又大举婚礼，聘黄金三万斤，车马奴婢布帛珍宝以巨万计。莽亲自迎于前殿两阶间，按《仪礼</a>·士昏礼》行夫妇同食之“同牢之礼”。并据经典所谓：黄帝以百二十女致神仙，而设众妃妾、和人三，相当公爵；嫔人九，相当卿爵；美人二十七，相当大夫；卿人八十一，相当元士，共一百二十人。皆佩印韨执弓?。封皇后父史谌为和平侯，拜为宁始将军，史后之两个兄弟皆为侍中。这幕丑剧进行之时，天偏不作美，大风刮得屋倒树折，而群臣深谙王莽喜奉承，此时更需自欺，于是上书曰“乃庚子雨水洒道，辛丑清靓无尘，其夕谷风迅疾，从东北来……诸欲依废汉火刘，皆沃灌雪除，殄灭无余杂矣，百谷丰茂，庶草蕃殖，元元欢喜，兆民赖福，天下幸甚”（《汉书·王莽传》下），王莽闻之，大为欢喜。死在眼前，尚故作欢乐。真所谓末日的狂欢。这除了反映其绝望的变态心理外，再无其他解释了。


    三　“新”莽王朝的覆亡


    反莽武装的大联合　昆阳大捷后，更始军分两路进军，一路由王匡率领向洛阳进攻；一路由申屠建率领攻武关向关中进军。


    进攻洛阳的义军八月出发，九月拿下洛阳。王莽的太师王匡和国将哀章被义军生擒，送至宛城斩首。十月，更始至洛阳，赤眉军首领前来联系，愿与更始配合行动消灭新莽政权。同时，更始派刘秀以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持节赴河北，与当地诸路义军取得联系，收复诸郡县，河北的诸路义军和赤眉是更始以外的实力最强的军事集团，将这几股力量联合在一起就可控制大局。当时有所谓“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后汉书·光武帝纪》引《续汉志》）的童谣，就反映了这种情况。更始进入洛阳后，分别与赤眉及河北诸路义军取得联系，象征着反莽义军大联合的形势已出现。


    在这种形势下，自发的反莽武装力量翕然而起“旬月之间，遍于天下”（《后汉书·刘玄传》），关东的王莽残余势力如瓮中之鳖，一个个被消灭。严尤和陈茂自昆阳败走后，前往汝南投往与更始军对抗的贵族刘望，并拥刘望为帝，被义军迅速消灭。王莽的司命大将军孔仁也被东方的农民军打败，扬州牧李圣等坚持与起义军为敌的反动官僚，也被各地的农民军一个个地消灭了。


    各地豪强打起反莽的旗号也愈来愈多。当时比较强大的有睢阳（河南商丘）刘永，琅邪张步，庐江（安徽庐江西）李宪，东海（山东郯城西南）董宪，陇西（甘肃东部）隗嚣，巴蜀公孙述，河西（甘肃西部）窦融，汉中（陕西南部）延岑等。王莽政权在农民起义军和反莽豪强地主武装的打击下已陷于土崩瓦解，他能够统治的地区也只剩下长安附近了。


    新莽政权的覆亡　王莽面临着灭亡的前景，一筹莫展，他除了一面大肆搜刮、纵情享乐外，就只有祈求鬼神迷信，妄想逃避历史对他的惩罚。


    当更始政权的西路军刚至武关时，早有析县（在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州区西）人邓晔、于匡率百余人起兵响应，当时析宰率兵数千在武关外鄡亭驻守。晔、匡对析县宰说“刘帝已立，君何不知命也”，宰即投降。晔、匡得其众，自称“辅汉”左、右将军。接着，攻下了弘农郡的析县、丹水、湘县，攻武关，都尉朱萌降，打通了自武关至关中的道路，并打败了王莽派来华阴防守的军队，迎接更始军进关。长安“大姓”也纷纷拥众自保，各路反莽军一时聚会于长安城下。王莽如瓮中之鳖，不知所措，有人告诉他《易》中有“先号咷而后笑”，用哭可以告天求救。王莽自知已逃脱不了失败下场“乃率群臣至南郊”“搏心大哭，气尽，伏而叩头”。除日夜痛哭外，又作告天策，自表功劳千余言。对陪同王莽大哭的“小民”，招待以粥。哭声甚悲及能诵策文者授予郎官。因此而得到郎官者五千多人。至死在眼前，他还贪财“时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臧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长乐御府、中御府及都内、平准帑臧钱帛珠玉财物甚众”。这么多财物他还舍不得给部下。他最为倚重的将军九人称为“九虎”。王莽将此九人派出打仗，除妻子扣在宫中作人质外，到最后将破城时赐“九虎”每人仅四千钱。见王莽如此吝啬“众重怨，无斗意”（《汉书·王莽传》下）。最后“九虎”均先后败亡，王莽只得把监狱中的囚徒放出来，让他们拿起武装去抵抗义军，又恐囚徒不为莽军卖命，杀猪饮血令大家宣誓，“有不为新室者，社鬼记之”（《汉书·王莽传》下），还派新婚的皇后之父史谌统兵。但这些囚徒一过渭桥便逃散，有的还“发掘莽妻子父祖”的坟墓“烧其棺椁及九庙”。十月初一，义军攻入宣平门。[252]王邑、王林等王莽死党负隅顽抗，先后被击溃，长安城内市民朱弟、张鱼等放火烧宫门，王莽“避火宣室前殿”，在大火将他烧得“气困”之前，王莽还说什么“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汉书·王莽传》下），表现了其愚蠢可笑的顽固立场，也说明其对儒学的崇拜。[253]


    十月初三黄昏，愤怒的人民群众攻入王莽躲避的渐台，商人杜吴第一个将王莽杀死，校尉东海公宾就将王莽秃头砍下，数十人争砍王莽尸体。起义军将王莽的头送到南阳，人们都来打它，最后连舌头也被人们切下食之。可见人们对王莽的仇恨。


    王莽政权的覆亡，使西汉末年农民大起义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也结束了西汉王朝一代的历史。


    本章小结


    西汉末年农民大起义是秦汉时期第二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它以所向无敌的威力，摧毁了封建专制统治，打碎了套在广大人民群众身上的封建枷锁，调整了生产关系，解放了被束缚得不能前进的生产力，推动了社会前进。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比起秦末农民起义在组织、纲领、口号和斗争策略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和深入发展，显示了中国农民革命逐渐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其中许多重要经验、教训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