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农民大起义和秦王朝的灭亡
3个月前 作者： 林剑鸣
秦二世上台不久，一场席卷全国的农民大起义便轰然爆发。这次空前的壮举震撼中国大地，终于埋葬了秦王朝。秦末农民大起义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第一节 农民战争的爆发
一 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前奏
残忍昏暴的秦二世 秦二世胡亥（前209年至前207年）依靠赵高等取得帝位以后，其统治之残酷，较秦始皇</a>有过之而无不及。21岁的胡亥任赵高为郎中令，宫内外之事皆依其谋划。赵高因自己“素小贱”，地位卑微，如今虽有二世为靠山，也恐众大臣及诸公子不服，所以就鼓动二世诛杀大臣：“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二世也觉得“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几个兄弟还有争皇位的危险。因此，就决意“诛大臣及诸公子”（《史记</a>·秦始皇本纪》），以巩固自己的皇位。
二世有兄弟姐妹数十人[75]，经过与赵高共同策划，罗织罪名，将“六公子戮死于杜”（《史记·秦始皇本纪》），又把另外的十二个公子“僇死咸阳市”（《史记·李斯</a>列传》），还有公子将闾昆弟三人，被迫“流涕拔剑自杀”（《史记·秦始皇本纪》）[76]，公子高见势不好，准备逃跑，又恐家属被族，于是就主动上书，请求为秦始皇殉葬。见到公子高主动求死的奏书，“二世大悦”，准其请求，“赐钱十万以葬”（《史记·李斯列传》）。对姐妹们也不放过，将其杀于秦陵前。胡亥就这样把这些兄弟姐妹一个个地除掉。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附近已经发现了一些贵族的陪葬墓，据估计，可能就是那些被二世杀死的公子、公主的墓葬。公正的大地如实地记载下地主贵族内部残酷屠杀的血淋淋的图景。对于大臣，二世及赵高也不放过，凡属他们认为“不可者”，均以各种借口杀掉，如曾为秦王朝“将兵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立有战功的蒙恬，虽没和扶苏同</a>死，但不久二世还是逼他“吞药自杀”。对于与赵高有仇的蒙毅，当然更不能放过，胡亥专门派御史将其杀死。至于其他宗室大臣则“相连坐者不可胜数”（《史记·李斯列传》），结果使得“宗室振恐”（《史记·秦始皇本纪》），“群臣人人自危”（《史记·李斯列传》）。对于赵高、胡亥这种残杀宗室大臣的行为，连胡亥的侄儿子婴都不以为然。子婴从统治阶级利益出发，用赵王迁杀良臣李牧而信任颜聚、齐王建</a></a>杀忠良而用后胜的历史教训，劝谏二世不要滥杀功臣，并指出：“诛杀功臣而立无节行之人，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离也。”（《史记·蒙恬列传》）但是，二世对这些话根本无动于衷，他仍然肆意妄为，“法令诛罚日益刻深”（《史记·李斯列传》）。
残忍昏暴的秦二世，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榨更加残酷。在埋葬秦始皇时，二世下令，始皇后宫凡无子者，均须为秦始皇殉葬，成为秦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殉。他还惟恐营建秦始皇陵的工匠泄漏内部机密，竟于尸体下葬后，将所有在墓内工作的工匠统统埋于墓内，制造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惨剧。始皇死后，二世为他修建陵园的工程并未停止，大批劳动力被投入到建筑始皇陵园的劳动中，据估计，仅始皇陵园中的封土、内外城墙、四大俑坑，防洪水堤等土方量至少要达到一千三百一十七万七千立方米，需十万人干一年才可能完成。骊山陵园的石料，来自长安西北二百多里的甘泉山，当时曾流传着“运石甘泉口，渭水为不流，千人一唱，万人相钩”（《太平御览</a>》卷559引《关中记</a>》）的民谣。考古工作者已经在始皇陵外城西北，发现了一处面积达7500平方米的石料加工场（见杭德洲《略谈修建始皇陵的徭役负担》，《考古与文物丛刊》第三号）。这样大的工程，所耗费的人力是不难想象的，修建始皇陵的人数最多时大约达七十万人，这些人多是犯罪的刑徒或服徭役的劳动人民。不久前，在始皇陵西侧的赵背户村，发现一规模甚大的葬区，面积达8100平方米。这只是葬区的一部分，仅从这一部分葬区中清理的32座墓葬中，就出土了100具骨架。这些骨架有的身首异处，有的肢解，有的头骨还带有刀痕，显然是被杀后埋葬的。这些累累的白骨是对秦王朝繁重的徭役和严酷刑法的无声控诉。（《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秦刑徒墓》，载《文物》1982年第3期）
二世还继续兴建秦始皇统治时期未竣工的阿房宫，还不断地“治直（道）、驰道”（《史记·李斯列传》），又征发人民戍边，“外抚四夷”，同时还调集各郡县“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史记·秦始皇本纪》）。秦二世如此恣意挥霍，当然必定要向劳动人民榨取。因此，在他统治期间“赋敛愈重，戍徭无已”（《史记·李斯列传》）。使原来就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千百万劳动人民，彻底断绝了生路，于是就有更多的人铤而走险，为争生存而起来斗争。
农民大起义的前奏 在秦始皇统治期间，就有不少人走上了反抗的道路，如在骊山修始皇陵的刑徒英布，逃跑后至江中，纠集众多刑徒为“群盗”（《史记·黥布列传》）；在巨野泽（山东巨野一带），也有一伙少年在彭越的率领下为“群盗”（《史记·魏豹彭越列传》）。连一些下级官吏也有逃亡的，如身为泗水亭长的刘邦，在押送服刑的刑徒及服役的农民途中“途多道亡”，最后刘邦“自度比至皆亡之”，无法交差，只好将押送的人全部放走，自己也逃亡，“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史记·高祖本纪》）。这些零星的反抗，在二世胡亥统治时期已汇合成为一股股起义的细流，冲击着秦二世的统治。
就连昏聩的二世胡亥自己也感到了统治危机，他登上皇位之后就承认“黔首未集附”。为了稳定局面，巩固统治，二世也想袭用秦始皇以耀武扬威来“威服海内”的办法。秦二世元年（前209年）春，胡亥同李斯等开始“巡行郡县”，先到碣石，又沿海南下至会稽，再绕回辽东，最后从辽东返咸阳“至辽东而还”（《史记·秦始皇本纪》）。但这种虚张声势的办法早已不能将人吓倒，在二世上台不久的短短时间内“欲叛者众”（《史记·李斯列传》），这时，全国至少有一半人以上都加入了反对秦王朝统治的行列：“百姓……欲为乱者，十室而五。”普天之下，民怨沸腾。对于秦王朝的封建统治，已经到了“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汉书</a>·贾山传》）的地步，奋起反抗秦王朝统治的人愈聚愈多，更多的人“逃亡山林，转为‘盗贼’”，出现了“群盗满山”（《汉书·贾山传》）的局面，整个中国大地到处都迸发着仇恨的火星。
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愈来愈尖锐。由于秦二世、赵高等人杀戮宗室和大臣，使朝廷内也开始分崩离析。
这样，在秦二世统治开始以后，“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人怀自危之心，各阶级、各等级的人都感到过不下去了。于是，全国范围的农民大起义时机终于成熟。
二 起义的爆发和反秦战争的初步胜利
大泽乡的烽火 正当在秦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被秦始皇、二世胡亥等独夫、暴君蹂躏得再也无法向前迈步的时候，一场惊天动地的农民战争使社会解脱了危机。而适应这一时代需要，最初点起革命烽火的两个伟大人物，就是陈胜和吴广。
陈胜又叫陈涉，阳城（河南登封）人。吴广又名叔，阳夏（河南太康）人。这是在秦王朝统治下的两个贫苦农民。陈胜曾为人佣耕，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使他对现实充满了忿懑和不平，他不甘于贫困的生活地位，曾经对同伴说“苟富贵，无相忘”，反映了他要改变现实的“鸿鹄之志”（《史记·陈涉世家》）。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胡亥下令“发闾左”去戍边。闾左是住在闾里左边的贫苦农民，他们多是一些依附农民，惨遭地主阶级剥削，但在封建政府的户籍中没有他们的地位，所以他们是“复除者”（《汉书·爰盎晁错</a>传》引孟康注）。在一般的情况下，封建政府是不发闾左服徭役的。现在，竟将徭役摊派到“闾左”的头上来了，说明兵源和劳动力已缺乏到什么程度。[77]陈胜、吴广也被征发，随着另外的九百个贫苦农民，在两个将尉的押送下，到渔阳（今北京密云）戍守。但行至蕲县大泽乡（安徽宿县东南20公里的刘村集附近），遇到大雨，不能前进，按秦法规定，戍卒不按期报到，必定斩首。在这生死关头，早已蓄意举行起义的陈胜、吴广私下商量说：赶到目的地或者逃亡都没有活的希望，不如趁此“举大计”干起来吧。陈胜平时十分注意社会状况，他不仅对秦王朝的残酷统治，有切肤之痛，而且对形势有极清楚的认识，他说：“天下苦秦久矣”，二世胡亥本不当立，但他杀死敢于劝谏秦始皇的公子扶苏，夺取皇位，十分不得人心。楚将项燕“数有功，爱士卒”，在楚地威望很高，许多人还不知道这两个人已死，如果抬出扶苏和项燕作为号召，鼓动起义，定有不少人响应。陈胜的分析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为了发动和团结广大群众，把统治阶级中有影响的人推出来作为号召，正是陈胜对当时社会有深刻了解的表现。封建社会初期的农民，对“昏主”“暴君”和“贪官”抱有强烈的仇恨，他们希望和拥护“清官”和“好皇帝”[78]，正是从这种实际出发。
陈胜、吴广为发动起义作了周密</a>安排。首先，他们利用群众迷信思想，大造舆论。陈胜、吴广都是被指定的屯长，他们在戍卒中都有一定的威信。为坚定大家对陈胜的信任，他们暗暗地在帛上书写“陈胜王”三个字，并把它藏在鱼腹中，戍卒在剖鱼时发现这一帛书，非常惊异。他们又在深夜，到附近丛祠中点上一堆火，并模仿狐狸的声音，大呼“大楚兴，陈胜王”。这“鱼腹藏书，篝火狐鸣”的办法十分有效，戍卒们私下纷纷议论，觉得陈胜能成大事。因为楚将项燕曾在蕲县反抗过秦军，这里原为楚地，所以宣传“大楚兴”对当地农民有很大的号召力。在封建社会里，像陈胜、吴广这样的“瓮牖绳枢之子，筈隶之人”（贾谊</a>《过秦论》），两个不出名的贫苦农民，要发动众多的农民举行起义，能够想到利用这种方法，充分表现了他们的聪明智慧、组织才能和首创精神。
地火在运行，只要开一个口它就会爆发出来。陈胜、吴广找到了一个很适合的喷火口。押送戍卒的两个军尉十分骄横，九百个贫民对于秦王朝的仇恨，首先都集中在军尉身上。一天，这两个将尉（即军尉，因押送戍卒故称将尉）酒醉，吴广故意说要逃走，将尉一听果然举鞭就打，激起在场的戍卒们的愤怒。将尉鞭打吴广还不够，竟要拔剑杀人。吴广奋起夺剑杀死平时作威作福的将尉，陈胜也帮助将另一个将尉杀掉。早就郁积在大家心头的仇恨，像烈火一样顷刻喷发出来。陈胜抓住这一时机，对大家说：现在已经超过规定到达的期限，“失期当斩”，就是不被杀头，戍守边境的十有八九都要死在那里。他指出：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反抗一条路，“壮士”要死，也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难道王侯将相是天生的吗！陈胜的话，使大家下定决心，同声响应：“敬受命！”于是，九百个戍卒“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以“大楚”为号，并推陈胜为将军，吴广为都尉，组成了一支手持木棍、农具的起义队伍。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熊熊烈火，就在这大泽乡燃烧起来了。
初步取胜占领陈县 起义开始后，陈胜、吴广就率领这支愤怒的队伍，向大泽乡所在的蕲县进攻，并立即占领它。接着，就分兵两路向东西两面发展：一路由符离人葛婴率领部分起义军向东；另一路由陈胜自己率领，向蕲县以西挺进。这两路军队一路得到贫苦农民的热烈拥护，势如破竹，迅速占领铚（安徽淮北濉溪县临涣镇）、酂（河南永城西酂城）、谯（安徽亳州）、苦（河南鹿邑）、柘（河南柘城北）五个县城。在十天左右，横扫数百里。义军所到之处，被压迫的人民纷纷前来投奔，当进入陈县境内时，这支队伍，已经拥有战车六七百辆，骑兵一千多人，步兵数万人了。
陈（河南淮阳）在西周至春秋</a>时曾为陈国首都，战国末，楚国曾自郢迁都于此，这里地处鸿沟和颍水会合处，是南北交通要冲，秦统一后，是陈郡首府，为秦代的一个重要城市。起义队伍来至陈县，郡守和县令均已逃走，只有郡丞率秦军抵抗，在丽谯门一战中，郡丞即被杀死，起义军迅速占领陈，几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进这座城市。
陈是秦末农民起义军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也是一个重要根据地。革命形势发展，要求起义军建立更严密组织，提出明确的纲领口号，于是，陈胜等入陈后“号令召三老、豪杰皆来与会计事”（《史记·陈涉世家》），大家认为“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史记·陈涉世家》）。于是，陈涉立为王，号曰“张楚”。这里提出的“伐无道，诛暴秦”就成为农民起义军响亮的口号。而“张楚”又成为当时的年号。1973年底，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一件汉代帛书《五星占</a>》，这是一部现存最早的天文书，在天文史的研究上具有特别重要价值。就在这一部科学价值很高的古书上，出现了“张楚”的年号（见《“五星占”附表释文》，载《文物》1974年第11期）。这一事实证明秦末农民起义军在陈的整顿、健全组织，具有深刻意义，使张楚的年号深入人心，以至汉代出现的科学著作中，还“把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的国（年）号张楚作为年号列入”，可以看出“农民起义军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刘云友《中国天文史上的一个重要发现》，载《文物》1974年第11期）
起义军在陈的胜利，使大泽乡燃起的革命烽火，飞速地蔓延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原来散布于各地的革命力量，很快地以陈为中心，汇合成一支巨大的洪流，形成了全国性的伟大的农民战争。
反秦力量的空前汇合 陈县胜利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各地“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史记·陈涉世家》）。人们起而响应陈胜，在各地展开了斗争，“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史记·张耳陈余列传》），纷纷揭出反旗。如沛县人刘邦，在陈胜等占领陈县的后两日，聚众数百人，杀死沛（江苏沛县东）令，在沛县举行起义。刘邦立为沛公，集众二三千人，攻占胡陵（山东鱼台东南湖陵城）、方与（山东鱼台西旧城集）等县。凌县（江苏泗阳西北）人秦嘉，铚县人董，符离人朱鸡石，取虑（安徽灵璧东北潼郡）人郑布，徐县（江苏泗洪南大徐台子）人丁疾等在淮北举起反秦的旗帜。这一路义军向郯县（山东郯城县北）进攻，把秦王朝的东海郡守庆围困在城里。郦商在高阳（河南杞县西南高阳集）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几千人。项梁、项羽</a>在吴县（江苏苏州）听到陈胜起义消息后，立刻起兵响应，杀死会稽郡守殷通，集合精兵八千人。沛县人王陵聚众数千人，占据南阳（河南南阳一带）地区。昌邑人彭越也已聚众千余人。早已率一支“刑徒”组成起义队伍的英布，活跃于鄱阳湖一带，这时也迫使番阳（江西鄱阳县东）县令吴芮共同起兵，队伍发展到几千人。这些队伍都以陈胜、吴广领导的起义队伍为中心，把“张楚”作为他们共同的旗帜。真是所谓“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贾谊《过秦论》）。
陈胜、吴广所直接率领的队伍，更是“从之如流水”。广大贫苦农民纷纷投奔起义军，其他各阶级、各阶层人士，也在反秦的旗帜下，有的人也参加了陈胜、吴广的队伍。如原赵国的名士张耳、陈余，曾被秦王朝追捕，他们隐匿下来，当陈胜起义军占领陈地后，他们就跑来参加。孔子</a>的八世孙孔鲋</a>为一儒生，也“持孔氏礼器，往归陈王”（《史记·儒林列传》）。上蔡人蔡赐原为“房君”，也在起义的高潮中参加了陈胜的队伍，被任为“上柱国”。这些人参加了农民起义军，说明起义军声势浩大，它的威势使统治阶级内容矛盾加深，一部分地主阶级人物投奔到反秦队伍中来，这对于加速秦王朝的灭亡，是有积极作用的。另一方面，由于汇合在反秦旗帜下的力量庞杂，任何人都难于把如此浩大队伍统一起来，所以后来反秦的队伍发生分裂，也不是偶然的。
第二节 起义军的凯歌行进和暂时失利
一 向秦王朝统治中心进攻
大泽乡的烽火，推动了全国性的农民起义高潮的到来，在高潮中，起义军的主力勇猛地向秦王朝统治中心进军。
起义部队的胜利进军 在农民起义进入高潮时，陈胜，这个“蹑足行伍之间，而崛起什伯之中”（贾谊《过秦论》）的群众领袖，充分发挥了他的组织才能。在进攻陈之前就派到东方去的葛婴，这时已占据东城（安徽定远东南）。在陈立定脚跟以后，陈胜就部署部队向西、北、南三面出击：南路派邓宗率军攻九江郡，北路派武臣、张耳、陈余率军渡黄河向魏国旧地进攻。起义军的主力则向秦王朝的统治中心挺进，向西挺进的主力军分三路：一路由假王（假是代理的意思）吴广率领进攻荥阳，以打开通往秦都咸阳的大道；一路由宋留率领，从南阳（河南南阳）直叩武关，以突破进入关中的另一孔道；另一路人数最多，由周文率领，直捣咸阳。这样，在全国广大地区，形成了起义军对秦王朝心脏包围的形势。
各路义军在广大人民的积极支持和热烈拥护下胜利前进，迅速占领了黄河南北的大片土地“攻城略地，莫不降下”、“席卷方数千里”（《淮南子</a>·兵略训》）“望屋而食，横行天下”（贾谊《过秦论》）。向西进攻的主力进展更加迅猛：吴广率领的一路，直攻到荥阳城下，荥阳乃中原重镇，为通向关中必经之路，秦派丞相李斯之子李由为三川郡守，率兵防守荥阳。吴广率领的起义军来到荥阳后，李由不敢出来交战，龟缩在城中，依靠坚固的城堡与农民军顽抗。吴广被阻于荥阳，一时攻之不下，与李由率领的秦军呈僵持状态。只有吴广部下邓说、伍逢等率小股部队在荥阳附近取得小胜，占领郏、许等县。吴广这一路军队将秦军控制在荥阳城内，使周文率领的农民军得以顺利穿过三川郡，迅速地绕过荥阳，胜利完成挺进关中的任务。
周文所率领的农民军势如破竹地向咸阳进攻。仅几十天的时间，这一路军队就横扫淮河、黄河流域，突破函谷关。九月，周文率领的大军已攻到距秦都咸阳仅有百里的戏（陕西临潼境内）了。这支队伍发展至有“车千乘，众数十万”的劲旅了。
另一支由宋留率领的西路军，也正由南阳向武关进发。
革命在前进，秦王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秦军的反扑和反秦军的分裂 自以为稳坐帝位的二世，对起义军十分轻视。最初，当有人向他报告农民起义的消息时，他就把报告的人关进牢狱。后来，大臣告诉他：陈胜等已由蕲而占领陈，二世才召集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商讨对策，有人要二世发兵“击之”，二世听后很不高兴。只有待诏博士叔孙通见机上奏说：如今天下一家，明主在上，法令具下，哪有人敢造反，这不过是些“群盗”“鼠窃狗盗”而已，何须皇帝过问，只要命令地方官逐捕就行了，不必担心。这一番话说得二世心花怒放，立即赐给他帛二十匹，衣一袭，并升为博士。愚蠢的二世从此高枕无忧。深谋远虑的叔孙通早已看清了形势，认清了秦王朝的灭亡就在旦夕，所以给二世说了一些甜言蜜语，然后就逃出咸阳，投奔了起义军。（见《史记·刘敬叔</a>孙通传》）
当周文所率的几十万大军进逼咸阳之时，二世才如大梦初醒，惊恐万状，急问群臣“奈何？”少府章邯提出：调集军队已来不及了，请将修骊山墓的刑徒武装起来，令他们与农民军作战。于是，二世宣布大赦天下，令章邯率数十万武装起来的刑徒向周文军出击。
在这关键时刻，反秦军内部也发生了分裂。秦二世元年（前209年）武臣和张耳、陈余奉陈胜之命率军北攻到达邯郸。这时张耳、陈余就鼓动武臣自立为赵王，脱离陈胜指挥。武臣在他俩煽动下，遂自称赵王，以陈余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邵骚为左丞相。反秦队伍内部开始分裂。
当陈胜得知此事后，虽“大怒”，但已无法挽回，只好听从房君蔡赐的建议“因而贺之”，并命令他们率军西进，增援进攻咸阳的主力军。这时，周文一军深入关中，吴广的一支军队还在荥阳，如果武臣的部队从河北直插关中，会给秦军以致命打击，但张耳和陈余劝武臣拥兵自重，拒绝执行陈胜的命令，不派兵西进。武臣在他们的挑唆下，完全不顾大局，袖手旁观，不仅坐视周文等孤军西进，反而忙于扩大个人势力，在河北抢占地盘，他派韩广攻旧燕故地，后来韩广在那里自立为燕王，武臣还派李良攻恒山郡（郡城在河北正定南），派张
攻上党郡（郡城在山西长子附近）。武臣和张耳、陈余的分裂行为，对农民军起了严重破坏的作用。
与此同时，另一路由陈胜派到北方去的周市军，在攻下魏国故地后，也立魏国旧贵族魏咎为魏王。齐国的旧宗室田儋也趁机在狄县（山东高青高苑城北）自立为齐王。这些六国旧宗室贵族各有异心，完全不听陈胜号令，使农民起义军遭到极大损失。
正因为如此，当秦二世下令派章邯率几十万刑徒和“奴产子”向周文的农民军反扑的时候。这一支孤军深入的队伍溃败的结局，就不可避免了。周文虽曾在项燕的军中当过一名预卜吉凶的小官——视日，“自言习兵”，但毕竟没有丰富的统兵经</a>验，他率领数十万刚刚组成的军队，在无后援的情况下，深入到秦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区，这就使农民军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所以章邯的军队扑过来以后，周文的农民军便抵挡不住，“尽败之”。接着，农民军在周文率领下退出函谷关，在曹阳（河南灵宝东北）固守抵抗。农民军在无后援的情况下坚守达二三月之久，后因战斗失利，又向后退到渑池（河南渑池西）。这年十一月，农民军终因众寡不敌，在渑池浴血奋战十余日后，被章邯军打败，周文自刭而死，“军遂不战”（《史记·陈涉世家》）。
二 起义军的挫折
陈胜、吴广的牺牲和农民军的暂时失利 以二世为代表的秦王朝统治阶级，在向农民军反扑的过程中，充分暴露了其凶恶残忍的本性。当章邯率数十万骊山刑徒及“奴产子”组成的军队向周文一军反扑时，二世竟不顾北方匈奴入侵的危险，丧心病狂地调回戍守在北方的数十万军队，令他们去镇压农民起义。这支部队由秦将王离率领，由上郡直接东渡，经太原至井陉，后来深入赵地，当时被称为“河北之军”（《史记·高祖本纪》），成为屠杀黄河以北起义军的凶恶刽子手。
在秦军全面反扑的形势下，起义军内部又发生分裂，吴广的部下田臧等人，因见周文失败，秦军不久即至，荥阳迟迟不能攻下，就准备分一部分军队牵制荥阳，而以大部分精兵迎击秦军。本来，这种战略计划完全可以同吴广商量，但是，田臧等人却以“今假王骄，不知兵权，不可与计，非诛之，事恐败”（《史记·陈涉世家》）将吴广杀掉，并“献其首于陈王”。陈胜在当时也无法，只得封田臧为令尹，任上将。田臧得到任命后，就留李归等守荥阳，而自己率兵迎击章邯军于敖仓，双方皆以主力投入战斗，结果田臧兵败战死。章邯又继续向荥阳进攻，李归所率军队，在两面夹击之下也战败，李归等壮烈牺牲。
这时，进军北方的诸路军队，均割据自保，不仅不主动向秦军出击援救主力军，反而不断互相残杀，如武臣部下杀死武臣。张耳、陈余又另立赵歇为王。另外，召平进攻广陵，邓宗进攻九江，也无力回援。这样，当周文、吴广两路军队被打败后，起义军的中心陈县就显得兵力十分单薄，形势危急。
陈胜称王以后，开始骄傲和贪图享受，对“沈沈”的“殿屋帷帐”也大感兴趣起来，以至逐渐脱离劳动人民。起先，有与陈胜曾同佣耕的农民听说陈胜已为王，便来陈见他。陈胜的门卫森严，不得见。后待陈胜出门，才拦路呼见。此时，陈胜尚能不忘故旧，“乃召见，载与俱归”。但后来，客出入于老友陈胜的宫殿十分随便，又向别人讲起陈胜的往事。于是就有人对陈胜说：“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胜也认为有损自己的“威信”，竟把这曾经同甘苦的朋友杀掉。陈胜的骄傲，使他同群众的距离愈来愈远，连他的妻父也说他“怙强而傲长者，不能久焉”（《史记·陈涉世家》《索隐》顾氏引《孔丛子</a>》云）。从此以后，曾与陈胜共患难的“故人”都纷纷离开他。而他只信任一两个近臣：以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制驭群臣，有功者不能赏，有罪者不能罚，对于同朱、武二人有私怨者，往往就任意加罪以报复，结果失掉人心，“诸将以其故不亲附”（《史记·陈涉世家》）。这就种下陈胜加速失败的种子。
当章邯军逼进陈时，陈胜已没有多少兵力，这时，邓说在郯被章邯击败，逃回陈，伍徐也在许被章邯击败，散兵也逃回陈。陈胜派去当秦嘉等人军队的监军的武平君叛，被秦嘉杀掉。所以，面对着穷凶极恶的章邯军，陈胜只能派房君蔡赐出击，另派张贺在城西策应。但章邯军来势凶猛，蔡、张两军抵挡不住，兵败，蔡赐、张贺皆牺牲于战场。
十二月，农民军的根据地失陷，陈胜率一部分部队且战且退，经汝阴至下城父（安徽蒙城西北），陈胜的御者庄贾杀害了陈胜，投降秦军。这一位农民战争的领袖，就在这里牺牲了。农民起义暂时失利，革命形势到了最低潮。
陈胜虽然牺牲，但由他和吴广发动起来的农民大起义，却如决堤之水，势不可挡“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史记·陈涉世家》），其首创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至于在初步胜利后，陈胜所表现的骄傲、贪图享乐等等应当成为深刻的历史教训。
陈胜死后，他原来的涓人（近侍）、后任将军的吕臣，组织了苍头军[79]，在新阳（安徽界首市北）重新举起义旗，他们决心为陈胜报仇，夺回陈县。果然，不久苍头军就“攻陈下之”，杀死叛徒庄贾，使“张楚”的旗帜在陈的城头上飘扬，“复以陈为楚”（《史记·陈涉世家》），后来，秦军又向陈县反扑，吕臣等寡不敌众，率兵转移，与在鄱阳湖一带活动的英布起义军会合，在青波（河南新蔡县西南）击败了秦的左、右校尉，又第二次夺回陈县。秦二世二年（前208年），吕臣的这支起义军与项梁的义军会合，成为刘邦、项羽下属的一支反秦部队。
原来被派去西征的另一路农民军，由宋留率领还没有到武关，就传来陈胜牺牲的消息。他们的后路已被秦军切断，南阳落入秦军之手。宋留率众向新蔡撤退，在秦军的猛击下，宋留投降，全军瓦解。后来，秦军竟将宋留送回咸阳，处以车裂的酷刑。
秦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 二世、赵高、李斯三人是为互相利用而结合起来的。因此，他们之间始终存在着勾心斗角的斗争。
李斯比起昏庸的二世胡亥来，还是有一定政治眼光和统治经验的。他见到关中危机稍稍解除后，二世仍旧骄奢无度，故态复萌，几次都要劝谏。但二世不仅不听，反而责问李斯说：听说古代的君王都是很辛劳的，难道贵有天下的君王就是为了如此“苦形劳神”而当的吗？我是不希望当这样的君王的，我想随心所欲，还要永远保有天下，有什么办法能达到这个目的？当时，李斯之子李由为三川守，在荥阳未能阻止周文军西进。章邯率军击败吴广军以后，就追查李由对吴广等西略地“过去而弗能禁”的案件，并讥讽身为丞相的李斯，竟如此无能！李斯心中恐惧，又怕丢掉爵禄，听到二世责问，为谄媚取容，就提出一套“督责之术”以博取二世之欢心。他上书奏道：“贤主”必能行“督责之术”，“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不能行“督责之术”的，如尧、禹这些君主，“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而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这样的君主简直是受罪。
什么是“督责之术”呢？
李斯所说的“督责之术”，简单地说就是严刑酷法加上君主的独断专行。他说：“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这就是用“轻罪重罚”的办法来镇压臣下和百姓，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君主还要大权独揽，要驾驭群臣，而不能被臣下所影响，因此要专断：“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涂，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揜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这样的君主就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李斯认为：只要实行这种“督责之术”，君主的位子就坐稳了，百姓也不会造反，“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他们惟恐触罪，哪里还有反叛的心呢？
李斯的这一套“督责之术”，虽是取悦于二世的言论，但并非他自己独创，乃是鼓吹专制主义的法家人物一贯的主张。[80]不过李斯说得更露骨而已。
这种极端独裁专断的统治思想，当然为秦二世所欢迎，“于是行督责益严”，对人民压榨得酷烈者就是“明吏”，“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多者就是“功臣”，于是二世洋洋自得地说：“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史记·李斯列传》）
赵高与李斯和诸大臣均有私怨，他恐怕大臣入朝奏事对自己不利，就对二世说：今陛下即位不久，年纪又轻，何必与大臣们一同议事？若办事有错反而被群臣轻视，以后就不必召见大臣，深居宫中优游享乐就行了，有事我可与之计议。这样，大臣就不敢奏报不确之事，而天下称“圣主矣”。二世用其计，以后就“常居禁中，与高决诸事”，“公卿希得朝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事皆决于赵高”（《史记·李斯列传》）。
在李斯、赵高的怂恿下，二世更加奢侈无度，秦王朝的统治进入到最黑暗的时期。
当时的秦王朝军队还在关东同农民军作战，要不断从关中征发人民去打仗，这已经给关中百姓造成极大负担，而二世却还加紧征发徭役修阿房宫，“聚狗马无用之物”（《史记·李斯列传》），使人民陷于更深的苦难。赵高、李斯等不仅一手造成人民的苦难，而且利用这种事实，进行争权夺利，结果把广大劳动人民推向苦难的深渊。赵高故意对李斯说：你是丞相，对皇帝应有所劝谏，于是李斯同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劝二世停止正在修建的、劳民伤财的阿房宫工程，以“减省四边戍转”（《史记·秦始皇本纪》）。当时，二世正与宫中妃嫔美女宴饮作乐，闻李斯等前来奏事大为扫兴。赵高趁机在旁进谗言道：李斯有“裂地而王”的野心，其长子李由为三川守，所辖境内陈胜军公行，李由不仅不出击，而且与其有书信往来。对于赵高的诬告，二世深信不疑，下令将李斯、冯去疾、冯劫三人系捕入狱。去疾、劫愤然自杀，李斯在囹圄中等待着裁决。
二世令赵高审讯李斯，赵高刑讯逼供，迫李斯承认谋反罪行，并将其宗族宾客收捕殆尽，李斯在酷刑之下只好招供。但他仍存一丝侥幸心理，从狱中向二世上书，希望得到宽赦。岂知李斯所上之书根本无法送到二世手中，而被赵高扣下。于是，赵高又令人假扮御史、谒者、侍中等反复审讯李斯。只要李斯稍有否认谋反口供，就加以严刑拷打。以这种手段威逼，终于使李斯不敢翻案，最后在二世派来审讯的人面前，亦不敢改变口供，承认有谋反之罪。二世二年（前208年）七月，李斯被具五刑“论腰斩”于咸阳市，并被“夷三族”（《史记·李斯列传》）。
李斯的一生，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具有很典型的意义：他在辅佐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封建国家的过程中，有其一定的贡献，是秦始皇身边有数的几个具有政治见解的大臣之一。但由于其贪图禄位，缺乏气节，始而投靠二世、赵高，不敢坚持个人的政治见解，甘愿与昏君、奸佞沆瀣一气，最后不仅毁掉前半生之功业，而且在权力的角逐中丧生。对李斯的功、过，应给以公允的评价，而其一生政治经历，也给后世的大臣、官僚和政治家留下极为深刻的教训。
李斯在统治阶级内部的残杀中结束了他功过参半的一生。秦代历史舞台上，只剩下二世和赵高在继续表演为自己掘墓的闹剧。
第三节 反秦浪潮的复起和秦王朝的灭亡
一 农民起义军重振军威
陈胜、吴广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主力军虽暂时受挫，但遍及全国、分散于各地的农民反抗秦王朝统治的火焰并没有熄灭。它们像深夜中点燃在漫山遍野里的堆堆篝火，在黑暗中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映红了关东的半壁河山。不久，它们就连成一片，终于以其迅猛之烈焰彻底烧毁了秦王朝的罪恶统治。
项羽、刘邦继续领导起反秦战争 秦二世二年（前208年），当秦朝的宫廷内李斯和赵高正在围绕着二世进行权力的角逐之时，在反秦起义的队伍中又涌现出两个领袖人物，将分散的义军汇合起来，这两个人就是项羽和刘邦。
二世二年一月，奉陈胜之命率兵攻广陵的召平，听陈胜兵败，秦兵又逼近，就与项梁取得联系，并以陈胜的名义，命项梁为上柱国，令他立即率兵西进，主动出击秦军。项梁和其侄项羽率八千人渡江西向攻秦。从此，这支突起于江东的武装，成为推翻秦王朝的主力军。
项梁和项羽是楚国贵族之后，项梁之父就是被秦将王翦所杀的楚国名将项燕。项氏世世为楚将，在江东有很大势力，即使在楚亡后，项氏门下还有很多的“宾客及子弟”[81]，而且“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史记·项羽本纪》）。项梁曾杀人，而躲避在吴中，在此地他常常主持办理征发徭役及丧葬等大事，并训练宾客及子弟，准备起事。项羽，名籍，字子羽。秦灭楚时，羽虽仅11岁，却早有夺取江山之志，曾与其叔梁观秦始皇游会稽，羽竟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秦二世时，羽已二十余岁，“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吴中子弟皆已惮籍”。唯少年时，羽学书、学剑均不成，学兵法也“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史记·项羽本纪》）。项氏叔侄对秦之亡楚自不会甘心，他们在江东举事反对秦王朝，若仅以恢复楚国为目的，当然是一种逆历史趋势而动的倒退行为。但在当时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不可抗拒的潮流，使项氏举兵的客观效果已不能仅限于以恢复战国旧秩序的范围，而成为推翻秦王朝统治的农民武装力量的一部分。梁和羽也认识到这种形势，他们是在陈胜起义之后，在吴中举旗响应的，而且起义之后始终尊陈胜为首领，统一在“张楚”的旗号之下，自居于同陈胜领导下的其他各路将领同等的地位。因此项梁和项羽所率的武装，也是农民起义军的一部分。
另一个起义领袖是刘邦，前文已提到，在陈胜等占领陈县后，刘邦在沛举行起义。这支队伍的上层与项羽所率的队伍构成略有不同：刘邦于公元前256年出生在沛县西丰邑的中阳里，比秦始皇小三岁。起义前刘邦任过秦的亭长，妻儿耕于家，占有一块土地。青年时代的刘邦不事“生产作业”，且“好酒及色”（《史记·高祖本纪》），未必对秦有多少仇恨，甚至对秦始皇既羡慕又崇拜。有一次他在首都咸阳见到秦始皇出巡时的威风，竟情不自禁地喟然叹息“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矣”（《汉书·高祖本纪》），这种与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之”显然不同的口吻，流露出刘邦当时对秦始皇崇拜的心情远胜于打倒他的决心。对于秦始皇焚书</a>“坑儒”之举，刘邦亦不反感，而且声称“读书无益”（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a>》第一册《全汉文</a>》卷1所引《古文苑</a>》）。可见，作为秦王朝基层政权的一个亭长，刘邦最初还是这个地主政权的支持者。然而，秦始皇及二世的暴虐统治不久终于将自己的拥护者也驱进了农民起义军的队伍。
早在陈胜、吴广起义之前，任泗水亭长的刘邦为县押送服苦役的徒去骊山，但这些不甘心受折磨、送死的徒隶在路途中纷纷逃亡。身负押送之责的刘邦“自度比至皆亡之”（《史记·高祖本纪》），到时他也交不了差，要受严惩。所以，他决心干脆把余下的徒全放掉“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史记·高祖本纪》）。他自己也和十余个徒一起逃跑，从此在芒砀之间招集流亡，没有几年已聚众“数十百人矣”（同上）。后来，陈胜、吴广起义的消息传来，他就利用里应外合的方法攻杀沛令，举行起义。可见，刘邦之参加农民起义军，是秦王朝的严刑酷法促成的。
先后投入刘邦所率领的起义队伍而成为领导集团成员的，有陈平、萧何、樊哙、韩信、灌婴、周勃、曹参、周苛等，他们在起义前大部分是小生产者或小官吏（参见本书第五章第一节），也有个别贵族参加刘邦集团，如曾在博浪沙刺杀秦始皇未成功的张良就是其中一个。总之，不论项羽和刘邦两个集团领导成员构成和起义背景有何不同，在秦王朝暴虐统治之下，他们都卷入到反秦的农民起义洪流之中，成为秦末农民起义武装力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陈胜、吴广牺牲后，刘邦、项羽就成为领导这场起义的领袖人物。
在“张楚”旗号下军威复振 项羽和刘邦都是响应陈胜、吴广起义而举兵的。项梁、项羽叔侄在吴中起义后，杀死会稽守，占据县城。项梁自为会稽守，项羽为裨将。当他们接受了召平的任命后，就尊陈胜为首领，统一在“张楚”的旗号下，忠实地执行农民起义军的号令。项梁、项羽率兵渡江之后，首先与陈婴领导的东阳（江苏盱眙东）起义军联系，把这支二万人的队伍合并过来。渡淮以后，又有刑徒英（黥）布和蒲将军率领的起义军前来汇合。至此，在项梁、项羽统率下的队伍，已有六七万人之众。当这支队伍到达下邳（今江苏睢宁县西北）安营扎寨的时候，各地分散的起义队伍都纷纷向这里集中，在“张楚”的旗帜下逐渐汇合成一股强大的洪流。
在这股起义洪流中，也出现过逆流和支流。有个别起义军将领不顾大局、不愿接受“张楚”的统一号令，而走分裂起义军的道路，吴广的部下秦嘉就是其中的一个。当他听到陈胜失败消息以后，就自作主张立楚国的景驹为楚王，并在彭城（江苏徐州）以东地区驻扎，以阻挡项梁、项羽军队北上攻秦。这种行动已经发展到对起义背叛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项梁宣布：“陈王先首事，战不利，未闻所在，今秦嘉倍陈王而立景驹，逆无道。”（《史记·项羽本纪》）出兵进击秦嘉，并于胡陵（山东鱼台东南）将其杀死，使秦嘉所部统一在项梁、梁羽指挥下。
接着，项梁、项羽就率兵由胡陵西进，这时章邯率领的秦军在镇压了陈胜的队伍以后，正回过头来还军至栗县（河南夏邑），阻挡项梁、项羽西进。项梁派朱鸡石和余樊君出击，余樊君战死，朱鸡石败走至胡陵。项梁就率军取薛（山东滕州东南），并诛朱鸡石。与此同时，项羽也攻下襄城（河南襄城），由于秦军顽守，襄城久攻不下，到攻下后，项羽竟将守城士卒“皆阬之”（《史记·项羽本纪》）。战争杀人是不可避免的，但将俘虏全部活埋也是不应该的。这种残忍的做法，充分反映了项羽的性格，也是导致他最后失败的原因之一。
在这个时期里，响应陈胜而在沛县起义的刘邦也正率领数千人与秦军苦战。刘邦率沛县起义的二三千子弟据守丰（江苏丰县），秦王朝的泗川监平率兵攻丰，被刘邦击退。后来，刘邦命部将雍齿守丰，自己率主力向外扩展，不料，雍齿以城投周市，周市原为陈胜派往魏地之部将，此时他已立魏咎为魏王，刘邦听到周市叛变的消息十分生气，数次攻丰，均不能取胜，听说项梁在薛，就率百余从骑往见。项梁拨给刘邦五千人，以五大夫（第九级爵）十人统率，加强了刘邦领导下的军事力量，刘邦随即“引兵攻丰”（《史记·高祖本纪》）。
这时，项梁得到陈胜已死的确实消息，便召集诸将在薛商讨今后行动。七十岁的居人范增深谋远虑，劝项梁“立楚之后”，以便号召群众。项梁采纳了这个建议，在民间找到了正为人牧羊的楚怀王之孙心。于秦二世二年（前208年）六月，尊为楚怀王（义帝），封陈婴为上柱国，自为武信君。从此，楚怀王孙心成为各地起义军名义上的领袖。推翻秦王朝的战争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克服内部危机后的进军 自楚怀王被推为义军的领袖地位后，实际指挥大权完全操在项梁、项羽叔侄手中。不过，在起义军内部还潜藏着严重危机，不一个个地战胜起义军内部的危机，就无法取得推翻秦王朝战争的胜利。
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七月，项梁在东阿（山东阳谷东北）把秦将章邯所率的军队打败后，又独自率兵追击，直至濮阳（河南濮阳西南）再次大败秦军。与此同时，由项羽、刘邦率领的另一支军队也攻下城阳（山东菏泽东北）。八月，项羽、刘邦又率兵向西攻雍丘（河南杞县），在此与秦军展开激战。这场激战给秦军以沉重打击：李斯之子、秦王朝的三川郡守李由被刘邦部下的五大夫将曹参率兵击毙。项梁所率的主力军也在定陶（山东定陶北）大破秦军。定陶是战国以来中原的大都会，也是秦王朝的东方重镇（见史念海《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年9月出版，第110—130页）。项梁取得连续胜利，尤其是占据定陶这个大城市后，志得意满，骄傲起来“有骄色”（《史记·项羽本纪》）。看到这一危险的端倪，其下属将领宋义曾提醒他，但项梁满不在乎。果然，秦军趁项梁轻敌麻痹之际，补充了章邯的部队，在夜间向定陶偷袭。义军毫无防备，被秦军打败，项梁被杀于阵中，定陶又重陷于秦军之手。
项梁之被杀，义军惨败暴露出义军将领的弱点，也使各路义军暂时失去统一领导，形势十分危急。当时，项羽、刘邦正率兵向陈留（河南陈留东北）进攻。听到项梁兵败被杀的消息后，立即改变原作战计划，回师转向东方。集结于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决定在此重新部署各路义军力量，加强统一指挥。经过安排，将各路主力集中于彭城：吕臣在城东，项羽在城西，刘邦在距此不远的砀郡（河南永城东北）。不久，又将楚怀王从盱眙迁至彭城，任吕臣为司徒，吕臣之父吕青为令尹，刘邦为砀郡长。从此，彭城就成为起义军的指挥中心，项羽和刘邦则成为实际指挥与秦军作战的领导人。项梁死后，义军内部作这样的调整，是十分及时和必要的。经过这次调整，克服了项梁死后出现的危机，各路兵马重整旗鼓，统一在以彭城为中心的大本营的号令之下，继续向秦王朝军队进攻。
秦军将领章邯在定陶取胜后，以为南方的义军主力已被消灭“楚地兵不足忧”（《史记·项羽本纪》），已不把项羽、刘邦等率的武装放在眼里，而匆忙领兵向河北扑去。
河北的赵国原是陈胜派出的武臣在张耳、陈余煽动下建立的。武臣称王后不久，又在内部斗争中被杀，这时的赵王是战国时代赵国国王的后代赵歇。当陈胜派兵西征时，赵王不遵令配合“张楚”义军打击秦军，而袖手旁观。这时秦军终于掉转头来“加兵于赵”了。先是秦将王离所率的秦军与赵王歇、张耳、陈余的队伍苦战于巨鹿（河北平乡西南）。章邯率北上之秦军先至赵的国都大肆烧杀，铲平城墙，迁空城内人民。接着移兵巨鹿城南的棘原支援王离军，秦军兵力顿时增强。赵王主力被逼进巨鹿城内，只有陈余率兵在城北。秦将王离、涉间率兵将城围住，章邯筑甬道在城南运粮。赵的形势非常危急，乃派使者到楚求援。当时的形势是：如秦军灭赵，则反动的力量将会加强，对南方的义军也会增加压力；若义军北上救赵，可将秦军主力吸引在河北，同时可趁关中地区空虚，直捣秦王朝统治的心腹地区。义军领导集团分析了上述形势，当即决定：派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率主力军北上救赵，同时又派刘邦率另一支军队西进，直捣关中。起义军和秦王朝的统治者开始了决定性的战役。
巨鹿大战 原来楚怀王任命为上将军（号卿子冠军）的宋义是个不顾大局的人，他率领援巨鹿的部队行至安阳（山东曹县）即停留下来，一直拖延四十六日还不前进。当时聚集在河北的秦军不下三十万之众，而巨鹿之北的陈余也筑壁自守，不敢进援。巨鹿城内的赵军在王离等率领的秦军包围下，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但宋义却迟迟不进，当项羽建议趁秦军围赵于巨鹿之机，与赵内外夹击向秦进攻的时候，宋义竟说什么：先让秦、赵互斗，若秦“战胜则兵罢（疲），我承其敝，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必举秦矣！”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以图坐享渔人之利。宋义还下令对军中勇猛杀敌的士卒“皆斩之”，而他自己则在军中饮酒高会。当时岁饥民贫，军中也已无粮，士卒只能食菜和豆，又值天寒大雨，广大士卒饥寒交迫。项羽非常愤慨，指出：宋义不与赵戮力而攻秦，还借口“承其敝”迁延观望，坐失时机，又不恤士卒，“非社稷之臣”。在盛怒之下，项羽将宋义杀掉，并向怀王报告。怀王即封项羽为上将军，并将英布和蒲将军所部划归项羽指挥。于是，项羽派英布和蒲将军领二万士兵渡漳水救巨鹿，但不能取胜。之后，项羽亲率全部兵马从安阳北上进攻秦军，这支起义军斗志高昂，渡河后，为表示与秦军决一死战，有进无退，全部沉没了渡船，打碎了釜、甑，烧掉军营，每人只携三天粮食，“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表现出农民起义军义无反顾的决心和英雄气概，这种“破釜沉舟”的壮举，是中国人民敢于同黑暗势力作斗争的象征，它从此彪炳于史册，永远放射着夺目的光彩。
项羽率军渡河后，首先将秦将王离的军队包围，同秦军九次大战，项羽切断敌军甬道，断绝秦军粮饷，结果大破秦军，秦军大将苏角被杀，王离被俘，涉间自杀。当时被调来救巨鹿之围的各路六国贵族军并不少，但他们都不敢同秦军作战，只有项羽率的一支义军冲锋陷阵，各路贵族军则只能筑垒自保，“从壁上观”。项羽所率的义军“无不以一当十”，英勇顽强，因此巨鹿大战后，项羽成了各路诸侯军的上将军，“诸侯皆属焉”。从此，项羽被公认为反秦军的领袖。
秦军被打得落花流水，蒲将军又乘胜于漳水南岸大破秦军，项羽破秦军于汙（漳水支流）。秦军连连失利，内部矛盾又进一步激化，二世派人责备秦军将领章邯。章邯派人向朝廷请示，而专权的赵高却故意不见。在这种情况下，章邯损兵折将十几万人，又无力挽回局面，走投无路，在二世三年（前207年）七月，只好率余众二十万人向项羽投降。
巨鹿之战歼灭了秦王朝反动军队的主力，从此，咸阳的小朝廷已成为瓮中之鳖，秦军的武力已基本瓦解。因此，巨鹿之战是秦末农民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役，在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二 秦末农民战争的最后胜利
秦王朝的灭亡 与项羽军北进同时，刘邦率一部分义军向西进攻，一路上收陈胜、项梁的散卒，军至昌邑（山东金乡），同另一支起义军彭越部会合，至栗（江苏沛县境内），又将楚怀王故将刚侯柴武的部队收编。在此期间，刘邦的义军与秦军战斗不能取胜，攻昌邑也不克，于是向西过高阳（河北高阳东）。高阳监门（守城门的小吏）郦食其（音力异基）向刘邦献策：首先攻陈留，因那里有秦军粮仓。刘邦接受郦食其的建议，果然袭取陈留，得到秦积粟。于是封郦食其为广野君。刘邦又率军与秦将杨熊大战，在曲遇（河南中牟东）大破杨熊军。义军长驱西进，在南阳郡大破南阳守，败保守宛城（河南南阳），刘邦欲绕过宛向西入关，张良劝他先攻下宛以解后顾之忧。于是刘邦将宛包围准备强攻，后来接受陈恢意见：与守宛秦军“约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即同秦军守将谈判，秦军立即向刘邦义军投降，而义军封原来守将继续守宛，结果谈判成功，封宛守为殷侯，陈恢为千户。自从宛城一地和平解决后，刘邦义军一路势如破竹，各地纷纷效仿宛守，向刘邦投降，义军长驱直入向武关进击。
在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秦王朝统治阶层内部矛盾进一步公开化。在此之前，赵高就杀死丞相李斯，独揽朝政。昏庸的胡亥，只知“肆意极欲”，“作宫室以章德意”，大权早已旁落入赵高一人手中。赵高为进一步篡权，欲试探一下朝廷文武官员，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八月己亥，赵高将一头鹿献给二世，竟当众硬说这是一匹马，二世胡亥笑道：丞相错了，明明是鹿为何说是马？当场问大臣，有的说是鹿，有的不吭声，有的还阿顺赵高也跟着说是“马”。事后，赵高将当时说是鹿的人都加以迫害、打击，结果，“群臣皆畏高”。这“指鹿为马”的故事，反映了赵高的权势已达无以复加的程度。当刘邦率兵至武关时，关东大部分地区已落入农民起义军手，许多地方的秦朝官吏纷纷投降义军，不少六国旧贵族也叛秦而自立。秦王朝已处于土崩瓦解之中。赵高恐二世对他责难，于是就先下手，同其婿咸阳令阎乐和其弟郎中令赵成密谋，杀掉二世胡亥，将秦政混乱的责任推到胡亥一人身上。当阎乐携兵器闯入望夷宫时，对二世说：“足下骄恣，诛杀无道，天下共畔足下。”（《史记·秦始皇本纪》）并叫其自杀，二世要求“愿得一郡为王”，不准；又要求“愿为万户侯”，仍不准；又进一步要求“愿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史记·秦始皇本纪》），仍不准。最后逼得二世终于自杀。
赵高杀死二世后，即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婴为秦王。同时，暗中派人与刘邦联系，与义军讲和，愿在关中自立为王。据当时的形势，秦朝灭亡在即，刘邦当然拒绝讲和，率军攻入武关（陕西丹凤附近），进至峣关（陕西蓝田东南）。刘邦欲以二万人攻秦守军，张良献计：一方面设疑兵，大张旗鼓威胁秦军；另一方面对守关秦将诱以重宝，引其叛降，然后趁其不备向秦进攻。刘邦按照这个计划执行，果然大破秦军，“北至蓝田，再战，秦兵竟败”（《史记·留侯世家》），蓝田一仗，打得秦军落花流水，一败涂地，秦王朝灭亡已成定局。
在这样情况下，秦王子婴将赵高刺杀，当刘邦军队破武关至霸上（陕西西安市东南）逼近咸阳时，刚刚当了46天秦王的子婴“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史记·秦始皇本纪》），向起义的农民军投降。这正是公元前206年（汉刘邦元年）冬。公元前221年建立的秦王朝，只存在了15年，就被伟大的农民战争所推翻了。
秦朝速亡的原因和农民战争的历史意义 秦王朝自公元前221年建立以后，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就被农民起义所推翻，这一严酷的现实，一直吸引着古今中外的史学家、政治家不断地探讨秦王朝迅速灭亡的原因，多少年来人们从不同角度提出种种解释。[82]但是，笔者认为秦王朝迅速灭亡的最根本原因，在于秦王朝政权掌握在以秦始皇为首的军功地主手里，其实行的统治特别残暴。如前所述：秦代地主阶级中，实际掌权的只是极小一部分秦国的军功地主，不仅广大劳动人民，就是六国的豪族地主和普通地主也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这就产生以下三个后果：（一）秦王朝政权的阶级基础非常狭窄，它将愈来愈多的人推向与自己敌对的地位。所谓“奸人并起，万民离叛”（《汉书·贾谊传》）正反映秦代统治者的孤立状况。（二）统治特别残酷。《汉书·刑法志》载：“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阸，狃之以赏庆，道之以刑罚，使其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战无由也。”从商鞅</a>变法以后，秦即奖励军功，由长期战争中培养起的军功地主，只懂得暴力，不知其他。因此，在取得统一政权以后，依旧“负力怙威”（《汉书·地理志》），对天下人民进行无限度地剥削，压榨。这种剥削压榨已经超过人民和社会可以负担的限度，“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结果“秦皇帝崩，天下大叛”（《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三）未能彻底铲除割据的痕迹。秦王朝统一后，采取各种措施巩固统一，这是有历史意义的进步。但秦代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尚保留着极强烈的、狭隘的地域观念，在一些方面表现出割据的痕迹尚不能完全铲除干净。如秦的统治者对秦国故地关中，和原关东各国地区的人民表现出亲、疏不同的态度，关东各国故地吏卒被征发到关中服徭役的，常常被当地的卒吏欺凌、侮辱，“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史记·项羽本纪》）。这在客观上加深了关东地区同关中地区人民之间的矛盾，削弱了秦王朝统治的基础。由于军功地主统治所造成的上述恶果，使刚刚实现统一的秦王朝，又立刻将自己置于灭亡的境地。如果不把秦王朝推翻，诞生不久的封建社会就无法成</a>长起来，初步实现的统一也不能巩固，社会经济更无从发展。出路何在呢？
秦末农民大起义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它解除了由秦代军功地主所造成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全面危机，为封建社会继续向前发展开辟了道路。这一场起义，像火山一样在秦王朝统治阶级脚下爆发，首先使广大劳动人民摆脱了沉重得无法忍受的负担，挣脱了套在他们身上的枷锁，从而调整了生产关系。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得到调整，从而使社会经济得到继续发展。其次，推翻秦王朝的主力军，从士卒到将领，多来自关东地区。秦王朝的灭亡，也意味着关中、关东地区间不平等关系的结束。西汉建立后，以刘邦为首的关东地主集团进入关中，对全国进行统治。这对于进一步消除战国以来遗留下的割据痕迹，巩固封建的统一，具有重要的作用。秦末农民战争是推动当时历史发展的动力。
秦末农民大起义中，广大起义群众所表现的勇敢、智慧和创造精神，证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尽管秦王朝建立之时尚处于封建社会初期，地主阶级还有着极大的生命力，但当农民起义狂飙起来以后，不可一世的地主阶级统治就被迅速击溃。真正有力量的不是一小撮统治者，而是人民，是为争生存而奋起拼命的人民。秦末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给那些蔑视群众力量的统治者们当头一棒。秦以后的许多地主阶级政治家，心有余悸地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都不得不重视“民”的作用。从汉代的贾谊大声疾呼，要讲究“牧民之道”（《过秦论》），到唐代的李世民</a>说出“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a>·教戒太子诸王》）时，秦朝覆亡的可怕景象定在他们的脑际中萦回。这就促使他们从自身利益考虑，不得不采取一些较为缓和的政策。这对于改善农民的境况，促进生产力发展，都是有好处的。
秦末农民大起义像一盏指路明灯，照亮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被压迫人民的解放道路。秦王朝被推翻的事实，鼓舞着以后无数次农民起义领袖和群众的必胜信心。从而使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此伏彼起，绵延不断，推动着社会前进。
秦末农民大起义表明了：封建社会中的农民起义，虽然可以推翻旧王朝，但由于农民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他们不可能提出超越封建社会的纲领、目标，因而也不可能建立起与地主政权性质根本不同的政权。继农民起义胜利而出现的，仍然是一个封建地主政权。所以，农民战争实际上起到改朝换代工具的作用。[83]
总之，秦末农民起义的历史像一颗流星划破黑暗的长空发出一阵耀眼的光芒后，就消逝了。
本章小结
秦末农民大起义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块丰碑，它结束了秦王朝残暴的统治，使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秦末农民起义，是由秦王朝统治下受压迫最深的贫苦农民、戍卒首先发难的，但反秦的队伍迅速扩大，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形成为一支浩浩荡荡的，所向无敌的起义大军，加入反秦起义队伍中来的，不仅有农民、奴婢、刑徒、戍卒、下层官吏，而且还有六国旧贵族和地主阶级分子，这表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1页）。这就使秦王朝统治者陷于反对秦王朝革命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显得十分孤立。昔日“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贾谊《过秦论》）的秦代统治者，在农民起义军面前一触即溃。那些被勾戟长铩武装起来的秦朝军队，被手执锄棘矜的贫苦人民打得落花流水，表明真正强大的并不是表面不可一世的统治者，而是组织起来敢于斗争的人民。秦末农民起义的历史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