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的文化和它对邻国的关系

    一　绪论


    中国旧日的史书，对异族一向“夷狄遇之”，采取轻视的态度。因此旧史关于异族的记载，不够详尽，有时且有许多错误，使人不易得到清楚正确的概念。近人的著作，则又过分著重敷陈前人对外的功业声威，把前人对异族艰苦奋斗的事迹，说得容易而又简单，有时去事实较旧史尤远。陈寅恪</a>先生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a>》一书中，曾慨乎言之：“唐代武功，可称为吾民族空前盛业。然详究其所以与某甲外族竞争，卒致胜利之原因，实不仅由于吾民族自具之精神及物力，亦某甲外族本身之腐朽衰弱有以招致中国武力攻取之道，而为之先导者也。国人治史者于发扬赞美先民之功业时，往往忽略此点，是既有违学术探求真实之旨，且非史家陈述</a>覆辙，以供鉴诫之意。”因此我们研究异族的历史，首先应屏除情感和成见，才不致使研究结果与事实有背道而驰的危险。


    关于历史上的北方异族，无论我们把国界放在长城或阴山，总得把我们国界以北的异族区，看作是个与我们平等的独立世界。他们有自己的文化，同时他们的文化也不是全无作用的。（《大陆杂志》四卷四期姚从吾先生《契丹汉化的分析》一文，认为契丹与中国是以“长城与山海关为分野的两个世界与两种文化”，这种见解，是值得治史者所采纳的。）所谓“汉化”只是指与中国邻接的极小范围的少数异族而言，事实上中国的文化，始终未能穿越蒙古大沙漠而发生作用。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有盛衰兴废，也有分裂和统一。同时中国与他们双方的盛衰起伏，也常是互为因果的，一方之衰，常是另一方强盛的原因。历来中国的对外战争，多半不是乘人之危，便是为人所乘。其间虽然也有两强相遇拼个你死我活的时候，如汉武帝之与匈奴者，但却是颇少见的。由于战术、地势、社会状况等各方面的关系，中国与北方异族的战争，中国常处于被动形势，“戎狄交侵”远较我们“犁庭扫穴”的次数为多。中国虽然也有若干次主动的出击，且曾造成辉煌的战绩，却不是纯以武力对付异族的，中国对付异族最主要且有成效的办法，乃是政治外交策略的运用，而非全恃武力。


    就以突厥来说，在六世纪中叶（北齐北周分立时期），突厥已是个强大的帝国，到七世纪初（隋末唐初）更成了东亚大部民族的主人。它的勃兴虽说是领导得人，也显然是由于中国内部的分裂；其后唐太宗</a>能一举而覆灭突厥，主要的原因，还是在突厥本身的内乱及天灾。隋唐的两度征服突厥，其所用的政治外交策略，往往有惊人的效果。最著名的是分化及和亲政策（和亲有时亦为分化手段之一种）。这些办法，曾导致突厥多次的分裂及内哄。而唐朝对被征服民族的处置，尤具有泱泱大国的风度，与近世帝国主义不能相提并论。所以唐代的武功，并不是完全建筑在“武”字上的。突厥的文化，对中国也有相当的影响。唐初中国北方的“胡化”，与唐室的衰亡，有直接关系，而突厥便是影响唐朝“胡化”诸异族中有力的一员。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此外，突厥除开与中国的关系外，尚与许多其他异族发生广泛而密切的关系，我们也应当认为突厥与他们的关系和与我们的关系有同样的重要。同时我们必须明了突厥与他们的关系，才能对突厥与我们的关系有更深刻的了解。此文便是根据以上几个观点写成的。


    二　突厥的文化——起源与习俗


    突厥的来源，据《周书</a>》五十《突厥列传》说：“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隋书</a>》八十四《突厥列传》说：“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姓阿史那氏。”《新唐书</a>》二一五《突厥列传》说：“突厥阿史那氏，盖古匈奴北部也。”此外《北史</a>》与《周书》的说法相同。《旧唐书</a>》则没有说明。“胡”字在中国旧史上是一个变化多端的字，例如汉朝的胡是指匈奴而言，到南北朝时便几乎指所有北方的异族。唐朝的胡人，则又大致指西域诸国人，如所谓“西域贾胡”等；而“杂胡”则是指突厥与契丹的混合种。因其混乱至此，所以《隋书》所说的“平凉杂胡”究竟是指那些异族，不得而知。至于《周书》和《新唐书》所说的“匈奴之别种”和“古匈奴北部”，虽不一定完全正确，但就突厥的习俗与匈奴相比较，则颇有相似之处。虽然对突厥的种属，至今已无法深究，但就这一点理由，可以说《周书》与《新唐书》的说法，比较正确。


    五世纪初年，那时正是“五胡乱华”的时代，突厥只是一个处于北凉匈奴沮渠氏势力范围（今甘肃张掖一带）之下的小部落。公元四三九年魏太祖灭渠牧健，突厥首领阿史那率部族五百家投奔当时的大国柔然（又名茹茹或蠕蠕），定居于金山（今阿尔泰山）之下。据《隋书·突厥列传》说：“金山状如兜鍪，俗（按当系指柔然）呼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这便是突厥名称的来源。


    关于突厥的习俗（或者说文化），《隋书·突厥列传》说：


    其俗畜牧为事，随逐水草，不恒厥处。穹庐毡帐，被发左衽，食肉饮酪，身衣裘褐，贱老贵壮。官有叶护，次设特勤，次俟利发，次吐屯发，下至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为之。有角弓鸣镝甲矟刀剑，善骑射，性残忍。无文字，刻木为契。候月将满，辄为寇抄。谋反叛杀人者皆死，淫者割势而腰斩之。斗伤人目者偿之以女，无女则输妇财。折支体者输马，盗者则偿赃十倍。有死者，停尸帐中，家人亲属多杀牛马而祭之，绕帐呼号，以刀划面，血泪交下，七度而止。于是择日置尸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表木为茔，立屋其中，图画死者形仪及其生时所经战阵之状。尝杀一人，则立一石，有至千百者。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五月中，多杀羊马以祭天。男子好樗蒲，女子踏鞠，饮马酪取醉，歌呼相对。敬鬼神，信巫觋，重兵死而耻病终。大抵与匈奴同俗。


    从这段记载看来，可知突厥人过的完全是一种游牧生活。至于所谓与“匈奴同俗”，除掉游牧民族共有的特征外，最显著的要算“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这件事了。虽然以妻群母及嫂为习惯法的民族并不止匈奴和突厥，例如契丹女真也都有这种“蒸母报嫂”的习俗，但根据中国史书对异族的记载，可以看出这种习俗究不是一般的现象。所谓“贵壮贱老”的风俗，也可能在匈奴与突厥两民族中特别显著，因为这一点也是史书特别标明的。而突厥的可敦（可汗之妻的官称）能过问国家大事，也很像匈奴的阏氏。（以上所述匈奴的诸种风俗，《史记</a>》、《汉书</a>》《匈奴传》均有记载。）这几点很可以为《周书》、《新唐书》所载匈奴与突厥同种的说法，作一注脚。


    突厥的文化水准，诚然是低落的，但我们尚不能把它看作是个野蛮民族。他们虽无文字，但“刻木为契”，至少也有一种类似文字的符号。而且二十八等的官阶，也并不是十分简单的政治组织。同时突厥是一个擅长铁工的民族，它最初以此种技术为柔然服役，可以知道柔然至少在这一方面是不如它的。它之以五百家崛起，并吞北亚强国的柔然，可能即因为他们能制造较优良的武器而补给又快的关系。沙畹教授在《西突厥史料》中，曾叙述罗马使臣谒见西突厥室点密可汗的情形。那个使臣在可汗帐中看到许多豪华陈设如两轮金椅、金床、金瓶以及银盘和银制动物肖像等（沙书冯译本一六九至一七〇页）；也可以说明突厥并非如通常所想象的野蛮民族一样。所以沙氏称突厥是“半开化的民族”，这种说法是比较正确的。


    三　突厥的强大和分裂


    突厥的强大，应从西元五四六年开始。自然它不是于那一年突然强起来，而前此须经过培养实力的一段长时间，只是从那年起，它的实力才开始有所表现。那年居住于现在贝加尔湖附近的铁勒部落准备进攻柔然，而为突厥酋长土门（即伊利可汗）所邀击，铁勒投降者五万人，因此突厥的实力大增。五五〇年，土门向柔然求婚未遂，一怒脱离柔然而独立。柔然在五世纪初年，已是大国。据《北史·蠕蠕列传》说，它的版图是：“西则焉耆（今新疆焉耆县一带地）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今外蒙古沙漠），南则临大碛（当指今内蒙古沙漠）。”至六世纪中，依然强盛。但突厥脱离柔然五年后，突厥的木杆可汗，则一举攻灭柔然。同时突厥又击败和并吞了若干邻国，《北史》九十九《突厥传》说它：“西破嚈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其地东自辽海以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嚈哒即《梁书</a>》所说的滑国，居于里海以东的乌浒河（Oxus）上，辽海则当是指现在渤海的北部，北海指今贝加尔湖，而这里所说的“沙漠”，无疑的是现在的内蒙古沙漠，这是多么辽阔的版图。


    就在突厥开始强大的时候，也开始与中国发生来往。那时中国正值魏分东西、齐周二国行将形成杀得难分难解的时候，这种局势，给予突厥一个极其有利的南进机会。齐周两方都不惜出极大代价来争取这个强大的外援，五四五年，周太祖宇文泰（那时是西魏丞相）且把西魏的长乐公主嫁给土门。《周书》五十《突厥传》说：


    朝廷既与和亲，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突厥在京师者，又待以优礼，衣锦食肉者常以千数。齐人惧其寇掠，亦倾府藏以给之。他钵弥复骄傲，至乃率其徒属曰：“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孝顺，何忧无物邪！”


    周齐拉拢突厥的手段，毕竟以周为高，因此突厥曾于五六四年派骑兵十万，助周伐齐，使齐国遭受严重的损失。但突厥是不希望把齐国灭掉的，它知道必须维持“两儿”的均势，然后才能不忧无物。所以它自此以后即依违于齐周之间，想长久的坐享渔人之利。但没有料到周竟于五七七年迅速灭齐，等到突厥出兵援齐，为时已晚。于是突厥又立齐范阳王高绍义为齐帝，想贯澈“两儿”的政策，但周既已灭齐，便不像从前那样听话。次年，周高祖准备亲自统军大举讨伐突厥，因病死而未果。其后周又修筑长城，以便防守。大概突厥也看到北周实力的不可侮，于是又和周表示亲善，周以千金公主嫁给他钵，突厥把高绍义交还给周。这可以说是突厥外交的大失败，从此他对中国失去了控制的力量。等到隋文帝篡周以后，突厥在外交上更处于被动的地位，军事也因之连连失利、终至造成内部的分裂与衰乱。


    突厥的分为东西二国，《西突厥史料》说是在西元五八二年（即陈宣帝太建十四年，隋文帝开皇二年）开始，《资治通鉴</a>》则记于陈长城公至德三年（隋文帝开皇五年，西元五八五年）中，但按诸《资治通鉴》记载这件事的口吻，是在追述往事，所以应以《西突厥史料》所说的时间为正确。突厥分裂的原因，则因有大逻便者，是突厥已故木杆可汗的儿子，与当时的突厥可汗沙钵略有隙，投奔当时西面可汗达头，达头给他十万兵以攻沙钵略，大逻便兵势益强。但从此沙钵略与达头连兵不息，终至分为二国，西方是达头的势力，东方是沙钵略的势力。在西方的突厥史称西突厥，东方的仍称突厥，又称北突厥或东突厥。突厥的分裂，与隋室的离间政策有莫大关系。《西突厥史料》说：


    当时中国固以离间政策制驭突厥者也，见达头势强于沙钵略，乃以狼头纛赐达头，谬为钦敬。达头使臣至中国，则引居摄图之上（按摄图为沙钵略之名）。反间既行，果相猜贰。五八四年，炀帝幸陇州（按炀帝系文帝之误），达头遂降。嗣后达头势强，中国又助北突厥以与之抗。（一五五页）


    隋朝对突厥施行离间的经过，留待下章详述。但有一可注意的地方，应先加以认识，就是当时突厥帝国尚未发展至中央集权的地步，而是分邦自治的。原来突厥的最高领袖可汗（大可汗）之下尚有若干可汗（小可汗），他们各统有一定的地盘和武力，只是名义上服从大可汗，实际是独立的。《周书》五十说突厥“虽移徙无常，而各有地分”，就是指这种现象而言。由此可知突厥并不是一个集权的帝国，仅具有一种联邦性质。西方突厥自达头的父亲室点密起，便处于独立状态，《隋书》八四说达头“旧为西面可汗”，顾名思义，即知他是个独霸一方的突厥领袖。又如《隋书》五一《长孙晟传》说：


    晟先知摄图、玷厥、阿波、突利等叔侄兄弟各统强兵，俱号可汗，分居四面，内怀猜忌，外示和同，难以力征，易可离间。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突厥早已先具有分裂的因素，而后隋人的计策，才得以施展。


    《隋书》记载西突厥的最大错误，便是认为大逻便是西突厥的始祖。其实西突厥的始祖应为室点密，达头是室点密之子，达头以后的西突厥可汗，也都是室点密和达头的子孙。大逻便并不是西突厥的可汗，只是惹起突厥东西分裂的肇事者。《旧唐书》因袭《隋书》的说法，更把大逻便误为木杆。直到《新唐书》，才改正了上项的错误。


    至于西突厥的版图，《隋书》的记载不详，两《唐书》记载较详，且大致相同。《旧唐书》一九四下《突厥传下》：


    其国即乌孙之故地，东至突厥国，西至雷翥海，南至疏勒，北至瀚海，在长安北七千里。自焉耆国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


    据《西突厥史料》说，乌孙故地为今伊犁河流域及其附近，雷翥海为里海或咸海，瀚海则为外蒙古沙漠的西北部。但《旧唐书》没有说明西突厥在何处与东突厥接境。《隋书·突厥列传》则说西突厥“东拒都斤，西越金山，龟兹、铁勒、伊吾及西域诸胡悉附之。”据《西突厥史料》说，都斤山为杭爱的一部。其地本为木杆可汗建牙之地，当系东西突厥的边界。金山则为外蒙古的阿尔泰山，亦即阿史那奔柔然后所世居状如兜鍪的金山。至此，我们对东西突厥的版图，大致可得到一个印象。东突厥的领土，东到渤海北部，北到西伯利亚，南到内蒙古沙漠，西到外蒙古的杭爱山。西突厥则领有杭爱山以西阿尔泰山以南的整个伊犁河流域，南至天山南路的疏勒一带，西至里海的东部。


    这两大帝国，东西对峙了一百五十年，他们不但对外或相互发生了多次的战争，其自身内部也经过了无数变乱。直到唐玄宗</a>时，他们都失却对北方民族的领导权，而为后起者取而代之。


    四　突厥与隋唐


    中国历史上对于北方外族的战争，在军事方面，中国常居于被动地位。因为游牧民族，习于骑射，来去自如，而沙漠又是他们最好的藏身之所。中国是农业社会，人虽多而大规模的军队不易调动。国防线又长，军队不易集中。欲大举进攻，则马队少，而最大的困难，则是粮食之不易运输。因此异族进攻中国极容易，他们经常的战术是突袭，以骑兵突破一点，杀掠而去。中国派兵去打他，他便在沙漠中和中国军队捉迷藏，等到中国军队的粮食一尽，即使他们不反攻，中国军队也得撤退。唐开元时东突厥谋主暾欲谷有几句话说：


    王晙（唐朔方大总管）兵马，计亦无能至此。必若能来，候其临到，即移衙帐向北三日，唐兵粮尽，自然去矣。（《旧唐书·突厥传》上）


    这真是高明的战略，无怪当时的人比他为李靖</a>、李勣了。开元八年，唐兵即因此而遭大败，这件事也正是中国对北方异族作战的最大困难的实例。


    在这种形势之下，中国能固守边防，已极不容易。若要作主动的出击，则非出极大的代价不可；即使打胜仗，也往往得不偿失。汉武帝伐匈奴，即是一例。隋文帝开始改变军事上的硬拼办法，尽量利用政治外交策略，以促成或助长突厥内部的分裂或不安；或引起突厥与其他异族的冲突，然后以武力取之；或迫其不得不服从中国。这办法自然是比较进步的。突厥对中国也有他的策略，主要的不外乘虚寇边或是利用中国人打中国人，使中国同时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权，以造成或延长中国的分裂局面，这些办法也曾给予中国多次的困扰与灾害。这是他们比匈奴高明的地方。匈奴充其量不过是利用中行说一流的人物作政治军事顾问，还没有突厥这样的政治头脑。这些办法此后成为异族侵略中国的惯技，其实也正是隋朝对付突厥的策略；不过双方对这些办法的运用，突厥是远不如隋朝的。


    现在先谈隋朝对突厥所发动的离间政策。这个政策的主持人是长孙晟。他是唐太宗的岳父，所以唐人修撰的《隋书》难免对他有过分渲染的地方。但无论如何，他总算得上是当时的外交奇才和伟大的战略家。他于周宣帝时，护送千金公主往突厥，以擅长弹射深得当时突厥沙钵略可汗的欢心，因此得与突厥可汗的诸子弟和贵人们相亲友。沙钵略的弟弟处罗侯（号突利设）素以得众心为沙钵略所忌，长孙晟便对他竭力笼络，并利用处罗侯为掩护从事调查突厥的内部情形。《隋书》五十一《长孙晟传》说：


    晟与之（指处罗侯）游猎，因察山川形势，部众强弱，皆尽知之。


    其后至五八一年（隋开皇元年），他上书给隋文帝，主张对突厥采取离间政策。书中对突厥内部的人事纠纷，说得极其透澈：


    玷厥之于摄图，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属，内隙已彰，鼓动其情，必将自战。又处罗侯者，摄图之弟，奸多而势弱，曲取于众心，国人爱之；因为摄图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弥缝，实怀疑惧。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间，颇畏摄图，受其牵率，唯强是与，未有定心。今宜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说合阿波，则摄图回兵，自防右地。又引处罗，遣连奚、霫，则摄图分众，还备左方。首尾猜嫌，腹心离阻，十数年后，承衅讨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矣。（《隋书·长孙晟传》）


    摄图即沙钵略可汗，为木杆可汗兄子。玷厥即达头，是沙钵略的从父，当时突厥的西面可汗。阿波则是木杆之子大逻便。从长孙晟的上书看，达头的势力最强，沙钵略只是他名义上的领袖。阿波的领地，虽然史无明文，但《隋书·长孙晟传》又称阿波的所在地为“北牙”，再参看上文，可知阿波的领土是突厥的北部或西北部。处罗侯则领有突厥的东部地方。文帝采纳长孙晟的意见，首先拉拢达头，派太仆元晖赐以狼头纛。后来于宴会时又故意把达头使者的座位，排在沙钵略使者上面，因此沙钵略与达头种下嫌隙。果然五八二年（开皇二年），沙钵略以四十万骑攻隋而达头不从。此后长孙晟又设计离间阿波与沙钵略，结果阿波西奔达头，因而造成突厥的正式分裂。隋朝的离间政策，成功得如此顺利，自然归功于长孙晟的洞察敌情和巧妙的连用。沙畹对此曾作结论说：


    总之中国始终用其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之政策，是为妨碍突厥建设一持久帝国之要因。设无此种反间政策，突厥之国势不难推想得之，数百年后蒙古之得势，可以例已。（《西突厥史料》一五六页）


    这个评论，大致是公允的。


    东西突厥分裂互战的结果，迫使沙钵略上表投诚，愿为藩附，并且遣子入朝和不断的入贡。于是隋朝又帮助沙钵略打西突厥。五八七年（开皇七年），东突厥生擒阿波，至此东西突厥的战争暂时稳定下来。同年，沙钵略死掉，由其弟处罗侯继承汗位，处罗侯于五九三年（开皇十三年）西征战死，传位于沙钵略子雍虞闾，是为都蓝可汗。至此长孙晟又设计离间都蓝可汗与其弟突利可汗（《隋书》说突利是沙钵略之子，但《资治通鉴》则说是处罗侯之子）的情感。五九七年（开皇十七年），隋以宗女安义公主下嫁突利，都蓝自以为是大可汗，反不如突利，因此老羞成怒，断绝对隋的朝贡。突利本居突厥的北部地方，长孙晟又劝他率众南下，居于度斤旧镇，监视都蓝而为隋作耳目。自此以后，都蓝每有所行动，隋室总先知道而有所准备。气得都蓝与达头联合攻打突利，突利全军覆没，只身随长孙晟入朝。隋朝封他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在黄河南岸胜夏二州（今绥远南部及陕西北部）之间，划出四五百里的地方，作为他部落的畜牧居地。同时隋室趁突厥内乱，对东西突厥作大规模的进攻。混战了四五年，把东突厥打跑到内蒙古沙漠以北去，打得西突厥也发生内乱，达头跑到吐谷浑去。六〇三年（仁寿三年），长孙晟又把启民迁出塞外，接收了达头的部众，正式作了突厥的大可汗。启民的地位，完全是隋朝一手造成的，对隋朝自然惟命是从。这是隋朝离间政策的又一大成功。六〇九年（炀帝大业五年）启民死，其子始毕可汗立，对隋朝仍表忠顺。直到六一五年（大业十一年）才开始叛乱。那时隋朝因炀帝的骄奢黩武，乱亡之象已充分暴露出来，故突厥敢于反叛。两三年后隋室便告覆灭，隋文帝经营二十年始获成果的突厥政策，至此也随着告终。


    隋室对付突厥的另一策略，是和亲政策。这办法常为后人所非笑，但在当时，也确有它的用处。突厥的可敦，权威甚大，有左右军国大事的力量。《资治通鉴》一八二说：“突厥之俗，可贺敦预知军谋。”可以为证。隋文帝篡周，周千金公主即曾劝沙钵略入寇以复仇。其后始毕可汗叛隋，围炀帝于雁门，事先隋义成公主曾遣使告变，其后又遣使诈告始毕北边有急，才解雁门之围。从这些地方看，突厥可敦是颇能左右可汗的。所以当时中国对突厥的和亲政策，至少有两种直接作用：一是以中国籍的可敦左右可汗，使之勿侵扰中国。其次是以中国可敦，监视可汗，假如一旦战争爆发，可敦可以为中国的内应，而且也许可以先期告变，使中国获得可靠的情报。由此可见和亲政策并非全为敦睦邦交，而是具有极大的政治作用的。


    此外还有一种重要的意义，那就是用和亲作为利用某一可汗的手段。因为异族文化落后的关系，对中国总不免存着些自卑感。他们的首领，认为能娶到中国皇室小姐作太太，便是无上的光荣；可以因此傲视群伦，其同类对之也常刮目相看，这光景恰似中国旧日市井暴发户之攀婚士族一般。隋人看清这一点，就以和亲来拉拢所要拉拢的突厥首领，而达到分化的目的。例如五九三年（开皇十三年）东突厥都蓝可汗求婚于隋。长孙晟认为：


    雍（虞）闾（都蓝名）反覆无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国家；纵与为婚，终当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灵，玷厥、染干（即突利可汗）必又受其征发；强而更反，后恐难图。（《隋书·长孙晟传》）


    因此隋朝把公主（安义公主）嫁给突利；一方面弄得突利受宠若惊，对隋朝惟命是从；一方面气得都蓝断绝朝贡，终至发生内战。可见和亲与异族领袖的荣誉与地位，是有重大关系的。隋炀帝时裴矩又献策以宗女嫁给始毕可汗之弟叱吉设，叱吉设不敢受。不然的话，都蓝、突利的事件，可能又要重演。所以隋朝的和亲政策，也可以说是离间政策的一种。裴矩的策略，虽与长孙晟并无二致，但用于炀帝末年，不但无效，反而惹起雁门之围的大祸；便是因裴的政策，已没有足够的实力来支持了。不仅如此，隋朝的乱亡，更给予突厥一个极好的发展机会。


    隋末唐初的几年中，正是东突厥最得意的时候。那时因中国内乱，中国人纷纷逃入突厥避难，因此东突厥的实力大增。《旧唐书·突厥传》上说那时的突厥：


    东自契丹、室韦（今中国东北一带地），西尽吐谷浑、高昌（今新疆东南部及青海北部）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


    当时中国北部起兵的群雄，如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等都向东突厥称臣；东突厥并封他们为“可汗”。唐高祖自亦无法例外，初起兵时，曾接受过东突厥的军援，也向东突厥称臣纳贡过，为的是使东突厥不要阻碍他的统一工作。但唐室的统一，不但为东突厥所不愿，同时隋室余孽也抱定“宁赠外国，不予家奴”的心理，鼓动东突厥入寇。而与李氏同起逐鹿的刘武周、梁师都等，也都向东突厥借兵。在这种种的情势之下，东突厥焉有不卷入漩涡的道理。从六二一年（唐高祖武德三年）到六二六年（武德九年），这几年之中，东突厥的颉利可汗无岁不发兵入寇，每次都是饱载而归。六二四年（武德七年）高祖被逼得几乎徙都邓樊。六二六年（武德九年）后，东突厥内乱及天灾的关系，对唐室的侵略才停顿下来，给予唐室一个喘息与准备的机会。


    东突厥的衰乱，主要是内因华人赵德言的乱政及六二七年（贞观元年）的大雪灾，外因薛延陀的叛乱，遂致授予唐室以绝好的复仇机会。但六二四及六二六年（武德七年及九年），正值突厥全盛之时，颉利曾前后两次举国入侵，均出乎意外的与唐室结盟而退，而没有动武。不管唐太宗事后如何吹噓，或是史书对他如何赞美，当时如果真正动起手来，唐室是绝无取胜把握的，因为双方的实力太悬殊了。但唐太宗何以能够不战而却敌呢？实则仍是得力于离间政策。唐太宗利用东突厥颉利可汗（始毕之弟）和突利可汗（始毕之子）中间的矛盾，拉拢突利，与之结为兄弟，以致颉利怀疑，不敢作战。终于颉利与突利发生冲突，突利于六二九年（贞观三年）率众奔唐。这一来东突厥的实力，更大为减损。因此唐太宗乃能乘其内忧外患之际，于六三〇年（贞观四年）一举攻灭东突厥，生擒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后，其残余部落除北附薛延陀和西奔西域者外，投降唐朝的尚有十余万口。关于这些降众的处置，朝臣各有不同的意见，大致可以分为三派：一派以魏徵</a>、颜师古</a>、李百药</a>为代表，主张把降众遣返“河北”（指今陕甘宁黄河上游以北）的老家；“树首长俾统部落，视地多少，令不相臣，国小权分，终不得亢衡中国。”另一派以温彦博为代表，主张把降众置于沿边地方，使为中国守门；“如汉建武时置降匈奴，留五原塞，全其部落，以为扞蔽，不革其俗，因而抚之，实空虚之地，且示无所猜。”还有一派主张把降众置于今山东河南一带之“内地”，便与中国人同化；认为应“悉籍降俘，内兖豫闲处，使习耕织，百万之虏，可化为齐人，是中国有加户而漠北遂空也。”（引文均见《新唐书·突厥传》上）。结果，唐太宗采纳了温彦博的意见，把东起幽州（今河北一带）、西至灵州（今甘肃宁夏一带）的边塞地区，作为安置东突厥降众之用，并委任突利为顺州都督，以统理其部落；以阿史那思摩（即李思摩）为北开州都督，以统颉利旧众。二人皆听命于唐室。此外东突厥诸酋长拜官在五品以上的有一百多人，入居长安城的近一万家。但到六三九年（贞观十三年），结社率（突利之弟）在京师谋反，唐室才感到突厥寄居中国的严重性；因此封李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建牙于“河北”，将东突厥降众遣返东突厥故地。可是不数年俟利苾又因薛延陀的侵逼，帅部南移。结果唐室又把他们安置在胜、夏二州之间，其后又把他们分置于云中、定襄两都督府的管制之下，俟利苾则入居京师。这是唐太宗对突厥的最后措施了。


    俟利苾南下后，东突厥故地为突厥酋长车鼻可汗所盗有。直至六五〇年（高宗永徽元年），唐兵擒车鼻于金山，处其余众于郁督军山，并设狼山都督府以统之，至此东突厥可以说全部降服。唐朝又于是年设立单于、瀚海二都护府，单于领狼山、云中、桑干三都督，苏、农等二十四州；瀚海领金徽、新梨等七都督，仙、萼等八州。这些州府的都督刺史都由突厥酋长来担任，并授予高度的自治权；但最高长官的都护，则须由唐人出任。都护府的任务，主要在监视及指导各部落，以防其入寇；此外并维持各部落之间的秩序，如调处部落之间的冲突，镇压各部落内部之叛乱，以及保护弱小，救济灾害等等。这些措施，有时简直是赔本生意；但对中国边防的巩固以及各部落间和平秩序的维持，则确有其贡献。六四六年（贞观十八年），唐太宗曾预言在五十年内中国无突厥之患。（《新唐书·突厥传》作五十年，《资治通鉴》一九七则作十五年，当以《新唐书》为正确。就习惯说，对某事作时间的推测，其时间较长久者，多用整数，如十年二十年等，甚少有挂零者。且唐太宗好夸大，区区十五年，似不过瘾也。）他作此保证的最大理由，即是他对突厥有恩。他说：“突厥贫弱，吾收而养之，计其感恩，入于骨髓，岂肯为患！”（《资治通鉴》一九七）。从这几句话里，也可以看出唐朝对被征服民族的处置态度，这是值得赞美的。唐太宗的预言，结果有一大部分兑现；自贞观以降，东突厥未发生问题者达三十年之久。


    六七九年（调露元年），正值高宗末年武则天</a>当权的时候，单于大都护管内的东突厥首领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叛变，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诸州的突厥酋长，都群起响应，共有众数十万人。唐室以四十八万人讨之，虽将温傅、奉职等或擒或杀，但突厥余众的叛乱，此覆彼起，不可遏止。其后几乎年年寇边，唐室对它只有征伐一途。但唐室对命将太无选择，甚至以僧怀义带兵去打突厥，结果只有使局面更形恶化。六九〇年（天授元年）武后称帝后，突厥对唐的外交也渐次取得主动，因契丹首领李尽忠、孙万荣的反叛，东突厥的默啜可汗，便以此对唐发动和平攻势，于六九六年（万岁通天元年）请为太后子，为唐讨伐契丹。武后立即拜默啜为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次年又被默啜骗去突厥降户数千帐，谷四万斛，铁数万斤。默啜的和平攻势获胜后，实力大为增强，态度便又转强硬。六九八年（圣历元年），武则天派淮阳王武延秀入突厥纳默啜女为妃，默啜以其非李氏子，将武拘留，一面入寇，一面扬言将立李氏子为帝，而不承认武氏政权。吓得武后赶快立庐陵王（中宗）为皇太子，然后派兵讨伐突厥，所以中宗的复位，东突厥也帮了不小的忙，结果东突厥大肆杀掠而去。此役以后，东突厥的声势益壮，对中国也益加轻视。终武则天之世，突厥连年寇边，达十余年之久。


    直到唐玄宗开元初年，默啜因衰老昏虐，内部渐有乱象。七一四年（开元二年），东突厥十姓胡禄屋等部率众来降，前后万余帐，唐朝皆以“河南地”（今陕甘宁黄河上游以南地）处之。七一六年（开元四年），默啜为其部属拔曳固部卒所杀，其兄左贤王默棘连立为毗伽可汗，因知人善任，国内复趋稳定，曾于七二〇年（开元八年）大败唐兵。他的谋主暾欲谷老成持重，主张与唐连和，故自七二〇年以后，终毗伽之身，与唐和平相处者十余年。这十余年突厥与中国可以说同处于和平繁荣之中。七三四年（开元二十二年），毗伽为臣下毒死，其后突厥诸酋长以争夺领袖地位发生过多次流血政争，直至七四二年（天宝元年），东突厥的拔悉密、回纥、葛逻禄三部联合击杀突厥可汗骨咄叶护，而立拔悉密的酋长为颉跌伊施可汗，突厥余众则共立了一位乌苏米施可汗。唐朔方节度使王忠嗣劝乌苏内附，乌苏迁延不行，王于是说拔悉密、回纥等共击之，东突厥降者甚众，从此衰微下去。七四四年（天宝三载）拔悉密攻杀乌苏可汗，突厥人又立乌苏之弟为白眉可汗。同年回纥、葛逻禄又联合攻杀拔悉密颉跌伊施可汗，唐朝乃册拜回纥酋长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七四五年（天宝四载）回纥怀仁可汗攻杀东突厥白眉可汗，毗伽可汗的可敦率余众归降唐室，东突厥的阿史那氏王朝，自此灭亡。其土地及权威都为回纥所代替。


    再说西突厥，自达头奔吐谷浑后，西突厥于七世纪初分为两个势力，一为最高领袖处罗可汗，居伊犁河流域；一为射匮可汗（达头之孙、处罗之叔），其势力范围为西突厥西部以及西突厥治下的最西诸国。隋朝以婚姻为诱饵，劝射匮背叛处罗。六一一年（大业七年）射匮击败处罗，处罗率数千人奔隋，炀帝赐号为曷萨那可汗。后来炀帝在江都被弒，曷萨那自宇文化及处投奔唐高祖。那时东突厥正强，遣使赴唐请杀曷萨那，高祖不得已，把他交给东突厥使者，因而被害。西突厥自射匮取得领袖地位后，《旧唐书·突厥传》下说它的版图“东至金山，西至海，自玉门已西诸国皆役属之”。又说：“遂与北突厥为敌，乃建庭于龟兹（今新彊库车）北三弥山。”射匮死后，其弟统叶护继立，国势更强，《旧唐书·突厥传》下说他：


    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今印度克什米尔一带地），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据旧乌孙之地，又移庭于石</a>国北之千泉（今苏联m Ata东）。其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视之，督其征赋。西戎之盛，未之有也。


    那时也正是东突厥的黄金时代，如果不受西突厥的牵制，对唐的威胁必然更大。当时唐高祖仍沿用“远交近攻”的策略，拉拢西突厥。六二〇年（武德三年），双方约定于六二二年（武德五年）冬联合进攻东突厥。东突厥的颉利可汗大恐，乃与统叶护讲和。其后统叶护遣使向唐求婚，并遣人迎接公主，但因颉利屡次遣兵遮断西突厥通唐的道路，因此未能成婚。六二八年（贞观二年），统叶护为其伯父所杀，此后国内连年战乱，终于六三八年（贞观十二年）西突厥又分裂为东西二部。原来西突厥的十个政治区域“十部”（又名十箭或十姓），由东西分辖五部，以伊列水（今伊犁河）为界。东郡可汗建庭于睢合水北，谓之“南庭”；西部建庭于镞曷山西，谓之“北庭”。西域诸小国，也分附于两部。六四一年（贞观十五年），西突厥西部的沙钵罗叶护可汗，屡次遣使入贡，唐遣使即依其自号立之为可汗。但就在那一年，沙钵罗叶护可汗为东部乙毗咄陆可汗所击杀。次年，乙毗咄陆灭吐火罗，拘留唐使者，侵暴西域，并进寇伊州，结果为唐兵击败，乙毗咄陆因部下作乱逃奔吐火罗。其叶护阿史那贺鲁率众数千帐于六四八年（贞观二十二年）内属，唐室把他安置于庭州（今新疆迪化一带），次年又任命他为瑶池都督。六五一年（永徽二年），阿史那贺鲁拥众西走，重新统一了西突厥的东西两部，又回兵入寇。唐室派兵讨伐，直到六五七年（显庆二年）才擒住贺鲁，将西突厥的土地分为濛池、昆陵二都护府。以突厥酋长阿史那弥射为昆陵都护兴昔亡可汗，管理东部五部（又名五咄陆）；以阿史那步真（弥射族兄）为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统治西部五部（又名五弩失毕）。至于原来阿史那贺鲁所统多逻斯水（今新疆北端喀喇额尔齐斯河）上的种落和他所役属诸国，西至波斯，皆设州府，一起置于安西都护府的治下。


    六六二年（唐高宗龙朔二年）继往绝可汗唆使唐海道大总管苏海政杀兴昔亡可汗，继往绝不久亦死，十姓无主，由部酋阿史那都支及别帅李遮匐收拾余众，附于吐蕃。六七一年（咸亨二年），唐以阿史那都支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匐延都督以安集突厥余众。到了六七九年（调露元年），阿史那都支自号十姓可汗，与李遮匐连和吐蕃，侵逼安西。唐以裴行俭计擒阿史那都支，并招降李遮匐，自此西突厥日渐衰落下去。到了六八五年（武则天垂拱元年），西突厥两部人众日益离散，唐以兴昔亡之子元庆袭兴昔亡可汗，押五咄陆部落。次年又以继往绝之子斛瑟罗袭继往绝可汗，押五弩失毕部落。那时东突厥正是默啜可汗在位的时候，西突厥十姓被他侵略得死亡殆尽。最后于六九〇年（天授元年）由继往绝可汗收集余众六七万人，入居内地，改号为竭忠事主可汗。次年，又以之为平西大总管，镇碎叶（碎叶城在今苏联吹河Chu南岸，靠近伊斯色克库尔湖）。过了三年，西突厥别种突骑施的酋长乌质勒，攻破碎叶，把斛瑟罗赶回唐朝。乌质勒又把牙帐移至碎叶，他的地盘东北与东突厥为邻，西南与西域诸胡相接，东至唐朝的西南庭州。西突厥的阿史那王朝，自此乃告结束。


    七〇八年（唐中宗景龙二年），乌质勒子娑葛自立为可汗，并侵陷安西。次年请降，唐朝封他为钦化可汗，赐名守忠。七一四年（玄宗开元二年），东突厥默啜攻杀守忠，守忠部将苏禄鸠集余众，自立为可汗。七一九年（开元七年），唐拜苏禄为忠顺可汗。苏禄虽也与唐发生过若干次冲突，但大体相安者十余年。直到七三五年（开元二十三年），才大举入寇。次年，苏禄为唐兵所破而请降，不久为其部下所杀。其子继立为吐火仙可汗，又为唐兵所擒。开元末唐朝复立阿史那昕为十姓可汗，以统突厥余众，但不久便为突骑施所杀。以后十余年，西突厥故地的主人是突骑施。肃宗至德以后，突骑施发</a>生内乱渐至衰落，唐朝也因内乱而无暇过问他们的事。代宗大历以后，突骑施已衰微不堪而臣役于葛逻禄，西突厥阿史那氏的余众，则归附了回纥。


    五　西突厥与波斯、东罗马


    突厥与中国的来往，不过是其国际关系的一环，除中国外，他们尚与许多国家发生往来。尤其是西突厥，它与吐蕃、西域诸国以及东罗马、波斯等国的关系，比较与中国的关系，更为密切。但因中国历史记载的简略，故不能得知其详，对当时西突厥与东罗马、波斯等国的关系，尤为隔阂，有加以叙述的必要。同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东方与西方文化交流的真象。


    远在六世纪中叶，突厥在乌浒河北攻破嚈哒而据有其地的时候，即开始与波斯接境；同时在里海之北，又可与东罗马帝国相交通；因此突厥即与两国逐渐发生贸易关系。中国的丝绢贸易，是当时亚洲的重要商业之一。丝绢由中国向西方输入，有两条主要的路线：一是出康居向西走的陆路，也是最古的一路；一是经过印度诸港向西行的海路。当时丝绢的顾客，多为罗马人和波斯人，而居间贩卖的则是中亚的游牧民族和印度洋的商船，而波斯人同时又为东罗马的丝绢掮客。


    东罗马皇帝查斯提年（Justinien）为避免居间贩卖的种种剥削，曾提倡养蚕；但在当时蚕业并不发达。他并于五三一年（梁武帝</a>中大通三年）遣使到阿剌伯西南的牙门（Yémen）地方与希亚利人（Himyarites）商议，请他们往印度购丝，转售于罗马人；因为当地常有去印度的船只，可以办这件事。但波斯则想完全垄断印度诸港的海上丝利，因此一面阻止希亚利人为罗马人居间贩丝，一面妨碍陆地运丝民族的贸迁。当时在西亚贸迁丝物的，以康居人为最多。康居最初臣属于嚈哒，等到嚈哒灭亡康居人移属于突厥时，正值波斯人垄断丝业，因此康居人要求突厥室点密可汗转请波斯允许他们在波斯管领的诸国中经营丝业，室点密乃派康居人曼尼牙克（Maniach）出使波斯，交涉这件事，而为波斯所拒绝。后来突厥又派若干使臣赴波斯交涉，结果不但没有达到目的，使臣们更多半为波斯所毒害，因此突厥与波斯结下仇怨，其后曼尼牙克又得突厥允许出使东罗马以求通商，他穿越高加索，于五六七年（陈临海王光大元年）到达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觐见东罗马皇帝查士丁（Justin），陈述可汗贺词并呈献了大量丝绢。次年，查士丁送曼尼牙克返国，并派遣使臣报聘。其后双方信使往还，邦交日固，东罗马因有此强大与国的支持鼓励，终至与波斯展开历时二十年（五七一至五九〇）的大战。


    东罗马、波斯战争的末期，西突厥也加入战团，于五八八年（隋文帝开皇八年）派兵三十万进攻波斯，同时东罗马自叙利亚沙漠进兵。时波斯王赫米兹四世（Hormizd）在位，遣大将伯拉（Bahram Tschoubin）抵御突厥，突厥战败。后来伯拉受人中伤，又在高加索东部为东罗马击败，波斯王对他加以侮辱，因此一怒而造反，废赫米兹并于五九〇年（开皇十年）拥立赫米兹子库萨和（Khosrou）。不久伯拉又于麦丁（Madaiu）自立为王，库萨和乃求救于东罗马。五九一年（开皇十一年），东罗马皇帝马来士（Maurice）派兵援助库萨和，把伯拉击败，伯拉逃奔突厥，库萨和厚赂突厥的可敦把伯拉杀掉。波斯、东罗马的战争，也告一段落。


    其后从五九七到五九八年（开皇十七到十八年），波斯王库萨和遣兵讨击贵霜（大月氏）等国，突厥援兵三十万渡乌浒河败波斯军。但突厥兵迅速撤回，波斯军于突厥人去后又复进攻贵霜，大掠而归。此后波斯又借故攻击东罗马，六一四年（隋炀帝大业十年）攻陷耶路撒冷。六二二年（唐高祖武德五年），东罗马乃与波斯再度决战。这场战争连续七年之久（六二二至六二八），最后突厥又加入战团。居于里海沿岸的可萨突厥（Khazars）可汗（可萨突厥可能臣于西突厥，但系另一种突厥，不能与西突厥相混）与西突厥叶护可汗，皆出兵援东罗马。六二八年（唐太宗贞观二年），波斯都城发生变乱，库萨和遇害，其子科瓦（Kavadh）继立，与东罗马议和。


    因了罗马与波斯的长期战争，结果两败俱伤，两国皆无法抵御新兴的大食。六三六年（贞观十年），东罗马叙利亚省为大食所侵占，其后波斯王也被大食逼得弃国而走。同时西突厥也因与中国构衅屡遭败创，以致不能维持统一的局面。七世纪中叶，西突厥已不能称为帝国，其境内仅是若干小国割据的局面。这三个庞大帝国，竟同时趋于衰落。


    上面已说过，中国的丝，在六世纪中叶输入欧洲，以西突厥为陆路转运地，也可以说它是当时中国、东罗马、波斯、印度四大国间商业交际的仲介人。除此以外，西突厥对于中西宗教思想的交流，也有相当贡献。《西突厥史料》二一九页：


    六二八年（贞观二年）玄奘</a>通行突厥国境，自北而南，安抵信度河者，赖西突厥统叶护之保护，有以致之。六二六年（武德九年）光智等未随唐使至长安以前，曾受统叶护之旦夕祗奉。六二一年（武德四年），初建火祆寺于长安。六三一年（贞观五年），祆教师何禄始莅中国。六三五年（贞观九年），景教师阿罗本自叙利亚经西突厥境而来至长安。此类年月之相近，并非出诸偶然，其事可证明西突厥帝国之存在，便利通行亚洲之往来商人。赖其便利行人，遂有助火祆、基督、摩尼三大宗教之发展。前二者树植于中国，而后一教则更见隆盛焉。


    此外回教的得以发展于波斯，也与西突厥有一点间接关系。因为波斯人所崇奉的火祆教本是与回教相冲突的，回教当然为波斯所抵制。但因波斯遭受西突厥和东罗马的夹攻而衰落，回教乃随着大食的势力迅速扩展于波斯。从这些史实看来，我们不难看出当时西突厥在西亚国家中所处的地位，比较它在东方更具有重要性。


    六　突厥与唐代中国北方的胡化


    突厥在它接境的诸大国之间，文化是比较落后的，因此它的文化不易对这些文明国家发生影响，却不是毫无影响的。例如唐初宫廷以及中叶以后河北藩镇的“胡化”，都与突厥有关。固然影响唐朝胡化的不止突厥一族，但突厥是与中国边境接壤最广，关系亦最密切的外族，所以它对中国的影响也最大。从文化的观点上看来，这种影响是消极的，其价值是副号的。现在就以唐室的胡化为例证，说明低文化的影响。不过一个民族对一种外来文化的感染，其过程是渐进的，且常是潜移默化的。所以过程的转折细节，有时不易看得出来。这里仅能就唐室胡化的几个比较明显的迹象，加以论述。


    唐室的胡化，如果推本溯源，则六三〇年（贞观四年）的处置东突厥的降众，实为关键；唐太宗对于这件事应负很大的责任。太宗用温彦博的建议，将十万突厥的大部安置于东自幽州西至灵州的边塞地区，并留一部于京师。《资治通鉴》一九三说：


    （突厥诸酋长拜官）五品已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


    这种为华夷主的尊荣地位，凡是好大喜功的君主，没有不喜欢干的。温彦博的言论主张，不过是腐儒大言，而太宗独排众议而采用温的办法者，即因此办法甚为迎合太宗的心理。


    突厥人在唐朝为官和入居长安的既有这么多，唐太宗本人又好与突厥人接近，例如颉利的从叔李思摩和颉利的侄儿突利都是他的好友。此外他更以突厥人充任侍卫，突利之弟结社率便是以郎将宿卫，因而闹出六三九年（贞观十三年）九成宫的叛变的。所以当时的朝廷和长安城，是“华洋杂处”的。因此唐朝的宫庭中也不知不觉染上了若干胡化色彩，太宗的废太子承乾沾染突厥习俗，便是最好的例子。《新唐书》八十《常山悯王承乾传》说：


    （承乾）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辫发，五人建一落，张毡舍，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使诸部敛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啖。承乾身作可汗死，使众号哭剺面，奔马环临之。忽复起曰：“使我有天下，将数万骑到金城，委身思摩当一设，顾不快邪！”


    这完全是儿童对某种事物的好奇及模仿的表现。但承乾身为太子，生长于深宫之中，其行动不会如常人的自由，如果不是在宫中常与突厥人接近，则其好奇心与模仿举动从何而来？由此可知突厥人之能出入掖庭者，必不在少数，而胡俗竟亦因此深入宫庭中。至于突厥人对当时京师风气的影响，自也不难想象。


    唐室于六三九年（贞观十三年）徙突厥余众于黄河上游以北，太子承乾也于六四三年（贞观十七年）被废，因此唐室中央的胡化，迅速遏止，其影响尚不严重。但到唐玄宗时，唐帝国的东北部地方（大致为黄河下游以北地方）开始了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的胡化，时间也极长。直至唐亡，胡化仍在持续着。这个区域的胡化，其关键在于安史之乱。但安禄山辈所以能霸占河北、操当地军政全权者，则由于李林甫之以蕃人出任方面所致，自然最大的责任应由唐玄宗来负。《旧唐书》一〇六《李林甫传》：


    国家武德、贞观已来，蕃将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忠孝有才略，亦不专委大将之任，多以重臣领使以制之。开元中，张嘉贞、王晙、张说</a>、萧嵩</a>、杜暹皆以节度使入知政事。林甫固位，志欲杜出将入相之源，尝奏曰：“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帝以为然，乃用思顺代林甫领使，自是高仙芝、哥舒翰皆专任大将。林甫利其不识文字，无入相由，然而禄山竟为乱阶，由专得大将之任故也。


    安禄山、哥舒翰皆有突厥血统（安母为突厥，哥舒父为突厥），史思明则系纯粹突厥人。而安禄山既专方面，即自建立一独立而善战的新军事集团，渐与唐室的武力抗衡。这个集团的份子，包括多种外族，如同罗、奚、契丹等，而以突厥人为主力。开元末年东突厥内乱，东突厥西叶护阿思布等帅部众千余帐于七四二年（天宝元年）投降唐朝，而东突厥从此衰落。因此我们可以推知阿思布的部众，当是东突厥的精锐。玄宗待阿思布甚厚，赐名李献忠，累迁为朔方节度副使。为安禄山所嫉。七五二年（天宝十一载），禄山发兵击契丹，奏请阿思布率同罗（同罗为铁勒诸部之一，与突厥同类）骑兵助战，阿思布因恐为禄山所害，因而叛变。次年阿思布为回纥所破，禄山招降其部落，实力大增。《资治通鉴》二一六说：“由是禄山精兵，天下莫及。”阿思布的部众，究有多少，史书并未说明，但据《通鉴》二一六所载，禄山于七五三年（天宝十二载）五月招降阿思布部落，九月阿思布穷蹙被擒时麾下尚有数千人；由此可揣知突厥散失而为禄山接收的部众，当远过此数。禄山于七五一年（天宝十载）曾大败于契丹，自接收阿思布的部众，乃能于十三载十四载两年之间连破奚、契丹，而以兵精闻天下，可知突厥实为安军的主力。同时禄山如不能破奚、契丹，亦必不敢倾巢而西。因此也可以说突厥是安禄山叛唐的最大资本。《通鉴》二一七说：


    禄山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凡十五万众，号二十万，反于范阳。


    这里所说安禄山“所部兵”（即基本队伍）之中，必有一部或大部是阿思布的精兵。


    安史之乱平后，河北诸镇始终在安史余孽的掌握中。安史部众既多胡人，因此胡人所控制的地区，乃随之逐渐胡化。因此辈胡人全系以军权来维持政权，自易影响当地的习俗。《新唐书》一四八《史孝章传》：


    大河之北号富强，然而挺乱取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


    同书二一〇《藩镇传》又说：


    遂使其人自视由羌狄然，一寇死，一贼生，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


    所谓胡化的主要特征，即是卑弃文教而崇尚武力，养成一种好勇斗狠的风气。所以当时军人第一的河北与以诗赋取士的长安，在文化上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区域。不但如此，即连黄河南岸的若干区域，也曾经沾染上胡风，蔡州即其一例。《通鉴》二四〇说：


    （蔡州）虽居中土，其风俗犷戾，过于夷貊。故以三州之众，举天下之兵，环而攻之，四年然后克之。


    即因蔡州最初的首领李忠臣、李希烈等，也是安禄山部下的原故。蔡州的地方势力虽于宪宗时讨平，但河北诸镇则始终处于半独立状态。实因河北因胡化而培植成的武力，过于强大，唐室中央武力无法与之对抗，因此不得不采取放任政策。河北的胡化，不但直接影响唐帝国的分裂与衰亡，若详细论之，就是对唐朝以后数百年的政局，都不能说没有关系，自然这已是本题以外的话了。


    原载《边疆文化论集》（中），一九五三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