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宦官与藩镇的关系

    一


    唐代之宦官与藩镇，并兴于玄宗时。安史乱后，臻于极盛，同为唐室政治上之毒瘤，祸乱相乘，直至唐亡。就表面看来，唐室信用宦官而畏忌藩镇，其势颇似对立。实则有唐后期之大部时间内，两者之勾结甚力，藩镇赖宦官以巩固其割据，宦官倚藩镇而维持其窃柄，貌似相制相克，实则相辅相成。藩镇之中，除安史余孽如卢龙、成德、魏博、淄青等数镇，自成一系，为宦官之势力所不能达，其余绝大多数之藩镇，几无不与宦官有密切之关系。故盛唐以后之政治，大体说来，可谓宦官与藩镇合作之政治，此所以宦官愈盛而藩镇亦愈强者也。


    藩镇之设，由于府兵制之破坏；而宦官之盛，又由于藩镇之兴起。府兵制为一种区域性之征兵制，唐初于若干指定之地区设折冲府，征调其辖区内一部分强健富有之子弟，充当府兵，组成一专司战斗之团体。每过征伐，皆临时命将，事毕兵归其府，将上其印，故兵将之关系不密。至玄宗，府兵之制渐坏，遂改行募兵。职司保卫京师之骑，与夫捍卫边疆之节度使麾下之兵卒，率皆来自招募，而沿边诸镇将，又多久其任，以是兵将成为不可分离。唐室为防武人拥兵自专，遂以宦官为监军以监督之。监军之设，始于何年，不可确知。惟玄宗天宝六载（西元七四七年），唐将高仙芝伐小勃律，其军中已有监军。及至安史乱起，其制大行。此辈监军，与居中用事之宦官，遥通声息，极为皇帝所信赖。然此种制度，始终无效果可言，反予宦官以勾结藩镇之机会。由于宦官之不谙军事，每参军谋，无不败事。其贪横者又广收贿赂，干扰军政。若干不肖之武人，遂利用其贪冒，与之相结，使其虚报战功，保举官职。而于功高望重不肯趋附者，监军反嫉之若仇。所谓“诛杀良将，磨折好人”，实当时绝大多数监军之写照。唐室用宦官以制藩镇，而藩镇之祸愈演愈烈，良由此也。兹分论之。


    安史乱前，即有宦官与藩镇勾结之事，宦官受藩镇之赂，为其隐没败状，掩饰逆谋。兹举二例：


    （一）《旧唐书</a>》卷一〇三《张守珪传》：


    （开元）二十六年，（幽州节度使张）守珪裨将赵堪、白真陁罗等假以守珪之命，逼平卢军使乌知义，令率骑邀叛奚余烬于湟水（乐成案：“湟水”应作“潢水”，即今辽河。）之北，将践其禾稼。知义初犹固辞，真陁罗又诈称诏命以迫之，知义不得已而行。及逢贼，初胜后败，守珪隐其败状，而妄奏克获之功。事颇泄，上令谒者牛仙童往按之。守珪厚赂仙童，遂附会其事，但归罪于白真陁罗，逼令自缢而死。


    （二）《旧唐书》卷二百上《安禄山传》：


    杨国忠屡奏禄山必反，（天宝）十二载，玄宗使中官辅璆琳觇之，得其贿赂，盛言其忠。牛仙童、辅璆琳虽非监军，其任务则与监军相若，而竟收受贿赂，掩败为胜，誉逆为忠，则其不可信任，亦甚明矣。


    安史乱起，监军之制大行，宦官与藩镇之勾结亦愈力，直至唐亡，未尝稍止。叛逆之奸谋，败将之劣迹，与夫武夫之贪暴，率由宦官为之掩饰弥缝。至于取节钺，猎高位，亦多由此辈之荐举。兹再以数人为例：


    （一）史思明、许叔冀。《旧唐书》卷一一一《张镐传》：


    时贼帅史思明表请以范阳归顺，镐揣知其伪，恐朝廷许之，手书密表奏曰：“思明凶竖，囚逆窃位，兵强则众附，势夺则人离，包藏不测，禽兽无异。可以计取，难以义招，伏望不以威权假之。”又曰：“滑州防御使许叔冀，性狡多谋，临难必变，望追入宿卫。”肃宗计意已定，表入不省。镐为人简淡，不事中要。会有宦官自范阳及滑州使还者，皆言思明、叔冀之诚慤。肃宗以镐不切事机，遂罢相位，授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后思明、叔冀之伪，皆符镐言。


    （二）周智光。《旧唐书》卷一一四《周智光传》：


    周智光本以骑射从军，常有戎捷，自行间登偏裨。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镇陕州，与之狎昵。朝恩以扈从功，恩渥崇厚，奏请多允，属于上前赏拔智光，累迁华州刺史、同华二州节度使。……初，与陕州节度使皇甫温（乐成案：皇甫温亦鱼朝恩党，见《旧唐书》卷一八四《朝恩传》。）不协，监军张志斌自陕入奏，智光馆给礼慢，志斌责其不肃。智光大怒曰：“仆固怀恩岂有反状，皆由尔鼠辈作福作威，惧死不敢入朝。我本不反，今为尔作之。”因叱下斩之，脔其肉以饲从者。……大历二年正月，密诏关内河东副元帅、中书令郭子</a>仪率兵讨智光，许以便宜从事。


    （三）卢从史。《旧唐书》卷一三二《卢从史传》：


    德宗中岁，每命节制，必令采访本军为其所归者。（李）长荣卒，从史因军情，且善迎逢中使，（乐成案：《通鉴》卷二三六谓从史潜与监军相结，而得节钺。）得授昭义军节度使。渐狂恣不道，至夺部将妻妾。……属王士真卒，从史窃献诛（王）承宗计，以希上意，用是起授，委其成功。及诏下，讨贼兵出，逗留不进，阴与承宗通谋。


    （四）韩全义。《旧唐书》卷一六二《韩全义传》：


    全义将略非所长，能以巧佞财贿结中贵人，以被荐用。及师临贼境，又制在监军。每议兵出，一帐之中，中人十数，纷然争论莫决。蔡贼闻之，屡求决战。（贞元）十六年五月，遇贼于溵水南广利城，旗鼓未交，诸军大溃。……十七年，全义自陈州班师，而中人掩其败迹，上待之如初。


    （五）严绶。《旧唐书》卷一四八《裴垍传》：


    严绶在太原，其政事一出监军李辅</a>光，绶但拱手而已。


    《旧唐书》卷一四六《严绶传》：


    绶自帅师压贼境，无威略以制寇。到军日，遽发公藏以赏士卒，累年蓄积，一旦而尽。又厚赂中贵人，以招声援。师徒万余，闭壁而已，经年无尺寸功。裴度见上，屡言绶非将帅之才，不可责以戎事。乃拜太子少保代归。


    以上诸人，若史思明、许叔冀、周智光、卢从史，均叛逆也，其始皆受宦官之庇护提携。至韩全义、严绶，先后总讨伐淮西之任，或丧师失地，或闭垒不战，而因宦官之助，竟无丝毫之罚，依然保其富贵。则其余两者相结、蠹国害政之事，亦可以想见矣。


    宦官与藩镇之狼狈为奸，已如上述。然藩镇之中，犹不乏功高望重、忠勇正直之士，宦官以其不肯趋附，又忌其功名，反视之如仇。郭子仪、李光</a>弼以唐军之元戎，百战之名将，而为总监诸军之宦官鱼朝恩及居中用事之宦官程元振所嫉，遂沮挠军计，横加谗毁，而致子仪屡失兵柄，光弼不敢入朝。唐室之所以不能肃清河朔，终遗大患者，与此极有关系。《旧唐书》卷一八四《鱼朝恩传》：


    时郭子仪频立大功，当代无出其右，朝恩妒其功高，屡行间谍。子仪悉心奉上，殊不介意。


    同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


    中官鱼朝恩，害子仪之功，因其不振媒孽之，寻召还京师。……代宗即位，内官程元振用事，自矜定策之功，忌嫉宿将。以子仪功高难制，巧行离间，请罢副元帅。……上元元年九月，以子仪为诸道兵马都统，管崇嗣副之，令率英武、威远等禁军及河西、河东诸镇之师，取邠宁、朔方、大同、横野，径抵范阳。诏下旬日，复为朝恩所间，事竟不行。


    《旧唐书》卷一一〇《李光弼传》：


    观军容使鱼朝恩屡言贼可灭之状，朝旨令光弼速收东都。光弼屡表贼锋尚锐，请候时而动，不可轻进。仆固怀恩又害光弼之功，潜附朝恩，言贼可灭。由是中使督战，光弼不获已进军，列阵于北邙山下。贼悉精锐来战，光弼败绩，军资器械，并为贼所有。时李抱玉亦弃河阳，光弼渡河保闻喜。朝旨以怀恩异同致败，优诏征之。……广德初，吐蕃入寇京畿，代宗诏征天下兵，光弼与程元振不协，迁延不至。……光弼御军严肃，天下服其威名，每申号令，诸将不敢仰视。及惧朝恩之害，不敢入朝，田神功等皆不禀命，因愧耻成疾。


    唐室之讨平安史，所以功亏一篑者，由于不能专任郭李；而郭李之未竟全功，由于宦官之沮军败计；其事均彰彰明甚。其后唐室委讨贼之任于仆固怀恩，亦缘其附鱼朝恩之故。史称怀恩恐乱平宠衰，欲树党援，因而保护安史余孽，建议朝廷，复以河北与之。其事虽不甚可信，然怀恩之忠直，远逊郭李，要亦不争之事实。乱定之后，怀恩复与中使骆奉仙交恶，而致叛变，几酿大祸。凡此种种，皆由宦官辈之妨功害能，排斥异己所致也。此外如令狐彰，对朝廷素著忠勤，亦与宦官结怨。《通鉴》二二四大历八年：


    二月壬申，永平节度使令狐彰薨。彰承滑亳离乱之后，治军劝农，府廪充实。时藩镇率皆跋扈，独彰贡赋未尝阙。岁遣兵三千诣京西防秋，自齎粮食，道路供馈皆不受，所过秋毫不犯。……遗表称，昔鱼朝恩破史朝义，欲掠滑州，臣不听，由是有隙。（乐成案：《旧唐书》一二四《令狐彰传》作“顷因鱼朝恩欲掠亳州，遂与臣结怨。”《新唐书</a>》卷一四八《彰传》不载其事，仅言与朝恩有隙。）及朝恩诛，值臣寝疾，以是未得入朝，生死愧负。


    以上所言宦官与正人之为敌，犹不过肃、代间事。肃、代两朝，宦官之势虽大，尚未至根深蒂固，故程、鱼诸竖，代宗犹能诛之，代宗后期，且不以宦官典禁兵。至德宗，惩于泾原兵变，嫉视宿将，遂扩充神策禁军，由宦官主之，于是宦官之势复炽。代宗时，置枢密使，职司出纳章奏，由宦官任之。德宗以后，枢密使权势亦盛，渐至干预政事，凌驾宰相。宦官既掌握中央军政大权，其势乃不可复制。自德宗后期起，除河北安史诸镇，为宦官势力所不能达，其余节度使，或出禁军，或由朝士，莫不以宦官为奥援，而宦官藩镇勾结之局，自是遂大定矣。


    二


    禁军为唐后期中央军队之主力，宦官之横，与掌握禁军有关。自高宗至德宗，禁军先后成立十军，即羽林、龙武、神武、神策、神威，各分左右，号“北衙十军”，而以左右神策为最强。神策军始置于玄宗天宝，时哥舒翰攻破吐蕃磨环川（今甘肃临洮县西），唐以其地置神策军，以成如璆为军使，其始乃边防军也。安史之乱，如璆遣其将卫伯玉领千人入援，屯军于陕（今河南陕县）。旋以神策故地沦没，唐遂以陕兵号神策军，以伯玉为节度使，而由鱼朝恩监其军。其后伯玉罢职，神策军权辗转入于朝恩。广德元年（公元七六三年），代宗奔陕以避吐蕃，朝恩率军迎扈。及京师平，唐室乃以神策改隶禁军。其后声势渐盛，分为左右厢，渐居诸禁军之上。朝恩并请以京师附近县邑，隶于神策，于是其势益炽。


    肃、代之时，宦官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相继典掌禁军。至代宗，三人相继贬诛，北衙诸军，遂不委宦官。德宗初，唐室屡以神策出征，强兵劲卒，耗损甚众。神策军使白志贞不以奏闻，而受市井富儿之赂，以之充数。其人虽名列军籍，岁受给赐，而皆在市尘，贩鬻为业。泾原兵变，叛军直入京师，神策军无一至者，德宗几至不免。乱定后，德宗忌宿将握兵，稍稍罢之。并整顿神策等禁旅，以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等掌之，于是宦官再典禁军，直至唐亡。《旧唐书》卷一八四《窦文场霍仙鸣传》：


    时窦霍之权，振于天下。藩镇节将，多出禁军；台省清要，时出其门。


    当时禁军大将之出为节度者，率以巨资贿赂禁军领袖之护军中尉而得之。《通鉴》二四三太和元年：


    自大历以来，节度使多出禁军。其禁军大将资高者，皆以倍称之息，货钱于富室，以赂中尉，动逾亿万，然后得之，未尝由执政。至镇，则重敛以偿所负。


    此辈因贿以进之节度使，时称“债帅”，其品格才能，不问可知。然以宦官所援引，其地位遂牢不可破。


    此外又有“神策行营”之设，其制亦始自德宗。德宗初年，以李晟率禁军讨河北，及泾原兵变，晟还救京师，唐室以晟为神策行营节度使，屯军渭北。神策军之给赐，远较边兵为优，于是边将纷请遥隶神策，称神策行营。神策军乃大为扩充，而宦官之权势亦随之增长。《通鉴》卷二三五贞元十四年：


    八月，初置左右神策统军。时禁军戍边，稟赐优厚，诸将多请遥隶神策，称行营。皆统于中尉，其军遂至十五万人。


    然神策军给赐虽厚，战斗力则甚薄弱。由于待遇之不公，边兵之不满，亦可想见。《通鉴》卷二四一元和十五年：


    李光颜发邠宁兵救泾州，邠宁以神策受赏厚，皆愠曰：“人给五十缗而不识战斗者，彼何人邪？常额衣资不得而前冒白刃者，此何人邪？”汹汹不可止。光颜亲为开陈大义以论之，言与涕俱，然后军士感悦而行。


    《通鉴》卷二五四广明元年：


    乙亥，张承范等将神策弩手发京师。神策军士，皆长安富家子，赂宦官窜名军籍，厚得稟赐，但华衣怒马，凭势使气，未尝更战陈。闻当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贫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


    禁军出身之节将，既多“债帅”，其士卒又不更战阵，以是外强中干，徒有其表。神策将领虽间有一二良将如尚可孤、高崇文等，其余率皆驽材下驷。即以淮西之役为例，其前后将帅如韩全义、高霞寓等，皆起自禁军，而遇敌莫不奔败。其后虽由李愬讨平，然以全国之兵，伐三州之地，三年而后克之，唐室武力之不振，亦可知矣。至于宪宗之平定河北，亦实由于安史余孽本身之衰落，王船山</a>《读通鉴论</a>》论之详矣。宪宗虽号中兴，然数年之间，再失河朔。至唐亡不能复取者，岂无故哉！


    宪宗以后至宣宗之四十余年间，国事虽未大坏，而政局始终动荡不安。其所以尚能勉强维持朝局于不坠者，一则由于朝士虽分党派，然皆听命于宦官，宦官与朝士尚能合作。二则由于中央禁军虽弱，而神策行营与夫禁军出身之节度使（其中且有不少为宦官之亲属或假子），遍及要害之区，与宦官亦尚能相安。非禁军系统之藩帅，则多为书生朝士，亦较易制。其余虽间有一二藩镇与宦官不合，亦不敢冒然举兵，盖恐一旦起事，即被叛逆之名，且恐他镇议其后也。至于河北安史余孽，为宦官势力所不及，唐室固久视为化外。故有唐后期大部时间之政治，大体说来，实宦官与藩镇合作之局也。


    宣宗以后，宦官系之藩镇趋于极盛，即以僖宗一朝为例。当时宦官杨复</a>光之假子为牧守将帅者，即达数十人。《旧唐书》卷一八四《杨复光传》：


    （复光）诸假子：守亮，兴元节度使；守宗，忠武节度使；守信，商州防御使；守忠，洋州节度使。其余以守为名者数十人，皆为牧守将帅。


    此外如西川节度使陈敬瑄，乃神策中尉田令孜之兄；东川节度使杨师立，原为神策大将，亦令孜心腹。山南四川，为有唐后期重要财赋之区，故宦官遍布党羽，视如私产。余如淮南为东南重镇，义武为河北雄藩，其节度使高骈、王处存，亦皆出身禁军也。虽黄巢乱后，局势大变，然直至五代，倔强凤翔之李茂贞，雄据巴蜀之王建</a></a>，固皆是有唐之禁军将校也。


    安史乱后，唐室仍加意提倡文学，重科举之选，用以粉饰太平。外朝卿相，固多出身于进士明经，即节度使亦颇用儒臣。此类藩帅，亦大多听命于宦官，虽亦有与监军发生冲突之事，如德宗时义成节度使姚南仲之与监军薛盈珍者，然其例绝少，即偶而有之，最后胜利亦多在宦官也。宪宗时，牛、李党争起，双方各以一部宦官为后援，相互倾轧，一党得势，必尽逐其政敌于外，故当时颇有卿相大臣出为节度使者。迨时势推移，失败者复入阙庭，再以其道还之。而居中主其沈浮者，仍为宦官。李德裕</a>为李党领袖，与牛党之李宗闵、牛僧孺</a>等相敌对。文宗初，裴度荐德裕为相，而李宗闵得宦官之助，出之于外。及武宗即位，德裕由宦官杨钦义之援手，遂得入相。《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


    太和三年八月，召为兵部侍郎，裴度荐以为相。而吏部侍郎李宗闵有中人之助，是月拜平章事，惧德裕大用。九月，检校礼部尚书</a>，出为郑滑节度使。


    《通鉴》卷二四六开成五年：


    初，德裕在淮南，敕召监军杨钦义，人皆言必知枢密，德裕待之无加礼，钦义心衔之。一旦独延钦义，置酒中堂，情礼极厚。陈珍玩数床，罢酒，皆以赠之，钦义大喜过望。行至汴州，敕复还淮南，钦义尽以所饷归之。德裕曰：“此何直！”卒以与之。其后钦义竟知枢密，德裕柄用，钦义颇有力焉。


    牛僧孺于文宗之初拜相，虽为李宗闵所引，而李固以宦官为奥援者。至牛罢相出镇淮南，虽由文宗不满其对维州事变之措施而起，而以此事陈诉于文宗之前者，固仍是宦官也。《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略云：


    （太和）五年九月，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请以城降，遣人送款德裕，（乐成按：德裕时为西川节度使。）尽率郡人归成都。德裕乃发兵镇守，因陈出攻之利害，时牛僧孺沮议，言新与吐蕃结盟，不宜败约。乃诏德裕却送悉怛谋一部之人还维州，赞普得之，皆加虐刑。六年，监军王践言入朝知枢密，尝于上前言悉怛谋缚送以快戎心，绝归降之义。上颇尤僧孺。其年冬，召德裕为兵部尚书，僧孺罢相，出为淮南节度使。


    由此可知，大臣之出入将相，两党之升沈进退，莫不操于宦官之手，则其权势之薰炙可知矣。


    兹再举二例，以明宦官与藩镇之固结：


    顺宗即位，翰林学士王叔文等用事，颇有善政。叔文欲夺宦官兵权，为若干宦官所忌。然叔文既得顺宗之信任，复有一部宦官如李忠言者之赞助，以是反王之宦官无如之何。既而叔文以丁母忧去职，宦官俱文珍等遂利用太子纯欲早日即位之心理，外结藩镇，以顺帝有疾不能亲事为辞，请太子监国。终至顺宗被迫逊位，叔文亦遭窜诛，史称此事为“永贞内禅”。《旧唐书》卷一四〇《韦皋传》略云：


    皋知叔文人情不附，自以大臣可议社稷大计，乃上表请皇太子监国。太子优令答之，而裴均、严绶笺表继至，由是政归太子，尽逐（王）伾、（王叔）文之党。皋在蜀二十一年，重赋敛以事月进，卒至蜀土虚竭，时论非之。


    严绶赂宦官以招声援，已如上述；史书亦称裴均“缘附宦官”（见《通鉴》卷二三七元和三年）；则韦皋与宦官之关系，虽史无明文，亦可想见为何如矣！又《韦皋传》谓自皋“重赋敛以事月进”，虽指进奉皇帝，然以德宗后期之政情而论，恐亦不能略去宦官也。


    文宗时，宰相李训，欲以京城卫卒及藩镇兵力，诛除宦官，结果失败，造成太和九年之“甘露之变”。宦官仇士良擅以神策军屠灭李训、王涯、贾餗等大臣数十家，杀金吾卫士及诸司吏卒两千余人，造成空前未有之惨剧。而全国藩镇数十，除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外，竟无一人声讨宦官之罪，若非平日深相结纳，何以至此！且刘从谏之节钺，固亦贿赂宦官而得，其暴露仇士良之罪，亦因感王涯之私恩，非全激于公义也。《旧唐书》卷一六一刘悟及其子从谏《传》略云：


    （敬宗）宝历元年九月，（悟）病卒，赠太尉。遗表请以其子从谏继续戎事。敬宗下大臣议，仆射李绛</a>以泽潞内地，与三镇事理不同，不可许。宰相李逢吉、中尉王守澄受其赂，曲为奏请。二年，（从谏）充昭义节度使。（文宗太和）九年，李训事败，宰相王涯等四人被祸。从谏素德涯之私恩，心颇不平，四上章请涯等罪名，仇士良辈深惮之。是时中官颇横，天子不能制，朝臣日忧陷族。赖从谏论列，而郑覃、李石</a>方能粗秉朝政。


    武宗时，从谏死，侄稹自为留后，唐室遂加以讨伐。史称昭义之伐，李德裕力主之。《旧唐书》卷一六一从谏及稹《传》：


    会昌三年，（从谏）卒，大将郭谊等匿丧，用其侄稹权领军务。时宰相李德裕用事，素恶从谏之奸回，奏请刘稹护丧归洛，以听朝旨，稹竟叛。德裕用中丞李回奉使河朔，说令三镇加兵讨稹。乃削夺稹官，命徐、许、滑、孟、魏、镇、幽、并八镇之师，四面进攻。


    实则此役之兴，必与仇士良有关，德裕不过尸其名耳。《通鉴》卷二四七会昌三年：


    初，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累表言仇士良罪恶，士良亦言从谏窥伺朝廷。及上即位，从谏有马，高九尺，献之，上不受。从谏以为士良所为，怒杀其马，由是与朝廷相猜恨。


    《新唐书》卷二一四《藩镇传》泽潞：


    从谏畜马高九尺，献之帝，帝不纳。疑士良所沮，怒杀马，益不平。又闻士良宠方渥，愈忧惑。欲自入朝，恐不脱祸，因被病，卒。


    夫武宗为士良所立，德裕因宦官以进，而泽潞又士良之深仇，如谓昭义之伐，与宦官无关，不可得也。


    三


    代德以降，直至宣宗，百年之间，为宦官之鼎盛时期。在此期间，外朝士大夫虽分党派，但均依附宦官。宦官亦有派系，然无论何派得势，均可完全掌握中央政府，对外则与藩镇勾结，故局面尚未大坏。宣宗时，宦官与士大夫渐形对立。此因若干皇帝（如文宗、宣宗），屡次联士大夫诛除宦官，宦官逐渐发生族类之自觉，团结一致，专意控制外朝。士大夫与宦官积怨既深，亦联合与宦官相抗，双方遂同水火。然宦官手握军符政权，外有藩镇之声援，士大夫固无如之何。此种形势，直至僖宗时之黄巢之乱，始大为改观。


    僖宗时，流寇猖獗，黄巢攻陷长安，僖宗狼狈幸蜀。其时神策禁军，损失甚重，宦官之实力渐弱。乱定后，新兴之藩镇，崛起黄河南北，一为河东节度使李克</a>用，一为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前者为沙陀酋长，讨平黄巢之功臣，后者则黄巢降将也。此两镇兵力强盛，非宦官所能制。而太原为关东重镇，汴州为运河要冲，两地既为强藩所据，不特北方失一屏蔽，东南财赋亦为遮绝。宦官所主持之中央政府，因而益衰。


    僖宗返跸后，仍信用宦官田令孜。既而令孜与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争安邑解县两盐池之利，终至兵戎相见。重荣结援河东，令孜则联邠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讨重荣，李克用救之，败二镇之师，致使僖宗再幸兴元，令孜亦终遭贬逐。僖宗死，宦官杨复恭立昭宗，遂擅朝政。复恭自其叔父玄价、从兄复光（均为宦官）时即与李国昌、克用父子相结，至是更依河东为外援，于是克用之势大盛。惟昭宗痛恨宦官，时欲联朝士以驱除之，而斯时宦官已不能完全宰制朝廷，外朝士大夫乃乘机勾结藩镇，与宦官相抗衡。于是藩镇亦分两派，往日宦官内制朝廷外控藩镇之局面，至此破坏。


    杨复恭既倚河东为援，宰相张濬亦与朱全忠相结。大顺元年（八九〇年），昭宗以濬统军讨克用，欲外幸成功而内制复恭，结果大败，昭宗不得已贬濬。濬之失败，复恭之从中沮挠，为主要原因之一。《通鉴》卷二五八大顺元年：


    是役也，朝廷倚朱全忠及河朔三镇。及濬至晋州，全忠方连兵徐、郓，虽遣将攻泽州，而身不至。行营乃求兵粮于镇、魏，镇、魏倚河东为扞蔽，皆不出兵，惟华、邠、凤翔、鄄、夏之兵会之。兵未交而孙揆被擒，幽、云俱败。杨复恭复从中沮之，故濬军望风自溃。


    张濬既败，复恭、克用之势益炽，而昭宗以复恭专擅，必欲除之。乃宠任复恭假子守立，赐姓名李顺节，以分其权。继而昭宗诏复恭致仕，复恭奔兴元，依其兄子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起兵叛唐，终被擒斩。于是克用在中央政府之势力大衰，而朱全忠与外朝交结益固。


    杨复恭死后，昭宗仍恨宦官，与宰相崔胤图谋，颇有诛杀。胤一面与朱全忠相结，一面谋去宦官，于是内外朝益相水火。光化三年（九〇〇年），宦官刘季述谋乱，矫诏以太子裕监国而废昭宗。崔胤召朱全忠入援，全忠兵不即发。胤乃与神策军将孙德昭等合谋，诛刘季述及其党羽，迎昭宗复位。实则全忠最初亦与季述相结，昭宗之废，其驻京邸官程严实与其事。后全忠因李振之劝告，始一意与宦官为敌。《新唐书》卷二〇八《刘季述传》略云：


    （季述）乃外约朱全忠为兄弟，遣从子希正与汴邸官程严谋废帝。会全忠遣天平节度副使李振上计京师，严因曰：“主上严急，内外惴恐，左军中尉欲废昏立明，若何？”振曰：“百岁奴事三岁郎主，常也。乱国不义，废君不祥，非吾敢闻。”希正大沮。帝夜猎苑中，醉杀侍女三人。明日，季述卫皇太子至紫廷院，左右军及十道邸官俞潭、程严等诣思玄门请对，士皆呼万岁。入思政殿，宫监掖帝出，后以传国宝授季述，就帝辇，左右十余人，入囚少阳院。（崔）胤告难于朱全忠，使以兵除君侧。全忠封胤书与季述，曰：“彼翻覆，宜图之。”季述以责胤，胤曰：“奸人伪书，从古有之，必以为罪，请诛不及族。”季述易之，乃与胤盟。胤谢全忠曰：“左军与胤盟，不相害，然仆归心于公，并送二侍儿。”全忠得书，恚曰：“季述使我为两面人。”自是始离。季述子希度至汴，言废立本计；又遣李奉本赍示太上皇诰，全忠狐疑不决。李振入见曰：“竖刁、伊戾之乱，以资霸者。今阉奴幽劫天子，公不讨，无以令诸侯。”乃囚希度、奉本，遣振至京师，与胤谋。


    宦官首领，既屡遭诛杀，神策军亦不复绝对听命于宦官，而崔胤得昭宗之信任，复倚强藩为援，以是权势薰炙，宦官转居劣势。


    然宦官亦自有其交通之藩镇，最主要者为凤翔节度使李茂贞。茂贞出身禁军，与宦官素有渊源，又与崔胤不合，因而支持宦官。刘季述既诛，崔胤等奏请罢宦官兵权，以大臣典禁军，因茂贞之反对而罢。《新唐书》卷二〇八《韩全诲传》：


    刘季述之诛，崔胤、陆扆见武德殿右庑。胤曰：“自中人典兵，王室愈乱。臣请主神策左军，以扆主右，则四方藩臣不敢谋。”昭宗意不决。李茂贞语人曰：“崔胤夺军权未及手，志灭藩镇矣。”帝闻，召李继昭等问以胤所请奈何，对曰：“臣世世在军，不闻书生主卫兵。且罪人已得，持军还北司便。”帝谓胤曰：“议者不同，勿庸主军。”乃以（韩）全诲为左神策中尉，（张）彦弘为右。


    《通鉴》卷二六二天复元年正月：


    以枢密使韩全诲、凤翔监军使张彦弘为左右中尉。全诲，亦前凤翔监军也。


    观此可知茂贞与全诲等早有过从，全诲等之得主神策，实茂贞之力也。既而茂贞与崔胤恶感益深，双方之敌对亦益显。《通鉴》卷二六二天复元年五月：


    崔胤之罢两军卖麹也，并近镇亦禁之。李茂贞惜其利，表乞入朝论奏，韩全诲请许之。茂贞至京师，全诲深与相结。崔胤始惧，阴厚朱全忠益甚，与茂贞为仇敌矣。


    《旧唐书》卷二〇八《韩全诲传》：


    全诲等知胤必除己乃已，因讽茂贞留选士四千宿卫，以李继筠、继徽主之。胤亦讽朱全忠内兵三千，居南司，以娄敬思领之。


    至是双方冲突，已无法避免，惟有作最后角力，以定胜负。既而崔胤密召朱全忠西迎车驾，而宦官劫昭宗幸凤翔。全忠围攻凤翔，茂贞无以取胜，遂杀韩全诲等宦官七十余人，与全忠和解。昭宗返跸后，崔、朱又奏杀宦官数百人，并令全国藩镇，诛杀监军。于是内外宦官，屠杀殆尽。而唐室中央遂为全忠所控制，随之以亡。


    总之，唐室初以宦官为监军，以制藩镇，而宦官一意党助凶顽，摧折良将。既而宦官内典禁军，外结藩镇，内外胶固，宦官之凶焰益炽，藩镇之势力益强。及至唐末，宦官之势渐弱，士大夫遂联藩镇以尽诛之，遂成藩镇独盛之局，而唐室亦亡于藩镇。此有唐后期一百五十年政治演变之大略也。


    原载《大陆杂志》二十七卷六期，一九六三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