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法与汉儒

    一　汉初的学术概况


    所谓“汉初”，是指高祖、惠帝、吕后以及文、景二帝的一段时间（公元前二〇六至前一四一年），凡六十六年。汉朝初建，承袭秦法，但其时的学术思想界，却恢复了战国时代的态势，成诸家并立之局。其盛况虽远不及战国，但其庞杂的情形则十分类似。这是因为秦已覆亡，学术思想上的枷锁业已解除，恢复了自由研究的风气。虽然秦时的“挟书律”及“妖言令”到惠帝、吕后时才废除，但事实上在未废除之前，政府对学术思想，仍是不大过问的。汉初值大乱之后，百废待举，政府既无暇奖励学术；民间也无力量从事学术上的大规模研究，因此在学术上造成一种类似战国但具体而微的局面。战国时代的儒、法、道、阴阳、纵横五家，在汉初仍然活跃，兹依次加以叙述。


    汉初的政府，还没有设立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学者只是以个人的知识，传授徒众。儒家方面，自汉统一后，叔孙通（秦博士）曾采古礼及秦仪，为汉制订朝仪。但此人乃一政客，而非纯粹的学者［1］。至于汉初儒家的传经者，则有田何（高祖时人）传《易》，伏生（秦博士，高祖至文帝时人）口授《尚书</a>》，辕固生（文景时人）、申公（高祖至武帝时人）、韩婴</a>（文景时人）治《诗》，号“齐、鲁、韩三家”；高堂生（高祖时人）传《礼》，胡母生（景帝时人）治《春秋</a>公羊传</a>》，瑕丘江公（景武时人）治《春秋穀梁传</a>》。总之，儒家诸经，除《乐》在汉初失传，其余均各有传人。文景二帝时，政府设有博士，但文帝好刑名之言，景帝也不亲任儒家。虽然儒生如韩婴于文帝时，辕固生、胡母生于景帝时，均曾为博士，但只是聊备顾问，并非专门研究学术［2］。


    秦以尚法而迅速灭亡，汉初学者对秦法多持反对态度，因此研究者不多。高祖时，萧何掇拾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但谈不上学术的研究［3］。到文帝时，因为他本人喜好刑名，法学界也产生不少人才，最有名的要算张释之和晁错</a>。张释之于文帝时曾为廷尉，守法不阿，持议平允，虽皇帝不能更易其判决，这一点已不同于秦代法家惟君主之命是从的作风。他虽然不是专门研究法学的学者，但他每判一案，皆有充足的理论根据，可以看出他的法学知识的丰富［4］。晁错曾学申商刑名于轵人张恢，文帝时为太子家令及中大夫，曾上书数十，言削诸侯及更定法令事，文帝不听。景帝时，初任内史，继迁御史大夫，曾更定法令三十章。其后因削诸侯地，造成“七国之乱”，终为景帝所杀。他的著作，《汉书</a>·艺文志》列为三十一篇，但仅有篇数而无篇名，今已大部佚失。《汉书》仅载有他的上书数篇，大多为教战务农之论［5］。此外如吴公，少时曾师事李斯</a>。文帝时为河南守，治平为天下第一，其后并征为廷尉。他任河南守时，曾延揽贾谊</a>于门下。及为廷尉，乃荐谊于文帝。他虽无著</a>作传世，但从他的治绩看来，他当是一位不凡的法家［6］。


    汉初最有名的道家是齐国盖公和赵国田叔，二人都善治黄老家言（黄指黄帝</a>，老指老子</a>。战国末年人常好假借黄帝之名以立说，内容近乎道家。所谓“黄老”之学，实际就是老子的政治论）。高祖时，曹参相齐，盖公为言治道，以为“清静而民自定”。曹参以其道行之，结果齐国安集，大受人民的拥戴。惠帝时，参入中央为丞相，更推行无为政治于全国［7］。田叔曾学黄老术于乐巨公，为人廉刻自守，好游诸公。高祖时，赵王张敖任为郎中。其后高祖任他为汉中守，景帝时，任为鲁相。他虽习黄老术，但其为官行事，与道家有些不类［8］。文景时的王生，也善为黄老言，与张释之友善。景帝时，曾于朝廷之中，当众命释之结袜，群臣反因而益重释之，可见其声名之盛［9］。此外景帝太后窦氏，也雅好此道，以致景帝及太子、诸窦也不得不读黄帝老子之书，以尊其术［10］。


    阴阳家之有著述者，有张苍及公孙浑邪。张苍原为秦御史，文帝时任丞相，于书无所不观，尤善律历。文帝时，他推论五德之运，认为汉当水德之时。鲁人公孙臣则以汉当为土德，结果汉纳公孙臣之说。张苍有著作十六篇，《汉书·艺文志》列为阴阳家［11］。公孙浑邪景帝时人，武帝丞相公孙贺的祖父。他有著作十五篇，《汉志》也列入阴阳家［12］。此外尚有方士，也属于阴阳家一流。如文帝时，赵人新垣平以望气召见，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文帝信其说，作渭阳五帝庙［13］。


    汉初纵横家的著作，《汉书·艺文志》不载。当因汉统一后，纵横家已无用武之地，以是研究者不多，但其风在汉并未泯灭。武帝以前，博士仍有习纵横之术者，武帝尊儒后才加以罢黜。尤其当秦汉之际，国家犹是分裂之局，某些人的行事，极具纵横家的作风。如随何曾游说英布，反叛项羽</a>；郦食其曾游说齐王田广，投效高祖；蒯通曾游说韩信，反叛汉朝［14］。此类说</a>客，当时为数甚众。汉统一后，陆贾</a>于高祖及文帝时，两度出使南越，说其王赵佗服从中国，皆如意旨。他并于吕后时，劝大臣周勃、陈平捐弃前嫌，以制诸吕［15］。此外袁盎于文帝时上言压抑宦官赵同及文帝所幸慎夫人，议论动人。景帝七国之乱时，他曾出使吴国，劝吴王罢兵，并以危言陷杀晁错［16］。观其行事，也极似纵横家一流。至于名家和墨家，汉时业已衰落，没有出现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二　汉初的黄老政治


    汉统一后，在制度法律方面，仍袭秦旧。但在政治精神及原则上，却选择了道家，亦即所谓“黄老之术”。其所以如此，原因约有二端：一是秦虽以尚法亡国，但其制度，甚为完备。汉初儒学衰微，除专治一经的秦国博士外，并无名动时君的大儒，如孟子</a>、荀子</a>一类的人，同时汉人更承袭了秦人的轻儒之风，例如高祖即经常对儒者横加轻藐和侮辱。道家在战国末年虽是显学，但其本身并无一套政治制度。至于汉廷君臣，大都出身于低层社会，本身没有创立制度的能力。因此汉廷除承袭秦法外，别无其他的途径可循。二是自秦统一直至汉初的二十年间，人民因处于暴政及战乱之中，财产及精力早已消耗殆尽，举国上下莫不希望获得喘息的机会，而道家的政治精神正合乎他们的心意。因此汉初实行无为政治，实有其情势上的必要。


    以黄老的政治精神及原则推行于全国的是曹参。惠帝二年（西元前一九三年），相国萧何卒，汉室以参继其位。他继任后，立即推行“无为”政治，一切遵循萧何所定的旧规，不予更动，以免扰民。他任相国凡三年，于五年（前一九〇年）去世。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17］可以看出他在政治上的成功。至于无为政治的内容，不外对内轻徭薄赋，简省刑罚，竭力避免烦苛的兴作，一意与民休息；对诸侯国则采取放任政策，不干涉其内政。对外族如强邻匈奴，则力求亲善，甚至不惜屈己以求保持和平关系。对南方诸越国，也都采安抚政策。战国以还，因战争及暴政，人口锐减，至汉初，名城大都，户口什余二三，民生凋敝已极。这种政治原则，自是救时的良药。


    曹参死后，无为的政治原则仍为吕后所继续遵行，直至文景，前后达五十余年。赋税方面，秦时“收泰半之赋”（三分取其二），民不堪苦。高祖统一后，租赋改为十五税一，至景帝，更改为三十税一。人民的负担，大为减轻［18］。法律方面，汉法虽承袭秦法，深刻严厉，但甚少施用。同时并废除若干酷法，如惠帝时废挟书律，吕后时废三族罪及妖言令，文帝时除肉刑法等［19］。营建方面，高祖时，以长安新建，曾筑长乐、未央二宫，并为其父营新丰县［20］。其后下至文景，极少营建。对于诸侯王，文帝时，吴王濞称病不朝，帝优容之，并赐几杖［21］。对于匈奴，高祖时，因平城之败，对匈奴采和亲政策，岁时贻以酒食缯絮。其后汉室仍谨守此策，数十年不变。吕后时，匈奴冒顿单于写信向吕后求婚，措辞亵慢，后忍不与较，反覆书赠礼以慰劳之。文景二帝时，匈奴屡次入侵，汉室也只作被动的防守而不进攻［22］。


    史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23］又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24］又称：“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25］从上述史籍的赞语，可以看出无为政治的绩效。


    无为政治，并非全无缺点。道家的政治理论，只适于“小国寡民”，而不适于一个庞大的帝国。由于无为政治的施行，使汉帝国的政务，陷于半瘫痪状态。诸侯王强横，藐视中央，几使分裂之局，重现于汉初。匈奴则屡次入侵，其游骑曾至长安附近。若干朝臣，已对此种政治原则不满。如吕后时的樊哙，文帝时的贾谊，景帝时的晁错，或主张讨伐匈奴，或主张制裁诸侯王。但汉廷对匈奴始终不敢进攻，而晁错削诸侯王地，更激起“七国之乱”。在这种情势之下，如果吕后及文景二帝不是英明之主，则汉帝国的前途，简直无法想像。


    无为政治最大的贡献，是培养国力，使人民各安生业。五十余年间，汉帝国由残破困贫而达于繁盛富饶之境。景帝的讨平七国之乱，虽然是被动的，但已约略显示出汉廷的意欲改革。他的时代，可以说是汉廷从无为走上有为的过渡时代。到武帝，开始大有所为，但他所凭藉的力量，也正是汉初五十余年的积储。


    三　法家的再兴


    汉到武帝，开始尊儒。其后儒学渐盛，儒家的政治力量也日益庞大。这种现象，固由于武帝的提倡之功，但也是一种自然的趋势。


    武帝是一有为之主，黄老之术在政治上经过五六十年的实验，业已弊象丛生，尤其无法配合武帝的心胸怀抱，因此武帝不再行无为之政。但不用黄老，仍须选择一种政治理论而遵行之。秦以尚法而亡，造成大乱，是汉人极其惨痛的回忆；讳言尚法，是汉初政治界及学术界一种普遍的现象，因此武帝至少不能公开提倡法家政治。同时国家统一已久，纵横之术自然要遭受淘汰，而阴阳家在政治上更毫无制度及理想可言。既然道、法、纵横、阴阳诸家皆不能用于政治，最后自然轮到儒家。


    武帝虽然尊儒，但儒家拘泥迂阔的作风，与武帝好大喜功的性格，大相径庭；而他的一生行事，也莫不与儒家背道而驰。因此他对实际的重要政治任务，不要儒家来负担，而他所亲任的乃是任法言</a>利的法家。虽然他曾以儒家公孙弘做丞相，但公孙弘实际也是文法吏，只是“缘饰以儒术”而已。武帝对儒家，也并非毫无好尚。儒家丰富的知识及其王道的政治理想，颇能抬高君主的身价，也颇能合乎有文采而好虚名的君主的心意。此外儒家所奉行的政治制度，远较其他诸家为完备，可以作为改制的参考，因此武帝愿意尊儒。但另一方面，儒家妨碍了他的雄心壮志的发展，所以尊而不用。他尊儒的另一原因，也许想以尊儒来掩饰或冲淡其尚法行为。总之，武帝时的政治，是表面尊儒而实际任法；看来像是文德并茂，而实质上却是刻薄严厉的。


    这里叙述武帝尊儒的经过。他于建元元年（前一四〇年），下诏命大臣保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由他亲自策问。结果若干研习儒学的应对者如董仲舒</a>等被任用为官，其中习申韩纵横之术的都被遣散。但武帝的祖母窦太后好黄老，对此大为不满。当时中央政府尚有前代任用的博士七十余人，治经书和诸子百家的都有，武帝碍于窦太后，无法来个一元化，仅于五年（前一三六年）设置五经</a>博士，以示提倡儒术。次年，窦太后死。武帝才开始将政府禄养的非儒家的博士，加以遣散，而儒学从此取得学术正统的地位。此外并设博士弟子员五十人，每年考课，绩优者可充任侍卫天子的郎官，次者可以补吏。因此儒家渐登仕版，越来越盛［26］。不过当时的儒家，对国家大事，尚谈不到什么决定作用。


    武帝的亲任法家，主要因为他要大有为于天下，对外要讨伐匈奴，对内要改革政治，非任用法家聚积金钱、镇压反动不可，而这类事又绝非思想复古、行动迂缓的儒家所能胜任。武帝时代的丞相，只是摆设，政治实权则多操于御史大夫及廷尉之手，而此类人选，多是法家。可以赵禹、张汤、杜周、桑弘羊等为代表，张、杜、桑皆曾为御史大夫，赵、张、杜皆曾为廷尉，而四人全是法家。他们类皆才力过人，办事凌厉无前。当时为了内安外攘，国力必须高度集中，他们便是这种政策的执行者。因此秦以后一度消沉的法家，于武帝时再度兴起。当时的儒家只能坐而论道，所论亦大都徒托空言，而实际的政务，则操持在法家手中。


    武帝时法家所负的最重要的责任有二：一是严密防止叛乱，二是尽量的开发利源。武帝初年，即尚酷法。元光五年（前一三〇年），他命张汤、赵禹，共定律令，务求深刻严厉。例如其中的“见知法”，规定如果看见或知道有人犯法而不检举者，与犯者同罪，这等于秦法的复活［27］。此风一开，官吏都竞以严酷相尚，因此产生了不少酷吏，最著名的如义纵、王温舒等，他们曾有一次杀戮数百人甚至一次毁灭千余家的纪录。杜周为廷尉，狱中系囚，常至数万［28］。刑罚的冤滥，自然无法避免。至于大臣被诛杀的，也所在多有。武帝时代的丞相，有好几位被罪而死；此外地位稍次的大臣以及地方大吏被杀的，更不计其数。这现象以武帝晚年为最甚。


    至于开发利源方面，更是花样百出，鬻卖官爵，便是重要的一项。元朔六年（前一二三年），由政府设武功爵十一级，每级定价十七万钱，人民买爵至第七级，即可任命为吏，有罪可减二等。此外纳财者可以为郎，纳粟者也可以补吏或赎罪［29］。这办法对吏治的损害，不言可喻。最重要的，还是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包括国营贸易事业的经营，新税的征收，新货币的发行以及盐、铁、酒的专利等。这套新经济政策的设计者是桑弘羊、东郭咸阳、孔仅等。弘羊为洛阳贾人子，“言利事析秋毫”；咸阳齐之大鬻盐，孔仅则为南阳大冶［30］。三人都是商人出身的政客，专为武帝谋利，也算是法家一流。武帝以他们推行新经济政策，大大的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严酷的刑罚加上无微不至的搜括，在双重的压迫下，人民生活的艰困，不难想象。讨伐匈奴，也因武帝用人的失当，使军事将领间发生严重的派系斗争，而致于晚年对匈奴的战役中，遭遇重大的挫败。武帝于天汉二年（前九十九年），以李陵率步兵五千人伐匈奴；征和三年（前九〇年），又遣李广利率七万人北伐；结果都是全军覆没［31］。而武帝的迷信行为，也造成了巨大恶果。征和二年（前九十一年），“巫蛊之狱”起，死者近二十万，皇后卫氏和太子据也都在这次事件中牺牲，造成武帝无可弥补的家庭悲剧［32］。由于国力的过分浪费，汉帝国内呈现出一片饥馑盗贼的乱象，“天下虚耗，人复相食”［33］。如果武帝不是末年痛悔，于征和四年（前八十九年）下诏罢除西域轮台（今新疆轮台县）的屯戍，决计不再务边功，一意与民休息，则汉帝国极可能重蹈亡秦的覆辙［34］。虽然如此，武帝对外的大启疆宇，对内的改制革新，奠立汉帝国长期繁荣和平的基础，其功仍是不可没的。而这些功绩的建立，也不能不说大部分仰赖法家。


    四　杂家的出现


    所谓“杂家”，据《汉书·艺文志》的定义，是“兼儒墨、合名法”者。他们综合诸家的精义，自成一家，非饱学之士不能为。杂家起源于秦，大体说来，这种学说的产生，是秦法的一种反动。秦以法术立国，终一天下，但秦法之敝，即秦人亦颇知之。战国末年，秦相国吕不韦</a>命其门客作《吕氏春秋</a>》，凡二十余万言，自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其实其内容以儒家学说为主，而参以道家及墨家，故其中多有征引六经之文［35］。《吕氏春秋》的所以言不及法，也正可表现出不韦对秦法的不满。如果不韦后来不为秦王政所废黜而继续当国，则秦法是否能始终维持，实成问题。


    到汉，杂家的内容一变，主要是揉合法儒两家的理论而成一系统，也就是宣帝所谓“以霸王道杂之”［36］。汉代杂家并以这种理论，施行于政治。汉承秦法，汉初学者之具有法家思想者甚多，但大多讳言法家，不敢自承，而多以儒家缘饰之。不特法家如此，其余诸家亦莫不以斥远法家为能事。儒家固不必谕，即陆贾擅纵横之术，亦时于高祖前称说《诗》、《书》，而谈汤武［37］。晁错乃纯粹的法家，其上书亦好称引三代以上［38］，似亦不愿以法家自居。


    如以《汉志》杂家的定义观之，文帝时的贾谊，《汉志》虽列其著作为儒家，实际上他可以说是一位杂家。贾谊受知于廷尉吴公，而吴公是李斯的弟子，自是法家。贾谊虽非吴公弟子，但受吴的影响，则可以想见。故谊少时虽以能诵《诗》、《书》属文见称，然亦“颇通诸家之书”，且明习法令，熟谙制度。文帝时，谊为太中大夫，即曾建议文帝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皆草具其仪法，并更订诸法令。其后谊更屡次上书文帝，其论农本之言，几与商君无异。但他于奏疏中又引管子</a>之言，提倡礼、义、廉、耻。管子虽也属于法家，但四维之论，则近于儒。此外他又著“过秦论”一文，认为秦之亡在于“仁义不施”，也俨然是儒家言［39］。贾谊的著作中，既杂有法家言，而又主张兴礼乐，倡四维，施仁义，则谊实为一揉合儒法的学者，谓为“杂家”，应无不当。此外如武帝时的公孙弘，以贤良文学进登仕版，史称其“学《春秋》、杂说”，注谓“杂说乃杂家之说”。又称其“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40］。武帝素不重用儒生，而独以弘为丞相，实与此有关。故弘虽貌为儒家，其实亦是杂家。又武帝叔淮南王安，撰《淮南子</a>》二十一卷。其书大旨原本道家，而纵横漫衍，多所牵涉，故《汉志》亦列为杂家［41］。然《淮南子》与法儒两家，皆无甚关涉，其书无中心思想。与本节所叙之杂家，亦不相类，并不多论。


    宣帝一代，为西汉的极盛时代，不特威加北夷，而内政也臻极致。史称宣帝“信赏必罚，综核名实”［42］。似乎宣帝的行事，仍是武帝一派的法家作风。事实上宣帝兼用法儒，他亲任儒生，远过武帝，然亦不纯用儒术。宣帝为政，既“以霸王道杂之”，其作风实颇类杂家。即名之为杂家，亦无不当。他所用的群臣，除法家如京兆尹赵广汉及宦官弘恭、石显等，儒家如丞相蔡义、韦贤、魏相及御史大夫萧望之等，此外尚有不少杂家型的人物。兹举数人为证。


    张敞，宣帝时曾为京兆尹，甚有治绩。史称长安“枹鼓稀鸣，市无偷盗”。又云：“敞为人敏疾，赏罚分明，见恶辄取，时时越法纵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赵广汉之迹，方略耳目，发伏禁奸，不如广汉。然敞本治《春秋》，以经术自辅，其政颇杂儒雅，往往表贤显善，不醇用诛罚。”［43］据引文，张敞之治京兆，杂儒法之术而兼用之，自可称为杂家。


    黄霸，少学律令，喜为吏。宣帝时，曾于狱中从夏侯胜受《尚书》，历时三年。其后霸为颍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后诛罚；外宽内明，得吏民心。以是户口岁增，治绩为天下第一。从黄霸的经历及理政的方法看来，霸也是杂家［44］。


    丙吉，少治律令，为鲁国狱史，曾积功至廷尉右监，后坐法失官。武帝末年，巫蛊事起，吉以故廷尉监征，诏治巫蛊狱。时宣帝仅数月，以太子据孙系狱，吉暗中保护，得以不死。昭帝死后，昌邑王废，其时宣帝流落民间，吉又建议霍光，迎立为帝。宣帝即位后，吉绝口不道往事。其后，宣帝以他事得明真相，遂以吉为丞相。史云：“吉本起狱法小吏，后学《诗》、《礼》，皆通大义。及居相位，上宽大，好礼让。椽史有罪臧，不称职，辄予长休告，终无所案验。客或谓吉曰：‘君侯为汉相，奸吏成其私，然无所惩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窃陋焉！’后人代吉，因以为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又云：“近观汉相，高祖开基，萧、曹为冠；孝宣中兴，丙、魏（相）有声。”［45］丙吉以治狱小吏，骤居相位，而能深怀礼让，通识大体，谦谦有儒者之风，相业至与萧、曹并称。其学《诗》、《礼》之功，显而易见，故吉亦为杂家。


    宣帝时的政治，既不迂缓，亦不严酷，堪称汉政的极致。当时政治人才之盛，也为历代所少见，朝臣不特法儒兼备，其中也有若干杂家。而杂家在政治上的表现，也极其优异，似较法儒犹有过之。这可以说是宣帝政治的一种特色。


    五　儒家昌盛与法家衰落


    宣帝以后，历经元、成、哀、平及孺子婴五帝，凡五十五年（前四八年至七年）。在此期间，汉政业已渐衰。政治上出现两种现象：一是儒家政治权位的提高，儒家出身的政客，渐成为朝臣的主干。一是政权渐由外戚王氏一门所掌握，王氏渐成为实际政治的最高领袖。这两种现象演变的结果，是外戚王莽利用儒家学说和儒生的推戴，窃取了汉室的地位。


    儒家虽然在武帝时开始在政治上抬头，但武帝并没有大量的重用他们。武帝晚年，因奢侈黩武，国内发生乱象，到他死后，儒家便借着当时的环境和既有的政治凭藉，乘时而兴。他们不但积极的发扬及推行儒家的政治理论，且对武帝生前的行事，公开表示不满。例如昭帝时，儒生曾反对武帝的盐、铁、酒专卖及均输政策，认为此类政策“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46］，主张予以罢除。为此事儒生曾与当时的御史大夫桑弘羊，公开辩论于朝堂，结果政府为之罢除酒榷，稍餍其意。宣帝时，欲为武帝立庙乐，长信少府儒者夏侯胜以为武帝“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无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47］。胜虽因而系狱，庙乐亦立，但数年后终于释出。像上述的这类事，如发生在武帝时，必然会造成流血惨案，但在昭宣时产生不同的结果，可以看出儒学已渐为汉室所尊重，儒家在政治上已有相当的势力。


    武帝以好大喜功，几危中国，后世引以为戒。武帝以后，汉室逐渐舍法而用儒。所以儒家在政治上的得势，实是武帝死后的一种自然趋势。昭帝时，大将军霍光执政，仍重用法家如桑弘羊、田延年等，但对儒家亦不敢小视。宣帝为政，虽以霸王道杂之，但儒家已颇有出任政府要职如丞相、御史大夫的。他临死并曾托孤于儒家出身的大臣萧望之、周堪，他们与外戚史高，皆受遗诏辅政。元帝少时即好儒学，他做太子时，曾因劝宣帝任用儒生而受斥责。宣帝认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48］但元帝为人仁柔，在性格上自然倾向儒家。他即位后，便亲任萧望之和周堪，更由萧等汲引了一批儒生刘更生、金敞等，同心谋议。此外，元帝更把博士弟子的员额，大加增添。武帝时，博士弟子仅设五十人，宣帝末增至二百人，到元帝更增至一千人。因此儒家的政治势力，日益隆盛。


    元帝时，儒家的政治势力虽盛，宣帝时的若干法家，并未尽去。宦官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均明习文法，自宣帝时即典掌机要，而显尤为专横。元帝即位后，体弱多病，以二人久用事，且以宦官无外党，专精可信，仍以之掌中书，二人并与辅政将军外戚史高相表里。高因无实权，亦乐与结纳。萧望之辅政，欲推行古制，多所匡正，而石显于议论时常独持故事，不从望之。望之忌恭、显擅权，乃建议元帝罢除中书宦官，以应“古不近刑人”之义，大为恭、显所恨。其后不久，二人利用元帝不谙政事，谮废望之，继又借事加以折辱，望之愤而自杀。周堪、刘更生等亦均废黜。这是元帝初年法儒斗争的第一回合，结果儒家失败［49］。


    萧望之的失败，并未影响整个儒家集团的政治地位，儒家依然是汉廷中的主要政治势力。元帝时的宰相贡禹、薛广德、韦玄成、匡衡等，无一不出身儒生。但萧望之的废黜，儒家朝臣已缺乏耿亮之士，贡禹等大都碌碌琐屑，对国事少有改革的建白。同时他们听命于外戚、宦官，以保禄位，儒家反因而益盛，渐而成为朝臣的主干。相反的，法家的势力却因而日渐削弱。萧望之事件后，弘恭死，石显继为中书令，历时十余年，虽权威极盛，其本身并无广大的党羽，儒家政客虽慑于其势，不敢不从，但两者究非同类，自不可能诚心奉戴。到成帝即位，迁石显为长信中太仆。显既失倚离权，丞相匡衡等乃乘机条奏其旧恶，结果显被徙归故郡，死于途中。


    成帝即位后，本有亲政能力，但因耽于酒色而亲任其舅王凤，以凤为大将军辅政。凤执政后，广收人才，奠定此后王家不可动摇的政治势力。自石显死，儒家益盛，但儒家朝臣不能自有树立而依附王凤。此外朝臣中尚有若干具有法家色彩的人物，可以陈汤、陈咸、萧育、朱博四人为代表。陈汤曾于元帝时击斩郅支单于，威震域外。成帝时王凤奏以为从事中郎。汤明习法令，善因事为势，纳说多从［50］。陈咸为宣帝时御史大夫陈万年之子，成帝时，由王凤举荐，历任刺史、太守等职。所居以杀伐立威，豪强猾吏及大姓犯法，辄论以罪。后入为少府，少府多宝物，咸至，钩校属官，发其奸赃，充为公有［51］。萧育为望之子，成帝时，由王凤引荐，历任司隶校尉、刺史、太守、大鸿胪等职。为人严猛，威信素著，为太守时，曾平巨寇［52］。朱博，亦由王凤荐举，成帝时曾任刺史、太守、左冯翊、大司农、廷尉等职。其为刺史、太守、左冯翊时，属官尽力有效者，必加厚赏；怀诈不称者，诛罚辄行；以是咸为尽力。及为廷尉，明习法令，属官咸服其材略过人［53］。陈汤诸人，皆是极好的吏材，成帝一代的吏治，颇赖他们维持。他们自成集团，与儒家集团对抗。虽然如此，因他们全由王凤举荐，也与儒家一样，对王氏是竭诚拥戴的。


    王凤死后，终成帝之世，辅政将军一职，由王家人轮流充任，继王凤的是他的几个弟弟王音、王商、王根及侄儿王莽。而朝臣中的法家集团，也因人数过少，并时受儒家朝臣的牵制和攻击，宦途时遭顿挫。到成帝末年，法家集团瓦解，从此汉中央政府成了儒家集团的独占局面，最后是王莽利用儒家及其理论而篡汉。而进取人才的凋谢，也象征着汉帝国声威和事业的没落。


    六　儒学的嬗变


    战国末年，儒家因受当时思想及环境的影响，渐失去本来的面目。儒生一部分变为法家，如李斯、韩非</a>，皆曾受教于大儒荀况</a>。而大批的阴阳家和方士也进入了儒家的领域，他们大都儒服儒冠，以儒者自居，而以阴阳家言及求仙药作为猎官诈财的手段。秦始皇</a>所坑的“儒”，多是此辈，真正“诵孔子</a>之言”的，为数极少。至迟在战国末年，一部分阴阳家已有与儒家混合的趋势。


    阴阳家的基本思想和理论，至少有一部分可能渊源于儒家。孔子曾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a>·述而》）又说：“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论语·季氏》）似乎孔子也具有“天人之际”的信仰。又荀子以子思</a>、孟子“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荀子·非十二子》）虽然孟子书中，并没有显著的谈论五行之处，但他所说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公孙丑》）一类的话，似乎又与邹衍的“五德终始”论有些关连。总之，阴阳家言与儒家思想在某些地方早已是“同调”，自然比较容易混合。


    西汉时代的儒学，已渗入大量的阴阳家言。当时的儒者，多好采阴阳家言以说经，认为天道人事，相互影响，因此好以自然现象来附会人事的祸福。《春秋公羊传</a>》，多载天变灾异，既受阴阳家的影响，治《春秋》者遂多好谈论此类自然怪异现象。武帝时的大儒董仲舒，曾以灾异劝武帝改善政治。他所著的《春秋繁露</a>》一书，便杂有大量的阴阳思想［54］。元成时的刘向</a>（即刘更生），治《春秋穀梁传》，也数以祸福附会其说［55］。总之，他们都认为天降的祥征或灾异，全是受人事的影响；与人君的勤怠、宰相的贤愚，尤有密切的关系。当时一般人多受这种思想的感染，深信其理，因此汉儒多言天变灾异以攻击时政，君主也多临灾而惧，遇有重大事故，乃至策免三公。这类事在汉代视为当然。


    战国时代阴阳家邹衍所创的五德论，也于西汉后期为儒者用来解释政治。昭帝以降，常有儒者指出汉运已衰，应禅位于新圣。曾有若干人因而牺牲性命，例如昭帝时符节令眭弘，上书言“大石自立，僵柳复起”，当有匹夫为天子者，劝帝禅位以顺天命，结果被诛［56］。宣帝时，司隶校尉盖宽饶也主张皇帝应传位贤者。他上封事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57］宣帝以为怨谤，下吏自杀。成帝时，王氏执政，儒者谷永，仍主天运循环汉德已衰之说，并屡次上书，专攻成帝私生活的败坏，以掩护王氏的擅权。汉廷因其党于王氏，无以制之［58］。其后哀帝欲法尧禅舜，传位董贤，可能也是受这种思想的影响［59］。加上成帝与哀帝的荒怠政事，更使举国上下有汉运将终的感觉，这给王莽安排下一个最好的篡位环境和理论根据。自成帝以来，王氏与儒家在政治上合作，双方本已有密切的关系；而王莽的好儒与优待儒生，自然更为儒家所感戴，他们终于成为王莽代汉的极大助力。


    西汉末年，又有“谶纬之学”的出现，而内容更为怪诞。谶是一种预言式的文字或图画，以诡奇的隐语道出未来的大事。纬取“与经相辅”之意，是假托经义以推究灾祥的书，书名繁多，大都充满神话。谶纬大都出于当时人之手，而伪托为古人的制作。这种神话思想的流行，到王莽时达到最高潮，他本人便以伪制的图谶而篡汉。东汉光武帝在河北时，他的旧日同学从关中带给他一卷叫“赤伏符”的谶书，上面写着：“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60］他的部下便根据这个符，把他拥上帝位。光武本人也深信图谶，因此东汉初年以谶纬解经的风气，仍不稍衰。


    西汉末年，发生了一次研讨古本经籍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倡导者是哀帝时的刘歆</a>（刘向子）。他根据若干已经发现的古本经书，另立解说，与今文家相抗衡，引起所谓“今古文之争”。古文是以秦篆以前通行的“籀文”写成的书籍，经人收藏，度过秦火的劫难，而于西汉陆续发现。被发现的重要古文经书有《春秋左氏传》、《古文尚书》、《逸礼》等。此外刘歆并把《毛诗</a>》（汉初毛亨训传）列为古文。今文是汉初因经书并无完整的古本出现，全凭秦代学者的传述，以当时流行的文字（隶书）纪录而成的书。汉代五经博士，研究的皆是今文经书。刘歆不但提倡研究古文经书，并主张设置《左氏春秋》、《古文尚书》、《逸礼》及《毛诗》博士，大为当时今文家所反对，立学官的事，终告失败。直到王莽时，才为上述四种古文经传设立博士。


    东汉时代的学官，仍为今文；古文各家，始终未置博士。但民间研究古文经传之风大盛，学者辈出。诸如明帝时的贾逵，桓帝时的马融</a>，都以治古文名家。而马融的弟子郑玄</a>，遍注诸经，以古文经为本，兼采今文经说，成为一代大师。古文家的特点有二：一是以考证为先务，即以汉代通行的语言文字，考证秦以前的语言文字。二是兼习众经，不分今古，并究及纬书。因为既讲求考证，即须兼习诸经；如专习一经，或墨守一家的师说，即无需训诂。因此东汉儒家的学风，为之丕变，研究经书的领域，也较前大为扩展。但因专门讲求考证而忽略思想，到东汉末年，儒学已成为无灵魂的空架，知识界几成一片真空</a>，佛学所以能乘虚而入，与此大有关系。


    自西汉末年谶纬之学兴，儒家思想已为迷信所笼罩，变得迷离惝恍。儒学似乎专为野心家如王莽之流跃登皇位而设，别无一用。前面说过，法家早于成帝末年衰落。哀平之际，政事虽已渐紊，尚有前代的旧法可循。到王莽成立新朝，亟图改制，但西汉的法治精神，至此已荡然无存。当时儒学虽盛，即武帝以后流行的“以《春秋》决狱”故事亦不可复见。惟知议论典章，连年不绝；而郡县首长，却多虚悬，甚至官吏不予饷给，一任其侵渔百姓。这样的政权，焉有不亡之理？东汉光武帝及明帝虽也崇儒，但讲求法治，未始不由于王莽失败的刺激。


    七　法家的儒化


    先秦时代的法家，以儒家为破坏法治的主力之一。故韩非子</a>以为“儒以文乱法”，力加排斥；及秦统一，李斯更有坑儒之议。法儒之不并立，可以概见。武帝为尚法之主，但因汉人以亡秦引为深戒，不敢纯袭秦法，遂一面又提倡儒术。儒家既兴，儒生颇有任法吏者。他们常用经书古义来判决大案，侈谈“诛心”之论，形成“以《春秋》断狱”的风气。例如元狩元年（前一二二年），董仲舒弟子吕步舒奉命查办淮南王谋反案，即以《春秋》之义判定其各种罪名［61］。类此的事，不止一端。由于汉代儒学与阴阳家合流，法家的思想理论，也沾染了不少儒家及阴阳家的色彩。例如汉代决囚多在孟冬，春月不能行刑，这种司法行为须应于天时的原理，便与阴阳家有关。又如学</a>者论法，多主以德为主，以刑为辅。西汉初年，即常有此论调。到东汉，更促成了法家的儒化［62］。


    东汉光武帝提倡儒学，并表彰节行。明、章二帝继之，儒学大兴。六十年间，政治淳美，蔚为盛世。章帝以后，政治渐衰，但儒家的盛况不减。到桓灵时代，政治益坏。而不少士大夫以名节相尚，洁己修身，不畏强御，未尝不是提倡儒学的绩效。虽然如此，汉室中央仍保存了浓厚的阴阳家思想，谶纬之风，始终未除。东汉一代三公因灾异而遭罢免的，远较西汉为多，这种现象，尤以东汉末年为甚。


    光武为政，虽以保守恬退为原则，但崇尚法治。明帝用法，更为严厉。如楚王英（光武子）以谋反被废自杀，为这件事牵连而被处死或流徙的，便有数千人［63］。章帝即位后，因陈宠的建议，减省刑罚，政风日趋宽厚。陈宠出身于法学世家，其曾祖父咸，成哀时以精律令为尚书。父躬，于光武初年为廷尉。宠明习家业，明帝时曾为司徒府辞曹，掌天下狱讼。章帝初，宠任尚书。当时承明帝余风，吏政犹尚严切。宠认为帝新即位，应改前世苛俗，乃上疏章帝云：“……《诗》云‘不刚不柔，布政优优。’方今圣德充塞，假于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荡涤烦苛之法；轻薄棰楚，以济群生；全广至德，以奉天心。”章帝采纳宠议，除去惨苛法律五十余条，并禁绝鉆鑽等酷刑［64］。陈宠以法学名家，而上书称引先王，主张荡涤苛法，几失去法家的真面目，可见其受儒家影响之深。他的行事，也是东汉法家儒化的明证。


    章帝的简省刑罚，历代史书皆称善举，但究其事实，却也发生极大的流弊，其影响更远及于汉末。章帝秉性仁柔，本应以严法济之，既从宽典，遂至贵戚骄横，目无法纪。如外戚窦宪，以贱价夺取沁水公主（明帝女）田园，公主畏其势不敢与较。章帝虽曾以此事严斥窦宪，但终未置之于法［65］。光武明帝两朝所培养的法治精神，至此再度废弛。其后直至桓灵时代，汉政始终未走上法治之途，儒学虽盛，亦无补于国事，直至汉帝国瓦解而后已。


    和帝以后，政治渐紊，外戚宦官，更迭擅权，每次政权的转移，必发生流血事件。他们率多违法干犯，视刑典如无物。至于若干“酷吏”，虽用法惨酷，但大都是外戚宦官的鹰犬，只能施其荼毒于正人君子而已。其间虽有明达之士，主张法治，但徒托空言，不为汉室所采纳。桓帝时的崔寔</a>，著“政论</a>”数十条，力主严刑，而讥俗儒的迷信德教。他认为：“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轨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又云：“为国之法，有似理身，平则致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罚理平，是以药石供养也。”［66］崔寔论政，虽尚严法，但也承认儒学的价值，只是认为德教无以除残，这是法家儒化的又一例。


    法家的儒化，使东汉政治趋于迂缓，丧失西汉盛时发扬蹈厉的政治精神。加以君主大多为童昏之流，母后干政，任用非人，执法不公，政治益趋败坏。桓灵时代，朝中的若干名士和太学生联合，与宦官抗衡，至死不屈，造成两次党锢之祸，善类一空，可以说是儒学价值具体的表现。但此类贞士，为数不过七八百人。而大多数的儒家朝臣，为保固名位，甘为宦官的奴仆，恬不知耻，宁坐视国家的危亡，而不肯放弃其身一朝的富贵。这种现象，与东汉末年选举制度的破坏有关，当时的获选者，多为权贵的子弟或谬有虚声名实不符的浮华少年，因此贞士少而庸劣者多。


    献帝时，曹操</a>当国，他可以说是东汉儒家政治的反动者。他用法尚严，曾复三族之罪，并欲恢复肉刑［67］。他曾于建安十五、十九及二十二年三次下令，公言选用官吏，只问才能，不问德行。他于二十二年（二一七年）的令中说</a>：“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68］他的话，可以说是对当时儒学的一种猛烈攻击。他以优越的军事才能，扫灭群雄，统一北方。更以法家的手段，使州郡治理，民困复苏。但他最后走上篡夺之路，不特使汉室灭亡，江山易主；更摧毁了业已衰落的儒学，把中国的学术思想，引入另一个新的境界。


    原载《食货月刊》复刊五卷十期，一九七六年一月


    【注释】


    ［1］参看《史记</a>》卷九九《叔孙通列传》。


    ［2］参看《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汉书卷八八《儒林传》。


    ［3］参看《汉书》卷二三《刑法志》。


    ［4］参看《史记》卷一〇二《张释之列传》。


    ［5］参看《史记》卷一〇一及汉书卷四九《晁错传》；《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6］参看《史记》卷八四《贾生列传》。


    ［7］参看《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


    ［8］参看《史记》卷一〇四《田叔列传》。


    ［9］参看《史记》卷一〇二《张释之传》。


    ［10］参看《史记》卷五六《陈丞相世家》，卷四九《外戚世家》。


    ［11］参看《史记》卷九六《张丞相列传》。


    ［12］参看《史记》卷一一一《公孙贺列传》。


    ［13］参看《史记》卷十《文帝本纪》。


    ［14］参看《史记》卷九一《黥布列传》，卷九七《郦食其列传》及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


    ［15］参看《史记》卷九七《陆贾传》。


    ［16］参看《史记》卷一〇一《袁盎列传》。


    ［17］见《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


    ［18］参看《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


    ［19］参看《汉书》卷二《惠帝纪》，卷三《高后纪》，卷二三《刑法志》。


    ［20］参看《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21］参看《史记》卷一〇六《吴王濞列传》。


    ［22］参看《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


    ［23］见《史记》卷九《吕后本纪》。


    ［24］见《汉书》卷四《文帝纪》。


    ［25］见《汉书》卷五《景帝纪》。


    ［26］参看《汉书》卷六《武帝纪》，卷五六《董仲舒传》。


    ［27］参看《汉书》卷二三《刑法志》（不载年月）；《资治通鉴</a>》卷十八“元光五年七月”。


    ［28］参看《汉书》卷九十《酷吏传》，卷六十《杜周传》。


    ［29］参看《汉书》卷六《武帝纪》，《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


    ［30］参看《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


    ［31］参看《汉书》卷六《武帝纪》。


    ［32］同［31］。


    ［33］见《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


    ［34］参看《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


    ［35］参看《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


    ［36］见《汉书》卷九《元帝纪》。


    ［37］参看《史记》卷九七《陆贾传》。


    ［38］参看《汉书》卷四九《晁错传》。


    ［39］参看《汉书》卷四八《贾谊传》；贾谊《新书</a>》第一卷（载《汉魏丛书》）。


    ［40］参看《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


    ［41］参看《汉书》卷四四《淮南王安传》；《淮南子》（载世界书局出版《新编诸子集成》第七册）。


    ［42］见《汉书》卷八《宣帝纪》。


    ［43］见《汉书》卷七六《张敞传》。


    ［44］参看《汉书》卷八九《循吏传》。


    ［45］见《汉书》卷七四《丙吉传》。


    ［46］见桓宽</a>《盐铁论</a>》（载《新编诸子集成》第二册）


    ［47］见《汉书》卷七五《夏侯胜传》。


    ［48］见《汉书》卷九《元帝纪》。


    ［49］参看《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


    ［50］参看《汉书》卷七〇《陈汤传》。


    ［51］参看《汉书》卷六六《陈咸传》。


    ［52］参看《汉书》卷七八《萧育传》。


    ［53］参看《汉书》卷八三《朱博传》。


    ［54］参看《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春秋繁露》（载《汉魏丛书》）。


    ［55］参看《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瑕丘江公传》。


    ［56］参看《汉书》卷七五《眭弘传》。


    ［57］见《汉书》卷七七《盖宽饶传》。


    ［58］参看《汉书》卷八五《谷永传》。


    ［59］参看《汉书》卷九三《佞幸传》。


    ［60］见《后汉书</a>》卷一上《光武帝纪上》。


    ［61］参看《汉书》卷八八《儒林传·胡母生传》；《汉代学术史略》页一〇八至一一一（启业书局）。


    ［62］参看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页六至一九及页二七至三八（商务印书馆）。


    ［63］参看《后汉书》卷二《明帝纪》。


    ［64］参看《后汉书》卷四六《陈宠传》。


    ［65］参看《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


    ［66］参看《后汉书》卷五二《崔寔传》。


    ［67］参看《三国志</a>》卷二二《陈群传》。


    ［68］参看《三国志》卷一《魏武帝</a>纪》注。